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100秒官网报名表:我所知道的江青

邓小平的复出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立，就是这个阶段的历史产物。这个研究室是由邓小平物色的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个负责人，又由这些人再找来一批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组成的。这个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虽然有好几个方面，但斗争的矛头是对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

这时候，毛泽东对江青做的有些事情不那么满意，有时也敲打敲打。比方江青对电影《创业》（这部电影是表扬大庆油田和石油部）做了错误的批评，毛泽东就做了批示，不赞成江青所做的批评，这就是一次“敲打”。有一次我在天津告诉了原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孙敬文转告了石油部长康世恩，使康世恩少受江青对他的一次讹诈。

但是“四人帮”对政研室的攻击，如“邓记谣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类中伤，在反对政研室和邓小平中还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江青一伙使坏，毛泽东支持了江青，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除了保留党籍之外，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工作。这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邓小平斗争获得的一次胜利。

“多行不义必自毙”，1976年打倒邓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是江青的末日。

1936年初，业余剧人协会要排宋之的写的新剧本《武则天》，导演等选中郁风饰演武则天B角。郁风谢绝不干。但是导演等不放弃，一再说服动员。蓝苹也极力劝郁风答应，蓝苹早已是业余剧人协会的成员，她对这出戏就很有兴趣，是她帮助郁风背台词，两人琢磨人物性格。

“文革”中的江青极力推崇女皇武则天，便是从最早为武则天翻案的这一话剧种下了根。

70年代的江青曾对访问她的维克多说：“我21岁就一举成名。”指的是1935年她21岁时参加业余剧人协会主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郁风写道，其实蓝苹是在一年以后在《大雷雨》中饰演卡特琳娜这个角色以后才比较出名，才有联华公司的名导演蔡楚生找她拍电影《王老五》，饰演王老五(赵丹)的妻子缝穷姑娘。在此之前她虽在电通公司拍过几部片，全是只有少数镜头的配角，其中之一是袁牧之编导的喜剧短片集《都市风光》。她的角色只是一个男演员的女友，只出现几秒钟，连姓名都没有。那个男演员就是唐纳。

郁风还讲了蓝苹一件事：1936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妇女团体演出只用一个演员和一两个配角的独幕戏《婴儿杀戮》。蓝苹一口答应扮演杀死自己婴儿的那个失业女工。

郁风的文章写得很细致、很具体，也很真实。她所知道的事情徐明清不一定知道。我觉得把这两篇文章对照来看，江青的一生可以看的更清楚。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报上登出三对影剧明星去杭州六合塔下举行婚礼。即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唐纳与蓝苹。同去的有证婚人沈钧儒、介绍人郑君里和李清。一时大小报、画报新闻照片满天飞。更轰动上海的是一周以后，据说是应影剧界友人的要求，在八仙桥青年会举行茶点婚宴。一流明星如胡蝶、舒绣文、金山、王莹、陈波儿、郑君里……等全到场。余兴有女高音歌唱家郎敏秀的独唱，还有孙师毅为此作词吕骥谱曲的合唱《六和婚礼进行曲》。词中有：“六和塔下影成双。决胜在情场，莫忘胡虏到长江……共起赴沙场……”等等，不忘宣传抗日。

谁知不到一个月就发生婚变，蓝苹和唐纳闹翻，她跑回济南，唐纳追到济南，在旅馆自杀被救，弄得满城风雨。尤其是小报，多数是对蓝苹“水性杨花”的嘲讽和责难。

业余剧人协会演出《武则天》后，就排《大雷雨》。章泯导演，蓝苹全心投入去排戏，饰演女主角卡特琳娜。

郁风还说，在业余剧人协会我见过章泯多次，中等身材、一套旧西装，显得苍老，不大说话，很深沉。和那个高高的、风度翩翩、对人和气的唐纳完全不同。章泯的名气也没有蔡楚生、史东山等叫得响，但在话剧界行家中公认他对戏剧的修养和导演的才能一流。

《大雷雨》的公演已是1937年初。渐渐圈内人传出蓝苹和章泯秘密同居的消息。唐纳又发生第二次第三次自杀。章泯是众所周知早已结婚并有个八九岁的儿子，蓝苹当然也知道。于是各种流言蜚语又成为报屁股的好材料.甚至恶俗刻毒的论者说：有的女演员不惜以上床的代价勾引导演以换取上台当主角的机会。当然这样的例子不能说没有，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好莱坞。但是据较知情人的了解，章泯从最初主动找蓝苹饰演娜拉时就已赏识她，两年以后又排《大雷雨》，两次合作中的默契产生爱情也是很自然的事。当然，破坏家庭造成悲剧是两人都有责任的。终于，章泯紧接着排完赵丹和俞佩珊演的《罗米欧与朱丽叶》之后，没等上演，就悄悄离开上海。不久蓝苹也去了延安。后来章泯到了重庆又和妻子复婚。而“文革”中所有与当年蓝苹有关的朋友全部都遭殃，连帮她工作很久的女佣秦桂珍都不能幸免，惟独章泯竟然无事。

