醛溶于水:诗化人格与玄远人生——论嵇康主体人格的审美建构1

　      论文关键词：主体人格  审美人格  自由人格  理想人格的人间化 　　论文摘要：嵇康的人格重在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自觉意识,他把人与人生作为审美的对象,将人生审美化、艺术化了,审美人格构成他主体人格的第一个层面;他崇尚自然、具有反抗意味的放达通脱、任性任情的个性构成他主体人格的自由层面;他的理想人格——“君子”形象既有道家的玄远、自然的理想色彩,又有亲切的人间气息,他以现实人生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人格,使玄学精神有了可实践性。嵇康是魏晋时代“人的自觉”与“艺术的自觉”的一个典型表现。  　　提到“魏晋风度”,“竹林七贤”是一个无法绕过的特殊群体和研究对象,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以惊世骇俗的任性行为与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对抗虚伪的名教与世俗的平庸,以深情绵邈的内心世界与唯美主义的人生态度舒展着生命的自由与人性的圆满,以形上思辨的理论热情与洞察世事的人生智慧体现着个体的存在与人生的价值,他们以独特的方式展示着令人千古景仰的魏晋风度。如果从美学的视角审视,魏晋风度更是一种人格美学的表达,一篇重建主体人格的乐章。嵇康在“竹林七贤”中是个性最强的一个,本文重在探讨嵇康主体人格的构成,以求从另一个视角来理解“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美学。 　　魏晋玄学发展到嵇康、阮籍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其标志是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提出的“越名任心”。王弼作为玄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论证了“名教出于自然”。他深入考察了名教的起源,认为名教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即“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为官长”,原始的自然和谐状态被打破,才会出现器利与官长,官长出现就会有名分尊卑,就有名教,名教的价值在于使分散的朴“复归于一”。名教的作用不是教人虚伪奸诈,不是求名求利的工具,而是使人返朴归真、返归自然的手段。但现实的名教却压抑人的自然本性,使人失去自然之理。嵇、阮撕破了蒙在名教上的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正式宣告名教与自然不可调和。在此意义上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提出“越名任心”。 　　如果说王弼揭示了名教存在的严重问题,批判名教流于空名而有失真实,志在强调名教的自然之性,促使名教走上复归自然之路,对名教还寄予厚望的话;那么,嵇、阮则彻底看穿了司马氏统治下名教的本质:名教被彻底异化,成为人返朴归真的永恒障碍,与人的生命本真严重对立;他们认为名教与自然是水火不容的两种原则与生活方式,从而以激烈的态度检讨名教的罪恶,要求彻底抛弃名教,回到自然。嵇康作为反名教态度最强烈的一个,他在偏激忧愤的论文中鞭挞着名教外衣下群丑的虚伪与卑鄙,在清峻超脱的诗文中向往着理想的人格与境界,更重要的是,在现实中他以自己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与高洁伟大的人格实践着自己的审美理想与理想人格;以“人”的自觉意识注重自己作为主体的价值与意义。他在反抗名教中发展自己的个性,“不仅在意识中复现自我,而且把自我作为对象加以塑造,展现出绚烂多彩的个性活动。”[1](p167)嵇康主体人格的美重在自由、超脱、自然的境界,其审美人格是对名士人格的理想化。这种理想化的人格既是对自我人格的写照,又具有极强的超现实意味,其超越性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审美化的产物,是一种精神绝对自由,心灵完全自适,人性自然完美的主体人格。其主体人格由以下三个方面构成: 　　一、审美化人生与审美人格 　　嵇康的审美能力在“七贤”中是最高的一个,其卓越的审美能力、非凡的卓识才情在音乐上就可见一斑:“声调绝伦”的《广陵散》,尽雅声之妙的《琴赋》,集中体现音乐美学思想的《声无哀乐论》,以及众多关于琴的诗,都说明音乐不仅是他生活的主要乐趣,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嵇康认为“众器之中,琴德最高”[2](《琴赋》P30)。他不仅精通琴道,是一位杰出的琴师,而且,他还以非凡的感受力去体验音乐之美。请听这把雅琴的妙音: 　　“状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汤汤,郁兮峨峨。”[2](《琴赋》P32) 　　“嘤若离昆鸟鸣清池,翼若浮鸿翔层崖。……远而听之,若鸾凤和鸣戏云中;迫而察之,若众葩敷荣曜春风。