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慈济医院招护士吗:革命的会党之灾 - 张鸣的日志 - 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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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会党之灾 

默认分类 2011-02-08 12:34:00 阅读6269 评论25   字号: 订阅

格的会党,当然不会落后,好多省份的新军起义,都有会党的配合。问题是配合的会党,根本不认为自己就是配角,一登台就非要占据中心地位。陕西新军里的革命党,个个都加入哥老会,把会党弄得特别革命。但会党的龙头大爷,却只当他们是自家的小兄弟。辛亥起义,攻下满城,其实新军功劳更大,但在会党看来,却是自己帐下的事。各个龙头大爷,谁也不服谁。所以,新军革命党的领头人张凤翙,干脆封了六个都督,一个钦差大臣,跟都督平级,自己做大统领。其实不用他封,陕西哥老会势力最大的龙头大爷张云山,已经自封“见官大一级天下兵马大元帅”了。自然,见了张凤翙,也照样大一级。六个都督在西安城里,各霸一方,大统领张凤翙的命令,等于废纸一张。 湖南革命后的政府,正副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都是以革命党人的身份作了会党的。但是这两位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会党还是革命党。做了都督之后,各地会党纷纷进城,都督府每天开流水席,会党的大爷,吃饱了,喝足了,却不肯走,要官当,要钱花。都说自家功劳大,势力壮,不给旅长也得给团长。焦陈二位倒也大方,弄一堆白布条挂起来,写上官职,谁来要,就给谁,后来来的人太多,写不过来,就备好笔墨,让来人自己写,喜欢做什么官,就写什么,斜披在身上,就是官儿了。只是指挥刀没法配给,因此害的全省唯一卖东洋指挥刀的店铺,全部存货都卖光。江西也是这样,都督是跟革命不相干的新军将领,结果各地的帮会首领,纷纷前来要官,师长旅长满地。只是,湖南也好,江西也罢,要来钱和官之后,这些大爷还是不走,就在省城就地安家,包娼包赌,呼雉喝卢,甚至白日抢劫,害得城里秩序大乱,百姓叫苦不迭。省城如此,其他地方就更过分,只消会党占了上风,就必定处于无政府状态。陕西的会党,在所有地方都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各个堂口,都是太上政府,不仅不听政府的,而且自己开堂审案,全无规矩,今日判这个胜诉,明天又反过来。从保路运动过来的四川光复,袍哥参与度也相当高,各个新军将领都得自己开香堂,不开香堂,就没人听他们的。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自命为大汉公,作为成都袍哥的总舵把子,成都各衙门,各警署,都挂出公口招牌。满街都是扎英雄结,轮刀弄枪之人。 更严重的问题,不仅会党不仅搞得秩序大乱,而且还波及外国人。会党天然对外国人存有敌意,所以,一旦会党当家,各地打教(基督教)的势头即起,有的地方,甚至还砍电报线杆,跟当年义和团买卖相似。因此,凡是革命后会党势头大的所在,教会都反弹强烈,纷纷致信西方国家的公使告状,连累得革命党背黑锅。 显然,

革命的会党之灾 张鸣 中国帮会的历史,按会中人自己说,是起自明末清初,宗旨是反清复明。但是,按研究者的说法,其实是起于清朝中叶,由于人口激增,逸出土地的人多了,在社会上讨生活,成了离开宗法社会的流民,为了互助和自保,于是弄起了帮会。弄大了,难免干点非法的勾当。中国的帮会,似乎无论哥老会、天地会,洪门以及三合会、三点会,还有袍哥,都是一个系统,其实,各个地方的帮会,并无统系关系,甚至一省一地的帮会,也谁也不买谁的账,龙头大爷,双龙头大爷,也只是管自己麾下的一摊子。 清朝是个势力较弱的异族统治的王朝,统治者心比较虚,对这种非官方而且脱离了宗法体系,连乡绅都无法控制的民间组织大有戒心,从一开始就严查严禁。可是,清朝跟所有的传统王朝一样,都是小政府格局,政府能力有限,而乡间的士绅,对这种破坏不大的民间组织,也没有太大的热情去遏制。所以,帮会就一直像野草一样,割而复生。朝廷的镇压,不仅没有剪灭他们,反而让他们平白生出了反叛性,一有机会,个别怀有政治野心的,还真的就反清复明地干一下。自然,这就更增加了朝廷对他们的敌意。说实在的,虽然说帮会都会做点非法的勾当,对于自己的叛徒和伤害他们的人,也会采用私刑,但他们的反叛,主要是朝廷的镇压激出来的,在他们自己,原本是没有多少政治图谋的。 晚清时节,政府控制力进一步减弱,尤其是几十万湘军在打平太平天国之后突然解散,当惯了兵的人,是没法回乡种田的,散落民间,给帮会增加了大量的生力军,帮会的战斗力和破坏力都大大地增加。放着这样一票反叛的力量,任何图谋推翻朝廷的势力,都没法不动心。康梁变法失败,康党中的激进分子策动自立军起义,打的就是帮会的主意。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跟帮会结盟,在海外就加入洪门。同盟会成立之后,三大派系都热衷跟帮会拉关系,大多数起义都借助帮会。各地的革命党人,几乎都有关系密切的会党人士。 革命党人的掺和,也给帮会或者叫会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虽说相当多的人,跟革命党走无非是拿钱干事,相当于革命党雇人造反,钱尽人散。但也有些人被革命党忽悠得革命性大增,原来根本不记得的反清复明宗旨,突然被当了真,扯旗造反,比真的革命党还起劲。而为了发动会党而加入帮会的革命党人,大多数头脑还算清醒,但也有些人弄不清自己到底是革党还是会党,江湖义气高过了革命理想。 辛亥革命,武昌新军的一声炮响,天下大乱。原本作为朝廷支撑的立宪党人,痛恨朝廷假立宪真收权,在有人放火的时候,添柴扇风,趁机而起。具有革命老资                            革命的会党之灾

