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阳候朝晖:从陈晓农想到陈伯达--读书笔记之二

--读书笔记之二  

        最近翻书，偶然从书橱里找出一本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前几年出版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这是前几年友人从海外回来送给我的，而编辑、注解这本书的就是他的儿子陈晓农。

        说起陈晓农，记得他是我当年在北京中直育英小学读书的同学。我和他都是1953年秋季入学的该校一年级的学生，不过我在一年二班，他在一年一班。
        按当时学校的要求，全部学生都要住校，尽管我父母所在的机关就在学校对面。在学校的前几年里，我除了我们班的同学之外，别的班的同学几乎一个也不认识，也没什么来往。读到四年级，随着年纪的增大，交际范围逐步扩大，开始认识了一些外班的同学，但还大都是与我同一届的同学。        如父亲在科什米尔公主号上牺牲的李志明是三班的，我与他是在图书馆借书时认识的，记得当时我们每人借了一本《铁道游记队》，看着那本厚厚的书，我们还决定比赛谁能坚持先看完，谁先看完我不记得了，但是李志明却成为我的朋友，记得他还很神秘的给我讲过冯定先生的《平凡的真理》中的内容，当然这本书对于我们来说，当时是无论无何都无法读懂的，所以讲者和听者都是一头雾水。对于我来说大部分外班同学还是通过同学介绍认识的，如陈晓农。        陈晓农所在的一班与我所在的二班是邻居，下课后同学经常在一起玩。有一次下课休息，我早就认识的一班同学侯延平指着站在他身边的一位同学说：知道吗？他叫陈晓农，他父亲就是陈伯达。经侯延平这么一介绍，我也就算认识了我的这位同届的同学。说是算认识了的意思是虽然我们认识了，但是以后来往也不多，一来我们毕竟不是一个班的，在一起玩的机会不多，二来当时只觉得他比我们要文气的多，不爱说话，也很少主动与我们这些人在一起玩。我之所以能记住他，主要还是因为他的父亲陈伯达。        我当时并不知道陈伯达是谁，也不感兴趣，因为当年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孩子都在这所学校读书，如刘少奇的儿子刘丁丁就在一班。而刘的女儿刘涛、毛泽东的女儿李纳、侄子毛远新也都是我们的校友，只不过他们的年纪比我们大，年级比我们高罢了。比起毛和刘来，陈伯达也就不算什么了。        我后来问过父亲，陈伯达是做什么的，父亲告诉了我。当时陈伯达的职务很多，从毛泽东的秘书、中宣部副部长到科学院副院长等有七、八个，我都没记住，只记住了他也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父亲工作的单位就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而中央政策研究室就在农村工作部的对门，这是我当时最熟悉的两个机关，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估计我也不一定能记住他。不过，我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大院中却从来没有见过他。同样我之所以能记住刘丁丁也是因为刘少奇的缘故。我想，陈晓农即使看了我这篇文章，大概也不会想起我，原因当然是一样的。

        看到陈晓农编的这本书，就想到陈伯达。毛泽东解放后有五大秘书：陈伯达、胡桥木、叶子龙、田家英、江清。其中胡桥木在历史的风浪中几经波折，但终能善终；田家英杀身成仁，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叶子龙在文革前就被赶出中南海，淘汰出局，这到反而保全了他；江清最后为自己的行为殉葬，也算有了一个结果。只有陈伯达，这位几乎给毛泽东当了一辈子第一秘书的理论家，几十年来一直充当毛泽东的理论杀手，曾经将毛泽东的多位政敌在理论上打的落花流水的战将，最后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任上被毛泽东一篇几百字的文章打翻在地，以后还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在他们五位秘书中陈伯达的下场最悲惨，他的经历和下场是很值得我们后人思考的。

        据现有的材料看，在文革小组成立之前，陈伯达的仕途还是比较顺利的，当时，陈伯达在党内被尊为第一理论家，虽然毛泽东也有时对他不满，骂他几句，但总体上还是信任他的。因此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毛泽东力主由他来担任组长。虽然在毛泽东、江清看来，让陈伯达当组长或许还有其它用意，但对陈伯达本人来说这就是他人生的顶峰，因为正是这个组长，使得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了政治局常委。

        但是很快，陈伯达就发现，随着文革的深入和发展，尽管在外界看来他仍然是风光无限，但在中央内部，他已逐渐失去了影响力，不但这时的毛泽东已经不爱听他的建言，就是在文革小组内部，在江清面前，他也失去了主动权。最明显的是在文革小组成立不久，中央专门发了通知：“在陈伯达请假或外出时，由江清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其用意不言而喻。其实，即使是陈伯达不请假，不出外，他这位文革组长，在文革小组内部也不过是江清的一个傀儡，一个门面。

        尽管如此，在中共“九大”之前，毛泽东对陈伯达也并非完全弃之不用，至少“九大”的报告最初毛是委托给陈、张、姚一起来写的，而且是让陈伯达牵头。陈伯达之所以最后失去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可能就从这里开始。

        当时陈伯达拟定的报告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主张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实际上是回到了“八大”的提法。据陈当时的两位秘书回忆，陈曾经对他们谈过起草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治国主要任务应是发展生产。陈还嘱咐秘书帮助他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要各方面有关经济建设、生产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资料。看来陈伯达的观点显然与毛泽东的想法不合拍。要知道，在党内，毛泽东是第一个提出反“八大”提法的。因此这种观点显然违背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观点，也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相背离。   

