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945玩具枪威力测试:国学资讯 - 齐霁：古今戏剧中的屈原形象——写在端午节之际 -

话剧《屈原》剧照

屈原

端午节闹龙舟

我是沿着郭沫若先生的路子来理解屈原的。一是他的《屈原研究》，一是他的《屈原》话剧。我承认，当我们距离背诵《离骚》的年代越来越远的时候，而话剧的《屈原》却一度让我进入了对话状态。应当说，我是先阅读话剧《屈原》之后，再反过来阅读《屈原研究》的。由此又进一步，想到了古代关于屈原的戏剧，也让我着迷。其实我发现，古今以来，人们对屈原用戏剧的方式解读时，不外两点。其一，是失意知识分子取其孤愤之情以自拟；其二，是爱国志士慕其爱国之志欲救亡。因而，古今戏剧，无非这两种演绎。汉末借屈原忠贞用心，以维护汉室；宋人赞美屈原，是因为宋金之战，有国破之危。元杂剧对屈原有非议与贬斥，是反对他的愚忠，因为要反对蒙古人的统治。到了上世纪４０年代，全民抗战，屈原再次作为旗帜被郭沫若举起。这些都是戏剧史家的共识。郭沫若之后，上世纪７０年代，中国的湖南有一个盛和煜，他是荒村野岭孤独无着的下乡知青，在读屈原《离骚》之时，突然与屈原的孤愤相通，这种感觉就是他以后写湘剧《山鬼》的心理基础。

我想，中国就一个屈原，却有诸多戏剧家的不同解读。在屈原艺术形象的塑造上，这些后屈原时代的戏剧家，不是以时代的需要，就是以个人的理解，让屈原穿越在千百年的戏剧舞台上，给我们留下了变幻不定的艺术形象。这是十分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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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意才子孤愤之作以自述

屈原戏曲史家吴柏森先生在他的“古代屈原戏曲研究”中，以清代戏曲为例，梳理了清代几位戏剧家的屈原戏曲作品。有尤侗的《读离骚》，有郑瑜的《汨罗江》，有张坚的《怀沙记》，这三出戏均属学子悲愤之作，对屈原悲剧人生的刻画与解读，都深深打上了自己的生活寄寓的烙印。

先说尤侗，顺治十三年，他三十九岁。他在自述中说，那年官场不顺，归途不仅遭劫，并且途中有少子之殇，七月到家，拜见父母，悲喜交集。于是，自制北曲《读离骚》，其悲愤之情溢于全剧。第一折屈原作《天问》，愤慨不已写道：“不免将笔题在壁上，呼天而问之，看他如何答我？正是夺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有何不可！”这正是作者以屈原不得志而自比，一吐心声。尤侗好友吴绮观剧后填一首“采桑子”《题〈读离骚〉》相赠。其词曰：“潇湘千古伤心地，歌也谁闻？怨也谁闻？我亦江边憔悴人！青山剪纸归来晚，几度招魂？几度销魂？不及高唐一片云。”更加说明了失意的知识分子的心境。而尤侗也在戏剧理论中自述道，古之人不得志于时，往往发为诗歌以鸣其不平。顾诗人之旨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抑扬含吐，言不尽意，则忧愁抑郁之思无自而申焉。既又变为词曲，假托故事，翻弄新声，夺人酒杯，浇己块垒。于是嬉笑怒骂，纵横肆出，淋漓尽致而后已……而吴柏森先生认为，戏剧家这种“嬉笑怒骂，纵横肆出，淋漓尽致”，正是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不羁的想像，正好抓住了屈原及其赋作的精神基质，也正是我们理解《读离骚》一剧的重要之点。

而张坚的《怀沙记》，作者则更进一步将屈原自我心化，与屈原须臾不离，最终将屈原形影之悲孤、灵魂之冤屈，化为自己心声。每每“雨窗月下挑灯夜读，唏嘘泣下，每叹千古才人之文莫奇于屈子，而蒙冤被抑亦莫悲于屈子。作者欲借优孟而识衣冠，聆管弦而生凭吊，仿佛遇三闾大夫忠魂缥缈于潇湘云梦月明烟水之中，谅亦怀古情深者所不弃也”。此剧由于写屈原“肖形、传神、写心”之到位，历来受到剧评家的赞誉。清代大家吴梅也认为《怀沙记》演屈大夫事为最。

今人盛和煜所写湘剧《山鬼》，也当属悲愤之作，因为，他从十六岁读屈原起，就觉得他是世上最懂得屈原的人，那个时代似乎让他接触到了古时屈原的灵魂和情绪，似乎触摸到了屈原的灵魂深处的东西。可见，虽然历史没有重演，但后人的情绪总会被前人的情绪点燃，从而演化出一个现在的屈原。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现在版的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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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之笔写屈原成仙以抒怀

