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魔兽争霸精灵族万金油:除却革命，辛亥年还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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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革命，辛亥年还发生了什么？
2011年10月11日10:5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在辛亥革命一触即发之时，俄国人看到清朝中央政府忙于处理内乱，无暇顾忌边疆事务，煽动被它收买的外蒙封建领主和活佛，酝酿叛乱。1911年的5月18日，在透露出几丝微弱曙光的北京城，在边疆告急、内乱纷扰中清政府按照调整后的预备立宪清单宣布：裁撤旧设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按照君主立宪之制组织责任内阁。 本文摘自《清末新政始末：大清帝国最后十年》，李刚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
——托克维尔
■两任内阁与一部宪法的出台
辛亥年(1911年)年初，清政府颁布上谕，准度支部大臣载泽所奏，严令广东各项赌博全面禁止，广州城里关于禁或不禁的争议风潮随之平息。
1911年4月29日，清华学堂在北京城北郊的清华园正式开学，兼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为清华学堂题写了校名。我们今天看到的清华学堂大楼大门外，正额“清华学堂”四字即为那桐手书。清华学堂初创时就提出“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学堂经费的来源得力于中国驻美公使梁晟的外交努力，他就庚子赔款与美国政府反复交涉，最后达成“退款办学”的协议。
同年10月4日，禁卫军官傅侗、海军部参谋官严复共同编定了大清帝国国乐《巩金瓯》，实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国歌。歌词为：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嗥，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在读书声和国乐声回荡的同时，整个帝国已陷入到四面危机之中。
就在清华学堂开学的前两天，在中国南方的广州城，黄兴率12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黄花岗起义”，起义虽遭水师提督李准的迅速镇压，但两广总督署被焚毁。事败后黄兴负伤逃回香港，72具同盟会会员的遗骸由潘达微等出面收葬。
毗邻的俄国也不太平。
1911年9月14日晚上，两声枪响打断了基辅歌剧院内盛大的演出。惊恐声平息之后，人们发现内阁总理斯托雷平倒在血泊中，这一切就发生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视野之内。凶手是一名社会党人。斯托雷平自5年前任总理以来，以不妥协、不留情面的作风著称。不久前，由于第二届俄国“杜马”否决了他的允许农奴充分享有财产权的改革提案，他随即解散了“杜马”。
俄国政府也处于动荡之中，但俄国的对华侵略政策却没有因斯托雷平总理被刺而变化。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诋毁中国政府在蒙古进行的军事和行政改革，指责中国政府在外蒙古推行的新政措施是敌视俄国的行为，《帝国主义时代国际关系》第2辑，第18卷上册，第329号文件。并且试图在军事上大加干涉。
在辛亥革命一触即发之时，俄国人看到清朝中央政府忙于处理内乱，无暇顾忌边疆事务，煽动被它收买的外蒙封建领主和活佛，酝酿叛乱。
1911年10月18日，外蒙叛乱集团在沙俄支持下宣布“独立”。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向蒙古诸王公陈述利害，试图劝慰安抚：“如以本大臣办事不洽蒙情，宁将予一人置诸锋刃，不可受人愚弄，将蒙古送于他人之手。抑或不愿内地官吏管辖，如欲改为自治，本大臣立刻即为电奏请旨，但不可倡言独立。”梁鹤年：《库伦独立始末记》，见陈篆：《蒙事随笔》，第161页。但办事大臣三多的斡旋努力未能奏效。
1912年1月，在清王朝覆亡的前夕，清政府驻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等被分裂势力告知：限“于七日内将仓库、银、缎、军装等项，一律交蒙参赞接收，自备资斧回籍”。 《定边左副将军兼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参赞大臣荣恩致内阁电》，《辛亥革命》第7册，第303～304页。奎芳拒不答应，但清政府已无法抽出兵力支援它的边臣。一个月后，清王朝崩溃。到1912年5月，蒙古“独立军”已达5000余人，在沙俄支持下进攻科布多。中国中央政府驻新疆军队曾奉命东援，但大势已去，1912年8月6日，外蒙古全境失陷。
1911年的5月18日，在透露出几丝微弱曙光的北京城，在边疆告急、内乱纷扰中清政府按照调整后的预备立宪清单宣布：裁撤旧设之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按照君主立宪之制组织责任内阁。
阁员包括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外务大臣梁敦彦，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载泽，学务大臣唐景崇，陆军大臣荫昌，海军大臣载洵，司法大臣绍昌，农工商大臣溥伦，邮传大臣盛宣怀，理藩大臣寿耆。
同时上谕规定“国务大臣辅弼皇帝担负责任”，内阁总理大臣就所管事务，“对于各省长官及各藩属长官，得发训示”，“监督指挥各省长官及各藩属长官”，“除国务大臣外，凡例应奏事人员，于国务有所陈奏者，由国务大臣代奏”。强调内阁对皇帝负责，加强了以内阁为首的中央集权，完全削去各省督抚直接上奏和入对的权力，使各省从属于内阁。但内阁在行政、法律、财政诸多方面又受到资政院的制约，中央权力的中心由皇帝开始移向内阁。
这次政体的变化其实是中国行政史上的重大转折。
但当时的舆论反响却并不一致。众多立宪派人士认为在内阁成员13人中，皇族多达5人(另说7人)，指责其为“皇族内阁”，他们援引英国皇族不能担任内阁成员的范例，力主解散此内阁，要求重新组建内阁。资政院也立即就此事进行了院内外活动。
如果具体从内阁成员的政治倾向来看，奕劻内阁也已经不是旧式内阁。奕劻本人历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首席军机大臣，极力主张三权分立的政体改革原则，在他首席设计的官制改革方案中，明确立法权属议会。《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463～464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载泽无论在海外华人还是在国内立宪派中间都有强大的舆论支持。
民政大臣善耆是权贵出身的大臣中最为开明者，还有海军大臣载洵，二人都与梁启超等海外立宪派人士有深层次的接触和合作。溥伦自1907年来历任资政院总裁，凡事主张“先交资政院参议”谈论，与度支部大臣载泽等经常发生争论。他们之间的争端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权力之争，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行政机构同资政院已发生了实际上的相互牵制作用。参见《民立报》1910年11月17日， 《论资总知难告退》；12月10日，《伦泽之战》。
