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仓麻美湿濡先锋:贪官是一条价值观的丧家狗

□ 黄纪苏

《凤凰周刊》几年来，对陈良宇等60多位贪官做过详细的追踪报道，前后涉及200多位贪官的丧家经历。从这些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今中国官场的腐败和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官僚阶层的腐败，正在成为当代中国生活的一个严重问题，需要从各个角度探讨它的来根去由。这里我想结合《凤凰周刊》对这些贪官的系列报道，从意义或价值观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种贪官现象

“官员”这个词，有不少别名和曾用名，其中“人民勤务员”、“人民公仆”是大家最熟悉的。焦裕禄那一代干部是有高尚情怀的，但我们隔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看不太清楚。现在的官员，中层以下我认识一些，几乎个个把自己当人民的小时工—老觉得人民压低了他们的工钱。高官我虽没接触，但肯定也都是从低官提拔起来的。从理论上说，提拔肯定是拣境界高的提拔，但实际情况是，胡长清、陈良宇、郑筱萸那样境界低的也都提上去了。

近代以来国势风雨飘摇，看着随时都可能翻船。要想不翻船，就得大家齐心协力；要想大家齐心协力，当头的就得做出榜样。民国所以不成，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头的做的净是反榜样。共产党所以成了，原因之一就在于指战员杀进大上海能露宿街头，老百姓推开门一看，这样的军队可真不赖啊！

以当今的国势，让官员们扎绑腿打地铺会很可笑，因为太脱离实际。其实让官员接受“公仆”的价值观，跟扎绑腿一样脱离实际。中国已过了近代历程中浪飞猿啸最惊心动魄的一段，为中华民族近代大危机所激发、为中国革命所锻造的仁人志士价值观，到如今的确面临一个退与不退的问题：是宝剑入鞘，存放好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呢，还是凑合着拿它削苹果、因为削不利落反倒被小妇人叽叽喳喳奚落它削铁如泥的历史呢？依我看，如今的为官动力和为官价值，一般情况下就别动用“公仆”价值观了，因为不合用而愣用，结果只能是把好东西糟蹋了。不过凡事也别绝对，少数特别有情怀、道德上可能上层次的官员不在此列。

那么什么样的价值观更适合今天的官员呢？照小官僚们的意思当然“钱”最适合了。官僚的意思也是学者的意思，学者旁征博引，从“经济人”、“理性人”到大明王朝、大清王朝的历史经验，一句话：当官就得拿钱喂，还不能喂杂了。搞学问也一样。的确，官员的人生价值和报酬里面不能没有钱，但肯定也不能光是钱；既然除了钱还有别的，那就用不着那么多钱。这个“别的”价值或意义，照我看就是为官的乐趣，俗话说的“官瘾”。“官瘾”去掉贬义，就是对权力的爱好。权力欲求跟其他人生欲求，如天文爱好者熬夜看流星雨，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忙归忙累归累，却乐在其中。价值在快乐中实现，酬劳在快乐中支付。而我们的官员乐过了却不以为“乐”，以为自己完全是在牺牲奉献，别说各种岗位津贴了，就是每月发一次抚恤金他都不嫌多。

官员操心多、考虑全、奉献大，山珍海味有时吃不消也得吃，这是一个事实。为此，他们收入比普通人高一些大家不会有意见。但宦海中潜水、扬帆、冲浪的快乐他们自己应该认账，公众心里也要有数。当官跟掏粪挖煤不一样，后者纯粹是用一分辛苦一分卑贱换一份口粮，一点“辨证”、“阐释”的余地也没有。而为官的苦乐关系就不一样了：训人虽然伤肝，但顺气；对下面凶自然就意味着被上面凶，似乎是正负对冲了，但这里面磨练出的随机而转、应声而变的角色转换绝技，专业演员见了都佩服，这就意味着成就感了；至于酒肉穿肠、高处不胜寒之类纯粹是废话，人固有一死，撑死是欢乐死，当然不能跟饿死同日而语。人类文明史为人上人、人上人的候选人，乃至人下人建构了异常丰盛的权力美学，随便划拉划拉就能编一套《美食中国》那样的巨著。总之，为官之乐，其乐不仅在工资条上，还乐在气使颐指的官威上，乐在退了有万民阻道、没了有群众夹道的政声上，乐在“做最后之决断”、影响局部社会、改变整体历史的非凡人生实现上。这种数钱之外的乐趣应该为大家所承认，并进入社会的分配体系。但这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多元。否则，官道就只能是一条沿着“高薪养廉，愈养愈贪”恶性循环的死路。这些我们从《凤凰周刊》对贪官报道的很多细节中，都能得到证明。

中国以往三十年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这符合中华民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死地求生、后来居上的大是大非。不过稍不留神，市场经济就膨胀为市场社会。完全彻底的市场社会是财富通吃，钱成为唯一的价值符号，其他所有价值都要折合成币值才可能流通甚至存在。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虽然没达到寓言小说里的程度，但在真实世界中算得上生猛了，它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有目共睹。在我国旧时代，“富”和“贵”，你是你，我是我，联姻的时候不少，但闹矛盾过不到一块的情况也很多，不像今天没黑没白好像老是新婚之夜。即便美国那样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也不总重合，财富也不能通吃其他。其实，价值所以要多元，原因很简单：它更接近人性，能带给个人更多的幸福、群体更大的效益—当然不是堆一块儿就完事，要讲求配合运用之妙。而价值的一元虽不是没有功用—比如进行社会动员—但它齐一人生、简化人性，毕竟与广开幸福门道、肯定各种潜质、激扬一切积极性背道而驰。回想以往三十年间，每次“热”起（文凭热、从政热），都势如野火，举国熊熊；每次“潮”来（出国潮、下海潮）则溃岸决堤，一片汪洋。人人魂不守舍，个个如热锅上的蚂蚁。本来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丐帮帮主的成就感未必就在军区司令之下，写出名句的诗人眼里就更没其他活人了。但当一种价值疯狂兼并了其他价值时，社会的诸多部门及领域便门破墙倒，原来的三八优秀红旗手、全行业技术过得硬标兵、伤寒学派第八代传人，几乎都成了“赵光腚”，不是背井离乡闯了关东，就是失魂落魄地在瓦砾中扒拉过去的锦旗奖杯。这类集体行为直接涉及的人群人数固然有限，但它煽动人心，酿成风气，剪断了传承，解散了积累，在细节上破坏着一个民族生命共同体的心物根基。这个问题似乎不大有人关心，认真的研究就更谈不上了。

