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航天出版社:[学术]宪政民主萦怀录——写在罗尔斯《正义论》发表四十周年之际

宪政民主萦怀录——写在罗尔斯《正义论》发表四十周年之际
　　
　　作者：旁观者100
　　
　　一，满怀价值担当的“反动者”——罗尔斯与美国政治学
　　
　　二，全球自由共同体——康德-罗尔斯主义与国际格局
　　
　　三，权利vs善——罗尔斯和自由主义的伟大与局限
　　
　　四，罗尔斯与中国宪政民主
　　
　　五，自由、平等与功利——罗尔斯与市场经济
　　
　　六，未结束的结束语
　　
　　
　　
　　在当今的中国，就应该：
　　
　　多点科学精神，少点科学主义；
　　
　　多点人文情怀，少点“文人”情怀；
　　
　　多点平民立场，少点民粹立场；
　　
　　多点精英担当，少点“精英”派头；
　　
　　多点大儒，少点犬儒；
　　
　　多点“权利至上”，少点“权力至上”。
　　
　　——————————————旁观者100 （部分引用，部分借鉴，部分原创）
　　
　　正文：
　　
　　一，满怀价值担当的“反动者”——罗尔斯与美国政治学
　　
　　凡是对政治哲学/政治思想史略有了解的朋友大概都知道：美国历史上，不似欧洲大陆——政治思想大师群星璀璨。即使是像潘恩、杰斐逊还有《联邦论》（旁观者100注：旧译作《联邦党人文集》，不确。因为彼时还没有“联邦党”这个东西）的几位作者那样的政治思想家，他们的学说也非以“抽象性”、“思辨性”见长，有点像政治杂文类的——这些政治家是以“实践的智识”而光耀千秋的。
　　
　　有人讲，这或许和美国缺乏厚重的历史积淀有关。好像有点道理。但我觉得更可能的是和美国人缺乏政治上的大灾大难有关。（这可不光是因为：美国历史短，所以灾难史也短）俗语说“江山不幸诗家幸”，其实政治哲学也差不多。无论是古典时代痛心于“大乱与僭主轮替”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庄孔孟，还是廿世纪反思极权主义创痛的波普尔 施特劳斯 哈耶克 阿伦特 以赛亚伯林 还有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几乎都是见识过大灾大难的学者。大灾大难出大儒啊，呵呵！
　　
　　有人可能会说了：难道列奥施特劳斯、汉娜阿伦特、马尔库塞、伊瑞克沃格林不是政治哲学家吗？他们确实是，但他们都不是“美国土著人”，他们是从“哲学之乡”德国逃难到美国的。
　　
　　二战之后，美国政治学界又刮起了“科学主义”浪潮。彼时美国的政治学界都标榜“科学”“实证”“去价值化”。主要主张有：
　　
　　1），认为政治上的“信仰”，“主义”“价值追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东，即便不是用来忽悠人的，那也是都是些无用的“形而上学”、“宗教教条”；政治学研究应该只做“事实判断”，不做“价值判断”——要搞“价值中立”“价值祛除”；
　　
　　2）像经济学和自然科学一样，追求计量化；随便拿一本美国政治学的书，里面全是图标、计算公式，满篇都是“相关性/相关系数”“函数/变量”“离散”“概率”之类的东东；
　　
　　3）拒斥欧洲大陆那种“唯理主义”的抽象思辨，提倡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研究路径。
　　
　　以上说的有点抽象，举个例子吧。大家都知道刘瑜女士吧？这位才女就是典型的受美国式“科学化政治学”系统熏陶的的例子。她以下的几句话，就反映了美国政治学的基本特点：
　　
　　“所以我现在主张的，是一种从经验、从问题出发的读书态度，而不是从“死去的古代白人贵族男子视角”出发的读书态度。比如，如果现在困扰我的问题是“民主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那我就老老实实去读Prezworski, Inglehart, Huntington等做相关经验研究的人，柏拉图、黑格尔等“大师”估计也帮不上多大忙。15年前你要是在大街上碰见我，打开我的书包，发现的可能都是《规训与惩罚》、《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样的经典名著，而现在你要是碰到我，可能我从书包里掏出来的仅仅是《印度简史》、《小议台湾土改》、《菲律宾的腐败》、《民国的四次选举》之类一点也不高深莫测的书。”“既然我们现在有条件读很多更严谨、更扎实、更细化的经验研究作品，为什么要拘泥于那些从概念到概念的东西呢?”
