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轻松截屏:用经济学方法解决“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30 04:25:05
用经济学方法解决“民工荒”问题//我国东南“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闻国键 朱惠茹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对农民工的需求呈快速上升趋势;而在计划生育政策、抚养成本提高、高校不断扩招等因素作用下,农民工数量终将触顶下探。由此看来,"民工荒"时代迟早会到来。受"民工荒"影响的企业、行业,应重点考虑产业转移、产业升级,提高技术含量、附加值。本文采用供求分析法,探析民工荒问题的深层原因,并对症下药,分析、探讨实现供求平衡的解决方案。
【作者单位】：上海海螺服饰有限公司;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民工荒产业升级产业转移职业教育农民工沿海地区新生代技术含量解决方案劳动密集型企业
一、民工荒、荒在哪二、从供需结构看民工荒成因虎年春节刚过,沿海各地,尤其珠三角、长三角便上演“民工荒”,订单好找、一工难求。调查表明,实际“民工荒”主要“荒”在以下几方面:地区上,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行业上,劳动密性型外贸行业首当其冲;工种上,“普工
我国东南“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李士梅 徐志勇]
2273 次点击
2 个回复
0 次转到微评
jlwd 于 2006/5/8 6:21:02 发布在凯迪社区 >经济风云
我国东南“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李士梅/徐志勇
原载《人口学刊》2005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士梅，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徐志勇，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内容提要」2004年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首次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民工短缺现象，被人们称之为“民工荒”。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受民工工资水平低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其根本原因是由中国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所致；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最有力的措施在于提高沿海土地价格迫使低级产业迁出，降低内地制度成本接纳迁出产业，在此基础上引进先技术设备，促进沿海地区企业技术迅速升级。
「关键词」民工荒/劳动力/产业升级/产业梯度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得以找到农业生产之外的创收途径，这其中尤以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获利最为丰厚。于是内地的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等省的农民每年开春即南下粤、闽，到下一年的年关前才返乡过年，如此年复一年。每年近一亿的农民向东南沿海汇聚，形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它给广东、福建等地带了不竭的劳动力，为这些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三来一补”的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源。但是进入2004年，先是在闽东南地区，接着是在珠三角、浙东南，相继出现了民工短缺情况，这是自从1989年我国出现首次“民工潮”以来从未有过的。昔日的“民工潮”竟变成了今日的“民工荒”。“民工荒”现象产生的根源何在，如何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当前备受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一、东南“民工荒”问题成因分析
此次民工短缺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最严重的珠三角地区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1]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什么是民工荒？笔者认为，第一，所谓民工荒实际上是廉价劳动力的缺乏，而不是以往的缺少技术工人。一直以来我们更关注中国技术工人的不足，对于廉价劳动力大多数人并不担心，这是“民工荒”与以往常见的“技工荒”的根本不同；第二，此次“民工荒”的产生，主要是市场调节的结果，是作为劳动力供给一方的民工在综合考虑利弊得失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而不是以往常见的由政策障碍所导致；第三，尽管有一部分民工从珠三角转移到了长三角，但更多的则是选择了在家务农，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仅是某一地区的原因导致了“民工荒”的产生；第四，受“民工荒”影响最严重的是劳动密集性企业，这些企业主要由外资建立，销售市场多在国外，利用中国兼价劳动力形成产品的低成本优势是其在中国建厂的最根本目的。
此次“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1.雇工方所定的工资水平过低是最主要原因。据有关资料显示，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工资呈现下降趋势。厂商长期不提升工资，一方面是由于其多为“三来一补”的性质，因此在产品定价既定的情况下尽量压低工人工资是取得最大利润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充足，廉价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所以厂商多年来基本没有提高工资的压力。
2.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是导致民工最终选择回家务农的直接原因。2004年由于农业减产等原因粮食价格提高超过40％，由此一方面使农民的务农收入提高，一方面又使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费用大幅上升。2004年上半年，农村收入增长10.6％，在同期城市生活成本即居民消费品价格上升3.6％，其中食品价格上升9.5％，二者的共同作用使民工在工资无法迅速提升的情况下选择了回家务农。可以说，正是今年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直接导致了“民工荒”的产生，因为它使民工第一次在打工之外有了一个还不错的选择，而以往之所以在同样的低工资下却未产生“民工荒”正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退路”之故。
