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设立 - 《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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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的设立

                                              □ 尹家民 《党史博览》 2006年第01期
           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列了个很大的名单”,“四大秀才都抓上了”
          说到“中央文革小组”,先得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说起。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对文艺界写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批语,说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又批评道:“文艺界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根据这两个批语的精神,文化部及所属各文艺团体,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
         1964年7月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文化部和全国文联以及各协会重新整风,并决定成立一个五人小组,即“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领导下,负责文艺界整风等文化革命事宜。“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5人组成。彭真任组长,陆定一任副组长。
         后来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回忆了这个过程:“1964年7月成立五人小组,是为了领导学术批判。那时毛主席对思想文化战线的情况不满意。毛主席召集了几个人谈学术批判。他提议搞个小组,要陆定一当组长。那时江青跟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说中宣部是阎王殿。1964年我们去杭州谈外宾事,也谈过学术批判,毛主席也对中宣部不满,可是这时毛主席还要陆定一当组长。陆定一坚决不干,他说:‘我干不了,我见事迟,不能当组长。’陆定一提议彭真当组长,毛主席同意了。小组成员究竟几个人,也没有定。毛主席当时只提了陆定一、周扬。陆定一提出加彭真,才3个人。陆定一说要加几个人,毛主席说那在座的都是吧!在座的除3人外还有康生、吴冷西,这样就成了5个人。不是毛主席先想出5个人,叫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不是文化革命小组。当时没有文化革命小组这个词。陆定一提议叫彭真当组长,彭真没有推辞。这时江青同中宣部的冲突已很尖锐,同彭真的冲突还不尖锐。彭真当组长后,还真的抓,开了些座谈会,成立了学术批判办公室,列了个很大的名单,包括胡绳、许立群、吴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四大秀才都抓上了。胡绳当办公室主任。当时我推辞,因为同苏修打交道任务很重,写《九评》我是专职,中联部副部长我是挂名。康生也说,王力不参加学术批判办公室吧!但彭真说不行,非要我参加。这个五人小组送常委和主席的汇报提纲(即后来的《二月提纲》)稿子上并没有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姚臻后来加上的。那时彭真主持中央工作,康生在钓鱼台,外号叫‘楼长’。姚臻加了个署名‘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央(在京常委)把《二月提纲》批转全党,‘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名字也传开了。姚臻很得意……”
        1966年2月3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研究了由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为发端的全国文化理论界情况,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并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党。
        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进行了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提出:“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3月31日,回到北京的康生向周恩来、彭真等中央负责人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内容。4月9日至12日,康生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谈话。书记处只能照办,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彭真也作了“初步检查”。书记处会议还作出决定: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康生任顾问。这个小组写成的文件主要有两份:一是陈伯达、王力主笔的《中共中央通知》,后因于5月16日通过,故又叫《五一六通知》;二是以康生为主编选的该《通知》附件《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五一六通知》由陈伯达起草后,14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作了3次修改,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其中就有“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等语。
         4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叶剑英等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再次来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他一开始就提出吴晗的问题“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有,再次批评起《二月提纲》。毛泽东认为全国、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他要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中央文革主要成员的入选,多与毛泽东曾经赏识过有关。一年多后的中央文革,实际上成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代名词
