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消失的爱人完整版: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及其对西方的回应

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及其对西方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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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29 08:08:38    作者： 汪涌豪 韦森     来源： 文汇报         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及其对西方的回应
　　——汪涌豪教授在圣彼得堡“金砖四国：稳健的进程”国际研讨会上的讲演
　　
　　一个国家的进步，说到底基于文化的进步。文化影响着国家发展的方向，也决定着这个国家以何种方式跻身一流以及最终能否真的跻身一流。在西方，从法国的启蒙文明，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德国的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生产力催生出的文化运动，无不深刻地影响到经济的发展。面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最大的转型与变局，国情和发展路径与西方大相径庭的“金砖四国”要真正获得大国地位，有持久的发展，确立起建设性的文化发展战略太重要了。 　　
　　
　　2001年11月，高盛公司在《全球需要更好的经济之砖》中首次提出“金砖四国”（BRICs）这一概念，两年后又在《与BRICs一起梦想：通往2050年的道路》这份全球经济报告中，预言到2050年，这四个国家将与美、日、欧盟一道，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自此，作为新兴市场的中、俄、印、巴四国及其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作用，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其实这四个国家，无论从经济、政治到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因都处在快速发展的上升阶段，与之相伴随的是整个社会的急剧变化，所以被世人一体视为转型国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题报告《我们的创造力与多样性》指出：“一切的发展到最后都可以用文化的术语来定义。”而文化转型又恰恰是战略转型的核心内容。我在这里想专门就文化问题，具体地说，是就转型中的中国文化及其对西方的回应，谈谈文化的保持、发扬与交流对“金砖四国”摆脱危机转型成功的意义与影响。
　　
　　1 “在途中”国家的文化处境与认同危机
　　
　　因为“在途中”的缘故，发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文化”其实都是单向度的，只见西方文化跨进来要你消化，少见自己的文化跨出去让人认同。
　　
　　伴随着经济以高于世界平均速度的增长，中国整个社会正发生着巨大而又深刻的变革。从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它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它的经济形态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生活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而在这些变化的背后，是层次更深、过程更复杂、内容更丰富的文化转型。这其中既包含文化性质的转变，也包含文化形态的转变，譬如由精英文化转向大众文化，由相对封闭的文化转向日渐开放的文化等等。
　　
　　而世界对于中国的认知，我们正在向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转型，一方面努力融入世界，认真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尊重人类共同的价值；另一方面，又不讳言希望参与规则制定、从而获得更多发言权的用心。
　　
　　但要特别提出的是，与历史上其他崛起的大国不同，中国是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就获得大国地位和影响力的，这种“在途中”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必然很不平衡，转型中许多整体性问题与结构性矛盾，从能源、货币到公共政策，尤其是主体的困境与自我的重塑，需要通过很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完成。为此，中国非常期待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当然，这种理解支持乃至协调合作，对提供者本身来说也有莫大的助益。
　　
　　遗憾的是，全球范围内，这种彼此理解、支持与协调合作的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究其原因，自然与地缘政治的影响，以及各国实际的利益考虑有关，但更与观念和文化上的磨合不够有关。许多分歧，表面看来都与利益相关，并归属于各个专门领域，譬如不同国家、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矛盾冲突。但追根寻源，无不关涉到文化，以及由文化隔膜引出的无知与傲慢。
　　
　　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全球化时代，随着东西方交往的频繁，跨文化交流固然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以至于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言说，都无法摆脱全球化的背景，但事实上，因为是“在途中”的缘故，发生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跨文化”其实都是单向度的，只见西方文化跨进来要你消化，少见自己的文化跨出去让人认同。这使得那里的全球化，实际成了单一社会模式的普及化，成了一种强势文化以不容争辩的姿态成为其他文化的“掠食者”，并迫使其他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沦为其拥趸。
