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大操白富美 xxoo:衡宝战役中的135师

1949年9月，四野大军南下，程子华的第13兵团从西路挺进湘西，肖劲光的第12兵团从中路出击，向衡阳、宝庆（邵阳）之敌正面攻击。12兵团指挥第40、41、45、46、49军，外加配属的二野5兵团第18军，共六个军十九个师。二野5兵团16军和17军为四野指挥的战役预备队。
12兵团正面之敌是白崇禧的桂军，狡诈凶悍，其主力没有受到重大打击，如兵团向各军下发的作战指示中所说：从武汉战役以来的对敌作战，“有许多仗应该胜利而未胜利，有许多仗不该吃亏，而吃了亏”，要引起足够警惕。（12兵团1949年9月20日《秋季战役作战指示》）
为了能够抓住敌人，野司命令中路军不要急于冒进，要与侧翼部队协调配合，保证能够围歼敌军。白崇禧虽然很难判断“共军”意图，但却否定了部下退到广东或者广西的建议，主张在衡阳一带“凑足五个军”向长沙反攻。他认为，虽然“长官部”位置有些靠前，但尚不能移动，否则“会影响国际观瞻，影响美援，因美援正在交涉中，所以必须暂缓后撤。”他要求部下再打一场“青树坪战役”。
四野抓住白崇禧错误判断的时机，部署在湖南境内歼灭桂军，10月2日，四野司令员林彪、第二政委邓子恢致电12兵团，严令各部“先完成迂回切断，再进行包围攻击；正面部队须等待迂回部队到达，而不可进得太快；在情况不明时，应大胆渗透迂回切断，而不与国民党军正面相持。”
10月5日，12兵团控制了青树坪、花江楼、渣江一线，白崇禧已看出共军主攻方向不是东面而是北面，于是急调各路部队，在衡宝公路不过一百公里的地段投入了十三个师的兵力，与12兵团的十九个师相差不多，且先于共军部署在衡宝线，摆开决战的架势。解放军要打歼灭战，困难很大。
4日晚23时，林彪、邓子恢电令中路各军：“目前我第一线兵力不够优势，各部应即在现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待候我兵力之集中。”此前，林彪命令杨勇的5兵团和程子华的13兵团调整部署，准备参加中路的会战。四野判断出白崇禧的企图“不是撤退而是与我军决战”，因此向军委报告了集中兵力的决心。
10月5日10时30分，野司命令衡宝公路以北的部队停止前进，公路以南的部队则在水东江和宋家塘以南集结待命。5日18时，野司又命令除预备队16军、17军继续向前开进外，“其他在衡宝线以北各部队暂勿南进，并迅速将各师位置电告。”电告的结果，只有45军135师因为没有接到停止前进的电令，已经在师长丁盛和政委韦祖珍的率领下按原计划连续行军二十四小时，前进八十公里，于5日12时到达衡宝公路以南的沙坪、灵官殿地区，无意中成了锲入敌后的一根钉子，也成了一支孤军。45军军长陈伯均事后说：“135师这次进入敌后，在我们主观上来说，事先是无意的，不是有意的，但既然进入敌后，形成穿插，就起了很大作用。”（陈伯均：《参加衡宝战役的检讨》，1949年10月24日）有一种说法是丁盛不听停止进军的命令，擅自做主挺进敌后，陈伯均的话否定了这一点。
但林彪敏锐地抓住了战机，于5日18时直接发电给丁盛、韦祖珍并他们的上级45军军长陈伯均、政委邱会作及12兵团首长：“（一）你师明日上午应在现地休息和待命，准备下午向湘桂路前进，于六号十二时左右突然进至洪桥、大营市之线掀翻铁路。（二）你们暂时归我们直接指挥，望告电台特别注意联络我们。（三）目前敌后甚空虚，你们需采取机动灵活的独立行动，袭歼小敌，截击退敌。”林彪越过两级将在湖南出其不意插入敌后的135师纳入自己的直接指挥之下，而林彪的大本营在湖北武汉。唯此令的“六号十二时”有些不清楚，似乎应当是六号晚十二时，即二十四时。
此时，西路13兵团38军、39军掉头东进，背后的135师多处渗透，令白崇禧慌了手脚，连忙分兵部署撤退。他让自己的嫡系部队第7军打头阵，企图突破解放军围堵，夺路南逃。第7军是桂系主力，战斗力很强，解放战争到了尾声，它只损失了一个团，因此该军上下还很狂妄，自称“钢军”：“钢军硬，八路不敢碰一碰！”45军135师正面碰上了第7军。
10月7日开始，我军下达追击命令，并命令135师坚决阻击南逃之敌，配合主力聚歼敌人。135师主力在石株桥一线与敌第7军主力相遇，敌人想消灭135师，但该师凭借群山掩护，紧紧咬住敌军。135师403团一个营被敌军两个团兵力包围，力战不屈，从早晨战到晚上，敌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当天夜里，该营在老乡指引下乘暗跳出敌包围圈。