在清代戏曲中，除去悲愤常态的“屈原”之外，周乐清的《屈大夫魂返汨罗江》、丁耀亢的《化人游》以及胡盍朋的《汨罗沙》都是幻化之作。他们的理由是：“悲欢常态，不足以发我幽思幻想，故一托之于汗漫离奇，狂游异变，而实非汗漫离奇、狂游异变也”，其目的是“别创规模，立案翻新，令观者称快，叹未曾有”。其实，这些幻化之作就是时下的改编作品。他们往往以自我之浪漫情怀给屈原另设结局。比如，《屈大夫魂返汨罗江》写屈原被渔父救活重返楚国政坛，并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献策楚王，最终，楚国联合赵国击败秦国，以雪前耻。丁耀亢的《化人游》则更加离奇，屈原不仅成仙，而且所居之所叫做“鱼腹国”。有一何生修道成仙之后，在鱼腹国求见屈原赋骚，只见有二老对坐围棋，相对大笑说，你输我蓬壶一座，阆苑三山，三十年后须当还我；另一个说，你输我火枣十斛，琼浆千石，待东海扬尘，却来勾账。胡盍朋的《汨罗沙》把屈原写成湘江水仙，与吴江水仙伍子胥一起巡江，完全脱开史实，把屈原另行安排。仔细想来，这些剧作虽然与历史不吻，但作者的用意在于对历史的同情，对现实的失望，借屈原以寓意，从而达到寓言剧之目的。也许这更加符合人类和平之愿望。人间天国虽然很难看到，但寄予理想是无可厚非的。现在想来，中国的悬幻作品古已有之，完全可以拍出《阿凡达》的电影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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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形势需要借屈原以呐喊

如前所述，今人对屈原的理解，基本上以郭沫若先生的观点为依据。因为，郭沫若的《屈原研究》是其历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在他写《屈原》话剧之前，他已经解决了屈原两大形象的识别问题。其一，定屈原为伟大的爱国者；其二，把屈原作为孔子“仁政”的代表人物。他的爱国形象与主张仁政的形象是一致的。因为，他想以楚国为中坚力量，在六国推行仁政来统一中国，从而与“虎狼之秦国”的武力统一中国区分开。而他一生的拒秦之举，恰恰与中国的上世纪４０年代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大形势相仿，所以，才有了郭沫若要写《屈原》一剧的时代需要与革命动力。借古喻今，借历史说现实，恰是郭沫若的长项，因为他对历史颇有研究。

按郭沫若先生自己的说法，《屈原》写于１９４２年１月，这时正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最为黑暗的时候。半壁河山沦于敌手，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并且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大肆屠杀爱国抗战的军民，掀起反共高潮。郭沫若面对这样的政治现实义愤填膺，创作了《屈原》，以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他说：“全中国进步人民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的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时的时代（《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中国现代戏剧史专著《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认为，通过“南后诬陷”这一突变，屈原一生的悲剧性已被凝聚在一个具体事件中了。政治斗争采取了人格污蔑的方式，保民兴楚的大业毁于顷刻之间，伟大高尚的灵魂被卑污的小人践踏，智慧和忠诚在昏庸面前失去了作用，这正是屈原一生悲剧的戏剧化的表现，遭此巨变时，从屈原那可与日月争光的心胸中喊出的是：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的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赤县神州呀！郭沫若借屈原的呐喊，喊出了抗战军民的心声。《屈原》在当时的重庆演出，震撼了所有的观众，起到了鼓舞抗战士气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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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怎样的屈原

从孤愤的屈原，到幻化的屈原，再到抗战需要的屈原。我们说，屈原的戏剧形象无不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一个真实的屈原，他绝不是戏剧的屈原，也未必是历史的屈原。两千多年来，谁能认识真实的屈原呢？也许，我们会感到楚国的屈原很遥远，《离骚》的屈原很神秘，政治的屈原很失意，放逐的屈原很孤独，爱国的屈原很崇高……可是，我们毕竟不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屈原。如果让我挑选，我宁可选择戏剧的屈原。因为，一个戏剧的屈原最像时代的屈原。而今，伟大的屈原以及有关的端午节，已经成为一个打上文化标志的仪式，并非学子式、学院式的屈原了。人们在节日怀念屈原，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我想，当屈原被推动着走进大众，成为旅游节上文化与商业联姻的标签，本身就很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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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与屈原

据说，在屈原之前已经有端午节。可以想见，屈原生前也要过端午节。当时的过法只是“五月五日，蓄兰而沐”。这个节应该是一个“卫生节”。这可能与天气的温度有关。这一天，人们除了沐浴之外，还要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清除腐，杀菌防病。而自从屈原在汨罗江“怀石投江”之后，端午节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包粽子投在江里，划龙舟驱蛟龙，是为了死后的屈原不被蛟龙撕咬他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