如今的趋势则是钱要成为统一“货币”甚至唯一“货币”。局长和博导们都忙着把自己兑换成“老板”：有的真就让下属或学生这么叫—角色或身份的转型先从耳朵开始；有的置办了老板台、老板椅，从那当间望出去，单位的同事、同志特别像自己从保姆市场上雇来的外来丫头；还有的照着工商界的标准给自己发红包，发着发着，忽然有一天，把自己发到了司法界的某个角落。官员向老板看齐把国家社会糟蹋成什么样就不说了，就说他们自己那副阴虚阳燥、神亏气散的倒霉相，亲爹亲妈看了没有不心疼的—据“贪官动力学”的文献资料，迄今推他们落井的有儿女有老婆有情人，还很少听说有父母的。学者文人们本来拥有丰富的资源维持一个相对独立的价值意义系统：为他们撑腰壮胆的中外先贤，什么伊尹、颜回、扬州八怪，什么耶稣、高更、托尔斯泰，打开书本就相当于开闸泄洪，要多少有多少。可这些符号上、精神上的地主老财不知在“自己的园地”安居乐业，偏要流浪猫似地四处寻觅钱堆儿，追着小钢蹦东跑西窜。他们排净了自身的神、气、血、性，化作一张张薄薄的“经济人”，排着队快步经过一台又一台点钞机。风流、风雅已为当今士林所稀见，风骨就更别提了，点钞机一遇上那玩意保险就憋。这些“钞票人”也不是一点学术都不能搞，但让他们搞实在划不来。国家的各级科研基金都出自民脂民膏，是劳动者在烈日下铺沥青砌砖头一点点熬出来的，却成千上万地造就了学术垃圾。这垃圾幸亏是纸质可燃，否则直接排入三江五湖，又不知会有多少水族断子绝孙。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教育腐败、末期开始的学术腐败，本质上是一次对人民财产的抢劫—由一元价值观指路，政府开仓门，知识阶层蜂拥而入、满载而出的“财政转移”。

价值意义体系是社会生活最为核心关键的部分，比诸汽车，不是引擎也是方向盘，绝不是挡泥板。面对社会向市场、价值向一元的疯狂奔驰，当政者不知是没听见，还是没看见，还是喜闻乐见，总之基本上在袖手旁观。电视上的秀女们马上就要脱裤子了，这才听见广电总局一两声咳嗽。二十年前说两个文明一起抓，后来总设计师也承认实际情况是抓了一个放了一个—用抓歹徒的方式抓精神只能这结果。七八年前又说要以德治国，世纪坛、国家大剧院之类很快破土动工了，但这毕竟只是土木工程，“德”还是没影儿。到如今，亿万亡命徒随时听从钱召唤，中国社会在价值观上已无安全可言。政治精英收发钱财、任免干部、堵截洪水、追拿逃犯，干的全是“实”事，“虚”事已三十年没怎么干过了。让他们对社会的价值意义体系有所筹划，这首先就是强人所难。再者，让他们对这个体系存一种建设和改良的抱负，也不符合文革失败留给几代人的总体幻灭感：世道人心该什么样就什么样，就别没事找事了。对名、利、美、食、色、成功、自我实现等意义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以及小圈子、“亚社会”之间的合理分布和组合做些宏观上的调配，这有点精神上的南水北调、西气东输的意思，政治精英别说做了，想都不敢。按说想是知识精英的长处，但思想被改造成毛票的主流知识精英也很难指望他们能想出什么来。以他们“经济人”的世界观、初级阶段的历史观、要么道德理想国要么旧上海四马路的方法论，价值直接等于价钱就完事大吉了。唯利是图就是这么等于出来的。腐败也是。他们本来根本不认为腐败是什么问题，但自从发明了X=E（邪恶），E=P（权力），P=M（毛泽东）的中国政治学也不知第几定律，他们就改变了想法：既然通通都由毛泽东刷卡买单，腐败干嘛不是问题？腐败是大问题！

腐败是精神的逃荒，贪官是价值的难民。普通的难民遭遇蝗虫皇军，只好携老扶幼，辗转沟壑，让人看了伤心惨目。而价值的难民就比较可笑：他一听见鬼子的皮靴从村口过，立即魂飞魄散；再看高堂慈亲，连玩具熊都不值；回首小园香径，整个一瞎扯蛋；他典当了儿女，一把火烧了老屋，气喘吁吁去追随皇军。无奈皇军兵贵神速，皮靴声越来越远，他于是变成一条狗，一条哼哼着平假名片假名却没着没落的丧家狗。《凤凰周刊》关于贪官的报道引我们深思，这些贪官的丧家经历至少反映了多元价值体系的现实性、可能性以及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