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葵图片:执著宪政 屡仆屡起——纪念储安平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随想

储成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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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安平先生是现代中国典型的宪政民主信念的信奉者和追求者，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以及新闻自由的信奉者、追求者和践行者，是尝试通过真实、真诚、合理以及建设性的言论批评，帮助执政党兴国理政的践行者。在20世纪50－60年代的那个特殊时期，储安平先生为他的政治信念和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他所信奉和追求的社会理想在当代中国不仅没有灭绝，反而在中国社会这块辽阔的土地上扎根发芽、生生不息。作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具有公民意识但尚未充分享有公民资格和权利的国民，值此储安平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一股天然的道德情感驱使我应该写点什么，以表达对逝者的纪念和对宪政中国的期盼。
在我的心目中，储安平先生是一个道德正义感十分强烈、道德勇气十分充足和为担当道德责任、践行道德义务愿意付出任何代价而不计个人得失、荣辱、进退、成败甚至生死的民主主义者。
中国近代社会最终抛弃君主专制而选择民主共和，这是古老中国从秦朝开始的大一统封闭专制社会走向现代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的开放社会的必然回应。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始其党义虽然秉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建政原则，但在与国民党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斗争过程中，却是高举民主、自由、宪政的大旗赢得社会民众、获取国家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召开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尽管宣称的是人民民主，但此时这一建立在新民主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人民民主却包含有某些宪政民主的因子。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一开始奉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但1952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紧接着制定、实施了旨在实现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按照先工业化后社会主义化的原定方针，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将持续一个漫长时期。但随着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工业化在中国遥遥无期，但毛泽东却宣告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宣告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表面上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但实质上却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倒退：不仅仅经济上排除了市场和民间经营、文化上既反中国传统又反西方主流文明，更有甚者，政治上抛弃了抗日战争时期以及长期与国民党专制独裁斗争过程中极力倡导的平等、自由、民主等宪政民主的基本要素而转向新的更加集权的党政体制。
作为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先生，本来已经是这个新生政权的较大利益获得者，按常理，作为一个新生政权较大利益获得者对于这个给他带来较大利益的新生政权是不会做出任何道德批评的，尽管储安平先生不具有执政党党员身份，但他身居《光明日报》总编辑的这一要津和高位，毫无疑问，他完全是这个新生政权共享权力和地位的“内部人”。
历史是不是就是这么随随便便、平平淡淡、简简单单地自我编织自我演绎的呢？不是。事实是，历史借助许许多多偶然的、戏剧性的事件，将一定数量的相关因素耦合起来，神秘莫测而又熙熙攘攘地展现着其天道不易的必然性。当中国社会历史移易到1957年这个关口时，当一个道德正义感十分强烈而又位居《光明日报》总编辑职位的媒体人面对国家政治生活中民主、自由急剧下降的局面，同时又撞上了执政党开展整风、欢迎党外人士提出批评，帮助执政党整风这一机会时，可想而知，这样几个因素一旦在同一时空耦合起来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历史后果？
史载：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1957年 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1957年初，根据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是民主党派创办的《光明日报》再交还给民主党派去办。由《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提名，经过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并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宣传部批准，储安平于4月1日出任了《光明日报》总编辑。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国共产党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于是，储安平响应号召行动了起来，积极鼓动对共产党有意见的人出来说话。他派出大批记者到一些大城市采访，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且亲自安排版面发表了多篇有关鸣放的通讯，文章的措辞极为辛辣激烈，有很强的鼓动性和号召力。
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又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员之列，他在座谈会上作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
在这个发言中，储安平提出：“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当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因此，他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接着，储安平针对建国后执政党及其领袖背离建国前组织联合政府的构想和承诺，以及国家权力机关民主人士任职比例急剧下降现象，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了意见。储安平提出：“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土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6个副主席中有3个党外人士，4个副总理中有2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是不是党外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储安平的这些发言在第二天(1957年6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发言见报后，就像是在全国范围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了对储安平“党天下”言论的批判、讨伐。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而在全国发起了向“右派分子”的进攻。
结果呢？
结果是：1957年6月8日下午，储安平先生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送去了辞呈……
结果是：储安平先生从中国的政坛和新闻界、知识界销声匿迹……
结果是：1966年秋季的一天，储安平先生失踪……
往事不堪回首，我辈哪忍追思！
一个希望能够通过真实、真诚、合理以及建设性的言论批评，帮助执政党兴国理政的媒体人的下场竟是如此惨烈，接下来，还会有谁愿意、还会有谁敢于站出来帮助执政党避免错误和改正错误呢？！翻开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历史，我们已经洞若观火地看到：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正是由于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失去了一批具有强烈道德正义感和道德勇气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评判、监督和帮助，才捅下了“大跃进”运动的天大娄子，才犯下了“文化大革命”的天大错误！历史已经昭示给我们：建国后，中国社会民主、自由遭受蹂躏、践踏，就是始自1957年由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发起和实施的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
储安平先生是当代中国宪政民主建设史上一位忠诚的战士。储安平先生坚定执著的民主、自由的道德信念与始于秦的“天下一统、不容诸多”的体制之间的碰撞，使储安平先生个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但储安平先生个人付出的代价却为当代中国宪政民主建设增添了元气和动力。1957年后，追求中国民主、自由的人士屡仆屡起，他们已经为、或正在为、或即将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付出如同当年储安平先生一样的代价。中国宪政民主建设大业未竟，中国宪政民主追求者必出！中国宪政民主追求者屡出，中国宪政民主建设大业必成！随想至此，储安平先生若在天有灵，我想，他会为他当年为追求中国宪政民主所做出的牺牲和付出的代价而自豪无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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