3.城市对民工的歧视环境是民工选择回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不排除有些人是因为厌恶民工的个人素质、生活习惯等而对其有歧视心理，但更多的人歧视民工是因为侵害了自身的利益。民工在城市从事生产劳动，其所获得的收入如果全部在城市消费，则行为完全等同于城市居民，不存在对“城里人”的侵害。但事实是大多数民工每有节余必待回乡消费，从而“抢”了“城里人”的饭碗后并没有相应地为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生产在城，消费在乡”的行为在经济意义上的确损害了城市居民的利益，也无怪乎有那么多的城市存在歧视民工的现象，这实在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滞后的结果。而民工在打工收入增长停滞和忍辱负重与日俱增的双重失望下，只要家乡能够提供一个足以弥补损失的收益就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4.劳动力供给趋缓是影响深远的一个转折因素。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趋近于无限，理由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超过1.5亿，而且众多的人口学家也预测即使从2000年起每年新增就业800万人也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较彻底地卸下劳动力过剩的包袱[2]，但事实是中国的适龄劳动力的增长已经赶不上经济发展对人口需求的增长。分析这一结果的产生需要注意外出打工对个人的要求、目前剩余劳动力的结构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外出打工而言，并非每个农民都能胜任，他必须有敢拼敢闯的魄力，对挣钱的强烈渴望，较少家庭的拖累，对艰苦工作和歧视待遇的忍耐，要能够迅速适应城市环境，而对于没有一技之长的民工，年轻就是他们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本钱，此次“民工荒”中严重短缺的正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对照以上的要求我们就可看出，真正能够出外打工的主要是那些没有机会接受更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而目前中国的所谓剩余劳动力大部分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具备成为民工的条件，换言之即农村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并不能充当廉价流动劳动力的后备军。[3]中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对这一结果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平均年人口增长率已从80年代的1.47％降到1.07％。新增人口的减少，一方面使更多的农村青年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不舍得子女外出务工。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在原有人口存量日益老化而越发依赖新鲜血液补充流动劳力时，计划生育政策却使这一补充日益减少，可以说这一因素对中国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深远。除以上四点原因外，诸如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民工担心拖欠工资等也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只是次要因素，在此不作分析。
综合考察上述四点成因，我们认为在深层次上，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使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是导致此次“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由当时我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而资本极度匮乏的资源禀赋所决定的，这与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是相同的。原本我们也希望像日本和“四小龙”那样，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道路不断积累资本，在资本相对充裕时再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实现产业升级最终实现富强。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人口极度庞大，使得这一产业升级迟迟不能进行。
二、“民工荒”问题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分析
1.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会使产业升级缓慢。多年来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于中国近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认为这一中国特有的资源可以保证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无可匹敌的低价格取得竞争优势，并因此吸引更多的外资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正如一柄双刃剑，既带给中国现实的竞争优势却又阻碍中国的产业升级和长远发展。战后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劳动力人口没有过亿的，经过几十年的资本积累，都实现了资源禀赋由劳动力相对充裕向资本相对充裕的转变，从而具备了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的条件。而中国劳动力规模的极度庞大使得同样经过几十年的资本积累，资源禀赋仍未能从根本上发生质变，这就导致中国的产业升级极其缓慢。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著名的刘易斯模型解释，在不发达国家如果资本积累的规模不足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则劳动力的报酬将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只要资本提供的劳动报酬大于农民在农业中的平均收益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此时资本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直到资本扩张到能充分吸收劳动力的程度，劳资双方才能实现平等。中国由于国情的特殊性，这一过程较之他国更加漫长。在这一过程中，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一方面使资方近乎完全依赖低工资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根本没有动力改进技术，而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又都受到技术进步速度的制约，因为在技术不进步的情况下资本不断积累必然会使边际报酬递减，积累意愿就会下降；另一方面，劳方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水平得不到提升，使得国内消费市场难以扩大，而消费结构的升级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有直接带动作用。这样在技术和消费两方面都无法有效促进产业升级，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提高工资水平的根本条件，“三来一补”产业受利润空间限制是无法为工人提供高工资的。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为工人提供有更高工资的工作，就要使资源禀赋产生质变即让资本变得相对充裕。但在中国由于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使这一过程变得极其漫长甚至遥遥无期，在这一过程中民工们只能继续忍耐或者在务工和务农之间徘徊，一旦务农有利可图则“民工荒”必然再次出现。
