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云野鹤 成语:接班人林彪公开对抗到武力夺权之路(图)

　　林彪对毛泽东的恭顺态度，以1970年庐山上的一场较量而结束。

　　196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被写进了党章。这不仅在中共党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国际共运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文革”进入第4年即1969年后，林彪自认为已是军权在握，羽翼丰满：不仅掌握军权的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都是他“四野”时的老部下，而且这“四大金刚”以及叶群也都当上了政治局委员。

　　如果说在“文革”初期，基于打倒刘少奇势力进而攫取权力的共同目的，林彪为首的“枪杆子”曾与“上海帮”(张春桥、江青、王洪文、姚文元)的“笔杆子”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话，那么，当共同的敌人消失后，他们之间围绕着“权力再分配”，勾心斗角、相互倾轧的内讧也就开始了。

　　林彪是靠发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家的，因此始终把“三忠于”、“四无限”、“四个伟大”喊得震天价响；江青则靠“文化大革命”起家，一直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自居。由于林彪住在毛家湾，“上海帮”住在钓鱼台，因此他们之间又习惯以这两个地名代指对方。

　　据林彪的秘书李文普回忆说，“文革前期，叶群与江青勾结，经常到钓鱼台干坏事。林彪讨厌江青，不让叶群去钓鱼台。林彪对‘四人帮’的印象一直不好。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张春桥到过苏州，到过毛家湾，趾高气扬，要他写讲话稿他不写，推给陈伯达，不把林彪放在眼里，我们是亲眼所见。林彪对张春桥很不满意是真的。”

　　但是，不管是毛家湾还是钓鱼台，他们只能在毛泽东默许的限度内经营自己的家私。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有可能导致难以预料的灾难。钓鱼台由于“文革”初期几经挫折，像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造反超过允许范围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被当成替罪羊抛了出去，因此多少吸取了一点教训，学得乖了些。自“文革”以来始终一帆风顺的毛家湾，此时头脑却愈发膨胀。因为在以往的小打小闹的较量中，毛家湾一再得手，而钓鱼台却节节失利，这使得林彪一伙更加得意忘形，得寸进尺。

　　“九大”之后，林彪虽然贵为“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也被写入了党章，但他仍感到了来自“上海帮”的威胁，担心张春桥最终取代自己的地位。为此，林彪集团在从钓鱼台“反水”的文人陈伯达的襄助下，决定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难，企图借反对称毛泽东是天才问题，而将张春桥一棍子打死。

　　1970年8月下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认为决战时机已经成熟，决定亲自出马，带领他的死党，在全会上发起突然袭击。他们不顾毛主席早就多次提出，并得到党中央同意的关于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本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和要求，利用他们的地位，抛开会议原定的议程，抢先发难。

　　8月23日全会开幕，林彪第一个抢着在会上讲话。他以歌颂毛泽东为幌子，大讲“天才”问题，别有用心地坚持要设国家主席。8月24日，在林彪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按照统一的口径，同时在几个小组会议上发起“攻势”。

　　事先，在林彪指使下，陈伯达选编了马恩列斯“称天才”的语录材料，经林彪审定后散发全会进行宣讲。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说，有人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反对称毛泽东为“天才”，并大肆吹捧林彪，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上说，有人利用毛泽东的“伟大的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叶群则在中南组上扬言，关于“天才”的观点，“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接着，会议散发了华北组会议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刊出了陈伯达吹捧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

　　这一手确实厉害，众多不明真相的中央委员们一听有人反对称毛主席是天才，反对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立刻火冒三丈，也跟着林彪一伙鼓噪起来，砸烂反革命分子“狗头”之声不绝于耳。当时的情况，就像毛主席形容的那样，“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发动的这场“攻势”，是反革命夺权性质的严重事件，其目的就是要林彪抢夺国家主席的职位。林彪的这一阴谋，在1970年7月庐山会议前，叶群和吴法宪的密谈中就讲得明明白白：“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不过，他们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很快就察觉出了他们的阴谋。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从陈伯达开刀，并为此紧急召见了叶剑英、许世友等军界重量级人物。

　　这天晚上，已经入睡的叶剑英突然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用车接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和他谈了许多、明确表达了他要批判陈伯达的意思，希望叶剑英他们能支持他。无庸置疑，将帅何时何地都是统帅的左右膀臂。

