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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11:43:50
  • 论文:我国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问题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摘要: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是我国当前食品安全问题中对社会公众健康及经济健康运行危害尤为严重的一类主要问题。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问题,主要是市场失灵问题,即表现为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扭曲、欺诈交易、偏好不合理和外部效应现象。纠正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的市场失灵,政府需选择合适介入的角度和做法,包括认清政府自身定位及选择主动培育市场和组合运用多种市场干预方法。
    关键词:食品安全 动物性食品 兽药残留



一、问题的提出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事关经济进展与社会和谐。”近年来,“食品安全”日益成为中国公众耳熟能详的热词,频频爆发的食品安全事件成为了社会公共生活中的主要议题。老的食品安全事件没有彻底解决,又冒出新的食品安全事件,时时跳出来刺激一下公众本已脆弱的神经。今年又接二连三地冒出海南毒豇豆、西安硫磺姜、南京小龙虾等事件,而诸如瘦肉精、苏丹红、孔雀石绿、三聚氰胺、洗虾粉、一滴香等名词,恐怕都是不涉足该领域的普通公众在此之前所从未闻的陌生词汇。每一次食品安全事件发生,绝不仅是网络幽默中所说的给社会公众上的一次食品知识的、嗾及课”那么简单轻松,它既严重损害了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又严重打击了社会公众食品安全消费的信心,影响了我国农业、食品生产加工业、餐饮服务业等相关产业的健康进展,同时让公众对相关负有监管职责政府部门产生了信任危机,并一度影响了国际社会中中国食品的国际声誉。食品安全问题业已成为诱发社会公众消费信心危机、食品产业危机、政府治理危机、中国食品国际声誉危机等一系列公共危机的导火索。2010年10月18日,英国RSA保险集团在上海发布了一份全球风险调查报告《风险300年:过去、现在和未来》,披露了人们现在最为担忧的5个风险[1]。其中对中国受访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则与全球受访者不同,我们国人对不安全食品的担忧高居第二位,仅次于地震风险,而这一风险却没有出现在全球受访者调查结果中,这则报道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在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社会严重影响。



二、解决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问题的紧迫性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进展,动物性产品产量迅猛增加,其中猪肉、牛肉、羊肉、禽蛋及奶类产量由1983年的1316.1、31.5、54.5、322.3、221.9万吨分别提高到2007年的4287.8、613.4、382.6、2529、3633.4万吨,各自提高了225.7%、1847.3%、602.0%、684.7%、1537.4%,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动物性食品消费需求。与此同时,动物性食品在居民消费膳食结构中占比越来越大,畜禽水产品的消费量在逐年增加,而粮食消费在逐年降低(表一)。以城镇居民为例,猪肉、牛羊肉、禽类、蛋类、水产品人均年消费量已由1981年的16.92、1.68、1.92、5.22、7.26千克分别提高到2007年的18.21、3.93、9.66、10.33、14.20千克。当前我国食品安全的主题已由“供给安全”向“质量安全”转变,人民对食品的需求由如何“吃饱”向“如何吃好、吃安全”、由量到质的转变,即对食品的质量安全需求日渐提高。在这种背景下确保动物性食品的营养、品质、安全已上升为事关国民身体素质健康的“主要矛盾”。食品质量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了食品的安全(无毒、无害、卫生)、营养、体验价值(如口感)、生产过程及生产环境等内容,而安全是食品质量的最基础部分,故而有“食以安为先”之说。
                               表一  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全年主要农副产品消费量                                单位:千克
年份
1957
1981
1984
1990
1996
2000
2007
粮食
167.16
145.44
142.08
130.72
94.68
82.31
77.60
鲜菜
109.14
152.37
149.04
138.70
118.51
114.74
117.80
猪肉
6.72
16.92
17.10
18.46
17.04
16.73
18.21
牛羊肉
1.20
1.68
2.76
3.28
3.29
3.33
3.93
禽类
1.20
1.92
2.88
3.42
3.97
5.44
9.66
蛋类
3.29
5.22
7.62
7.25
9.64
11.21
10.33
水产品
