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黎明破晓前全1一40集:李杨杨：残破的青春之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2 19:10:55
残 破 的 青 春 之 歌
北大中文系61级 李杨杨
我的母校北大在我精力最充沛、情感最激越的人生阶段给了我未名湖的优雅，博雅塔的挺拔，文史楼、图书馆的内涵，给了我杨晦、王力等诸位先生的人格与知识魅力，也给了我中文系大家庭、61级4班小家庭的温暖，收获了爱情、亲情与友情。
然而北大岁月留下的痛苦、惊怵的记忆，是怎么都挥之不去，抹之不掉的。
1961年9月15日，我梳着两条粗辫子、身穿红黄相间布格子外衣，手提绿色帆布箱，被一路灿烂阳光送进了北大。老师们亲切平等的态度、同学之间纯洁的情谊，让我好生欢喜；不久那扑面而来的屈原、李白、苏轼、托尔斯泰、肖洛霍夫们更让我感到人生从未有过的丰富。我几乎每日都在深吸新鲜空气，张大嘴咀嚼全新体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轻松和快乐。
三年级开学后不到两个月，我们突然中止了学业，那年冬天全系师生被派到通县马驹桥公社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间大致三个月。四年级开学，社教运动触及到我们自身，在每个班里开展“抱西瓜，清思想”活动；其实，不是什么抱西瓜，连芝麻也不放过，同学们自我检讨、互相揭发、严肃批判，矛盾从此开始，每个人的身心都多少受到创伤。不足两个月，即1964年10月16日，中文系组成“四清”工作队，大批人马又浩浩荡荡开赴湖北江陵，参加更大规模的为期一年的社教运动。我们这一群二十上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自以为是救世主，按照上级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后来想起来，那真是一场闹剧，整顿农村什么呢？姓资姓社？谁有资格？——应该是农民自己。我们凭什么大言不惭地批这批那，管这管那？为什么毫不脸红地吃住在农民家里？我们自己的家可以随便让陌生人住吗？。这些“为什么”成为我晚年常常思考的话题，心中生长出一个又一个的痛，只有江陵长江大堤、翡翠竹林、我的房东夫妇、原生态的插秧歌和那大片大片的油菜花，让我永生难忘，就像有一次，我曾趴在江南大水牛宽阔的背上，缓缓淌过水塘的感觉一样充满了无限的惬意。
一年级去过宣化农场，二年级去过光华染织厂，三、四年级下乡搞“四清”，很快就到了五年级，我满以为这回该好好学习了。然而整个民族的灾难降临了——我们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66年。这一年的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预言“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大革命的高潮已在我国兴起！”6月1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晚上8点的新闻联播中全文播发；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这张被毛泽东主席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本该做毕业论文的我们又被迫停止学业。一颗颗年轻的心统统被调动起来，一个个温文尔雅的学子真以为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舍出命来参加战斗。
6月18日这一天，我熟悉的校园里突然掀起批斗学术权威和各级领导的狂潮，大饭厅前的三角地、哲学楼前、文史楼前搭起了“斗鬼台”和“斩妖台”，一些失去理智的学生，游斗所谓“黑帮分子”和“学术权威”，按他们下跪，将厕所的纸篓扣在他们头上，往他们脸上涂墨，还拳脚相加。亲眼见我尊敬的系领导、热爱的教授被拳打脚踢，被侮辱被损害，我傻眼了，掉泪了，不知所措了。幸亏以张承先、彭佩云为组长的工作组及时制止了这场混乱。工作组要求大家对事件进行讨论，吸取教训，有秩序地开展运动。
自“6·18事件”后，学校师生迅速分化，有人主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反对工作组，说他们压制学生运动，有人认为打人骂人不对，支持工作组，有序开展运动。不同观点针锋相对，分歧扩大。传说中央文革十分关心北大事态，江青还亲自光临校园视察。不久，中央文革小组要来学校听取意见，我和文学专业几位女同学一起参加了由三十一位所谓干部子女组成的讨论会。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这里是“延安”（共产党的天下）不是“西安”（国统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应当使用暴力。我们赞同工作组反对武斗的态度。讨论非常热烈，你一言我一语，尽管相互不认识，很快达成共识。之后，大家推举我起草一份发言稿，我自以为光荣，自以为这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因为我们一致感到，只有站出来表明观点，才是真正支持了中央文革。我还记得，开会时，我拿的是一支铅笔，把大家的话用铅笔粗略记到发言稿上。稿子尚未写成，7月25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便来到北大，在东操场召开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一个关于“6·18事件”和要不要工作组、要不要武斗的辩论大会。江青康生口口声声称“要听取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会上不同意见有些议论，但支持“6·18事件”的占压倒多数。
