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籍贯:千年菩提路：中国名寺高僧

　　《千年菩提路：中国名寺高僧》

　　少林寺

　　少林寺少林功夫并非始于达摩，而是源自于少林寺中紧那罗殿中供奉着一尊紧那罗王手执烧火棍的骁勇形像。公元495年初秋，一位来自印度的僧人——跋陀，随着长途迁徙的人流，向洛阳进发。此时，北魏孝文帝历时两年的迁都即将结束，源自大兴安岭北麓的鲜卑民族宣告了对中原的征服。跋陀的大半生，似乎都在路上度过。据说，他曾经西行到过东罗马帝国，然后又向东，经丝绸之路抵达北魏原先的首都——平城。笃信佛教的孝文帝对这位据说已经悟道的高僧非常敬重，迁都洛阳后，希望他能陪伴在自己身边。但跋陀却为自己找到了另一个修行的好地方。越来越多的僧人聚集在跋陀身边，坐禅，译经。孝文帝为他们建立了一座寺庙，叫做少林寺。如今的少林寺，瀑布飞溅、山道曲折，已然成了座肃穆庄严的千年古刹。少林寺西面有国内现存的最大塔林，这里安睡着一千五百多年来的少林寺历代高僧。然而，中国佛教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人，却不在其中。在跋陀开创少林寺若干年后，一个叫达摩的僧人来到嵩山。很多年后，他被人们尊为“禅宗初祖”。达摩从印度渡海，来到中国。此时南北两个王朝虽处于对峙状态，但对于佛教，却同样虔诚。达摩率先见到了南朝的梁武帝。在梁武帝宫中的佛堂内，千佛一壁，每个佛前各供一盏香灯，千灯映得辉煌一室。梁武帝问达摩大师:我从继位以来，建造寺庙，刻印佛经，还养了大批僧人，你看，我的功德有多少呢?达摩的回答却让梁武帝很意外，他说:“并无功德。”烛光明灭，梁武帝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为什么没有功德?达摩回答:您所做的这些事情，像一个人和上天比较，人终究只是一粒小果实，就像人的影子，虽然实实在在，却又是最虚无的。梁武帝再问:“如何是真功德?”达摩回答:“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梁武帝默不作声，稍顿，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达摩说:“廓然无圣。”一股无形的风吹过千灯，梁武帝愕然。最后问:“对朕者谁?”达摩答:“不识。”梁武帝无法领悟，达摩只好离去。梁武帝佛学造诣很深，多次主持编纂，注释佛经，并亲自登堂讲授，佛教传入日本、朝鲜，也在这个时期。梁武帝还四次入寺舍身为奴，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物件，一概摒除。他曾下诏全民奉佛，以至于梁朝的半壁江山内，佛寺达两千八百四十六座，僧尼有八十二万余人。然而，这样一个人面对达摩的指点，却茫然不解、无从领悟。

　　这段公案表现的是禅宗的基本宗旨:一切空寂无相，是不分圣与凡，佛与众生的，也不分彼此内外的，如同公案中的“廓然无圣”、“不识”等语句所表达的那样。但梁武帝作为皇帝，他很难理解这个道理。达摩和梁武帝话不投机，他到了长江岸边要渡河，风掠江面，巨浪腾空，此时的长江上断没有船家胆敢渡人的。一根芦苇被风连根卷起，达摩出手，拈住风中飘过的芦苇，借了自己的神力，达摩脚踩一根细芦苇，渡过长江。达摩祖师一苇渡江，来到嵩山少林寺，形影单只。打坐是佛教重要的修持手段。佛学将人的日常生活，归为四种不同的姿态:行、住、坐、卧，称为“四威仪”。所有姿态都可以通向禅定，但是，在修行实践中，打坐是最为方便的法门。僧人们往往选择打坐，来获得禅定的境界。达摩当年离群索居，就是以这样的姿态，一坐九年。达摩所传习的是大乘禅法，而当时中国北方盛行的是小乘禅学，有所不同。据说，当时在嵩山的其他印度高僧，对达摩的禅法，都不肯认同。九年后，一位名为神光的中国僧人前来叩门拜师了。最初，达摩并不理会。正是北方最寒冷的冬夜，在大雪中站了一夜的神光为表明求法的决心，取来一柄快刀，斩断左臂。于是达摩收留神光，并改名叫慧可，他就是后来中国禅宗的二祖。少林寺中还有座“二祖庵”，传说慧可立雪断臂后，在此地养伤修炼。在二祖庵内，有古井四眼，四井味道各异，称为“苦辣酸甜”四井。传说是达摩当年为慧可卓锡而成。然而，关于慧可断臂的故事，在史书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少林寺中藏经阁珍藏着本《续高僧转——慧可传》，上面记载的是当年慧可在达摩处学到禅法后，四处弘扬。但是他的学说被很多人视为异端，他们贿赂官府，残害慧可。慧可的左臂，竟是被人砍掉的。慧可究竟从达摩那里继承了什么样的禅法，令自己遭此劫难呢?据说，少林寺二祖庵南的“觅心台”上，慧可和达摩曾有过这样一番对话。慧可表示，长久以来自己的心始终不能安宁，请求达摩大师给他一个安心的法门。“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将心来，与汝安。”慧可怔住了，好久才说:“觅心了不可得。”达摩说:“我为汝安心。”达摩收的徒弟越来越多，终于有一天，他准备传承衣钵，大家席地而坐，他让徒弟们汇报修禅心得。关于什么是禅，弟子道副说:禅不依仗文字，又不能彻底脱离文字，要依据具体情况。达摩说:你学到了我学说的皮毛。

　　总持比丘尼说:禅就像庆喜大师见到阿众佛国，一见之后就再也看不到了。达摩说:你学到了我学说的肉。道育说，四大(地、水、火、风)本空，五蕴(色、受、想、行、识)非有，在我所能认识到的地方，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法。达摩说:你学到了我学说的骨。最后轮到慧可，他起身作礼叩拜，然后立于原位，一语不发。达摩大师说:你学到了我学说的髓。于是达摩将慧可招至身前，口重心长地说:过去佛祖把无上的心法传给迦叶大师，辗转交托，又经过多少辈才传给了我，如今我再传与你。内传心法外传袈裟，慧可得到了达摩的衣钵。达摩又说:等我死后两百年，衣钵将不再传下去。因为那个时候，禅宗的法门已经大行于天下，但是，“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基于此，慧可和他的衣钵传人们，更应该沉潜隐秘地修行，终究会有人证得道果。不要轻视尚未开悟的人，须知任何一人，只要一念之间，回转了向外索求的心机，便同那本已得道的境界，没有分别。衣钵传承完成。最后分别的时刻到了，达摩大师这才将离别的真正原因告知慧可，原来大师的生命，已近终点。达摩的禅法，并不为世人理解。一些视达摩为异端的人，频频在达摩的饭食中下毒。达摩将衣钵偈语传给慧可之前，已经五度中毒。达摩五次将毒药排出，置于石上，而石头竟自裂开，可见毒药之烈。达摩将真相告知慧可，同时预言:“我缘此毒，汝亦不免此难，至六代传法者，命如悬丝。”达摩说自己渡海而来，只是为了将法传到东方，如今有了有根器的继承者，他预计禅法在后世两百年之内，将“一花开五叶”，心愿已了，本可自救的达摩，端坐而逝。达摩圆寂，竟是为了令谋杀者安心。达摩生前寂寞，命运多舛。涅槃后自然无法进入少林寺高僧的塔林。那么，达摩究竟长眠在哪里呢?在河南陕县熊耳山的空相寺内，有一尊破败的明塔，四通古碑半埋土中，隐约可见文字:菩提达摩大师……达摩圆寂两百多年后，一位修行禅宗的将军郭子仪，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向皇帝请求，赐给达摩一个“圆觉大师”谥号，并在熊耳山下为达摩建了一座空观塔。不过，几十年后，在一场空前的灭佛行动中，被夷为废墟。然而，人们似乎并不希望达摩就此湮没。一个新的故事广泛传播着:达摩死后三年，一个叫宋云的人在葱岭遇见达摩，见他手提一只鞋，赤脚翩翩独行，就问:“师何往?”达摩答道:“西天去!”宋云回到京城，将此事上奏给皇帝，皇帝命人开启达摩的棺木，空空的棺材里只有一只鞋。

　　明代天启年间，民间忽然出现了一本武学秘籍《易筋经》。书前有两篇序言，第一篇署名为唐代开国名将李靖，第二篇为南宋岳飞的部将牛皋。序言中说:达摩圆寂后留下一个铁箱，弟子打开，发现内存《洗髓经》《易筋经》各一部，《洗髓经》被慧可取走，现已失传。《易筋经》则留在少林寺，“至今少林僧众以角技擅名，是得此经之一斑也”。《易筋经》问世之时，“天下功夫出少林”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及至清代，以达摩命名的武术套路层出不穷，武林中人见面，免不了道一句:“大家都是达摩老祖的人。”少林功夫跟一般的门派和拳种不一样，少林功夫的文化内涵是禅宗智慧赋予的，修习者首先表现为对佛教的信仰。对于超常神力和超常智慧的追求，从来都是佛教徒的目标，这是少林功夫神奇的根本原因。今天，对于少林寺来说，少林功夫是一种象征，也是僧众修行的一种方法。功夫，动若脱兔;禅，静若处子。难道，少林寺继承的这两样遗产，都是来自于达摩吗?少林功夫如果不是始创于达摩，那么又会是谁呢?少林寺中紧那罗殿中供奉着一尊紧那罗王手执烧火棍的骁勇形像，这尊神像是中国其他寺庙所没有的。这尊独一无二的神像，对应的正是独一无二的少林功夫。传说元朝至正年间，少林寺来了一位游方僧人，蓬头、裸背、赤足，被安排在厨房劳作，十分勤劳。他平日少言寡语，闲暇则闭目打坐，不与旁人交往，也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不久，红巾军起义，其中一支杀到少林寺，大肆劫掠。这位烧火僧人持棍而出，身形骤然间暴涨数十丈，吓退了抢劫者。这神秘的僧人随之也消失不见。这个故事在明朝正德年间，被少林主持文载禅师刻碑记录。在讲述了元朝末年这段神奇的故事后，他认定这个烧火僧人“永为少林寺护法”。这尊护法神的名字是那罗延执金刚。那罗延执金刚信仰早在唐代佛教界就已流行。他传统的武器是金刚杵。然而，到了明代正德年间，少林寺僧人们为他立碑造像的时候，金刚杵被一根木棍代替了，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少林功夫的象征正是棍术。少林功夫的前提是佛教戒律，“慈悲为坏，普度众生”，佛教最基本的戒律为:戒杀、戒盗、戒淫、戒酒、戒妄语。所以少林功夫时时表现出节制谦和、内敛、含蓄和讲究内劲、短小精悍、后发制人的风格。棍作为一种以防御为主的武器，是最能体现少林功夫的这个特点的。金刚杵变成木棍，显然适应了少林功夫的实际状况。而拗口的那罗延执金刚，最后变成紧那罗王，则很可能是后来的口误造成的。无论如何，这尊独一无二的护法神，在少林寺僧人心中，就是少林功夫的神圣象征。

　　公元621年，为了争霸天下，李世民与王世充的军队在洛阳一带展开激战。王世充的侄子王仁则据守辕州关，李世民的军队久攻不下。战争处于僵持阶段，佛门净地少林寺也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少林寺自古就是名寺，积累了大量财产，尤其隋文帝杨坚，曾赐给少林寺一百顷良田。隋末战事一起，王仁则占领此地，之前少林寺已经被洗劫过，失去土地，少林寺的处境更加艰难。少林寺的僧人们审时度势，决定支持李世民。一天夜里，十三个僧人说服一个平日来往密切的守城将领，打开城门，潜入城中，擒拿了王仁则，城外的唐军于是顺利占领辕州城。少林寺钟楼前立着历代石碑的碑林中，有李世民亲笔书写的《皇唐嵩岳少林寺碑》，《赐少林寺田牒》碑则是李世民为表彰少林僧人而派人送来的亲笔信，同时还赐给少林寺良田四十顷，水碾一具。十三个有战功的和尚里，功劳最大的昙宗，被授予“大将军”衔。没有可信的资料显示此战中少林僧人施展了武术，但是，作为一项重大的军功，这个故事被人们认为是与少林功夫相关的最早记录。传自印度的原始佛教，禁止僧侣劳作和拥有资产，只能依靠乞食和供养。但在中国，这一状况却发生了很大改变。许多名寺事实上拥有了寺产，正是这些寺产，令寺庙在动荡年代，往往成为洗劫的对象。少林功夫始于何时已经很难考证，但为了自卫而加强武备，似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中国佛教禅宗在唐代传到日本，深刻影响了包括武士道在内的日本文化。武士们常常在禅师的指导下修炼。日本学者铃木大拙将其总结为，修炼禅宗，可以使武士在战场上不畏死亡，并且精力高度集中。明朝末年，一位少林寺的俗家弟子东渡日本，传授少林擒拿法。这是少林功夫最早传播海外。今天，少林功夫在世界各地，都拥有了虔诚的信众。如今的少林寺内，不乏外国求艺者，少林功夫帮助这些信徒认识到，学功夫也是学禅学佛法。少林功夫与佛教禅学已达成完美融合的境界，少林功夫由于存在于少林寺内，很自然地被僧人们转化为学佛修禅的程式，僧人们又会反过来用佛教徒的生活方式和精神追求来修习功夫，使少林功夫的内涵得到提升，这就是少林功夫追求的“禅武合一”的境界。少林寺，如今已经走过了一千五百多年。它的开创者跋陀，年迈以后，悄然移居到寺外一间小屋，独自修行。临终以前，他在小屋的门上，画了一尊神像，告诉弟子们:“少林精舍，有特别的神灵护卫，立寺之后，永不消灭。”少林寺是禅宗祖庭，少林寺僧人包括信徒坐卧、衣食住行，每天的学习都视为修禅，练武也是修禅的一种法门。参禅习武，习武参禅。夕阳斜下，平阔的觅心台上一个小和尚收住少林拳拳势，接着盘腿打坐，渐渐禅定。每个少林僧人都熟记着一千五百年前达摩与慧可的对话:“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将心来，与汝安。”“觅心了不可得。”“我为汝安心竟。”

　　千年菩提路——中国佛教2000年

　　千年菩提路——中国佛教2000年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白马寺的由来是怎样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译堂又是哪儿?公元前6世纪，在今天尼泊尔南部，有一个迦毗罗卫国，生活着一群古印度释迦族人，这个国家的太子乔达摩?悉达多有着成为伟大君主的极高天赋，但他在目睹了人类的生老病死后，舍弃了财富与权力，出家修行，寻找生命如何能摆脱痛苦的解脱之道。终于在一天凌晨，他降伏了所有的烦恼魔障，大彻大悟。这位太子，因此被尊称为“佛陀”，一位彻悟宇宙、人生真理的觉悟者。后来，人们把他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就在这位“释迦族的圣人”开始传播他的觉悟之道时，地球上的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光辉的“轴心时代”。在佛陀出世的前后数百年间，世上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启迪人类思想的智者圣人。在希腊半岛，先后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而在东方的中国，也先后出现了像老子、孔子、孟子这些伟大的圣人智者，建立了自己的核心思想体系，儒家文化、黄老思想，在经历春秋战国时代之后成为中国文化的灵魂。古代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的地方便是“世界的中心”，他们会接受这个来自印度的圣人之教吗?他们从何时开始接触这位觉悟者的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里，这个来自印度的信仰，与中国的儒家文化、老庄思想及其他各民族的文化进行着怎样的碰撞和融合，才使今天的中国佛寺林立、僧尼云集，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汉语系、藏语系和巴利语系三种佛教传承的国家。佛教究竟何时传入中国?两千多年来，佛教信徒大多相信一位汉代皇帝“感梦求法”的故事。公元64年，中国历史上称为汉代，这时候的皇帝叫刘庄，史称汉明帝。这一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刘庄睡觉时，恍惚之间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飘然而至，见他并不说话，只是在殿庭里飞绕着。第二天刘庄想请大臣们解梦。结果，有位大臣说:西方世界有位大神，名叫佛陀，形象与陛下梦中所见到的高大金人一模一样。这位大臣绘声绘色的讲述，说动了汉明帝的内心。刘庄随后派出使臣，向西行进，踏上了去往印度寻找佛陀的道路，史称“永平求法”。一场开始改变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历史的文明对话，就这样拉开了序幕。