2.劳动力的有限供给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由于中国几十年来厉行计划生育政策，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尤其是流动劳动力的供给已不再是无限的了，正如前文所言这实在是意义深远的转折性改变。正是这一变化，可以作为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的契机。此处需要特别强调，只是流动劳力而非整体劳动力的供给出现了转变，就整个国家而言其劳动力的供给仍可视为无限。强调这一点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整体的资源禀赋并未改变，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不可动摇的，是客观条件决定的。但中国是如此之大，在局部地区主要是使用流动劳动力的地区，由于劳动供给的改变具备了率先进行产业升级的条件，具体而言就是东南沿海地区。东南沿海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几十年的资本积累主要在这一地区，如果不是内地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也许早就如“四小龙”一样完成了产业升级，现在要想率先进行，最大的阻碍来自于原有低级产业的梯度转移。
3.劳动力成本低成为产业梯次转移的障碍。考察东亚各地区产业升级的过程，一个共同点就是随着高级产业的引入和工资水平的上升，低级产业在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情况下被迫迁往成本更低的地区从而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这种转移对产业升级本身是必须的，因为在一个地区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继续保留大量的低级产业对高级产业的发展是不利的，这就如草长多了会抢走苗的养料一样。但是对地区和企业而言，这种转移又是无奈的，迫不得已的。这些低级产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对于保持就业和社会稳定有相当大的作用，因此任何一个政府在主观上都不愿意失去它们，即使是高度发达的美国也是如此。而处在这一产业中的企业由于迁往的都是相对落后的地区，投资环境不完善，制度成本高，并且要重新建立各种生产联系，如果不是迫于现实的压力是不会有向外迁移的动力的。东南沿海地区现在就面临着当地政府和企业没有产业转移动力的困境。当地政府迫于眼下严峻的就业形势，主观上希望在引进高级产业的同时保留那些利于就业的加工制造业，甚至为此不惜人为压低工资水平延缓产业转移。但是随着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国竞相加入招商引资的行列，单纯依靠低工资已很难保持竞争优势。目前越南一般工人月工资仅20—40美元，比中国大陆同样的工人低一半多，尽管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仅是美国的2.2％。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以低成本作为核心竞争力，那就如同让穿鞋的与光脚的一块卖苦力，不但不智而且失去了发展的意义。而且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小，当地的企业碍于产业关联普遍缺乏迁移动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级产业的进入。
其实东南沿海的产业梯度转移对其自身的升级提高自然极其有利，对中国整体的发展也是一次重大的机遇。战后东亚各地区经济起飞无不是以承接更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为契机，沿着“欧美—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中国大陆”的顺序依次迈进。现在产业转移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中国的手中，但考虑一下这里的中国仅是东南沿海地区，而广大的内地虽然凭借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输出间接得到了一点经济发展，却没能继续接力棒的承接。目前内地城市化进程缓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面临普遍的产业空洞化，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区域现代工业集中于几十个大中城市，推进城市化最重要方式的小城镇建设因为缺乏产业支撑进展缓慢，农民在附近的城镇找不到工作就无法顺利转变为真正的市民，由此大量的民工涌向工业发达的东南又更延缓了沿海产业的转移。现在东南沿海要把接力棒交出去，无论是交给中国内地还是越南、印度等国，对承接地而言都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从中国的角度考虑，当然希望把这一机会留给自己，那么我们就要适时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引导那些准备迁出的企业向内地转移。
三、解决“民工荒”问题的路径选择分析
综合考虑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民工荒”对促使东南沿海产业升级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如果没有这一变化则任何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在庞大的农村就业人口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那么无论厂商提供的工资有多低，只要比微薄的农业收入稍高一点就会有不竭的劳动力供给，这样厂商根本不会考虑向外转移企业。但流动劳动力的变化就目前而言还远没有达到使企业承受巨大成本压力的程度，因此为了加快沿海的产业转移，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就业之间的矛盾，引导企业向内地迁移，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通过提高沿海土地价格迫使低级产业迁出。由于这些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对资本的要求不大，其中大多又有外资背景，所以很难通过控制银行信贷对其施加影响。而在一国之内劳动力自由流动，主要靠市场调节，对此政府不宜强行干预。这样政府惟有手中的土地审批权可以作为优化经济结构的有力工具。一直以来沿海土地的价格因为非由市场决定而被严重低估，这一方面导致土地的使用效率低下，苏州市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要消耗4000亩土地，一方面又使企业的生产成本被人为降低。现在如果适当放开土地价格，在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东南沿海和广大内地形成土地成本的梯次分布，就可以迫使那些发达地区的效率低的企业因生产成本上升而撤出沿海，撤出大城市，向土地价格便宜的内地和小城镇转移。而对于新迁入东南沿海的高级产业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予以政策扶持。
