九乡新闻网黑暗之魂3发狂暗灵契约:特别报道-“可怕的”美国教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21:35:18
特别报道-“可怕的”美国教育
(2011-03-02 11:21:23)转载 标签： 美国教育
教育方式
杂谈
分类： 封面报道
尽管在阅读、科学和数学三项测试中美国学生完败，但美国依然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度。美国如何通过看似“失败”的基础教育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美国为什么依然拥有全球最好的大学教育体系？
别小看了美术老师的作用
一切为了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中国的家长们永远不会明白，用什么方式才能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
特约记者 | 楚涓
1999年，16岁的我来到了美国，开始了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活。扑面而来的是完全听不懂的英语和全新的文化。在痛苦的适应过程中，最大的快乐就是一周四小时的美术课。
陶艺和数学一样重要
我从小就是个喜欢美术和手工的孩子。但是画画、做手工一直以来都被父母和老师们认为不是“正经事”，从小学开始，美术课就被挤压为一周只有两节。上了初中，一周一节的美术课还常常被数学、外语的考试占用。
感谢我有个开明的妈妈，课余时间没有逼着我去上辅导班，而是花钱请了一位美术家教，让我每周可以涂鸦两个小时。也许妈妈心里也曾偷偷希望过我能画出点名堂，但却从来没有逼我参加什么比赛。这种漫无目的的涂鸦也不得不在初二的时候停止了，妈妈也开始舍不得那每周两个小时的时间，让我用来复习数理化。
由于还不能适应美国的选课制度，第一学期的课程是老师给我安排的。三堂ESL（为非英语母语的学生提供的英文课）、一门中级数学、一门世界历史、一门陶艺课。当我拿到课程表时，发现陶艺课竟然与数学、历史这些国内的“主科”一样一周有四小时的课时。
我以为是课表出了问题，就去找老师询问。
老师说学校的要求是每学期必须选修一门数学、一门文学、一门自然科学、一门社会科学和一门艺术类课程，每门课每周的课时都是4小时。其实我很想尝试陶艺，但总觉得每周花四个小时在陶艺教室里玩泥巴是在浪费父母的钱。我再三要求把陶艺课换成物理，老师还是没有同意，理由是希望我腾出更多的精力来补习英文和适应环境。
美术老师地位高
陶艺课老师是个留着花白平头的日本裔老头，总是穿着棉布T恤和肥大的短裤，趿拉着一双塑料凉鞋，像是谁家的爷爷，又像个很有故事的智者。
他讲课的时间很短，一次是讲解陶土的特性，一次是讲解各种工具的用途，其他时间都是让我们自己来操作。等学期到了中间，我们手工制作了一些陶土作品之后，他又给我们讲了一次如何使用拉坯机。学生们很喜欢他，有事没事都缠着他聊天，我也看到一些高年级的学生自习课的时间过来找他，关起办公室的门来聊心事。
想起在国内时，我的美术老师可没有这样的地位。美术课基本都被数理化等“主科”强占了，学生们似乎也不愿意听美术老师的话，上美术课时大多数同学都偷偷地背单词或做题。美术老师似乎也知道自己的边缘地位，总是低着头捧着一大堆教具独自从学校里穿过，没有学生有心情去拍美术老师的马屁，所以他没有课代表。
可惜那位老师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画得一手好丹青，只能在校庆时用来布置礼堂。我喜欢美术，总是很乖地交作业，所以老师认得我，有时候叫我帮他搬教具回办公室。一次国画课后，他对我说：“小姑娘，水墨画画得还有点意思，有基础吗？”我回答，小时候学过，早不学了，要复习考试没时间。他也只是遗憾地低声笑笑。
直到工艺美院并入了清华大学，美术老师才被学生和家长们重视起来，很多分数原本够不上清华的都打起了清华美院的主意，以为跟着美术老师恶补几天素描和色彩就能以比较低的文化课成绩换一张清华大学的入场券。目标是清华，不是美术。
孩子的创造力来自何处？
