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大劫案电视剧:国企上交10%，理论依据哪儿来的？

徐滇庆
今天的讨论让我们有机会坐下来认真地讨论国有企业资产和利润留成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缺乏这种学风，很大的一个政策却没有人讨论。中评网召开了一次重大的、值得称赞的一个会议。
关于国有资产问题，盛洪讲得很好，我很同意。我认为除了激情的表述之外，需要在理论规范上给予更清晰的表述。我们要承认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资本论》奠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讲，价格是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人力成本，第二是物化成本，第三部分就是利润。人力资本就是工资，物化成本就包括我们讨论的资金成本，也包括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和利润。马克思就是研究这个而发现了剩余价值，从而构成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
产权理论的要害是什么？除了对这些资产的使用权、处分权，转移权，最重要的是对利润的支配权。拥有产权的人就拥有了对利润的支配权，这没有错吧？
那么国有企业的产权是谁的？他的利润究竟怎么分配？马克思那么认真地写了《资本论》，我怀疑某些制定政策的人有没有认真读过资本论，他们政治经济学考了多少分？是谁教他的？我们知道，要提副部级需要到中央党校进修半年，中央党校的老师们对这些基础理论教得很清楚，那么这些人是否在提拔之前，名义是挂在中央党校而在上课时溜了号？利润不归产权所有者支配，请问它的理论基础是哪里来的？马克思没有这一说。而且，马克思对利润的使用做了详细的分类。现在我们国企的利润分配具有这么大的随意性，又冒出来一个软约束。改革开放初期，在国企改革中就遇到了国企的软约束，很头痛，现在又不知不觉地搞出来一个软约束，岂不是在认识水平上退回到改革初期了？
我完全赞成盛洪的置疑。请问，资源型国企利润只上交10%的重大决策，依据是马克思那儿来的？还是恩格斯说的？毛泽东说的？还是你说的？你给我们论述一下，好吗？我们制定一个政策要面对民众、要面对后人啊。如果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后人会怎么指责这个时代？作为学者，我真为有这样的学生感到遗憾。当然也为中央党校这些教经济理论的老师们感到遗憾。怎么教出来这样的学生？他们能把基本理论忘得如此干干净净，居然还能写成文字来给我们教书的人看。如果我们能看得下去，岂不是连基本的治学原则都没有了吗？这是不能容忍的。
若是理论创新，那么前提是要在对前人的理论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发展，特别是今天，我们仍然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创新，而不能是凭空瞎说。我不赞成现在有些年轻人否定马克思，就是在西方，美国、英国的经济学者们对马克思的评价仍然很高。他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创造的剩余价值理论直到今天也没有人可以推翻，是他揭露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既然还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子，继承马克思的学说，怎会连马克思基本的价值价格理论都不予尊重了呢？请问这个人是哪个党校出来的？是民进党吗？理论素质低我们可以理解，可是不能低到数典忘祖的程度，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央党校去过没有？北京市党校也不是这么教啊？我讲错了，请你来告诉我，我向你学习。
发展理论一定要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始。我们都知道软约束是个大问题，它使得国企的管理混乱，这混乱现在渗透到国家大政策上。软约束就是可以随意安排，你的理论根据是什么？没有！今天5%，明天10%，后天8%。这还不乱套了？没有理论依据的事情是走不远的。
另外，关于国有资产，我记得还很清楚，朱镕基在他任期结束的时做了一个告别演讲，说；香港有些报纸说我是赤字总理，我不承认，我们多花了些钱，有了财政赤字，但是我们换来十几万亿的国有优质资产。我第二年回来，在一次讲话中我讲，咱们朱老板也许说错了（当然我不对外讲，影响不好），因为涉及到怎么给国有资产定价的问题，这又要回到理论上去。