以上大概就是蓝苹在上海时期的全部生活故事。她当时的出名，与其说是由于作为一个明星的地位，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这些闹得不可开交的绯闻。自然，绯闻也不是她为出名而有意制造的，她确实想用功演好戏，甚至对电影兴趣也不大，只是一心一意要在舞台上大显身手，虽然她是属于那种底子不厚、却心比天高的女子，但我敢说她绝对想不到日后会把整个中国当作大舞台，叱咤风云，演出惊天动地、遗臭万年的大戏。

关于蓝苹（江青）与唐纳间的绯闻，连从来一点儿不关心这类事情的我，当年耳朵里不知道从哪里也刮进过几句。最近看到郁风所写《蓝苹与江青》之后，我就明白了何以这样的新闻会传到我的耳朵里来一点。

　　1937年江青到了延安

　　徐明清口授的文章里写，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第二年的1月底，中共西安市委成立，徐明清担任市委委员。7月下旬的一天，蓝苹突然出现在徐明清面前。她说自己在上海无事可做，又已经与唐纳分手。徐明清把蓝苹的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几天后蓝苹被批准奔赴延安。从此改名江青。

也就是1937年某一日，延安的报纸《红色中华》登载了有一批文化界人士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的消息，其中就有江青的名字。在这之后江青的名字就没有再改动。

徐明清明白蓝苹改名江青的原因，就是“青出于蓝”的意思。

　　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11月，她就同毛泽东生活在一起了。

　　关于江青到延安后经过怎样的过程同毛泽东结婚，我是在“四人帮”被粉碎后才知道了一些。我有一个朋友何洛，他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任，1946年他还是我在北平《解放日报》工作时的同事，他给我讲了关于江青的一些故事。他告诉我，他、徐明清、江青、还有王实味四个人曾在中央党校同一个党小组里学习和过党的组织生活。后来这个小组里的四个人就分开了，王实味调去了鲁艺，江青调去了马列研究院，徐明清、何洛还留在党校。这时候王实味写了封信给何洛，信上说他能完全肯定江青对他“有意思”，可是双方不好开口，要何洛“玉成其事”。何洛告诉了徐明清。徐明清对何洛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情了，现在江青已经有“主”了。何洛问这“主”是谁？徐明清说江青要我替她保密，不让我说出来。徐明清嘴上虽然说要保密，可是忍不住把毛泽东的名字说出来了。

　何洛讲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前有这样一些故事：江青在延安演过一场俄国的活报剧，只有三个演员，一个是女郎，一个是革命者，一个是沙皇的警察。沙皇的警察追捕革命者，江青扮演的女郎就把革命者藏起来了。剧情就那么简单。

　　后来，江青和他的同乡康生联系上了。江青就经常跑到康生那里，康生拉胡琴，江青唱京戏。后来江青在延安就唱起京戏来了。江青唱京戏，毛泽东就去看和听。看来看去，毛泽东就把江青看上了。我猜想，江青是个电影明星，本来不会唱京戏，恐怕是临时学的，也许是康生为了玉成她和毛泽东给她出的主意。

　　我是1939年7月到延安的，那时我才听说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贺子珍分开而和江青结合这件事。当时延安有许多人对毛泽东和江青的结合很不赞成。后来江青反党集团给党造成很大的危害之后，谢觉哉后悔当时没有强迫把贺子珍留下来（这是2004年我在一本书中看到的）。毛泽东和江青在一片反对声音之中，冷清清地结了婚。在结婚的时候摆了两桌酒菜，可是新郎毛泽东没有出面，只有新娘江青向到的人表示谢意。李昌是出席那个酒席的一个，他曾和我谈起这件事情。

　　从1937年江青和毛泽东结合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有29年。江青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当时我并没有注意。回过头来想，从工作上来说最重要的是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那时候她是中宣部电影处的处长。这个时期她的工作是很活跃的，而且和毛泽东配合得很密切。