美国的学校很重视艺术类课程，我读的高中开了素描、油画、陶艺、现代舞、芭蕾、戏剧、摄影、乐团等多门艺术课和课余兴趣组。美国的高中生大多有一两项艺术特长。他们目的性没那么强，大多出于兴趣，就连老师的教学在中国人眼里也缺乏计划。
比方说我的陶艺课，没有硬性作业，只要求期末之前交出三件作品作为成绩。我学不会拉坯，怎么也转不出圆瓶子圆碗，心里很担心交不上作品，不及格。美术老师倒一点也不急，说：“谁说非得拉坯才是陶艺？手工捏的也可以，想捏什么捏什么。”
我看他没有什么心情教，就自己赌气和泥玩，捏了个人形陶偶。形体捏不出来，就干脆弄个宽袍大袖的古装；头的形状拿捏不好，我干脆给它加了个云鬓，成了个古装仕女；仕女比例不好，站不住，我就捏了个小船让她坐进去泛舟。
自己玩得不亦乐乎之际，老师走过来，问我的作品是什么。也不知道哪来的灵感，我居然告诉老师，捏的是一句宋词：“中国古代有个女词人，她在战乱中和丈夫离散，坐船出游的时候，写下了‘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我捏的是这句古诗。
没想到老师居然欣然接受我的说辞。把我的作品举起来给大家展示，振振有辞地说“这个作品来源于作者自身的文化背景，体现了我们身边文化的多元性。”引来大家一片掌声。
就是这句称赞让我爱上了陶艺，在接下来的高中三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在陶艺教室玩泥巴。我远没有成为陶艺家的可能，一直学不会拉坯，但是我自娱自乐地捏了一堆站不住的贵妃醉酒、昭君出塞，拿着这些七扭八歪的泥人给老师和同学们讲了一个又一个中国故事。
新闻里提到，美国的高校普遍反映中国留学生创造力差。在一个把启发创造力的艺术课压缩到最少的教育制度下，创造力在某种程度上被抑制是可想而知的结果。在有限的美术和音乐课中，又有很多条条框框：素描要像素描，美声要像美声，只求结果不求过程，任何逾越界限的创新都会被无情地打压。
老师家长们也许没有想过，有多少创造力是在肆无忌惮地玩泥巴过程中产生的？■
没有学历也能在加拿大当老师
亲历北美“带拉”式教学
孩子们在中学学到的实用知识，都是他们的师哥师姐教的，老师只负责督导和评分。
文 | 张伍
在中国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15岁的我移民加拿大，历经三年的标准北美公立高中，由于选课的失误，并没能在19岁成人前顺利毕业。后来在公立成人高中厮混两年，我才得到高中毕业证，至今还未取得大学文凭。
在很多人眼里，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没有资格谈教育。但是从上高中时期开始，我就兼任IB中文（IB课程是欧美各国皆承认学分的高中课）的助教，毕业后又留校做过两年戏剧课的助教及代课教师，学生们也叫我一声“张老师”。
夫子曰：“三十而立。”30载的求学生涯随着家庭侨居海外被拦腰截断，太平洋两岸大相径庭的教育对我“外修业、内修身”的过程造成了相当复杂的切割，其纠结程度远超过汉字英文的读写之别。
于学生时期，适应不适应都避免不了被动盲从，而后有幸亲执教鞭，通过处理安排教学任务，年青蒙昧的我才逐渐多了客观的理解和反思。
想成为成功的学生，在哪都不容易
北美高中使用的是学分制。以我所在的高中为例，按时毕业要完成80个积分。每年必修四门，选修四门。必修课每门4分，选修课有2分的，半年可以修完，需学生自己权衡抉择，再加上固定的义工时间方可正常毕业，某些校外修业或特长也可抵学分。
这种数字化、统筹化的教育制度，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可谓极端功利，将商业化的头脑从小植入学生的思想里，因为修学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挣工资（积分）或买商品（选课）。于是，得陇望蜀（提前完成毕业任务，利用多余的课时多学选修课以冲名牌大学）或刻舟求剑（类似计划经济，规规矩矩按学年制修课结果毕业时发现积分远不够毕业标准）等现象频繁发生在稚气未脱的高中生身上，权力就这样被巧用或挥霍了。
国内许多学生羡慕北美高中课时少、假期多，看似很轻松，其实在加拿大高中成为成功的学生一点不比国内高考容易。当然，同样是天的尽头，鲲鹏能飞过去，鱼虾能游过去，破塑料袋儿也能飘过去。只想拿到高中文凭的人，在“刻舟求剑”式的节奏里忽快忽慢地晃悠，再东拼西凑些义工时间，也凑得齐那80分。