7.62
7.26
7.80
7.69
9.25
11.74
14.20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在一次次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一方面政府加大了监管和查处力度,一方面相关企业完善食品安全生产的环节和质量保证体系,而社会公众自身不断提升增强辨识安全食品的能力以及食品安全消费维权意识。目前诸如食品超出保质期、发霉变质、瓜果蔬菜颜色过于鲜艳等显见现象消费者已经可以通过知晓这些不安全食品的典型特征将其与安全食品分辨开来。商务部发布报告曾显示,85%的消费者关注食品保质期,72%的消费者关注蔬菜和水果的农药残留量。细心的消费者会发现在城市的很多超市的生鲜区每日会公示鲜蔬的农药残留检测情况。很多消费者在食用瓜果蔬菜前通过清水浸泡方法来清除农药残留。但另有一些因素导致的不安全食品普通消费者则根本无从辨识和解决,如动物性食品中的兽药残留,如果我们不通过专业检测手段去测定是无论如何也不知道的,而且也无法像果蔬食洽喁洗从中清除。而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是当前食品安全问题中对我国社会公众健康及经济健康运行危害尤为严重的一类主要问题。
兽药残留,通常是指动物性食品中含有兽药母体化合物或其代谢物,以及与兽药有关的杂质的残留。在畜禽生产过程当中,为促进畜禽动物生长或防治疫病,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兽药,畜禽将兽药吸收入体内,到屠宰时就会在组织体造成残留。兽药残留既包括原药及包括药物在动物体内的代谢产物,主要的残留兽药有抗生素类、磺胺药类、呋喃药类、抗球虫药、激素药类和驱虫药类。大量高效强力兽药用到畜禽养殖业生产当中,在提高畜禽产量、防治疫病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过度使用或滥用导致动物体内组织兽药残留,通过食物链对人体产生危害,同时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得畜、禽、水产品等食品安全问题日渐突出。
首先表现在公众健康危害上,食用兽药残留的动物性食品会导致破坏人体内胃肠菌群平衡、产生耐药性、干扰人体激素正常代谢、引起过敏反应、甚至带来各种毒性作用及“三致”作用(致癌、致畸、致突变)。如今年的“早熟门”事件就是添加雌激素所导致幼儿性早熟。其次,对畜禽业及食品加工生产服务等行业危害上更是打击严重。一次食品安全事件绝不仅仅只与涉事企业有关,更是对整个食品行业及相关产业的影响。今年的南京龙虾门事件中打击了盱眙小龙虾产业进而其他地区小龙虾产业也未能幸免,再次,使得我国动物性食品出口严重受阻。如我国出口日本的鸡肉中氯羟吡啶残留、“克球粉”残留超标、出口欧洲的蜂蜜中眯残留超标、专供香港的猪肉β—兴奋剂残留等事件。当前欧美等进口国对源自我国的动物性食品检测项目越来越多,残留指标限量越来越苛刻,如欧盟提出的氯霉素、硝基呋喃饥噤代谢物,美国FDA公布的禁止在进口动物源性食品中禁用的药物等,这种以兽药残留检测的非贸易性技术壁垒大大限制了我国动物性食品的出口。近几年我国每年因食品问题造成的出口贸易损失都在百亿美元以上。因此,当前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加以认真分析解决。
三、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问题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问题,我们认为主要存在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问题。这种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扭曲、欺诈交易、偏好不合理和外部效应现象。信息不对称是指在食品市场中,初级生产者比次级生产者具有信息优势,而次级生产者又比终端消费者具有信息优势。从整个动物性食品生产链条去看,主要涉及动物性食品的初级生产者(养殖户、养殖场、渔场等)、次级生产者(食品加工企业、餐饮企业)及终端消费者。动物性食品中的兽药使用信息主要掌握在初级生产者手中(这里先只考虑初级生产者掌握兽药正确使用知识的情况),而次级生产者和终端消费者无从知晓。众所周知,具有效率的市场均衡必须建立在买卖双方所拥有的信息完备而对称基础上,交易双方信息完全性是完全竞争市场有效运行的基本条件之一,只有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均具备的情况下交易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消费者由于信息掌握的有限性形成的决策失真自然难以真实满足自身的效用,从而花更多的钱买到质次价高的食品,因此存在着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消费者福利水平的降低。同时消费者因食用兽药残留的动物性食品后自身并不知道其危害性,即使由此而产生疾病或其他不利后果仍无法知晓其真实治病原因。由信息经济学可知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逆向选择是在签订合同或从市交易之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存在的某些信息被隐瞒,所导致的相关经济主体作出的与交易另一方期望截然相反的选择。道德风险是在合同签订或市场交易后发生的,它所对应的隐藏行为,即签订合同后不可观察的行为,这些行为同样是合同另一方所不愿看到的本可避免的行为[2]。而满足拥有信息优势的卖方往往具有较强的市场交易能力,可以通过主动隐瞒动物性食品的真实信息以次充好从而对消费者形成欺诈。