格的会党,当然不会落后,好多省份的新军起义,都有会党的配合。问题是配合的会党,根本不认为自己就是配角,一登台就非要占据中心地位。陕西新军里的革命党,个个都加入哥老会,把会党弄得特别革命。但会党的龙头大爷,却只当他们是自家的小兄弟。辛亥起义,攻下满城,其实新军功劳更大,但在会党看来,却是自己帐下的事。各个龙头大爷,谁也不服谁。所以,新军革命党的领头人张凤翙,干脆封了六个都督,一个钦差大臣,跟都督平级,自己做大统领。其实不用他封,陕西哥老会势力最大的龙头大爷张云山,已经自封“见官大一级天下兵马大元帅”了。自然,见了张凤翙,也照样大一级。六个都督在西安城里,各霸一方,大统领张凤翙的命令,等于废纸一张。 湖南革命后的政府,正副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都是以革命党人的身份作了会党的。但是这两位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会党还是革命党。做了都督之后,各地会党纷纷进城,都督府每天开流水席,会党的大爷,吃饱了,喝足了,却不肯走,要官当,要钱花。都说自家功劳大,势力壮,不给旅长也得给团长。焦陈二位倒也大方,弄一堆白布条挂起来,写上官职,谁来要,就给谁,后来来的人太多,写不过来,就备好笔墨,让来人自己写,喜欢做什么官,就写什么,斜披在身上,就是官儿了。只是指挥刀没法配给,因此害的全省唯一卖东洋指挥刀的店铺,全部存货都卖光。江西也是这样,都督是跟革命不相干的新军将领,结果各地的帮会首领,纷纷前来要官,师长旅长满地。只是,湖南也好,江西也罢,要来钱和官之后,这些大爷还是不走,就在省城就地安家,包娼包赌,呼雉喝卢,甚至白日抢劫,害得城里秩序大乱,百姓叫苦不迭。省城如此,其他地方就更过分,只消会党占了上风,就必定处于无政府状态。陕西的会党,在所有地方都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各个堂口,都是太上政府,不仅不听政府的,而且自己开堂审案,全无规矩,今日判这个胜诉,明天又反过来。从保路运动过来的四川光复,袍哥参与度也相当高,各个新军将领都得自己开香堂,不开香堂,就没人听他们的。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自命为大汉公,作为成都袍哥的总舵把子,成都各衙门,各警署,都挂出公口招牌。满街都是扎英雄结,轮刀弄枪之人。 更严重的问题,不仅会党不仅搞得秩序大乱,而且还波及外国人。会党天然对外国人存有敌意,所以,一旦会党当家,各地打教(基督教)的势头即起,有的地方,甚至还砍电报线杆,跟当年义和团买卖相似。因此,凡是革命后会党势头大的所在,教会都反弹强烈,纷纷致信西方国家的公使告状,连累得革命党背黑锅。 显然,

