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绳包装方法:智利：200年的革命之路-孙骁骥的博客-搜狐博客

智利：200年的革命之路

9月18日，对中国人来讲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而在南美洲“世界最南端”的国家智利，这个日子同样具有特别的含义。

今年是智利宣布独立的200周年纪念，首都圣地亚哥举行大型阅兵式。1810年的9月18日，圣地亚哥的土生白人推翻了殖民政权，成立执政政府，实行自治。

如今，独立革命的早已从现实走进了博物馆。但走在智利的街道上，人们依然能感受到智利的革命传统在今天的延续。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最后演讲

智利，这个被夹在南美大陆和太平洋之间的狭长地带，在IPS-NaC新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排行榜中，被列为南美最有经济竞争力的国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为智利的经济专门创造的一个词语“智利奇迹”，用以解释上世纪80年代以来智利经济令人难以相信的高速发展。

但在经济奇迹之外，另存在着一个智利，那是由聂鲁达和米斯特拉尔的诗歌，拉美最富盛名的葡萄酒，街头的政治传单，甚至是情欲、暴力和鲜血构成的智利。

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被高楼的阴影所覆盖的街道拐角处，墙壁上贴满了数量惊人的政治传单、标语，甚至连被人视为“影响市容”的街头涂鸦的许多内容也无一例外地带有政治色彩：“朋友们，让我们联合起来反击一切资本主义”，“击溃这个体制”等等煽动性字眼被明目张胆地招贴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就在记者抵达圣地亚哥的前一个礼拜，一位当地的歌手受到起诉，原因是他在自己拍摄的MTV中，表达了强烈的政治倾向，依照当地法律，这是不允许的。“但，这很正常。”一位圣地亚哥的年轻人告诉记者，在智利你可以选择什么也不谈论，但有一个话题却怎么也绕不开——政治。

为什么智利人热衷于政治？其中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浪漫与激情。这位受访者说，智利人很愿意关心、纪念他们周遭发生的事情，所以他们关心政治。

这不难理解。在圣地亚哥错综复杂的街道上，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各类人物塑像。但凡对这个城市的建设有贡献者，不论是功勋卓著的政治家、还是一座学校图书馆的捐赠者、甚至是某段地铁的修建者，都能在这座城市的街道上找到一块属于自己的位置，获得应有的尊重。

在这些雕像之中，有两座特别引人注目。其一，是南美革命之父，阿根廷热人何塞·圣马丁的塑像。另一座，是位于拉莫内达宫前方小广场的一座大理石塑像，矗立于数米高的米色石基上的中年男人在凝神远望。

这个留两撇八字胡，戴着眼镜的文弱男子便是萨尔瓦多·阿连德，1970年上台，在3年后却死于政变的民选总统。作为智利历史上“又红又专”的一位总统，在他就职的40年后，“人们依然怀念他。”

据史料记载，当时阿连德对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态度，以及他推行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意味浓烈的改革，使得美国总统尼克松感到坐立难安，他认为：智利随时都有转变为共产主义国家的危险，这是对美国的一个潜在威胁。

于是，1973年9月11日，在美国支持下，皮诺切特将军领导智利军队发动了针对阿连德的军事政变，派遣军队包围总统府。在当了1042天智利总统之后，阿连德在这次军事政变中中弹而亡，有人说阿连德是死于自杀，也有不少历史家认为击中他的子弹来自政变军队的枪口。

亲历了这次政变的美国记者马克·库伯（Marc Cooper）在纪念阿连德逝世的一篇文章中作了这样描写。“智利军队的坦克和军人在总统宫殿前徘徊，两架空军的战斗机已经待命随时准备轰炸总统府，皮诺切特将军已经准备好攫取权力。在年轻的贴身护卫的陪同下，总统府前的台阶上出现了65岁的阿连德——这位医生，经验丰富的议员，同时也是民选的总统……”

在当时万分危急的情况下，阿连德冒着炮火对全国做出了他的最后一次演讲：“我们国家的工人兄弟们，我对智利的前途始终抱有信心……”

