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冰张琰琰访谈:广收博览嗜书如命?毛泽东与书相伴终生(图)(之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1 06:50:00

毛泽东一生兴趣广泛,但最大的兴趣则是读书。

毛泽东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书对他来说就是生命,不可须臾相离。在不计其数的回忆文章中,最为感动人的情节,当属毛泽东的读书精神。毛泽东从少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而且他的读书欲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来愈强烈。

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中,震古烁今、撼人心扉、催人奋进之处,笔者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1、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2、广收博览,嗜书如命;

3、不厌其烦,求知如渴;

4、专心致志,苦读如癖;

5、持之以恒,始终如一。

 

一、争分夺秒,惜时若金

 

毛泽东常说:读书治学没有什么捷径和不费力的窍门,就是一要珍惜时间,二要勤奋刻苦。在1964年3月接见外宾时还说,他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他强调成大事者,必须具备的第一种习惯就是珍惜自己的时间,一分一秒都要过得有价值。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养成了珍惜时间的良好的读书习惯。他每天一大早就到湖南省图书馆看书。图书馆还未开门,他就在门口守候。为了读完一部著作,几乎天天分秒必争,甚至连中午饭也顾不上吃,在邻街的小铺上随便买点吃的,就又进图书馆继续读书。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倡:“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对问题的深入了解。”他曾经对旧日的同窗朋友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忙,就要挤,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毛泽东最不喜欢有些人在业余时间里把精力用在打麻将、打扑克、跳舞这些方面。他说:“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养成学习的习惯。”在业余时间,毛泽东总是废寝忘食地读书。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

在毛泽东的存书中,有一本普列汉诺夫著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他于1945年12月24日收到这本书后,第二天就读了11页,第三天读到27页;27日到29日,虽忙于为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但仍读了14页……就这样,一本300多页的书,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读完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岁月,毛泽东身负党和国家的重任,日理万机,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利用饭前饭后、节假日、旅途中的间隙,甚至上厕所的片刻时间读书。据身边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每天睡眠的时间很少,他把工作之余的一切时间都用于了读书。

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世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做客,曾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

在毛泽东的卧室里,办公室里,甚至游泳池的休息室里都放着书。在游泳下水之前活动身体的几分钟里,还要看上几句名人的诗词。游泳上来后,顾不上休息,就又捧起了书本。一部重刻宋代淳熙本《昭明文选》和其他一些书刊,就是利用这些时间,今天看一点,明天看一点,断断续续看完的。

外出时,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要带些什么书。两个大箱子总是装着满满的书,走到哪儿,读到哪儿。途中列车震荡颠簸,他全然不顾,总是一手拿着放大镜,一手按着书页,阅读不辍。

到了外地,同在北京一样,床上、办公桌上、茶几上、饭桌上都摆放着书,以便利用点滴时间看书。真是日理万机不废读啊。

 

二、广收博览,嗜书如命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乃至世界的领袖人物中,毛泽东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无人能与其相比。

毛泽东在1957年10月2日给秘书林克的信中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求知欲便非常旺盛。他到处借书来读,包括和尚的经书。韶山冲的书读完了,就跑到湘乡外婆家去借。在停学在家的两年中,他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坚持读书到深夜。半耕半读的两年中就读了十几本小说。

毛泽东后来回忆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的生活时说:“我正像牛闯进了菜园,初尝菜味,就大口大口吃个不停。”“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尔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在革命战争那些岁月里,毛泽东千方百计找书读,尤其是想方设法收集马列著作。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就是在1932年4月红军打漳州时收集到的。

在长征路上,张闻天夫人刘英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随中央领导人长征。据刘英讲:那时“毛泽东身体较弱,有时躺在担架上看书。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所读的有《反杜林论》、《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有一次,他叫我:刘英,实在饿,炒点麦粒吃吧!他就一边躺着看书,一边从口袋里抓麦粒吃”。

到了延安,毛泽东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气,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

1947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毛泽东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写了批注的那一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越来越好了。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个人藏书近10万册。单就史书而言,从《尚书》,《春秋》,《左传》,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历朝纪事本末》,《读史方舆纪要》,《清史稿》。从明清近代史学家李贽,赵翼,魏源,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史著,史论,考订到现代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历史著作和各种通史,断代史,史论都有所收藏。既有正史,野史,又有历史演义,还有一些省志,县志以及《历史研究》等刊物。毛泽东寓所里没有任何豪华的摆设,唯独藏书,即使学富五车的专家学者也难能与他相比。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回忆当年陪同尼克松总统会见毛泽东主席的情景时这样写到:“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袖的会客室。”

毛泽东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用以学习和研究。据权威人士不完全统计,进城以后至196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用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

外出视察时,除了所带的书外,在外地还要借书读。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二十四史》约有4000万字,毛泽东硬是通读完了,有些部分还不止读过一遍,而且还作了许多圈点、勾画和批注。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地把《二十四史》学好”,“不仅《二十四史》,稗官野史也要读”。

毛泽东对鲁迅的著作也很有兴趣。1938年8月,中国第一次出版了20卷本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书十分珍爱。他行军、转移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1949年出国访问时,也随身带着几本,一有空就读。从1956年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新版的《鲁迅全集》。毛泽东对这套新的全集也十分珍爱,把它放在床上,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和其他零散时间阅读。1961年,毛泽东在江西的一段时间,也把《鲁迅全集》带在身边。1975年8月,他重病在身,还用颤抖的手在全集线装本第5卷第5分册的封面上写下了“吃烂苹果”几个字,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读此分册中的《关于翻译(下)》一文,当读到鲁迅用“剜烂苹果”的比喻,主张正确批评,反对“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时,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连声说:写得好!写得好!