还有一种情形为畜禽生产者不会正常使用或随意滥用兽药,诸如任意加大剂量或未遵守休药期规定等原因导致兽药残留,自己并不知情,这就会产生另一种畜禽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无意”欺诈发生。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诸多市场交易风险,使得欺诈现象难以杜绝。消费者为降低交易风险势必又要多付出时间与精力进行信息搜寻、比较、分析、决策,为此又额外增加了大量市场交易成本。而有关兽药使用、毒害作用、残留量等信息的掌握对于靠普通消费者自身努力根本无法实现,消费者既缺乏专业知识更不具备相关专业检测手段,根本无法通过肉眼和简单方法识别处理,或像购买其他普通商品一样进行“货比三家”来挑选到质量安全达标的动物性食品。出现的结果就是消费者“眼睛一闭”,就是它了。由此看来由于兽药残留导致的动物性食品问题当属非常严重的市场失灵。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个人的心理偏好是决定需求的因素之一,因此偏好合理与否直接决定需求曲线是否反映个人的真实效用。一般情况下,对某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偏好上个人与社会主流认识保持一致,而且这种偏好认识同时符合个体自身最佳利益。但由于受教育背景、职业特点、文化习俗、生活环境等特定性因素影响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出现、喃好不合理”的现象,结果实施了并不符合自身最佳利益的行为。具体表现在可能某种商品会给个人带来较大的利益,但消费者本人却并未意识到,却给予它以不高的评价,只有在很低的价格下才愿意购买;类似地如果某种产品能给人们带来的益处并不大,但消费者却评价很高而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购买。这些情形都可以认为是偏好不合理。在偏好不合理的驱使下进行的决策并不能因为商品市场的价格提高而有所改变,市场机制自然就无法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了。例如科学已证明经常食用熏肉、腌肉制品对人体健康有害,而南方有些地区居民已已很难让其自觉放弃其长期沿袭下来的饮食习惯。在目前我国动物性食品市场上存在一种不合理的消费偏好。一些人对食品是否卫生安全都毫不在意,更不在乎是否有兽药残留了,他们的嘴里经常挂着“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口头禅,在购买食品时并不以是否安全为选择标准,而以是否满足其自身偏好为标准来选购。相比对食品卫生安全不在意的不合理偏好而言,持有对兽药残留不在意的不合理偏好的人群可能更多,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人们基于自身掌握相关知识所限对兽药残留危害的认识程度远远不够导致偏好无法实现“合理”。这就是说这种对兽药残留“没有感觉”的不合理偏好在我国消费人群当中占有相当大比例,这显然与政府和媒体舆论在兽药残留危害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力度不够有关。在消费者这种不合理消费偏好的“纵容”下,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市场上兽药残留的动物性食品得以大行其道了。
兽药通常是通过在预防和治疗动物疾病用药、在饲料添加剂中使用以及在食品保鲜中引入药物而带来对食品的污染。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动物性食品初级生产者为治疗畜禽水产品疫病、改善动物品质、获取利益或避免损失而采取不规范使用兽药、滥用抗生素、生长激素,或非法使用违禁药物,或不遵守休药期规定等手段,产生了极大的负外部效应(Negative Externality)。这里的负外部效应是指生产者的经济行为施加给他人以不利影响,并且又没有为此而进行补偿或付出代价。用经济学的语言表示即产生了边际外溢成本(MEC,Marginal External Cost),如图一所示。
有外部效应特征的产品,其边际私人成本(MPC,Marginal Private Cost)与边际社会成本(MSC,Marginal Social Cost)是不一致的,其差额就是边际外溢成本(MEC)。全社会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一点是在A点,而在存在负的外部效应时,实际产量点为B点,即物品(或劳务)的生产和销售将会呈现过多状态, 同时资源配置扭曲,ABC三点所围的三角形即为社会福利的净损失。动物性食品初级生产者违规使用兽药的活动给外部(社会或其他主体)带来经济损失(公众身体健康、生态环境恶化等)远超过生产者所获取增加动物产量带来的利益,因此从全社会角度看待这种结果不仅没有实现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反而更带来效率损失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降低。而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不可能由消费者个人加以解决,原因如前所述个人专业知识及信息搜集成本过于昂贵、专业信息壁垒等因素所限,导致个人无法有效获得兽药使用残留信息。进一步设想,如果有人真愿意去付出巨大代价去学习兽药及畜禽养殖用药知识及兽药残留对人体危害的毒理学知识,同时进一步展开行动寻求获得相关信息并据此分析进行决策最终实施拒绝购买行为,别人则会通过观察他的行为而跟风拒绝购买以做“免费搭车者”(free rider)。这种个人在市场中所付出的努力因未获得激励和得到他人补偿必定难以为继。正因为在“很多方面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3],具有典型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和极强的正外部效应,因此通过市场机制的个体提供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信息往往很难实现有效供给,自然就无法达到有效配置经济资源的目的。