2.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促使沿海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上文已指出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导致企业无心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迟缓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所以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有利于加快沿海地区资源禀赋的改变，促进产业升级。[4]另外，在我国国际贸易持续顺差，外汇储备迅猛增加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既是可行的也有利于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3.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沿海人力资本价格，变廉价劳动力为技术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就业有时是一种两难选择，只有当产业的发展速度大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时才能同时增加就业。但现实的情况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必须使沿海的劳动生产率有大幅度的提高，原有的就业岗位会相应地减少，这既使向工人提供高工资成为可能也向工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使更多的青年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但教育产业化和教育投入的不足又使这一资源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与高等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的发展更是少有问津，一直以来频频见报的“技工荒”就是最好的佐证。考察经济成功国家，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教育要为产业升级作准备，因此加大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投入是我国经济能否成功的根本保证。
4.降低内地制度成本，完善投资环境，争取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企业撤出沿海不一定就迁往内地，事实上有不少外资企业选择了越南、孟加拉等国，这是他们经过成本比较作出的理性选择，我们只能在自己这里找原因。内地尽管劳动力资源丰富，再加上民工可以就近工作降低了对打工者的要求从而有更多的农民能够弃农务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仍有优势。但由于内地政府工作效率低导致制度成本高昂，更兼基础设施落后，所以投资环境一直不理想。现在要想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就必须象沿海地区一样放开观念，转变作风，同时扩大开放，再配合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倾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欣喜地看到近来内地如江西等省已经在改进政府工作，力图降低制度成本，如果能够继续推进将大有可观。
5.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国内市场，以市场作为吸引外资的最大法宝。多年来我们一直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工人被极端剥削致使消费萎缩，国内市场难以迅速扩大，由此也导致我国目前极高的外贸依存度。外资对我国的发展固然重要，但并非一定要靠出卖苦力才能吸引来，事实上近几年外资进入中国更看中十几亿人口大市场的发展潜力。因此借助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时机加快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提升消费水平从而扩大国内市场，以此吸引外资才是真正发挥了我国最大的优势——世界发展潜力最大的市场。同时消费的升级又可促进沿海的产业升级，形成良性循环。
2004年的“民工荒”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可怕，事态还远没有到严重的地步，只要用工企业能将工资适当提高，相信不至于无人理睬，毕竟农产品价格不可能总是居高不下，中国的劳动力也还不至于一夜之间变得稀缺。但我们应该从这一事件中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症结和它所兆示的调整契机。我们中国已经为世界作了几十年的苦力了，这是发展的必然道路却不是永远的道路，相信那些发达国家一定都是从缺乏廉价劳力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民工荒”是一件好事，尽管它的层次不高，那些民工返乡务农甚至是历史的倒退，可这已经预示着中国发展新时代的到来。纵观战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成功者如日本、“四小龙”，都是适时完成了产业的升级和调整，而今人均GDP 最少的也超过了1万美元，多的如日本更是超过3万美元；而失败者如印尼和菲律宾，也曾依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一度使经济迅猛增长，但由于未能实现产业的更新换代，几十年后人均GDP 仍不足1000美元。[5].我们今天也站在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可不深以为戒。
「参考文献」
[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R].2004.
[2]党国英。民工荒：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契机[N].南方都市报，2004.
[3]王爱华，刘好萍。“民工荒”的成因浅析[Z].中国农村研究网，2004.
[4]林毅夫。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Z].http://www.ccer.pku.edu.cn.2004.
[5]李晓超，闾海琪。中国如何走过人均GDP1000美元这道“坎”[N].中国经营报，2004.
