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江进口车首选振龙:《屈原和他的时代》述评

《屈原和他的时代》述评

　　和《诗经》研究差不多，屈学研究两千年来一直是先贤们竞相涉足的显学，研究成果可辟一个小小图书室。且不说贾谊、刘安、司马迁、班固、扬雄、王逸等两汉时期的屈学开创者；也不说宋代以降的洪兴祖、朱熹、黄文焕、王夫之、林云铭、将骥、邹汉勋、陈汤王、戴震、胡文英等屈学大师；仅就近现代的梁启超、刘师培、郭沫若、朱自清、闻一多、钱穆、游国恩、姜亮夫、林庚、陆侃如、刘永济、蒋天枢、汤炳正等前辈的研究成就，便足以使人望而却步了。所以笔者常想，尽管屈学领域还有不少千年之迷等待破译，但我们这些解放后成长起来的、没有旧学根基的晚辈，要想再有较大突破，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地下有重大发现。最近有机会搜集研读了９０年代以来有关屈学研究的论文、论著，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８月出版的赵逵夫先生著的《屈原和他的时代》一书，却大大动摇了笔者以前的想法。本书不但有诸多新建树，而且还“获得了历史性的结论”（汤炳正《序》），代表了屈学研究的最新水平。而其作者，则是８０年代初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作者在《前言》中自述道，他下决心研究屈原的原始动因是１９８１年从中国社科院《文学动态》杂志上读到了有关日本学者否定屈原的介绍。所以，该书虽没有一篇直接驳难“屈原否定论”的商榷文字，但各篇都侧重在对屈原生平及所处时代具体问题的考辨上，每篇文章都实实在在地解决或便于解决一些学术盲点和疑点。这其实就是对“屈原否定论”的间接回答。“屈原否定论”仅仅是导致作者倾心屈原研究的原始诱因，并非其从事该项研究的出发点和预定目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考辨，最终还是为了对屈原作出全面、客观、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评价。所以，该书并不是一部琐碎散乱的“屈原问题考辨集”，更非一部仅限于回答屈原是否存在的“问题考辨集”，而是一部以论文集形式出现的自成体系、自成架构的论著。它在屈原生平和所处时代两大主题交汇的座标下，大体按时代顺序对屈原的世系、行踪、思想、主张、创作、交游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作了立体式考察。作者称他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作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发掘、发现新材料，寻找更多的科学依据；一方面是面对目前所获得的已知条件，使所得的结论能上下左右贯通无碍”（《前言》）。笔者以为，该书的学术价值确实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尽管这两方面很难割裂，常常同时表现在同一篇文章中，但就一些重点文章的价值取向看，还是各有侧重的。所谓新材料、新依据的发现，一是指地下出土、馆藏尘封、散落民间的先秦原始资料的发现；二是指从现有先秦原始资料中发现其新的史料价值。《屈原和他的时代》一书主要指后者。在这方面，《〈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睢章〉发微》（简称《发微》）和《〈战国策〉中有关屈原初任左徒时的一段史料》（简称《史料》）两文最具代表性。“屈原否定论”之所以能从清末民初的廖平、胡适一直绵延到六十年代以来日本的某些学者，甚至被铃木修次、白川静等写进日本大学教材，并产生一定影响，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先秦史料中没有关于屈原的记载，因此，能从先秦史料中发现有关屈原的记载，问题也就不解而解了。《发微》和《史料》两文便承担了此项重任。