既丰赡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终。嗟娇妙以弘丽,何变态之无穷。”[2](《琴赋》P34) 　　琴禀受大自然之孕育,其声亦具有大自然的气质风采。琴声本可闻而不可见,但嵇康以一个音乐家的审美感受,发挥他作为文学家的才华,将变化多端的音乐形象以自然万物的雄伟壮丽、飘逸灵秀、千姿百态描绘出来,在起伏变化的乐音中听出了无限丰富的审美意蕴。他让生命自由地奔放于“自然之和”的琴声中,把对生命自由的渴望融汇于充盈着大自然之灵气的“雅声”中。正是在这长久的审美体验中,嵇康提出独特的音乐美学思想——“声无哀乐论”:“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为五色,发为五音。”[2](《声无哀乐论》P66)“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2](《声无哀乐论》P72)他将“自然之和”视为音乐之本,只有抛弃人的喜怒哀乐、在非功利的状态中才能体悟到琴声的美妙,欣赏到音乐的美,这与儒家正统的乐论完全不同,从此,中国的乐论有了不同的声音,中国的音乐思想出现了一个转折。  　　嵇康一生与琴相伴,琴是构成他诗歌审美意象的重要因素: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2](《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P10) 　　“琴瑟在御,谁与鼓弹?”[2](《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P11) 　　“弹琴咏诗,聊以忘忧。”[2](《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P11) 　　“临川献清酤,微歌发皓齿,素琴挥雅操,清声随风起。”[2](《酒会诗》P26) 　　“抱琴行吟,弋钓草野。”[2](《与山巨源绝交书》P38)临刑前他“顾视日影,索琴弹之”[3]P229。琴是对个体美好人格被毁灭的控诉。 　　嵇康在琴声中诉说着知音难觅的悲哀,排遣着忧思难解的孤寂,洒落着人生的欢乐与痛苦,既在琴声中过着自得其乐的朴素生活,也在琴声中追寻着与道冥一的玄远境界。他将审美的目光投入现实生活,将玄学的理想转变为现实人生,从而将现实人生变为审美的人生。他不愿做与世隔绝的隐士,也不愿过金玉满堂的豪奢生活: 　　“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2](《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P11) 　　“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2](《幽愤诗》P13) 　　“文明在中,见素抱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2](《卜疑》P45) 　　他不逃避现实也不脱离现实,就在现实人生中执著地实践着他的审美人格,他的人生理想现实而简单,朴素而美好:“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离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2](《与山巨源绝交书》P40)他只想象普通人一样,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在简单朴素的生活中做自己喜欢的事:弹琴、饮酒、赋诗、交友、养生,在朴素的生活中舒展着自己的个性,在平淡的日子里体验美好人生。这个愿望如此普通,如此美好,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又是对世俗名教不屈的反抗与对自然原则的执著追求。审美的人生态度本是魏晋风度的组成部分,也是名士风流的表达。将生活艺术化,将艺术生活化,当把人与人生作为审美的对象来关照时,审美也就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人生审美化了。个体人格以审美的方式体现出超越世俗的意味而成为审美的人格时,便给苦难的人生带来巨大的安慰。 　　二、放达之性与自由人格 　　放达通脱之风由来已久。东汉仲长统可谓是第一个放达通脱之人。思想家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他在《昌言》中激烈地讨伐了君主专制的罪行,指出独尊儒术带来的社会恶果,提倡百家争鸣。他的处世态度颇为惊世骇俗,史载他“性亻叔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每列郡命召,辄称疾不就。”[4](p394)这种“狂人”的形象与魏晋名士的任诞之气相似,可以说仲长统与世俗格格不入的放达行为成为魏晋名士任诞之气的先声。《抱朴子》也记载了这种放达之风:“汉之末世,则异于兹,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5](p631)虽然葛洪是以批判的态度看待这种风气,但是这种风气的盛行说明东汉末“儒学已有缺口,儒学只是作为学问或信仰才存在,不再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6](p121)嵇康的放达通脱不是游戏人生,也不是玩世不恭;他是在严肃的人生态度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表现,同时又与时代精神、审美风气息息相关。