闻国键 朱惠茹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对农民工的需求呈快速上升趋势;而在计划生育政策、抚养成本提高、高校不断扩招等因素作用下,农民工数量终将触顶下探。由此看来,"民工荒"时代迟早会到来。受"民工荒"影响的企业、行业,应重点考虑产业转移、产业升级,提高技术含量、附加值。本文采用供求分析法,探析民工荒问题的深层原因,并对症下药,分析、探讨实现供求平衡的解决方案。
【作者单位】：上海海螺服饰有限公司;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民工荒产业升级产业转移职业教育农民工沿海地区新生代技术含量解决方案劳动密集型企业
一、民工荒、荒在哪二、从供需结构看民工荒成因虎年春节刚过,沿海各地,尤其珠三角、长三角便上演“民工荒”,订单好找、一工难求。调查表明,实际“民工荒”主要“荒”在以下几方面:地区上,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行业上,劳动密性型外贸行业首当其冲;工种上,“普工
我国东南“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李士梅 徐志勇]
2273 次点击
2 个回复
0 次转到微评
jlwd 于 2006/5/8 6:21:02 发布在凯迪社区 >经济风云
我国东南“民工荒”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李士梅/徐志勇
原载《人口学刊》2005年第3期
「作者简介」李士梅，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徐志勇，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内容提要」2004年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首次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民工短缺现象，被人们称之为“民工荒”。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受民工工资水平低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其根本原因是由中国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阻碍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所致；解决“民工荒”问题的最有力的措施在于提高沿海土地价格迫使低级产业迁出，降低内地制度成本接纳迁出产业，在此基础上引进先技术设备，促进沿海地区企业技术迅速升级。
「关键词」民工荒/劳动力/产业升级/产业梯度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使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得以找到农业生产之外的创收途径，这其中尤以到东南沿海地区打工获利最为丰厚。于是内地的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等省的农民每年开春即南下粤、闽，到下一年的年关前才返乡过年，如此年复一年。每年近一亿的农民向东南沿海汇聚，形成蔚为壮观的“民工潮”，它给广东、福建等地带了不竭的劳动力，为这些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三来一补”的经济增长模式提供了最重要的资源。但是进入2004年，先是在闽东南地区，接着是在珠三角、浙东南，相继出现了民工短缺情况，这是自从1989年我国出现首次“民工潮”以来从未有过的。昔日的“民工潮”竟变成了今日的“民工荒”。“民工荒”现象产生的根源何在，如何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当前备受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一、东南“民工荒”问题成因分析
此次民工短缺主要发生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最严重的珠三角地区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1]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什么是民工荒？笔者认为，第一，所谓民工荒实际上是廉价劳动力的缺乏，而不是以往的缺少技术工人。一直以来我们更关注中国技术工人的不足，对于廉价劳动力大多数人并不担心，这是“民工荒”与以往常见的“技工荒”的根本不同；第二，此次“民工荒”的产生，主要是市场调节的结果，是作为劳动力供给一方的民工在综合考虑利弊得失之后作出的理性选择，而不是以往常见的由政策障碍所导致；第三，尽管有一部分民工从珠三角转移到了长三角，但更多的则是选择了在家务农，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仅是某一地区的原因导致了“民工荒”的产生；第四，受“民工荒”影响最严重的是劳动密集性企业，这些企业主要由外资建立，销售市场多在国外，利用中国兼价劳动力形成产品的低成本优势是其在中国建厂的最根本目的。
此次“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1.雇工方所定的工资水平过低是最主要原因。据有关资料显示，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民工工资呈现下降趋势。厂商长期不提升工资，一方面是由于其多为“三来一补”的性质，因此在产品定价既定的情况下尽量压低工人工资是取得最大利润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充足，廉价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所以厂商多年来基本没有提高工资的压力。
2.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影响是导致民工最终选择回家务农的直接原因。2004年由于农业减产等原因粮食价格提高超过40％，由此一方面使农民的务农收入提高，一方面又使民工在城市的生活费用大幅上升。2004年上半年，农村收入增长10.6％，在同期城市生活成本即居民消费品价格上升3.6％，其中食品价格上升9.5％，二者的共同作用使民工在工资无法迅速提升的情况下选择了回家务农。可以说，正是今年农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直接导致了“民工荒”的产生，因为它使民工第一次在打工之外有了一个还不错的选择，而以往之所以在同样的低工资下却未产生“民工荒”正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退路”之故。