　　第二天会上、毛泽东公开了他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公开批判“天才论”，跟随林彪亦步亦趋的陈伯达终于自食其果，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8月2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讨论林彪在23日会议上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接着，毛泽东找林彪谈话，周恩来连续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谈话，责令他们向党中央作出检查。会议前一段留守北京的黄永胜刚上山不久，见势不妙，赶忙销毁了他早已按林彪的旨意准备好上庐山“开炮”的讲话稿。

　　林彪一伙精心策划的用和平手段抢班夺权的阴谋，只用了两天半的时间，便被毛泽东戳穿了。

　　到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5位政治局常委只剩4人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据当事者回忆，当天4位常委脸上的表情让人脊梁上哧哧地蹿凉气。毛泽东气愤的神情中带着悲楚，林彪耷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

　　在台下，气氛也空前的紧张。几天前，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在会场里响起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声。可这时，全场鸦雀无声，针落闻声。

　　但是，林彪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在山上就对吴法宪说：“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9月7日，林彪带着叶群离开庐山。黄、吴、李、邱一起下山到九江机场为林彪送行。在九江机场的飞机上，由叶群导演，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把林彪拥坐在中间合影留念。林立果亲自开着汽车，在去庐山仙人洞的路上，对空4军政委王维国和空5军政委陈励耘说：“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我们要抓军队，准备干！”

　　在很短的时间里，林彪一伙就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完成了“武”的部署。乌云翻滚，一场反革命武装叛乱随时可能发生。

　　对这一切，毛泽东毫不知情。他还期望林彪能回心转意，并给林彪架好了保全面子的台阶。他对陈伯达等人批评很严厉，对林彪却基本上没说什么。

　　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陈伯达的问题。

　　1971年1月，毛泽东采取“挖墙角”的策略，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政委。

　　4月，毛泽东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林彪在军内长期形成的一统天下被打破。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掺沙子”。

　　在华北会议的基础上，中央决定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毛泽东特意让周恩来带李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去北戴河看林彪，目的是要林彪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活，给他一个台阶下。

　　林彪已决意不与毛泽东合作。他只是表面上叫黄、吴、李、邱检讨错误，而他自己却不表态认错，也不愿出席会议。

　　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又带他们去见毛泽东汇报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对林彪的态度，毛泽东满脸不高兴，只是因为有“四大金刚”在场，他没有说什么。

　从1970年9月到1971午4月底的7个多月时间里，林彪对他在庐山带头搞起来的那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也没有任何表示。毛泽东多次给他机会，他都不予理睬。

　　1971年5月1日的国际劳动节焰火晚会上，林彪对毛泽东的不满差点在全国全世界面前公开化。

　　像往年的“五一”一样，这一年的“五一”晚上也举行了焰火晚会。晚上，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陆续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西哈努克和夫人等外国贵宾也来了，就是林彪还没来。

　　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他坐的是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的右侧。只有最西侧的位子还空着，这是林彪的位子。

　　一向细致的周恩来也在寻找林彪，并且不停地看表，浓浓的眉头凝成了结。他派秘书去打听林彪的下落，并在电话里再三催促。在那个年代，唯一的副主席在如此重大场合不到场，必然引起种种政治猜测。

　　等来等去，林彪总算是慢条斯理地走进了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

　　虽然已是5月的天气，林彪还披着一件军大衣，皱着眉，一脸枯槁的样子，一副委靡不振的沮丧模样。

　　落座后，林彪与谁也不搭腔，一句话没说。即使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他也没有握手，没有问候，甚至都没正眼看一下，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

　　当时，拍电影的人还在对着毛泽东的方向调试镜头。不知怎的，城楼上唯一的摄影记者杜修贤被眼前的瞬间吸引住了，鬼使神差地立在董必武的侧面，拍了一张主桌的全景。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一进场便抢拍一张，万一再抓不到好的镜头也可以勉强补救。

　　拍完一张后，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还没有进入所需要的欢乐情绪，他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

　　当杜修贤再回首时，他不禁僵住了，浑身的血仿佛一下子凝固了——林彪不在了！

　　大惊失色后，杜修贤又责备自己是不是有点儿神经质？林彪能到哪儿呢？还不是去卫生间了！

　　然而，时间一点点地过去了，林彪还没出现。杜修贤开始着急起来，会不会林彪走了？希望不是这样，因为拍摄还没开始，林彪怎能就不在了呢？明天拿什么见报纸？直到这时，他还没有意识到刚才那个鬼使神差的“瞬间”已成为当晚绝无仅有的独家新闻。他仍不时地望着卫生间的方向，以为林彪还会出现在自己的镜头里。