往事不堪再提，我本人连那种节奏都没找到，只得不争气地“进阶”到同样积分体制的成人高中从头学起，紧紧地用了两年才拿到证书。
学长教学弟妹的模式
而由于我的助教任务分为两类课——以兴趣学生为主的戏剧表演课和以国际文凭学员为主的汉语文学课，所以我的学生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全为兴趣的，另一类则多为进取心极强、时间极压缩、生活极不从容的精英类学生，他们大多是华裔，带着原汁原味的国产重压在宽松的每日四节课里慎重地筹措每一分钟，因为他们报的都是名牌大学。此两类学生和其他普通或者更差的学生们，就这么一级级地在同一所学校里共同上着课，颇为和谐。
每门课的老师只管完成自己的教育任务，互相间是没有协商通融的，而如何抉择分配，此张彼弛，都由学生自己定夺。由于英语课作业紧张，只得放弃汽修课的四分，那当初为什么选它而不选两分的艺术课，或干脆给自己空一节课时用来写作业复习？我想，年轻的他们，若经此缺失而不像我一般放弃，便会多少明白取舍的代价。
学校里基层校工的工作有一半都是为了完成义工分的在校生来完成。学弟学妹的不少本事也是从师兄师姐那里学来的。严重偏科的我得益于这种教学制度，才当上了助教。许多华侨父母常会产生这样的顾虑：让13岁的子弟跟18岁的学长去做校内服务、排演话剧、维护学校设施等毕业必需的义务劳动，利耶弊耶？作为主管话剧的表演系助教，我通过观察，还是觉得好处更多一些。
以表演课为例，我所在的学校25年来的舞台技巧、电影知识基础、话剧排演工作完全是由一位老师手创主抓的，而近20年来的教育任务（包括话剧常识，斯坦尼、布莱希特等基础理论，无实物表演特训、生活小品、形体控制、DV使用方法、剪辑制作流程、舞台灯光、舞美特效等）几乎都是由一届届高年级学长向低年级学生在完成任务过程中一点一点传授，老师的工作只是组织、监管、评判、统计和打分。
这与中国曲艺和武术界“带拉”的制度可谓殊途同归。
教育如何让人懂得生活
形式类似职高的北美公立高校，其实注重的便是其“进阶”之意（原词乃“Secondary”），是让小学毕业的孩童在进入大学和社会前，对现代的职场得到基础性认知的必要步骤。但是，在全面培养组织能力之时，它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就是涉猎广而不精专，基础不牢靠，尤其是基础科学，数学课最甚，其水平和中国高中的具体差距已广为人知。
其次，在这样的体制下，学员们没有集体政治氛围的压抑，可以天然健康地壮大自己的天才，也能有充分的空间蓄养自己的气场，但他们的礼貌呢？德行呢？只能指望个人或家庭的修养。在加拿大，持枪、吸毒皆为合法，社会自由度极高，虽对年龄有严令，可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拴得住腿，拴不住心。孩子们在可塑性最强的年龄却“敞开了放养”，我的感觉是——野。
如此的教育理念，在偏安一隅的北美至少推行了上百年，包括我的老师以及他的老师，经历的都是同样模式的12年，再之后就是四年大学、择业、择偶、成家和退休。
在我的印象里，温哥华本地不生产精英，谋断夺魁的都是外省人、美国人或外国移民。机械化的教育系统已经让此地不需要精英，所有人自站到起跑线上便贯彻了一生的游戏规则。如果再延伸些说，我只能讲这里的人从学生到出师入世一届届、一辈辈虽早已滚进了无法改革的工业化系统，却总能在机械化的格式中得到非机械化的收获。
而那种收获，叫生活。■
美国教育“衰而不败”启示中国
在中国，中小学为应试死命学习，到了大学反而马虎；美国中小学比较“散漫”，让儿童自由发展，到了大学阶段则要求严格。
特约撰稿人 | 南桥
近日来，耶鲁大学法学院蔡美儿教授的《虎妈战歌》一书，在美国引发了一场关于中美教育差异的大争论。包括《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在内，美国诸多媒体都卷入了争论漩涡。
这场争论触及了两种文化最内核的一些东西，比如两国家庭的育儿哲学差异，两种教育体系对于学生的不同期待。而这个争论的“大气候”，则是美国人对教育体系深重的危机感。
在2010年末的国情咨文演说当中，美国总统奥巴马甚至说这个年代是美国新一代的“斯普特尼克时刻”。