司法大臣绍昌在就任阁员之前身体力行推行司法制度的改革，近代性质的法律文件《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都在他的任内得以起草或颁布，这些法律文本对此后民国的法律制定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幕僚中有大量的留美或留日法政人员，并主张在县、府、省设立各级审判厅，各级检察厅则接受法部领属和监督。参见肖永清主编：《中国法制史教程》，第244～24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
而主管少数民族事务的理藩大臣寿耆则为蒙古族人。
这一内阁的人员组成，主要体现了摄政王的意志。而摄政王之所以不顾反动派的声音组建这样的内阁，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这样的内阁并不违背清政府所承诺的立宪清单规定。他把这个内阁认定为过渡性内阁，按预备清单步骤，两年后的1913年将正式召开国会，届时选举产生正式责任内阁；二、这些有见识的权贵可以为他所倚重，至少比袁世凯要让他感到放心。
但是舆情和时局已经不再给清王朝机会。
随着保路运动的升级，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力量在湖北极为空虚，新军在2天之内就控制了武汉三镇。清政府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精锐部队北洋新军赶往湖北镇压革命党人，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舰只前往助攻。虽然从军事装备上讲南方新军远远逊于北洋新军，但这位刚从德国考察军事回来的将军却没办法很好地完成这次军事任务。在北洋军队中，自统制以下的各级军官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荫昌没办法立即建立起自己的领导权威。既然无法彻底地更换军队不服从命令的中下层军官，“其对于集团上层的局部人事调整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第63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首先出来力荐袁世凯，认为朝廷应该立即请袁出山，改变目前的困局“非袁莫属”。那桐甚至以辞职来要求朝廷同意请袁出山，奕劻则拒绝上朝。
另一名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更是相信袁世凯具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他赶到彰德面见了袁世凯。作为袁的老部下，他们的政见一拍即合，认为在当下应该当机立断，立即召开国会争取民众的支持，组织更具西方色彩的责任内阁，在政治上宽容武昌起义的参与者，解除党禁，袁世凯表明自己可以出山但不能任最高层的摆布。他害怕再一次遭到用完即弃的命运，提出中央政府需授予自己军队全权。徐世昌回京后立即将这些意见转告摄政王载沣。
除了中央政府的奕劻、徐世昌、那桐等，地方督抚中的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云贵总督李经羲等也屡次对摄政王施压。李经羲致电张人骏，希望他以大局为重，举荐袁世凯，电称：“举项城督兵，召北援赴难，公宜言之，勿引嫌。”同一天，陈夔龙致电责任内阁，明确要求调回湖北前线的荫昌，改由袁世凯“一手经理”前敌剿抚事宜。
袁世凯的更多政治追随者们也要求启用袁世凯，宣称：如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或可不亡。至此，处理局势必用袁世凯的强大舆论已经形成。
事实上，袁世凯的地位和身份确实使其具有皇族亲贵们所没有的优势，他能够做到上下通达，对国际国内局势有较为准确地把握。他认识到武昌起义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军队的军事政变，但是实质上是在进行一次政治革命，要处理此次事变，只凭借武力是不可行的，还应重视从政治上解决。
早在6月份，张謇偕刘厚生从江苏赴京途中，即专程赴河南彰德洹上村拜访袁世凯，其目的是与其交换当前时局的意见并鼓动袁世凯出山，二人实际上在这次的会谈中订立了政治同盟。袁世凯对张謇表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遵从你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此为清末历史上著名的“洹上会晤”。
张謇对这次面谈结果也表示满意，他对随从说：“慰亭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
东交民巷使馆区也传出“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声音。
“西方记者莫里循在与友人谈到这一时期的中国政局时断言：袁世凯是皇室的惟一希望，在中国有好声誉，在外国有好名声，是惟一可以从动乱中恢复秩序的人。同期的《泰晤士报》直接刊文，公开提出要清廷召回袁世凯，而且声称：只有他，才是能够挽救时局的惟一人物。辛亥革命前夕，清皇室载涛、载洵等人赴欧洲考察，曾受到欧洲帝国主义列强的一致责问：中国至今奈何不用袁世凯?在列强的心目中，处于‘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家之列’的袁世凯不但关系着中国政局的稳定，而且这种稳定也关系着他们各自在中国和远东地区的利益。”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第7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更为重要的是，袁世凯退隐彰德3年间，有相当一批的革命党人对他产生了好感： “时留东学生之归国者，必绕道谒袁……其私邸中谈宴游观，无不座客常满”，甚至还“谊若父子”。郭剑林主编：《北洋政府简史》，第64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这些就决定了在接下来的南北谈判期间，不仅是立宪派人士对袁世凯寄予厚望，甚至很大一部分呼声就来自于革命党人的内部。
1911年10月14日、27日及11月1日摄政王三下谕旨起用袁世凯，袁一番推诿之后，于11月13日赴京上任。袁世凯的犹豫不决不仅仅是出于一代权臣的老谋深算，也有他的现实顾虑。
对于如何应对武昌起义，清政府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
盛宣怀认为：“武汉地据中心，乱事一日不定，恐他省望风响应，糜烂更不堪设想；即兵力、财力亦将无可分布，外人生心，尤属可虑。故大军急援汉口，再复武昌，则各省便可无事。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惟自来用兵，未有统帅畏缩不前而能使将士用命者也。为今之计：一在催荫昌进兵；一在命袁世凯赴鄂。”陈旭麓等：《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除盛宣怀之外，翰林院侍读景润、给事中高润生等人也持速战之意。
张人骏则致电摄政王，主张多方策应，徐图之，待到战机来临，以围歼。
袁世凯是在争议之中赴任的。在袁世凯的新任头衔中，特别被加上了“督办剿抚事宜”几字，而当初清政府下达给荫昌的任务却只有“剿办”。“剿办”改为“剿抚”，实质上表明了清政府对湖北新军采取的攻势策略发生了改变。这与袁世凯对时局的看法是吻合的。
自10月18日开始，双方在汉口、汉阳展开激战。汉口旧称夏口，此次战役被称为“阳夏战争”。起初，革命军以逸待劳，占有优势，两天内就占领了大智门火车站和刘家庙，造成以三道桥为界的南北大峙局面。