资产定价有两种基本的思路，第一种叫市场比较法，就是我有这个资产，别人在那儿卖，看看别人卖多少钱？我也可以到市场上去交易，通过交易，大致上可以确定我的资产值多少钱？可是，国有企业的规模往往很大，几乎没有交易的记录，很难说应当卖多少钱？对于中小企业比较好办。中小规模的国企差不多处理完了，那是因为有市场，有类似规模的民营企业做比较，所以能定价。可是国企大到了一定程度，没有市场、没有交易，没有记录，市场比较法就没法用了，所以无法按照市场的交易来给国企资产定价。剩下的就是利润还原法。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我们当老师的在教学生的时候，就是要丁是丁卯是卯地说清楚。在利用还原法的时候，如果我后面各年利润都是零，那么我今年的国有资产是多少？如果不上缴利润，我的国有资产就是零，这是理论推导出来的。如果国有企业的资产不是零，那么就要上缴利润。
当时我就说，如果朱总理说咱们有十几万亿优质国有资产，不要说优质、还是一般的质量，只要还有这个资产，咱们就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利润。如果按照简单的资本回报率计算，利润率大概估计8%—10%左右，有十万亿国有资产，一年起码要给国家创造一万亿的回报。当时，财政总收入也就是1万多亿（现在是5万亿），如果有这样一笔利润收入，还有什么赤字啊？仅仅靠这个利润回报就可以了。国有资产的产权是国家的，国家当然需要有利润。倘若没有利润，国有资产的价值在哪里？而且，这个计算方法也不对啊。我问国资委研究中心，你们到底怎么给国企资产定的价啊？他们只是苦笑。回答说，这个数字是估计的，报多少就是多少。既然不需要上缴利润，报多报少都没有关系。这么大的问题居然没有人认真推敲，令人不敢置信。
有人说是按照投资总额来估计的。假定今年投一千万，明年投一千万，十年加在一起，刚好一个亿。这是小学生的算法。如果投资错误，拆了盖、盖了拆，弄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剩下，花了一个亿，实际上也许什么都没留下来。
有人说，土地是国有资产的主要部分，并且根据现在的地价估算出全国土地的价值，那就更荒唐了。确实，国有土地很多，现在北京市一亩地可以卖好几十万，但是如果若统统拿出来卖，地价就要变化了。土地供给量增加之后，地价肯定下跌。总量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为什么我要追究这个问题呢？那个时候正在讨论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口和防范金融风险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将国有资产的一部分变现，来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结果发现，不要说相当一部分国有资产不能变现，就是能变现的部分也说不清楚究竟值多少。如果不能定价你连影子都见不到。在很多情况下，咱们就是处在既没有影、又不能变现的状况之中。
如果我们还把国有资产当作一个护身符，以为我们还在靠着金山过日子，这种思维难道不危险吗？这种误解往往使人盲目乐观，缺乏危机意识。
我跟学生讲课的时候经常提到为什么世界上有富国、有穷国？菲律宾自然资源相当丰富，人们勤劳，有良好的大学教育，讲英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菲律宾是亚洲最富的国家。当时他的人均GDP是550美元，而香港只有180美元，台湾140美元，大陆才只有89美元。菲律宾比周边国家地区富好几倍。但是到了今天，“菲佣”成了一个新名词。香港的人均GDP已过3万了，而菲律宾远远落在后面。为什么？就是因为在不停的犯错误，尽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勤劳的人民，但是仍然在贫困之中。如果我们不吸取这个教训也不停的犯错误，谁说中国不会遭遇同样的问题？
我们不能在理论上让步，要把话说清楚。现在国有资产的估价本身就是一个大问题，到底有多少国有资产？这个问题没有人敢去碰，盛洪说了，一碰就碰到利益集团上去了。稀里糊涂的状态最有利于巧取豪夺，算清楚帐了反而不好办。所以进一步的产权制度改革，特别是我们研究制度经济学就得把这个问题理清楚。我们要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理论研究的基础。如果没有认真的研究，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产权至今“弄不清楚”，将来我们就可能走向很危险的极端。
这次我收到文件一看就有疑问，资源型国企上交10%的利润，那90%哪里去了？干什么去了？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的10%？若真能说出理由来，为什么不说呢？你写篇论文啊，这个写文件定10%的人应该进过党校啊？就是做博士论文也要说清楚数字是从哪来的？没有数据支持就敢瞎说，请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谁教你这样说？你若有新派理论，我支持你创新，但不能连老祖宗也不顾忌，不可毫无根据地胡说八道。盛洪说“这是欺中国无人哪”，这是一个学风问题。
这些天，房地产商一看银行紧缩贷款，要玩真的，马上造谣说房价下降了，放个烟雾弹，想瞒天过海，延缓紧缩政策的执行，等新的按揭贷款额度下来再捞一把。这些谣言迎合了潮流，不少网民就拥护，纷纷说房价下降了，某些政府官员也喜欢这个效果。那么请告诉我，哪儿的房价真的下降了？怎么能拿局部、个别现象来代表全局？没有的事！如果长此以往，真是“欺我中国无人”了。