　　这时，人们的目光都开始注意到主桌上醒目的空座位，并在心中猜测着。

　　尽管心里滚过一阵阵的不安，但杜修贤仍不敢相信，林彪会当着毛泽东的面不辞而别。作为一名普通记者，他并不了解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情，因此也无法想像“一贯紧跟，无限忠于”的林彪，怎么会做出今天这令人费解的举动来。

　　在所有人之中，最着急的要属周恩来了。他目光频频望向那个空座位，喉结上下滚动着，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出来，只是将警卫员叫到跟前，低声耳语了几句。警卫员飞快地跑向城楼大厅……

　　“嘭——哗”，第一束礼花腾空而炸。

　　城楼上人们的目光被礼花拽到了五光十色的天幕上，暂且忘记了那张刚才还议论纷纷的空座位。

　　警卫员一溜小跑地来到周恩来跟前，轻声地说着什么。听完后，周恩来的浓眉疙瘩打得更紧，神色非同寻常地严峻。原来，林彪已经不声不响地走人了。他既没有和毛泽东道别，也没有和周恩来打一声招呼，便不辞而别。

　　“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周恩来急了。他关心的是第二天的报纸上，不能没有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否则就要出大事。那时的国内外舆论，总是根据报纸上刊登出的照片，琢磨中国上层斗争的动向。多亏中国当时电视还很少，更没有实况直播，否则也早就露馅了。

　　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还在茫然地四下里张望，等林彪来了好开机拍摄。这可糟了！他们手里还空空的，明天晚上电视不就都砸了吗？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政治气候里，为要反映领袖人物之间“亲密无间”、“紧密团结”的关系，总要有他们融洽交谈的照片。

　　西哈努克也注意到了，向董必武询问林副主席到哪里去了，董必武回答：“身体不好，先回去了。”西哈努克一听，也就释然了。

　　这是对林彪突然离去的最好解释，否则人们无法理解林彪的奇怪行为。

　　当城楼上的记者们听说林彪回去了，不再来城楼的消息后，唧唧碴喳议论个不停……一切还没有开始，难道就这样结束了？

　　“这不是在开国际玩笑吗？党的副主席怎么能这样随便想走就走，想来就来？我们还没有开机子，他的座位就空了，这片子怎么拍？”

　　“林彪今天是怎么了，他来的时候就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最多只坐了几分钟就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真让人想不到。太意外了！我们连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早知道这样，他一来我们就拍。”

　　终于，随着最后一轮礼花的结束，整个晚会也结束了。

　　“老杜，你过来！”

　　杜修贤听见周恩来在喊他，赶忙跑了过去。对于新闻报道，周恩来一向关心得很细，肯定是要问照片的事。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一起的照片你拍摄了没有？”周恩来劈头问道。

　　“啊呀，我哪儿知道他坐几分钟就走？来不及……”

　　“我问你照了没有？”

　　“啊……照了，就照了一张。”

　　“电影电视呢？”

　　杜修贤刚想说没有，见周恩来着急的样子，话到嘴边变成了“不知道！”

　　周恩来思索片刻，说：“老杜，你去把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叫来，都叫来！”

　　七八个分管新闻宣传的负责人，有几个是军管会的，一起走进休息室。周恩来立即站起身，迎面走了过来。

　　“电影拍摄到主席和林副主席一起的镜头吗？”

　　“没有……”回答声音很小。

　　“那么电视呢？”

　　“没来得及拍，林……”

　　“没有拍到，对不对？”

　　周恩来讲话不像毛泽东爱讲反话。他讲话一是一，二是二，开门见山，一针见血。

　　“林副主席身体不好，这大家是知道的。上午他参加了活动，晚上讲身体不好不能来。我亲自请他参加晚上的活动，这样的活动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的观众。最后他来了。你们是新闻宣传的负责人，你们记者手里拿着摄影机，拍呀！可为什么不拍摄呢？”

　　不知谁这时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们想等主席和副主席讲话的镜头。”

　　听到这句话，周恩来火了，一手叉腰，一手在空中舞了个弧形。“林副主席来了没有？他毕竟还坐了一会。你们都看见的，你们等什么，等他们讲话？什么时候新闻拍摄规定要等领导人讲话才能开机？你们就是老框框。坐在一起就应当开机拍摄，记者就是要眼快手快，会抢拍。新闻就是时间，新闻等得来吗？”