从“斯普特尼克时刻”自省
“斯普特尼克”是前苏联发射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名字。这颗卫星上天之后，美国人深受刺激，觉得被苏联人抢了先，美国落伍了。这种耻辱感激发了美国后发制人的动力；这种刺激借助电视等现代传播手段，深入到千家万户。
我曾听过电影《农民宇航员》的原型希克姆绘声绘色地描述“斯普特尼克”上天，如何激发了他和小伙伴们在自家院子里研制火箭的旧事。这以后，我也对“斯普特尼克”对于美国人的冲击有了深刻的印象。
奥巴马所言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指的是在教育领域的挫败。放下如此重话，足见奥巴马觉得美国的教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种挫折感的直接诱因，可能是在一些国际比赛当中，美国被其他国家甩到了后面。2010年，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50万学生参加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考试中，5100名来自上海的考生力拔头筹，远远把美国考生甩在了后面。
此考试之后，《纽约时报》引述里根时代美国教育官员费恩的话说，如果今日的上海考生能考出这等成绩，到了2019年就会有10个中国城市能做出同样成绩来；到了2029年就会有50个中国城市能做到这一点。而美国教育部长邓肯也注意到了美国在这一考试中的落伍，表示这应该是一记“警钟”。
“唱衰”大合唱
在历史上任何时候，一旦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在任何领域遇到挑战，这种“教育危机”的呼声就会此起彼伏，如苏联卫星上天、日本经济腾飞、中国号称崛起之时。说到底，国家的发展看的是人的能力和水平，而这一切都是离不开教育的。一旦出现国势衰微的迹象，人们自然要去追究教育的责任。
此外，教育问题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故而也容易成为政客操纵的话题。在美国，没有哪一次总统选举，候选人不把教育拿出来大做文章的。
除了联邦政府之外，各州也一样时时在敲教育警钟。几年前，我参加过一次西弗吉尼亚州的科技大会。在大会发言时，该州督学斯蒂夫·佩恩博士居然不说技术，从头到尾都在说教育。
他说他去中国云南一所小学考察、听课，课上老师用投影仪打出授课目的、学习内容等，然后大家开始了口语练习。他说这是中国的学校在积极地让学生“运动”（kinetic learning）, 然后再诉诸图像，然后诉诸听说，等于把多个感官全部调动了起来。更让人惊奇的是，这个五年级班上的一个小学生“用英文跟我说：Dr. Paine, this is active learning!”（佩恩博士，这是主动学习。）
我在下面听得吓了一跳，怎么小学五年级学生会知道什么是“主动学习”? 或许这是当地教育部门为迎接外国官员考察而提前做好了准备，不过佩恩博士所言确实也反映了美国教育的一些弊病。
比如，他说美国的教育改革开始强调学生的考试成绩，由于考试成绩决定教育经费、教师聘任等重要因素，教育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应试教育。而应试教育最容易解决的技能反而是低层次的技能，比如对书本知识的记忆。“中国本来是最重视应试教育的国家，但中国人现在正在强调学生的创造力和想像力，而这些更高层次的能力过去本是美国赖以强大的根本。”
而在民间，这种焦虑感更显迫切。美国商界领袖鲍勃·康普顿花了两年时间追踪来自美国、中国、印度三所一流高中的六个中学生，并制作了一部极具争议性的纪录片《两百万分钟》。纪录片中，美国学生热衷社交网站、姐妹会之类花里胡哨的活动，中国的学生则在睡觉前看微积分的普及读物。
在高中阶段大约两百万分钟的时间内，中国和印度的学生花费在学习上的时间，远超过美国高中学生。上文所述的佩恩博士也描述了云南某高中学生的普通一天：大清早做早操，上午下午学习，晚上还上自习，回家后父母继续督促他们做家庭作业。他说中国学生实在太用功了。相对而言，包括他儿子在内的美国学生简直太过慵懒，成天玩耍。他的结论是，如此下去，美国的竞争力怎么维持？