　　三年后，公元67年的冬天，12月30日，西行求法的使者回到洛阳。他们不仅带回了佛陀的画像和佛陀讲法的经典，随同到来的还有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这次看似偶然的交往，使中原大地从此有了佛教的沙门，从此有了第一座寺院、第一部佛经，就像一粒种子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公元68年的一天清晨，洛阳城的西雍门外，大兴土木。印度来的两位高僧得到了皇帝极高的礼遇，中国皇帝想为他们修建一个专门生活修行的地方。从此，在洛河之滨，诞生了中原大地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相传，陪同汉使归来的还有一匹白马。这匹白马，历经万里征途，佛教的经典最早由它驮到了中原大地，担当了中印文化交流的使命。从此，在中国的佛教徒心中，白马成了佛法的象征。以后的岁月中，摄摩腾和竺法兰，静静地住在白马寺里翻译佛经。遗憾的是，他们所译的佛经，只有《四十二章经》流传了下来。其实，据学者们研究，佛法传入中国的时间，肯定要早于公元67年，至少在公元65年，汉代的楚王刘英在今天的中国徐州，已经有了信仰佛教的行为。而在公元前119年，印度的佛教，便沿着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丝绸之路进入了今天中国的新疆地区。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年，汉哀帝元寿元年，有位大月氏国的使臣伊存，作为使者来到长安，给中国的学者口授佛经，这是当前学术界经常说起的“伊存授经说”，而大月氏国就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经过学者们的考证，从南亚大陆的印度开始，佛教传入中国大致分成四条主要线路:其中一条从古印度西北部，进入现在的阿富汗地区，穿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的新疆，再传入中原;还有一条海上的传播道路，是从印度洋，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的南海，到达中国的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汉传佛教主要是从这两条沙漠间的道路及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还有一条从北印度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到达青藏高原;藏传佛教主要是从这条山路传入中国;第四条，上座部从印度，经现在的缅甸、泰国，传入中国云南的傣族地区。这些线路的延伸和传递发生在不同的年代，途经不同的气候和环境，面w对着不同民族的习俗和生活方式，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佛教流派。公元220年到265年，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纷乱的时代，曹魏、东吴和蜀汉各统治一地。曹魏甘露五年，也就是公元260年，在洛阳，一场特殊的宗教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时刻:一位叫朱士行的人，登上戒坛。这一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家伦理，正发生着变化。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汉地第一个正式受比丘戒的出家人。

　　受戒后，朱士行决定从雍州前往西域求取《大品般若经》的梵文原本，成为中国历史上记录的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他在于阗，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和田，抄到了该经的梵本，派人送回洛阳。自己则在八十岁时在于阗圆寂。而在藏传佛教里，西藏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建成后，也迎来了第一批僧人。当时赤松德赞大力推行佛教，来自印度的高僧寂护，担任亲教师剃度七位贵族出家为僧，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藏族僧人，史称“七觉士”。桑耶寺就此成为了西藏第一座“佛、法、僧”齐全的佛教寺院。上座部佛教现在流行于云南傣族地区。这里的地方志说，公元7世纪初从缅甸传入了上座部佛教，最早的僧人常在各地游化，只到雨季才在一地安居。现在景洪县曼厅寨附近，有一座寺庙的遗址，相传这就是云南西双版纳最古老的佛寺——瓦巴姐寺，意为“森林里的佛寺”，建于公元615年。是什么力量，能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接受和信仰这位释迦族圣人的教导，甚至不惜性命，要去遥远的印度大陆取经求法?两千多年前，黄帝、老子、孔子思想在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在青藏高原和其他区域的人们，还信奉着非常原始的宗教。帝国的贵族们，最初把远道而来的佛陀，看成是黄帝、老子的同道;这位西天的佛，甚至还能“恍惚变化、分身散体”。当时刚刚进入汉地的佛教，被一些人误认为是一种新的、带有异国情调和神奇力量的“道术”，犹如道家所讲的吐纳、导引。公元179年，来自西域大月氏国的支谶，翻译了《道行般若经》，不经意间奠定了以后中国佛教的思想基础。佛经的翻译，在当时采用了大量的道家术语。不过，想要在士大夫中间弘扬佛法，和尚们首先需要学会用老庄、周易的语言，用中国化的语言去比附、解释佛经与佛法，这在历史上被称为“格义”。道安最早建议把出家人的“姓”统一为“释”，意思是释迦牟尼的传人，他谆谆教导自己的弟子们，要放弃“格义”这种方法，回归真正的佛教本源。道安生于北方的儒学世家，当时的北方战火频仍，他带着自己的众多弟子，一路颠簸南下。感慨万千，说出了一句至今还在影响中国佛教界的名言，“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公元379年，北方的苻秦军队攻陷了襄阳，年过花甲的老和尚，被“礼请”到长安，组织翻译佛典。怎样才能译出佛法的真义，又能让中国人理解与欣赏呢?这是道安长久萦绕不去的困惑。他在长安，期待着能与远方的一位高僧会面。这位高僧就是鸠摩罗什，公元343年，他出生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地区。父亲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徒，母亲则是龟兹的公主。他七岁出家，二十岁受戒，成为西域大乘佛教的领袖。公元401年底，历经多次战争与磨难的鸠摩罗什终于被迎请到了长安，主持佛经翻译。只可惜，道安在十多年前就已作古，鸠摩罗什称赞道安为“东方圣人”，两位相慕已久的高僧，遗憾未及谋面。

　　鸠摩罗什在长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译场——草堂寺，当时称为长安大寺，公元5世纪初，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中心。他在这里译经、讲法，终其一生，翻译了一大批传诵千年的佛经。他译的《维摩经》、《金刚经》、《法华经》，文字优美生动，影响深远。据说他在圆寂之前发誓言道:“如果我的译文没有错误，当我火化时，舌不焦烂。”后来果然应验，如今他的舍利塔依然存留于终南山下的草堂寺内。中国的译经事业，经历了公元1世纪到公元4世纪(东汉到西晋)的草创阶段，公元4世纪到公元7世纪(东晋到隋末)的“旧译”时期，出现了像鸠摩罗什这样卓越的翻译家;公元7世纪后，进入玄奘开创的“新译”时代。公元7世纪，当年轻的玄奘发现中国的汉译佛经并不能解答他的全部疑问时，于是便踏上了一条九死一生的道路，去印度求取《瑜伽师地论》，以求融会贯通。西行求法十七年后，他的足迹遍及了西域、印度大小数十个王国。公元645年，已名震印度的玄奘，携带大批佛经返回长安。这一天，宽阔的朱雀大街如同节日般热闹，归来的玄奘备受唐太宗的礼遇。公元652年，玄奘在长安城内慈恩寺的西院筑五层塔，即今天的大雁塔，用以贮藏从天竺带回来的经像。唐朝政府给玄奘组织了阵容强大的译经班子，他白天主持翻译，晚上就来讲解当天新译的经典。他长期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生共译经论七十五部，总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在玄奘圆寂后，唐高宗失声痛哭:朕失国宝。出殡那天，赶来为玄奘送行的人数达到一百多万。公元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派吞米桑布札等人去印度、西域求学，吞米桑布札回到西藏后，创制了藏文，他成为了藏传佛教历史上的第一个译经师。而在西藏历史上，第一座译经院产生于赤松德赞时期。“七觉士”之一的贝若杂那就是当时最著名的翻译家，赤松德赞曾将自己的发髻铺到地上对大译师贝若杂那致以崇高的敬意。之后西藏历史上不断出现许多伟大的翻译者，噶瓦拜则、仁青桑波、罗登西绕。公元13、14世纪，藏译的典籍论释被编纂成《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现在通称为藏文《大藏经》。相对而言，在云南的上座部佛教的佛经翻译出现的时间较晚。直到公元13世纪，云南傣族地区才出现兰那泰文译注的巴利佛典。稍后随着傣文的问世，云南开始有了写或印在贝叶上的傣文佛经。宗教的传播与文明的对话，总是始于经典的翻译和整理。一代又一代的高僧大德，中华民族的智者们，用不同的文字，以惊人的毅力，把佛经译为汉文、藏文、回鹘文、蒙文、满文，或以傣文转写，为后人留下了传承千秋的中华文化遗产。

　　公元6、7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时代开始了。这是佛教的黄金时代，汉传佛教开始立宗成派，和中国文化进行着深度融合，也在改变着中国文化艺术的面貌。天台宗是中国汉传佛教最早创立的宗派，因为创始人智顗长期居住浙江天台山而得名。这位大师被尊称为“东土释迦”，相传，他七岁时就能背诵《法华经》“普门品”。他以毕生的精力，使佛法中国化，主张“教观总持，解行并进，止观双修”。他的这部煌煌巨制，二十卷《摩诃止观》，是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位于浙江天台山的国清寺，在智顗圆寂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598年落成，成为天台宗最重要的祖庭。其影响远至日本、韩国，至今犹盛。三论宗的宗师是鸠摩罗什，三论宗以龙树《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百论》为主要研修经典。这个宗派的集大成者是隋代高僧吉藏，俗姓安，是西域安息国人的后裔。现在位于南京的栖霞寺，是该宗的祖庭。华严宗实际的创始人是法藏，公元643年出生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根本典籍，主要发挥“法界缘起”的思想。唯识宗，主要发挥“万法唯识”、“三界唯心”的思想。这个宗派，在祖师玄奘之后并没有太久的传承，但是，该宗的经典，却是历代高僧大德必修的科目。释迦牟尼佛圆寂前，教导弟子们要“以戒为师”。唐代的道宣律师，创立了律宗，代表的是“佛行”，着重研习、传持戒律。唐代的鉴真和尚，把律宗传入日本，现在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象征。到了近代，弘一法师李叔同修持律宗，最为著名。称名念佛、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已是现在所有汉传佛教徒十分熟悉的方法。这个宗派以《阿弥陀经》为根本，认为只要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就有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个最简便易行的修行方法。公元4世纪的庐山慧远被认为是这个宗派的初祖;几百年以后，“念佛”就已风靡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写了一首诗说:行也阿弥陀，坐也阿弥陀。宋代以后，称名念佛，更是广为流传。到了近代，印光法师修持净土宗，最受世人推崇。在所有的佛教宗派里，禅宗无疑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这个宗派，淡化佛经之于解脱的意义，既反对枯燥的诵经，也反对盲目的坐禅，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佛教思想史上的一场革命。《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中说，大梵天王在灵鹫山，请佛说法，并把一朵金色的婆罗花献给佛。佛陀答应了请求，高升法座，手里持着婆罗花却一言不发。在座的弟子都茫然不解，唯有摩诃迦叶破颜微笑。佛祖当众宣布:“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咐嘱摩诃迦叶。”这就是禅宗说的“拈花微笑”的故事，所以中国的禅宗世系把摩诃迦叶列为“禅宗西天初祖”。

　　相传，禅宗的心法，是由西天的菩提达摩，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带到了中国。这位“东土禅宗初祖”，在中国的传教并不顺利，他在少林寺外的五乳峰面壁枯坐了九年。禅宗的大放异彩，一直要到六祖慧能，一位传说中目不识丁的广东人。幼年的慧能，贫穷孤苦，靠卖柴为生。一天，慧能背着刚砍下的柴禾到集市上卖。当他路过县城里的金台寺时，被里面的诵经声吸引了。“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听到这句《金刚经》的经文，慧能的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特别的领悟。经过了一段充满传奇的经历，五祖弘忍把衣钵传给了他。慧能的后半生，大多住在曹溪宝林寺，就是现在的南华寺。直到今天，他的肉身，还被供奉在这里。他的法语，后经搜集整理，辑为《坛经》，成为禅宗最重要的经典。禅宗的流行，促成了独具特色的“丛林清规”。公元8世纪，“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依据印度戒律的精神，大胆改革，农、禅结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形成了一套适合中国农业社会的寺院管理体制。隋唐形成的汉传佛教八个宗派，后来也被概括为“禅、教、律、净、密”。天台、三论、华严、唯识四个宗派，统称为“教”，也就是“佛语”。明代高僧云栖祩弘，要把“禅、净、教、戒”融为一体，他的思想，奠定了明清以来中国佛教的总体格局。公元8世纪上半叶，唐玄宗开元年间，三位印度高僧——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人称“开元三大士”，相继来到长安，翻译与传播印度密教的根本经典，创立了汉地自成一体的密宗，被称为“唐密”。然而此派不久便在唐武宗灭佛后影响渐弱。举世瞩目的法门寺地宫，就是按照唐密仪轨布置的坛场，即“曼荼罗”，供奉着佛指舍利。穿越千年的时空，今天看去，依旧能感受到唐密当年的兴盛。在所有宗派里，密宗有些与众不同。其他的宗派被称为“显宗”，而这个宗派是师徒密传，有不许公开的秘密传授。该宗派在唐代由空海和尚传入日本，成为“东密”或“真言宗”，至今法脉绵延。西安的大兴善寺、青龙寺是“唐密”的重要传承之地。公元7世纪后半叶，印度大乘佛教结合印度教的修行，发展出一种以即身成佛为目的的印度密宗。汉地的“唐密”，虽然在历史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印度佛教密宗传到藏地以后，很快就引起了藏民们的崇信，形成至今还很兴盛的“藏密”。公元8世纪后，随着莲花生大师到西藏弘法，密宗在西藏得到了流传。莲花生大师，藏族人尊称其为“咕噜仁波切”，意思是尊贵的上师。莲花生大师出生在印度西方的邬丈那国。有一天有位大臣看到湖中长出了很多莲花，莲花上还有一个奇特殊胜的孩子，就告诉了国王。国王一见这孩子就很喜欢，收为太子。因其生于莲花，所以取名“莲花生”。

　　公元755年，信奉佛教的赤松德赞，为了在西藏弘扬佛法，派专使去迎请莲花生大师入藏，莲花生在雅鲁藏布江边与赤松德赞会面。传说，莲花生大师作礼时，竟然手中喷出火焰，众人见了立刻向莲花生大师行了五体投地的大礼。莲花生大师以其高超的神通摄服藏人，并且建立佛教寺庙，传授佛法，使佛教在西藏生根发芽。就这样，莲花生大师成为“藏密”的创始人，被藏族人称为“第二佛陀”。与汉传佛教一样，藏传佛教也有不同的四大宗派，莲花生大师所传的教法，后来被称为“宁玛派”，意思是“古老”。该派与西藏传统的苯教有所融合。17世纪时，五世达赖喇嘛扶持该派的发展，在青海、四川和云南一带影响很大。直到今天，每年的藏历五月初十，宁玛派的祖庭桑耶寺的喇嘛们会跳起莲花生大师及八大化身的金刚舞。公元1073年，一位叫贡却杰布的出家僧人，来到后藏萨迦地区传教，建造了萨迦寺，创立了萨迦派。在大昭寺内供奉着萨迦派的祖师们，人称“萨迦五祖”。最右面的祖师，就是八思巴。他继萨迦班智达之后，被元朝皇帝忽必烈封为国师，负责全国佛教事务和整个西藏地区，结束了西藏近四百年的混乱局面，从此西藏也正式归属中央政府管辖。噶举派是公元11世纪中叶由玛尔巴所创立，噶举是传承佛语的意思。该派特别重视师徒之间的口耳传授，是藏传佛教第一个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教派。第一个转世活佛称为噶玛巴，意为“行佛行事业者”。明代永乐皇帝赐封其为“大宝法王”，延续至今。噶举派在藏传佛教各宗派里支系最多，今天拥有数量众多的寺院，遍布整个藏族地区。公元14世纪70年代，一位年轻人走在去往西藏的道路上，他就是格鲁派的创始者宗喀巴大师。宗喀巴，1357年生于青海湟中县，八岁出家，十七岁进入西藏求法。经过艰苦的修行和学习，他通达显密各宗的教义。他面对当时藏传佛教派别众多、混乱和戒律松懈的局面，整理出一套“先显后密”的修习次第，严格要求僧人遵守戒律，深入研习，闻思修证，倡导一条循序渐进的觉悟之路。他综合各宗教义后撰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是一部中国佛教史上的不朽经典。公元1642年，格鲁派在蒙古贵族和皇太极的扶持下取得了西藏地区的统治地位，由此成为在藏地信徒最多、势力最大的宗派。宗喀巴圆寂后，传承他事业的，是他的两个门徒。一位名叫根敦珠巴，身后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相传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另一位叫克珠杰，后来被追认为第一世班禅，相传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公元1653年，五世达赖远赴北京，朝见顺治皇帝，受册封为“达赖喇嘛”，从而确立了他在藏传佛教的领袖地位。康熙五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713年，中央政府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达赖、班禅的转世，从此由中央政府正式册封，沿袭至今。