中国学界最近有进步，当我认真的较劲房价问题的时候，没有一位教授站在我的对立面。跟我辩论的都不知道是哪来的？某些是新闻媒体工作者，而且在认真的讨论中，来一个输一个。所以我非常支持中评网经常开这种认真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今天这个会就是面对保护国有资产问题，严肃的提出自己的意见。
谁都不能巧取豪夺，也不能稀里糊涂，你既能上缴10%利润，那90%哪里去了？你不能搞软约束。问题本身不在10%，在于你本身有多少资产？
大家都知道负利率出现了，现在通货膨胀率是6.9%，而我们的基准利率是4.14%，再加上利息税，相差几乎三个百分点。只要有负利率，银行资金要流动，这是铁板上钉钉的道理，负利率是很不好的东西，全世界都怕负利率。
那么利率能不能提呢？回答是不能提。美国的柏耐克可以提，央行行长周小川不能提，为什么？回答是两个大理由，第一，如果我们的利率一提国企就要亏损。大家都知道银行把70%的贷款给了国企，国企现在状况是怎样呢？有利润的不贷款，要贷款的没利润。什么人有利润？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等等，他们有的是现金，恨不能让他办家银行贷款。把这个垄断行业的利润去掉，在国资委的名单上，你只要把利息加上一个百分点，就是一大截亏损。上两个百分点亏损更厉害。1500家上市公司中70%以上是国企，如果这些公司亏损了，明年我们的证券市场的报表就没有办法看了。摁下葫芦浮起了瓢，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现在资金流动性过剩，使得货币政策的空间不够。如果再加息的话，那么流动资金还要往中国来。美国正在减息，现在几乎只剩下不到40个基本点。如果一拉平咱们会更吃不消。咱们加息的空间很小。
吹牛时，说国企的利润大大的，一旦要提高利息和资金成本了，就说没利润了，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国企性质各有不同，要区别开资源垄断性的电讯、电力、石油等等。究竟这10%是怎么算的？需要好好的推敲。我们欢迎这些官员们坐下来，跟老师们见见面，毕竟还都是从校门出去的学生，不要把老师的面子丢干净。无论是哪个学校出去的都应该坐下来，本着科学的态度认真的推敲出一个负责任的办法。
现在的房地产政策还是有进步。对总体来讲我还是比较乐观，发现问题一起探讨，把问题的严重性谈透。近八九个月以来，我一直在讨论房地产政策，我认为不必把什么东西都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像最近的一本畅销书《货币战争》，就这水平能把中国人忽悠了？罗斯恰尔德家族比任何皇族都厉害，没有继承问题，还能够统一决策。用这种阴谋论写写小说还可以，但是在真实社会中充满着矛盾，没有那么简单。刚才说究竟是谁可以操作这个利益，我认为讨论这个没有什么意义。要承认每个人都有利益。问题是要有一个法制的基础，并且进行利益之间的互相监督。
盛洪说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口一口吃，是对的。至于说秋风说的大问题我也完全赞成。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我们是否有足够多的时间做好准备？看起来很难。金融体制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的特色，和我们新的形势完全不融合。我们不能够改变历史潮流，其实，真的来了危机也未必是坏事。我曾经跟杨小凯讨论过多次，中国和俄国的改革走不同的路，从目前来看，中国的改革比俄国成功，但是，从长期来看，很难说哪个绝对好哪个绝对不好。俄罗斯先遭遇经济危机，却把旧的制度冲掉了，现在有了新的起色。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经济发展比他好，但是我们前方是否也存在一个危机，是否也要付出代价？在危机到来之前应该做什么？这其中有一个历史必然的规律。一个人在历史潮流中非常渺小，尤其我们读书人，不过比别人多看一点书而已。我赞成盛洪说的——力所能及，对得起良心、对得起我们的使命就是了。该发的警报信号我们说了，是否采纳是执政者、政治家的能力和判断的问题。我们经济学的学者没有能力去管你。你做得不对了我还要说。学界就怕不讨论、跟风、跟潮流、唯上。盛洪讲的好，大家要有个谏议制度。总之，天则的学风应当认真的推广。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我们的朋友，是否可以提案，要求说明资源型企业上交利润10%的根据是什么？要害问题是要求信息透明度——信息披露，然后再来研究，要制度化，道理要说清楚。如国有资产的股价问题，到底值多少钱？这些难道不是我们经济学界的学者应该继续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吗？
20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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