膀胱结石的原因:辽沈战役中的东野二局

 

辽沈战役前夕，东野二局总计400人，其中120名侦收员、60名破译员，并配有40余部电台。曹祥仁任局长

10月2日。东野二局侦悉，蒋介石飞抵沈阳，成立东、西兵团对进，夹击我围攻锦州之师。敌新五军和第九十五师拟于葫芦岛登陆，增援东线侯镜如兵团，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向锦州推进。林彪顿感压力倍增：“准备了一桌菜，来了两桌客。”

10月5日，二局乘坐20辆汽车随东野前指行。同日，二局报告，廖耀湘下达西进命令，8日开始向新民、巨流河集中。此后，该敌各部的宿营电报皆由二局一一上报。廖兵团计划向新立屯、彰武进击，企图切断解放军补给线，对解放军攻锦部队暂时无直接威胁。东线侯镜如兵团此时离锦州仅有几十公里，对解放军攻锦威胁最大。

10月15日，二局侦获驻沈阳的东北“剿总”致驻守长春的“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的电报。“由于这个密码是刚刚突破的，尚不能译出电报全文，当电文中出现‘立即向沈阳转进……违者军法从处……中正手谕’这样一些文字后，曹局长赶到牤牛屯向林彪报告。”林彪令位于彰武地区的第六纵队开赴沈阳与长春之间的昌图地区，阻击并聚歼长春南撤之敌。

解放军攻克锦州后，廖耀湘率领援锦的西进兵团，正在辽西的彰武、新立屯一带，而这几天廖兵团的无线电几乎完全静默，侦察台无报可抄。曹祥仁凭着多年的战场经验，经过分析、思考，向林彪报告：“大兵团作战离不开无线电联络，没有无线电联络就可以判断，廖兵团肯定是在原地按兵不动，犹豫不前。”后来披露的文献表明，这一判断是正确的。

26日，双方在野外展开混战。二局侦悉廖耀湘的兵团司令部已撤到胡家窝棚。

26日下午，廖耀湘下达向沈阳撤退的命令，结果又被二局截获。

22日，二局报告，廖兵团未向营口方向撤退，营口地区无敌。林彪电告独二师：“因敌不向营口退却，去营口无仗可打，应即返回，进至新民与半拉门之间。”独二师奉命回师，于25日在台安对南逃之敌进行截击，为堵住廖兵团南下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营口却被驻守沈阳外围的敌五十二军偷袭成功。

    曹祥仁：密码破译建奇功
――我的父亲在长征中从事密码破译工作
● 曹索菲

　　·毛泽东：“（中央军委）二局是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周恩来：“在江西和长征路上侦察工作起着很大作用，关系着全军生命性的问题，那时候曹祥仁同志立了很大功劳。”

　　记得我小的时候，父亲从来没有讲过他在战争年代的事情，即便我偶尔提到了这个话题，父亲也总是笑而不答。后来在“文革”期间，父亲被罢了官，遭到关押，又身患重病。在医院里，为了让我坚定革命信念，他开始零星地谈到了他在红军时期的经历。经过许多次谈话，我才对革命战争时期父亲从事的工作有所了解。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作为对革命前辈的纪念。

　　

蒋介石用重兵布成口袋阵，等待红军往里钻
　　在艰苦的长征途中，父亲一直是中央红军二局的破译科长，副科长为邹毕兆。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后，依靠二局掌握的敌“追剿”军行动部署的情报，连续从薄弱环节突破三道封锁线，但于11月下旬在湘江遇到强大阻击。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人，已成疲惫之师。

　　吕黎平回忆，“1934年12月中旬，根据曹祥仁破译的敌报，我们获悉，蒋介石已判明中央红军要与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意图，调集重兵在城步、靖县、武岗一带，布成一个口袋形的阵势，等待红军往里钻。”继续进军湘西，势必凶多吉少，但博古和李德仍坚持原计划不变。毛主席当时已无军事指挥权，但他跟二局一起行军，对敌情掌握得很清楚。

　　在湖南通道和贵州黎平分别召开的两次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就是根据二局的情报，苦口婆心地摆明危机，力主掉头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西进。在周恩来、朱德等领导的支持下，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改向黔北的遵义进军，并作出了在川黔边境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使红军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开辟了胜利的前景。

☆在土城战役的危机关头，一科破译：包围圈还有一个小口子尚未合拢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毛主席重新统帅红军，为革命带来了生机。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三路向贵州土城推进，准备在泸州至宜宾一线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24日拿下土城之后，刘湘、刘文辉等四川军阀为阻止红军入川，出动8个旅对红军实行合围。红军集中主力，力图歼灭从南面尾随跟进的川军教导师第3和第4旅。