　　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喇嘛说》，明确规定了活佛转世灵童，须经金瓶掣签方可认定。乾隆皇帝批准特制了两个金瓶，一个送往西藏，供于大昭寺，用以掣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等藏地大活佛;另一个在北京，供在雍和宫，用以掣定蒙古、青海及甘肃等地的大活佛。宗喀巴圆寂的日子，现在成了藏族人民的一个传统节日，称为“燃灯节”。每年藏历十月二十五日的晚上，人们都会将点燃的酥油灯放在窗台上，以纪念宗喀巴大师。今天，藏传佛教不仅在藏族、蒙古族和汉族中间流行，在满族、土家族、裕固族、纳西族、锡伯族、达尔斡族等也有流传。上座部佛教在公元7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云南地区，到12世纪以后，逐渐兴盛。因其从南方的佛教传播路线传入中国，所以又称南传佛教。公元1569年，缅甸的公主嫁到云南，她的陪嫁包括缅甸的巴利三藏与各种佛像。在这以后，景洪、德宏等地建造了一批带有明显缅甸风格的佛寺，云南的上座部佛教也进入了鼎盛时期。现在云南省，除了傣族，还有德昂族、布朗族、佤族、阿昌族等多个民族信仰上座部佛教。就这样，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不仅自己深受中国各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在改变着中国文化的格局和艺术创造。宋明理学、道教全真派的出现，都是主动吸收佛教教义、方法，甚至寺院制度，特别是禅宗心法的结果。中国的儒学、道教，从此有了全新的发展。而到明清时期，儒释道的三教合流，成了全社会的主流思想。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融合，还为这片山川大地上留下了美丽的痕迹，创造了许多崭新的艺术形式。位于新疆库车的克孜尔石窟，大约开凿于公元3世纪;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的麦积山石窟，始建于南北朝时期，是保存北朝造像体系最完整的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以气势雄伟而著称;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以“秀骨清像”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而敦煌的莫高窟，则是一座由建筑、壁画、雕塑组成的综合艺术殿堂，规模之大，举世无双。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已有百年历史。“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句民间的俗语，形象地反映了佛教与百姓生活的密切关系。从明代开始，民间就有“金五台、银普陀、铜峨眉、铁九华”的说法。五台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忻州地区五台县的东北，那里有像莲花一样盛开的五座山峰，传说就是文殊菩萨讲经说法的五顶山。在全盛时期，这里的寺庙多达三百余座。这里融合着汉、藏、满、蒙等各个民族不同流派的佛教信仰，至今仍然留存着唐代木构建筑大佛光寺。

　　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岛的东侧，是大悲大慈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道场。这位拿着净瓶柳枝、一身白衣的美丽菩萨，普度众生，最受信众的膜拜。随时随处，凡遇危难，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位慈悲的菩萨就会随机化现前去解救。这里今天已然成为中国乃至日、韩、东南亚等国信徒共同的朝圣之地。峨眉山，位于四川省境内，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传说普贤菩萨乘坐六牙白象随缘应化、普度众生，哪里的众生需要他，哪里就有他的身影。峨眉山最早是中国道士们的修行场所，山上的中峰寺由道观改成佛寺，正是道教和佛教相互融合的历史见证。九华山，在安徽省境内，邻近著名的黄山。这里成为地藏菩萨的道场，缘起于这位新罗僧人“金地藏”的修道故事。“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萨的这句誓言，现在成了佛教舍己救人的宣言。“四大名山”，还有历史上其他的名山大寺，一起支撑着中国人的佛教信仰。既有历史上供奉佛指舍利的陕西法门寺、供奉佛牙舍利的北京灵光寺、无锡灵山等著名寺刹，还有大小昭寺、拉卜楞寺等著名的藏传佛寺，以及香港地区的大屿山、台湾地区的法鼓山、中台禅寺、慈济静思堂和佛光山等重要的现代佛教僧团。这条千年菩提路，已使佛教完全融入了中国社会。各种民俗、节庆、俗语方言，都已渗透了佛教的影响。不仅如此，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乃至音乐和茶道，都有一种来自佛教的空灵气韵，禅趣盎然。今天的中国，广袤的名山大川及都市乡村上遍布着大大小小一万多座寺院，二十多万的僧尼，以及多得难以统计的在家信徒。佛教，已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中印文化深度交流的历史结果，也是世界文明对话的成功典范。中国佛教，历史上传到了日本、韩国、越南，成为这些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黄金纽带。在世界文明史上，这些国家同属于儒家文化圈，而佛教推动了这个文化圈的形成。中国，成了佛教的第二故乡。汉语系、藏语系、巴利语系三大语系的佛教在中国，和谐共处，穿越传统与现代的阻隔，历经两千多年，传承着智慧与慈悲，一起弘扬着一个共同的理念“和谐世界众缘和合”。

　　白马寺

　　白马寺当时间带着战争的硝烟，以及无数帝王将相、名流高士渐渐远去以后，在中国洛阳，在古老的邙山脚下，一个来自朝圣者的顽强足音，却已经在洛河北岸绵延流淌了将近两千年。话要说回公元64年，东汉永平七年腊月初七。这一天，一场“大傩”正在东汉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刘庄的南宫中举行。驱除疫鬼，消灾祈福，这种流传了上千年的仪式，此时已经成为这个刚刚从十多年的战乱中安定下来的王朝一年一度最重要的祭祀活动之一。然而，洛河的流水虽然再一次带走了象征疫鬼的火把，却带不走汉明帝刘庄心中那份长久以来的不安。作为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第四个儿子，自当上太子的那一刻起，这种微妙的不安就始终伴随着刘庄。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正是凭借着一块刻有“刘秀当为天子”的神秘石碑，聚拢人心，建立东汉。公元57年，刘庄即位，他内心深处或许也无数次期盼着自己的天子名位能像他所崇拜的父亲那样得到某种上天神谕的确认。公元65年元宵前夕，刘庄夜寐南宫。恍惚中，他梦见一个高大的金人，从西方飘然而至，在殿庭里飞绕着。梦中的情境如此神奇，萦绕在刘庄脑海中。这个梦成了第二天刘庄和几个近臣之间的核心话题。有的大臣告诉他，西方世界有位大神，名叫佛陀，形象与梦中的高大金人一模一样。刘庄被深深地吸引了。皇皇大汉，怎能缺少如此神通的大神?又怎能不聆听大神的教诲?很快，刘庄就派出使者，前往西方拜求佛法。这一年是永平八年。然而，由于两汉之交中原王朝国力的衰弱，原本已被西汉武帝远逐大漠以北的匈奴，此时又重新控制了天山南麓的区域。公元65年，当汉使西出玉门关，小心翼翼地躲开匈奴的骑兵，踏上茫茫取经求法之路的时候，遥远的西方，佛陀灭度已五百多年。随着阿育王孔雀王朝的覆灭，整个印度半岛在分裂战争和外族入侵中度过了两个多世纪。在复兴的婆罗门教的挤压下，大量佛教僧侣被迫离开了故土，把佛法带到印度南边的海岛以及印度北边的大月氏、龟兹、于阗等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两支同样怀着前途未卜心境的队伍，在今天阿富汗一带的大月氏不期而遇了。一边是一路西行、风尘仆仆的求法使者，一边是一路北上、游化宣教的高僧。这似乎不经意间的相逢，竟直接促成了世界两个伟大文明间的一次巅峰对话。此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这次对话给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之深广，超出想象。这次历史性的相逢，很难找到详细记载。也许正因如此，才给后人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洛阳，这座九朝古都自东周时起就被称为“天下之中”。“增周旧，修洛邑，翩翩巍巍，显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这是《汉书》作者班固在永平初年对洛阳城发出的由衷赞叹。公元67年，西行求法的汉使回到洛阳。他们不仅带回了佛经和佛陀的画像，随同到来的还有两位印度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或许从走进洛阳城门的那一刻起，两位高僧就打消了内心的顾虑，认定这里就是他们漂泊半生的归宿之地。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得到了汉明帝极高的礼遇，被安排在负责招待国宾的鸿胪寺居住。

　　公元68年的一天清晨，洛阳的人们发现，西雍门外三里处正在大兴土木。原来，当汉明帝刘庄得知两位高僧并不只是想在中土做短暂停留，而是要常住洛阳传教弘法时，他决定在洛阳城西为高僧修建一处清修之所。从此，在中土大地，洛河之滨，中国的第一座佛寺诞生了——白马寺。“寺”字本来并不表示传播佛法的寺院，汉代时，三公住“府”九卿住“寺”。九卿即包括专为接待外宾的官——鸿胪，鸿胪所在地方也叫鸿胪寺。摄摩腾、竺法兰两个被安排住在鸿胪寺，专门给他们盖了一个庙，也就沿用了“寺”的叫法。“白马”之名的由来，最常见的是“白马驮经”说。据说在汉使迎得二位高僧返回中土时，佛经、佛像是由一匹白色骏马驮回的。刘庄不忘白马的驮经之功，故名之曰“白马寺”。其实，“白马”之名是一个颇值得玩味的概念。“白马”是佛教话语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符号。传说悉达多王子在逾城出家时，所乘坐骑就是一匹白马;一千余年后，当大唐高僧玄奘西去取经时，传说中骑的也是一匹白马。另一方面，“白马”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符号。公元前2世纪，刘邦杀白马盟誓;公元2、3世纪之交，建安才子曹植曾经写下了“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的诗句;甚至即使到了之后的公元12世纪，当南逃的北宋康王赵构行将落入紧紧追赶的女真骑兵之手时，据说又是一匹白马把他渡过了钱塘江……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在“白马”这一特定的符号上，找到了最初的交融点。这是不是也暗示了佛教文化和中国文化最初的融合?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切考证摄摩腾和竺法兰生卒的具体年代，他们到达洛阳后所译的佛经也大多失传了。然而，一部由四十二个短小段落所组成的《四十二章经》却一直流传了下来。据史料记载，《四十二章经》译成后收藏于兼有皇家图书馆和皇家档案馆功能的兰台石室的第十四间，这个细节说明了汉明帝刘庄对《四十二章经》十分珍视，同时也反映出佛教初传中土时主要是作为一种皇家秘学被接纳的。事实上，东汉时期虽然已经有修习佛学的中土贵族，但出家则是被当时的王法所严格禁止的。在摄摩腾和竺法兰之后，又有多位西方高僧来到白马寺译经。其中来自安息国的安世高和来自月氏国的支娄迦谶是最为著名也是最有成就的。在公元68年以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时间里，有一百九十二部，合三百九十五卷佛经在白马寺译出。白马寺东南两百米处有一座砖质佛塔——齐云塔，高三十五米，分十三层。今天人们看到的齐云塔是元代建筑，而东汉的齐云塔，据说有五百尺高。

　　齐云佛塔的修建，又有一段神奇故事。一天，刘庄驾临白马寺，会见摄摩腾和竺法兰。摄摩腾向刘庄问道:“在我们白马寺的东南方向，是一所什么建筑?”刘庄解释说:“很久以前，那里突然凸起一个大土包，有一丈多高，铲平了，不久又鼓起来，上面还有时泛出光芒，百姓很神奇，称之为‘圣冢’。从周代以来就时时向它祭祀祈福。”摄摩腾一听说道:“佛陀涅槃百年之后，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座舍利塔，想要把佛的舍利安放于天下各地，而中土有十九处。这种称作‘冢’的地方就是这十九处中的一处。”刘庄完全听呆了，马上与二僧一起前往，在他们到达“圣冢”的一瞬间，大土堆的顶上出现了个圆形光环，刘庄与二僧的身影俨然其中。刘庄惊呆了，下令在此处建立高塔一座，岌若岳峙，故名齐云塔。由于佛陀显圣，刘庄对佛像的兴趣大为提高，他命人在清凉台和洛阳城的开阳门上，都画上了精美的佛像。又过了一百多年，最迟在东汉末，佛陀的塑像也出现了。从此，大量修塑佛像和信众对佛像的顶礼膜拜，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和景观，于是中国佛教也有了所谓“像教”的称谓。公元250年，又有一位印度高僧来到白马寺，他叫昙柯迦罗。此时，中土的国号已经由东汉改成魏，而佛教，也从深宫走进了市井民间。在洛阳的街市上，昙柯迦罗亲眼目睹了中土人士对佛教的热诚。但同时，他也发现百姓们竟当街用牺牲祭祀佛祖，全然不知礼佛应有的仪轨。精通戒律的昙柯迦罗被这一幕深深触动了。此后，在白马寺，昙柯迦罗译出了第一部汉文佛教戒律《僧祗戒心》。同一时期，安息国僧人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了规范僧团组织生活的《昙无德羯磨》。至此，戒律和僧团组织章程都已齐备，一条中土有缘人出家持戒修行的道路铺就了。公元260年，一场受戒仪式在白马寺举行。这是一个注定要深深印刻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事件。这一天，朱士行依“羯磨法”登上戒坛，长跪于佛祖面前，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老传统被打破。白马寺诞生了中国汉地第一位正式受比丘戒的出家人。朱士行，受戒前就已在洛阳讲授般若学。由于深感前人的译本义理不全，就在受戒这一年，他发愿远涉流沙，西行求法。公元282年，朱士行终于在于阗求得梵文大本《般若》，由他的弟子带回中原，译成汉文《放光般若经》。而朱士行自己则在八十二岁时圆寂他乡，终生未能重回洛阳。朱士行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的经历象征着佛教从宫廷信仰延伸到了民间。佛家有“三宝”:佛陀是佛宝，佛所说的法是法宝，佛的出家弟子的团体是僧宝。佛经的大量翻译、佛陀造像的大量出现以及中土出家人团体的诞生，白马寺都见证了这“佛、法、僧”三宝在中土扎下的最初根基，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

　　大约在建寺后的一百二十年，劫难第一次降临到白马寺。公元190年，时值东汉末年，以袁绍为首的势力从北、东、南三面边直压洛阳。盘踞洛阳的董卓力不能拒，胁迫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为了断绝人们还回故园的念想，董卓下令把洛阳城周围二百里以内的宫室房室全部烧毁。白马寺连同洛阳这座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在经月不熄的大火中，不复存在。这只是开了个头，从公元2世纪末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分裂、动荡的时期。中原王朝衰微，这片以平原为主而缺乏天然屏障的自古繁华之地，注定要成为四战之地而饱受战火创痍。身处其中的白马寺并没有因为是佛门静地独善其身，而是成为这段历史的缩影和见证。公元310年，一位精神矍铄的西域僧人来到洛阳。他决定到洛阳来建寺传法，可此时的洛阳在前汉大军的围攻下岌岌可危。于是他只能藏身于草野之中以观时变。这个僧人就是佛图澄。传说他当时已近八十岁高龄。敦煌莫高窟初唐第323窟北壁的壁画中，有一位袒露上身、盘腿坐在竹林河畔的高僧，正两手拉出肠子放入水里清洗，这就是佛图澄。据传说，佛图澄左乳旁边有一个小洞，直通腹内，平日他常用棉花堵塞小洞;把棉花拔掉，洞中发出的光亮使满屋子灯火通明，他就借此光诵读经书;每逢到斋日，他就到河边，把肠子从洞口掏出来，放到河水中清洗，然后再装进腹中。后来佛图澄见到石勒，据说开头时也是露了一手神通而博得石勒的信服的。石勒建立后赵政权后，对佛图澄十分尊信，军政大事必咨而后行。佛图澄常用佛教教义劝导石氏施行“德化”，“勿暴虐”、“不害无辜”，并大力向民间传播佛教。佛图澄年轻时精通医术，练过瑜伽，出家后持戒谨严，据传他活了一百一十多岁。河北临漳居于太行山东麓，历史上曾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的都城。公元335年，已过百岁的佛图澄在这里遇到了前来参学的僧人道安。两人的年纪差出近八十岁，可是佛图澄却坚信自己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年轻僧人，日后必成大德。因为长得黑，初入佛门的道安受到歧视，只有佛图澄只眼独具。道安认为持戒只注重形式是片面的，为了众生的利益，戒律是可以有“开缘”的。这个见解让当时的中国佛教界非常吃惊。后来菩萨戒传到了中土，证明道安的见解正是秉承了大乘佛教的宗旨要义。他对般若学有精湛的研究，而当后来真正完备的般若经传至中土时，人们不得不赞叹道安对佛法的洞见。公元350年至公元365年间，在古代中国相当于今天河北、山西、河南、湖北的广大区域内，出现了一支规模并不算小的僧人队伍，在不停地迁徙以躲避战乱。他们衣衫褴褛，经常食不果腹，却纪律严整，每日修学不废，他们常常不得不躲入深山，却又不忘时时来到城邑村落传教布道。带领着这支僧人队伍辗转迁徙的，正是道安。十六年中，道安的队伍不但越走规模越大，还培养出了不少杰出的佛教人才。