　　痛失良机的记者和失职的负责人们一声不吭。他们因工作关系，都跟周恩来交往多年，却头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火。

　　周恩来沉重地叹了口气，口气也缓了些：“人民希望党中央团结，国家安定。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城楼上和首都人民一同欢度节日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主题，这是安定人心的大事情啊！组织指挥新闻宣传的领导要充分重视。如果人民问，城楼上观看焰火，怎么没有林副主席啊？你们回答说林副主席只坐了几分钟。行吗？党中央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靠你们宣传，不是靠解释。”

　　接着，周恩来的目光落在站在最前排的新闻宣传的负责人的身上，显然在等着回答。

“是！总理，我们回去一定要好好整顿记者队伍，从思想上找原因！以此为戒，杜绝类似事情发生。”

　　“对，要好好从思想上查一查，还有没有政治头脑？有没有工作职责？”

　　“是的，总理。”

　　周恩来双手抱胸，来回踱了几步。他扬起疲惫的脸，嗓音有点暗哑，清咳了一声：“今天的活动有些特殊，有难度。这一点我清楚。但同志们都是有经验的新闻工作者，要想到随时会出现意外情况，有应付各种变化的思想准备，不能老想办现成事，吃现成饭。今天你们不要怪我对你们严厉，严厉一点有好处！你们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下不为例！”

　　待到一字一顿说完最后4个字后，周恩来戛然而止。大家垂着头，开始散去。

　　“老杜，你等一下。”

　　正准备随着人群往外走的杜修贤吓了一跳。

　　“你快去冲洗照片，一个小时内送来，西花厅。”

　　“唉！”

　　一路上，杜修贤都在为机子里的照片祷告：千万千万要成功啊！

　　暗房里，红色灯光中，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色相纸在透明显影药水里，一点一点地显影，深色的淡色的在水中快速变化。当一张清晰的画面呈现时，杜修贤才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了。

　　后人看来，这张照片作为资料照片或许比当作新闻照片用更为合适些。

　　——毛泽东侧着脸，凝神在听西哈努克亲王讲话，显而易见，他沉着脸不太愉快。

　　——林彪裹着军大衣，并且像农民那样双手抄在袖筒里。他躬着背，也侧着脸和董必武交谈，那脸上说不清是愁容还是病容。

　　照片上面人物的情绪痕迹太明显，角度也有点偏……可仅此一张，别无选择！

　　杜修贤乘车来到西花厅。走到后院，总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轻轻推开门走进去，周恩来还没有睡觉，正埋头在比头顶还高的一叠文件里。他唤了一声，周恩来才停下笔，扬了扬手叫他坐。

　　杜修贤没有坐，把照片交过去。他不想多占用周总理宝贵的时间。

　　周恩来戴着老花镜，逐一审看着照片。当看到毛泽东和林彪的照片后，便问：“就这一张？”

　　“嗯。”

　　“就这一张啊，就这一张。”周恩来捏着照片的一角，一手支撑下巴，凝眉自言自语。过一会儿他问道：“这张照片能不能在电影电视上用？”

　　杜修贤没有回答，因为他并不满意这张照片的人物效果。

　　最后周恩来拍板说：“电视、电影就用这张照片，你去办一下。”

　　还没等杜修贤走出房门，周恩来已将自己又埋进了“文件大山”里。而此时已是午夜时分。

　　5月2日，报纸出来了，仅此一张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标题用醒目的黑体字写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一起观看焰火”。

　　当晚，这张照片也被定格在电视新闻里。不过，谁也没有发现这只是一张瞬间的照片。

　　在圈子内的人物得知此事，却已经开始了一些不祥的猜测。

　　1971年5月底，中共中央又向各地下发了《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毛泽东通过与斯诺的谈话，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他对林彪一些做法的反感和不满。毛泽东批评说：“崇拜搞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毛泽东用英语说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后，说了一个词：“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这次谈话是在1970年12月。毛泽东选择这个时候在党内进行传达，表明毛泽东等待林彪自己觉悟的耐心正在动摇。