从10月26日起，清政府陆、海军发动前后夹攻，湖北新军被迫退至市区。10月29日，冯国璋领袁世凯之命到达汉口督军，下令纵火焚烧汉口，试图用“火功”逼退湖北新军。
11月1日，汉口被攻陷，湖北军退保汉阳。11月3日，湖北新军首领黎元洪登坛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即日赴汉阳指挥作战。11月16日，黄兴率军反攻汉口，经激战，湖北新军伤亡惨重，次日仍退回汉阳。11月22日以后，两军在三眼桥展开新一轮激战，湖北新军溃败。11月27日，湖北新军被迫撤离汉阳，当晚，黄兴乘船离开湖北。
局势的发展在此时已经超过了袁世凯的料想。在这样一个骤变的时代，谁都不能确切地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或者不会发生什么。在1911年10月末，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等省都先后宣布脱离北京。
更重要的是，面对局势的不可知性，袁世凯内心产生了矛盾，“他为摄政王所不喜和惧怕，而革命党也同样有理由反对这个反革命的改良派。如果他镇压革命成功，他的报酬也许是又一次贬逐。反之，如果他对叛军用了兵而又失败，他也不会得到革命党人的怜悯。”(美)拉尔夫·尔·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186页，中华书局，1978年版。
湖北新军起义之初，杨度就曾对袁世凯说过这样的话：“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袁世凯当时怫然说道：“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然而，袁世凯不可能没有预感到局势恶化的趋势。
1911年10月30日，袁世凯离京南下时，他的幕僚王锡彤仍旧提醒他：“凡事留有余地步”，“袁公颔之”。由此可知他的思想已经有了变化。外加各省独立风潮风起云涌，甚至连“袁宅两女教习皆告假以去，参预革命”，袁世凯不得不对前景重作打算。
由此可以探知，袁世凯当初之所以推辞不前，除了有向摄政王索要更大的权力意图之外，还可能有自己的另一番顾虑。
而在阳夏战役前后，在北京近旁的直隶省境内，有两支中央政府军发生了哗变。
一支是驻守石家庄的新军第六镇，统制是吴禄贞，他18岁时由张之洞保荐到日本学习，是日本为中方开办的陆军士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他在那里结识了孙中山，并参加了同盟会。回国后，吴禄贞以过人的才干博得了许多朝廷政要的赏识。北洋第六镇原任统制为段祺瑞，1910年段祺瑞升署江北提督，位置空缺，摄政王试图利用日本士官派来抵制袁世凯势力，吴禄贞很快获任第六镇统制。
摄政王在事件之前已对新军第六镇的动向产生了怀疑，下令停止第六镇参加一次大型的军事演习——秋平秋操。
兵变的另一支部队是参加秋平会操后留驻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张绍曾与其部下伍祥桢、蓝天蔚等是该镇的领导力量。他们在10月份“电请进兵南苑”，还截留了派往南方的军火辎重。
1911年10月19日，吴禄贞又致电资政院，“采用英国立宪主义”提出了十二条政纲。
袁世凯则提出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以安抚兵变，收拢民心。资政院也向摄政王施加压力，总裁世续代表议员们提出解散现有内阁，另组新内阁。
在众多方面的压力之下，1911年10月30日，摄政王载沣下“罪己诏”，检讨多年来的政策失误。
紧接着，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主动提出辞职，载泽等主要的皇族国务大臣也提交辞呈。同日，清廷发布上谕，批准了内阁总辞职，并宣布“袁世凯著授为内阁总理大臣，该大臣现已前赴湖北督师，著将应办各事略为布置，即行来京组织完全内阁，迅即筹划改良政治一切适宜”。《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96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911年11月1日，帝国政府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赶快从前线回京，筹组新责任内阁。 至于最高军事职位——陆海军大元帅，本由摄政王代宣统皇帝行使，在其去职之后，则由内阁下辖的陆军部、海军部、军咨府管理。约万人的禁卫军，原本由贝勒载涛统帅，载沣去职后，载涛也提出辞呈，内阁“派冯国璋充禁卫军总统官”，并要求“贝勒载涛等须妥为交待，再行离任”。《清实录》第60册，(附)《宣统政要》，第1126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第二天，起草宪法的权力正式由钦派大臣转移至资政院。资政院起草宪法也不再依据有利于君主集权的《钦定宪法大纲》，而是以十二条政纲为蓝本，并且提前电询了各省咨议局。新的宪法大纲在资政院拟就完毕，称为《宪法重要信条》，共十九条，又称《十九信条》。
与《钦定宪法大纲》相比，《十九信条》对于皇帝的权力作了更进一步的限制，大清帝国皇帝已经成为立宪政体下的“虚君”：
第一条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
第二条皇帝神圣不可侵犯。
第三条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
第四条皇帝继承之顺序，于宪法规定之。
第五条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皇帝颁布之。
第六条宪法改正提案之权属于国会。
第七条上院议院，由国民于法定特别资格中公选之。
第八条总理大臣，由国会公选，皇帝任命之；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之；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
第九条总理大臣受国会之弹劾，非解散国会即内阁总理辞职，但一次内阁不得为两次国会之解散。
第十条皇帝直接统率海陆军，但对内使用时，须依国会议决之特别条件。
第十一条不得以命令代法律，除紧急命令之外，以执行法律及法律所委任者为限。
第十二条国际条约，非经国会之议决，不得缔结；但宣战、媾和不在国会开会期内者，由国会追认之。
第十三条官制、官规，以法律定之。
第十四条本年度之预算，未经国会议决，不得适用前年度预算；又预算案内规定之岁出，预算案所无者，不得为非常财政之处分。
第十五条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增减，依国会之议决。
第十六条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
第十七条国务裁判机关，由两院组织之。
第十八条国会之议决事项，皇帝颁布之。
第十九条以上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及第十八各条，国会未开以前，资政院适用之。
从上面的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皇帝的权力必须“以宪法规定为限”，重大的决策必须由国会作出，皇帝只是象征性地发布，甚至连皇室的经费和典礼都需国会讨论并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皇权的神秘感被彻底消除。
杨幼炯在《近代中国立法史》认为它是“我国历史上之第一次宪法也”，陈茹玄在《中国宪法史》中评论说：“《十九信条》深得英宪之精神，以代议机关为全国政治之中枢，苟其施行，民治之功可期，独借其出之太晚耳。倘能早十年宣布实行，清柞或因以不斩，未可知也!”
