锤子手机系统相机:毛泽东终生遗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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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深表遗憾是对于黄河。
宜川大捷的第二天,周恩来向中央机关排以上干部宣布:“同志们,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准备过黄河到华北去了!”
同志们欢呼跳跃,这说明我们已经打败了胡宗南,全国的解放战争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1948年3月23日,队伍行军到川口。中央机关要从这里渡河了。河滩上,山坡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岸边停泊了十几只木槽船,船工都是粗犷剽悍的小伙子。毛泽东上了第一条船,周恩来、任弼时上了第二条船,陆定一和胡乔木等首长上了第三条船。
木船缓缓离岸,我们几名卫士紧靠毛泽东身后左右站立,因为他不肯坐,挥动双手向送行的人群致意。
可是,船开始摇晃了,越行水面越失去平静,浪花开始拍打木船发出沉闷的声响。我扶住毛泽东:“主席,快坐下吧。”
毛泽东推开我的手,望望浊浪滔滔的黄河,又望望渐渐远离的西岸和岸上聚集的人群,变得呼吸有声,两眼也大放光彩。这是情绪开始起伏了,他忽然朝支队参谋长叶子龙说:“脚踏黄河,背靠陕北,怎么样?给我照一张相吧!”
“对,应该照一张。”叶子龙匆匆亮出照相机。
毛泽东倏而敛去笑容,站稳身体,脸上显出庄严肃穆的神色。于是,叶子龙手中的照相机快门及时地“咔嚓”响了—声。
“好啊。”毛泽东点头笑道:“把陕北的高原和人民,把黄河水照下来,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
说话间,行船已近中流,水面骤然起了变化。正是凌汛时期,巨浪滚滚夹杂着磨盘大的冰块咆哮着,在我们眼前飞掠疾走,冲撞交锋,耳衅一片轰轰巨响。小小木船忽而跃上浪尖,似要腾空飞驰一般,忽而又被沉落的浪头卷入波谷,似要坠人无底深渊一般,除了蓝天什么也望不到了。冰块撞击船帮砰砰作响,木船颠簸得厉害。可是船工们划动双桨,挥动杉篙,“嘿唷、嘿唷……”的号子声不绝于耳,让人热血沸腾。木船一往无前地疾进。
毛泽东情绪激荡,他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似乎有个念头在心中渐渐酝酿成熟,就要跳出来。随着胸膛的猛烈起伏,他深深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突然转身望着随行的警卫人员:“你们谁敢游过黄河?”
警卫人员中很有几个水性好的,便有人喊:“马汉荣行。发大水那次他游过黄河岔给彭老总送信。”
石国瑞说:“发大水的时候我游过延河。”
一向沉稳的孙勇瓮声瓮气地说:“我在枯水季节游过黄河,还可以试一试。”
毛泽东紧接他的话头嚷起来:“那好极了!来,咱俩不用坐船,游过去吧。”
我本是搀扶着毛泽东,闻声一哆嗦,差点吓得叫起来。幸亏我没叫,毛泽东是听不得激的,我若叫喊,他一旦认真起来,后果就不得而知了。
那一刻,船上出现了尴尬的沉默。不知谁小声喃喃:“今天不行的,现在是凌汛期。”
孙勇忙接上说:“今天河里有大冰块,不能游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不能游了?哈哈,你们是不敢呵!”他转而望着焦油一般浓稠的黄河水,望着那泡沫飞卷的浪花和漩涡,似乎在思考,在估量,在比较……忽然,他长长叹了一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又似是说给大家听:“你们藐视谁都可以,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行船过了中流,毛泽东向河的上游凝望。阳光灿烂,水面上金波万道。毛泽东喃喃:“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底源头是在哪里?”
行船绕过一片淤沙,渐渐靠近东岸。大家都热烈地望着东岸成群结队赶来欢迎的群众,毛泽东却再次回望黄河,长叹一场:“唉,真遗憾!”
我的理解,他是遗憾未能游黄河。
建国后,毛泽东游遍了全国的江海湖塘,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有水他就要游,而且总是带着挑战的神情下水,带着征服者的骄傲上岸。
但是,他从未用挑战者的神情和征服者的骄傲去面对黄河。他多次视察黄河,一次次凝望黄河,每一次都带着庄严谨慎的神情思考、估量、比较……然后遗憾地离开。
他一次也没有游黄河。
随着岁月流逝,毛泽东年事已高,再不存游黄河的奢望。然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也并不甘心。
1962年4月19日,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准备离开中南海,调西安去工作。高智也是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随毛泽东一道东渡黄河的老同志。
谈话时,毛泽东带着感情说:“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我们已经很有感情。不管你到了哪里,你都要为我做一点事情,我要请你帮忙。”
高智很激动,说:“主席吩咐吧,我一定尽最大努力!”
