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西楼会全集:理性和良知让人如此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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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和良知让人如此美丽

刘方炜

1941年底的北京,那个时候是叫北平的,一位四十八岁的学者被残暴的侵华日军抓进监狱,押到了审讯室里。翻译是个韩国人,当这位学者被押进来之后,这个韩国人对他说:“请向太君鞠躬。”

面对赤裸裸的暴力,文弱的学者不能不照做。但是他说:“我对武力鞠躬。”

日本军官问:“你是不是抗日分子?”

“我是。”学者平静地说。

日本军官又问:“你为什么抗日?”

学者说:“这问题我有两个回答方式。概括地说,我不得不如此。但你要我细说的话,请你给我二十分钟,不要打岔。”

日本军官说他可以有二十分钟。

在这二十分钟里,学者告诉日本军官:我是研究历史的,我研究的结论是,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用武力来占领别的国家,把别国人民当奴隶,镇压别国人民的意志,只能暂时收效,最后一定得报应,报应来时,压迫者有时会比受害者更惨。你们宣传说日本的目的是要亚洲各国共同繁荣,这是骗人的。看看韩国的历史就知道。日本吞并了韩国,现在韩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被征入日本军队,做着卑微的工作。你们是要把中国变成第二个韩国。

那位刚才还洋洋得意的韩国翻译听了这番话后热泪夺眶,而日本军官则脸色发白,不等翻译译完这段话就叫把学者带回牢里。

下次继续审讯的时候,照样先要鞠躬,学者照旧说向武力鞠躬,没想到那个日本军官站了起来,向学者鞠躬道:我向一个不怕死敢说实话的人鞠躬。

这位在强大的暴力威胁之下坦然地保持了自己尊严的学者叫洪业,又名洪煟莲,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燕京大学的创始人之一。

读了陈毓贤女士写的《洪业传》,我的内心被一种久违了的情感温暖着。

一个人原来可以这样真诚而优雅的生活着,追求真理,探讨学问,淡泊名利,率性任事,不求达亦不求隐,被前人奖掖又去奖掖后人,平静地生存,又平静地逝去。这是怎样的一种美丽呀!

在我的视野里,有几位中国学人是值得崇敬和追随的,伟大的鲁迅,高峻的顾准,正直深锐的李慎之,宽厚担当的茅于轼……现在我又发现了洪业。而且比起前边那几位,洪业显得更加优雅也更加世俗一些,唯其如此,洪业也更加令我觉得亲近。

洪业生命中的几个片段尤其让我觉得印象深刻。

洪业年轻的时候,曾经被几个同学拉去逛妓院,由于怕妓院里的狗,跑了回来。回到宿舍,收到父亲的一封信,那上面说:

我的儿子,现在你慢慢长大,开始懂人事,年轻的时候,女色是很大的关键。如果一个女人失节,社会会看不起她。男人失节,社会不会看不起他,但是一个大丈夫应该有自己的标准,他会看不起自己。你身体要保持清洁,就像器具一样,念书人要立志做圣贤,有所不为。我老早就有八个字管自己,现在我写给你,请你记住:守身如玉,执志若金。

洪业读了,出了一身冷汗。

一个人的良知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来的。这是中国正直的儒家传统,像接力一样,一代一代,由父传子,由子传孙,世世代代传接下来。

现代社会的性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性不再作为一种节操,而是作为一种身体健康享乐的东西来看待,洪业父亲所说的那种标准在今天看也许古板了一些。但是,良知的建立依然不可或缺,“守身如玉,执志若金”这八个字依然可以作为青年人的座右铭,也包括我这种年纪的中年人。只是,在意义的理解上,可以更加宽泛一些。

另一个片段是这样的:

洪业年轻的时候,颇为桀骜不群,虽然在教会学校读书并且是成绩优秀的学生,却大胆地找出了《圣经》里的瑕疵,并由此判定儒家学说远比基督教高明。《圣经》里面记载:迦拿的一户人家娶媳妇,酒喝光了,耶稣的母亲受众人之托来找耶稣,耶稣说:“妇人,你怎么来打搅我?”洪业论证说,做儿子的这样对母亲说话,显然不孝,怎么可以做圣人?

校长夫人反对学校为此开除洪业,但她启发洪业说:书是古人经验的结晶,好的坏的都有,就像有人摆了一桌子宴席,你应该拣爱吃的吃,不好消化的不吃。《圣经》古来语言就换了几次,里面有错误、有矛盾的地方是难免的,所以看《圣经》要拣好的记着,其余的不要。但有些现在看来是矛盾的地方,往往以后发现并不矛盾。但你现在专心去记这些,等于白费脑筋。

洪业听了校长夫人这番话,深受启发。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理性的精神,经由一位传教的外国女人,教授给年轻的洪业。从此这种理性的宽容冷静的分析精神伴随了洪业一生。

在此后不久的一封信中,洪业写道:“……神派耶稣到西方,派孔子到东方,以拯救人类于万恶之中……无论如何,耶稣和孔子都是神的传言人,是拯救人类的恩者。”在这里,那种争强好胜的欲望之心淡去了,认真的态度却仍在,伴随着一种平和的心态。

