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邪少 把琴三痴:甲午战争打断中国时机最好的一次工业化进程

发生于19世纪末的中日甲午战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战争涉及的区域也十分有限，但是，这场战争却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即使过去100多年之后，人们站立在威海的刘公岛上，仍然能够感受到那场战争的残酷、沉重和震撼！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人一直将日本视为“蕞尔小国”，不足挂齿，更未以为患。长期以来，日本的文化、制度等无不模仿、移植于中国，两国贸易也多以中国产品出口日本为主，日本社会基本上“中国化”。然而，在中国遭受到西方列强侵略后不久，日本也未能幸免于难，同样也遭受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列强的侵略震动了日本朝野，日本人展开了深刻的反思，并以此为契机，发动了一场革古鼎新的明治维新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促使日本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还促使日本经济的巨大发展，在较短的时间里顺利实现了工业化。实现工业化后的日本，实力大增，蠢蠢欲动，制订了周密的侵略中国的计划。这样，到了1894年，日本找到了借口，发动侵略，中日甲午战争终于爆发。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战争除了直接带来伤残、死亡和破坏外，还给战败的中国带来了巨额的赔偿负担和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中国不仅要支付直接的成本，如伤亡、破坏和赔偿，还要支付高昂的间接成本。这场战争虽然持续的时间不长，但中国为此付出的成本却十分昂贵，其不仅阻碍了中国向近代化国家的缓慢转型，而且也暴露了日本遏制中国发展的险恶用心。这就是通过索要巨额战争赔款，切断中国进行工业化建设所需的资本供给。

甲午战争以中国被迫接受《马关条约》而宣告结束。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割让辽东半岛（俄、法、德三国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出面干涉，由清政府出3000万两银子“赎回”）、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2、赔偿日本军费银2亿两；3、开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为商埠；日船得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根据《马关条约》，第二年又订立《通商行船条约》，承认日本在华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4、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并享受在内地设栈寄存的优待。

结合战败后的赔款以及战争间的军费支出等项，可以大略地估算出这场战争中国所支付的直接成本。首先是军费支出。有人估计，在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支出的军费在6000万两左右。其次是战争赔款。《马关条约》迫使中国赔偿2亿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又支

*杨德才（1965年11月—）:安徽当涂人。博士。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研究方向:理论经济学与经济史。

付了3000万两白银，合计直接赔付日本2.3亿两白银。再次是其他的直接损失，主要有:一是赔付在甲午战争期间被日舰击沉的英船高升号价共3.3万余英镑；二是日军从中国劫获的战利品共值7312000日元，掠夺的民间物资尚不计算在内；三是日军在威海卫驻兵费350万两白银（后中国在三年内偿清赔款，实付150万两）；四是中国在战争中所直接遭受的军事损失和人员损失。在上述各项成本支出中，仅军费、赔款和赎辽费三项合计，总数就达3亿两白银，如若再加上其他一些不可估量的直接的经济损失（中国在这场战败的战争中所直接遭受的损失肯定要比日本大得多），这场战争中国所支付的直接成本将是十分巨大的，估计至少也有五、六亿之多。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如用清政府的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来换算，则相当于清政府五、六年的财政总支出，六、七年的财政总收入。

据吴廷燮《清财政考略》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时，可靠的财政收入为8800余万两，必不可少的支出为1.01亿两，收支相抵，亏空1300余万两。伴随着巨额的财政亏空，户部银库的储银急剧下降。清政府的财政本已入不敷出，加上战争的直接损失和巨额赔款，使得清政府的财政进一步雪上加霜。

在中国政府因甲午战争的战败而支付巨额成本的同时，日本则从这场战争中获益颇丰，对照其战争的损失与获得的收益，其收益率不知要高于一般的经营投资活动多少倍。按照李鸿章的估计，日本实际所耗军费不过1亿两日元，而根据日本方面公布的大大夸大了的数字，也不过2.1亿两日元，约合中国白银1.4亿两。另据日本学者伊原泽周的研究，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海陆军军费支出总计为200476000日元，中国对日战争赔款及赎辽费折合共计365509656日元，补偿军费之外，净赚164033656日元。