第二天夜晚由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全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以及各省市的负责宣传的书记又来参加北大的万人大会。由于听说领导小组不支持工作组，我们当然想不通，几个女同学只好借口保护广播站，悻悻地躲开，不参加大会。正呆着，一位女同学骑车从会场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会场上都是一面意见，江青说听说有不同意见，希望也上来阐述，她特意让人找我们去发言。我们顿时精神焕发，以为江青是站在我们一边。呼啦一下大家都跑进东操场。已经10点多了，那里灯火辉煌，群情激昂。我十分兴奋，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我之气概。走上台来，掏出那尚未写完的铅笔字稿纸，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由于一上台就亮明了观点，会场一下安静起来。我抖擞精神，如实地传达了讨论会的看法。我一生中只经历过这一次以我为中心的万人大场面，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终生不会忘。在我讲话的最后几段，几乎是即兴发挥的，每一句话之后都赢得雷鸣般的掌声。“……打人、骂人、侮辱人，不是中国青年文明辞典中的词汇。工作组的问题不是延安和西安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我讲话有理有节，是非分明，受到空前长久的鼓掌欢迎，因为我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发言结束前，我郑重地念出我所代表的三十一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媳张少华及她的妹妹张少林。
我刚走下台来，只见江青腾地站起来，全场鸦雀无声，千万双眼睛看着她。由于激动或是愤怒，她的面貌有些扭曲，声音都嘶哑得变了调：“同志们，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接着是红卫兵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央文革万岁！”……此起彼伏的欢呼，使江青的情绪安定下来。她擦了一下眼睛，接着高声喊道：“刚才那个李杨杨，把‘工作组’当成救世主，我们需要救世主吗？”她这一问，嗓音一高，聪明的革命群众立马心领神会，于是当即回应：“不需要！”“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打倒工作组！”接下来，江青说“工作组”是灭火剂，是消防队，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再接下来，陈伯达表态，强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并附和着说了一些大致相同的话。轮到康生表态，他的话也居然提到我：“刚才有个叫李杨杨的同学讲了话，我很注意，好像我们北大离开了张承先就不能革命了，好像张承先是个诸葛亮，你们都是阿斗。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他们轮番对我这样一个应该毕业但被“文革”强行拦在校门内的大学生的言论进行了逐一批驳。
接下来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江青居然把康生推到一边，带着哭腔把自己家里的事也抖搂出来：“现在，阶级斗争都搞到我们家里来了。张少华（当时也在北大中文系学习，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这个儿媳妇，我们不承认这个儿媳妇！张文秋（张少华的母亲——笔者注）是个叛徒……我在文艺界工作，东来一下，西来一下，也不知怎么回事，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心脏也不好，我也要控诉！”这时，就听见下面有人喊：“把张少华揪出来示众！”
已经是半夜三更了，被点燃的群众烈火烧得更旺，此时，一个小姑娘跳上台来，穿着军装、腰间系皮带，自称是北大附中红卫兵，她针对我的观点又噼里啪啦地作了一番批判。讲完话，取下皮带，当场抽打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和彭佩云，会场上许多群众瞠目结舌，而就在咫尺之遥的江青、陈伯达、康生，视而不见。
第二天，北大校园里大字报千张万张贴出来。
我这个引出洞的“蛇”，成了“过街的老鼠”，李杨杨的名字很快传遍了全国，各种传言接踵而来。远在东北长春受难的父亲，顾不上女儿的安危，只在电话里说：“在延安，康生迫害我，没想到他的迫害竟能继续到20世纪60年代，迫害我们一家两代人……”
至此“武斗”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呵护下合法化。
北大“6·18事件”成为全社会大规模武斗的开场锣鼓。
我成了一个再无发言权的逍遥派。