　　
　　20世纪以来，人类赖以思想的知识范本大多来自西方，这使得一切以西方为中心的示范效应被无限放大。这种效应连同话语霸权，很大程度阻碍了多元文化的正常发育，压抑了弱势一方的意愿表达，以致当其投身交流，常常会发现只能用别人的语言说话，即使讨论自己的问题也是如此。他们强烈的感受是，人再没有比张口说话更容易沦为他人了。这种窘迫与无奈在发展中国家经常可以见到。它使这些国家在很多时候只能成为一个安静的倾听者，而不能有自己的声音，即使有也少有人留意。显然，这种单向度的“文化入超”已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尤其是那些相对落后贫困的欠发达国家。对此，世界银行在早先的一份年度报告中就曾指出，“贫困不仅意味着低收入、低消费，而且意味着缺少受教育机会、营养不良、健康差，意味着没有发言权和恐惧等”。这里所说的“没有发言权”，正是与一个国家不能有效输出文化并因而失去应有的主导权和影响力密切相关；而所谓的“恐惧”则显然指由此失去而产生的无奈与焦虑。
　　
　　当然，上述情况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存在的忽视文化传统和既有价值观的缺失也有关系，有时甚至有主要的关系。正是这种缺失，以及由此缺失引出的文化认同危机，使得它们通常不能通过对自己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积聚和彰显，最大程度地影响全球性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至最终落入被视为“他者”的窘境。其中最坏的结果就是，由于文化主体意识的缺位，文化交流渠道与传扬手段的匮乏，它的发展过程无可避免地总与误解纷争相伴，带着种种不确定的疑虑，常常被人看作异数，甚至被人视为威胁。
　　
　　2 “知识共同体”的建立与中国文化的贡献
　　
　　全球化应该是多元模式间的相互对待与作用，跨文化也应该是不同文化的多边互镜与视野交融，且它的目的是催生一种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知识共同体”。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致力于本国及本地区文化的保护与推展。“金砖四国”也同样，对文化的作用与影响给予着前所未有的重视，既注意国民经济中科技进步的贡献率，也留心GDP之外的幸福指数、人文发展指数和平均受教育年龄等指标的变化。例如，印度在进入新千年之初就出台了《知识大国的社会转型战略》。俄罗斯在一年前也确立了“2020年前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其中特别提到要依靠俄罗斯文化特有的资源、独特的成果与传统，发展国民教育，开发人力资源等内容。
　　
　　转型中的中国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定位也非常重视。早在三年前，由文化部牵头，已着手进行《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课题研究。基于中国的国门早已打开，我们早已是跨文化的存在。要更好更快地发展，仅仅与自己的历史、文化对话远远不够，还要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对话。如何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更有效地表达自己的主张，传扬自己的文化，成为中国学人普遍关注的问题。我们的主张是，如果真的承认这个地球上不同文明在价值上是同等的，那么，面对未来，全球化就应该是多元模式间的相互对待与作用，跨文化也应该是不同文化的多边互镜与视野交融，且它的目的是催生一种符合当代知识论公义的“知识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建成之初，东西方文化的交往，其输入输出的流量可能不尽均等，也不一定一下子就达到融会无间，但只要我们真正取一种多元包容的态度，和谐共生、杂语共存，渐渐地它们就会融合在一处。这就给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一个机会，使它们可以为这个共同体提供各自的经验，并通过它，使自己的文化得到保持与发扬。其间，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作为另一种文化绝对的评判尺度。这样行之日久，一旦纠纷产生，冲突纷起，利益的双方都退无可退，此时，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暂时搁置争议，从对方的传统中搜求，到各自的文化中体认，寻求在共同认可的“知识共同体”内求同存异，就有可能变“鸡同鸭讲”为柳暗花明。也就是说，有时候，一种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能使不同的利益体认识到彼此决策的内在动因和心理背景，从而学会易地而处、换位思考，进而有相互尊重的诚意和相忍相成的耐心。文化就是这样，能以一种柔性的力量化解矛盾，消弭纷争，不仅缓释他人的猜疑与焦虑，也能帮人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金砖四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有各自不同的文明属性。我们都反对单极的世界与强权政治，主张国际关系应遵循互利共赢的原则，向更民主化的方向迈进。这是因为我们都确认，任何单向的独断与裁制都有违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创造与多样发展的天性，不符合多元包容的文明准则。我们各自的文化充满着这样的多元包容的优质元素，它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发扬，并善加利用。
　　