时代的苦难决定了名士人生的不自由,决定了他们命运的变幻无常。当一腔热血无处抛洒,满腹经纶一无所用时,士人心态内敛,向内追求自我人格的完善,追求精神境界的高远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这种放达通脱也不同于阮籍的不守礼教,他很少用狂放不羁的行为去反抗具体的礼法,但他的正义感和反抗精神却给他的自由人格以巨大的魅力,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他如痴如狂地云游山泽。魏晋时代随着对山水自然美的发现,怡情山水成为名士风范的表现,但如嵇康般“尝采药,游山泽,会其得意,忽焉忘反”[3](p228)的山水之游极为罕见。山水之游不仅仅是饱览山河大川的壮美景色,他是在遗落世事中解脱世俗的羁绊,在山水自然中追寻玄远之境。其次表现为蔑视权贵,任性自由,非毁名教的傲岸个性。史载嵇康“性绝巧而好锻”[3](P228),这类为风流名士所不屑的俗活儿,他却干得有滋有味。钟会来拜访嵇康,嵇康正在大树下锻铁。面对炙手可热的权臣,嵇康始终冷冷的,“不为之礼,而锻不辍”[3](P228),令钟会尴尬不已。山涛为吏部郎,迁散骑常侍,举康,却引来一封《绝交书》,对山涛好一顿臭骂。其大胆反抗名教、不受拘束、桀骜不驯的放达作风令人叹为观止。最后表现在他喜好弹琴上。上文说过,琴是嵇康审美人格的重要表现,弹琴也树立起他放达通脱的自由人格形象。以饮酒著名的名士多,但视琴为生命,琴艺卓绝的名士却只有嵇康一个。史载嵇康“弹琴咏诗,自足于怀”[3](P227)。临刑前,他神色自若,弹一曲最爱的广陵散,这给人怎样的惊叹与震撼!嵇康在琴声中将生命的激情演绎得淋漓尽致,一把琴代表了一种自由人格,一股浩然正气。嵇康以琴谱写了一曲魏晋名士追求绝对自由和无限超越的主体人格乐章。 　　三、理想人格的人间化 　　嵇康在《释私论》中提出了自己的理想人格形象——“君子”:“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是故言君子,则以无措为主,以通物为美。”[2](《释私论》P83)“君子”代表了嵇康理想人格美的最高境界:自由、自然、坦诚、公正、宽容、执著。嵇康一生都在执著地实践着他的人格理想;而阮籍只能在幻想中超越名教,一直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嵇康以无“私”为君子的最大特征。无“私”即不匿情,不匿善,“私”指人有各种思想感情,各种欲望,各种所求。“私”与“公”相对,“公”即出于自然本心。无“私”即不隐瞒人的各种真实想法,坦诚地说出来。无措,即无论是非都要襟怀坦荡;通物,即宽容他人,尊重他人的意愿与志向,君子遵循的是自然之性。嵇康的意图仍是针对名教名不符实产生虚伪所做的理论探讨,反对名教的束缚而返归自然之性。他提出君子“不以爱之而苟善,不以恶之而苟非。  　　心无所矜,而情无所系,体清神正,而是非允当。”[2](《释私论》P87)自然的人格任心行事,不匿不隐,不以一己之好恶评判是非,不以名教衡量行为是否允当,更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这种坦诚宽容、公正自然的人格精神,既是对名教的否定,又是对传统儒家人格的怀恋,也是对道家自然人格的向往。嵇康责备山涛举荐自己违背了自己的本性,认为君子“达则兼善而不渝,穷则自得而无闷。……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性而动,各附所安。”[2](《与山巨源绝交书》P37)嵇康正是按自己的人格理想——君子实践着现实人生,他本身就是“君子”的现实化。在荣利之心日竞,任实之名不显的时代,这种人格理想显得不合时宜而又超凡脱俗,这就把自己摆在了世俗的对立面,不为世俗所容,为自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嵇康还在诗中多次以老庄思想描绘了“君子”人格形象,其诗云: 　　“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为宅。”[2](《四言十八首赠兄秀才入军》P11) 　　“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2](《述志诗》P14) 　　“绝志弃学,游心于玄默。”[2](《重作六言诗十首代秋胡歌诗七首》P18) 　　“至人存诸己,隐朴乐玄虚。”[2](《五言诗三首答二郭》P23) 　　“婉娈名山,真人是要。齐物养生,与道逍遥。”[2](《四言》第十首P27) 　　这个抱朴守真、善于体道、善于养生的“君子”,与那个“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2](《卜疑》P43)的“宏达先生”分明是同一人格,他清醒正直、是非分明、抑恶扬善,既是嵇康理想人格的描绘,又是嵇康现实人格的写照,道家的玄远与现实的人生在他身上合而为一。对嵇康而言,体道是一种自然、平静的生活方式。