从她在党内的地位来说，她在延安时候就开始在党内有一点地位。1940年1月21日江青的名字就出现在《新中华报》上，组织上就安排她做边区文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她排在王明的老婆孟庆树的后面。这是她到延安的第三年。

　　在她到延安的第四年1941年末，毛泽东要她参加西北局组织的陕北的绥德米脂调查团，在调查研究中学习。我和江青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一次。在从延安到绥德的路上我们一起走了一天半。我曾同江青并辔而行，在清涧一起参加过一次晚会，但是我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

不过江青刚到绥德后，毛泽东的一个电报要她马上回延安，绥德专署的同志就派了人，陪江青骑马回去了。

她和毛泽东生了个女孩子李讷，算起来应该是在延安时生的。

补讲一节电影《武训传》批判

　　由于不想被从李进孩到李云鹤，再到蓝苹，最后到江青这些名字演变插乱，本来应写的电影《武训传》批判的事情不得不在这里补记一节。

　　江青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工作很活跃，和毛泽东同志配合得很好。当时情况是：

1950年底到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放映之后，报刊发表不少文章，最初几个月大都是肯定赞扬，突出的有：“武训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是“勤劳、勇敢、智慧崇高的典型”等。1951春批评的文章如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和杨耳（许立群）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对吗?》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大段改写的题为《应该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中开列了43篇赞扬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作为反面教员。1951年6月我们《学习》杂志编辑部请许立群再写一篇《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这篇长文送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加写了好几段有分量的文字。指出武训是在搞骗局，武训的“义学”实际上是“不义之学”。武训是一个五毒俱全的恶丐，他用放高利贷的办法搜括穷人，依仗官府势力强迫捐钱。

　　 看来后来江青到武训的家乡调查之前，毛泽东对武训之为人早已有定评。调查云云只不过为取得更多的事实根据而已。

前面讲过江青在中宣部电影处担任正处长抓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去山东武训家乡山东堂邑（现在不再是县）、临清（现在是地级市聊城下的一个县级市）、馆陶（现在属于河北省的邯郸市）做调查这件事，毛泽东重视程度可以说异乎寻常。江青到北京站前往山东的那一天，毛泽东亲自把江青送到火车站，只不过毛泽东没有下汽车进站，他在车上与江青告别。

江青以李进的名字参加这个调查，同行的有一个袁水拍。那时他是《人民日报》文艺部的负责人，调查团的文字工作是袁水拍这个笔杆子做的。调查报告很长，内容分“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武训的为人”、“武训学校的性质”、“武训的高利贷剥削”、“武训的土地剥削”五节。这篇长报告的题目《武训历史调查记》是毛泽东审定时取的。它在《人民日报》连载之前是经过毛泽东改写或加写的。

毛泽东对这次调查任务完成的状况是相当满意的。大概江青要对袁水拍表示感谢，就在自己家里请袁水拍一家人吃饭。在餐桌上有毛泽东、江青、江青的姐姐，江青的女儿李讷和袁水拍一家。吃饭的时候还照了相。袁水拍把这照片挂在家里墙上。文革中被抄家的时候，袁水拍的许多东西被拿走了，照片也拿走了。后来归还抄走的东西的时候，别的东西都还了，唯独照片没有退还。

　　袁水拍后来从人民日报社调到中宣部，文革时他和我同住在中宣部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的同一座楼的牛棚里头（而且是同一个房间）。这个情况是他直接告诉我的。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

　　江青在文革中的地位一下子提得很高。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进行点名批判。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执笔起草的。这可以视作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江青就在文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5月28日党中央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在5月30日中央通知陈伯达病假或离京期间，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职务。5月30日中央专门发这样的一个通知是很特别的。它可以说明文革的大权事实上已经掌握在林彪和江青手中。

　　这时候的江青，不只是权大、势大，她还有一个特别的专用的称号“旗手”。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性质还是“夺权”的阶段，林彪同江青是密切合作的。1966年林彪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一件表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结合的事情。在工作方法上也各有自己的创造。林彪和江青都讲究仪式。林彪发明手持小红书，口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求群众作出“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呼应。江青要求的仪式是她呼唤“同志们好”，要求群众呼应“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

　　江青又网罗一些人在钓鱼台创作几出样板戏树立自己的丰碑，这些都得到了毛泽东事实上的许可。

江青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江青在文革小组的权力，大到可以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名义联名颁发文件的程度。真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可一世。人们理所当然地不敢说出对她任何不满。文革中许许多多老干部挨批受斗，包括刘少奇和1924年就入党的邓小平都被打倒了。这当然要由毛泽东负责，但是江青那时已经是很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