　　发明“四个伟大”的人，当时人们都知道是林彪。毛泽东讲这一提法“讨嫌”，不又等于给了林彪一个难堪？

　　此时的林彪，似乎也选择了公开对峙，根本不想做毛泽东希望的检查。6月中旬，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康生一起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罗马尼亚客人。林彪再次不辞而别，在会谈中间溜出来，萎缩在大厅的角落里。会见大厅里，毛泽东泰然处之，谈笑风生，并不介意林彪的离去。直到会谈结束，毛泽东和客人都走了，林彪还枯坐在那里，丝毫不想掩盖他同毛泽东的对峙。

　　显然，1970年4月修改宪法到庐山会议是林彪一伙与毛泽东进行“文”的较量。此后直至1971年9月，则是林彪对毛泽东进行“武”的进攻，而在两者之间的这段，则是毛泽东与林彪的对峙时期。

　　林彪在对峙中根本不想做检查，而是寄希望于武装政变。

　　林彪父子铤而走险，用“武”的方式夺权的新任务，起于1970年秋庐山会议结束之后，不过其前提可以追溯到林彪的儿子林立果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常委办公室当秘书的时候。

　　林立果1967年3月到空军时还不是党员，却由吴法宪安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任秘书。4个月后，吴法宪自己作介绍人把林立果发展入党。1969年，25岁的林立果就被吴法宪封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对于仅当兵3年便一跃而成为一名副师职军官的林立果，空军广大指战员敢怒不敢言，但却背地里用一首流传甚广的打油诗发泄心中的愤怒：“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1971年林立果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打油诗又被加了一句：“五年见阎王”。

　　30多年后，凤凰台女记者陈鲁豫采访吴法宪时，年近90的吴法宪正在医院重病室进行监护，于是记者采访了其妻陈绥圻。当问起当年提拔林立果之事时，曾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的陈绥圻回忆说：叶群曾暗示吴法宪，希望给林立果解决职务问题。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考虑到林彪是副统帅，其子安排个副师级职务，也还是可以的。

　　那确是一个不正常的年月，不过吴法宪的自我辩解并不能自圆其说。当时，他还把空军的一切指挥大权都交给林立果，宣布他在空军可以“调动一切，指挥一切”。

　　这可不是一个副师职干部能拥有的权力！

　　林立果青云直上后，凭借他的地位与权势，很快便在空军里纠集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刘沛丰等一伙死党，组成一支为林彪效劳的别动队，美其名为“调研小组”。后来，他们观看日本影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时，林立果欣喜若狂地说：“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所谓“联合舰队”即由此得名。

　　1971年3月21日，上海巨鹿路一幢楼房的密室里，烟雾腾腾。林立果奉林彪之命，在这里同“联合舰队”的主要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和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密谋制订反革命政变的具体计划。

　　林立果分析形势时说：“现在首长(指林彪)接班有3种可能，一是和平过渡的接班，等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二是被人抢班，首长被赶下台；三是提前接班，办法是搞掉B－52(诬蔑毛主席的代称)，实行武装起义。”林立果要他们按“提前接班”的办法办，并向他们说，“根据目前形势，首长叫先搞个计划。”他还对于新野说，“这件事我和首长已谈过，就由你先写。”

　　经过一阵密谋，他们又讨论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问题。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两天后，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便制订出来了，它的代号是《“571工程”纪要》。

　　从1971年3月到9月初，林立果、周宇弛、江腾蛟等人先后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进行阴谋活动。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和叶群则缩在北京和北戴河两地，静观形势变化，根本不做任何检查。

九届二中全会后近1年来的情况，让毛泽东越来越感觉到庐山的事没有那么简单。他有种不祥的感觉，担心这些掌握军权的人会搞些什么不测事件来，认为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毛泽东决定巡视大江南北，帮助地方党政军负责人提高对九届二中全会上斗争的认识。他说：“陈伯达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也学他的办法，到南方去游说各路诸侯。”

　　8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汪东兴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北京，16日到达武汉，开始了他南巡的第一站。27日下午离开武汉，28日到长沙，31日到南昌，9月3日到杭州，10日到达上海。

　　一路上，毛泽东分别同各地主要负责人即各路“诸侯”谈了话。他在谈话中强调了3条基本原则：“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在杭州，毛泽东甚至连火车都没下，就住在车上。他把浙江省的党政军负责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找到车上谈话，询问他们对庐山会议的认识。

　　对于毛泽东此次南巡，林彪也很清楚，与庐山会议有关，也与自己有关，因此他千方百计刺探毛泽东的行踪和毛泽东同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