　　时间推移到了公元6世纪的中叶(公元547年)。一本叫做《洛阳伽蓝记》的著作把我们的视线再一次拉回到洛阳，拉回到白马寺。书中记录:东汉时在白马寺译出的佛经当时还在寺中保留着，这些经函不时放射出亮光，照得堂宇透亮，僧人和信众时常膜拜。而白马寺前种植的石榴和葡萄全然与众不同，石榴一个重达七斤，葡萄有枣那么大，洛阳城中还流传着“白马甜榴，一实值牛”的民谚。可见白马寺的神奇传说，还在街头巷尾流传。少有名寺却多有高僧，这是十六国和北朝时期中国北方佛教发展的特征。少有名寺是因为战乱，而多有高僧一则是因为佛法东来的大势并没有中断，二则更是因为新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大多信奉佛教、尊崇佛教。佛教代表着一种更为先进的文化，对于加强这些政权对民众的统治也有大的益处。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中国古代历史又出现了第二个盛世隋唐，中国经历了三百五十多年的大分裂后终于又走向统一，佛教所起到的整合作用不能低估的。大概是由于感受到政治和心理的双重压力，当了女皇后的武则天并不喜欢待在长安，而是长年居住在东都洛阳。武周时期政治的一种重要特点是佛教和政治紧密结合，所以当时的洛阳呈现出空前的宗教热潮。公元685年，武则天下诏大修白马寺，这是历史上对白马寺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建。据史书记载，这次扩建的提议者是深受武则天宠幸的薛怀义。白马寺修好后，薛怀义经常住在寺中，他还挑选洛阳市民中膂力过人者剃度为僧。薛怀义主持下的白马寺，严格意义上说已不只是一所规模宏大的寺院，而成为一种政治势力的代表。唐代的洛阳城南望龙门，北依邙山，西至涧河，洛河横贯其间。现存的洛阳老城是明代洛阳城的一小部分，而明代洛阳城，又只是唐代洛阳城的一小部分。这种比例关系同样适用于白马寺，今天我们看到的白马寺，也只是唐代白马寺的一小部分。据说唐代的白马寺规模异常宏大，其山门几乎直抵洛河北岸，僧众三千多。佛寺在每天日落时要关山门，那时由于寺院太大，僧舍距山门过于遥远，因此在历史上留下了“跑马关山门”的说法。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经过武则天的大事营建和薛怀义的大力经营，此时的白马寺不啻已成为一座具有一定军事抵御能力的城池，据说回纥兵是在拽倒了山门后才攻入寺中大肆劫掠的。史书记录了当时的情境:“死伤者以万计，累旬火焰不熄。”唐代白马寺经过这场劫难流传至今的，只有清凉台西的这几个石柱础了。五代以降，历宋元而至明初，又有多位帝王下诏重修白马寺，但由于洛阳地区已不再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都无法恢复白马寺鼎盛时的规模与气象。公元1555年，又发生了一次对白马寺重要的修整。这次修整实在是有些微不足道，不过是个叫黄锦的司礼监太监光耀乡梓的个人行为。可这次修整奠定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白马寺的基本规模和格局。进入山门缘中轴线北行，依次呈现面前的是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和毗卢阁。佛门清静，造像庄严，当人们对佛像进行顶礼膜拜时，是否听懂了佛陀透过这一组组佛像，向世人讲述的佛教思想呢?白马驮经，佛法东来;祖庭沧桑，释源千载。白马寺见证了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和嬗变的历程。佛教为中华文明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并在中国历史近两千年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文明也以自己深厚而博大的文化滋养了佛教，不但使之大昌于东方震旦之国，而且把佛陀的思想和智慧传遍亚洲。

　　玄奘

　　玄奘倘若“超越”存在于时间中，它大概意味着永恒;存在于空间中，意味着自由;存在于文化和宗教中，便意味着包容。倘若一个人能使“超越”同时存在于这三个范围内，那么中国唐朝僧人玄奘则当之无愧。玄奘生于公元600年;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前往印度取经;公元645年携带六百五十七部经书回到长安;公元664年2月5日圆寂。玄奘在生命最后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努力翻译着从印度带回的佛教经典，而西行时所染的冷病一直折磨着他。玄奘一生共译经论七十五部，总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他圆寂后，大唐皇帝唐高宗失声痛哭:“朕失国宝。”出葬那天，赶来为玄奘送行的人数达到一百多万。西安，当时是唐朝国都，时名长安。如今西安的历史痕迹已模糊不堪，历史似乎更多存留在了书本上。那应是个繁华如梦的时代，美国汉学家爱德华?谢弗在他研究唐朝外来文明的著作《撒马尔罕的金桃》中写道:“中世纪时，唐朝在整个亚洲地区声明显赫，而在远东地区，唐朝的声威至今还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唐朝统治的万花筒般的三个世纪中，几乎亚洲的每个国家都有人曾经进入过唐朝这片神奇的土地。”唐朝开创初期，骁勇善战的唐太宗用十几年的时间迅速地征服了东突厥、西突厥和西域等地区，疆土的扩展，边疆军镇的设立，使唐朝本土以外的人和物品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这片乐土。长安，当之无愧地成为了那个世界的大都会，各地的商人、传教者和冒险家纷拥而至，各国进贡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令人吃惊的开放程度使宫廷里可以看到突厥人、日本人、印度人，还有作为画匠、乐师的胡人，多种文化美好地汇集此地，彼此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唐朝也是印度文化大量侵入的时期，伴随着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的涌入，佛教哲学在这时已经渗透到了唐朝的上流社会生活中。这就是玄奘生活的时代，充满了开放和包容精神。这位高僧一生熠熠生辉的事业，无疑渗透了那个时代惊人的力量。公元645年正月二十五日，玄奘回到长安，标志着他朝圣之旅的结束，针对这次史诗般的西行，除了佛教徒们的崇敬，普通百姓更多的是好奇与艳羡。当时追求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不仅在宫廷，也在一般城市居民阶层中广泛流传，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正悄然开启。玄奘的归来在热闹的长安城引起了巨大轰动，人们迫切地想知道一个花了十七年时间，行程五万里，从遥远的印度归来的和尚带来了什么?玄奘回到长安那天，朱雀大街如同欢庆盛大节日一般的沸腾，几百座寺院的僧尼们将幡帐、幢盖、宝案、宝舆排列在一百五十五米宽的街道两旁，穿戴整齐站在路边以示虔诚，长安城的百姓、官员、外来旅行者倾城而出，涌到从朱雀门到弘福寺几十里的道路两侧瞻仰这位高僧的风采，官府派人在车仗前飞马传令。二十匹马拉着玄奘带回的六百五十七部经书、佛陀舍利和七尊佛像。玄奘载誉而归，他是公元3世纪以来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人中幸运的一个，大多数梦想着取回真经的僧人死在了艰辛的路途。此刻带着印度圣地光芒的玄奘在僧侣们眼中成了佛陀的化身，而他勇敢地战胜茫茫荒野、风暴雨雪、“妖魔鬼怪”，最终完成漫长旅行的壮举，则在普通人心中增添了无尽的神秘色彩。玄奘西行几个世纪之后，根据他的旅程虚构的小说《西游记》诞生了，唐三藏的名字也以这种奇特的方式被更广泛地传播，并流传至今。在很多人心中，那个唐朝的大和尚玄奘，就是小说中带着三个奇形怪状徒弟、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完成西天取经任务的唐僧。历史中真实的玄奘孤单而执着。当玄奘放弃隐居修行，选择生死未卜的西行之路，后又放弃印度已得到的显赫地位、崇高荣誉，选择回国译经、弘法，他的生命就注定走上了与平常人、平常的僧人，甚至他自己原本的愿望都完全不同的道路。出发时曾经面临的困境和西行途中的经历使玄奘学到了“不依国主，佛法难兴”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他刚到长安就马不停蹄地赶往洛阳的原因，他希望能尽快开始译经。要把六百五十七部经书翻译出来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他需要政府的支持，实际上就是唐太宗的支持。唐太宗此时正全力以赴地准备东征高丽。公元620年，身为秦王的他率军攻打洛阳王世充时，少林寺的僧人们曾为他立下汗马功劳。而他本人并不看重佛教，认为佛教思想无益于天下，但唐太宗也深知，佛教已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从巩固政权的时期开始，他就采取了让在中国本土诞生的道教与外来的佛教并容，并以儒家思想为本的政策。另外，作为一名政治家，为了更好地统治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唐太宗掩盖了鲜卑族的出身，称道教创始人李耳是李家王朝的祖先，这就使唐太宗顺理成章地将道教的地位摆在了佛教的前面。

　　在福建泉州开元寺，一座南宋年间修建的石塔内有座有趣的雕塑，向我们呈现了自印度回国后的玄奘拜谒梁武帝的场面。梁武帝手中所持的《般若心经》，无疑是玄奘献给他的，梁武帝是南朝时一个小国——梁朝的开国皇帝，生活在公元6世纪前半叶，把这两个相隔百年的人同塑在一面墙壁上，并使他们相向而立，企图给世人造成他们属于同一时代的印象，这种做法确实令人费解。梁武帝生前热衷于佛教，曾经放弃帝王宝座为信仰而“舍身”，从而加剧了王朝的倾亡。鉴于开始时唐太宗对佛教漠不关心的态度，人们大概认为玄奘带回的经典与其送给他，倒不如送给梁武帝更为合适。这座雕塑讲述的只是一个“天方夜谭”，却生动地向我们暗示了玄奘将要面临的境况。西行时玄奘非凡的外交天赋，曾经帮助他赢得了西突厥叶户可汗和印度戒日王的推崇，他们为他完成西行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玄奘令人折服的智慧在与唐太宗见面时再次显现，本来短暂的礼节性召见却持续了整整一天。两人间试探着你来我往。唐太宗先示以威，再布以恩，玄奘巧妙回答了他对出发时情况表示的疑问，又详细讲述了西行的经过，并把取经的顺利完成归功于太宗的声名远播，这样的赞美让太宗动了心。玄奘传记中详细地记叙了这次戏剧性的会面，可以看到玄奘对当时的政治法律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敏感。玄奘的徒弟彦悰对他师傅的机警善辞有过这样的称赞:“法师才兼内外，临机酬答，其辩洽如是，难哉!”玄奘的言谈举止也让太宗马上意识到，面前站着的绝非一个普通的僧人，而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了不起的人。任人唯贤的太宗劝玄奘还俗做官，甚至还想带玄奘随军出征，玄奘婉言谢绝，表示要“毕身行道，以报国恩”。出于政治的考虑，太宗终于向玄奘退让了，对译经他同意予以支持，但是拒绝了玄奘要到少林寺译经的请求，而将译场设在长安的皇家寺院弘福寺。也许是因为少林寺声名显赫，并且在太宗夺取政权时发挥了特殊作用，一座具有革命精神和号召力的寺院，加上一名佛教界的精神领袖，不能不让唐太宗心怀忌惮。洛阳会面的另一个成果是《大唐西域记》。依照唐太宗的敕命，玄奘让弟子辩机执笔，根据他西行旅途的笔记汇集整理完成了《大唐西域记》。这部当时唐太宗出于政治、军事及外交上的考量，要求完成的参考书，内容远不及玄奘的原始笔记来的丰富，至少，一些他出发时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因为后来被唐朝征服而没有被选在其中。有幸保存流传到了20世纪的《大唐西域记》，其中的内容和价值已足以令人震惊。书中对中亚和印度各地地理人文状况的精确记载，让人看到了玄奘的严谨作风，如同一张现实世界中的寻宝图，为考古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一千三百年后，英国考古学者和印度学者一道，手持英译本《大唐西域记》，在古老的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陆续发掘出鹿野苑、菩提伽耶、阿旃陀寺等众多佛教圣地和数不清的古迹。而在世界文化史、宗教史中，它同样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怎么样夸大玄奘的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他是唯一的亮光。”这是英国历史学家史密斯对玄奘的评价。印度人谈论玄奘，就像谈论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玄奘的大名一再出现在印度古代史的课文中，在印度许多寺院的壁画上玄奘已被描绘成一个半神的人物，他脚穿草鞋，手拿筷子，腾驾在彩云之上。《大唐西域记》和稍后慧立所著传记中描述的佛国盛况，在唐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玄奘作为一个光辉的典范，激发了许多人对印度的浓厚兴趣，在当时一度掀起了印度热。在玄奘回来之后的四十年里，到印度朝圣的中国僧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不少人半路遇难，未竟誓言，一些人酷爱印度，最后留在那里，那些凯旋归来的则受到英雄般的礼遇。这样的狂热持续了至少三百年。《大唐西域记》虽然得到唐太宗的赞赏，却没能改变他对佛教根深蒂固的看法，这是一个难以被左右的人。为了使新译佛经便于流通，公元646年7月13日，玄奘上表，请太宗为新译经文作序。太宗拒绝，他知道，作为皇帝，这样的序文意味着对佛教地位的承认。当然这一点正是玄奘希望的，他一再恳请，太宗虽然表面应允，却迟迟不见下文。敏锐的玄奘对太宗的心机一目了然，他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改变皇室对待佛教的态度上来。这是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公元648年5月至9月，一个漫长的夏天。玄奘翻译完一百卷的《瑜珈师地论》，他一直等待的时刻来到了。玉华宫清凉的空气让唐太宗的心情格外舒畅，胸有成竹的玄奘看起来风尘仆仆、谦逊有嘉。两人相谈甚欢，气氛异常融洽。太宗问及译经之事，有备而来的玄奘提到刚刚译完的《瑜珈师地论》，并把精心挑选的内容讲解给太宗听。那是一段分析君王在治理国家中的过失与功德的经文，它与太宗的经验如此的契合，太宗开始对佛教刮目相看了。待他把有关的章节阅读完毕，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朕观佛经，譬犹瞻天望海，莫测高深。其儒道九流比之，犹汀滢之池方溟渤耳。而世云三教齐致，此妄谈也。”太宗终于答应了玄奘的请求，为所译经文作序，并在序文中称佛教为“圣教”。一切开始变得顺利起来，当时跟随在太宗身边的太子李治——后来的唐高宗，也随即附序。两篇序言一出，长安城的王公、贵族纷纷开始亲近佛法，佛教仿佛一夜间盛行起来。

　　不久，太宗又在玄奘的提议下，在全国范围内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余名，佛教从此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怎样的夏天，香炉边白烟缭绕，诵经声连绵不绝，滚烫的空气里香火弥漫。正当玄奘忙碌不堪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辩机，那个年轻才俊的和尚，《大唐西域记》的撰写者，玄奘的得意弟子，因为与高阳公主的私情暴露，被太宗处以极刑——腰斩。人们从如此残酷的处决方式中，看到太宗非同一般的愤怒。我们猜测，也许这愤怒当中隐藏着，太宗对玄奘拒绝还俗的耿耿于怀。玄奘与唐太宗的关系，始终让人琢磨不透。史料的记载告诉我们，太宗生命中最后的日子是在玄奘的陪伴下度过的。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这段时间里，他几乎与玄奘形影不离，他们常常促膝谈心。死于战争的千万个亡灵，杀兄篡位的“玄武之变”都化做噩梦缠绕，令太宗恐惧懊悔。玄奘与太宗交谈的内容我们无从了解，可以肯定的是玄奘用佛陀的教诲，减轻了太宗心中的痛苦，以至于太宗总是拉着玄奘的衣袖感叹道:“朕共师相逢晚，不得广兴佛事。”翠微宫位于终南山的太合谷，始建于隋文帝时，是离京城最近的行宫。唐贞观十年废，贞观二十一年重修，是唐太宗避暑养病的离宫，唐太宗的生命就在这里结束。玄奘要在这一天把《般若心经》翻译出来。这部曾经使他从死亡沙漠奇迹般逃生的短小经文，最初是一位他救过的病僧作为回报口授给他的。全文共两百六十个字，太宗的病情急转之下，他希望这段神奇的经文能像帮助自己一样，帮助太宗度过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刻。然而两天之后，太宗终于没能抵挡病魔的侵蚀，他的生命结束了。这段复杂而奇特的友谊也结束了。太宗去世，太子李治继位，称为唐高宗。唐高宗生性缺乏主张，远不如他的父亲英明。高宗继位，玄奘没有停下脚步，为了保持佛教刚刚取得的地位，他继续努力着。他了解高宗，这位温和平庸的年轻皇帝，一定会延续父亲对佛教的态度，而且他确信只要自己持续地努力，佛教的前景会更加光明。在外人看来，玄奘与皇室的关系比以往愈发亲密了。公元656年正月，黄门侍郎薛元超、中书侍郎李义府来慈恩寺行香，玄奘请二公向高宗汇报，请派大臣参与译经润色工作，并请求高宗为寺院撰文建碑。高宗一一允诺。四月，高宗亲自撰文书写的石碑制成，玄奘率僧尼到芳林门远迎。官府组织了庞大的送碑仪式，长安百万余人前来观看。高宗登上安福楼看到这样的场面，高兴异常。碑立在寺中，观者日数千人，玄奘再一次制造出了抬高佛教的轰动效应。

　　半年后，皇后武则天难产，祈求佛教佑护，提出所生孩子将皈依三宝，届时请玄奘为孩子授戒。玄奘启奏她必定平安，会顺利生下一个男婴。男婴生下后，皇室没有违背许下的承诺，由玄奘收为徒儿，玄奘为他起名佛光子。从此佛教在皇室中有了代理人，这就是后来的唐中宗。他虽然并未正式出家，但当上皇帝后，崇尚佛教，“造寺不止”，“度人不休”，可见玄奘的良苦用心。在与皇室的交往中，玄奘除了不断争取对译经的支持之外，还一直在试图影响唐朝的宗教政策，但是这种影响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效果。虽然唐高宗在玄奘的一再陈奏之下，废除了当时以世俗法律制裁僧人的规定，但是调整佛道次序的问题始终搁浅下来。太宗没有解决的事，高宗是不会轻易插手的。当初玄奘向唐太宗提出要在少林寺译经时没有被允准，十二年后他向高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再次被拒绝。在高宗看来，玄奘越是表现出志在出世、成就事业的宗教品格，愈是令人放心不下。此时的玄奘是位名振五印、誉满华夏，一旦入山修禅，三学齐备而四众归信，必然成为事实上的法门领袖。而将其困于京城内宫、皇家寺院，以译事相牵，以杂事相扰，以公卿与之交接，使其既无修定的余暇，又无行动的自由，法门领袖自然就徒有其名。归隐少林成为玄奘终生没有实现的愿望。少林寺的翻译堂，玄奘仰慕已久，公元508年北魏宣武帝时，北印度高僧菩提流支和中印度高僧勒拿摩提，曾经联手在那里翻译出了《十地经论》，这样的翻译盛事一直是玄奘企图效仿的榜样。另外，当西行时染上的冷病越来越频繁地侵蚀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玄奘想去少林寺的愿望就更加强烈。那里距离他的出生地仅十二公里，在生命进入晚年时，除了译经之外，他大概还希望进一步修习禅观，并“以此送终”，这个遗憾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玄奘归来后的十九年里，几乎一半以上的时间都不得不周旋于宫廷之间，陪伴在皇室左右，但对玄奘来说，译经始终是压在心上的头等大事。十九年里，玄奘只有两个四年的时间用于专心译经。一个是在太宗去世后的四年，一个是自己生命的最后四年。八年的时间毕竟太有限，《慈恩传》中描述玄奘在慈恩寺四年的译经生活时这样写道:他“无弃寸阴，每日自立课程，若白天有事，务必兼夜完成。三更才眠，五更复起”。玄奘在长安的译场有四处，它们先后是弘福寺译场、慈恩寺译场、西明寺译场和玉华寺译场，其中慈恩寺译场最为有名，也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公元648年，当时身为太子的李治，为了追念十二年前去世的母亲长孙皇后，特意下令建寺。同年12月，寺院落成，太宗亲临现场，并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太子礼请玄奘任上座，同时将译场迁至这里。这座由皇室改建的寺院，占地将近27万平方米，规模宏大，建筑雄伟。今天的慈恩寺是原来建筑的一个院落——西塔院，占地面积仅相当于当年整个寺院的九分之一。