多年之后，他的这句著名的演讲词已经化为刀刻斧凿，被永久地镌写在了这座塑像的基座上。作为国家的最高领袖，阿连德在国家陷于危难的时刻履行了自己所肩负的责任。今天，智利上了年纪的人们回忆当年阿连德的演讲，依旧神色激动。

是什么“令皮诺切特们心惊胆战”

不过，马克·库伯却认为，阿连德政府在军事政变以前确实也犯下了诸多“决策性的错误”。库伯所谓“决策性的错误”，是指阿连德政府所进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

虽然在阿连德任期的第一年，经济改革的推行一切正常。然而在1972年，国际铜价出现了大幅下跌，智利作为铜出口的大国，铜矿生意占到其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这造成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终于在第二年爆发了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

阿连德的改革走入了死胡同。

皮诺切特将军又将如何“改革”？

在1973年智利政变后不久，一些反对阿连德政府的接受过“芝加哥学派”教育的经济学者向皮诺切特收到了一份经济计划书。

这份被称为El Ladrillo的秘密计划，确定了智利“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方针。

在这项方针的指引下，皮诺切特政府几乎私有化了除铜矿业外的所有国有企业部门，并消除了国内保护主义的贸易壁垒，迫使智利当地的企业跟外国企业在平等的条件下竞争，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弗里德曼等学者据此认为，智利的“经济奇迹”说明了自由经济体也可以在集权政府的国家产生。

但是，经济的增长并没有让人民直接获益。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是一个绝对独裁，实行恐怖统治的国家。皮诺切特一上台就解散了国民议会，禁止各类政治活动，长期实行全国宵禁，军队甚至可以随意入户抓人。据《皮诺切特统治下的智利》一书作者马克·恩萨拉克（Mark Ensalaco）的记录，数千人遭监禁和酷刑，至少3197人因政治原因被杀害，超过1000人失踪，20多万人被迫流亡国外。

这令居住在智利的人们忍无可忍。圣地亚哥当地的记者帕斯·佩尼亚（Paz Peña）在回忆70年代的智利时，语调间依然透露着愤怒：

“在70年代早期，智利到处都是盛大的社会运动，人们不忌惮于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但是到了皮诺切特的集权统治时代，一切都改变了，不仅因为是各种政治的谋杀，折磨和流放，还因为自由经济改革几乎让智利的社会组织解体。”

然而，与其说是自由经济推翻了那个集权政府，还不如说是人民的力量将其最终掀翻。

早在皮诺切特发动政变的1973年，在位于黑岛家中的智利诗人聂鲁达得知他亲爱的战友阿连德以身殉职壮烈牺牲，急火攻心，竟因为心脏病突发于9月23日逝世。

随后举行的聂鲁达葬礼变成了圣地亚哥人自发组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成群结队的人们跟在聂鲁达的灵柩后面高呼萨尔瓦多·阿连德和巴勃罗·聂鲁达以及维克多·哈拉这些“革命者”的名字。伴随着他们的，是军人明晃晃的刺刀和步枪、坦克和大炮。“那场面震撼人心，令皮诺切特们心惊胆战。”曾在南美旅居的西班牙语文学研究者段若川曾这样回忆道。

智利人对聂鲁达的记忆，是与阿连德家族和他的亲密交情，以及人们与对诗歌的热爱交织在一起的。聂鲁达曾经准备要参与智利总统竞选，但当他听说阿连德也将参与1970年的选举时，就主动地退出了竞选。人们纪念聂鲁达，也就是变相地在纪念阿连德。或者说，就是对皮诺切特的反对。

佩尼亚回忆说，类似的游行，十几年来一直存在。因此，皮诺切特最终不得不与愤怒的民众妥协，答应1990年还政于民。而当那一年大选的日子真的到来时，皮诺切特黯然发现，自己的阵营早已不再受大多数人民支持，阿连德的同情者，帕特里奥·阿尔文获得大多数人投票从而当选总统，皮诺切特只保留象征性的军队总司令职务……