北大，我的母校，历史上曾高高举起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传统已丧失殆尽。
李扬扬，女，中文61级，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语学院院长。
五柳村2007年12月24日收到
北大中文系61级 李杨杨
我的母校北大在我精力最充沛、情感最激越的人生阶段给了我未名湖的优雅，博雅塔的挺拔，文史楼、图书馆的内涵，给了我杨晦、王力等诸位先生的人格与知识魅力，也给了我中文系大家庭、61级4班小家庭的温暖，收获了爱情、亲情与友情。
然而北大岁月留下的痛苦、惊怵的记忆，是怎么都挥之不去，抹之不掉的。
1961年9月15日，我梳着两条粗辫子、身穿红黄相间布格子外衣，手提绿色帆布箱，被一路灿烂阳光送进了北大。老师们亲切平等的态度、同学之间纯洁的情谊，让我好生欢喜；不久那扑面而来的屈原、李白、苏轼、托尔斯泰、肖洛霍夫们更让我感到人生从未有过的丰富。我几乎每日都在深吸新鲜空气，张大嘴咀嚼全新体验，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轻松和快乐。
三年级开学后不到两个月，我们突然中止了学业，那年冬天全系师生被派到通县马驹桥公社搞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间大致三个月。四年级开学，社教运动触及到我们自身，在每个班里开展“抱西瓜，清思想”活动；其实，不是什么抱西瓜，连芝麻也不放过，同学们自我检讨、互相揭发、严肃批判，矛盾从此开始，每个人的身心都多少受到创伤。不足两个月，即1964年10月16日，中文系组成“四清”工作队，大批人马又浩浩荡荡开赴湖北江陵，参加更大规模的为期一年的社教运动。我们这一群二十上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自以为是救世主，按照上级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后来想起来，那真是一场闹剧，整顿农村什么呢？姓资姓社？谁有资格？——应该是农民自己。我们凭什么大言不惭地批这批那，管这管那？为什么毫不脸红地吃住在农民家里？我们自己的家可以随便让陌生人住吗？。这些“为什么”成为我晚年常常思考的话题，心中生长出一个又一个的痛，只有江陵长江大堤、翡翠竹林、我的房东夫妇、原生态的插秧歌和那大片大片的油菜花，让我永生难忘，就像有一次，我曾趴在江南大水牛宽阔的背上，缓缓淌过水塘的感觉一样充满了无限的惬意。
一年级去过宣化农场，二年级去过光华染织厂，三、四年级下乡搞“四清”，很快就到了五年级，我满以为这回该好好学习了。然而整个民族的灾难降临了——我们遭遇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1966年。这一年的5月25日，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预言“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大革命的高潮已在我国兴起！”6月1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晚上8点的新闻联播中全文播发；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这张被毛泽东主席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本该做毕业论文的我们又被迫停止学业。一颗颗年轻的心统统被调动起来，一个个温文尔雅的学子真以为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舍出命来参加战斗。
6月18日这一天，我熟悉的校园里突然掀起批斗学术权威和各级领导的狂潮，大饭厅前的三角地、哲学楼前、文史楼前搭起了“斗鬼台”和“斩妖台”，一些失去理智的学生，游斗所谓“黑帮分子”和“学术权威”，按他们下跪，将厕所的纸篓扣在他们头上，往他们脸上涂墨，还拳脚相加。亲眼见我尊敬的系领导、热爱的教授被拳打脚踢，被侮辱被损害，我傻眼了，掉泪了，不知所措了。幸亏以张承先、彭佩云为组长的工作组及时制止了这场混乱。工作组要求大家对事件进行讨论，吸取教训，有秩序地开展运动。
自“6·18事件”后，学校师生迅速分化，有人主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反对工作组，说他们压制学生运动，有人认为打人骂人不对，支持工作组，有序开展运动。不同观点针锋相对，分歧扩大。传说中央文革十分关心北大事态，江青还亲自光临校园视察。不久，中央文革小组要来学校听取意见，我和文学专业几位女同学一起参加了由三十一位所谓干部子女组成的讨论会。大家一致的意见是这里是“延安”（共产党的天下）不是“西安”（国统区），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应当使用暴力。我们赞同工作组反对武斗的态度。讨论非常热烈，你一言我一语，尽管相互不认识，很快达成共识。之后，大家推举我起草一份发言稿，我自以为光荣，自以为这是当仁不让的责任。因为我们一致感到，只有站出来表明观点，才是真正支持了中央文革。我还记得，开会时，我拿的是一支铅笔，把大家的话用铅笔粗略记到发言稿上。稿子尚未写成，7月25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便来到北大，在东操场召开大会，这个大会实际上是一个关于“6·18事件”和要不要工作组、要不要武斗的辩论大会。江青康生口口声声称“要听取不同意见，有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会上不同意见有些议论，但支持“6·18事件”的占压倒多数。