康普顿是一位风险投资商人，他之所以“越界”关注起中、印、美国三国的高中教育，也是因为他看到了教育和美国竞争力之间的关联。
在学界，质疑教育政策的声音从来不绝于耳。特殊禀赋教育专家克莱格·霍利、艾米·霍利和埃达维娜·彭达维斯教授就十分典型。他们觉得美国学校里有一种“反智倾向”，比如过于重视情感教育，重视抽离了内容的“高等能力”，而蔑视打基础的内容教育，低效地在“真空”里培训这些技能。
“虎妈”争议出台之后，我曾联系彭达维斯教授，想知道她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她回答说：“你知道，我比较倾向于她（蔡美儿）的哲学，而不是那种娇纵、容易的育儿哲学，不过也不能因为要求苛刻，而使得教育成为缺乏兴趣的纯粹负担。如果父母具有爱心，真心希望孩子成功，那么不但要提高要求，而且也要增加支持。”她接着又说，如果“要求过高”和“要求过低”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她宁可要求过高一些。她说她作为教育顾问，去年一年走访了很多西弗吉尼亚州的学校，发觉这些年教师水平大有提高，可是教学内容过于简单。
由于基础阶段内容简单，很多美国高校甚至设有专门的课程，帮助刚进入大学的新生恶补本该在高中学会的知识或技能。比如笔者所在的学校就有一个常设的“桥梁”项目，帮助刚入学的大学新生填补教育的差距。
我还遇到一个附近州立大学的教授，我说我们都是从事高等教育的，他说他的学校没有什么“高等教育”，而是在提供“全部教育”，言下之意是美国学生们并没有打好基础，以至于很多东西要到大学里重学。但换个角度去看，这也说明了美国高等教育水平之高。
为什么“衰而不败”？
和“垂而不死”的资本主义一样，美国教育可以说在不断的唱衰中“衰而不败”，世界各国的学生还对美国趋之若鹜，整个教育体系内人才济济，很多学科走在世界前沿，这又是为什么？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原因可能有如下这些。
美国联邦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在2010年国情咨文的施政演说里，奥巴马用很大篇幅强调教育，比如在政策上，他提出“力争上游”, 让各州开展竞赛，改进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这有别于布什时代的“一个孩子都不掉队”。布什时代的方法注重惩罚，不能落伍，不达标得不到联邦资助。奥巴马的做法虽然本质上未必就有太大差别，但是强调奖励，希望重奖之下出勇夫，以提高教学质量。
奥巴马还从微观层面，主张提高对学生的要求和期望。他还特意强调，不要让小孩追捧橄榄球赛，应该鼓励在科学里取得成就的英雄。他希望大家尊重老师，还举例说韩国人把老师比作“建国者”，并希望社会给予老师足够的尊重。
美国各级政府的教育资源投入非常大。各地税收很大一部分直接进入地方公立教育体系。各种各样的政府教育基金多如牛毛，鼓励学校、教育机构和个人申请，以改进教育质量。另外也有很多民间基金会大力扶持教育，其资金和实力之雄厚，有时候足以和政府的资助等量齐观。
注重调查研究也是美国教育衰而不败的一大秘诀。笔者在美国教育学院就读时，课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研究方法课。纯粹“理念”式的研究似乎不被推崇，很多学刊的重点文章都是实证研究。
与之相比，国内包括一流学术期刊的文章，有很多是比较空洞的概念文章，缺乏实在的数据支持。中国的教育学者有很多更关注“面向21世纪的远程教育”之类的宏大话题。中国教育本身是一个研究的富矿，但我很少看到有媒体刊载对某某中小学教育方法开展“田野研究”或实验对比的报道，我相信这样的研究会更有价值。
在美国，教育项目是成是败不由实施者和主管机构决定，而多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这些评估本身也是一种教育研究，一些重大评估项目的负责人多为教育研究学者，而不是政府决策部门人员。由于机构相对独立，评估相对客观，也容易得到大众认可，故而对教育影响很大。
