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岑与张安乐不和:古代家训中的道德教育资源之我见

　　河南安阳县第六高级中学　庞秀枝

　　中国古代的“家训”，无论是鸿篇巨制抑或片纸短章，都是古代家庭教育成功的思想成果，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这些思想成果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家庭之中，而且远远超越了它们那个时代，可谓哺古育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这一笔宝贵遗产中的道德资源作一番探析。   　首先，中国古代家训中蕴含的丰富的理想信念教育资源。中国历代家训以为人处世为中心，而立志则是为人处世的起点。从大量的“家训”、“家诫”来看，“立志”“励志”教育是古代家训的首先目标和逻辑起点。西晋文学家嵇康在《家诫》中教训子孙说：“人不立志，非人也。” 颜子推说：“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便为凡人。”明代大儒者姚舜牧在《药言》中说：“凡人须先立志，志不先立，一生总是虚浮,”如何可以任得事？”清代有“第一清官”之称的于成龙，在《治家规范》中道：“人贵立志，念念向上一径做去，有志者事竟成矣。”甚至，先立志已经成为古代社会中一个普世的道德准则了，如“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所以在古人那里，“志”已经成为各行各业的“本体”了。这虽然有些不顾实际条件的夸大成分，但足以表明古人对立志的重视。　　古人不仅认为立志重要，而且还提出立甚么样的“志”最好。明代杨继盛说：“人须要立志……你发愤立志要做个君子。则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气来。”可见古人并不都仅仅看重做官，而是强调要明理，要先做一个正直的君子。　　这种“立志”与“做人”联系起来的看法，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我们当代父母教育子孙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过多地关注孩子在某一专门技术领域做出令人骄傲的成绩，却往往忽略了对孩子如何做人的教育。我们这个社会固然需要很多的专门技术人才，但要建成一个祥和、安定的社会，更需要胸怀大志、正直明理的人。在纷繁芜杂、芸芸众生相的今天，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世界观，坚定磐石般的理想信念，如何匡扶自己的行为规范，古代的家训为我们提供了广阔而深邃的空间，它像一股绵古的清泉，更能彰显“君子慎始”的魅力。　　其次，家训中蕴含的丰富的家庭美德教育资源。教子孝悌，是古代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善事父母为孝，善待兄弟为悌。古人认为孝悌之道为礼俗之本，是与血缘关系共生的天然的人伦之道，人伦之道是宗族凝聚的粘合剂。《孝经》将孝道视为“天之经，地之义”。因此，孝悌之道，已经被古人提升为道德形而上的东西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事亲至孝，才能为人所信，对国尽忠，而“孝”是人生道路最基本的起步点，是中国家庭及社会伦理中的重要环节。如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文学家颜之推，他的《颜氏家训》二十篇的主要内容就是“孝悌”，给后代规定的行为准则也是要符合所谓的中庸之道。因为颜之推认为家庭即是社会的缩影，父子关系即君臣关系的缩影。如果子不孝父，即有臣不忠君的危险。要想使人们达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境界，就必须从家庭教育开始。所以，颜之推认为后代只有对父母尽孝，居官才能忠君，若国难当头，会毅然捐躯。在《论语•学而》中也有“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者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的说法。这样就可以理解历史家训一向十分重视孝悌教育的原因了。　　由此看来，历代家训作者并没有把孝悌这种人伦关系仅仅局限于家庭这个社会小单位重，而是进一步将其上升到对国家、民族的忠义，即所谓“忠臣出孝门”；延伸至社会便是孟子所赞扬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崇高精神了。同时，这也是为人处世的最高道德境界。因为古代中国普通国民心目中的国家的概念可不像现时代国民心目中的那样。国家不仅仅是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尊严，更主要的是国家和“天”有某种神秘的联系。（统治者往往以“天子”自称便是证明）所以，古人把对天的敬畏部分转化为对国家的敬畏，因为对国家的忠诚就是对天的忠诚，这不仅是现实利益的需求，还有一部分朴素的自我心理安慰成分在里面。但不论怎样，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具有的为国家民族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的爱国主义传统还是有其现实价值的。这种传统在当代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过程中也应该得到充分的发扬。今天，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然有必要将孝道、忠义作为重要内容。当前，发生在社会上及家庭内部的某些不和谐现象，与这种品德的缺失有相当大的关系。　　提倡节俭是古代家训中蕴涵的又一家庭美德。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一文中，紧紧围绕着“成由俭，败由奢”这个古训，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切身体验，旁证博引许多典型事例，对儿子进行了耐心细致、深入浅出的教诲。