　　玄奘在慈恩寺的译经工作长达四年(公元649—653年)，他的译经班子在今天看来令人羡慕，从全国精心挑选的二十三名僧人组成了强大的阵容，玄奘担任译主。他以非凡的领导力和绝对的权威性，统领着这些当时佛教界的精英们。中国的翻译事业，经历了东汉到西晋的草创阶段，东晋到隋末的“旧译”时期，至此进入了玄奘开创的“新译”时代。在中国佛教史上曾有四大翻译家，他们是具有印度血统的龟兹人鸠摩罗什(公元344—409年?)，印度人真谛(公元500?—569年)，玄奘和锡兰人不空(公元705—774年)，大约每隔百年才出现的这些翻译家中，汉人只有玄奘。在译经的过程中，始终有一件事情让玄奘牵挂，寺里的经籍箱堆箧叠，而人的肉身终归毁坏。唯有薪火相续，找到可以继承自己的弟子，才能使弘扬佛法的事业不至一旦而废。古代的译场本身也是学校，玄奘白天主持翻译，晚上就为弟子们讲授当天新译的经典。玄奘在印度所学的微言大义，就通过这种方式流传。玄奘的弟子中名传后世的人很多，除了窥基之外，玄奘的弟子中还有撰写《慈恩传》的彦琮、慧立，新罗僧人圆测，回国后开创日本法相宗的道昭……为了保存从印度带回的经像，公元652年，玄奘向唐高宗请求在大慈恩寺内建塔，获得批准，敕令建砖塔。为了慈恩塔的早日建成，玄奘日夜操劳。开工那天，还亲自挑砖，参加建塔劳动。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四角五层的慈恩塔终于落成了，这就是今天大雁塔的前身。玄奘把带回的经典及佛舍利一万多粒，全部奉纳于此。值得一提的是，塔门两侧的砖龛内分别镶嵌着唐太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唐高宗撰《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碑。序言就是玄奘在译完《瑜珈师地论》后，恳请唐太宗撰写的，太子李治也随即附序。佛塔奠基那天，玄奘把两块刻有序言的石碑砌在墙上，希望它们能成为镇塔之宝。历史证明了玄奘的远见卓识。公元842年，唐武宗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疯狂的灭佛运动，他拆毁了四万四千六百多座寺庙和佛塔，却始终没有敢拆存放有他祖宗碑文的庙和塔。大雁塔躲过了这次以及后来的历次劫难。玉华宫肃成院的遗址上，这里就是玄奘生命中最后四年生活、居住的地方。公元659年，为了翻译六百卷的《大般若经》，玄奘上奏高宗，希望把译场移至离京城远些的玉华寺。高宗终于恩准，玄奘可以全心全意地译经了。六十岁的玄奘，带领“玄门四神足”在内的一批高僧，远行两百多里来到玉华山，满怀报负。看到深秋的玉华山依然景色秀丽，他深信:“这里就是阎浮兜率天!”生命中的最后四年，在这样的心情下开始了。

　　公元663年10月，在译完《大般若经》六百卷后，玄奘忽然感到体力不支。也许是预感生命将尽，玄奘停止了译经，开始终日诵经。他对自己的下葬也交代得很清楚:用草席包裹，置于山涧僻静处，勿近宫寺。玄奘也为自己的来世做着准备，向立在寺院周围的佛像作最后的告别;让人把他翻译的所有经书、请来的佛像、帮助过的穷人和指导过的信徒都一一列了清单;还请人专门做了一尊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的塑像，放在自己的床前。正月初九，玄奘在肃成院过一小渠时，不慎跌倒，小腿受伤，被门人抬回卧室。这个小渠玄奘不知走过多少次，那一瞬间，他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到13日，他一卧不起，沉沉昏睡，偶有谵语。正月23日，昏迷十天的玄奘忽然醒来，向玉华僧众及同来的译经大德、弟子、卫士一一作了临终前的欢喜告别。2月4日，玄奘合掌良久，之后右手撑头，左手放在左腿上，舒展两腿，右向侧卧，与释迦涅磐姿势相同，并以这个姿势持续五日五夜。他的弟子悄声问:“和尚决定得生为弥勒菩萨否?”“得生!”玄奘回答，之后呼吸渐趋微弱，不久气绝。2月9日当高宗接到玄奘圆寂的报告时不禁泣道“朕失国宝!”敕命以官费安葬玄奘。3月，玄奘弟子按照遗嘱，用草席作成灵车把玄奘带回长安，安置在大慈恩寺译经院。每日有成百上千他的弟子和长安市民泪流满面地来向他告别。4月14日，玄奘被安葬在白鹿原，那一天赶来送葬的有一百多万人，三万人为他守墓三天三夜。玄奘灵塔的左右两侧，分别是他的两位高足窥基和圆测的墓塔，师徒三人一如从前，相互陪伴，相互聆听，令身处此地的人都会油然而生出一份感动。过去的一千多年里，兴教寺几次遭毁，舍利塔也在农民起义中被挖掘，玄奘的遗骨多次转移。迄今为止，确切的埋葬地点已经无法考证。我们知道的是，他的顶骨于北宋年间被移至南京。公元1942年被占领南京的日军发现，公元1944年将一部分带往日本。目前，玄奘的顶骨舍利分散在南京、西安、成都、台湾、日本和印度，这是除佛陀之外分布最广的舍利。在终南山紫阁峪有一座无名塔，根据史料的记载，人们怀疑玄奘的部分遗骨很有可能被埋在这里。崎岖的山路把人带到杂草丛生的山顶，这里一片荒凉，各种昆虫的叫声不绝于耳，静静的草叶在风中自由地舞动，隆隆的水声就在不远处的山谷里，仿佛冥冥中应验了玄奘的遗愿，“我死之后，请用草席包裹，置于山涧僻静处，勿近宫寺，不净之身尽量屏远”……

　　灵隐寺

　　灵隐寺灵隐寺，又名云林禅寺，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西北，飞来峰与北高峰之间，两峰挟峙，林木耸秀。建寺一千六百多年来，虽多历兴废，但法脉苍盛，大德辈出，为江南第一名刹。史载东汉明帝遣使往西域求法，使者在西行途中遇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二人，迎归洛阳，建白马寺。摄摩腾、竺法兰二僧在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杭州的飞来峰，相传也和《四十二章经》一样，来自遥远的古印度，而且比《四十二章经》来得更早，也更神奇。公元328年，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僧人到中国的两百多年后，印度和尚慧理云游到杭州，他认出此山是印度的灵鹫山的一峰，不知道什么时候飞到中国南方，他由此推测此地有仙灵隐藏。为印证此峰确为天竺飞来，慧理告诉当地的人们说，这山峰之中一向有黑白二猿修炼，也应该一起飞到这里了，试一呼唤，果然有一黑一白两只猿猴从洞中跳出。慧理后来在飞来峰下建了寺，寺名灵隐，取“仙灵所隐”之意。慧理和尚主持修建灵隐寺后，终生在中国传播佛法，并埋骨于此，再也没有回到印度，他的灵骨就供奉在灵隐寺旁的这座理公塔内。用今天的眼光检视，飞来峰在地质构造上属石灰岩，确与周围由砂岩构成的群山不同。在佛教人士看来，这座山从印度飞到中国并非没有缘故，早在释迦牟尼在灵鹫山下讲法时，就曾预测东方的土地上今后将大兴佛法，此峰也许听了佛祖的教诲，自己先遣飞来以待。灵隐寺建成之后，果然不负其“仙灵所隐”的名字。慧理后，有永明延寿、延珊明教、雪窦大慧、瞎堂慧远、具德弘礼等高僧住持开宗判教，广宏法义;有智一、道济等奇僧大德外示异象，内修梵行。从而使灵隐寺声名日隆，法脉渐广，逐步成为杭州佛教的发祥地，对两浙佛教的传播也起着先导作用，“东南佛国”由此而开。灵隐寺初创之际为东晋咸和年间，其时佛法初兴，僧众稀少，香火寂寥。直到南北朝时，梁武帝萧衍赐田扩建，才初具规模，香火逐渐旺盛。隋文帝仁寿二年，隋文帝派慧诞法师来杭州弘扬佛法，慧诞法师在灵隐寺前飞来峰与莲花峰间栈道修建了神尼舍利塔。到了唐代，灵隐寺已经形成规模。茶圣陆羽的《灵隐寺记》载:“晋宋已降，贤能迭居……修廊重复，潜奔潜玉之泉;飞阁岩晓，下映垂珠之树。”可见当时灵隐寺规模宏大，高僧云集，声誉可与西部的名寺“洛阳伽蓝”，即白马寺相媲美。唐长庆时，灵隐寺僧道峰专修“华严宗”，信徒甚众。据白居易《华严经社石记》载，道峰在龙兴寺开讲《华严经》时，听众达数千人之多，盛况空前。会昌五年，唐武宗下诏排佛禁佛，史称“会昌法难”。各地的寺院毁坏殆尽，全国有二十六万僧尼被强令还俗。灵隐寺同样在劫难逃，寺毁僧散，钟寂烟灭，杂草丛生，成了虫鸟盘桓之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荒败景象。后来虽经修缮，但毕竟元气大伤，一时无法恢复旧观。

　　公元960年，吴越王钱弘俶崇信佛教，请延寿禅师重兴灵隐寺。这个延寿禅师，是余杭人士，为净土宗六祖，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延寿禅师苦心经营，设计新的寺院布局，除了完成山门、大殿等的重建，还拓建了五百余间僧房。后来，吴越忠懿王钱弘俶在延寿禅师所建的灵隐寺基础上，扩建灵隐寺为九楼、十八阁、七十二殿，屋宇一千三百余间，常住僧侣三千余人，恢复了灵隐寺原有的规模与盛况。当时佛教宗派林立，延寿禅师凭着深厚的佛学功底，将各派教义集中梳理，编著了百卷的《宗镜录》。当时的高丽国王读了《宗镜录》后，大为钦慕，特派僧侣三十六名前来向延寿禅师学法，并以国王的身份向延寿禅师行弟子之礼。除编著《宗镜录》外，延寿禅师还著有《万善同归集》、《唯心诀》、《禅净四料简》等，阐发他的观点和领悟，对当时和后世佛教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一代，皇室对灵隐寺非常重视，宋真宗曾赐名“景德灵隐禅寺”，仁宗天圣二年，章懿太后赐脂粉钱九千五十四贯给灵隐寺，作为修茸寺庙之用，后又因灵隐寺斋僧施粥的需要，将良田一万三千多亩赐与灵隐寺作为庙产。庆历年间，灵隐寺住持契嵩和尚撰《原教论》，针对当时一些尊儒排佛的思潮，以佛教的“五戒”、“十善”会通儒家的“五常”，强调佛儒两家都以“教人为善”为宗旨，宋仁宗赐契嵩“明教大师”的称号。自此，灵隐寺名闻遐迩，灵隐寺成为天下禅宗圣地。苏轼任杭州知事时，常到灵隐寺休闲赋诗，不但将白居易所书“冷泉”两字之后补上一个“亭”字，还写了许多有关灵隐寺的诗句，其中《留题灵隐寺方丈》一诗，描绘了当时灵隐寺晨钟暮鼓、香火鼎盛的寺庙盛况: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乔木百丈苍髯须，扰扰下笔柳与蒲。高堂会食罗千夫，撞钟击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绝胜絮被缝海图。南宋迁都杭州，高宗和孝宗时常到灵隐寺进香。宋孝宗赐给当时著名的禅师慧远“瞎堂禅师”的名号，改法堂名为“直指堂”。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济公”——道济和尚，就是瞎堂慧远禅师的弟子。济公不但是妇孺皆知的侠僧，也是灵隐寺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神僧。道济和尚十五岁在灵隐寺皈依瞎堂禅师慧远和尚出家，却成日疯疯癫癫，时而面壁静坐，时而同一班顽童戏耍，时而济困扶危，惩治强梁，时而呼朋引伴喝得大醉。灵隐寺的僧众见道济不守清规，纷纷告到慧远和尚处，请求和尚清理门户。岂知老和尚批下十个大字:“佛门广大，岂不容一癫僧!”自此，“癫僧道济”之名，不胫而传，久之简称“济癫”。

　　道济常带三分癫意，行侠仗义，于游戏里显神通，从嬉笑中透真谛。道济的生活始终离不开酒肉，总是不醉不归。但是癫癫醉醉的道济，仿佛进入游戏三昧，屡次借神通替人消灾解厄，扶弱济贫，也因此结交了许多达官显贵。后来净慈寺不慎毁于火灾，就全仰赖道济的神通募化，感得皇后应梦布施，连同建寺用的四川圆木，竟也神奇地由古井涌出，时人无不称奇，把道济称为济公活佛。至今，西湖净慈寺的运木古井犹在。宋嘉定二年，道济预知大时将至，沐浴更衣，端坐而化。火化时，舍利如雨，供奉于虎跑寺。一代活佛，就此辞世。一生任性逍遥、游戏人生的济公活佛，注重修心，不拘形式，放浪形骸，他所彰显的是一种自然天真、随缘入世的度化精神。八百多年来，济公传说已成为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的素材。同时，济公传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深刻在民众心里。“醉傲疯癫卒未休，杖头明月冠南洲。转身移步谁能解?雪覆芦花十二楼。”这是道济留下的一首“自赞”诗。作为一个禅者，转身移步之中皆有道不尽的禅意，谁能够理解酒醉疯癫背后的真谛呢?《疯僧扫秦》是京剧、豫剧等很多剧种共有的名段，故事取自《说岳全传》，剧中的疯僧就是灵隐寺的烧饭和尚。传说在听闻秦桧谋杀岳飞父子后，疯僧愤然在灵隐寺墙上写下一首诗，其中两句为“东窗密计胜连环，痛杀老僧心胆寒。”一日秦桧到寺内烧香，见此诗揭露了他夫妻二人东窗密谋、假传圣旨、陷害忠良的事情，很是惊慌，马上令人将写诗的和尚唤来查问，见疯僧外形丑陋，便呵斥道:“如此衣着肮脏，见我有失礼节!”疯僧却冷笑道:“我外形虽丑陋，内心却皎洁。有人虽道貌岸然，却心存奸诈。”秦桧又问:“你拿只吹火筒怎么没洞呢?”疯僧答道:“不能有洞，有洞就要私通番邦!”秦桧大为光火，怒斥:“你拿的扫帚还是新的，没扫过地，是个懒和尚。”疯僧答道:“我的扫帚，不是扫地的，是要扫尽奸臣的!”说着便举起扫帚对准秦桧横扫过来，秦桧顿时吓昏过去。待他惊魂稍定，疯僧已不知去向。后人敬仰疯僧羞辱权奸的胆识和痛斥国贼的凛然正气，塑像供养。南宋一代，烧饭和尚和道济这一疯一癫两位奇僧，可亲可敬，为灵隐寺这座千古名刹平添了几许侠肝义胆。元顺帝至正三年、十九年，灵隐寺两次毁于兵火，损失惨重，灵隐寺的衰落于元代初露端倪。明代，灵隐寺多次毁于火灾，除大殿、直指堂等幸免于难外，其余殿堂都经历多次重建，到明末清初，灵隐寺已呈现“苔寮藓壁”的破败惨状。