如果把这场战争看作是日本政府的一次投资行为的话，则该投资的收益率至少在81.8%-265.5%之间，不仅赚了个钵满盆盈，而且还为日本政府通过投资以扶持工业化建设提供了丰厚的财力保证。反之，中国则元气大伤，使得自洋务运动开始的政府主导型的中国工业化建设所需的资金更加捉襟见肘，难以为继。

除了直接的成本支付以外，更有不可估量的间接成本支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为了偿还赔款，中国政府被迫举借各种债务而所支付的高额利息等损失，另一是本来可以用于中国国内各方面建设的巨额资金，因偿还战争赔款而流失，致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始终无法突破资金瓶颈制约所造成的损失。

首先来看清政府几笔主要借款所支付的利息等损失。当时日本为了尽快或更多地得到战争赔款，规定了甲午赔款的两个偿付方法。第一种方法，一年半之内清偿1亿两白银，余款于1902年5月之前按年均分清偿，自换约后六个月支付5000万两起，余款每年按五厘计息。第二种方法，于三年内清偿全部赔款，免除利息。清政府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决定借债偿还。为了在三年内还清赔款，1895年7月，中国政府同俄法两国签定了《四厘借款合同》，即“俄法借款”，全部借款4亿法郎，年息四厘，分36年还清，折扣为94.125%。1896年3月，中国政府同英德两国签定借款合约，即“英德借款”，借款总额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分36年还清，九四折扣。1898年3月，中国政府再次同英德签定借款合约，即“续英德借款”，全部借款1600万英镑，八三折扣，年息四厘五，分45年还清。据计算，仅上述三笔借款给中国造成的可以估计的间接损失就达40471万两。具体计算如下:（1）三项借款利息按借款时银价计算，俄法借款约8946万两，英德借款约11477万两，续英德借款约15217万两，合计共35640万两。（2）借款手续费按借款时银价以1/400计算，总计达166万两。（3）借款折扣损失总计约达4665万两。（4）汇兑、镑亏损失。外国银行在支付借款时抬高汇价，当中国政府还本付息时又压低汇价，利用汇价波动以牟利，三项偿款在支付时通过提高汇价就使中国少收银两达1584万余两。同时，由于世界性银价的暴跌，中国政府在偿还这些外债时所蒙受的“镑亏”损失更是无法估计的。

其次来看因缺乏资金致使中国经济建设无法正常进行以及被延误而造成的损失。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初，最为稀缺的资源就是资本，因此资本形成的快慢、资本数量的大小就成了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按照经济学家莱宾斯坦的论述，一国的经济增长所需的资本至少也有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即有一个最低限度。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工业化，打破低收入与贫困之间的恶性循环，必须首先保证有足够高的投资率，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明显提高，这个投资率水平即所谓的“临界最小努力”，没有这个最小努力就难以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然而，在甲午战争中，中国政府却打了一场大败战，不仅掏空了国库和人民的腰包，而且还筑起了惊人无比的高高债台，“临界最小努力”的投资根本不可能。中国政府被债务、赔款等压得喘不过气来，几乎所有的精力都集中于此，还债、赔款犹嫌釜底抽薪尚来之不及，进行国内的工业化等经济建设又哪来资本？因此，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只能作为许多中国人一个遥遥的幻梦而存在着。由于没有资金，既不能进行“临界最小努力”的投资，更勿谈象日本那样通过国家投资来发动工业化了。由于战争赔款、由于因赔款而衍生的巨额利息等负担，不仅破坏了中国正常的经济建设，而且还因此打断并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使中国为此而支付的机会成本当以成千上万亿来计。

甲午战争的直接、间接成本对近代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无比重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因战败而更加拉大了与世界诸列强的距离，中国进一步沦为列强弱肉强食的对象，因而，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又先后出现了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一系列事件。而日本由于大发战争财，使得日本的每一次经济繁荣都与侵略战争紧密相关。甲午战争使日本偿到了战争的甜头，后来，为了更加巩固和更进一步打开并占领中国市场，1904年日本同俄国在中国东北开战，1931年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1937年更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说:“甲午战争，……说得远一点，它同时又决定了此后半个世纪里中日关系的格局:把37年之后‘九·一八’的炮声看做黄海海面炮声的历史回响并不为过。”由此可见，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日后的发展影响是多么得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