　　在这方面，中国文化的资源尤其可称丰富。譬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推崇“和为贵”、“和而不同”，讲究“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它所提倡的修己以敬，待物以恕，“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自律意识，以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原则，都向人昭示了一种尊重差异、崇尚谦让的宽博仁厚的文化品格。所以，前者为瑞士人胜雅律所肯定，在所著《一个当代西方人眼中的孔子》中，他称这样的自律精神很“值得西方人学习”；后者更是早就受到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等人的推崇，或以为在法国大革命不久，其要义就被吸收到著名的人权宣言中，甚至被写入宪法。但它在1993年芝加哥召开的世界宗教大会上，被公推为所有宗教都必须遵守并照奉的两个黄金规则之一，却是不争的事实。更难能可贵的还不仅于此；中国的先哲还进一步提出，即使是己所欲，也不应强施于人，这是中国道家的代表人物庄子，通过鲁国国君以自己享用的太牢美酒厚待一只偶尔闯入的小鸟，最后致其不能适应而死的寓言告诉人们的道理。如果说，孔子说出的是一种伟大的思想，那么庄子说出的是一种更伟大的思想。这就是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和交往之道。也正基于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酷爱和平。西方人曾经称中国是一个“骄傲到不肯打仗的民族”，其实真正的原因非关骄傲，而在文化。
　　
　　至于在重新定义人类的生存状况，考虑人的生存意义与方式方面，中国文化也有许多可资启示的深刻思想。譬如，作为后发国家，“金砖四国”的经济发展相对依赖资源环境，为此，各国付出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连带其发展的模式也频频遭到世人的质疑。当此环境问题成为全球热点，中国自周秦以来完备的虞衡制度和《伐崇令》、《田律》等制度法令的设计颁布，特别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天人合一、厚德载物思想，以及所内含的非人类中心的生态意识，就可以给人以深刻的警示。这种思想与意识同样贯穿在儒道两家的论述中，尤其是道家，近乎自然的绝对崇拜者。它主张“与天为徒”，反对物我两分，所强调的是“道法自然”的生态整体思想；主张“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反对天人相胜，所推崇的是不以人灭天的生态和谐思想；主张“无物不可”，“不同同之之谓大”，“有万不同之谓富”，反对偏执功利，所倡扬的是万物平等的生态伦理思想；主张“纯白”生神，反对机事机心，所坚持的是“吾非不知羞而不为”的生态技术思想，这些都暗含着精深的救世意味。受此影响，以后道教由“齐同万物”的观念，发展出“三才相盗”的自然观，强调天地、万物与人各循其道，互资利用。这种思想连同“德及微命”的观念，人欲自安当先安天地的主张，以及无烧山破石折花伤枝，凡射飞逐走，发蛰惊栖，填穴覆巢，伤胎破卵，均是罪过的认识，无不体现出中国文化对自然的一贯尊重，对不能循理因势，以火熯井、以淮灌山这类蠢事的一贯反对。
　　
　　正是体认到这一点，上世纪以来，“世界宗教与环境联盟”与“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会议”不止一次地邀请中国道教协会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就生态问题展开讨论。显然，这种思想，连同《周易》、《管子》和孟、荀等人的相关论述，完全可用为中国人构建环境伦理，滋育生态文明的精神资源。检讨以往陈旧的经济发展方式，对“金砖四国”来说，它既应该包括对过分依赖外贸出口的单一经济的反思，也应该包括遵循先人的教导，对无节制的、特别是高能耗低效率的生产方式的摒弃。当然，这样的思想也值得整个世界反思与记取，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部分时间里，人对自然过度征服所造成的生态灾难，多得使西方世界不得不对其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经典思想重作审视。与这种思想相比，中国文化对改造自然过程中人的自律的强调，显然具有特别的意义。它能在后现代的当下，拉近西方世界与中国的距离，使他们很自然地想到自己文化中兴起的关于大地情怀和诗意栖居的论说。
　　
　　3 金融危机中的文化担当与发展战略
　　
　　一个国家的文化质量决定了它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但能否甄别与消化外来文化，并创造出不失本原的新文化，更是这种文化质量高下的标杆。
　　
　　现在，人人都在讲金融危机。显然，这场危机已在不同程度上阻抑了“金砖四国”的发展势头。它仅仅是金融领域的危机吗？它的发生固然与金融资本监管的缺失、金融服务风险提示与信息披露的不充分直接相关，但也与人欲望膨胀和人性贪婪有关。而这种膨胀与贪婪，不仅程度不同地指向了人道德自律的丧失，更指向了人整体性的知所止限、有所敬畏的人文教养的缺失。
　　
　　因此，我们以为，对金融危机的种种反思，断不能缺少对文化这一维度的揭示。使全球各经济体有更稳健的出发和可持续的发展，“金砖四国”是到了该好好思考文化的意义与价值的时候了。其实，从眼下凯恩斯著作的热卖，亚当·斯密的重新受人关注，到美国各大高校申请修读哲学人数的明显增加，还有马克思与孔子学说在全球的骤然流行，可以看到，人们多多少少认识到了这一点。
　　
　　人类的先哲早就指出，文化能从它的核心处供给人信仰，这方面的著作非常丰富。今天，即使功利地看，文化也有很大的能动作用，能对人的经济活动产生“乘数效应”，并使之在利益竞争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惟此之故，文化发展战略已被列入当今人类十大发展战略之一，而不断创新并积极交流输出的文化战略，又是其中最为必须和有效的一种，因为它使自己越出了固有的边界，具备与人类其他文化的相关性。
　　
　　对本就具有悠久灿烂文化的“金砖四国”而言，这一战略无疑是实现自己崛起梦想的重要前提。诚如上世纪末在英国博拉顿召开的世界第18届哲学大会所一致确认的，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与历史上通过战争崛起不同，21世纪大国的崛起，更多具有经济全球化和地缘政治的色彩，同时也更多具有文化的色彩。继资源、资本、技术、人才与信息以后，全球竞争已进入到文化竞争的时代，于人类既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从本质上说更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人们分享各个领域获得的经验，其实就是分享各自的文化，所以对文化给予更多关注，绝不是缘木求鱼，缓不济急，它因存志在远，回报与获益必定更大。这一点应该成为“金砖四国”坚定的共识。
　　