在国内，据我观察，一项教育措施出台后，比如教材的改革，总是一些话语激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舆论上吵翻天，好像没教育学者什么事。如果说美国学校有“反智倾向”的话，我们的社会更有，比如对教育学者的普遍不信任，称之为“砖家”、“叫兽”。这种舆论风气千万不能助长；不应用一些不负责任学者的错误去全盘否定学界所有人的水平和诚意。
美国最出色的是高等教育
如果说基础教育比较薄弱的话，美国的高等教育则可以称得上十分出色。
在中国，中小学为应试死命学习，到了大学反而马虎。美国中小学比较“散漫”，让儿童自由发展，到了大学阶段则要求严格。中国大学许多课程里，学生平时随便听听，然后对付一下期末考试。美国高校很多课程十分繁重，一门课下来，大家除了期中期末考试之外，还有平时各种项目、报告、演示要完成，学业负担十分沉重。
美国的高校基本上宽进严出，入学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但是读出来很难，尤其是美国的博士学位，五年读完算是好的，七八年也很正常。2010年，《高等教育纪事报》发布了全美国研究院对5000个博士项目的一项评估，发现读完学位用时最长的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分校的音乐博士学位，所需时间平均要16.3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严出”也化解了一部分中小学教育阶段的“教育危机”。
但是仅有严格显然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重大的资源投入。高等教育是非义务教育，高校在很多方面具有企业的一些特征，但是高校产业化的趋势总是受到质疑。学者丹尼尔·伍尔斯特和泰迪·菲舍尔就曾撰文表示，不能把学生和老师的关系简化为一种“客户服务”的关系：“不要把高等教育做成汉堡王。”
既然不能按照企业方式去经营，那么高等教育的发展资源来自何方？其实，美国高等教育背后的一大“金主”还是美国政府，其资助教育的方式包括直接拨款、基金拨款和给学生提供的各种低息贷款项目。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是惊人的。我目前还没有找到美国去年年度高等教育投入的数据，但是根据美国教育部官员玛莎·康特尔的预计，美国政府2010年发放的各项教育基金、贷款、助学基金数额高达130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希望在2020年前，将美国人获得大学文凭的比例从现在的40％提高到60％。
这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和大量的投资甚至遭到了社会的质疑。2010年8月，《福布斯》杂志发布了一篇唱反调的文章，说美国的高等教育投资过度，因为在2008～2018年间预计就业岗位增长最多的职业里，仅8％需要大学以上学位。而今一味强调大学学历的做法，是把本该投入到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上的投资滥用到了四年制大学里，以至于产生了“拿着历史硕士学位去修剪树木”或是“数学本科生去修理锅炉”的现象。
这种异样的声音也很宝贵——有人这么泼泼冷水，会给过热发展降温，不至于一窝蜂发展某一个领域的教育。这种言论渠道的畅通，也是整个社会系统善于自我总结、自我纠偏的一种表现。
但是，能维持美国教育水平最为重要的一点，我想还是这种居安思危的危机意识。我问彭达维斯教授：为什么我一直听到“美国教育出现了危机”这样的说法呢？她回答说：“这种危机意识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时间，危机意识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而后她反问：“这种危机意识的存在，不也是好事吗？”
诚然，骄兵败，哀兵胜。可怕的不是“唱衰”，而是在“唱盛”之中，逐渐陷入自我麻痹，最终由盛而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