信条第八条专为责任内阁的组成而设：“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及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第10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之后，资政院为维护《宪法重要信条》的尊严，提出这样的做法违宪，政府即收回成命，等候资政院的选举结果。随后于11月8日在资政院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公举总理大臣，袁世凯得票最多。根据这一结果，清政府以皇帝的名义又一次发表任命上谕。虽然两次的结果相同，但是第二次任命的出台完全是遵守宪法程序，程序的公正是现代社会得以公正运行的重要政治原则。这一事件在中国宪法史、政治史乃至整个社会历史中都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由于《十九信条》颁布几个月后，清朝就灭亡了，这一重大事件也就被后人所忽视了。
为了确定《宪法重要信条》的地位，扩大其社会影响，经资政院议员及兼署海军大臣谭学衡领衔的90多名官员的敦促，摄政王代替年幼的宣统皇帝，在太庙宣誓皇室遵守信条。
由此可见，危机时代选举产生的袁世凯内阁其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在清末的政坛上形成了“大政施行，出资内阁，朝命必待副署而行”的近代化政治局面。
这种英国式的内阁完全是中央政府的行政中枢，君主处于虚君的地位，统而不治，在行政上不干涉也没有任何否决权，但是其象征性的元首地位，有利于完成单纯的中央行政不能完成的使命，比如维持领土的完整等。内阁拥有对朝命的副署权，这是君主立宪制下用内阁限制君权，并使内阁承担责任的重要举措。由君主名义颁布的法律，发出的敕令及有关各项国务的圣旨，须内阁副署，方能生效。
再者就是大量减少了“入对具奏”事项。“入对”的意思是大臣进宫回答君主的有关咨询，当面得到君主的指示。“具奏”指大臣就有关政务写成奏章形式递交君主裁定。后来，袁世凯内阁提出了大量的裁撤“入对具奏”的清单，提出“除照内阁官制召见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暂停止”批准，这就进一步剥夺了君主干涉行政事务的权力。
1911年11月13日，袁世凯抵达北京，16日组织新内阁，以梁郭彦为外务大臣，赵秉钧为民政大臣，严修为度支大臣，唐景崇为学务大臣，王士珍为陆军大臣，萨镇冰为海军大臣，沈家本为司法大臣，张謇为农工商大臣，杨士琦为邮传部大臣，达寿为理藩大臣。并以胡惟德、乌珍、陈锦涛、杨度、田文烈、谭学衡、梁启超、熙彦、梁加浩、荣勋分任各部副臣。
内阁成员中没有皇室成员，但是并没有排斥满人。
这样，摄政王的历史使命完全终结，再加上新内阁的施压，1911年12月6日，隆裕太后降旨，准载沣退监国摄政王之位，上缴摄政王印章，仍以醇亲王名义退归府邸，不再允许干政。并且要求其他王公贵族“恪守家法，束身自爱”。《清实录》第60册，(附)《宣统政要》，第1222页。
如果只把摄政王的去职单单看成是袁世凯对其政治角逐的个人胜利，就太低估了这一历史事件的历史意义，这时皇室力量实质上已完全退出中国政治历史的决策舞台，内阁头上的“太上皇”不复存在，有利于内阁行政效率的提高。
因袁世凯内阁已经成立，清廷宣布“嗣后所降圣旨，凡关于某部事项，即着该国务大臣随同总理大臣署名。”《清实录》，第60册，(附)《宣统政要》，第1196页。
从1911年12月3日到12月31日，北洋新军与湖北新军进行了4次停战谈判，历史已经进入南北议和阶段。期间的12月25日，孙中山由欧洲乘船回到上海，革命党人在发动武昌起义两个多月后迎来了自己的精神领袖。
但湖北的革命军所面临的局势也并不乐观。
后来陈果夫在重庆钟山学社介绍国民党党史时说道，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力量，有三大主流，即两广，两湖，江浙。黄花岗起义代表了两广势力；武昌起义代表了两湖势力；此后的北伐，代表了江浙势力。参见李白贞：《辛亥革命武汉战事实录》，原载《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3期。就两湖而言，内部也并不统一，在湖北，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同盟会的组成部分，但是二者历来就有很大的矛盾，在武昌起义之前主要表现在对会员的争夺方面，起义之后，在革命的领导权上又发生了矛盾。黄兴虽然在名义上为湖北革命军的总司令，却与另一同盟会领导人孙武矛盾颇深。在军事斗争中，各派军事力量不能得到有效整合，这一点也是阳夏战役中革命派失利的一大原因。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在10月份曾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表示所有中国此前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承担，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居留军政府占领地区域内之各国人民财产，均一律保护；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但是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之权利，所借之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次知照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各国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搜获一概没收。
革命党人希望起义得到西方国家的默认。
虽然英、俄、法、德、日各国领事秉承本国政府意见，声称“现值中国政府与国民军互起战争”，“领事等自应严守中立”。其实各国政策摇摆不定，甚至试图利用革命党起义的机会进一步攫取在华权益。
以日本为例，据《日本外交文书记》载，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贞雄在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就向外务大臣报告了武昌起义的消息，随着日本驻中国20多个地方的总领事、领事也纷纷向日本政府报告了中国革命的最新动向。天皇甚至召开了元老重臣会议来商量对华政策。