　　黄永胜等“四大金刚”也是如此。虽然在1971年4月的批陈整风会上，周恩来给他们定了性，但他们仍心中没底，担心在九届三中全会上会把他们的问题端出来。因此，他们对毛泽东的行踪和言行十分留意。

　　最初，林彪对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一无所知，因为毛泽东已关照过各路“诸候”，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

　　直到毛泽东南巡20天后，即9月5日林立果才接到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的密报，得到毛泽东在长沙的谈话内容。那天，刘兴元和丁盛对军以上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同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广州部队参谋长顾同舟置会议宣布的纪律于不顾，当晚便将谈话要点用电话告诉了北京的于新野和周宇驰。于新野连夜整理出电话记录稿，交周宇驰于6日飞往北戴河，将记录稿交给林彪、叶群、林立果。之后，顾同舟又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整理成一份长达50页的记录稿，让他的老婆以去北京治病为名，9日坐飞机到北京交给周宇驰和林立果。

　　林立果得知顾同舟密报的消息后，称赞顾同舟：“起了关键的作用，立了一大功。”

　　9月6日凌晨6时，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也违背毛泽东的叮嘱，在武汉东湖宾馆把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内容，详细告诉了陪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

　　李作鹏听完后，急得团团转。他当时就觉得有3个印象：九届二中全会上的事没有完，还有穷追猛打抓后台之势；上纲比过去高了；矛头指向了林彪。李作鹏当天就赶回北京，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永胜又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密报给在北戴河的叶群。

　　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接到顾同舟、刘丰的密报后，感到自己的阴谋已暴露无遗了，决计铤而走险，乘毛泽东在旅途中采取谋害和政变行动。

　　事后分析，如果当初林彪一伙早点得知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他们的政变准备可能就会更充分，后果也就难以预料。

　　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第一点出了这场斗争的性质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意味着双方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第二点明了毛泽东已将林彪作为这场斗争的对立面的代表，而不是陈伯达；第三点明毛泽东已经准备改组军队，削弱以致剥夺林彪一伙在军队中的权力。

　　毛泽东尖锐而明确的批评，引起了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的极度恐慌和不安。“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们想到了谋害毛泽东。

　　9月6日晚上，北戴河林彪62号(原96号)楼内人心惶惶。周宇驰飞到北戴河，给林彪等人带来了毛泽东在南方谈话内容的记录稿。林立果后来对人说，林彪听后，当时就抱着周宇驰哭了，哽咽着说：

　　“我们一家老小就交给你了，你要救救我们一家。”

　　接下来是更加惊心动魄的6天。

　　9月7日，林立果向他的“联合舰队”下达了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联合舰队”该是启航的时候了。

　　9月8日下午，北戴河海滨公路上，一辆高级轿车中速行驶着。车上坐着叶群、林立果和林立果的“女朋友”张宁。

　　叶群问：“你准备得怎么样啦？”

　　林立果面色严肃，目光阴沉地考虑着什么。听到叶群的话，他点了点头，“嗯，已准备就绪啦。”

　　那个后来被称为“妃子”的张宁，当时完全不了解政治内情，根本听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意思。

　　就在这天，林彪用红铅笔在一张16开的纸上写下手令：

　　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九月八日

　　接连几天内，北戴河62号楼内紧锣密鼓，遥控指挥政变实施行动。

　　这边林彪盘马弯弓，箭在弦上；那一边毛泽东不动声色，沉稳异常。

　　从9月3日到10日，毛泽东一直住在杭州。这里是“三国四方”之一的陈励耘掌管的地盘，陈还负责毛泽东住所的警卫工作。毛泽东住在杭州，无异于进了虎穴。

　　南巡以来，毛泽东对林彪的阴谋活动也并不是都蒙在鼓里。从一路与地方党政军方面的负责人谈话以来，毛泽东也已经洞察到林彪一伙阴谋活动的蛛丝马迹。

　　毛泽东8月31日到达南昌后，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和福州军区兼福建省负责人韩先楚在火车上谈了两个小时。程世清还单独向毛泽东汇报过工作，在汇报中说到近来林彪办公室一些人和事的不大正常的关系，反映了7月上旬周宇驰来南昌行动鬼祟，将江南修造厂的水陆两用汽车用飞机运走，不知干什么用。程世清也是林彪在“四野”时的老部下。他向毛泽东谈到，林彪女儿林立衡来南昌时，曾警告他的家属以后少同林家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