3.城市对民工的歧视环境是民工选择回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不排除有些人是因为厌恶民工的个人素质、生活习惯等而对其有歧视心理，但更多的人歧视民工是因为侵害了自身的利益。民工在城市从事生产劳动，其所获得的收入如果全部在城市消费，则行为完全等同于城市居民，不存在对“城里人”的侵害。但事实是大多数民工每有节余必待回乡消费，从而“抢”了“城里人”的饭碗后并没有相应地为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种“生产在城，消费在乡”的行为在经济意义上的确损害了城市居民的利益，也无怪乎有那么多的城市存在歧视民工的现象，这实在是中国城市化发展滞后的结果。而民工在打工收入增长停滞和忍辱负重与日俱增的双重失望下，只要家乡能够提供一个足以弥补损失的收益就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4.劳动力供给趋缓是影响深远的一个转折因素。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趋近于无限，理由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超过1.5亿，而且众多的人口学家也预测即使从2000年起每年新增就业800万人也要到2030年左右才能较彻底地卸下劳动力过剩的包袱[2]，但事实是中国的适龄劳动力的增长已经赶不上经济发展对人口需求的增长。分析这一结果的产生需要注意外出打工对个人的要求、目前剩余劳动力的结构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外出打工而言，并非每个农民都能胜任，他必须有敢拼敢闯的魄力，对挣钱的强烈渴望，较少家庭的拖累，对艰苦工作和歧视待遇的忍耐，要能够迅速适应城市环境，而对于没有一技之长的民工，年轻就是他们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本钱，此次“民工荒”中严重短缺的正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对照以上的要求我们就可看出，真正能够出外打工的主要是那些没有机会接受更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而目前中国的所谓剩余劳动力大部分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不具备成为民工的条件，换言之即农村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口并不能充当廉价流动劳动力的后备军。[3]中国实行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也对这一结果的产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国平均年人口增长率已从80年代的1.47％降到1.07％。新增人口的减少，一方面使更多的农村青年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不舍得子女外出务工。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在原有人口存量日益老化而越发依赖新鲜血液补充流动劳力时，计划生育政策却使这一补充日益减少，可以说这一因素对中国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愈发深远。除以上四点原因外，诸如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民工担心拖欠工资等也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只是次要因素，在此不作分析。
综合考察上述四点成因，我们认为在深层次上，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使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是导致此次“民工荒”的根本原因。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由当时我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而资本极度匮乏的资源禀赋所决定的，这与日本、亚洲“四小龙”、“四小虎”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是相同的。原本我们也希望像日本和“四小龙”那样，沿着“农业—轻工业—重化工业—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道路不断积累资本，在资本相对充裕时再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实现产业升级最终实现富强。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人口极度庞大，使得这一产业升级迟迟不能进行。
二、“民工荒”问题与产业升级的关系分析
1.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会使产业升级缓慢。多年来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于中国近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认为这一中国特有的资源可以保证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无可匹敌的低价格取得竞争优势，并因此吸引更多的外资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正如一柄双刃剑，既带给中国现实的竞争优势却又阻碍中国的产业升级和长远发展。战后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劳动力人口没有过亿的，经过几十年的资本积累，都实现了资源禀赋由劳动力相对充裕向资本相对充裕的转变，从而具备了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的条件。而中国劳动力规模的极度庞大使得同样经过几十年的资本积累，资源禀赋仍未能从根本上发生质变，这就导致中国的产业升级极其缓慢。
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著名的刘易斯模型解释，在不发达国家如果资本积累的规模不足以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则劳动力的报酬将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只要资本提供的劳动报酬大于农民在农业中的平均收益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给，此时资本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直到资本扩张到能充分吸收劳动力的程度，劳资双方才能实现平等。中国由于国情的特殊性，这一过程较之他国更加漫长。在这一过程中，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一方面使资方近乎完全依赖低工资形成的低成本优势，根本没有动力改进技术，而资本积累和产业升级又都受到技术进步速度的制约，因为在技术不进步的情况下资本不断积累必然会使边际报酬递减，积累意愿就会下降；另一方面，劳方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水平得不到提升，使得国内消费市场难以扩大，而消费结构的升级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有直接带动作用。这样在技术和消费两方面都无法有效促进产业升级，而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提高工资水平的根本条件，“三来一补”产业受利润空间限制是无法为工人提供高工资的。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为工人提供有更高工资的工作，就要使资源禀赋产生质变即让资本变得相对充裕。但在中国由于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使这一过程变得极其漫长甚至遥遥无期，在这一过程中民工们只能继续忍耐或者在务工和务农之间徘徊，一旦务农有利可图则“民工荒”必然再次出现。