　　川军是有名的双枪军（步枪和烟枪），本来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长对川军的作战方式都很熟悉，但在实际作战中，由于川军有强烈的护乡意识，又惯于山地作战，再加上新装备的捷克造小迫击炮在山地作战中极有杀伤力，其战斗力大大出乎总部首长的预料。   1月28日黎明5时，红三、五军团，红一军团的一部和军委干部团分南北两路向青岗坡的敌军发起攻击，战斗极为惨烈，双方死伤累累。据敌军电报反映，此役川军“调集机炮，多次肉搏”，红军“阵毙达二千”，伤俘“官兵三、四千人”，被俘红军“稍立辄倒地，每枪仅弹数枚”。川军主帅刘湘下令，要将“饥疲不堪”的红军“一网打尽”，又增派两个旅火速赶来增援。情况万分危机，军委决定撤出战斗。

　　父亲回忆说，战斗还未结束，路边已躺满伤兵，情状催人泪涌。天色渐黑，部队仍陷在狭长的山谷之中，四周枪炮不断，人心不免慌乱。指挥员们纷纷向四周打量着，判断着：哪里是敌人？哪里可以突出重围？此时朱总司令镇定自若，他拔出驳壳枪来，指着旁边的小山头，命令警卫连，“走，跟我上去看看！”总司令的大智大勇使大家迅速镇定下来。

　　周恩来、王稼祥这时满面征尘地急促赶来，对二局局长曾希圣和父亲说，“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做饭。”军委二局马上在空地上架线侦收，父亲和邹毕兆当即破译密电，他们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周围布满了敌军，敌军的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军委据此决策，立即从包围圈的空挡中撤出，摆脱当面敌军，西渡赤水，脱离绝地。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的生死之战，在这个过程中，军委二局的情报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土城突围之后，博古回忆，曹祥仁破译了敌人的密电码，掌握了敌人的行军路线，出发时间等，于是毛主席指挥行军，甩掉尾追的敌人，犹如神助，顺利地二渡赤水。此后，毛主席亲自主管军委二局一科，对外绝对封锁曹祥仁破译敌军密码的消息。

　　邹毕兆回忆，毛主席活用二局情报，写下了红军运动战的如神妙笔。1935年2月中下旬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消灭王家烈军主力后，又击溃和消灭吴奇伟的两个师。蒋介石立即向遵义增调大军，当他即将完成围歼红军的部署之时，红军已四渡赤水，跨过乌江。4月1日红军再逼贵阳，蒋急调滇军保驾，并判断中央红军要向东与贺龙的红二、六军团会师，或者返回江西根据地，即令各部向东集结，形成二道防线，堵住红军向东之路。红军更以一部出瓮安，示意要东进，使蒋介石错上加错，索性把滇军也调往东线。至此，毛主席调离敌军东进的目的已完全达到，随即挥师西出云南，向北挺进，把蒋介石的所有军队都远远地甩在了后边。

　　在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在不大的地域内，避实击虚，四渡赤水，于40万围堵敌军密集部署、犬牙交错的阵地之间衔枚疾走，穿插运动，争取了主动，走出了危局。这是毛主席战略英明，战术灵活的体现，也是二局情报工作准确、及时，成功配合红军行军作战的又一典范。

☆利用敌人的矛盾，顺利渡过金沙江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进入云南，敌军主力已被甩在后面很远。红军抓紧时间渡过金沙江，将为红军北上、休整，争取到更为充裕的时间。吕黎平回忆道：1935年5月4日，军委总司令部在云南的皎平渡渡口，曹祥仁又破译敌报，得知国民党第13师师长万耀煌同蒋介石之间有矛盾。万耀煌为了保存实力，不愿孤军深入尾追我军，便向蒋介石谎报，在其前进的方向上，没有发现共军的行迹，故决定在团街原地休整一天，然后再沿原路返回，协同友军从其他方向“围剿”共军。
　　中央军委、毛主席据此认为可以利用这一矛盾，赢得四、五天时间，于是在5月5日电令一、三军团分别从龙街、洪门渡口（因无船而难渡）沿山谷小道，兼程向皎平渡汇集，渡江北上。部队按指定时间赶到，依次渡江，于5月9日到达北岸。当万耀煌师按蒋介石的手令，于10日赶到江边时，红军已全部渡过了金沙江，渡船已在北岸烧毁，一无所获，只能望江兴叹。
　　中央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跳出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为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使蒋介石要合围红军的企图成了泡影。