　　毛泽东凭他丰富的军事和政治斗争经验，觉得事情蹊跷，开始有所警惕。到杭州后，毛泽东当机立断，提出要把专列转移。根据汪东兴的建议，专列被转移到了绍兴，即转到杭州到宁波的支线，这样可以少走回头路。

　　9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决定离开杭州。他对汪东兴说：“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

　　离开杭州站的时候，毛泽东没有通知其他人到车站送行，陈励耘却来了。他不敢同毛泽东握手，也不敢接近毛泽东，心里有鬼，神情很不自然。

　　据陈励耘后来交代，他心里确实有“鬼”。9月8日晚，于新野来到杭州，找陈励耘布置任务，要在杭州、上海、南京之间谋害毛泽东。陈励耘还没有吃了豹子胆，虽然接受了任务，却始终不敢轻举妄动。他整天愁眉苦脸，一看到房间里挂着的毛泽东像就发愁。

　　9月10日下午3点35分，毛泽东的专列由杭州发出，18时10分到达上海。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即将当地的警卫部队全都撤到外围，全部换上中央警卫团。离专列15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油库，要是着火了，专列跑都跑不掉。汪东兴特地调了2个哨兵在那里守卫。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与许世友、王洪文在火车上谈了两个小时，中间空4军政委王维国也来了，在休息室里等着毛泽东召见，但毛泽东始终没有找他谈话。王维国见到许世友、王洪文出来时，表情异样。王洪文把他拉上车，与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握手。

　　在谁都不通知的情况下，9月11日下午1时12分，专列离开了上海。专列风驰电掣日夜兼程，一路不停，直驶北京。

　　9月12日下午1时，列车快到丰台，毛泽东突然下令在丰台停车，并把北京军区和北京市的负责人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话中，除了谈到沿途已经谈到的内容外，毛泽东要李德生去执行一项任务：调第28军一个师来南口。

　　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毛泽东已对林彪可能搞武装政变的最坏情况作出反应了。第28军驻在山西，离北京比较远，而京郊还有其他部队。不过，第28军原来是三野的部队，干部多不是林彪的老部属，毛泽东专门点名调这支部队大有深意。

　谈话结束后，李德生立即赶到北京军区部署调动部队。

　　下午毛泽东回到中南海，周恩来接到汪东兴打电话报告时，都很诧异，以为出了什么事。他问：“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汪东兴回答：“计划改了。电话上不好细说，以后当面汇报。”

　　这时，林立果还在策划和实施谋害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阴谋。他按常规推算，毛泽东往年南巡的规律是国庆节前才回京，这次他却大错特错了。

　　9月11日晚上，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报告毛泽东专列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吓得面如土色，连声说：“糟糕！糟糕！”并又痛哭流涕地说：“全完了，首长把生命都交给了我，我没有完成首长委托的重任，拿什么去向首长交代呢？”

　　毛泽东12日下午突然回到北京的消息，像一声炸雷，把林立果等人从武装政变的迷梦中震惊过来。6天来精心策划的看似万无一失的政变计划，顷刻化为了泡影。惊恐之余，林立果赶忙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只简单说了几句：“情况紧急，两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北京我走后由周宇驰指挥。”

　　走前，林立果匆匆对周宇驰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下转移的行动计划。”

　　至此，“571工程”中的上策——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的计划打上了休止符。

　　得知毛泽东回到北京，在北戴河莲花石62号别墅里林彪脸色铁青，两眼发直，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吭；叶群如丧考妣的哭声惊动了窗外的服务员；林立果则在北京嚎啕大哭，一筹莫展。

　　林彪认为，毛泽东回到北京，就要收拾他们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个鱼死网破。

　　62号楼的主人们行动起来了。不久，周恩来封锁林彪专机的消息传到林彪住处后，引起一片恐慌。他们认为，阴谋已为中央察觉，况且周恩来还说要来看望林彪，再不跑就来不及了。12日深夜11点多钟，林彪决定立即飞苏联伊尔库茨克。

　　11点40分，在别墅里值勤的警卫战士用电话向警卫大队队部报告：

　　现在，他(指林彪)出了房门，向防空洞走去。

　　现在，他在防空洞上了红旗车。

　　现在，汽车开出去了。

　　警卫部队的干部，一齐从大队部跑了出来。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辆高级防弹红旗轿车，打开前灯，高速驶来。里面除林彪外，还坐着叶群、林立果等。汽车驶近大队部门口，警卫战士们示意要车停下。叶群在车上大嚷：“警卫部队对林副主席不忠，冲！”车子急速地闯了过去。警卫部队的负责人随即分别坐上轿车、吉普车尾随追去。