2006年12月的一天，海报和横幅盖满了圣地亚哥的意大利广场，数千名激动的市民举行庆祝集会，他们开启香槟酒，用胜利者一般的语气欢呼着：“今天是狂欢节，将军死了！”，“独裁者死了！暴君死了！”这一天的头条新闻是：皮诺切特病逝。

“企鹅革命”的成功

世界银行在200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正确的经济政策、政治体制改革、良好的国际环境是智利从90年代以来缺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但这份报告也说，尽管智利政府并没有对缺点明显的80年宪法作出修改，但重拾民主制的智利，在言论自由上确实与皮诺切特时期不能同日而语。

最显著的区别在于，智利的电视、报纸和杂志彻底脱离了政府的控制，成为独立运作的新闻媒体。唯一的媒体管理机构是国家电视委员会（CNT），但他们作用仅仅在于审查节目内容中有哪些是包含过多暴力与色情的成分，并将这些节目的播出时间安排在深夜播出。在今天的智利，接入互联网是毫不受限制的，人们表述意见的平台多种多样。对于人们来说，合法的游行、集会与罢工再一次成为了家常便饭。

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是2006年的智利学生运动。

当年的4月24日，巴切莱特政府宣布了全国学校学费、交通费的上调，这对于本来就对现行教育不满的智利学生更是难以接受。

据智利的最大报纸之一《La Tercera》报道，在圣地亚哥最宽阔的一条街道，阿尔米拉达大街上，出现了难以计数的公立学校的中学生。他们手挽着手，高高举着横幅和标语，要求政府收回提高教育费用的政策，并进一步要求当局彻底实行教育免费化，废除市政府对教育的控制等等。

很快，政府调集了警察，对学生运动实行武力镇压。BBC新闻透露说，截止到当年5月末，警察逮捕了超过1000名智利学生，其中大部分暴力冲突事件都发生在圣地亚哥。

亲历了当年游行的记者帕斯·佩尼亚回忆说，“智利的警方确实对学生态度强硬。我还记得看见过警察使用催泪弹对付学生的场景，不少人被逮捕了。警察在游行最开始的几周态度十分强硬，但过了不久，当他们开始了解学生们的诉求是合理的时候，他们的镇压明显减轻了”公众舆论，已经开始向着学生一方倾斜。

这场被媒体称为“企鹅革命”的学生运动迫使巴切莱特在是年6月1日发表电视演讲，对学生做出妥协让步，答应满足学生提出的要求，并在73席的总统咨询委员会内专门为中学生增设7个席位。智利的中学生们这才决定停止游行，回到学校上课。

菲力佩·科德罗（Felipe Cordero）是智利出生的大学生，学生运动后去了加拿大学习，在谈到当年学生罢课的事件时，他认为，这完全是中学生们提出的合理要求，“过去智利的教育质量并不算高，如果不进私立学校学习的话，一般的学生很难接受像样子的教育，更不要说获得出国深造的机会。”

但一般的私立大学学费高昂，岂是工薪阶层有能力负担的？“在智利当一个中产阶层可不容易。” 帕斯·佩尼亚说。工薪家庭的平均月收入是50万智利比索，约合1000美元，这对于普通的四口之家来说显然是非常微薄的一点收入。警察不可能不理解这个道理，于是在弄清真相以后，转而不再对学生进行镇压，有一部分还支持起了抗议的学生。

虽然政府与学生达成了谅解，但在佩尼亚看来，如今的教育其实并没有因此取得实质的多少改变。不过，她也承认，至少现在智利人面对社会的不公与罪恶时候，能够有机会自由地走到大街上，大声呼喊出自己的愤怒，而不至于因此惨遭屠戮，这与皮诺切特的智利时代相比，无论如何是种进步。

如果说智利的现代民主进程比喻为一条向前行进直线，那么皮诺切特政府则在1973到1988之间为这条直线打了个死结。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皮诺切特下台，这个民主的死结又被重新解开。在获得独立200年之后，今天的智利继续着自己的“革命”传统。

 （原刊《周末画报》6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