《发微》一文将系于楚怀王十八年（前３１１）的《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睢章》校勘纠谬后，与《史记》的《屈原列传》、《楚世家》两文中记载该年事件的文字进行了对比研究，经过多方精密考证，判定《战国策·张仪相秦谓昭睢章》中所记秦以楚驱逐昭滑、陈轸为条件方割汉中地与楚议和的情节，就是《史记》两文中所记“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情节前面略去的开头部分，《战国策》和《史记》所记的是同一个完整事件的前后两半。而《战国策》中那位听到秦要楚驱逐昭滑的消息后，便请昭滑引自己面见楚王，要求出使齐国，恢复齐楚邦交的“有人”，就是《史记》两文所记事件后半情节中出使齐国的屈原，并且只能是屈原。至于《战国策》为何不像《史记》一样直接称“屈原”而称“有人”，是由这部书的性质决定的。据《战国纵横家书》所反映《战国策》成书情况看，该书在收录上书、书信时，前面一般不注主名，而该章中“有人”那段对形势作精辟分析的文字，正是屈原给昭滑的一封信，它和《史记》中屈原对形势的看法亦完全吻合。《史料》一文，在对《战国策·孟尝君出行五国章》精心校勘的基础上，考辨否定了林春溥、黄式、缪文远、顾观光等人的系年结论，将其重系于楚怀王十一年（前３１８）。系年的重新确定，直接关系到对该章事件本质的把握。此前一年，山东六国联盟形成，楚为纵长。孟尝君的五国之行即为巩固联盟工作的一部分，楚乃其出行的第一站，楚王赠孟尝君象牙床，乃为讨好各国执政来访者，以巩固其纵长地位。本文利用另一论文关于“登徒”与“左徒”关系的考订成果，判定《孟尝君出行五国章》中那位力劝孟尝君拒受象牙床的“郢之登徒”，就是时初任左徒之职的屈原。屈原这样做的目的，是怕孟尝君受重礼而败坏形象，进而影响六国合纵抗秦大计。《发微》和《史料》是迄今笔者所见到的屈学界仅有的两篇从先秦史料中发现记载屈原活动的论文，它的“发微阐幽，开显千古之秘”，使“屈原否定论”的依据失去了存在前提，“完全没有重提的必要了”（见《文史知识》１９９４年２期７页，分别为日本德岛大学竹治贞夫教授和美国华盛顿大学康达维教授对两文评语）。如果说《战国策》中两段史料的发现，为屈原的存在找到了铁证的话，那么《屈原先世与王熊伯庸》一文则因从《世本》中发现了另一则新材料，而为屈原的家世及屈原与《离骚》的关系找到了铁证。历来都以为屈氏出于屈瑕，因其封于“屈”而以地名为氏；同时，因王逸释《离骚》第二句：“朕皇考曰伯庸”中的“伯庸”为屈原父名，人们也就相沿作如是解了。然本书从《史记·楚世家》三家注《索隐》中发现了一则不为常人留意的重要材料：“《世本》康作庸。”便以此为突破口展开了全面探索。按《世本》所载，西周末年楚熊渠长子之名当为“庸”，依古人在字前加伯、仲、叔、季之例，应即：“伯庸。”《史记·楚世家》作“熊毋康”，《帝系》作“无康”，古无轻唇音，“毋”、“无”又皆在鱼部，“伯”在铎部，平入相转，则“毋”、“无”皆“伯”之假借。“庸”“康”形近易混，且“庸康声类同，古多通用”（孙怡让语），说明“庸”误为“康”。故“毋康”、“无康”，实即“伯庸”。熊渠灭庸国而封其长子在庸（今湖北竹山）以北的汉水边上，并以“庸”名其长子以旌其功；后又伐杨越，封少子疵为越章王；后兵至于鄂，封中子红为鄂王，即为“三王”。又，据《汉书·地理志》等书，甲水流入汉水后的一段，先秦时楚人亦称之为甲水。因伯庸被封于甲水边上，故其后以“甲”为氏，“甲”、“屈”皆见纽字，“甲”借为“屈”，双声假借。《庄子》中称屈氏为甲氏，原因亦正在此。又，学术界虽称屈氏出于屈瑕，史料无证，亦无人考出“屈”在何处；称“伯庸”为屈父，史料亦无一丝痕迹。又，“皇考”当释作“太祖”，不释作“父”；太祖，即受姓之祖。可见“皇考曰伯庸”这句话的意思是：《离骚》作者的太祖就是楚三王之一的熊伯庸。熊伯庸即甲伯庸，甲伯庸即屈伯庸，屈伯庸乃屈氏之始，作为其后代的《离骚》作者姓屈自是必然的了；以作品内容对照屈氏中人，著作权则非屈原莫属。屈原作品中一再称道“三王”、“三后”的原因也豁然明白了。这一“历史性结论”曾使国内外屈学前辈们“深为感佩”（汤炳正《序》）。在此基础上，《屈氏世系与屈原思想的形成》一文又对春秋战国时期屈氏世系及各人物的关系作了细致考稽与勾勒，发现了不少新材料，因而增补了很多新人物。