司马光认为俭朴是一种美德，并大力提倡，反对奢侈腐化，他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这种思想在当时封建官僚阶级造成的奢靡的流俗中，无疑是具有巨大进步意义的。在今天看来，司马光的见解和主张，也是很有现实的积极意义的。而且，他以深邃的政治眼光，敏感地洞察到一个真理，那就是一个人对待物质生活的态度，直接关系到他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他说：“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所以，他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们要节俭的理由。　　《朱子治家格言》是“经典诵读口袋书”的一种，又名《朱子家训》、《朱柏庐治家格言》。它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人勤俭持家。《朱子格言》中说：“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勿营华屋，勿谋良田”。它把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达出来，可以口头传训，也可写成对联条幅挂在大门、厅堂和居室，作为治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座右铭，因此，很为当时官宦、士绅和书香门第乐道，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    　古人倡导节俭，固然是从自身或家族的利益考虑，所谓“使君子不役于物，直道而行，使小人谨身节用，远罪丰家”，但倡导节俭在我们构建和谐社会、节约社会的今天更能体现出其价值来。   　再次，敬业、清廉是古代家庭道德教育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今天所说的职业道德。因为受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这种敬业精神主要体现在做官方面。但无论如何，若把当官看作一种职业的话，古人的敬业精神还是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的。　　古人认为当好官第一要清廉，这是古人对这一个职业的要求之一。古代家教注重正直廉洁的教育，讲求“清白传家”。东汉杨震为官清廉，他说：“使后世称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以清白遗子孙，这是做官的父辈给后代的一笔丰厚的遗产。自杨震以后，“清白传家”就成了我国古代家教的一个优秀传统。　　恪尽职守是古人认为做官的第二个要求。南宋胡安国在家书中屡屡教导儿子胡铨为官的道理，他说为官“当一日勤如一日，深求所以牧民共理之意，勉思其未至，不可忽也。”意思就是做官要忠于职守，不可疏忽怠慢。胡安国还警告胡铨：声望业绩有朝一日败坏了，要重振旗鼓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兢兢业业，事事处处警惕。在胡安国的教导之下，胡铨立身朝廷，刚正不阿。金人南侵时，他大力倡言抗金，即使被诬陷，编管福州、新州的情况下，仍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气节。　　古代家训中关于“职业道德”的内容，大都局限在为官之道上，这在古代职业分化并不十分明显的古代社会中是很自然的。然而古人所倡导的“德在事先”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尤其是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分化愈来愈细，职业道德的建设就愈显重要。我们虽然不必厚古而薄今，但超越古人总是我们“应该”的吧？　　最后，中国古代家训中还蕴含中丰富的社会公德教育资源，主要体现为对谦让的倡导。中国素称“礼仪之邦”，家训中把教子谦让也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教育内容。“谦让”不仅表现为一种行为，更是一种修身的境界。唐朝朱仁轨说：“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就是说，一个人一辈子给人让路，不过多走百步而已；一辈子让田界给人，也不会失去多少田地。
 　　从上面来看，古人的谦让并非无原则地一味迁就。他们提出忍让、谦让，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实践需要并在社会实践的慢慢“修正”之下形成的。首先，因为任何一个道德准则在推广时总要经得起诘难。一个人为什么要谦让呢？难道不谦让就不行吗？所以一个道德准则在实践中的遭遇往往与个体的亲身经历有莫大的关系。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根据道德准则所能带来的后果来决定是否应该接受它。就像如果问一个人为什么要去游泳，这人回答说：因为游泳有能强身健体等好处。像这种以结果的好坏来判断一件事情是否应该去做的例子到处都是，所以这已经是人的一种“思维定势”了，须以现实的态度加以重视。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矛盾重重，谦让至少在缓和社会矛盾方面好处多多。　　古代家训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史绵延久远。它们在历史的长河滚滚而过，大浪淘沙，沉淀保存下来的部分乃是片金碎银，尤为珍贵。但作为历史的产物，它们自然会掺杂一些消极落后的东西。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的那样，道德本是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范畴，因而也必然地随经济基础的转变而转变，所以难免打上历史的遗留痕迹。所以在今天我们必须持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那就让我们摘下那些曾经装饰在锁链上的花朵，使其植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体系的土壤中，永不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