　　面对满寺零落残败、风雨飘摇的凄凉景象，当时的住持豁堂禅师自知难以使灵隐寺起死回生，便请在扬州弘法的好友具德和尚来住持灵隐，重兴这座千年古刹。具德和尚法名弘礼，是三峰法藏法师的嫡嗣，临济宗三十二世，不管到哪儿开堂说法，均受到僧众信徒的欢迎。修造灵隐寺需耗银百万两，具德和尚立志重建，多方募集资金，用了十八年时间，终于使灵隐寺面貌焕然一新。灵隐寺大雄宝殿上梁之日，前来观看的人达十多万之众。具德和尚修复后的灵隐寺规模非常之大，共建成“七殿”“十二堂”“四阁”“三楼”“三轩”，还建有“五百罗汉殿”共五十四间。同时，寺里寺外，广植树林，称为“玉树林”。新的灵隐寺“法席一新，建置甚盛”，时誉“东南之冠”。具德和尚是一个改革家，他十八年努力使灵隐寺的积弊尽除，禅风重振。灵隐大殿落成后的一天早晨，载堂禅师听到屋顶上劈啪有声，出门一看，有桂子从天落下，圆圆得像蓖麻子一般大小。寺里的方丈与一些僧人都去拾取，送给具德和尚看。具德和尚说:“这是月中桂子，我已看到过两次了。”据《灵隐寺志》记载，唐天宝年间就曾经从天上落过桂子，唐骆宾王的《灵隐寺》诗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诗句。宋天圣年间八月的初一、十五两夜，寺宇殿堂左右，天降桂子，大小如豆，像珠子一般圆滑，有黄白黑三种颜色。寺里的僧人取来种在林下，刚满月，就长出了一寸长的树苗。每次月中桂子落下来必有好兆头。具德和尚重兴灵隐的十七年中，就见过三次。清代皇帝康熙、乾隆多次来到灵隐寺，留下多篇记游诗文。康熙皇帝还改寺名为“云林禅寺”。嘉庆二十一年，灵隐寺毁于火，朝廷特赐帑金一万两重修。清咸丰十年，太平军入杭州，大多寺宇被毁，灵隐寺仅存天王殿与罗汉堂，之后多次整修，逐步恢复原貌。直到公元1936年冬，罗汉堂再次失火被毁，前代所遗之物，仅存天王殿中的木刻韦驮像。公元1937年，日本侵略军进入杭州，灵隐收容难民五六百人，嘈杂无序，再次毁于火灾。公元1949年之后，人民政府于公元1952年拨款修复灵隐寺，公元1975年后，又多次进行全面整修，终于使这座千年古刹焕然一新。灵隐自创建以来，高僧云集，人文荟萃，儒释交融，谈禅论道，一吟一咏早己蔚然成为文化大观。文人雅士纷至沓来，与僧侣结成方外之交。身处尘世久了，身心疲惫，偶尔到寺院走一走，便会像白居易说的那样“我来恍入金天界，三仗蒸炎半点无”。这里有著名的冷泉亭，白居易曾留下一篇《冷泉亭记》。春夏之交，正如白居易所写的那样:“草薰薰，木欣欣，畅人血气，起人心情。”宋戴复古也有“生无适俗韵，老欲结僧缘”之句，颇能道明世俗中人暂避尘世之想与偶得清静之望。从五代至宋、元年间，人们陆续在飞来峰的石洞中刻凿佛像，留下石刻造像三百三十余尊，使飞来峰成为我国南方古代古窟艺术重要地区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那喜笑颜开、袒腹露胸的弥勒佛。这是飞来峰石窟中最大的造像，为宋代造像艺术的代表作。巍巍殿宇，森森古木，伴随着一批珍贵文物古迹。天王殿前左右各有石经幢一座，两经幢都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建，时大宋开宝二年已巳岁闰五月》题记。大雄宝殿前月台两侧各有一座八角九层仿木结构石塔，塔高逾七米，塔身每面雕刻精美，经古建筑专家梁思成生前考定，两石塔也是吴越末年雕造的。灵隐寺珍藏的佛教文物，有古代贝叶写经、东魏镏金佛像、明董其昌写本《金刚经》、清雍正木刻本龙藏等，都弥足珍贵。和世间万物一样，灵隐寺也经历着生生世世的轮回。从慧理禅师开山至今，灵隐寺已有一千六百七十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灵隐寺曾遭遇十数次兵火之毁，但一再获得新生，屡毁屡建，法脉顽强。今天的灵隐寺，从如源头活水，将佛法传遍了中国大地。

　　法门寺

　　法门寺1987年，位于陕西省扶风县城北十公里处的法门寺发现了一座隐秘的地下宫殿，这时距古塔的倒塌已有六年。考古队员们小心地走了进去，第一道门上有一把锁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的铅锁，这个地宫也沉睡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考古队员踩下去的土地松动了，出来一股奇异的香气，里面层层无尽的文物一点点露了出来。当时太阳直射，正是十一点左右，一千多年的湿气和金银器交汇相应，看上去是个金色的世界。佛祖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面世了。在法门寺地宫与稀世珍宝一起出土的还有两块石碑，一块是记录地宫两千四百九十九件文物的清单。另一块志文碑，记录的是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出自一千多年前一位唐代高僧之手。志文碑开篇写道:“我是皇帝内殿首座禅师僧澈，皇帝曾赐我袈裟，我为皇帝讲经，今天我奉皇帝之命记述以下故事……”拜塔是一种传承千年的古老仪式，佛经中说:“若於此塔，或一礼拜，或一右绕，塞地狱门，开菩提路。”最初的塔，专为保存佛祖舍利而建，逐渐演化成佛教的标志性建筑。佛教传入中国，译经的人创造出“塔”这个全新的汉字，而与之对应的，是一种更接近于中国式楼阁的建筑。世上的塔不计其数，而法门寺真身宝塔却是最独特的一座。公元前486年，八十岁的释迦牟尼在印度北部的一个树林中去世了。悲伤的弟子用香木燃火焚化了释迦牟尼的遗体，在灰烬中找到未被火化的牙齿、指骨等。这就是佛祖真身舍利，那么佛祖真身舍利是如何穿越万水千山从遥远的印度来到法门寺的呢?

　　僧澈的志文碑是这样记载的:“释迦牟尼佛祖圆寂一百多年后，印度有位君主叫阿育王，他将佛祖真身舍利分为八万四千份盛在塔里，驱使鬼神送往世界各地，法门寺得到其中之一……”阿育王历史上确有其人，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这座印度风格的汉白玉塔，即以其命名。难道这就是传说中鬼神从印度送到中国的那座真身舍利塔吗?关于佛祖真身舍利如何来到法门寺，还有另一种说法。唐代僧人法琳考证，阿育王派出的一支传教僧侣带着真身舍利，在秦始皇时代来到中国。然而，刚刚统一六国的秦始皇显然不可能去接受这个来自遥远国度的宗教，失望的传教者离开咸阳，行进到美阳县附近，这里曾是古代周国的发源地。据说就在这里天空出现祥云，行走了万水千山的僧侣们相信这是佛祖的某种暗示。佛祖真身舍利就这样，被埋在地下。多年后，这里建起了一座寺庙——法门寺。关于真身舍利如何来到中国，两个故事都只能视为传说。据说，中国得到四枚真身舍利，也有的说是十九枚，无论怎样，法门寺这一枚指骨舍利，都是确定为其中之一的。释迦牟尼生前始终反对偶像崇拜，然而，随着佛教在世界各地，尤其在中国的普及，佛祖神奇的传说越来越多，他留在人间的真身舍利，也被赋予了种种神迹。公元631年，岐州刺史张德亮来到法门寺拜佛。此刻，经历了隋末唐初改朝换代的战争洗礼，法门寺已经破败不堪。张德亮向来信仰佛教，对于法门寺藏有佛祖舍利一事，早有耳闻。在法门寺宝塔下面，他找到了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张德亮立刻将此事上奏唐太宗李世民。然而，唐太宗并不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史书记载，他常常这样嘲讽张德亮:“卿既是佛，何不出家?”然而这一次，张德亮报告了一个重要信息:“传说佛祖舍利，三十年一开，开则岁谷捻而兵戈息”。这句传说正暗合了已经出现的贞观之治。唐太宗特批调用修建皇宫望云殿的木料修缮法门寺真身宝塔，并下诏开启塔基开示舍利。佛祖舍利究竟是什么样子，据当时的记载，不同的人见到的是不同的景象。有人看到了佛像、菩萨、圣僧，有人看到了一片白光，还有人看到绿光、红光、五色杂光。据说，很多盲人在舍利面前突然复明，却又有许多明眼人根本看不到舍利，只有对自己的罪孽，深刻忏悔后才能得见。关于佛祖舍利种种灵异的传说，吸引着人们从各地赶来朝拜，地处偏僻，原本并不显赫的法门寺，每天竟聚集了数千名朝圣者。法门寺出土的一块石碑上记录了一位叫惠恭的僧人，于贞观末年沐浴舍利，并燃烧自己的两个手指，以表虔诚。在当时的文献中，类似的记载屡见不鲜。当传说中的神通被不断夸大后，狂热的人们似乎忘记了学佛的真正意义。

　　当法门寺的香火日渐旺盛的时候，中国也进入了一个空前强盛的时代。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二十件琉璃器，大多产自伊斯兰国家，都是在唐代来到中国的，如今这些稀世珍宝即使在原产国，今天也很难见到。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十三件秘色瓷，这些失传了近千年的神秘瓷器，因为只供宫廷使用，制作工艺秘不外传而得名，它们代表了世界青瓷工艺的最高水平。“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是唐代诗人陆龟蒙赞美秘色瓷的诗句。由于没有实物传世，秘色瓷此前始终是个神话。而法门寺地宫的开启，使神话变成现实。那时的大唐帝国，以开放的胸襟包容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对于宗教，唐太宗始终秉持着“三教调和”的策略，儒、释、道三教在大唐帝国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法门寺佛祖真身舍利面世三十年后，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下诏，将舍利迎接到东都洛阳的皇宫供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皇帝将佛祖真身舍利迎接到皇宫供奉。佛祖舍利“三十年一开，开则岁谷捻而兵戈息”，这句预言从此成为唐代皇室的规矩，为了安放舍利，唐高宗命人打造了九重宝函，但原件已失。在法门寺地宫里，出土了一套八重宝函，是晚唐的作品，除第一重檀香木宝函破损外，其余七重以金银珠宝造就，可以想见当年的极度奢华和皇帝礼佛的一片诚心。在迎奉舍利的大典上，与唐高宗并肩而立的是皇后武则天，武则天将自己的绣裙供奉给佛祖。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丝织品七百多件，大多被岁月剥蚀。从残片中依然可以感受到唐代丝绸无与伦比的技艺，其中捻金线最细处只有零点零六毫米，比发丝还细。今天通过高科技手段，也无法达到如此水平。因真身舍利而辉煌，法门寺成为大唐帝国的皇家内道场，经过多年修建，形成了占地百亩可容纳万人修行的瑰琳宫二十四院。唐代佛教空前兴盛，宗派林立。由于真身舍利的感召，各宗各派不可思议地共居一寺之内，使法门寺成为唐代佛教文化的学术中心。武则天在丈夫死后成为帝国的新主人，这位女皇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再次迎奉真身舍利，还没来得及送还法门寺，武则天就去世了，她的大周帝国国号随之消失。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恢复了大唐帝国，为了送还真身舍利，唐中宗下诏打造汉白玉灵帐一铺表示虔诚，唐中宗和他的妻子儿女共七人，剪掉部分头发，入塔供养舍利。然而，形式上的崇佛，并不意味着心灵的皈依。就在送还舍利不久，唐中宗被人毒死了，凶手就是当初一同落发的妻子和女儿。公元716年，一位叫善无畏的印度高僧来到长安，按照中国历法，这是开元四年。大唐帝国的主人是唐玄宗李隆基，这是唐朝历史上可以与“贞观之治”相媲美的一段黄金岁月，史称“开元盛世”。

　　在法门寺地宫出土了大量唐代货币，它们在通道上铺满厚厚一层，俗称钱雨。其中，有十三枚玳瑁钱为世界仅有。玳瑁为深海龟类，用其背甲精心磨制而成玳瑁钱，供奉舍利，这是大唐帝国极度富有的象征。善无畏带来了印度佛教中一支重要的流派——密宗。不久，另外一位密宗高僧金刚智和弟子不空也来到长安，同样赢得了唐朝皇帝的礼遇，先后拜为国师，使密宗在大唐帝国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史称——唐密。那是一个佛教空前兴盛的时代，皇室偏爱密宗，士大夫修行禅宗，百姓则拥戴净土宗。帝国上下，佛号处处可闻。除了宗教，唐玄宗还拥有更为丰富多彩的生活，以往我们只能从古老的画作中了解盛唐皇家生活的点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量文物，终于使我们有机会触摸这种生活华丽高贵的质感。唐玄宗在位四十多年，却一反常规，没有在三十年之期迎奉真身舍利。唐玄宗尊崇唐密，但同时他也是道家信徒，而治理国家则是儒家作风，权力才是皇帝真正的信仰。法门寺出土的一个鎏金银质香囊，内部运用陀螺仪原理，安装两个平衡环，无论香囊怎样转动，香料都不会流出。很多很多年以后，这个原理被应用到发现新大陆的航海中。而此时，它仅是皇室贵族保持魅力的一种玩具。据说，杨贵妃的身上总是携带着这种香囊，她们沉醉在爱情的芳香中，完全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毁灭。唐玄宗晚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逃亡四川。长达八年的战争结束了开元盛世的一切。当年迈的唐玄宗回到满目疮痍的长安，皇帝已经是他的儿子李亨，是为唐肃宗。硝烟未散，唐肃宗就做了一件他父亲忽略的事情，迎奉法门寺真身舍利入皇宫供养。法门寺公元1987年发现佛的舍利时，天上下起毛毛细雨，法门寺的大和尚赶来，看到舍利立即跪下来，念经、行礼、瞻礼，久久不肯起来。那天是阴历四月初八，刚好是佛诞日。“太平盛世，舍利出世。天降甘霖，万事太平。”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陆续又有三枚舍利面世。所有的文献都表明，法门寺地宫佛祖真身舍利只有一枚，为何会同时出现四枚呢?公元820年，又到了三十年的周期，唐宪宗按例迎奉舍利，这已经是唐代皇室第五次迎奉舍利了。然而，对于皇帝的行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刑部侍郎韩愈就在举国上下一片狂热的气氛中，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谏佛骨表》:臣听说陛下命人，从法门寺迎请佛骨到皇宫，又准备了盛大的典礼，并在京城寺庙连日供养。臣虽愚钝，但也明白陛并非迷信佛教，只是为天下苍生祈福罢了，但是普通百姓是容易被迷惑的，他们怎么能理解您的苦心呢?

　　百姓为表虔诚，烧头烧手，散尽家财，放弃正业，如不制止，局面不可收拾。在大殿上韩愈奏称:“汉明帝时，才有佛法，此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唐宪宗驳斥道:“太宗开启佛骨，始有贞观之治，则天皇帝迎请佛骨，才有大唐强盛，乱亡相继，运祚不长，这不是咒我。”震怒的唐宪宗，下令处死韩愈，经百官求情，韩愈被贬到偏远的潮州。“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这是韩愈离开京城时最后的感叹。关于韩愈谏佛骨一事，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其实韩愈精通佛学，他反对的，只是对佛的盲目迷信。二十多年后，中国佛教的一场空前劫难终于降临了。公元840年，唐武宗继位，他一反前朝作风，大举荡灭佛教。唐武宗年号会昌，由他发起的这场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唐朝多位皇帝尊崇迎奉的真身舍利，首当其冲成为这次灭佛运动的牺牲品。唐武宗为什么以如此极端的方式颠覆了大唐帝国历代皇帝的信仰呢?从法门寺出土的一块记录地宫文物的清单上，或许能找到答案。这些供奉真身舍利的稀世珍宝，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僧侣，其中一位叫智慧轮的唐密高僧的供奉之物，仅次于皇帝，其他皇亲国戚文武重臣都无法与之相比。“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这是年轻的唐武宗登极之时面对的情形。经过两百多年空前的发展，寺庙已经成为唐帝国最大的财富所有者，不仅如此，高僧对于帝国政治走向也拥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物极必反，佛祖真身舍利被毁了，四千六百多座寺庙被毁了，不计其数的佛教经典被毁了，二十六万僧尼被迫还俗。当灭佛行动还在进行中，唐武宗忽然暴病而亡，唐代乃至整个中国佛教历史上最惨烈的劫难宣告结束。又经过一个三十年，曾经强盛无比的大唐帝国已经如同垂死的病人。此刻，皇帝是唐懿宗。唐懿宗的父亲——唐宣宗在弥留之际将皇位传给儿子的同时，也留下了这样的嘱托:世道不好的时候，人心思变，如果没有佛教使百姓安守本分，那么勇敢的人将会奋起斗狠，智慧的人则会策划阴谋，而阡陌上的贫民，将会揭竿而起。佛教，似乎已成为晚唐皇帝们的一棵救命稻草。或许揣摩到了皇帝的心事，一个叫师益的高僧请求在法门寺地宫结坛作法。此时，距离唐武宗毁灭法门寺真身舍利已近三十年。在没有佛骨的地宫里结坛作法，又有什么意义?对于这个有些莫名其妙的请求，唐懿宗还是同意了，却迎来一个惊天发现——在法门寺地宫西北角师益找到了佛祖真身舍利，佛祖真身舍利并未毁于会昌法难!