毛泽东咝咝作响地吸几口烟,沉思着说:“我们东渡黄河的时候,你还记得吧?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游了上岸。”毛泽东略停片刻,又说:“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主席,我等着您。”
当时,高智的爱人已经临产,但他不肯耽搁,与空军副司令员何廷一联系,搭乘顺路的军用飞机让爱人赶到西安。高智一到西安便调查黄河情况,扳着指头数日子,等待毛泽东来。和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惯的人一样,离开毛泽东后极不习惯,想得厉害,几乎夜夜做梦,叫喊着:“主席!主席!”惊醒过来,只有寂静的夜。于是,泪水便顺着眼角淌下。
就这样,高智扳着指头一天一天数日子,一数数到1965年,仍然没有等来毛泽东。
但是,高智不忘毛泽东的嘱托。1965年他出国去印度尼西亚,乘车由西安去北京时,他不敢休息,沿路调查,做了详细记录。有什么山,有什么沟,有多少涵洞,最长的洞是多少公里?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哪里可以歇脚……
在北京,高智见到毛泽东,他先汇报家庭情况,自己学习和工作的情况,他说:“当初好高骛远,给主席写的那个学习计划,我没有完成,工作一忙就放下了。”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西安到北京的沿途情况,他说:“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我在江西呆的时间短,在延安呆的时间长,我还是要回去看看,吃陕北的小米,沿黄河走一趟。”
但是,毛泽东终于未能如愿。
高智给毛泽东寄了小米。毛泽东收到了,表示感谢。他吃了陕北的小米,却未能沿黄河走一趟。
这是毛泽东生平的一大憾事。
未能见到台湾和大陆统一,大概是毛泽东生平感到最大遗憾的事情了。
毛泽东自己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没有解放台湾,为他干的第一件大事留了个尾巴,他的遗憾是可想而知的。
我已经讲过,从1953年起,毛泽东年年都要到海边,年年都要遥望大海说:“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他讲的有些话我记不清了,但可以感到,他愤怒“台独分子”远胜于愤怒蒋介石。因为蒋介石也坚持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在毛泽东身上,最能得到全中国人一致赞誉的,就是他维护中国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坚强决心。后来我从一份材料上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已经大功告成,美国国务院官员又吵嚷着提出许多意见。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毛泽东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还可以商量。”停顿一下,又严厉地加上一句:“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读这段文字,我可以想象毛泽东当时的心情和神态。从进城之日始,毛泽东一直耿耿于怀的便是台湾问题,影响中美两国建立正常关系的主要障碍也是台湾问题。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建国之初来到毛泽东身边,我们曾长期共事。我离开毛泽东后,她仍留在毛泽东身边。1976年春节,毛泽东请她去吃饭。饭前看了一场电影《难忘的战斗》。毛泽东生前本来不爱看电影,这次例外。越到晚年他越时时想起共和国诞生之前那遥远的波澜壮阔震撼世界的斗争,他开始悄悄流泪。电影演到人民解放军入城受到群众无比热烈的欢迎时,毛泽东问吴旭君:“那欢迎的学生里有你吗?”
吴旭君是上海学生,毛泽东是知道的。当年她确实是在欢迎的群众之列。她说不出话,只是流着眼泪点头。
这时,毛泽东泪如泉涌,再也无法控制。会场哭成一片。不等电影结束,医护人员赶紧把毛泽东抬走了。
我想,在使毛泽东流泪的各种复杂的感情中,有没有对于看不到台湾解放而生出的遗憾?
毛泽东一生未停止读书写作。我想,他在这方面也一定留有遗憾。团为就我所知,他有一些计划和打算未能实现。
1954年,我跟随毛泽东去北戴河。他在海滩上漫步或是站立着凝望大海时,嘴里常念念有词。他是在吟诗诵词。听久了,保健医生徐涛便忍不住问:“主席,你念的是谁的诗呀?”
毛泽东问:“你听着怎么样?”