如据屈子赤角铭文，廓清了屈御寇与屈公子朱的父子关系；据《战国策·莫敖子华对楚威王》、《淮南子·修务》、《困学纪闻》等材料，补入了人皆未知的屈氏英雄屈大心；据《说苑·臣术》、《渚宫旧事》等补入了少为人注意的屈春；据《说苑·指武》、《淮南子·道应》等增补了颇有民本思想的屈原祖父屈宜臼等。将前代学者所勾勒的十余代世系加密到二十余代，其用功之勤可见一斑。和以上诸文从常见史料中发现新证据不同，《左徒·征尹·行人·辞赋》一文则主要充分利用了地下出土的新资料，为一直扑朔迷离的左徒一职的职掌揭开了最后一层面纱。左徒是屈原一生的主要任职，考察其职掌关系到屈原生平中许多问题的研究，然因楚文化的特殊及资料的不足，自唐张守节以来，历代大师都只能含糊其辞，不敢定论。该文在随县曾侯乙墓出土“左垦升徒”、“右垦升徒”资料及汤炳正先生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又在５０年代出土春秋时楚人铜器铭文中发现了“右征尹”官名，确定“左垦升徒”、“右垦升徒”是战国时的叫法，“左征尹”、“右征尹”是春秋时的叫法，战国时古籍中统称为“登徒”即中原国家之“行人”。《周礼》中“大行人”、“小行人”大体与楚人“左垦升（登）徒”（简称左徒）、“右垦升（登）徒”（简称右徒）相对应。左徒，即负责国家外交事务中重大事务的大夫。又用《左传》等书关于行人职守、特长的记载，说明屈原几种能力特长之间的关系及《史记》本传对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记载的根据。这篇文章大体廓清了左徒一职的职掌、流变、对执撑者素质的要求、左右徒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原国家的相应官职等诸多问题。另外，《屈原未放逐汉北说质疑与放逐汉北的新证》一文，还从地下出土的长沙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中发现了楚地有“南山”的记载，印证屈原作品《抽思》，为判定屈原确曾流放过汉北增补了新证。笔者以为，本书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已知条件，一是指已发现的现有先秦原始资料；二是指前人的研究成果。本书在运用这些条件创立贯通无碍的新结论方面，确实成绩惊人，前面介绍其善于发现新资料时已有涉及。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汉北云楚与屈原被放汉北任“掌梦”之职考》（简称《掌梦》）、《〈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简称《释疑》）、《屈原在江南的行踪与卒年》（简称《卒年》）三文。《掌梦》一文，考察的是怀王时期屈原被放逐汉北的行踪问题。该文先后征引了包括正史、野史、地下出土资料、历代文人文学创作、今人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等在内的四十余种典籍，结合当时楚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民俗心理、语言习惯和屈原作品及历史遗迹，进行了篦发式考辨，终于使学术界频频蹙额、言人人殊的诸多问题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战国时楚人所谓“江南”、“汉北”皆以楚郢都（今湖北江陵）为中心言之；屈原在怀王二十四五年放逐汉北，其地即春秋战国时汉北云梦，在汉水下游的北面（相当于今钟祥、京山、天门、应城、云梦、汉川几县地盘），当时该地西部为丘陵、森林地带，乃楚王游猎区，东部为草莽沼泽地，乃屈原居所所在；屈原放逐此地任掌梦官，居住在其东部的云阝（今云梦县），负责管理云梦游猎区及楚王游猎事宜；一次怀王田猎，突遇青凹儿而射之，楚俗，射青凹儿不祥，怀王因而受到惊吓，故屈原作《招魂》招怀王之魂；屈原至怀王二十八年重被召回朝廷；屈赋中“北姑”即“北姑射之山”，在汉北西部；“仓浪之水”即春秋时代清发水，又名清水，亦即今氵员水，在汉北东；“庐江”即芦江，亦汉北河流，以沿岸多芦苇而得名；“南山”在汉北与郢都之间；“江潭”指汉江边上水泽，非专名。