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专家:各地新兴产业“一哄而上” 面临3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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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国具有较好技术基础的领域，要坚持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掌握产业发展主动权；对于目前我国尚不掌握关键核心技术、但产业正快速兴起的领域，要坚持走产业发展带动科技创新的道路；对于重大前沿性领域，要加强原始创新，掌握知识产权，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新技术产业化和新兴企业不断涌现、成长壮大的过程存在较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政策风险等”，在接受《中国投资》杂志专访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所长王昌林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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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未来的国际分工地位。为此，我们不仅要看到字面上提到的"战略性""新兴性"，更要关注7大产业在科技性、需求性、阶段性等方面的潜在风险”。在王昌林看来，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所面临的创新能力不强，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政策法规不完备，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和要求的投融资体系没有建立以及体制机制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都要通过创新予以解决：“这其中当然不仅仅是科技的创新，更包括体制创新以及商业模式的创新”。

　　产业发展带动科技创新

　　《中国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热潮蔓延全球，您认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选择一条怎样的发展路径？

　　王昌林：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化，这往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但我认为不同国家由于国情、发展阶段的差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为例，以美国为代表的“领先型”发展模式，其特点是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创新创业。

　　在美国，围绕各高校、研究机构生存着一批创新能力极强的中小企业，科研机构因为有政府的研发资金支持,每每将成果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这些中小企业，由他们进行产业化的初步探索，而这期间成熟的天使投资、创业投资、中小企业培育体系、甚至包括军事采购在内的政府采购制度就能为这类中小企业发展提供充分保障。而当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大规模占领市场和庞大资金支撑时，健全的资本市场便为他们提供被全球化公司收购、兼并的机会。在这个体系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组织和资助基础研究，此外,也对重大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给予大力支持。

　　另一种则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追赶型”发展模式，主要特点是重点加强应用技术研究，特别是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重视培育大企业，主要采取间接融资方式，政府在技术开发、市场保护等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

　　中国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目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主要特点是技术开发投入少，通过引进技术、资金为主，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资源投入等生产要素推动产业增长。在没有顺畅的创新体系、资本市场无法提供有力支撑的前提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照搬美国模式发展是不现实的。

　　因此，在发展路径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根据现有产业基础和条件，结合当前体制机制的现实情况，首先着力解决产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核心技术问题，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同时，也要加快产业发展，走出一条产业发展带动科技创新之路。

　　体制机制不顺 产业不兴

　　《中国投资》：那么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哪些突出制约因素？

　　王昌林：目前，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要障碍是我国现行的体制机制不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比如，当前我国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到5%，使得新兴产业成为无源之水；而人才培养、使用机制不完善造成高端人才缺乏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节能环保产业的价格形成机制、“三网融合”相关行政管理体制、创新药物的市场准入和价格形成机制、通用航空发展的空域管理规定、卫星应用的军民结合机制等不健全较为突出。

　　其次，是关键技术不掌握，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根据调查，目前我国大型飞机、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专用设备、大型科学仪器、大型医疗设备等长期依赖购买国外产品，高端装备制造中关键的高档数控系统国内市场占有率不到2%。

　　在已经形成大量产能的风电设备中，关键且附加值较高的风电整机设计和轴承、控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技术我国均未掌握；生产光伏电池的设备仍主要依赖国外；第二代薄膜电池技术、第三代高倍聚光太阳能光热发电技术等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很大。

　　第三点则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政策法规不完善。我国目前的政府采购政策落实不够，对完全可降解生物基材料、秸秆制乙醇等缺乏财政补贴政策；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展并网运行困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电池回收体系等市场应用支撑体系不健全；三网融合试点示范工作进展缓慢；新一代网络、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标准体系不完善。

　　第四点，投融资体系不健全，财税政策不完善。创业投资规模小，天使投资缺失，融资性担保机构不发达，场外交易市场尚处于摸索阶段，资本市场不健全，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和要求的投融资体系没有形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扶持力度不够，资金投入分散，支持方式和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政府定门槛 企业做主角