在松村的报告中，他把革命军称为“暴徒”。武昌起义的第四天，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特使田村大尉就在一份《关于对清国用兵问题》的意见书中表现得异常兴奋，认为武昌起义是列强用武力干涉中国的好机会。日本海军省、日本参谋本部许多高级将领都主张武装干涉。日本驻华公使还对清政府威胁说：“在危急关头，清政府如对既占地利又有实力之日本帝国不予信赖，则平定时局势将不可设想。”《伊集院驻清共识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0月28日，《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53页。10月24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讨论对华政策，决定：以求对清国占有优势地位，并许多方策划，使满洲现状得以永恒持续。《伊集院驻清共识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0月28日，《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53页。
危急关头，北京的中央政府和湖北的革命军政府都想获得西方的支持，这就造成西方列强趁机向双方要价，毫无疑问，两方都会作出让步，这就预示着无论哪一方最后成为胜利者，都意味着国家利益受到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样的悲剧将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数次重演。
对于列强可能发起的干涉，立宪派人士们作出了激烈反应。他们害怕在如此复杂的时局下，没有人能控制起事的新军以及革命党人，他们心中的天平又一次向袁世凯倾斜。
而袁世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他派唐绍仪为议和代表，让他至沪先行约见张謇，并一再嘱托：“你必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到了上海，唐绍仪在南阳路赵凤昌家与张謇会晤，张謇表示：“所谓南北议和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但我只代表苏、浙两省人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参见刘厚生：《张謇传记》，1985年版。
但张謇在致袁世凯的电文中却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意见：“窃谓非宫廷逊位出居，无以一海内之视听，而绝旧人之希望；非有可使宫廷逊位出居之声势，无以为公之助，去公之障。在鄂及北方军队中……然如段芝泉辈，必皆受公指挥。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预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为水火。”
张謇并且把江浙地方势力活动的结果及时密告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参见张怡祖：《张季子九录》，文海出版社，1983年版。
甚至最早请袁世凯做“汉族的华盛顿”的人不是别人，而是革命党人。11月2日，在上海革命党人所掌控的《神州时报》上刊登了海外华侨及留学生要求袁世凯做总统的电报。11月6日的社论里更是奉劝袁世凯勿再做“曾国藩第二”，而要做“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
对于袁世凯的心理变化，革命党人汪精卫、魏宸组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载：“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此时汪兆铭已经开释，乃约汪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晚饭后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初只言共和学理，谈至三更，渐及事实，汪言：‘如须继续谈去，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以魏宸组相对，袁许可。次夜汪魏同谒袁，于是讨论中国于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于辞令，每以甘言饵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话，连谈数夜，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115页，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
社会舆论对袁世凯越发有利，袁世凯也决定进行和谈。为了遵守承诺，表达自己的和谈诚意，他开始加紧向皇室“逼宫”。
朝廷权贵们对袁世凯的不满在停战谈判之初就已爆发，并公推代表质问袁世凯：“从前洪杨革命，十三省沦陷，而胡林翼、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多大实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政府官吏，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何体统?”
袁世凯当时极为巧妙地回答：“你要我讨伐黎、程，我可以办得到的，你要我讨伐张謇等人，我是办不倒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假如你们不满意，我只有向太后辞职。”
1912年2月12日，清帝正式退位。第二天，北京各家报馆全文刊登了以隆裕皇太后的名义颁布的最后一道上谕，即“退位诏书”，此诏实为张謇所拟写：
前以大局阽危，兆民困苦，特饬内阁与民军，商酌优待皇室各条件，以期和平解决。兹据复奏，民军所开优待条件，于宗庙陵寝，永远奉祀，先皇陵制，如旧妥修各节，均已一律担承。皇帝但卸政权，不废尊号，并议定优待皇室八条，待遇满蒙回藏七条，览奏尚属周到。特行宣示皇族，暨满蒙回藏人等，此后务当化除畛域，共保治安，重睹世界之升平，胥享共和之幸福，予实有厚望焉!