2.劳动力的有限供给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由于中国几十年来厉行计划生育政策，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尤其是流动劳动力的供给已不再是无限的了，正如前文所言这实在是意义深远的转折性改变。正是这一变化，可以作为促进我国产业升级的契机。此处需要特别强调，只是流动劳力而非整体劳动力的供给出现了转变，就整个国家而言其劳动力的供给仍可视为无限。强调这一点的目的在于说明，中国整体的资源禀赋并未改变，因此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是不可动摇的，是客观条件决定的。但中国是如此之大，在局部地区主要是使用流动劳动力的地区，由于劳动供给的改变具备了率先进行产业升级的条件，具体而言就是东南沿海地区。东南沿海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中国几十年的资本积累主要在这一地区，如果不是内地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也许早就如“四小龙”一样完成了产业升级，现在要想率先进行，最大的阻碍来自于原有低级产业的梯度转移。
3.劳动力成本低成为产业梯次转移的障碍。考察东亚各地区产业升级的过程，一个共同点就是随着高级产业的引入和工资水平的上升，低级产业在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的情况下被迫迁往成本更低的地区从而实现产业的梯度转移。这种转移对产业升级本身是必须的，因为在一个地区资源有限的前提下继续保留大量的低级产业对高级产业的发展是不利的，这就如草长多了会抢走苗的养料一样。但是对地区和企业而言，这种转移又是无奈的，迫不得已的。这些低级产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对于保持就业和社会稳定有相当大的作用，因此任何一个政府在主观上都不愿意失去它们，即使是高度发达的美国也是如此。而处在这一产业中的企业由于迁往的都是相对落后的地区，投资环境不完善，制度成本高，并且要重新建立各种生产联系，如果不是迫于现实的压力是不会有向外迁移的动力的。东南沿海地区现在就面临着当地政府和企业没有产业转移动力的困境。当地政府迫于眼下严峻的就业形势，主观上希望在引进高级产业的同时保留那些利于就业的加工制造业，甚至为此不惜人为压低工资水平延缓产业转移。但是随着越南、孟加拉、印度等国竞相加入招商引资的行列，单纯依靠低工资已很难保持竞争优势。目前越南一般工人月工资仅20—40美元，比中国大陆同样的工人低一半多，尽管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仅是美国的2.2％。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以低成本作为核心竞争力，那就如同让穿鞋的与光脚的一块卖苦力，不但不智而且失去了发展的意义。而且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小，当地的企业碍于产业关联普遍缺乏迁移动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级产业的进入。
其实东南沿海的产业梯度转移对其自身的升级提高自然极其有利，对中国整体的发展也是一次重大的机遇。战后东亚各地区经济起飞无不是以承接更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为契机，沿着“欧美—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中国大陆”的顺序依次迈进。现在产业转移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中国的手中，但考虑一下这里的中国仅是东南沿海地区，而广大的内地虽然凭借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输出间接得到了一点经济发展，却没能继续接力棒的承接。目前内地城市化进程缓慢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面临普遍的产业空洞化，在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区域现代工业集中于几十个大中城市，推进城市化最重要方式的小城镇建设因为缺乏产业支撑进展缓慢，农民在附近的城镇找不到工作就无法顺利转变为真正的市民，由此大量的民工涌向工业发达的东南又更延缓了沿海产业的转移。现在东南沿海要把接力棒交出去，无论是交给中国内地还是越南、印度等国，对承接地而言都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从中国的角度考虑，当然希望把这一机会留给自己，那么我们就要适时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引导那些准备迁出的企业向内地转移。
三、解决“民工荒”问题的路径选择分析
综合考虑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民工荒”对促使东南沿海产业升级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如果没有这一变化则任何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在庞大的农村就业人口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那么无论厂商提供的工资有多低，只要比微薄的农业收入稍高一点就会有不竭的劳动力供给，这样厂商根本不会考虑向外转移企业。但流动劳动力的变化就目前而言还远没有达到使企业承受巨大成本压力的程度，因此为了加快沿海的产业转移，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就业之间的矛盾，引导企业向内地迁移，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通过提高沿海土地价格迫使低级产业迁出。由于这些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对资本的要求不大，其中大多又有外资背景，所以很难通过控制银行信贷对其施加影响。而在一国之内劳动力自由流动，主要靠市场调节，对此政府不宜强行干预。这样政府惟有手中的土地审批权可以作为优化经济结构的有力工具。一直以来沿海土地的价格因为非由市场决定而被严重低估，这一方面导致土地的使用效率低下，苏州市GDP 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要消耗4000亩土地，一方面又使企业的生产成本被人为降低。现在如果适当放开土地价格，在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在东南沿海和广大内地形成土地成本的梯次分布，就可以迫使那些发达地区的效率低的企业因生产成本上升而撤出沿海，撤出大城市，向土地价格便宜的内地和小城镇转移。而对于新迁入东南沿海的高级产业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予以政策扶持。