毛泽东还读过哥白尼、布鲁诺、坂田昌一、李四光、竺可桢、杨振宁等科学家的重要著作和许多自然科学刊物。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名著,他反复读过多遍。

在50年代后期,毛泽东还钻研过农业、土壤、机械、物理、化学、水文、气候等方面的书籍。1958年9月,张治中与毛泽东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上,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方面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

学英语,也是毛泽东读书生活的一部分。为了能直接读懂马列的外文书籍,在延安时期,他就自学过英语。解放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他学习英语的兴趣更浓了。他学习英语不怕困难,每次外出总带着字典学习英语政治书籍。无论在火车上、飞机上,他都坚持学习。有一次,毛泽东乘飞机到外地去,他在客舱中朗读英语单词,一个词连续读十几遍。服务员见他这样认真,便走到他身边问道,“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学习外国语言?”他回答说:“这是斗争需要啊!”

 

三、不厌其烦,求知如渴

 

毛泽东的早年同学周世钊,在谈到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个“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泽东酷爱读书、追根究底、求知如渴的精神。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便养成了“不动笔不看书”的习惯。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曾阅读批注了德国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在10万余字的原著上,他用工整小楷在书的上下空白处以及字行之间写上的眉批和提纲,密密麻麻多达12000多字,最小的字要用放大镜才能看得清楚。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笔和黑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凡是书中比较精辟重要的内容,总是用浓圈密点,甚至圈上加圈,点上加点。在他移居长沙清水塘时,他这本书曾被一个同学借去。直到1950年,这位同学才托周世钊先生带还给毛泽东。他又高兴地翻阅了自己写在书中的批语。

毛泽东所写的读书批注,有的是读书时心有所想,情有所感,言有所论,信手写下的思想片断;有的是联系实际,概括和总结出的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具有很高的理论、学术价值;有的批注内容极为丰富,似串串思想珍珠,可谓“大珠小珠落玉盘”。

毛泽东动笔读书,还纠正原书中的错别字和改正原书中不妥当的标点符号。打开毛泽东阅批过的书籍,可以看到他是怎样不厌其烦地将一个一个的错别字和明显点错的标点改正过来,又将漏字一个一个地添加上去。

毛泽东多次指出,学习马列主义一定要认真读书,坐下来,钻进去,不能像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而要一句句、一段段地认真思考,用心领会。毛泽东一生阅读了大量的马恩列著作,不仅有全集、选集、专题文集、单行本,而且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哲学、军事、文学、史学等专著。对《共产党宣言》一书,毛泽东第一次读到它是1920年来北京的时候,以后他是经常阅读,书中的许多精辟论断,他几乎全能背下来。

1939年底,毛泽东在延安时,对一位进马列学院学习的同志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所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被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对《资本论》一书,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用心读过,1954年又一次阅读了。当《资本论》于1956年再版,1968年分成7册以大字本印出时,他先后都选读了若干篇章。

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中,数百封与党内高级干部、基层干部和友人、亲属的通信中,讲读书、切磋学问成了一大特色,也折射毛泽东追求学问的心境。比如,1954年12月28日致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信中,毛泽东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概念,使成百万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见《毛泽东书信集》449页)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一种否定商品生产的“左”的观点。为了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说服持这种观点的人,毛泽东下功夫多次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了批注,并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的批注和讲话,紧密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一些混乱认识问题。

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边读边议中,他发表了一些重要意见,反映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

毛泽东提倡“三复四温”即孔子的“温故知新”,对他认为重要的,如马列的一些著作;感兴趣的书如楚辞,唐诗宋词和一些史籍及古典小说,他都阅读多次。有的达数十次,《资治通鉴》他就读过17遍。

毛泽东从来反对那种只图快、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他在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除少数篇章外,都一篇篇仔细琢磨,认真钻研,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哪一方面也不放过。通过反复诵读和吟咏,韩集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能流利地背诵。《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他从小学的时候就看过,到了六十年代又重新看过。他看过的《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差不多有十种以上。一部《昭明文选》,他上学时读,五十年代读,六十年代读,到了七十年代还读过好几次。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

1958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在讲到地圆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写道“大仪斡运,天回地游”。这首诗叫《励志诗》。辛弃疾在《木兰花慢》词中有这样两句:“可怜今昔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意思是说,从我们这里西边沉下去的月亮,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另有一个人间,那里刚好见到月亮从东方升起呢?毛泽东认为,这些诗词里包含着地圆的意思。

1958年7月2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瀛台参观一机部的机床展览,回到住所,就要有关人员给他找两本书:《无线电台是怎样工作的》、《1616型高速普通车床》,这是他在参观时看到的。

1959年1月2日,苏联发射了一枚宇宙火箭,6日他就要了几本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通俗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