　　
　　——————————————————刘瑜《从经典到经验》，载《南方周末》
　　
　　
　　
　　
　　
　　这样做有好处吗？当然有。科学化的政治学，可以较大程度上避免“巫术化的政治学”。
　　
　　什么是“巫术化的政治学”呢？比如很多人讲“南斯拉夫伊拉克宪政化之后动乱了，所以动乱就是宪政引起的”。恕我直言，这就是典型的对政治现象的“巫术化理解”，而不是科学态度。古代人遇到倒霉事时，碰巧见到几次乌鸦——那就“证明”了“乌鸦报丧”；每天看到太阳东升西落，那就“证明”了太阳肯定是绕着地球转的；“跳大神”等巫术，既然用了几千年了，那肯定是“老祖宗实践智慧的结晶”，这就“证明”了跳大神肯定对治病有用。波普尔的高徒、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就讲，其实中世纪教会在证明“女巫存在”时，也是有很多“证据”的-只不过这些个“证据”和上文中的“宪政导致伊拉克的混乱”“乌鸦报丧”“跳大神治病”之类一样，都是靠“想当然式的臆断”而成的。（例如，我们可以给宣扬“宪政化导致伊拉克动乱”的人提几个问题：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侵入柬埔寨后，并未对被占领国实行宪政改造，为何还是有动乱、依旧到处听到反政府武装和游击队的枪炮声？为何英美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占领后施行了宪政化改造，却没有动乱？真的有经验上的或逻辑上的证据来证明“宪政导致动乱”吗？在诘问之下，对政治问题“巫术式的理解方式”，不攻自破。）
　　
　　类似的思维模式至今仍然顽固的存在我们的脑海中。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透明国际”公布了各个国家清廉程度排行榜。这时很多网友都说：像印度等自由民主国家居然比中国还腐败？这说明自由民主不一定能反腐败呀！
　　
　　恕我直言，这样的讲法，说明那些朋友对政治现象的理解还停留在“前科学”阶段。
　　
　　“科学化的政治学”又是如何做的呢？
　　
　　
　　　　找到“自由之家”机构对各国政治自由程度程度的排行榜，再和透明国际列出的各国廉洁程度排行榜比对。设“民主程度名次”为x,“廉洁程度名次”为y，计算变量x与y的相关系数r（其区间为【-1，1】，可用专门的软件或计算机），这次才是社会科学（政治科学）的标准方法。貌似有人计算过，结果是：政治自由水平与廉洁水平呈明显“正相关”的。这是坚决摒弃那种“企图靠举几个例子就能证实/证伪某种因果联系”的“研究”方法的。
　　
　　再比如说：西方选举中，金钱真的是最重要的吗？真的重要到了“花钱买选举”的程度了吗？很多中国人都这么认为，一些没有受过数学和政治科学系统训练的西方左翼文人（恕我直言，请见谅）也这么认为。那如何探究“花销程度”与“竞选胜算”的因果联系呢？
　　
　　设历届美国选举中（民主/共和党）一方花销所占该次选举总花销的百分比为变量x，设该方在历次选举中所得票数占总票数的百分比为变量y，然后计算变量x与y的相关系数，发现只有一点点的正相关。我知道很多人未必相信——甚至很多不懂数学、政治科学的西方文人（甚至部分政客）也不相信——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严谨的研究呢？总不能靠“想当然”吧？（当然，这个结论未必准确，主要是这种相对严谨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而不能光靠看过点西方的报纸，就草率地断言“西方选举是花钱买来的”。）
　　
　　
　　
　　以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亟待政治学的“科学化”；但是，凡事都得有个度，像美国二战以后的那种政治学“泛科学化”的情况，还是需要改变的。政治学（当然也包括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研究者可能对人没有感情吗？——就像科学家对艾滋病毒和氦气那样？如果要是社会科学家总是像研究畜生那样，不带任何关怀的去研究人，早晚得把人给“研究”成畜生！
　　
　　所以萨托利说得好：
　　
　　“英美文化足可以训练出难以对付的“匠人”，但也很可能难以训练出“智者”……若说（欧洲大陆式的）理性主义不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美国式的）求实精神则缺乏足够的思想支配力。”
　　
　　这种情况下，“半路杀出来个及时雨”，约翰.罗尔斯横空出世。
　　
　　罗尔斯的《正义论》，诞生在美国的多事之秋（这个“多事”是相对于没见过“大世面”的美国人而言的，要是和廿世纪多灾多难的俄罗斯中国比起来，美国那些事儿还算事儿？）。战后“消费社会”的物质主义带来的大空虚，然后是用学生造反的大激进来反对大空虚（当然这大激进的外衣下依旧是大空虚），然而大激进过后依旧是价值上的大空虚。冷战爆发与麦卡锡主义狂潮、50年代民权运动、“伟大社会”与“向贫困宣战”、越战与反战、学生造反与新左翼狂飙、妇女/环保社会运动、政府诚信危机……这一切让未见过“大世面”的美国人目不暇接。
　　
　　这时候，如我题目所讲。以为满怀价值担当的的“反动者”，罗尔斯及其《正义论》问世了。
　　
　　这本书大家可能几乎都读过或了解过。比较好懂-——至少比什么霍克海默、德里达、海德格尔啥的好懂多了吧？
　　
　　这本书既不像当时流行的在政治学著作那样只重事实、不问价值，也不像当时一些哲学/论理学那样陷入纯思辨的“思维游戏”中。《正义论》一方面用了很多时髦的方法（比如“理性选择”“博弈论”），不像施特劳斯、沃格林之类尽玩些“诗化的哲学”（高全喜语）；另一方面罗尔斯始终秉持强烈的价值观怀倾向，不搞“去价值化”的冷冰冰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