　　那么，会昌法难最黑暗的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僧澈撰写的志文碑里，只有语义模糊的推测:昔日唐武宗灭佛，毁坏焚烧的佛教圣物无数，在毁灭佛祖真身舍利时，砸碎的却是仿制品，人们把仿制品的碎片呈给皇帝复命，这是君子的智慧……公元1987年考古学家们发现的四枚舍利中，有三枚是为了保护真身舍利而造的仿制品，究竟哪一枚才是佛祖真身舍利呢?在安放四枚舍利的容器中，有一个不起眼的铁函，打开后有个装有宝珠的水晶珠鎏金函;金函再打开，里面是个檀香木函;檀香木函里面是水晶椁;水晶椁里面是玉棺，玉棺里端放一枚舍利。鎏金函上记得清清楚楚，这才是佛的真身舍利。当年赵朴初对这四枚舍利有这样诗意的阐述:真身舍利为影骨，影骨像天上的月亮一样，照到三条江里，三个月亮和天上月亮一共是四个，一月映三江。在学佛者心中，三枚影骨与灵骨一样，都是佛的化身。在佛经里，甚至一粒米、一颗沙、一根草，也都可以视为舍利。只要心中有佛，佛就无处不在，不必拘泥形式上的真伪。公元873年春天，皇帝下诏迎奉法门寺佛祖真身舍利，被会昌法难一度中断的佛教大典将再度上演。法门寺出土的一尊鎏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是唐懿宗为迎奉舍利特命宫廷作坊“文思院”精心打造的。菩萨手中捧着的是一块鎏金文匾，上面写着皇帝向佛祖许下的愿望:祈愿自己万寿无疆，祈愿李家子孙万代相传，祈愿万国来朝，祈愿天下太平。《资治通鉴》记载:“自京城至(法门)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仪卫之盛，过于郊祀……”这是唐代历次迎奉佛骨中最盛大的一次，皇室、官吏、僧侣、百姓竞相向佛骨供奉奇珍异宝。法门寺出土的的文物中，一只银盒来自江西，一只精美的银笼子来自于偏远的岭南，而用于浴佛的银盆来自江南，是浙江西道节度使供奉之物。由这些出土文物可以了解到当时各地高超的手工业制作水准，更可以感知，当年大唐王朝举国上下那种崇佛的气氛。4月8日，舍利入京城，皇帝亲自在安福门跪拜迎接。《资治通鉴》记载:唐懿宗，降楼膜拜，流涕沾臆。为表虔诚，皇帝献上了一支双轮十二环的锡杖。锡杖最初是为了驱赶蛇虫，或为化缘时震动发声引人注目之用。后来渐渐发展成为佛教重要的法器，双轮十二环属于佛祖释迦牟尼，是佛教世界最高权威的象征。在法门寺地宫发现之前，日本藏有一支白铜头六环锡杖，曾经号称世界锡杖之王。然而，无论工艺还是等级，与法门寺出土的这支相比都逊色许多。

　　两个月后，礼佛盛典仍在进行当中，唐懿宗却病倒了。在遗嘱里，皇帝再三强调，葬礼切在简约，并不得以金银锦绣文饰丧具。千疮百孔的大唐帝国，交到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手中，即唐僖宗李儇。因排行第五，李儇在宫中被称为“五哥”。“五哥”这个昵称出现在法门寺地宫的这件文物上，与它同时出土的，是一整套唐代宫廷茶具，失传了一千多年的唐代宫廷茶道就此重见天日。唐僖宗将刻有自己昵称的茶具供奉给法门寺佛祖真身舍利，表达的是和父亲一样的心愿，企盼大唐帝国重振雄风。公元873年冬天，唐僖宗下诏将佛祖真身舍利送还法门寺，京城百姓叹息道:“不知再见复在何时。”法门寺地宫里，佛祖真身舍利，一枚灵骨和三枚为保护真身而制的影骨，以及两千多件来自皇室的奇珍异宝，由唐密高僧智慧轮主持按照神秘仪规布置而成。供养佛祖舍利最高坛场，称为曼荼罗。内殿首座、高僧僧澈，接受皇帝的命令，为这次送还舍利，起草《志文碑》。在志文临近结束的时候，僧澈这样赞叹地宫景观:“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三十年一开，开则岁谷捻而兵戈息”，当传说中的这个周期再次来临的时候，却不见了虔诚的唐朝皇帝。因为曾经如同神话般强盛的大唐帝国，在这个时候灭亡了。法门寺地宫的秘密就这样埋藏了一千一百一十三年，法门寺第一枚舍利面世的时间是农历四月初八，传说中佛祖释迦牟尼诞生的日子。公元2006年，佛诞日前夜。数千名佛教信众齐聚法门寺，点燃莲花灯，纪念佛祖。佛经说:故佛所言，如灯传照。佛法如灯火，历经千年，生生不息，代代传承。正如释迦牟尼临终前的嘱托:我真正的生命是法身，不是形躯。形躯会消逝，但真常的法身却永恒，见到形躯的我，你们未见佛，依循我的教诲，即是见佛……

　　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三百多年来，一座宫殿一直矗立在神秘的世界屋脊之上，矗立在“圣城”拉萨，在青藏高原特有的阳光照耀下，散发出令人震撼的辉煌壮美。三百多年前，五世达赖喇嘛曾经赋诗赞叹这座宫殿:“相等帝释美妙宫，罗刹王威城相同……”她的美丽如帝释的宫殿一般，她的庄严堪比罗刹王的城堡。用何种的词汇来形容这座最接近天空的布达拉宫都不过分，她至高无上，独一无二。她从红山的岩石上长出，向天空伸展。她是神圣的，但也没有离开这俗世红尘。布达拉宫最初的建造者是第三十三代藏王松赞干布。这位西藏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十三岁就继承了王位，在之后四年的时间里，他平定内乱，征服青藏高原的各个部落。公元633年，年仅十七岁的松赞干布将首都由雍布拉康迁至拉萨，他创制文字，引进佛教，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行政、军事和度量衡制度，以拉萨为中心建立起强盛的吐蕃王朝。红山位于拉萨的中心部位，形似一头安卧的巨象。松赞干布在这里修建了自己的王宫——布达拉宫。当时的中原地区正值盛唐，为巩固政权，松赞干布与相邻的大唐和尼泊尔和亲，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和大唐的文成公主相继来到拉萨。为迎接两位公主的到来，松赞干布扩建了后宫。史料记载，当时的布达拉宫共有一千间宫殿，“无比稀有，美丽堂皇”。松赞干布是第一位引佛法入藏的君主，在西藏人心中，他是西藏的永恒祜主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吐蕃王统世系明鉴》中说:观音菩萨觉得教化雪域众生的时机成熟，便从自身射出四道光明，一道射往尼泊尔降诞为尺尊公主，为白度母转世;一道射往大唐降诞为文成公主，为绿度母转世;一道射往藏地化为六字真言的法身形相;一道从观音菩萨心间射出，入郎日松赞王妃腹中，降诞为松赞干布。转世轮回的概念并非西藏文化中所独有，但却在西藏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每个人都不仅仅是他自己，还代表着之前生生世世的流转。“我是谁”的问题对西藏人从不造成困惑，在藏传佛教修行中，“净观”是重要的原则和技巧之一。那意味着在内心中把周围的一切生命视为佛、菩萨的化身显现，无论人类还是昆虫，无论贵族还是乞丐。在一个“净观”的修行者看来，外在变异的人性与内在永恒的佛性并没有矛盾。从松赞干布建造布达拉宫至今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在这一千三百多年中，布达拉宫的命运似乎也和整个西藏地区的兴亡盛衰紧密联结在一起。伴随着吐蕃王朝的统一和兴旺，布达拉宫在红山上屹立了两个多世纪。但无论是英明神武的松赞干布，还是他雄伟庄严的王宫，都逃脱不了“无常”的宿命。公元9世纪中叶，统治西藏两百多年的吐蕃王朝四分五裂，布达拉宫也在内战中毁于兵火。在此后的六百多年里，随着西藏的政治中心移至萨迦，拉萨不再是西藏的中心，布达拉宫也在岁月的磨砺中被逐渐淡忘，一直处于破败之中。公元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成为西藏政教合一的领袖。与松赞干布一样，历世的达赖喇嘛也都被西藏人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显现。五世达赖做出了与松赞干布一样的决定，在红山上重建布达拉宫。经过六百多年的时光流转，布达拉宫也似乎进入轮回转世，再次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一次重建始于公元1645年，公元1648年完成了我们看到的布达拉宫的白宫部分，包括顶层达赖喇嘛的寝宫、护卫室和西藏地方政府十三品官员的办公场所。公元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率领僧俗官员三千余人，前往北京觐见顺治皇帝。顺治皇帝给达赖喇嘛册封了金册、金印，从此，达赖喇嘛的称号正式被中央政府承认。

　　白宫建成之后，五世达赖喇嘛就迁居至此，并在这里居住了三十四年，直到公元1682年圆寂。布达拉宫从此成为历世达赖喇嘛的冬宫，拉萨重新成为西藏政治权力的中心。公元1690年，五世达赖圆寂八年后，他最宠信的摄政王桑结嘉措开始在“凹”字型白宫中央的尊贵位置修建红宫和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这项浩大的工程历时三年，动用了将近七千名当时最好的工匠，其中包括一百多位清政府派出的工匠和近两百位来自尼泊尔的工匠。仅红宫的建筑材料、工头工资、装塑佛像和宗教仪式等项目，就耗费白银两百多万两。如果用藏传佛教中转世轮回的说法来比喻，我们今天看到的布达拉宫就是她的第二世。但这两个不同时空中的布达拉宫却有很多相似之处。松赞干布的布达拉宫分为“王宫”和“后宫”，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分为“白宫”和“红宫”。松赞干布的布达拉宫是政府机构所在地，同时也是他和两位虔信佛法的王妃静修佛法的道场。而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则兼具寺院和王宫的功能和属性，白宫是西藏的政治和行政事务中心，红宫则是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事务中心。在当时西藏人们眼里，白宫中的达赖喇嘛是以人的形象显现的世俗权力的拥有者，是西藏的统治者;而红宫中的达赖喇嘛则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一位以修行证果为目标的高僧。在藏传佛教所说的“息、增、怀、诛”四种事业中，白色代表“息”，即灭除灾难、和谐安宁;红色代表“怀”，即权力威德、尊贵荣耀。作为西藏政教合一时代的中心，布达拉宫的红宫象征四业中的威望权力，白宫则象征四业中的和谐安宁，代表着当时的人们祈求西藏政教事业兴盛的美好愿望。五世达赖喇嘛之后，历世达赖喇嘛都对布达拉宫进行了不同规模的维修和扩建。直到公元1936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完工，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由经堂、宫殿、灵塔组成的完整建筑群。建成后的布达拉宫依山垒砌，群楼重叠，殿宇嵯峨，气势雄伟，有横空出世，气贯苍穹之势，坚实墩厚的花岗石墙体，松茸平展的白玛草墙领，金碧辉煌的金顶，具有强烈装饰效果的巨大鎏金宝瓶、幢和经幡，交相映辉，红、白、黄三种色彩的鲜明对比，分部合筑、层层套接的建筑型体，都体现了藏族古建筑迷人的特色。有一句成语叫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浮屠”就是指塔。塔，梵文为“窣都婆”，是印度埋葬佛祖释迦牟尼火化后留下的舍利的一种佛教建筑，也音译为“浮屠”或“塔婆”，是坟冢的意思。佛经中讲到，建造和礼拜佛塔可以消灾灭罪、积累福报、植下善根，有非常大的功德。

　　佛教传到西藏后，也保留了为高僧大德的法体或骨灰建造灵塔的传统。布达拉宫中共保存有八座历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分别属于五世、七世、八世、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是红宫的重要组成部分。八座灵塔无一不是金碧辉煌、庄严神圣，其中五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灵塔尤其令人叹为观止。五世达赖喇嘛的灵塔是布达拉宫重建后的第一座灵塔，除了极尽奢侈华美，塔中还藏有佛祖释迦牟尼的大拇指骨舍利、松赞干布遗令、贝叶经文等稀世珍宝。十三世达赖喇嘛灵塔是布达拉宫中最晚修建的一座灵塔，也是宫内最大、最精致的一座灵塔。这座离今天最近的灵塔始建于公元1934年，公元1936年竣工。共耗费黄金五百八十多公斤，四万多颗玉石珍宝遍缀塔身，珠光辉耀，华丽非凡。由于布达拉宫是五世达赖喇嘛重修的，之前的第一到第四世达赖喇嘛灵塔早已分别安放在扎什仑布寺和哲蚌寺，没有迁入布达拉宫。而在五世达赖喇嘛之后，每一世达赖喇嘛都在布达拉宫中建有灵塔，只有第六世达赖喇嘛例外。在历世达赖喇嘛中，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是最特别的一位。一方面，他是西藏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同时，他又被一些人认为是离经叛道、沉溺于男女之情的破戒僧。1682年2月25日，布达拉宫的重建者，精明能干的五世达赖喇嘛与世长辞了。然而拉萨街头却一片宁静，既没有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祈祷达赖早日转生;又未见打卦降神，寻访灵童的出世方向。西藏地方的一切政教事务，一如既往，仍由摄政王桑结嘉错代行处理。任何人要见五世达赖，都被“达赖闭关修行”的借口挡驾。就这样，五世达赖圆寂的消息被封闭了十五年之久。五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十四年，门巴族农民的儿子，十四岁的仓央嘉措被认证为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开始他作为六世达赖喇嘛的曲折生涯。在五世班禅大师等多位高僧的亲自指导下，仓央嘉措系统学习了佛教显宗和密宗的经典，很快就掌握了藏传佛教各个派别的法教。与此同时，仓央嘉措做出了与其他历世达赖喇嘛大相径庭的行为。据说每当夜幕降临，他就乔装改扮，悄悄走出布达拉宫，前往八廓街与情人幽会。在秘密被发现后，仓央嘉措依然我行我素，并且把他的情感诉诸笔端，创作了大量清新优美的情诗。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时时浮现我心上。那一天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蓦然听见你诵经的真言

　　那一月我转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那一年我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我转山转水转佛塔呀不为修来世只为在途中与你相见诗中写道: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别倾城安得世间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做人还是做神?红尘还是净土?年轻的活佛选择了前者。他向他的老师五世班禅大师纳还了居士戒，摄政王桑结嘉错和三大寺堪布的劝告，都未能使仓央嘉措有丝毫回心转意。仓央嘉措离经叛道的行为并没有影响一些弟子和信徒对他的虔诚，在他们眼里，仓央嘉措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游戏三昧，貌似放荡不羁，实则清净无染。而那些诗歌，实际上是一些密法修行的体验和比喻，并不是一般人理解的男女间的情诗。但世间毕竟没有双全之法，这位诗人活佛在他坐床后的第十年，因“耽于酒色，不守清规”遭到“废立”，被解送北京。此后的故事更加扑朔迷离。有人说仓央嘉措在赴京的途中病死或被谋杀，也有人说他在途中化作清风遁去，从此浪迹天涯，弘扬佛法，广度众生。据说他的足迹到过北京、印度、尼泊尔、蒙古，有人说他圆寂在五台山，也有人说他六十四岁的时候仙逝在阿拉善。两个多世纪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位神灵与情种，人们热爱这位神圣的活佛，也同样热爱这位至情至性的诗人。传奇的一生，才华横溢的情诗，使他成为西藏艺术史上最杰出的诗人，也是西藏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物。他的情诗被西藏人民世代传唱，对西藏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历世的达赖喇嘛都是布达拉宫的主人，只有仓央嘉措是布达拉宫的过客。也许，只有走出布达拉宫，他才能完成广度众生的宏愿;也许，他本就不属于布达拉宫，他属于布达拉宫之外的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四个地方以“布达拉”为名，一处在印度最南端的莫科林岬角，一处在我国浙江省定海县，一处在日本的纪伊，还有一处就是我们说的拉萨的布达拉宫。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布达拉”呢?“布达拉”为梵文音译，又称“普陀洛迦”，原义为“光明之树”。佛经记载观世音菩萨居住的地方在印度的南海之滨，名为普陀洛迦。从此“普陀洛迦”成为观世音菩萨道场的代称。印度莫科林岬角的“普陀洛迦”是观世音菩萨的根本道场。唐玄奘和尚游历印度时，曾经专程到这里朝拜。史志记载，在五代和宋朝神宗时期，观世音菩萨都曾浙江省定海县的梅岭一带化身显现，救度危难。因此，梅岭改名为普陀山，成为中国最大的观世音菩萨道场。西藏人视观世音菩萨为藏地的守护神，松赞干布和历世达赖喇嘛都被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们所居住的布达拉宫自然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这也是布达拉宫名称的由来。在藏地的山石上，随处可见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六字真言:嗡嘛尼呗咪哄。人们相信，只要将这六字真言一心念持，便能摧毁一切众生之迷惑，消灭罪障，成就佛果。由于简短易记，六字真言在藏区流传广泛，藏民中很多不识字也不会念经，但是很少有不会念这六字真言。其实，六字真言在汉地也同样影响广泛。藏民族在自然条件极为严酷的世界屋脊上生存繁衍，可以说，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视众如母的情怀是他们顽强奋斗的精神支柱。在藏民族从桀骜不驯的原始状态走向文明开化的过程中，大乘佛教思想，特别是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精神，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除了印度的普陀洛迦、中国的普陀山、布达拉宫之外，世界各地还有很多著名的观世音道场，如日本纪伊的普陀洛、斯里兰卡的普德兰港、韩国的洛山等。究竟哪一处才是真正的观世音道场呢?按佛经的说法，观世音菩萨化身千万，寻声救苦，“千处祈求千处应”，可以说无处不是观世音的道场。太虚大师说过:“清净为心皆普陀，慈悲济物即观音。”只要我们每个人都保持清净的心地、慈悲的德行，无论是雪域圣地，还是万丈红尘，都会成为观世音的道场。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化红尘为净土，也要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做起，在我们的心里建起一座布达拉宫。