我们不敢说本文的结论就是真理，然与已有结论相比，它们确实达到了“上下左右贯通无碍”的程度，大体上揭示了屈原生平中一段重要经历的真实情况，并启示我们对放逐汉北之“放”的含义有了更确切的理解，是迁谪，而不是废官放逐。《释疑》一文，探讨的是顷襄王时期屈原被流放江南的行踪问题。它虽是以索解《哀郢》一文为突破口，不像上文涉及的知识面那么广，但因自汉代以来，人们对其中两句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故探索难度，不亚前文。关于两句原文解释，上句“过夏首而西浮兮”，王逸以来，约有七八种代表说法，或释为从西浮而东行，或释为人向东而心恋西，或混“夏首”为“夏口”；下句“上洞庭而下江”，说法更多，或含糊其词，或为站在夏口向西望，湖在上江在下，或为南洞庭而北长江，或为顺着洞庭入湘江，或为船头向洞庭船尾向长江，有的还释为或者上洞庭或者下长江，甚至还有人认为古时洞庭湖在长江北，故先入洞庭再下长江等，可谓千奇百怪，不一而足。本文旁征博引，对以上诸说一一驳议，解上句为：由夏首顺江东行，至湖口而西折入洞庭湖。夏首，乃夏水由长江分出之地；夏口，乃夏水与汉水合流入长江之处，二水相距甚远。解下句为：出洞庭湖而顺江东行。关于屈原被放之地“陵阳”，多以为即远在江南范围之外的今安徽陵阳。本文据《汉书·地理志》、《山海经》、《水经注》及地下出土的《鄂郡启节》考出，此“陵阳”乃江西省西部、庐水发源处西北面的另一个“陵阳”。关于《哀郢》反映的事件背景，说法亦较多，本文考为秦怒取楚十五城，襄王元年（前２９８）初屈原离郢事。归纳以上结论，本文勾勒屈原行踪为：怀王拘秦，岁末，襄王即位（仍用怀王年号），秦怒其继任而发兵攻楚，楚城连破难守之时，旧贵族迁罪屈原而自保，将其放逐江南之野，即沅湘领域。襄王元年初，屈原离郢，自夏首顺江东行，至洞庭湖口而西折入湖漂泊，本拟至沅湘，后因秦兵势猛，虑沅湘不保，故又出湖沿江东下，至彭蠡泽，又沿庐水西南行，二月份终达与洞庭沅湘流域—罗霄山脉之隔的江西西部陵阳。此勾勒，使学术界或以为屈原流放地在沅湘、或以为在安徽陵阳而又难于解说其中矛盾的难题终得解决，亦与屈原《九章》中反映的屈原行程完全吻合。与上文勾稽屈原行踪的时间相衔接，《卒年》一文，考证了屈原流放江南时由陵阳到沅湘之间的行踪和最后三篇作品创作的时间、地点及卒年。关于屈原最后的作品《涉江》、《哀郢》、《怀沙》的创作时间，学术界分歧较大，清人林云铭、屈复对《九章》中此三首作品次序作了如上调整，然以游国恩、陆侃如为代表的一批现代学者不同意，仍坚持《哀郢》、《涉江》、《怀沙》的排列次序。本文综合辨析后确定为，屈原在陵阳留住不久，又原路返回，于秋末到鄂渚，初冬到溆浦，在此创作了《涉江》（前２９８），后留住此地；同时以凿凿之据证明《哀郢》既不可能为初离郢都（前２９８）时所作，亦不可能为九年后重返郢都之作，更不会是襄王三十或三十一年（前２６９、２６８）屈原死后之作，只能是创《涉江》九年后回忆离郢悲凉情景时的创作；《怀沙》则作于襄王十六年（前２８３）从湘水上游靠近资水上游的地带向北行进之时死前一月左右的孟夏四月。关于屈原卒年，学者们多纯从《哀郢》一诗所反映的情况来推断，又因对该诗前半部分反映事件及作时看法不一，故致众说纷纭，仅代表性说法就九种之多，最早和最晚者竟相差四十多年。本文则从人们熟悉的《屈原列传》及各家注中发现问题，并参照《哀郢》，判定屈原当卒于襄王十年（前２８９）至十九年（前２８０）之间，然后详细排列这十年间楚国发生的重大军政事件，进而考定出他自沉于顷襄王十六年（前２８３），即顷襄王与秦昭王会于楚故都鄢郢不久。二王相会的消息虽不是屈原自杀的唯一原因，但却是他立即结束生命的导火线。这个时间结论，虽与九种说法之一的姜亮夫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而立论角度、使用证据、推论过程则全然不同，极富说服力。此外，《昭滑灭越与屈原统一南方的政治主张》一文，对屈原外交思想的开掘亦令人耳目一新。人们习惯于用“联齐抗秦”一语概括屈原的外交思想，包括郭沫若也仅称他“想以德政来让楚国统一中国，而反对秦国的力征经营。”