        据说这在报告动笔之前，他的这些想法是与林彪商量过的，而且周恩来也同意，报告的提纲也是给毛泽东看过的，但毛没有表态。之后陈曾经把已写出来的第一部分稿子报送毛主席，可是送出的稿子并没有回音。直到九大开完之后，陈伯达办公室收到毛主席处退回的一件文件，原来是陈伯达呈送毛主席的九大报告稿的第一部分，原封未动。主席用粗粗的铅笔大大地写着“退陈伯达同志毛泽东”，后面署着日期。毛泽东的字迹几乎占满了封面，原来他从未拆封看过。

        一次中央开会谈到九大报告时，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九大政治报告写得怎么样了？他对陈不能按期交出报告稿，可能延误九大的召开表示不满，便接着说：不行就重新搞嘛！请康生主持重搞。就这样，陈伯达辛苦了近一个月的报告稿，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就被否决了。毛泽东之所以不让陈伯达起草报告，表面上的原因是陈起草报告的速度太慢，怕不能保证“九大”按时召开。但骨子里的原因很可能是陈伯达起草的报告不能体现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思想。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问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比起发展经济来，他更关心的是如何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不改变颜色，他认为与这个重大任务相比，发展经济是非常次要的。因此他认为在“九大”报告稿中不宜过于强调发展经济，还是要突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在由江清、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中充分体现了出来。

        据陈的秘书回忆：尽管陈的报告稿被否定，但是在中央开会在讨论张、姚的稿子时，陈伯达还是坚持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是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张春桥反驳陈的主张是“唯生产力论”……会上争论很激烈。最后，陈伯达说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但是毛泽东说：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

        由此可见，尽管陈伯达在文革中表现的近乎疯狂，甚至到了人见人恨的地步，但客观的说，他对于运动的发展，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前途还是有与毛泽东不同的观点的。在这些观点中也包含了周恩来、林彪的一些想法，可惜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他的报告稿，不知道他到底是如何阐述这个问题的。

        尽管陈伯达起草报告这件事的性质，还远不能与以前的“二月抗争”、以后的周恩来反“左”，邓小平整顿相比，但是在当时，敢于表示与毛泽东所坚持的观点不同也是需要有一些勇气的。陈伯达的意见虽然还谈不上是批评文化大革命，但至少也是一片喧闹声中的另一种声音，当然可能这也代表了其他许多人的想法。现在看来陈所代表的观点在当时应该是有可取之处的。可惜毛泽东对于任何违背他个人意志的意见都是不能容忍的。

        另外陈伯达由于在中央文革内部感到孤立，因此他早在九大之前就投奔了林彪。对林彪来说，他那里正好缺少文人，缺少理论人才，前几年他看中一个关锋，封他当解放军总政副主任，红色秀才，没几天就被宣布为“王、关、戚”集团成员。这次来了个陈伯达，他当然是非常欢迎，陈伯达总不会被打倒吧！但是不见得。要知道对于陈伯达、关锋这类秀才，即使毛泽东自己不用，也决不会让给别人用。

        陈伯达为了这份没有被采用的报告、为他投靠林彪还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九大”决定常委人选时，毛泽东已经决定将他排除在常委人选之外。以后只是因为在黄永胜是否当常委问题上摆不平，毛泽东才采纳了维持原人马不变的的意见，让陈伯达继续当常委。虽然如此，从此陈彻底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以后连周恩来都对他说：没有想到你还能继续在这个（指常委）名单上。

        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没有任何余地的将他淘汰出局，这当然与他被看做是林彪的马前足有很大关系。虽然后来毛泽东在找他谈话时抱怨过陈伯达多年不上门，但是毛泽东门是那么好上的吗？不要说陈伯达了，连林彪也未必是能想上就上的，林彪以甘愿沦为江清的摄影模特为代价，也没有能够再上毛泽东的门。陈伯达，这位有着书呆子气的大秘书，在跟随毛泽东几十年后，终于被毛泽东本人亲自打倒，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我是1958年随父亲调动离开北京的，从此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陈晓农。以后在文革中曾听说他1965年中学毕业后没有上大学，自己选择到内蒙插队，我当时就认为这是听了他父亲的话。因为在1965年夏天，北京似乎有一股风，许多高级干部子弟都没有上大学，说是要到农村锻炼两年再去读书，不想一年后文革兴起，他们的读书梦从此完结，陈晓农大概也一样。从资料看文革中陈晓农到石家庄当了工人（他的生母在那里），以后陈伯达出狱，他又迁居北京照顾父亲，直到为他送终。

        他在陈伯达病逝后编辑的《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有一定史料价值的一本书。里面收集、保存了许多陈伯达对文革的回忆，特别是对九届二中全会过程的回忆，还是很值得一读的。我觉得我的这位同学做了一件好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当事人自己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记述实在是太少了，尽管这些记述的观点或许有些偏颇，但能留下来让后人研究总比完全没有好。在我们国家，对历史事件多年来就是一种声音，这才使得一些本来很明白的事变的复杂起来，甚至无法搞清楚，真实的历史应该是在许多不同声音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