“很有气魄,很美。”
“这是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的第一首,《观沧海》。”
“曹操还会作诗?”
“嘿嘿,你不知道吧?曹操是个了不起的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
所有人都听得目瞪口呆!别忘了,这是远在郭沫若写替曹操翻案文章之前许多年的1954年。曹操?不就是千百年来人人唾骂的那个白脸奸臣吗?毛泽东怎么会说他了不起?一定是另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也叫曹操……
“曹操?哪个曹操?”徐涛问。
“还有哪个曹操,三国的曹操。”
“他,他不是白脸奸臣吗?”
“屁话!”毛泽东不客气地说,“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全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制,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还不是了不起吗?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剧里这么演,老百姓也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笔杆子杀人哪,那些反动文人垄断了文化,写出东西又愚弄毒害了老百姓,这个案我们要翻过来。”
毛泽东很少这么激动,这样“替古人担忧”。睡觉前,他仍然情绪难平,若有所思地说:“我很想知道你们青年人的心理,我想写一本关于你们青年人的书。现在写书的人都关心青年对工作、对结婚是什么态度,可是,青年人对历史、对世界又是怎么认识的?”
毛泽东毕竟没有写替曹操翻案的文章。郭沫若写了,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经过一番争论,大多数人接受了郭沫若的观点。
毛泽东显然想得更远,他不是只想一个曹操,他想的是改变历史固有的某些观念。不久,他问卫士田云玉:“你最近看什么书?”田云王说:“我喜欢历史和哲学。”毛泽东说:“我给你推荐一本书吧。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你可以看一看,那本书还是写得不错。”
过了几天,他又鼓励田云玉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讲述了一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然后,他又讲了那句话:“我要写一本关于你们青年人的书,专给青年人看的书。因为世界最终是属于你们的。”
毛泽东在1935年就写下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著名诗句。他不曾游黄河,却多次到长城。到了长城便一定要谈到秦始皇。对于秦始皇他也是一反我们的传统看法,说秦始皇有功于中华民族。他是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坏事,但他还做成了许多有利于民族和统一的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两千多年来,改朝换代改不了他创建的制度。他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这样伟大的事业,这对于形成我们这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民族具有深远的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所以,孟姜女的庙要保护好,秦始皇作为那个伟大时代的代表人物的地位也要承认。
毛泽东是几千年来第一个以至高至尊的身份为曹操和秦始皇翻案的人。他确实曾嘲笑那些将我们的政权与秦始皇做比较的人:“但是你错了,我们比秦始皇还要超过一百倍。”这决不是指暴政,而是指对国家与民族的贡献。
就在那段时间,有一次我为毛泽东做睡前按摩,毛泽东突然问我:“银桥,你要说实话,你们怕不怕我?”
我说:“有的人怕,有的人不怕。有时候怕,有时候不怕。”
毛泽东亲切地说:“告诉大家,都不要怕。毛泽东也是个普通人,他也没想到他会做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本来想当个教书先生,想当个教书先生也不容易呢……”停了一会,他用断然的语气说:“主席不是皇帝,主席只是人民的一个服务员。”
到了60年代初,有一次毛泽东去湖南,专列开动后,我们许多工作人员与毛泽东一起聊天。
记得那次是李敏代毛泽东给亲人扫了墓。聊天时,李敏说扫墓时看到好多算卦的。毛泽东笑着说:“那你也会算算么,看他算得准不准。”
然而,李敏又说了一个情况,说扫墓时还听到有人骂毛泽东。恰好列车服务员姚淑贤走了进来,毛泽东坦然地笑着说:“小姚,我女儿回去扫墓,说还有人骂我呢。”
姚淑贤条件反射一般嚷起来:“肯定是阶级敌人!”
毛泽东仍然在笑,摇摇头说:“不对,不能说得这么绝对。有人骂是正常的,没人骂是不正常的。骂我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好人有时也会骂人的。因为我也不是一贯正确么。”停了片刻,他带着思索的表情继续说下去,语气变得深沉缓慢:“蒋介石挖过我的祖坟,共产党也曾把我开除一边,不让我做事,革命不是容易事,革命就要舍得出。他们挖了我祖坟,迷信,我不是还是很好吗?我还是毛泽东么。现在人民又给我父母修了坟,也很好。我也是个人,毛泽东也是个人。人总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什么高瞻远瞩,不是那么回事。我死后,我搞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人骂,有些也会被实践证明不对。我是人,是人就有错误。但我有信念,我还是要革命,别人骂什么我也还是要革命……”
毛泽东毕竟没有写出那本关于青年人的书,但是他在专列上对我们一群年轻的工作人员讲的这番话却在我耳边响了近30年。现在我也老了,将来的青年还能理解这位革命巨人的思想感情吗?