孙中山也履行自己的诺言，2月3日宣布辞职，但为了将袁世凯置于革命党的监督之下，要求袁世凯赴南京任职大总统。
当革命党人的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他曾与孙中山洽谈经济政策，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与孙中山谈政策，未知涯畔。”创办了实业王国的张謇认为这位革命党领袖对经济的看法简直不着边际。《张謇全集》第1卷，第66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这一不满也进一步促使了他对袁世凯寄予更高的期望。
张謇等人坚决反对袁世凯南下，1912年2月他电告袁世凯：公不能南，西北数省咨议局联合抗争于参议会，如果南下，须以军队随从。3月间，他给唐绍仪发去电报：为今计，只有利用外交团奔走联络与南北双方，以非正式公文劝告彼此，并声明不能让项城南下，以免生变故。据杨立强，沈渭滨：《张謇存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的中坚阶层已经不愿意看到国家再发生裂变。但政见的相左，利益的冲突，以及相互的猜疑和恐惧，预示着南北双方暂时的合作必将走向决裂…… ■大厦瞬间倾塌
甲午一战，意义重大，自此日本正式取代中国占据了亚洲领头羊的地位。日本人的对华观也急转而下，甚至波及将来。清政府耗费巨资筹建的海军力量毁于此役。从此中国开始了缓慢而艰难的重建海军之路，这一困境在清末新政时期没有大的改变。直到大半个世纪之后，中国海军力量仍旧没有走出萎缩状态。
1902年，北洋水师帮统萨镇冰提出4条建议复兴海军：第一，派海军士官留学海外；第二，在江阴等地设置水师学堂；第三，以马尾船厂为造舰基地；第四，在烟台及福州设海军镇守府。
到了1908年陆军部提调姚锡光提出《筹海军刍议》，按“急就”与“分年”两种方案重建海军。所谓“急就”，即短期计划，将现有南洋、北洋、湖广舰队共28艘军舰合编为巡洋舰队，配合其他军港、机厂及编订全年经费预算等措施，共开支50万两，以补救甲午年后海防空虚的需要；而所谓“分年”，即设计在十多年内，购置18至30艘战舰，并建船坞、军港及培训人才，开支预计为7700万两至1亿9000万两。朝廷遂大体接受此项建议。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杨士骧主管此事后，严复受命草拟具体海军重建计划，在他的计划书中分为5个重点，包括：顺应世界海军发展趋势，购置轻型舰只；投入巨资重整水师学堂；集中力量重建优良军港以防御欧美、日本威胁海疆；加强海军的规划及体制改革；以“分期筹款”及“各省分担”的方法解决经费问题。
1909年筹办海军事务处设置之后，肃亲王善耆、陆军部尚书铁良、提督萨镇冰及庆亲王奕劻等朝廷要员主管各项筹备事宜。次年，筹办海军事务处改组为海军部，海军事务开始实质性独立出来，并由中央政府直接统辖。
清王朝在最后10年先后从欧洲等国购买回大小各型军舰43艘，其中尤以在英国订造的“海圻”号巡洋舰最为先进，号称“天字一号艨艟”。
1910年，乔治五世继承大英帝国王位，并定于次年6月22日举行加大典，邀请包括中国在内的18国军舰参加庆祝仪式。清政府遂积极准备，下令海军部“加派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率领海圻巡洋舰前往，顺访美利坚诸国”。
1911年4月21日，“海圻”号载着300多名海军兵将，从上海起航，途经台湾海峡、过印度洋、红海、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向目的地驶去。两个月后，“海圻”号驶抵英伦朴次茅斯军港。随后中国军舰首次访美。舰队统领程璧光等前往波士顿，与美国总统塔夫脱进行了会谈。此时恰逢拉美国家发生排华事件，“海圻”号奉清政府命令再访古巴、墨西哥，以慰我侨胞。8月中旬，“海圻”号驶抵古巴首都哈瓦那。同胞竞相请故国水兵来到家中，程璧光切实感到了海外华人渴望祖国强大的诉求。墨西哥政府先期就排华事件正式向中国政府道歉，并偿付受害侨民生命财产损失，“海圻”号于是取消了先期制定的访问墨西哥计划。
“海圻”回程途经巴罗港时，适逢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黄仲煊立即在舰上展开策反活动，忠告程璧光同意革命。
后来，随着国内的形势进一步发展，南北议和阶段，程璧光顺应潮流，率舰易帜。
革命党人缘何具有如此大的能量，在短期内能够争取到大量新军的支持?
包括海军将士在内的帝国军队成员，其实大多是既无财力出国留学，也无机会进入新式学堂的贫寒子弟，是在失学又失业的情况下被迫投军的。他们的背后是大量破败的农村和凋敝的城镇。这种经济地位和由此决定的思想状况，是他们在辛亥革命中能够转向革命的内在原因。
新军将领则主要是依靠国内各式武备学堂的毕业生以及官费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充任。陆海军留学生，与其他留学生一样，“他们出洋后，见到外国的强盛和中国的积弱不振，两相对照，更感到目怵心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册，第186页。“此出洋生惊睹外国文明，如梦初醒，纷纷为之宣传，激励其乡人。”《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页。又有革命党人在海外的多年宣传，影响了一大批年轻将官倾向或者同情革命。
1905年7月30日，在日本东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家中，同盟会正式成立，期间约有70人出席，全为中国留学生，他们在名义上代表中国17个省，另外有3个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长知也是正式会员。
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更注意策反新军的工作。它在陆军留学生中大量发展同盟会会员，据统计，仅在第四期、第五期、第六期三期的士官生中，就发展了同盟会会员“不下百余人”。为了便于陆军留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回国后运动新军，“掌握兵权”，同盟会领导人黄兴还“嘱陆军学生中的同盟会会员不到同盟会总部往来”，陆军学生的入党证件也由黄兴一人独自保管。
但也并非是说，革命党在新军中已经完全拥有了绝对的民心。湖北是革命党活动最为密集、成功的省份。“到1911年7月，在总数约1万7千名的湖北新军中，……总计有组织的革命党人将近2000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4000人”。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第25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样的估计应该说是比较乐观的。即便如此，在湖北新军中，除了三分之一的人倾向于革命外，还有拥护帝国政府的一部分，更多士兵还是处于游离状态。
要沉默的大多数随革命潮流前行，还需要恰当的时机。
其实，就革命领袖孙中山本人，以及支持革命党人士的背景来看，如果将当时的革命党定义其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是失实的。孙中山的兄长孙眉在檀香山经营的成功，使孙中山得以到达檀香山。他在这里进入英国教会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学习。1882年毕业后，他又入夏威夷群岛的最高学府奥阿厚书院学习，这仍是一所教会学校。在到檀香山之前，幼年的孙中山只受过2年的传统教育，孙中山在回忆中就说自己：“从学村塾，仅识之无。”《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9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孙中山的汉文阅读能力甚至不如他的英文阅读能力。直到1894年上书李鸿章的时候，他的文章还需要陈少白等人的润色。他最初阅读中国古典文献，需要先读英文版，然后再读中文版。
至于早期檀香山兴中会的会员，除个别人外，大多数并没有参加后来的革命运动，甚至只有少数人知道孙中山的真正意图并支持他的革命。参见林增平：《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原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兴中会的基本群众，是旅居海外的华侨和国内他们能够影响得到的部分会党。有学者对1894、1895年参加兴中会的178人的身份背景作了统计，其中小商人96人，工人39人，会党12人，自由职业者9人，公务员10人，农牧等6人，军人4人，学生2人。而其中79％是华侨。章开沅、林增平主编： 《辛亥革命史》上册，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没有一个企业主。参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25～4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很显然，这些人不是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之中，而是游离于传统社会体制之外。