　　《中国投资》：那么在具体新兴产业培育、发展过程中，您认为政府和企业应该分饰怎样的角色？

　　王昌林：目前，各地在高度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暴露出一定程度的“一哄而上”苗头，几乎每个城市都在规划光伏产业，这个行业的前景是巨大的，但如果各个地方都在同一个水平上竞争，也不利于行业发展。

　　这一问题就集中体现了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政府和企业的作用问题。现在对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新兴产业前期投入大，时间长，风险高，所以需要政府更多的参与产业发展，提供财税支持；而另一种观点则倾向于更加突出市场和企业的作用。

　　我认为这二者并不冲突，最好的办法是把市场机制与政府推动结合起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由于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个阶段，由政府加以引导和推动，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办法。一方面必须强调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作用，通过价格、供需拉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很多产品、技术还处在成长初期，不仅在技术研发阶段需要支持，进入市场以后由于消费者对其并不熟悉，企业并不能获得较好的效益。比如新能源汽车，对节能很有好处，但在现阶段如果国家不补贴，企业是亏损的，需要先期政府的政策推动，将来政府再慢慢退出。

　　潜在的产能过剩问题，需要政府切实引导各个地方发挥自身特色，根据各自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有选择地培育、发展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重点产业，避免雷同和重复建设。同时通过行业协会定期收集全国行业发展信息进行发布，帮助企业注意投资风险。

　　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市场的办法，加以引导、统筹和布局。主要通过技术的准入门槛、环保准入门槛制定行业规则，严格防止低水平的企业进入。

　　另外，我们应该意识到，产业发展初期的产能过剩，有可能是因为相关市场尚未充分开发造成的相对过剩，并不是产能绝对过剩。因此我们应该给市场一个时间，让企业自己做出选择并在市场中自由竞争，优胜劣汰。

　　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是关键

　　《中国投资》：针对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您认为如何破解比较好？

　　王昌林：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要强化科技创新，重点是转变成围绕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结合重大专项加大基础性研究组织实施重大的产业创新工程，引爆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新兴产业的关键技术不在我们手中，是一个会长期困扰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总体思路是要围绕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来逐步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能力和产业化的能力。比如结合重大专项，加大基础性研究，抢占制高点。其次就是选择一些重点领域，组织实施重大的产业创新工程。另外一个我们要大力培育和凝聚人才，实施知识产权战略。

　　与此同时，要坚持市场拉动，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新商业模式。因为我们目前很多产品成本还比较高，前期投入也比较大，社会效益比较好，但是经济效益比较差。为此，要积极培育市场，实施一些重大示范应用工程。积极推进市场应用、基础设施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另一方面我们要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架构，包括一些机制体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坚持国际化道路，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和我们国家阶段性的经济变化特征，探讨新的合作机制和模式，我们要由原来的被动参与国际分工，变为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特别是一些重大科技的研发和研究，加快走出去步伐。

　　在财税、投融资方面，建立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和要求的多元化、多层次的融资体系成为重点。为此，必须加大政策的扶持，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实施一些重大工程。现在国家有一些促进引导新兴产业创业投资的计划，下一步要进一步扩大规模，促进创业投资的发展，

　　另外，我们要进一步加快探索除了创业板之外的3板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债券以及科技贷款等模式也将逐步完善。

　　最后一点是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没有制度的转型我们很难把握机遇，也很难充分发展。从很大程度上来看，我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体制机制的障碍。这些问题不解决会严重制约我们的发展。包括三网融合、空域管理改革在内，如果体制机制能够进一步理顺，那么下一步相关行业的发展前景不可预估。在节能环保机制体制方面，作为政策依赖性行业，只要国家划定严格门槛，行业就能获得发展机遇。大力推进重要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中国投资》供稿 记者 赵沛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