2.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促使沿海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上文已指出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导致企业无心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迟缓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所以大力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有利于加快沿海地区资源禀赋的改变，促进产业升级。[4]另外，在我国国际贸易持续顺差，外汇储备迅猛增加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既是可行的也有利于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3.加大教育投入，提高沿海人力资本价格，变廉价劳动力为技术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就业有时是一种两难选择，只有当产业的发展速度大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时才能同时增加就业。但现实的情况是要加快产业升级必须使沿海的劳动生产率有大幅度的提高，原有的就业岗位会相应地减少，这既使向工人提供高工资成为可能也向工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使更多的青年得以接受高等教育，但教育产业化和教育投入的不足又使这一资源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而与高等教育相比职业教育的发展更是少有问津，一直以来频频见报的“技工荒”就是最好的佐证。考察经济成功国家，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教育要为产业升级作准备，因此加大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投入是我国经济能否成功的根本保证。
4.降低内地制度成本，完善投资环境，争取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企业撤出沿海不一定就迁往内地，事实上有不少外资企业选择了越南、孟加拉等国，这是他们经过成本比较作出的理性选择，我们只能在自己这里找原因。内地尽管劳动力资源丰富，再加上民工可以就近工作降低了对打工者的要求从而有更多的农民能够弃农务工，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仍有优势。但由于内地政府工作效率低导致制度成本高昂，更兼基础设施落后，所以投资环境一直不理想。现在要想承接新一轮产业转移，就必须象沿海地区一样放开观念，转变作风，同时扩大开放，再配合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倾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我们欣喜地看到近来内地如江西等省已经在改进政府工作，力图降低制度成本，如果能够继续推进将大有可观。
5.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国内市场，以市场作为吸引外资的最大法宝。多年来我们一直依靠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这种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大弊端就是工人被极端剥削致使消费萎缩，国内市场难以迅速扩大，由此也导致我国目前极高的外贸依存度。外资对我国的发展固然重要，但并非一定要靠出卖苦力才能吸引来，事实上近几年外资进入中国更看中十几亿人口大市场的发展潜力。因此借助产业向内地转移的时机加快推进我国城镇化建设，提升消费水平从而扩大国内市场，以此吸引外资才是真正发挥了我国最大的优势——世界发展潜力最大的市场。同时消费的升级又可促进沿海的产业升级，形成良性循环。
2004年的“民工荒”就其本身而言并不可怕，事态还远没有到严重的地步，只要用工企业能将工资适当提高，相信不至于无人理睬，毕竟农产品价格不可能总是居高不下，中国的劳动力也还不至于一夜之间变得稀缺。但我们应该从这一事件中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症结和它所兆示的调整契机。我们中国已经为世界作了几十年的苦力了，这是发展的必然道路却不是永远的道路，相信那些发达国家一定都是从缺乏廉价劳力的时代成长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民工荒”是一件好事，尽管它的层次不高，那些民工返乡务农甚至是历史的倒退，可这已经预示着中国发展新时代的到来。纵观战后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成功者如日本、“四小龙”，都是适时完成了产业的升级和调整，而今人均GDP 最少的也超过了1万美元，多的如日本更是超过3万美元；而失败者如印尼和菲律宾，也曾依靠出卖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一度使经济迅猛增长，但由于未能实现产业的更新换代，几十年后人均GDP 仍不足1000美元。[5].我们今天也站在了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不可不深以为戒。
「参考文献」
[1]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R].2004.
[2]党国英。民工荒：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契机[N].南方都市报，2004.
[3]王爱华，刘好萍。“民工荒”的成因浅析[Z].中国农村研究网，2004.
[4]林毅夫。技术创新发展阶段与战略选择[Z].http://www.ccer.pku.edu.cn.2004.
[5]李晓超，闾海琪。中国如何走过人均GDP1000美元这道“坎”[N].中国经营报，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