进城前后,毛泽东最大的担心莫过于人们革命性的衰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对改变精神世界的兴趣超过对改变物质世界的兴趣。他以诗人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浪漫主义办了一些超越历史阶段,违反客观规律的错事,其中也包括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在导致毛泽东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复杂原因中,我想谈一条。历史事实已经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证明了这是毛泽东一生所犯的最大错误。但是,毛泽东毕竟是犯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有本质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毛泽东从主观上讲是有着许多良好愿望,比如,他很想清除党内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毛泽东见不得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三反”“五反”时他就多次严厉地询问我:“你有没有贪污?”“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几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敲打我几句:“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你们在我身边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蚀,要经得起考验。”“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你们在我身边,职务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们要警惕,要夹着尾巴做人!”“你没有贪污,有没有浪费?浪费也不行,浪费发展下去就会贪污腐化。”“要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比如洗衣服,领口袖口擦擦肥皂就行了,不要到处抹,要节约。”
就为这洗衣服的肥皂,我们搞过一次整风,那是到武汉,肥皂用完了,请武汉的同志帮忙买几块肥皂。话是机要秘书跟武汉有关同志讲的。肥皂拿来后,工作人员也按价买了一块。由于肥皂是定量供应,在供应之外多买一块也是特殊化。为此,我们整风十几天,原因是:“事情虽然不大,不能开这个先例!”
这位机要秘书后来离开了毛泽东。他跟随毛泽东十几年,走的时候,全部行李用一辆吉普车就拉走了,真是两袖清风。毛泽东与他全家合影,握手时,说了一句:“你是一个好人,我会想你的。”
当时,国家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有一位新来的卫士,暴露思想说:“我以为到了主席身边工作,这下子可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
毛泽东说:“你们到我身边,升不了官也发不了财,只能多吃一些苦。正是这个原因,每当身边来了新人,毛泽东总要反复叮问:“你愿意不愿意在我身边工作啊?”
毛泽东要求别人的,自己总是首先做到。在他身边工作久了的人,一旦离开毛泽东,几乎个个都像刚毕业的学生一样天真纯洁,毫无社会经验。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无不在复杂的社会现实中碰壁,有的甚至碰得头破血流。
那位机要秘书,到了社会上,碰到地方上搞拥军活动,大吃大喝。他工作的地区是贫困老区,人民生活很苦,他马上对大吃大喝提出严厉批评,结果被说成反对人民解放军,下放基层去“改造思想”去了。
一名卫士离开毛泽东后,到公安系统工作,也是因为对以权谋私和大吃大喝提意见,被穿了小鞋,从机关放到基层劳改队去工作。劳改队里有名“犯人”是大学里的高才生,对中苏论战有个人的看法,被判了刑。“犯人”在改造中声明转变了观点,认识了错误,不但没减刑反而加了刑。这名卫士站出来抱不平,结果自己也成了批斗对象。他带着百思不解的痛苦求见毛泽东,在游泳池汇报了走上社会后所见到的种种阴暗面。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吸烟,最后只讲了一句话:“坚持信仰,坚持革命不是一件容易事呵!”
后来,公安部根据毛泽东批示,派调查组,查明卫士反映的情况都属实,处理却很难。直到毛泽东亲笔批示,那名大学生才恢复学业。而生活搞特殊化的领导人只是换了一个单位,不但没有罢官反而升官了。倒是卫士在原单位得罪了一批人,再也呆不住,不得不再次求见毛泽东,请求帮助调到其他单位去工作。
毛泽东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情况是知道的。我和其他一些卫士离开时,他与我们的谈话,都少不了两项内容,一是夹着尾巴做人,二是坚持革命性,不能颓废泄气。
毛泽东发现他所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有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便一直“要想个办法”。我以为,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可是,他的这个“办法”被事实证明是错误了,带来的只是十年浩劫。
这是毛泽东最终的遗憾,也是历史的遗憾。(本文摘自《卫士长谈毛泽东》,权延赤 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