　　林彪一伙乘坐的轿车，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速度穿过海边大桥，很快就超越了在几分钟前奉命去机场阻拦飞机起飞的两卡车警卫部队，往山海关机场逃窜。

　　9月13日零时22分，林彪等人乘坐的红旗轿车停在三叉戟飞机旁。他们没等车子停稳，便迫不及待地跳了下来。林立果和刘沛丰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头。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丢在地上。他们不等客梯打开，便顺着驾驶室放下的吊梯一个个住上爬。林彪的秃脑袋几乎碰着叶群的高跟鞋。

　　他们没等副驾驶员、领航员和通讯报务员登上飞机，也没等关上机舱门，就要飞机急速启动，强行起飞。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撞碎了机翼上的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

　　这就是有名的“九一三”事件。

　　当空军报告林彪乘坐的飞机向北即外蒙古、苏联方向飞去时，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和周恩来。

　　据汪东兴回忆说，毛泽东稍作沉思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当天夜里，周恩来跟吴德也说过：“不能打，打下来，问题就说不清楚了。”

　　“九一三”后不久，周恩来在广州给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讲到他没有下令打掉林彪座机时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能命令部队把林彪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代？

　　这时，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这架飞机，并让与机上通话，告诉飞机可以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周恩来又命令空军司令部调度室：“请你们向256号飞机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要到机场去接。”飞机上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1时55分，飞机在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飞入蒙古境内，逐渐在中国的雷达屏幕上消失。

　　出于安全考虑，周恩来请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周恩来陪毛泽东来到人民大会堂后，又用保密电话亲自给各大军区打电话。他在电话中委婉地说：

　　“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叛国逃跑了！坐飞机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

　　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不敢相信是林彪叛逃了，还在电话中问是谁飞到蒙古去了。周恩来说：“你们还不懂吗？”林彪的飞机飞出国境后，于13日凌晨2时许，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草原坠毁，折戟沉沙，林彪、林立果和叶群等机上9人全部摔死。

　　9月14日下午，周恩来接到从外交部转来的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称有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收到报告后，周恩来让汪东兴马上报告毛泽东。

　　对林彪事件的发生，久经政治风浪的毛泽东表现得非常镇静，不过毕竟对他的刺激太大了。党章中史无前例规定的接班人竟史无前例地阴谋政变，乘坐飞机外逃。毛泽东想不到他一直认为很了解的林彪，竟会采用如此极端的手段，那几年在各种场合都时不时以自嘲的口吻提到林彪。

　　10月16日和26日，毛泽东曾两次对熊向晖等人幽默地说：“那个‘副统帅’呢？那个‘参谋总长’哪里去了？”他还不无感慨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

　　毛泽东还缓缓背诵了唐人杜牧的诗：“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他接着说，“三叉戟飞机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九一三”后，毛泽东还戏改了唐人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二“明妃诗”的诗句。这首诗的前4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明妃”改为“林彪”，变成“生长林彪尚有村”。

　　1972年，毛泽东用红笔在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并序》中的第3首上，画满了着重线。白居易这首诗写道：“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毛泽东引用这首诗是想说明：认识一个人的真实面目是要有一个过程的。

　　尽管如此，这一切仍不能宽慰毛泽东。林彪的叛逃，实际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受到强烈的震撼。这不仅是由于林彪是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还在于已历时5年的以“反修防修”为目的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与他的主观愿望之间的冲突已经越来越尖锐。他担忧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但却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作新的探索，迎接新的挑战了。

　　林彪摔死了，毛泽东也病倒了。1971年秋季，毛泽东因感冒引起的肺心病日趋严重，至翌年1月发展到休克的程度。

　　经过抢救，毛泽东脱离了危险，此后却已经行走困难，在室内行动都需要人搀扶。

　　1971年预定的国庆天安门庆典取消，此后也长期不再恢复，因为最主要的内容无法进行，那便是毛泽东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气宇轩昂地走上天安门城楼。

　　可以说，“九一三”事件使毛泽东永远告别了天安门城楼。

文章摘自 《天安门往事追踪报告》 作者：曹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