         陈伯达和康生与毛泽东的关系自不待言。说到张春桥,他是20世纪30年代崭露头角的文人,16岁时就写文章批判施蛰存、老舍、臧克家这些当时在文学上比他成就大得多的人。1958年,张春桥在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论文,称“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有些人“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这篇文章,引起了正处在“大跃进”高潮中的毛泽东的兴趣,指示在《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写下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春桥基本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毛泽东似乎也看到了张春桥的极端情绪,但似乎更欣赏张春桥的某种挑战性,打破常规。加之江青、柯庆施的推荐,毛泽东开始重视张春桥。
         至于姚文元,则是因“反右”运动中一篇短文受到了毛泽东的注意,而大红大紫则是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为通天跳板,从几个普通人一跃而为九大政治局委员、党和国家领导人,可见中央文革小组地位之显赫。
         陈伯达对毛泽东提议他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他在这场政治风暴中仍然受到毛泽东的重用;忧的是与有着特殊身份的江青同组难以相处。于是他向毛泽东提出请江青当组长。但毛泽东对江青的使用一直有着自己的分寸。据陈伯达自己回忆,在“文革”之初,周恩来奉毛泽东的指示同他谈话,要他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陈伯达以不能胜任为由不肯接受。谈过两三次,陈伯达都是这个态度。周恩来不满地说:“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陈伯达这才接受。不久,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又向毛泽东提出:“我是书生,担任不了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你可把“书生”两个字去掉。陈伯达不好再推了。当周恩来要他列个小组的名单时,陈伯达想这件事既然是毛泽东的意思,现在江青又在轰轰烈烈地搞“样板戏”,日益受到中央的重视,他便首先把江青的名字列入,并找机会向毛泽东表示:“让江青同志当组长,我当她的助手。”这个提议理所当然地被毛泽东否决了。于是,他又想到毛泽东要拟文件,有时曾指示他找关锋、戚本禹、王力合作,于是把风头仍劲的康生列为顾问,江青列为副组长,王力、关锋、戚本禹列为组员,写成名单交给周恩来。但当江青进入角色时,她马上提议“春桥同志应该担任副组长”。当这些进入中央文革小组名单的成员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成立会议时,江青在会上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陈伯达当即反对,说:“姚文元不合适,他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容易叫人抓住小辫子。”江青一时说不出更充足的理由,于是拿出她的“王牌”:“我请示一下主席。”第二天,江青在会上说请示过主席了,于是姚文元也进入了中央文革小组。
        1966年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了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5月4日至26日,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集中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5月18日,林彪在会议上说:“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16日,会议通过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决定撤销中央批转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另准备在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再选4人,名单确定后再通知。
       后来补充的4人为:华北局的郭影秋,东北局的郑季翘,西北局的杨植霖,西南局的刘文珍。中南局和华东局因有王任重、张春桥,不再另增人选。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初,即驻进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初期未设办公室,只有从中央联络部调来的矫玉山一人做秘书,忙得几乎24小时马不停蹄。6月末,又从马列研究院调来王广宇做秘书,仍然忙得不可开交。其后陆续又调进来一些人,开始形成办公室。后来,调来的工作人员逐渐多起来,15号楼住不下,7月初将办公室搬往11号楼,由康生主持在11号楼开会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决定由穆欣、戚本禹、曹轶欧负责,穆欣为召集人。下设文电组,由穆欣兼管;简报组,由戚本禹兼管;调查组,由曹轶欧负责。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穆欣,副主任为戚本禹和曹轶欧。继任的王力当办公室主任时间也不长。到1966年末,办公室改称办事组,由解放军报社的宋琼担任组长。又过两个月,宋琼被打倒,由王广宇负责。再后来改为解放军报社的李讷负责,当时她化名肖力,取“小李”谐音。          7月中旬,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前,办公室又从11号楼搬到16号楼。7月20日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即住进钓鱼台;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都住在这里;其后,王任重、刘志坚等也住进来,中央文革小组陆续占用了这座国宾馆的7座楼房。17号楼的小礼堂和大会议室也经常为他们所用。
        8月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决定陶铸同志兼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但到了1966年底,尹达、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受到冲击,不再参与中央文革工作。1967年元旦刚过,1月4日,陶铸即被打倒。随之,王任重也被打倒。同月4日,刘志坚也被打倒,谢镗忠是总政的,自然也不免被打倒。到1967年8月,王力、关锋又被揪出来。9月,穆欣也成了“特务”。1968年1月,戚本禹又被揪出。于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仅剩下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了。陈伯达渐渐地向林彪靠近,康生公开露面不多,所以,1967年8月以后的中央文革,实际上成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代名词了。
      “打倒陶铸”的口号,让毛泽东第一次对中央文革发了脾气。“二月逆流”,毛泽东维护了中央文革的地位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在内部排斥异己,陶铸这个所谓的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首先成了他们打倒的对象。
          陶铸到中央以后,因与刘少奇和邓小平只是一般工作关系,加之敢放炮的性格,中央文革对他是持欢迎态度的,想日后利用他向刘邓开炮。但陶铸与他们格格不入,还是站在许多老干部一边,与江青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 