　　雍和宫

　　雍和宫雍和宫，最早叫做雍亲王府，是雍正即位前的居所。雍和宫是乾隆皇帝的诞生地，为什么雍和宫变成了今天的喇嘛庙呢?这里有段错综复杂的故事，雍和宫则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讲述着帝国都城和遥远的世界屋脊西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佛教之弘传及长久住世，全仗讲论佛法之寺庙。……皇祖先帝在位时，广弘佛法，……但在京城未建讲经之扎仓。现在，我们施主与上师二人若在皇城宫中创建寺院，……定会使佛教复兴!”这是乾隆皇帝和他一生的好友章嘉活佛三世说的一段话，他想把父亲雍正皇帝的行宫雍和宫，改建成传播藏传佛教的寺庙。准备在永和宫里开办扎仓，也就是佛学院，弘扬佛法。章嘉三世闻言，非常高兴，立即表示愿意竭力协助圣上。而西藏的达赖和班禅喇嘛都纷纷写信给乾隆皇帝，对他大兴黄教，在京师修建藏传佛教寺庙表示感谢。于是，雍和宫的改建工程，在章嘉三世的主持下，轰轰烈烈地开工了。同年8月，六名来自尼泊尔的工匠应招入京，负责雍和宫改建工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雍和宫，既有皇家建筑的特征，又有西藏寺庙的特点。

　　而这六个来自尼泊尔的工匠，他们不仅仅在雍和宫干活，还负责教导皇家造办处的工匠们。从雍和宫开始，到故宫里的雨花阁，清漪园的四大部州，避暑山庄的藏传寺庙，这些藏传建筑在京师附近的兴建，都和这六个尼泊尔工匠密切相关，正是他们的到来，才有了京城藏传佛教建筑的兴建。雍和宫是开端，又作为一代圣王乾隆在北京倡导藏传佛教的一个象征。以它为始，作为京畿重地的京城以及周边，陆续的修建了很多寺庙，高峰时有三千多个寺庙，那时候的北京堪称佛国天堂，钟鼓齐鸣、佛唱袅袅、香火繁盛。雍和宫，是乾隆出生之地，明代是供太监居住的官房，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把它赐给了四皇子胤禛，从此成为“贝勒府”。因为贝勒这个爵位并不显贵，所以，胤禛只能得到明代的旧宅作为府邸。后来，胤禛晋升为“和硕雍亲王”，“亲王”是皇帝的近支亲脉，他的旧宅得以改头换面，升为“雍亲王府”，屋顶的瓦也换成了绿色的琉璃瓦。这座王府发生真正的改变是在康熙六十一年，这一年，康熙皇帝驾崩，胤禛继承皇位，名号“雍正”。雍正帝迁入紫禁城，居住过三十多年的“雍亲王府”改为的行宫，赐名“雍和宫”;因为这里出了两个皇帝，所以也被人们称为“龙潜福地”。然而，这个“龙潜福地”也曾经是一个特务机关——“粘杆处”所在地。康熙皇帝一生有三十五个儿子，他们都是皇帝的竞争者，皇位的竞争激烈而残酷。为了得到并保住皇位，雍正帝在雍和宫成立了“粘杆处”，名义上是为皇帝掏雀捕蝉，陪太子玩耍，实际上是专门为雍正帝捕杀政敌。粘杆处的特务们叫做“粘杆侍卫”，都是些身怀绝技的大内高手，雍正帝利用他们来对付自己的政敌兄弟。至今，一些民间文学和稗官野史上都有关于雍正“谋害”兄弟的记载，他也因此称为“血滴子”皇帝。但是，“血滴子”皇帝雍正非常信仰佛教，在他还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跟康熙皇帝的国师大活佛章嘉二世来往密切，当了皇帝之后，他把雍和宫的一半赐给了章嘉二世，作为黄教的上院，供他在京城讲论佛法。因此，在雍正帝在位的后期，雍和宫的大部分地方都住了僧人，雍和宫日日传出诵经声。民间有揣测传说:雍正帝这样做是为了赎罪积德。但是，雍正首先是个皇帝，他这步棋，应有着更深远的思虑。怎样才能占领更多江山，怎么样才能博得不同民族人民的心?“万里经营到天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民生力，天下何曾属尔家。”康熙皇帝的这首诗，是清朝皇帝对藏传佛教重要性的最精辟认识。满族作为异族定鼎中原，从清朝的第一个皇帝开始，扶持藏传佛教的政策就已为基本国策。

　　公元1653年，西藏第五世达赖喇嘛朝见顺治皇帝，开创了达赖喇嘛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先河;公元1713年，康熙大帝册封第五世班禅大师为“班禅额尔德尼”，开创了班禅大师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历史;同时，康熙大帝还帮助西藏人民击退了准噶尔军队的入侵，平定了西藏内乱，并任命一个名叫颇罗鼐的当地人为郡王，由他总理西藏地方事务。基于顺治康熙两代皇帝的努力，西藏进入了政通人和的“颇罗鼐”时期。雍正帝是个勤奋的皇帝，为巩固和稳定蒙藏局势，不仅仅热衷于推崇佛教，还潜心苦读佛书，研究佛经，并在章嘉二世的指导下禅坐三次，达到了深通佛理的境界。他和章嘉二世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章嘉二世活佛的圆寂。章嘉二世圆寂之后，他主持的佑宁寺僧人在西北方向寻找到他的转世灵童章嘉?若必多吉，年仅四岁的若必多吉成为三世章嘉活佛，继承了前世章嘉活佛的宗教地位和社会关系。章嘉三世诸锡佑宁寺不久，青海地区发生了叛乱，章嘉三世在僧人保护下躲藏起来。雍正帝知道后发出急诏，火速把小章嘉三世接到了北京。雍正皇帝对章嘉三世照顾有加，在章嘉三世拜见雍正帝的时候，雍正帝抱起了小活佛，并特别准许他乘黄幛马车，坐九龙褥，教他满汉文字，学习宫廷礼节，让他和年幼的乾隆皇帝一起读书学习。雍正这样做，是有意为他们的未来铺平道路。公元1735年，雍正帝暴卒，灵柩被安放到雍和宫神谕殿内(今永佑殿)，一年后，移葬清西陵，两年后，神谕殿内供奉了雍正的影像，乾隆皇帝按季节来这里行礼上祭，僧人日日诵经，这时的雍和宫，就是“影堂时期的雍和宫”。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乾隆皇帝开始了把雍和宫改建为佛教寺庙的工程。乾隆皇帝写的《御制雍和宫碑》中这样说道:雍和宫是雍正帝的行宫，子孙后代无人能住，但是，若长久闲置，必显荒凉，把它改为一座皇家藏传寺院，“香幢宝纲，夕呗晨钟”，是怀念父亲的最好方式。雍正帝生前的巧心安排没有白费，和乾隆一起成长起来的章嘉三世，不仅是乾隆佛学造诣方面的导师，也成为帮他处理蒙藏事务的好帮手。而乾隆皇帝更没有辜负先帝的期望，他时刻牢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移其宜”的祖训，深知利用藏传佛教是他坐阵京师统领蒙藏地区最有效方法，将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成为有清一代治理蒙藏地方最成功的范例。雍和宫，是宏大、昌顺、和谐的宫殿，是弥勒菩萨的佛国净土。这片佛国净土的改建，在章嘉三世的督办下，历时六年，告以实成。建成的那一天，章嘉三世带领僧众举行了三天三夜的开光仪式。清代诗人震钧这样形容这座庙宇:“殿宇崇弘，相设奇丽。六时清梵，天雨曼陀之花……固黄图之甲观，绀苑之香林也。”

　　传说，佛祖释迦牟尼经历了六年的苦修之后，发现苦行并不能得到解脱，于是结束苦行，在尼连河畔，喝下了牧女用米豆和野果熬的一碗粥，然后，在一棵菩提树下盘腿坐下，说:“我若不能证到无上大觉，宁让此身粉碎，终不起此座!”终于，在阴历腊月初八日(也有说是阳历十二月初八)的凌晨，释迦牟尼战胜了最后的烦恼，获得了彻底的觉悟，成了大智慧的佛陀。于是，每到这一天，雍和宫都会举行隆重的腊八盛典，人们用这口八吨铜铸成的锅熬粥，敬给佛祖、献给朝廷，然后是王公大臣和大喇嘛、文武官员和本寺僧众，其余的，施舍给平民百姓。在雍和宫的大殿内，供奉着三尊两米高的铜佛，中间的佛像，就是现在世的佛释迦牟尼，他结跏趺坐，右手的手印是“成道印”，左手的手印是“禅定印”;东边的是燃灯佛，代表过去世的佛，他出生时身边一切光明如灯，他的手印是转法轮印，表示修成正果;西边的弥勒，是代表未来的佛，他双手成“说法印”，表示他五十六亿七千万年后，对天、人、地、众生说法。雍和宫大殿中供奉这三尊佛称“三世佛”，表明从无限久远的过去，到无限遥远的未来，都是佛的世界。帝王行宫被改建成佛教寺庙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蒙藏，那里的人们和信徒感受到了朝廷对藏传佛教的尊重，西藏郡王颇罗鼐马上献给乾隆皇帝一尊铜质鎏金浇铸而成的释迦牟尼像，乾隆皇帝非常高兴，亲自在佛像上题了御制诗一首，并把它供奉在法轮殿之中。雍和宫法轮殿，原来是雍正帝的寝殿，改建寺庙后成为寺院僧侣集体诵经的场所，称为“大经堂”。在大经堂的中央，伫立着一座佛像，这就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像。宗喀巴大师在公元1357年出生在青海湟中县宗喀地区，八岁出家，十七岁入藏研究佛教。在西藏，他向各位高僧大德学习求法，后来建立了自己的宗教学说，提出了一条循序渐进的学经之路。此后，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逐渐形成，并成为藏传佛教的主流教派，他的弟子开创了达赖和班禅的转世系统。公元1419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宗喀巴大师圆寂。每到这一天，在雍和宫，僧人们要为宗喀巴大师点燃千盏供灯，虔诚地诵经。在西藏，各家的屋顶上要点燃酥油灯，这就是“燃灯节”的来历。就在雍和宫正在修建的时候，掌管西藏政权的郡王颇罗鼐去世，他的儿子朱尔默特继承了郡王的职位，但是，朱尔默特暗中与境外势力勾结，企图脱离清朝政府的控制。清朝的驻藏大臣杀死了他，朱尔墨特的手下又把驻藏大臣杀害了，此事，激怒了远在京师的乾隆皇帝。

　　公元1750年，乾隆皇帝派三千清军入藏，平定了这次叛乱，授命驻藏大臣和七世达赖共同管理西藏政教事务，并严格规定西藏重要官员的人选必须由清朝中央政府任命。利用这次平定叛乱的机会，乾隆进一步加强了对西藏地区的管理。万福阁处在雍和宫的最北部，原来是雍亲王府的后罩楼，在雍和宫改建的时候，乾隆皇帝觉得这里太空旷，想修建一座高大的楼阁，却没有找到一尊能与之相称的高大佛像。远在西藏的七世达赖喇嘛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即派人寻找建造大佛的原料。恰好此时，尼泊尔王国从印度运回了一根高大的白檀木，七世达赖用重金换来了这根大檀木，由西藏出发，经四川走水路，运到了京城，献给了乾隆皇帝，用以报答乾隆皇帝的对西藏的平乱之恩。乾隆皇帝见到这棵巨檀木，非常喜欢，下令马上雕造佛像。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中国最大的独木雕像弥勒大佛终于雕造完成了，这个佛像通高二十五米，地面高十八米，另外八米埋入地下。佛像的胸部在万福阁的二层，面部在楼阁的三层之上，站在地面，必须仰视才能看到佛像的面部，也表达了高深莫测的佛教意境。《弥勒下生经》说，弥勒是释迦牟尼的弟子，释迦牟尼曾预言，弥勒要接替释迦牟尼的位置，替他主持来世，广度众生。弥勒通常以两种身分出现:一是未来佛;二是菩萨。未来佛的形象和释迦佛大体相同，而菩萨，则是戴着天冠的居士装束，雍和宫的弥勒大佛就是这种正统的菩萨造像。这个弥勒大佛，头戴五佛宝冠，身披菩萨装，双肩装饰着宝相莲花，代表着佛法的戒、定、慧、摩尼四种庄严之相。他两手结印契，象征着弥勒继承释迦牟尼在未来世界讲经说法，普度众生。古印度信众认为，用丝穿起花瓣，花瓣就不会被吹散，把释迦牟尼的教言搜集在一起，就能永世流传。佛教传入西藏地区之后，藏族学者就把梵文的有关经论翻译成藏文，形成了藏文大藏经。在雍和宫法轮殿东西山墙的经架上，摆放着一层层的藏文大藏经。西墙是一百零八部《甘珠尔》经，东墙是两百多部《丹珠尔》经。《甘珠尔》也叫正藏，是佛祖释迦牟尼圆寂之后，弟子们六次结集记诵下来的。《丹珠尔》也叫续藏，是弟子们对释迦牟尼言教的注释和讲解，由佛教思想的注释汇集而成。为了防潮和防虫，僧人们每年都要将这套大藏经翻看两遍，每次读完经之后都要用黄布包好，依序放置在经架上。这也是僧人们修行的内容之一。在主持修建雍和宫之后，章嘉三世成为雍和宫的第一任堪布，他从蒙藏地区召来了五百名天资聪颖的年轻僧人，又请来了著名的活佛来雍和宫讲经说法，并创建了习修佛教教理和十明文化的四大经院。

　　乾隆皇帝笃信藏传佛教中的科学知识，迫切地希望传播它，他曾亲手抄下藏文药王经，亲身穿着佛装被人画像。他认为，祭祖、敬佛必然福荫子孙万代，所以，发出了“频繁未敢忘神御”的感慨。在清朝的鼎盛时期，北京一地就有三千座佛教寺庙，连皇宫紫禁城中也有藏传佛教的圣地雨花阁，在帝王的园林颐和园修建了四大部州，避暑圣地承德避署山庄也有很多佛教寺庙。仅在乾隆时期，活佛章嘉三世，就主持修建了北京颐和园的四层金顶佛殿、热河的普宁寺、普乐寺、菩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乾隆皇帝的努力博得了活佛们的尊敬。公元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寿时，六世班禅不远万里来为乾隆皇帝贺寿。不幸的是，六世班禅因病圆寂于北京黄寺。六世班禅圆寂的消息传到西藏，他的兄弟们为争夺他的财产和权力，发生暴乱。这件事，引发了乾隆皇帝对活佛转世等宗教制度的思考。藏传佛教认为活佛是永恒的，通过连续不断的“转世”来到世间生活。因此一位活佛圆寂时，就要根据种种“征兆”和“启示”，来寻找被认为是活佛化身的“转世灵童”，但有时找来的“灵童”不止一个，就会出现纠纷和争执。并且，在转世制度执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的弊端。在章嘉三世的指导之下，乾隆皇帝认真修习过藏传佛教。公元1792年，乾隆皇帝撰写了《喇嘛说》，明确规定了活佛转世灵童，须经金瓶掣签方可认定。并批准特制了两个金瓶。一个送往西藏，供于大昭寺，用以掣定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等藏区大活佛;另一个在北京，供在雍和宫，用以掣定蒙古及青海、甘肃等地大活佛。在金瓶掣签之前，把候选灵童的名字写在签上，放进金瓶中。活佛和驻藏大臣在众高僧面前举行掣签仪式，掣出一名作为转世灵童。转世灵童经金瓶掣签认定后，立即上报中央政权，获得批准后，择吉日举行坐床典礼。这个金瓶掣签制度由乾隆首创，一直沿袭到今天。经过清朝几代帝王的努力，到了乾隆时朝，清政府终于实现了对蒙藏地区的完备管理。乾隆皇帝把清朝带进了康乾盛世的顶端。晚年的乾隆对雍和宫改为藏传佛教寺院更是感慨万端，雍和宫是他出生的地方，是他怀念父亲祭奠先人的地方，更是他在“俯仰之间”就完成了江山继续的夙愿的地方。公元2008年5月21日，雍和宫为四川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同胞举行了祈愿法会。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来到了雍和宫，带领僧众，吟诵祈祷经，超度亡灵。穿越了百年时空，经历了无数沧桑，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雍和宫，从古传承而来。过去的帝王们靠这里得到江山的稳固和政权的长久，现在的人们在这里许下愿望，播种希望，祈求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