有学者研究表明，孙中山“主要是得到新知识分子强有力的支持而不是新兴实业家们的支持，才成就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大业。事实上，不仅在辛亥革命时期，包括在孙中山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得到过资产阶级的有效支持。反过来，一个从未得到资产阶级有效支持的政治家，也很难说他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表。”据迟云飞：《孙中山与晚清革命党人社会背景的再认识》，原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
由此可见，支持孙中山的力量主要局限于华侨社会、激进知识分子、极少数资产者、会党和部分受策反的军队。
然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却拥有一件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具有的政治宣传利器——即同盟会的16字政纲。1905年8月20日通过的《中国盟会总章》，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但据学者茅家琦分析，同盟会的16字政纲并不切合变化了的晚清社会实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拥护新政、提倡立宪的汉人轻易就被斥为“汉奸”。孙中山认为以下人物是一脉相承的：“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但是这一口号在反对清朝、建立民国的过程中到底起到了怎样程度的作用，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因为在孙中山发动武装革命早期，所受的压力不仅来自社会中上层人士，他们大多对之仇视，即使在他的家乡，也视其为叛逆。
在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政治基础比较薄弱，宣传口号并不切合历史现实的前提下，他们通过自己坚持不懈、艰苦卓绝的努力还是取得了政治事业的阶段性成功——立宪派人士最后的转向具有很大的助推作用。
在立宪派群体中，除了不少人对现实不满外，还有众多立宪派人士恐惧这场民族内耗战争继续扩大。东北、外蒙、西藏、新疆的形势一步步告急，西方列强在尽力捕捉这一千载难逢的扩张机遇，这一切进一步刺激了他们的危机意识。同时，社会的剧烈动荡也影响到了实业界人士的身家性命和经济利益，而纷纷欲消弭战争，想得到和平。
张謇表现得十分明显，湖北新军起事之后，他力促朝廷大员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官员派政府军援助湖北前线，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他转而致电袁世凯，说：“今则兵祸已开，郡县瓦解。环顾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趋势然也。”主张“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张謇全集》第1卷，第18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0天之后，张謇与伍廷芳等联名致电摄政王载沣，希望他能抛弃个人利益，顾全大局，急流勇退：“旬日之内，望风离异者十有余省。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张謇全集》第1卷，第17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在致另一位友人的信函中也说：“现在时机紧迫，生灵涂炭，非速筹和平解决之计，必致俱伤，欲和平解决，非共和无善策。此南中万派一致之公论，非下走一人之私言。”《张謇全集》第1卷，第18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可见，绅商立宪派最终倾向南北议和，更重要的是他们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
清政府曾于1911年11月14日发布上谕，派张謇、汤寿潜、谭延闿等人分任各省宣慰使，“迅速分赴各属抚慰劝导，宣布朝廷实行改革政治宗旨”，想利用立宪派人士以求“内外相维，上下一心，共救危亡”。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5册，第30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但随着局势的发展，他们决定同王朝决裂，谭延闿、汤寿潜分别担任了湖南、浙江省都督。 据茅家琦：《晚清“新政”与同盟会“16字政纲”》，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又社科版》2001年第5期。
而当时的社会结构中，最庞大的无疑是农民群体，他们对革命党人的起义推动作用更加不能忽视。在和平年代，农民满足于现存秩序和现状。在清末新政期间，战争赔款以及新政所需的巨额经费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继太平天国运动，他们对当局的不满情绪再次高涨。无论对于革命党的共和主义，还是对于立宪派的君宪主义，都因为距离其生活太远而几乎是漠不关心，也无力关注，也就很难说他们对革命党的共和主义有深刻的认识和认同。而革命党的排满宣传，影响最为广大的恰恰是这个最为弱势的群体。辛亥革命期间，在武汉地区传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监，红衣满街走，‘长毛’在眼前”的歌谣。转引自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下册，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从这则歌谣中我们可以窥见广大人民群众对革命起义的理解程度。
政府官员本是既得利益者和既有体制的维护者。但是，新政期间推行的中央集权政策以及官制改革，促使满汉矛盾、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空前尖锐。同时极权政治的不透明性也给革命党人提供了很好的宣传空间。汪精卫等人刺杀摄政王事败之后，北京城内流传的说法并不是革命党如何云云，反而怀疑是清廷的内部斗争所致，“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有谓(炸弹)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国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字样也。黄斗寅：《庚戌年谋炸载沣别纪》，丘权政、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第8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革命党人很成功地利用了这样的猜测和不满。
在这个骤变的时期，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政治诉求，而这些政治诉求又都不是以现有政府的必须存在为前提。清政府就成了各方矛盾的焦点，它推行的新政又没能立即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哪怕一个偶然的事件就能让各个群体不自觉成为政治上的联盟，尽管这种同盟必将是短暂的、松散的。
甚至有人认为：“武昌起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被谣言激发的一场兵变。”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未必是在贬低辛亥革命的时代意义，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考虑——正因为偶然事件就足以导致帝国覆亡，才证明了帝国统治本身的脆弱性。
这种脆弱性在清政府应对新军起义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其实，在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清政府就已经陷入了应对危机之中。1911年10月9日，革命党人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赶制炸药时发生意外，起义计划暴露。不过，从后来的处置看，湖广总督瑞瀓并不想扩大事态，有两条线索可为佐证：其一，在逮捕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人后，尽管进行了简短的严刑逼供，但迅即当夜就将他们处决；如果地方政府欲顺藤摸瓜，按常理应该继续套取被捕革命党人的口供；其二，在事发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瑞瀓即向中央政府报告案件经过，并为有关人员邀功请赏，大有巨浪过后复归太平的意思。参见《瑞瀓报告破获汉口俄租界革命党组织电(1911年10月1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7～168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瑞瀓甚至采纳了很多拥护政府的新军军官的建议，准备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队中的革命党人不予深究。参见(美)周锡瑞：《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第217页，中华书局，1982年版。