在135师的顽强阻击下，敌人逃跑的计划被打乱，战场形式瞬息万变。10月8日14时，林彪电令各部：“（一）凡是遇到敌人一个团或一个师兵力时，首先将敌人退路切断，围而不攻，等友军到达后再作有准备有配合的进攻。（二）凡未抓住敌人的部队则应参加包围友邻我军所抓住之敌，或继续猛追求得抓住一部敌人。”9日凌晨四时，又致电各军：“野司根据密息，只能规定各部行动的方向，但各兵团、各军必须以机断专行的精神，加强对各师的具体指挥，不可一切等我们的指示，以免失掉机会。”
10月9日，135师405团营以上干部正在看地形，眼前走来了敌第七军军部和172师，浩浩荡荡，看不到尾。135师来不及请示，当机立断，令405和404团投入战斗。405团全团兵力直扑敌人军部，将其与直属队截为数段。敌军部警卫营都是桂系精英，忠于白崇禧，战斗意志顽强，敌我双方展开血战。自16时30分到24时，405团以伤亡324人的代价，歼灭敌第7军军部和直属队大部。与此同时，404团将172师截住，黄昏前，我41军主力赶到，40军切断了敌南逃祁阳之路，45军和49也先后赶到，敌172师和其他三个主力师被歼，只第7军军长李本一潜逃。
战后，45军对135师405团团长韦统泰、政委荆建、副团长韩怀智、参谋长张维、政治部主任周文、副主任周子珍及全团官兵予以嘉奖记功，表彰他们歼灭第7军军部的战绩。10月12日，林彪、邓子恢发电表扬参战部队，特别提到“尤其是我119师、135师，顽强的堵击与反击了敌人，使敌人突围失败，更值得表扬。”13日，12兵团首长嘉奖135师，称赞他们“对这次追击白匪主力起了重大作用”，堪称“本军的模范”。
丁盛率领135师孤军深入敌后，在衡宝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伯均军长评述135师的作用时说：135师“首先使敌人全线动摇而实行总退却。其次，在敌人退却路上，与敌纠缠不清，因而又达到了迟滞敌人，便于我主力形成合围的目的。再次，我主力形成合围之前，又能配合主力，坚决堵击、侧击，以至消灭该敌。”战后，四野司令部做出《湘西、衡宝战役详报》的总结，特别提到“如这次45军135师插入敌后，对整个战役来说，起到了关键作用。”
时任四野参谋长的萧克在自己的回忆录（《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说：“衡宝战役的胜利，是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和四野各级指挥员的正确指挥以及广大指战员奋勇作战取得的。在讲这一胜利的时候，不能不说到林彪。前些年，有人问我，衡宝战役林彪怎么写？我说：‘应该实事求是地写。’当时，他是四野司令员、衡宝战役的指挥者。在战役中，抓住机会消灭白崇禧的主力，打得对，打得好，他注意抓白崇禧的弱点，以自己的优势兵力和指挥的灵活性，有力地打击敌人。他善于集中兵力，也谨慎，即便自己处于优势，也不轻敌，战术上总是以优势对劣势。。。。。。衡宝战役是他指挥的，整个进军中南也是如此。”
以上电文史料参考《中南解放战争纪实》 金立昕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325—354页 丁盛是林彪山头的人，虽幸运地躲过了九一三，却又莫名其妙地栽在“四人帮同伙”的罪名之下，令人唏嘘不已。丁盛“投靠”四人帮，没有理由，没有根据，唯一定罪的依据是徐景贤一伙的交待：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于1976年8月8日与丁盛“密谈”，丁盛告诉他们部署在南京上海一线的六十军他调不动，要四人帮注意。他们是听了丁盛的话才开始武装上海民兵的。对于这三比一的证词，丁盛断然否定。他说，六十军是他向中央军委建议部署在南京上海一线的，六十军不听他的，他瞎忙乎什么？！而且，如果这个说法成立，岂不是说南京军区其他部队都听丁盛的，都是四人帮的同伙？这是什么逻辑？
后来丁盛找徐景贤要求对证，但徐景贤却避而不见，也不做任何回应。1999年丁盛将军去世，徐景贤在2003年出版《十年一梦》，他在正文中根本不提这件与大军区司令密谋“政变”的重大事件及其来龙去脉，却又将当年在特别法庭上作供的原文附录在后面，继续宣传丁盛与他们“密谋”的说法，十分卑鄙。
丁盛被开除党籍、军籍，经多方申诉，以师级待遇收回部队，但去世后只能以“丁盛老人”的名义举行葬礼，令人心寒。丁盛回忆录已在香港出版。
我相信，丁盛宁可投靠林彪，也不可能投靠四人帮。丁盛若是四人帮一伙，上书劝进江青的杨成武又是什么？那可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