         陶铸的被打倒,还得从王任重说起。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很得毛泽东的赏识,因此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他被调到北京,任副组长、北京市“文革”顾问。但王任重来中央后,也和陶铸一样,与文革小组其他几个人合不来。江青他们指责王任重架子大,自己搞一摊子,干什么事都不与文革小组其他人商量,很难合作下去。王任重因肝病天天发低烧,不得不去广州养病。就在这时,武汉的造反派从王任重儿子那里发现了王的一首诗,诗中称毛主席为战友、兄长。造反派抓住这一点,大骂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在武汉三镇大闹起来。中央文革不失时机地介入此事,煽风点火,围攻王任重。陶铸见状十分着急,为解王任重的困境,给毛泽东写了个报告,建议王任重辞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仍回中南局工作,目前首要的是让他治病。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要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中央文革小组将全体人马都拉来了,甚至连一般工作人员也找来了,会议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文革小组成员向王任重提了一会儿意见后,突然矛头一转,全部对准了陶铸。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由张春桥、姚文元主攻,最后由江青、陈伯达、康生出马。批判的内容主要是: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执行的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是他们的代理人,等等。政治局委员只是在听,没有什么人发言。李富春最后说了一句:“我看让老陶回中南工作算了。” 但毛泽东还是保了陶铸。
         只隔了一天,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陶铸一走进会议室,毛泽东就冲他问:“陶铸,你为什么不说你是犯了‘很不理解’这一条错误呢?”坐下后,毛泽东又说,陶铸来中央后,工作是积极负责的,忙得很,做了许多工作。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太任性,说陶铸是政治局常委,未经中央正式讨论,就说他犯方向路线错误,随便批判,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毛泽东把陶铸留下,单独谈了约1个小时,态度很随和:“江青这个人很狭隘,容不得人,对她的言行不必介意。”
        毛泽东同时批评了陶铸:“你这个人啊,就是说话不注意,爱放炮,在中央工作不比地方,要处处注意谦虚谨慎。”特别是对下去视察的事,毛泽东多少有些不满:“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呢?”
        陶铸解释说:“近来事情太多,总理一个人忙不过来。再说这次下去时间较长,需要把工作安顿一下,打算过几天就下去。”
        “赶快下去才好,这次谭震林不去了,你自己去就行了。”毛泽东说完话,亲自拟定了一个名单,大约有20多个人,指示陶铸说:“这些同志烧还是要烧,但是注意不要烧焦了,你下去要把他们保下来。”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告诫陶铸:“你这次下去,要多听少说,多走、多看,遇事要谨慎,两个月时间不够,3个月也可以。”毛泽东还特意提到受到一些造反派批判的陶铸的两本书:“你的那两本书,曾志(陶铸夫人)寄给我,我都看过了。《松树的风格》好是好,但是也没有多大意思,还是粮食主要。《在中南戏剧会演上的讲话》,你说现阶段应当把人民内部矛盾提到重要位置上来,这可是个原则性问题。”看来毛泽东并不赞同陶铸的说法,毛泽东的意思是,现阶段还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陶铸天真地以为,毛泽东出面保自己,江青之流将奈何不了他。然而,事情很快就起了变化。就在毛泽东保了陶铸的第二天(1966年12月30日),“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队”一到北京,就通过红旗杂志社的林杰和关锋,与中央文革取得了密切联系,随后在晚上10点钟强迫陶铸接见。原本说好第二天接见的,但他们下了通令,如果当晚不接见,就要全体绝食,陶铸只好答应。陶铸本来就是个性格刚烈的人,一点就着。在双方僵持不下,又强迫陶铸回答问题时,陶铸终于被激怒了,他的话被录了音,被说成是“用武力镇压群众”。
         1967年1月4日下午5时,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专揪王任重造反队”。到晚上9时,中南海西门外的高音喇叭突然大喊大叫:“打倒陶铸!”并且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接见的讲话内容:
      “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行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问题从来未跟我们商量过(江青插话:他独断专行)。他独断专行,他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就是陶铸,他在中南海小礼堂接见你们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康生说:同学们把材料整理出来,有材料就胜利了,这是策略。”
         那天晚上铸陶12点多才回到家里,外面发生的事他并不知道,虽然中央文革就在他隔壁接见“专揪王任重造反队”。他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周恩来也不知道。凌晨2点多,周恩来来电话说:“我们分手后,我去给陈郁(广东省长)打电话,回来见他们接见红卫兵,我坐下来听了一会儿,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话已讲过了,我没有听到。”但是,从这一天起,陶铸就失去了自由。
        2月10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江青、陈伯达没有报告中央就公开在群众中点名打倒陶铸这件事,严厉批评道:“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他还说:“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最后要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12日,他又找中央文革小组的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批评中央文革成为“独立王国”,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6月以来,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14日,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没有参加。
         但陶铸最后还是以“中国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被“打倒”,“打倒刘邓”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刘邓陶”。
        与此同时,拥有重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们,乘着各单位第一、二把手被揪斗,工作组撤离,领导职位空缺的时候,以各单位少数派为基本力量,在北京到处接见群众、开会演说,名正言顺地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实际权力。社会动乱,生产下降,军队受冲击,党政军领导、特别是一些还未被打倒的军队将帅,对中央文革的所作所为强烈不满。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对毛泽东严厉批评中央文革小组感到极大兴奋。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爆发了所谓的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事件。