　　一个国家的进步，说到底基于文化的进步。文化影响着国家发展的方向，也决定着这个国家以何种方式跻身一流，以及最终能否真的跻身一流。在西方，从法国的启蒙文明，到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德国的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生产力催生出的文化运动，无不深刻地影响到经济的发展。面对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最大的转型与变局，并不属于西方文化，或不处在西方文化中心带，国情和发展路径与西方大相径庭的“金砖四国”要真正获得大国地位，有持久的发展，确立起建设性的文化发展战略太重要了。特别是当其人口占全球的四分之一，GDP总值占世界的15%，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它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已达到50%，此时，如果它仍然只能向外输出低端产品，甚至石油、天然气或铝铁铜铀等原材料，它在高端科技上，在精神文化上只能被型塑被规范，它就不可能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新驱动者”（newdriver），不可能在这个众声喧哗的世界上，发出自己清晰而独立的声音。
　　
　　这样讲，不是要别人以我们的模式做发展的起点，而只是说，我们不能一味追踪模仿，在亦步亦趋中迷失了自己的终点。因为后者从来不足以造成真正的发展，它所特有的派生性命定了它即使有发展也不能持续。今天的世界，尤其如此。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指出，西方文明中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主义的闭锁与孤独，它盲目的经济发展带给人道德心理的迟钝，造成了各领域的隔绝，并限制了人的智慧能力。所有这些，在今次金融危机中无不得到空前的暴露和印证。所以，我们需要拿出自己的眼光在观念上文化上作出理性而正确的判断。一个国家的文化质量决定了它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但能否甄别与消化外来文化，并创造出不失本原的新文化，更是这种文化质量高下的标杆。没有更符合人的尊严和人性光辉的文化创造，“金砖四国”未来的发展会变得非常艰难。
　　
　　最后，请允许我以《泰晤士报》3月23号登载的本·麦金太尓《英雄所见不同》一文中的话结束这个讲演。“（孔子的）主张自古以来都是简练有力的，如今也是一样。他关于财富如流水的名言，正是对次贷时代的谴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文化在它的精神核心层面，早已对当今世界的问题有所回应。当“金砖四国”呼吁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改革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以期获得参与规则制定的机会，还有与自身经济规模相适应的话语权时，我们尤其要明白，一种与自己长相伴随的文化传统，是最不该被冷落与忘却的资源。
　　
　　■点评 当前世界经济衰退中中国文化思想的任务与选择
　　
　　韦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年5月中旬，有幸与汪涌豪等复旦的三位教授一起参加了在圣彼得堡举办的一个“金砖四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圣彼得堡著名的斯莫尔尼宫的白色大理石的会议厅中，就在1917年11月7日列宁发表“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告俄国公民书的同一个讲台上，汪教授发表了他这篇热情洋溢的文化讲演。
　　
　　这篇讲演从全球化的大背景谈多元文化的沿存、冲突与融合，由此所提出的许多见解，都是非常深刻和发人深思的。尤其是讲演中提出的，全球化应该是多元模式和不同文化的“多边互镜”与“视野交融”，以此来催生一种全球“知识共同体”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
　　
　　这篇讲演谈了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当代困惑和迷思，并盘查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在哪些方面能“积极融入”这种人类“知识共同体”并在其中“播化”（diffusion）的可能性。这些均为这篇宏论的价值之所在。
　　
　　这里只想补充一点：2007年以来，世界各国均陷入了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之中，各国的经济结构与社会体制中多年来潜含和积累的问题，也不断暴露和爆发出来。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当今世界格局中，任何一个国家和经济体所面临的问题，都已不再是完全孤立和完全自个儿的了。
　　
　　就此而论，在认识并试图解决21世纪全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诸多挑战和问题时，从世界各国的文化遗产禀赋中“发掘”并以求“贡献”各自的积极因素，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而且可能是必然的。
　　
　　然而，对已经市场化的中国社会来说，国人当下亟需关注的，与其说是盘点我们能向全球“文化知识共同体”注入什么，播化什么，贡献什么，毋宁说仍然是要探究中国社会当下和未来的制度变迁的文化张力。 （编辑：赵露） 
　　
　　（汪涌豪，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8年获聘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2005年为日本神户大学特任教授。 长期从事古代文学与美学研究，兼治古代哲学、史学和文化批评。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批评的考究》和《中国游侠史》、《中国游仙文化》等。曾获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奖，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霍英东教育基金会奖，中国图书奖，以及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