后来,洪业留学美国的时候,念到《圣经》第二章第三、四节的时候,老师问他,耶稣为什么把母亲称作妇人?洪业回答说:《圣经》里没说耶稣回答母亲的神态,我想耶稣是在逗他母亲笑,他说话时眨眼向母亲示意,这酒喝完另有供应。

理性在这里已经上升为一种宽容和智慧。

良知和理性,在建立之后,就始终伴随着洪业,使他对人生众多需要面对的纷纭复杂的事情,都能够作出真诚而从容的应对。

洪业后来总结自己的诸多选择时,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自己定下了几个原则,归纳起来就是三有与三不。三不是什么呢?我一生对三方面有兴趣,我对怎样统治人民造益国家这些问题很有兴趣。但官场险恶,投身政治不时要做妥协,有时损伤到自己所爱的人,所以我决心不做政府官员。我对宗教很有兴趣,但教会与宗教是两回事,教会如面孔,宗教若笑容,要笑容可爱,面孔得保持干净,我既不能擦洗面孔的污点,便决心不做牧师。我对教育有兴趣,但教育的行政工作类似官场,要奉承有钱有势的人,所以我可以做教员而不做校长。三有是什么呢?第一是有为,第二是有守,第三是有趣。这三有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有抱负的人常为了急于达到目标而牺牲原则,所以得划清界限有所不为,这叫“有守”;但“有守”的人常干燥无味,要懂得享受人生自然的乐趣,所以要“有趣”;但最有趣的人是诗人、艺术家,他们大多不愿负责人,罔视于社会福利,所以要“有为”;这三个“有”之间得保持平衡。

良知与理性,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作为对“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动,重兴国学是注重中国传统的学者们极力推重的。洪业是一位非常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号召力的学者,但是他却不赞成“国学”这一概念。当有人提议要学清华和北大的样子,在燕京大学也建立一个国学研究所的时候,洪业坚决反对。洪业认为,所谓的国学,不能孤芳自赏,而应按学科归纳到各院校。正如不能把欧洲的科学、文学、历史等笼统归入“欧洲学”一样。而且,洪业认为中国的学问应当让有现代训练、有世界常识的人来研究。

也正是这位反对“国学研究”的洪业,做了一件当时所有的中国学者都无法完成的、对研究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工作,创建了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把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经书史籍又系统地重新校勘,并加编引得(索引)和词汇索引。洪业的用意,在于把中国先人浩如烟海的知识和书籍进行清晰地排列,让未来的科学家、历史学家及其他学者可轻易索取,以便让新文化冲击之下的传统文化显露它们真正的价值,使之融入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之中,让后人得以继承和发扬。

在这里,洪业身上的两大支撑点:良知和理性,已经变得博大和宏伟起来。

还有两件小事能够从平和之中见出洪业的淡泊和风骨。

洪业听朋友传话,说是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怪他到南京不去看孔。洪业说:我不去看他对他是有好处的。我如果去看他,他办公室外面一定坐满了人,他先见老朋友,对他不利,对我也不利。人家看见我去看他那么有势力的人物,就会请我写性求这个求那个,麻烦极了。我的信来了,他也没办法,不回嘛,怕见怪;回嘛,荐几百个人中也许能用一两个,别的你怎么办?

在这里,洪业展示了他的另一面:日常生活中的恬淡自如,不去故作清高,也不使自己搅进无意义的事情之中。

抗战胜利之后,李宗仁任北平行营主任,上门邀请洪业做他的秘书长,官衔是少将。洪业婉言谢绝,但表示在外交事务方面可以提供帮助。有一次,李宗仁宴请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请洪业作陪,魏德迈致答词说:“中国之所以未能成为强国,对世界和平及繁荣有贡献,乃由于两大敌人的阻碍。第一个是日本,半个世纪来一直操纵中国政治,给中国带来灾难,但现在中国在美国的帮助下已经打败了日本,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不会再给中国找麻烦了。可是第二个敌人是你们的内奸,我们美国人爱莫能助,这个内奸的名字就叫贪婪。你们若要享受真正的自由,要为人类的福利尽一份力量,非得把这个内奸除去不可。”给魏德迈做翻译的是另一位美国将军普利士,他却没有翻译魏的第二段话。这个时候洪业站了起来,说:“李将军和诸位朋友,我以平民的身份要说几句话。我以一个平民和历史家的身份,先向魏德迈将军致谢,他由衷而发的讲演讲得好极了。我也向普利士将军致谢,他翻得很准确,但他为了给我们中国人留面子,讲词第二部分没有翻,我现在替他翻完它。”洪业的举动没有赢得掌声,带来的是一片鸦雀无声的肃静。

在这里,上面那一个故事中的平和淡泊的洪业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风骨翘然的文雅刺客。良知和理性在这里再一次展现无遗,不过这一次展现的却是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

洪业是中国第一代受过完整的民族传统教育又受过完整的西方教育,并对两者都深有领会和反省的、清醒、冷静、绝少功利之心的知识分子,也是我从书籍里面结识的一位最接近于完美的知识分子。

洪业先生的人生和境界,令我心向往之。

19801222,先生于谈笑风生之后,平静地逝于美国麻州康桥,葬于麻州泊泊利镇克劳佛家族墓地。这位克劳佛先生,就是在洪业还是一个贫困学子的时候,慷慨资助他到美国求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