         事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去找江青汇报,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并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主席:张、姚、王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听取了汇报。
       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陈毅、谭震林等人做了毫不留情的指责,大意是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的是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他转向叶群,依然气愤地说:“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作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搬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毛泽东虽然说的是气话,但维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性确是不容置疑的。
         周恩来劝毛泽东不要这样生气,并作了检讨,说自己没有掌握好。
         毛泽东按照他的思路布置说,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并责令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请假检讨”。说完,毛泽东起身,愤然走出会场。             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在2月27日陈伯达送来的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快报》上,毛泽东批示道:“从上至下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王力、关锋起草了一篇《红旗》杂志社论,题目是《粉碎反革命复辟逆流》,送给毛泽东。他们的用意,显然是要在“打退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旗号下,掀起新一轮的冲击高潮。毛泽东看了,不同意发表,要江青向文革小组传达,批评了他们。江青在传达时还说:“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提议印发政治局生活会的材料,主席给扣了,没同意。”
         后来,康生将“大闹怀仁堂”事件上纲为:“这是一种政变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
         谭震林等人只好从大局出发,努力改变立场,一一做了“检讨”……
        自此以后,中央党、政、军的“碰头会”中断,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文革派”手中的权力得以进一步扩大。中央文革碰头会名义上是周恩来牵头,但成员大多是江青一伙,后来又增加了林彪线上的吴法宪等人。
          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常被江青拉到会议室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毛泽东指示说,中共九大的报告,“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 
          陈伯达和江青因打倒陶铸等问题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后,毛泽东对陈伯达的不满更重。
          陈伯达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但并无实权,凡事都得看江青眼色。江青依仗“第一夫人”的名分,狐假虎威,经常假传“圣旨”,处处挟持陈伯达。每逢小组开会,不管原定几点钟开会,如果江青还没有来,陈伯达就和大家等着。江青到了,陈伯达马上宣布“开会”。如果陈伯达和她有了分歧,江青就叫会议停下来,拉着陈伯达到隔壁房间去“打通思想”,其他人包括顾问康生,都只好耐着性子呆在会议室里等着。直等陈伯达被“打通”了回来,会议才能继续进行。
          据叶永烈著《陈伯达传》记述,1966年8月下旬,陈伯达患肺炎,发烧到40℃,住入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经陈伯达向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于1966年8月30日发出通知,“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同志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有了这样的正式文件,江青在中央文革中的势力越发膨胀。等到陈伯达病愈出院,他发觉,中央文革的实权已被江青“代理”。陈伯达在回忆录中回忆:“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些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
           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赋予了权力,同时也对它加以限制。毛泽东在“文革”10年中多次批评过江青,说她“急不可待”、“有野心”,不让她出头,不让她担任实职,不让她“组阁”,甚至在会上骂过“江青混蛋”。准备召开九大时,毛泽东在一份《人民来信摘报》上,看到有人主张江青为九届中央委员候选人,并应成为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时,批示道:“徒有虚名,都不适当。又,李讷、毛远新二人不宜为代表。”尤其是在1974年和1975年,几近要把江青撵出政治局,但却始终没有实施,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他还需要这些人来把“文化大革命”搞下去。
          1969年3月22日,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时,对与会的人说:“报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写,中央文革成员的名字一个都不要写……”尽管江青等通过九大进入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但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在政府和军队中并没有实职,对充满野心的他们来说,便有了一种失落感。江青后来发牢骚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特殊的机构给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特殊的权力,他们已经积累起相当大的力量和影响,正与另一个特殊的群体——林彪集团争夺更大的权力,一直演变到生死搏斗的地步,这是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完全没有预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