第二天夜晚由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全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以及各省市的负责宣传的书记又来参加北大的万人大会。由于听说领导小组不支持工作组，我们当然想不通，几个女同学只好借口保护广播站，悻悻地躲开，不参加大会。正呆着，一位女同学骑车从会场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会场上都是一面意见，江青说听说有不同意见，希望也上来阐述，她特意让人找我们去发言。我们顿时精神焕发，以为江青是站在我们一边。呼啦一下大家都跑进东操场。已经10点多了，那里灯火辉煌，群情激昂。我十分兴奋，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我之气概。走上台来，掏出那尚未写完的铅笔字稿纸，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由于一上台就亮明了观点，会场一下安静起来。我抖擞精神，如实地传达了讨论会的看法。我一生中只经历过这一次以我为中心的万人大场面，尽管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终生不会忘。在我讲话的最后几段，几乎是即兴发挥的，每一句话之后都赢得雷鸣般的掌声。“……打人、骂人、侮辱人，不是中国青年文明辞典中的词汇。工作组的问题不是延安和西安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我讲话有理有节，是非分明，受到空前长久的鼓掌欢迎，因为我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发言结束前，我郑重地念出我所代表的三十一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媳张少华及她的妹妹张少林。
我刚走下台来，只见江青腾地站起来，全场鸦雀无声，千万双眼睛看着她。由于激动或是愤怒，她的面貌有些扭曲，声音都嘶哑得变了调：“同志们，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接着是红卫兵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央文革万岁！”……此起彼伏的欢呼，使江青的情绪安定下来。她擦了一下眼睛，接着高声喊道：“刚才那个李杨杨，把‘工作组’当成救世主，我们需要救世主吗？”她这一问，嗓音一高，聪明的革命群众立马心领神会，于是当即回应：“不需要！”“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打倒工作组！”接下来，江青说“工作组”是灭火剂，是消防队，是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再接下来，陈伯达表态，强调“6·18事件”是革命事件，并附和着说了一些大致相同的话。轮到康生表态，他的话也居然提到我：“刚才有个叫李杨杨的同学讲了话，我很注意，好像我们北大离开了张承先就不能革命了，好像张承先是个诸葛亮，你们都是阿斗。这种观点完全是错误的……”。他们轮番对我这样一个应该毕业但被“文革”强行拦在校门内的大学生的言论进行了逐一批驳。
接下来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江青居然把康生推到一边，带着哭腔把自己家里的事也抖搂出来：“现在，阶级斗争都搞到我们家里来了。张少华（当时也在北大中文系学习，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家根本就没有这个儿媳妇，我们不承认这个儿媳妇！张文秋（张少华的母亲——笔者注）是个叛徒……我在文艺界工作，东来一下，西来一下，也不知怎么回事，受了多少迫害，我本来没有心脏病，现在心脏也不好，我也要控诉！”这时，就听见下面有人喊：“把张少华揪出来示众！”
已经是半夜三更了，被点燃的群众烈火烧得更旺，此时，一个小姑娘跳上台来，穿着军装、腰间系皮带，自称是北大附中红卫兵，她针对我的观点又噼里啪啦地作了一番批判。讲完话，取下皮带，当场抽打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和彭佩云，会场上许多群众瞠目结舌，而就在咫尺之遥的江青、陈伯达、康生，视而不见。
第二天，北大校园里大字报千张万张贴出来。
我这个引出洞的“蛇”，成了“过街的老鼠”，李杨杨的名字很快传遍了全国，各种传言接踵而来。远在东北长春受难的父亲，顾不上女儿的安危，只在电话里说：“在延安，康生迫害我，没想到他的迫害竟能继续到20世纪60年代，迫害我们一家两代人……”
至此“武斗”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呵护下合法化。
北大“6·18事件”成为全社会大规模武斗的开场锣鼓。
我成了一个再无发言权的逍遥派。
北大，我的母校，历史上曾高高举起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传统已丧失殆尽。
李扬扬，女，中文61级，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汉语学院院长。
五柳村2007年12月24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