☆张国焘究竟是何居心，大可怀疑
　　长征已进行了半年多，连续转战和饥寒交迫使中央红军的将士面色憔悴，骨瘦如柴，有许多人倒在地上就无力再爬起来了。不分昼夜的工作和行军及肺炎引起的高烧使父亲浑身无力。一日部队在山间道路上疾行，他赶不上队伍了，只能拖着虚弱的身躯，跑一阵，歇一阵。眼见大队越离越远，已可听见远处的狗叫，看到山边村头的火把。父亲判断，那一定是当地的地主民团返回了村庄。这些地主民团极其残忍，见到负伤和掉队的红军，不由分说就是一刀。他想：“坏了，这下大概要完了。”正在此时，路上传来了哒、哒的马蹄声，抬眼看去，是黄克诚。黄克诚见到躺在路旁的父亲，马上把他扶上马，驮着他向前走，赶上了大队。文化大革命中，黄克诚被批斗，父亲仍反复对我们讲：“不管怎么说，黄克诚救过我的命，我永远不会忘记！”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翻过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红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转战，仅剩万余人，且衣衫褴褛，疲惫不堪。而四方面军虽也受到围剿，撤离根据地，但仍有八万人马。很快，一、四方面军领导层在进军路线和军事领导权问题上出现争议。毛泽东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毛泽东、周恩来强调二个方面军的指挥权都要集中在军委，张国焘则要争当军委主席和红军总政委。经过妥协，两个方面军组成了新的军委和总部，张国焘出任红军总政委，军委主席由朱德担任。但矛盾并未彻底解决，两个方面军领导的主张不同，指挥权有争议的紧张气氛逐渐扩散到机关和部队。
　　张国焘知道中央军委二局在战争中是个不可或缺的机构，企图利用他红军总政委的职位挖墙角。为巩固他自己的地位，张国焘在四方面军打击、处决了许多不顺从他的知识分子。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的哥哥曾中生是四方面军的参谋长，因意见不同被张国焘残忍杀害，曾希圣对张恨之入骨。于是张国焘便在担任破译科长的父亲身上打主意。一日张国焘对父亲说，“小曹啊，我看你挺聪明，你到我这边来好不好啊？”父亲没有理他，因为父亲对张国焘早有警觉。中央红军西渡湘江之后，被敌军压缩在西延山区，国民党军包围圈越缩越小。在此生死攸关之际，中央军委曾在一日之内连发十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向位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求援。可张国焘竟全然不理，手握十万大军按兵不动。张国焘究竟是何居心，大可怀疑。父亲当时就在总部，对此心知肚明。

☆毛主席特别关照：告诉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先行一步
　　1935年9月8日，坐镇左路军的张国焘对右路军原四方面军的部队下达强行南下的秘密命令，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随右路军行进的作战科副科长吕黎平收到张的电令，马上交给了叶剑英参谋长，火速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当即决定趁夜脱离张国焘，率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专门嘱咐叶剑英，“二局一定要带上。”父亲和胡立教等同志都回忆，毛主席还特别关照叶剑英：告诉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先行到三军团驻地。叶剑英匆匆赶到二局驻地，向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传达毛主席的指示。9日晚，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悄悄离开驻地，先行到达三军团，受到彭德怀军团长的热情欢迎。随后，二局其他同志连夜分批潜行离开宿营地，第二天清晨也到达了三军团，与焦急等待的曹祥仁等三人会合，一同跟随毛主席北上。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宁根据地的吴起镇，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师，胜利结束长征。是年年底，二、四方面军的技侦力量归入军委二局，二方面军被任弼时誉为"密码脑袋"的破译专家王永浚进入破译科，与曹祥仁、邹毕兆会合，去迎接新的挑战。
　　邹毕兆曾详细记录了中央红军破译工作成果，取名为《心血的供献》。邹毕兆调离二局后，这本记录交由父亲珍藏。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从华北赴东北战场前，又将其转交给接替自己职务的彭富九保存。彭富九回忆，从1932年秋破开“展密”到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在紧张激烈的战争环境中，在艰苦的长征路上，在曾希圣局长的领导和参与下，曹祥仁、邹毕兆所在的破译科共破译国民党军各类密码860多种，其中曹祥仁破译速度最快，数量最多。曹祥仁回忆，毛主席曾说，二局是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1939年初在安塞二局一次干部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时谈起长征，据参加会议的江波回忆，毛主席说“如果没有二局，长征是否能顺利到达陕北都很难说。”因为长征时离开根据地不可能依靠群众取得敌情，地下工作也很难起作用。毛主席还当场题词“好的二局”。周恩来曾说，“在江西和长征路上侦察工作起着很大作用，关系着全军生命性的问题，那时候曹祥仁同志立了很大功劳。”
　　1975年，父亲在逆境中病逝。12年后，邹毕兆回忆起这位在江西和长征中一起奋斗的老战友时，感慨万千，做诗一首：“阳新曹祥仁，功高泣鬼神。慧眼降尘世，乾坤六二春。蒋廷运筹暗，公目洞察真。历程功勋显，为君做证人。芳名宜久传，事实属当然。深思何集力，衣鞋忘燃烟。行军凭徒步，业务挤睡眼。满葆冲天劲，金刚亦破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