（《屈原研究》）本文则从整个六国形势和屈原任左徒前任左徒后，屈原在职之时与去职之时楚国对外政策的变化，又用以邻为壑的规律结合秦灭巴、蜀的旁证，说明屈原的外交思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联合山东六国共同抗秦，以期遏制“虎狼之国”的发展，争取时间；二是向东南、西南发展，以期先统一南方，作为统一全国的第一步。屈原任左徒之后即改变同齐国争夺泗上之战略为“城广陵”，备越国，与越先后五战；屈原虽去左徒之职，而到怀王十八年恢复在君王面前发言权，即建议昭滑经营越国，五年而灭越。弄清了这些事实，就使我们对屈原外交思想有了更为具体而全面的认识，他的统一全国的思想也就有了具体内容，而不只是一个招牌。对《离骚》、《天问》、《大招》等作品的内容也就有了深层理解。《屈原的冠礼与早期任职》一文的结论可信度亦很高。《橘颂》创作于何时，学术界多仅从作品风格推测，故终难确定。本文则将这篇《九章》中唯一的四言之作与《仪礼·冠礼》和《孔子家语》所载《冠颂》相比较，三者不仅形式相同，内容相近，用词亦雷同，《橘颂》甚至套用《士冠辞》的成句，从而确定为屈原二十岁时举行冠礼后的明志之作。该书在考订重要问题时，还随文解决了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如《屈原列传》开头人们耳熟能详的几句话，“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人均释后二句为上官大夫想夺过去看，屈原不给他看。本书则广征史籍，解“夺”为“改”，解“与”为“同意”，释二句为上官要求屈原修改其起草的限制贵族利益的某些法令内容，屈原不同意，故谗之。此解一出，二人斗争性质深化一层。又如，人多将史料中“鄢郢”二字分开解读，致报怨史料不通，本书则合解“鄢郢”为楚故郢都，楚都屡迁，然皆称“郢”，迁至何处，“郢”前则习惯加此处地名。去一顿号，救活多则史料。再如，《张仪列传》中记楚丹阳之败后又复袭秦至蓝田，胡三省注“蓝田”为今陕西蓝田，读者对楚本来败在长江流域却忽又深入秦腹地大惑不解，本书则纠正为鄢郢南一百华里处另一蓝田，文意豁然。《张仪相秦说昭睢章》中为秦国传话者和被秦想法逐出楚国朝廷者同为“昭睢”，因该材料自相矛盾而久被遗弃，本书则考出文中“睢”字有几处当作“滑”字，传话者乃亲秦派人物昭睢，被逐者则抗秦派中坚昭滑。一字之考，废料派上大用场。此类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作为９０年代屈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屈原和他的时代》一书也有一些可商榷处。从大的方面讲，该书宏观论述的创见和学术价值逊于具体问题探索的价值。如对屈原前人莫敖子华的研究，本书考辨出莫敖子华即沈尹章，否定了钱穆先生关于莫敖子华即子华子的观点，考订缜密，结论可信，然在论述莫敖子华不忠于一家一姓的爱国思想时，却以岳飞为反例，称其“远远高于愚忠的岳飞，更接近近代的民族主义者”（７５页），这就未免因偏爱而拔高了。再如，在阐述屈原改革思想时，对其具体的改革措施考订很有成绩，但在归纳其思想时将屈原归为法家，也似嫌简单化。从小的方面说，该书有些具体问题考辨，证据还嫌不足。如，作者引原始资料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说明《资治通鉴》不录以文立身者，又引司马光《五哀诗》中称赞屈原人格及楚辞成就的《屈平》诗，以此裁定《资治通鉴》不载屈原是司马光把他视作了以文立身者，并非因其怀疑屈原的存在，说服力很强。然书作者又进而开掘了一个司马光“深埋心底而不肯道人”的新理由，即他怕改革家王安石以改革家屈原自比。尽管作者为二人的相似找了很多旁证，但仍不免有猜测之嫌，很可能委屈了司马老先生。屈原能否称得上改革家可以讨论，但比屈原典型得多的改革家商鞅照样走进《资治通鉴》，又作何解呢？屈原不入《资治通鉴》，恐怕还是被视为以文立身者且先秦缺乏有关他的史料之故吧。再如，在屈氏的世系中考屈荡的曾孙亦作屈荡，屈建的玄孙亦名屈建，仅以战国无避讳之说为佐证，恐怕还难说服人，仍需进一步寻找证据。也许笔者误解了本书作者的原意，若然，则只能真诚恳求见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