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取沙丘的形成原因:自然美的发现与审美化的生存

自然美的发现与审美化的生存 
         
     
    中国人很早就把自然作为审美对象看待了。《诗经》里已有直接赞颂自然山水之美的诗行。到了魏晋时代，自然已经除去了神秘色彩，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此时不但出现了以自然本身为审美对象的山水田园诗，而且自然事物也成为对人的审美评价的标准。《世说新语》里，人的美与自然山水之美相互衬托，往往以自然之美来形容、比喻人的美。山水之灵秀成了人的精神风貌的比拟和见证，同时也是人的精神力量的源泉。自然本身不再作为某种道德品质的比拟，而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以独特的审美形态进入了中国人的审美视野。在这时的中国人眼中，自然不是生存资源的提供者，不是改造的对象，更不是与人为敌的不可知的神秘力量，而是人依赖与亲近的生存环境，是人精神和灵魂的归宿，同时也是人的审美对象和诗性源泉。对自然的这种赞美与亲近一直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成为文学和艺术的灵感之源泉，同时也成为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农业文明的主旋律。
     与对自然的赞美亲近相联系的是，在人的生存理念上，不是以征服自然为最高理想，而是在跟自然平等相处和把自然作为审美欣赏与情感亲近的对象的前提下，提倡审美化生存方式和诗意生存境界。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禅宗，它们都不是把生存的意义寄托于某种彼岸的神灵或某种道德形而上学，而是把生存的意义定位于此世，定位于一种审美化的生存方式。不是为某种虚构的神灵献身，也不是对某种现世理想的奋斗，而就是现世的、日常的、审美化的生存方式和诗意境界，才是他们的理想中的生存，才是个体的幸福之所在。换言之，在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中，幸福问题不是一个伦理学问题，更不是一个宗教信仰的问题，而就是一个美学问题。是审美而不是道德才能给人提供幸福，才能使个体的生存得到价值和意义。
     审美境界的获得，主要从对现实处境的超越和艺术活动而来。整个庄子学说的宗旨就在于探讨作为个体的人如何才能超越现实处境的限制而得到自由和幸福。对于庄子来说，这种超越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进行，一是通过身心的自我修炼而达到齐物我、泯是非、灭主客体之分，把自己化身于整个自然之中去，与天地精神往来并与之融为一体的境界，从而在精神上超越有限的现实的人生处境，得到精神上和心灵上高度的自由和幸福。具体说来，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是要通过“心斋”来进行。所谓“心斋”就是：
     若一志，勿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勿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
     就是说，不能仅仅依靠感官（耳）和理性（心）去认知外物表象，而要用整个身心（气）去体验和领悟万物的本体。因为感官只能得到一种模糊的印象，而理性判断则往往流于一些概念，用凝固的概念去套用活生生的现实，必然对现实是一种损害。只有整个身心合一，并去除心中的成见与偏见，用与自然相通合一的完整的身心去体会和把握自然，才能真正与自然合而为一，体验它的真谛。所以，气是“虚而待物”的。因此，人可以通过耳目等感官感受外物，但最后必须超越这种感受，达到用整个身心去体验万物。这样将使人达到神明之境。这是一种大美、大善的境界。在这个境界中，自我与外物、存在与非存在、身体与心灵等等都是相融合一、浑然一体的。
     另一个超越途径是通过艺术创作达到对现实处境的超越。《庄子》里讲了很多关于艺术创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一个特点是，这些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职业艺术家，也不是生活在上层的、衣食无忧的精神贵族，而只是一些从事着卑微劳动的下层人。但是这些人熟悉并热爱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把一些看起来很枯燥无味，甚至是很卑下的劳作变成了一种神奇的创造性的活动，由此他们也超越了他们的现实人生处境，得到了生命的升华，使自己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宇宙本体“道”相结合起来，达到一种精神自由的境界。比如著名的“庖丁解牛”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屠牛宰羊这样一种充满了污秽血腥的工作被庖丁变成了一种具有音乐性的舞蹈，最终成为一个审美的过程。
     不仅是道家追求审美化生存和诗意境界，儒家也如此。《论语》中关于人生境界主要有两个提法，即所谓“孔颜乐处”和“曾点气象”。所谓“孔颜乐处”是以道德人格的力量克服现实生活中的困难而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从而获得超越世俗生活限制和人生限制的力量，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并且在这个超越过程中得到真实的审美快乐和道德快乐。这里，道德与审美、善与美在最高层面达到了合而为一的境界，这是道德的极至，也是审美的极至。而当道德与审美都达于极至的时候，它就有了某种宗教般的情怀和性质，有一种超越世俗人世的圣洁光辉。
     如果说“孔颜乐处”是通过道德伦理的修养克服现实人生和具体生活处境的限制、达到超越的境界的话，那么“曾点气象”则是对日常生活的审美“点化”和审美升华。它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寓无限于有限、在有限中实现无限超越、在现实中得到审美和艺术升华的品质。其实，所谓“曾点气象”，说起来非常简单：暮春时节，人们脱下雍肿的冬装，穿着新做的轻薄的春装，与三五个知己好友一同去郊游踏青，在温暖的沂水河里沐浴。傍晚，尽兴而归的人们一路上载歌载舞，吟咏着刚写好的诗句回到家里。
     事实上，在“曾点气象”的背后，是一种对人生和生活的审美期待。而这种审美期待的依据则在于把整个宇宙人生看成一种有情的世界。宇宙本是无限的，宇宙有自己铁的法则和必然性。然而在中国古人看来，宇宙并不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冷冰冰的容器，而是一个有情有趣的世界，是一个气化流行、生生不已的世界。人与天地是有着同根同源的关系的。人是天地之子（因此古代君王自称“天子”），人必需顺天应人，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在有情的宇宙中活下来。而这种活着因为与宇宙自然的节律一致，因而才能活得有情有义，有滋有味。只要与自然节律相一致，与自然相互欣赏，相互依赖，活着本身就成为一种美，一种诗意。
     孔子和庄子时代，没有工业化，许多原始自然尚未开发，但是，时代不同，人们对物欲的追求则同，所以思想家们对此的批判也是同样强烈的。无论是庄子还是孔子，他们所表述出来的这种把无情的人生有情化、把无趣的生活审美化的思想，对于生活在高度心理压力下焦虑不堪、精神疾病增多的现代人，难道不是一贴清凉的解毒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