                                 尽管革命党人在跟立宪派辩论的时候,强调不怕破坏,其实内心深处,对革命可能带来的破坏,尤其是秩序的混乱,还是大有忌惮。对西方的反应,更是在意,毕竟,他们是以彻底学习西方为目的的一群变革者。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所有中国的变革者,都害怕跟义和团的排外运动沾上边,生怕被西方人视为排外的义和团。所有人都刻意强调文明,从而跟义和团划清界限。革命过程中,没有一个革命党人敢动外国人,革命后第一份告示,必须强调保护外国人和教会的权益。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开始还主张清算湖北的满人,但只要外国人出面说情,就都放过了。可想而知,当各地的传教士指责革命军大肆杀戮(陕西的传教士尤其反应强烈),是新的义和团时,革命党人会有多么的尴尬。从某种意义上,文明,是这场革命的合法性保障,如果不能给人以文明的面相,革命就会变得灰头土脸。 所以,革命后跋扈起来的会党,不仅遭到立宪党人的打击,也遭致原来一个营垒里的革命党人的镇压。陕西由于会党势力太大,各地跋扈的堂口,只能由会党的首领出面取缔,而在江西,一个个会党的山头,都是被正牌的革命党人李烈钧用机关枪给铲平的。尽管如此,革命后会党暂短的兴盛,还是连累了革命党,让他们在一般民众中声名大坏,而后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之所以一触即溃,跟他们的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张鸣

中国帮会的历史,按会中人自己说,是起自明末清初,宗旨是反清复明。但是,按研究者的说法,其实是起于清朝中叶,由于人口激增,逸出土地的人多了,在社会上讨生活,成了离开宗法社会的流民,为了互助和自保,于是弄起了帮会。弄大了,难免干点非法的勾当。中国的帮会,似乎无论哥老会、天地会,洪门以及三合会、三点会,还有袍哥,都是一个系统,其实,各个地方的帮会,并无统系关系,甚至一省一地的帮会,也谁也不买谁的账,龙头大爷,双龙头大爷,也只是管自己麾下的一摊子。

尽管革命党人在跟立宪派辩论的时候,强调不怕破坏,其实内心深处,对革命可能带来的破坏,尤其是秩序的混乱,还是大有忌惮。对西方的反应,更是在意,毕竟,他们是以彻底学习西方为目的的一群变革者。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所有中国的变革者,都害怕跟义和团的排外运动沾上边,生怕被西方人视为排外的义和团。所有人都刻意强调文明,从而跟义和团划清界限。革命过程中,没有一个革命党人敢动外国人,革命后第一份告示,必须强调保护外国人和教会的权益。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开始还主张清算湖北的满人,但只要外国人出面说情,就都放过了。可想而知,当各地的传教士指责革命军大肆杀戮(陕西的传教士尤其反应强烈),是新的义和团时,革命党人会有多么的尴尬。从某种意义上,文明,是这场革命的合法性保障,如果不能给人以文明的面相,革命就会变得灰头土脸。 所以,革命后跋扈起来的会党,不仅遭到立宪党人的打击,也遭致原来一个营垒里的革命党人的镇压。陕西由于会党势力太大,各地跋扈的堂口,只能由会党的首领出面取缔,而在江西,一个个会党的山头,都是被正牌的革命党人李烈钧用机关枪给铲平的。尽管如此,革命后会党暂短的兴盛,还是连累了革命党,让他们在一般民众中声名大坏,而后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之所以一触即溃,跟他们的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清朝是个势力较弱的异族统治的王朝,统治者心比较虚,对这种非官方而且脱离了宗法体系,连乡绅都无法控制的民间组织大有戒心,从一开始就严查严禁。可是,清朝跟所有的传统王朝一样,都是小政府格局,政府能力有限,而乡间的士绅,对这种破坏不大的民间组织,也没有太大的热情去遏制。所以,帮会就一直像野草一样,割而复生。朝廷的镇压,不仅没有剪灭他们,反而让他们平白生出了反叛性,一有机会,个别怀有政治野心的,还真的就反清复明地干一下。自然,这就更增加了朝廷对他们的敌意。说实在的,虽然说帮会都会做点非法的勾当,对于自己的叛徒和伤害他们的人,也会采用私刑,但他们的反叛,主要是朝廷的镇压激出来的,在他们自己,原本是没有多少政治图谋的。

