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焖鸡米饭的真正做法:网易解读：市场化是最好的扩大内需

开放以来的经验表明，扩大内需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市场化改革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正是靠着大力推行市场经济，城乡居民告别了商品短缺年代，纯收入大大增加。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发展到2007年4140.4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7.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增长到13785.8元，年均实际增长7.2％。
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正是靠市场化的手段来实现的。从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靠以产权和价格改革为核心的市场化手段，极大地激励了民间的创富热情。在产权改革方面，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1979年，80.7的工业产值由国有企业创造，非国有只占19.3%，到2006年，整个工业产值中，国有进展9.7%，而非国有占到90.3%。
在价格改革方面，在1978年，92.2%的农产品是政府定价，到1993年，87.5%的农副产品收购由市场定价；在1978年，100%的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由政府制定，到1993年，81.1%的产品由市场定价。
大量非市场因素的存在影响了收入分配
不过，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并未完成，突出表现在国有垄断企业的存在上。国企作为一种产权模糊和价格管制的产物，其存在严重影响了收入分配结构。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和WIND资讯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09年A股上市国企的薪资是民营上市公司（包括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近两倍，造成了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公平。
该份报告同时显示，2009年上市国企经营效率明显不如上市民企，其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仅为后者的37.3%，约1/3强。如果是在完全的市场化条件，企业经营效率低下其职工收入却很高的怪现象是不会出现的。
国企作为一种产权模糊和价格管制的产物，其存在严重影响了收入分配结构。
具体来说，汇率管制带来通胀，也影响了农民工增收
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助涨了国内通胀
除了上述国有垄断之外，影响城乡居民增收和扩大内需的非市场因素首先表现为汇率管制。为了保持就业和维护廉价产品的出口优势，我国央行以投放基础货币的方式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从而陷入外汇储备增长越多，国内货币发行越多的怪圈。
数据显示，从2003年开始，我国的外汇储备就以每年一千多亿以上的规模增加，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达2.85万亿美元。据统计，到2010年底，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2.85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为此，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也不得不承认，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较多的货币推高了通货膨胀，进而物价上涨。当然，根子在于人民币的汇率是非市场化的。
汇率的非市场化维护了廉价加工贸易，影响了农民工增收
中国的外贸以廉价的加工贸易起步，但人民币汇率的压低和出口补贴等等，又反过来维护了这种廉价的出口模式。这种廉价出口模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内带来了贸易的繁荣和农民工的就业，但长期坚持廉价代工模式，又因为要保持低成本的所谓优势，反过来压低劳动力报酬，影响了农民工增收。
据经济学家何帆的研究，以平均工资而论，在制造、建筑和服务业，中国劳动力的小时工资只有印度劳工小时工资的60%-80%。中国的出口企业尽管发展迅猛，但归根到底，大量企业依赖低工资、高耗能、高污染的模式是不能长久的。
中国的外贸以廉价的加工贸易起步，但人民币汇率的压低和出口补贴等等，又反过来维护了这种廉价的出口模式。
农地征收采用非市场化手段，导致农民利益被掠夺
政府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并没有采取市场化的手段
影响城乡居民增收和扩大内需的非市场因素其次表现为农地征收的非市场化。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农地只有通过政府征用变为国有土地才可进入土地一级市场进行出让，而在出让环节，政府作为唯一的供应者，处于绝对垄断地位。这种绝对强势的地位令土地增值收益全被地方政府占有，被征地农民仅以土地产值为依据，获得补偿。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表示，按照当前的“产值倍数法”进行补偿，政府征用农地最高补偿标准只能是该土地农业产值的30倍，而很多地方补偿标准不过是农业年产值的10倍左右。但是，城市国有土地却可以在土地市场上，通过招拍挂来出售，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刻意通过非市场的手段获取农地，而以市场的手段高价卖出。
廉价瓜分农地，导致农民利益被掠夺
据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中指出，未来20年，中国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变。但是，在农地集体所有和被非市场化征收的前提下，这种城市化可能是牺牲农民利益的城市化，而政府则可以 “低成本”获得土地。
按照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研究数据，近十几年来，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征地、高价卖出”,农民向政府转移的价值总额，据说高达20万亿元—30万亿元。如果农村集体土地可以直接入市交易，由市场来定价，那么这一部分土地收益就可以由农民来享有和支配，这样对于农民的增收和扩大内需是非常有好处的。
在农地集体所有和被非市场化征收的前提下，这种城市化可能是牺牲农民利益的城市化，而政府则可以 “低成本”获得土地。
此外，利率不能市场化，也使得全体储户承担负利率损失
影响城乡居民增收和扩大内需的非市场因素最后表现为人民币存款利率的管制。在我国，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是非市场化的，其中人民币存款利率受到央行严格的上限管制。人民币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和人民币市场利率存在的差额，就形成一个存款的“负利率”问题。
公开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30万亿，目前我国人民币一年定期存款年利率为3.5%，而民间借贷的市场化年利率普遍超过20%，如果我们假定市场化利率为20%，由此我们可以粗略估算，不算通胀，2010年城乡居民因为“负利率”而损失的利息收入约为4.95万亿元。
利率不能市场化，相当于全体储户补贴垄断企业和政府，因为国有银行的钱主要流向垄断企业和政府这些低效部门，而这些低效部门主导了城市化中的投资。这种廉价资金的“低成本”城市化，其最终的结果是，全体储户承受“负利率”的损失，如果再加上通胀，收入增长缓慢和内需难以启动就很好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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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不能市场化，相当于全体储户补贴垄断企业和政府。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依靠“低成本”的人力资源、土地和资金来实现的。这种“低成本”是一种非市场化的手段，损害了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利益，这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扩大内需与其依赖政府的扶持政策，不如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依靠市场的内生力量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