四、纠正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的市场失灵——政府介入的角度和做法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介入动物性食品市场的角度
在食品安全问题中,最具备解决问题效率的当属政府。如果政府干预动物性食品市场时对自身定位准确、使用方法得当,就能够有效解决诸如前述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扭曲、欺诈交易、偏好不合理和外部效应的市场失灵问题。反之,如果政府自身定位不清、使用措施不当就会出现即使“九龙治水”,结果哪条“龙”也治不好“水”的现象发生。在这里需要预先探讨一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这将决定政府介入市场的角度和成功的可能性。在政府干预市场的定位上,政府要意识到自身的局限性,而不能越俎代庖去直接代替市场。原因在于政府自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政府与畜禽生产者相比同样不具备信息优势、专业优势和生产效率优势和贴近市场和消费者的地位优势,不可能去直接组织供给和生产安全食品;政府因官员本身“经济人”角色而产生所实现管理目标与公共利益目标之间的差异;政府因机构臃肿、部门林立而带来的行动迟缓和决策时滞等问题。政府与市场二者不是替代关系,而应是相互弥补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正如世界银行在《1991年世界进展报告》中所说的“如果市场的机制功能发挥正常,就会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如果市场无法正常运转,政府就要谨慎而明智的干预;如果由政府与市场二者一起运转,那么就会取得惊人的成就;而当它们相互对立时,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4]尽管这时候存在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去干预市场,但是这种干预不应是随意的,而需要一种“谨慎而明智的干预”。
(二)政府介入动物性食品市场的主要做法
首先,一种合适的选择是政府应该去主动培育市场,建立健全市场体系,让市场重新发挥资源配置的效率优势,这一点符合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配置资源作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本原则。那么政府如何去培育动物性食品市场的充分成熟和有效运行呢?众所周知,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包括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独立的市场主体和完备的市场规则。市场运行机制包含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价格机制是核心。反映在动物性食品市场上,有效的价格机制就是要体现出优质食品优价、相应有兽药残留的劣质食品不仅“无价”还要淘汰出局,这种食品的优质与劣质显然不能由生产者单方评价,而需要以政府建立的动物性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的评价结论作为权威依据。独立的市场主体强调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经济上和决策主体地位上的独立性,即生产者为实现利润最大化根据市场信息而对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问题独立进行决策,消费者为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同样根据市场信息而对购买什么、购买多少的问题独立进行决策。双方进行决策的重要前提是掌握市场信息的充足与完备与否,生产者和消费者都需要掌握诸如商品价格、商品品质、竞争者数量、供给需求情况等信息。市场上是否有一个能够快捷获取与食品有关的公开信息平台对于交易双方来讲都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对于是信息弱势的消费者一方更至关重要,这是纠正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根本措施。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法制经济。完备的市场规则主要是指规范参与市场经济主体的交易行为、保护经济主体的合法利益及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的法律、法规、相关制度及行为规范准则,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市场竞争规则、市场交易规则,显然这些法律及制度规则都有赖于政府建立并加以监督执行。

其次,政府要学会精心挑选和善于组合运用多种干预方法。可供政府使用的方法有多种,包括经济方法、行政方法、法律方法、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