革命的会党之灾 张鸣 中国帮会的历史,按会中人自己说,是起自明末清初,宗旨是反清复明。但是,按研究者的说法,其实是起于清朝中叶,由于人口激增,逸出土地的人多了,在社会上讨生活,成了离开宗法社会的流民,为了互助和自保,于是弄起了帮会。弄大了,难免干点非法的勾当。中国的帮会,似乎无论哥老会、天地会,洪门以及三合会、三点会,还有袍哥,都是一个系统,其实,各个地方的帮会,并无统系关系,甚至一省一地的帮会,也谁也不买谁的账,龙头大爷,双龙头大爷,也只是管自己麾下的一摊子。 清朝是个势力较弱的异族统治的王朝,统治者心比较虚,对这种非官方而且脱离了宗法体系,连乡绅都无法控制的民间组织大有戒心,从一开始就严查严禁。可是,清朝跟所有的传统王朝一样,都是小政府格局,政府能力有限,而乡间的士绅,对这种破坏不大的民间组织,也没有太大的热情去遏制。所以,帮会就一直像野草一样,割而复生。朝廷的镇压,不仅没有剪灭他们,反而让他们平白生出了反叛性,一有机会,个别怀有政治野心的,还真的就反清复明地干一下。自然,这就更增加了朝廷对他们的敌意。说实在的,虽然说帮会都会做点非法的勾当,对于自己的叛徒和伤害他们的人,也会采用私刑,但他们的反叛,主要是朝廷的镇压激出来的,在他们自己,原本是没有多少政治图谋的。 晚清时节,政府控制力进一步减弱,尤其是几十万湘军在打平太平天国之后突然解散,当惯了兵的人,是没法回乡种田的,散落民间,给帮会增加了大量的生力军,帮会的战斗力和破坏力都大大地增加。放着这样一票反叛的力量,任何图谋推翻朝廷的势力,都没法不动心。康梁变法失败,康党中的激进分子策动自立军起义,打的就是帮会的主意。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跟帮会结盟,在海外就加入洪门。同盟会成立之后,三大派系都热衷跟帮会拉关系,大多数起义都借助帮会。各地的革命党人,几乎都有关系密切的会党人士。 革命党人的掺和,也给帮会或者叫会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虽说相当多的人,跟革命党走无非是拿钱干事,相当于革命党雇人造反,钱尽人散。但也有些人被革命党忽悠得革命性大增,原来根本不记得的反清复明宗旨,突然被当了真,扯旗造反,比真的革命党还起劲。而为了发动会党而加入帮会的革命党人,大多数头脑还算清醒,但也有些人弄不清自己到底是革党还是会党,江湖义气高过了革命理想。 辛亥革命,武昌新军的一声炮响,天下大乱。原本作为朝廷支撑的立宪党人,痛恨朝廷假立宪真收权,在有人放火的时候,添柴扇风,趁机而起。具有革命老资 晚清时节,政府控制力进一步减弱,尤其是几十万湘军在打平太平天国之后突然解散,当惯了兵的人,是没法回乡种田的,散落民间,给帮会增加了大量的生力军,帮会的战斗力和破坏力都大大地增加。放着这样一票反叛的力量,任何图谋推翻朝廷的势力,都没法不动心。康梁变法失败,康党中的激进分子策动自立军起义,打的就是帮会的主意。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跟帮会结盟,在海外就加入洪门。同盟会成立之后,三大派系都热衷跟帮会拉关系,大多数起义都借助帮会。各地的革命党人,几乎都有关系密切的会党人士。

革命党人的掺和,也给帮会或者叫会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虽说相当多的人,跟革命党走无非是拿钱干事,相当于革命党雇人造反,钱尽人散。但也有些人被革命党忽悠得革命性大增,原来根本不记得的反清复明宗旨,突然被当了真,扯旗造反,比真的革命党还起劲。而为了发动会党而加入帮会的革命党人,大多数头脑还算清醒,但也有些人弄不清自己到底是革党还是会党,江湖义气高过了革命理想。

辛亥革命,武昌新军的一声炮响,天下大乱。原本作为朝廷支撑的立宪党人,痛恨朝廷假立宪真收权,在有人放火的时候,添柴扇风,趁机而起。具有革命老资格的会党,当然不会落后,好多省份的新军起义,都有会党的配合。问题是配合的会党,根本不认为自己就是配角,一登台就非要占据中心地位。陕西新军里的革命党,个个都加入哥老会,把会党弄得特别革命。但会党的龙头大爷,却只当他们是自家的小兄弟。辛亥起义,攻下满城,其实新军功劳更大,但在会党看来,却是自己帐下的事。各个龙头大爷,谁也不服谁。所以,新军革命党的领头人张凤翙,干脆封了六个都督,一个钦差大臣,跟都督平级,自己做大统领。其实不用他封,陕西哥老会势力最大的龙头大爷张云山,已经自封“见官大一级天下兵马大元帅”了。自然,见了张凤翙,也照样大一级。六个都督在西安城里,各霸一方,大统领张凤翙的命令,等于废纸一张。