他以自然的方式接受外物,既不主张灭性灭情,也不让身心为外物役使,他在生活中修身养性、体道悟道:“耕而为食,蚕而为衣,衣食周身,则余天下之财。犹渴者饮河,快然以足,不羡洪流”,[2](《答难养生论》P55)“感而思室,饥而求食,自然之理也。 　　诚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2](《答难养生论》P56)他把身心置于香草、甘泉、朝阳的培育中,置于音乐之和中来提高精神境界。他在生活中养生,在养生中贴近自然,在自然中拥有一个独特的生存空间。从他的生活情趣所体现出的精神境界来看,这已是一种审美化的生存方式。他的理想人格在弹琴赋诗、弋钓草野、绝巧好锻、服食养生、亲情慰藉的生活体验中实现。他在弹琴垂钓中欣赏着大自然的美丽,在悠然自得中体会着得意忘言的玄意;在饮酒赋诗中诉说着人生的哀乐;在亲情友情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享受人生的乐趣;在养生养神中体验着“大和”之乐与“恬澹”之味,在生命的自足与完满中与自然宇宙融为一体,在体道悟道中体验着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这比阮籍站在此岸虚幻彼岸与道冥一的境界更富有生活气息,也更亲切生动。因此,罗宗强说嵇康“是在淡泊朴野的现实生活中进入庄子式的人生境界”,“把庄子的纯哲理的理想境界人间化了,诗化了。”[7](p54) 　　嵇康的君子人格不像庄子般的形容枯槁,不食人间烟火,而是在自然生活中体悟玄学的人生哲理,尽管嵇康也羡慕神仙,也写游仙诗,在诗文中还有一些表达神仙意识的诗句,但是,他并没有像阮籍一样把神仙人格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其神仙意识是由现实激发出的深沉的情感寄托,仅此而已。他始终紧盯着现实生活,力求在实实在在的生活中活得自由自在、生意盎然、其乐融融;力求在此岸的世界中有独立的人格、超越的精神。他把逍遥空灵的彼岸世界作为自己此岸生活的参照物;以此证明,在此岸生活中也能达到彼岸的精神境界。这是嵇、阮二人的又一不同。 　　嵇康的理想人格实实在在,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人格是同一的。个体的人格精神、个体的独立意识既是理想人格的构成也是现实人生的写照,他的人生就是个体精神意识独立存在的证据。玄学精神之一在于思辨能力与理论热情的空前提高。嵇康的论文充满了辩论色彩,他与朋友辩论明胆问题、养生问题、自然好学问题、宅无吉凶摄生问题,还与自我辩论声无哀乐问题。辩论的意义不在于争夺胜负,亦不在于寻求终极真理,辩论的目的既在于乐趣,又在于认识。他们在辩论中交流思想,在交流中加深认识,在认识中提高精神境界,从而在清谈析理中肯定自我的存在,体验追求玄理的乐趣。  　　嵇康把人的审美化生存提高到极致,他在生活中,在宇宙自然中,展示出生命的美丽与丰盈。嵇康执著于现实生活,在返归自然的过程中,他以自己的行为为示范,展示着生命本身的光彩与美丽,也展示着理想人格的可实践性。他将个体人格与理想人格融为一体,始终追求着玄远的精神境界,体验着玄学所崇尚的“无”的本体意义,从而将作为主体的人的地位提高到当时历史的最高层次。这首先与魏晋的玄学背景相关。玄学作为一种哲学体系与思想潮流决定了魏晋士人观察和思考宇宙万物的原则、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这与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有此不同,才有了人的觉醒,文的自觉以及艺术和美学的自觉。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宗白华对魏晋六朝的评价:“魏晋六朝是一个转变的关键,划分了两个阶段,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人的美感走上一个新的方面,表现出新的思想。那就是认为‘初发芙蓉’比之于‘错采镂金’是更高的美的境界。”[8](p35) 　　参考文献: 　　[1]　宁稼雨.魏晋风度——中古文人生活行为的文化意蕴[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2]　嵇康.嵇康集,鲁迅辑录古籍丛编[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晋书嵇康传(节录),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8. 　　[4]　黎虎.仲长统列传,后汉书精华注译[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 　　[5]　杨明照.疾谬,抱朴子外篇校笺(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1. 　　[6]　吴功正.六朝美学史[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 　　[7]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6. 　　[8]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