但是“清政府正在捕杀革命党人”这一则传言还是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热化。
瑞瀓的处理办法与1911年10月19日的上谕精神是一致的，中央政府反复向下属强调：“如搜获逆党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上谕》，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5册，第2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其次，当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被捕，并于当晚遇害后，这时，传言已演变为“清政府正在按有无长辫捉拿革命党人”，因为遭难的彭、刘、杨三位革命党人皆曾剪去长辫。而在1911年10月10日清晨，另一位革命党人同样已经剪辫的30标排长张廷辅被捕。尽管这是彭、刘、杨被处决后仅有的一次逮捕行为，但更加证实了传言的真实性。其实关于辫子的存废问题已经纳入了中央资政院的开会议决之中。
最后，甚至有人说官员们正在编制所有汉族士兵的花名册，将以革命党罪名逮捕并惩罚所有湖北新军的汉族士兵。参见黄岭峻：《关于1911年武昌起义的政治传播学分析——谣言与革命》，原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而在当时政府公署的往还电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动”的说法。在各种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京师已经是“人心惶惶，米价飞涨”，人们纷纷到银行挤兑套现，以致“市面买卖非现银不可”。《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御史史履晋奏折》，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5册，第4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清王朝统治已经摇摇欲坠。
作为今人，应该充分尊重前人的历史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历史不能再重演的原因，更因为无论革命派、立宪派，还是众多无派无党所倚重之人，绝大多数都是发自内心期望中国国富民强、扬眉吐气，政见之不同在很多情况下所反映的只是救国、强国之路的不同，真正的“汉奸”“卖国贼”能有几人?清王朝由辛亥革命推翻，有它必然不可逃脱的命运所在。
章士钊在后来回首辛亥革命时，却说过这样的话：“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4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学者萧瀚在一篇文章中肯定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它的固有病症：
在南京临时政府存续的三个月里，孙中山先后发布了《保护人民财产令》、《慎重农事令》、《禁止买卖人口令》、《普通教育办法》、《报律》、《劝禁缠足令》等一系列民事、行政、军事等方面的法令。这些法令对于中国迈向自由、民主的目标有重大作用——如果他们在未来的岁月里真的被施行的话。但是同时，从南京政府的法令中依然可以看到与宪政制度和理念格格不入的本土文化中的遗留糟粕。
《禁烟令》、《劝禁缠足令》、《禁赌令》，都是为了取消和杜绝陋习的，但是在这些法令中，有一个《剪辫令》，不见得是为除陋习而发布。这说到底是孙中山早年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作怪，如果说在筹备革命时，出于策略的需要而提倡打倒清政府，那是情有可原的，革命以后，依然抱着民族主义的立场，那显然就是错误的。剪辫是小事，但从民国政府的态度上却能看到一些往往为人们忽略的本质性的内容。从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民国政府对自由所抱的态度。《百年宪政的历史省思》，原载《南风窗》，1999年7月。
李泽厚先生也许解答了辛亥革命救亡中国而又不可得的深层次原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长期的革命战争，把其他一切都挤在非常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更不用说从理论上和实际中对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之类问题的研究和宣传了……时代的危亡局势和剧烈的现实斗争，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题又一次全面压倒了思想启蒙的主题，……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6～27页，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就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前后，一位名叫C．P．菲茨杰拉尔德的西方人来到北京，他在《为什么去中国——1923～1950年在中国的回忆》一书中这样讲述当时的北京城：这是一座“几乎没有触摸到现代气息而多少有些冷落、让人感觉奇特的城市”，“作为首都，它存在的理由已经消失，或者几乎消失了。一个能够收留皇帝并且与那个推翻的显赫、威严、高贵的封建王朝相‘比美’的新王朝还没有建立起来”。
辛亥革命结束数十年后，一直没有获得新生的何止是一座北京城。
20世纪初的清王朝有自上而下的整套政府机构；有建设中的近代化军队；有一个处在变革中的中央办事机构；还有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权观念为基础的人民；按照预备立宪的清单，它甚至要在两年后召开国会，选举出纯粹西方意义的内阁总理大臣，并且在事实上政府并没有违犯承诺的迹象，它似乎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传统王朝了。但是帝国大厦还是瞬间崩塌了。
此后，有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也先后离开政治舞台、离开这个依然处于困窘纷乱中的国度。
一位是袁世凯，辛亥年后他要做皇帝，虽然是带有君主立宪色彩的君主，但历史证明，以“两千年皇权观念为基础的人民”至少在表面上抛弃了皇帝。袁世凯遭到了唾弃。为中国实业发展呕血一生的张謇不禁为他感慨道：“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
一位是孙中山，他精力旺盛，愈败愈战，百折不挠，他的“五权宪法”构架是一幅无限美好的政治蓝图，但他无法统驭桀骜不驯的大小军阀，他们的纷纷离弃不仅仅表现在军事上的叛乱，还有政见上的不认同。他的身后是一个更加分裂的中国，所以，孙中山留下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除却革命，辛亥年还发生了什么？
辛亥：小人物“炒股”引发了一场革命
辛亥：小人物“炒股”引发了一场革命
2011年铁路系统发生了什么！
辛亥：小人物“炒股”引发了一场革命(2)
辛亥：小人物“炒股”引发了一场革命(3)
辛亥百年看革命
辛亥百年反思“革命”
辛亥百年反思“革命”
辛亥百年反思“革命”
鲁迅新婚之夜发生了什么?
看！太阳发生了什么？！
回顾1989年，罗马尼亚究竟发生了什么？（图解）
1999年7月发生了什么大事？
重构辛亥 超越“革命”
辛亥回眸：革命远非一劳永逸
杨天石：遗言与“法宝”——辛亥留下了什么
死亡前后一刻钟究竟发生了什么？
高潮时 我们的大脑发生了什么？
福岛核电站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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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时 我们的大脑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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