尽管革命党人在跟立宪派辩论的时候,强调不怕破坏,其实内心深处,对革命可能带来的破坏,尤其是秩序的混乱,还是大有忌惮。对西方的反应,更是在意,毕竟,他们是以彻底学习西方为目的的一群变革者。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所有中国的变革者,都害怕跟义和团的排外运动沾上边,生怕被西方人视为排外的义和团。所有人都刻意强调文明,从而跟义和团划清界限。革命过程中,没有一个革命党人敢动外国人,革命后第一份告示,必须强调保护外国人和教会的权益。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开始还主张清算湖北的满人,但只要外国人出面说情,就都放过了。可想而知,当各地的传教士指责革命军大肆杀戮(陕西的传教士尤其反应强烈),是新的义和团时,革命党人会有多么的尴尬。从某种意义上,文明,是这场革命的合法性保障,如果不能给人以文明的面相,革命就会变得灰头土脸。 所以,革命后跋扈起来的会党,不仅遭到立宪党人的打击,也遭致原来一个营垒里的革命党人的镇压。陕西由于会党势力太大,各地跋扈的堂口,只能由会党的首领出面取缔,而在江西,一个个会党的山头,都是被正牌的革命党人李烈钧用机关枪给铲平的。尽管如此,革命后会党暂短的兴盛,还是连累了革命党,让他们在一般民众中声名大坏,而后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之所以一触即溃,跟他们的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湖南革命后的政府,正副都督焦达峰和陈作新都是以革命党人的身份作了会党的。但是这两位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会党还是革命党。做了都督之后,各地会党纷纷进城,都督府每天开流水席,会党的大爷,吃饱了,喝足了,却不肯走,要官当,要钱花。都说自家功劳大,势力壮,不给旅长也得给团长。焦陈二位倒也大方,弄一堆白布条挂起来,写上官职,谁来要,就给谁,后来来的人太多,写不过来,就备好笔墨,让来人自己写,喜欢做什么官,就写什么,斜披在身上,就是官儿了。只是指挥刀没法配给,因此害的全省唯一卖东洋指挥刀的店铺,全部存货都卖光。江西也是这样,都督是跟革命不相干的新军将领,结果各地的帮会首领,纷纷前来要官,师长旅长满地。只是,湖南也好,江西也罢,要来钱和官之后,这些大爷还是不走,就在省城就地安家,包娼包赌,呼雉喝卢,甚至白日抢劫,害得城里秩序大乱,百姓叫苦不迭。省城如此,其他地方就更过分,只消会党占了上风,就必定处于无政府状态。陕西的会党,在所有地方都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各个堂口,都是太上政府,不仅不听政府的,而且自己开堂审案,全无规矩,今日判这个胜诉,明天又反过来。从保路运动过来的四川光复,袍哥参与度也相当高,各个新军将领都得自己开香堂,不开香堂,就没人听他们的。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自命为大汉公,作为成都袍哥的总舵把子,成都各衙门,各警署,都挂出公口招牌。满街都是扎英雄结,轮刀弄枪之人。

更严重的问题,不仅会党不仅搞得秩序大乱,而且还波及外国人。会党天然对外国人存有敌意,所以,一旦会党当家,各地打教(基督教)的势头即起,有的地方,甚至还砍电报线杆,跟当年义和团买卖相似。因此,凡是革命后会党势头大的所在,教会都反弹强烈,纷纷致信西方国家的公使告状,连累得革命党背黑锅。

显然,尽管革命党人在跟立宪派辩论的时候,强调不怕破坏,其实内心深处,对革命可能带来的破坏,尤其是秩序的混乱,还是大有忌惮。对西方的反应,更是在意,毕竟,他们是以彻底学习西方为目的的一群变革者。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所有中国的变革者,都害怕跟义和团的排外运动沾上边,生怕被西方人视为排外的义和团。所有人都刻意强调文明,从而跟义和团划清界限。革命过程中,没有一个革命党人敢动外国人,革命后第一份告示,必须强调保护外国人和教会的权益。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开始还主张清算湖北的满人,但只要外国人出面说情,就都放过了。可想而知,当各地的传教士指责革命军大肆杀戮(陕西的传教士尤其反应强烈),是新的义和团时,革命党人会有多么的尴尬。从某种意义上,文明,是这场革命的合法性保障,如果不能给人以文明的面相,革命就会变得灰头土脸。

所以,革命后跋扈起来的会党,不仅遭到立宪党人的打击,也遭致原来一个营垒里的革命党人的镇压。陕西由于会党势力太大,各地跋扈的堂口,只能由会党的首领出面取缔,而在江西,一个个会党的山头,都是被正牌的革命党人李烈钧用机关枪给铲平的。尽管如此,革命后会党暂短的兴盛,还是连累了革命党,让他们在一般民众中声名大坏,而后二次革命,革命党人之所以一触即溃,跟他们的不得人心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