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鸡蛋酱的家常做法:中国面临人口负增长风险

中国面临人口负增长风险

(2011-02-18 15:44:06)转载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如果还是抱着总量问题不放，不看趋势，不试点，不行动，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都是当事人。”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04年、2009年与多位人口学者、社会学家两度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披露：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总人口的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教授的语气低缓凝重。 我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因在农村遭到普遍抵制，1984年起放宽为大多数农村夫妇在头胎为女孩的前提下，间隔4至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近年，越来越多的地方取消了间隔要求。 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惯性可能造成危害已基本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松动、调整，乃至全面放开二胎的时机选择。 “调整生育政策就是还权于民”，顾宝昌称这个还权于民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但是并没有进行完，还要继续下去。” 人物周刊：六普的人口数据今年4月份就将公布了，您估计我国现有人口总量会有多大？ 顾宝昌：不会有太大的增量。这个不需要看数据，看看自己身边，再到外地转转就知道了，好多地方学校都变成养老院，因为没小学生了。还有一些地方，希望小学建起来了，却都荒废了。看看自己周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的育龄女性是多了还是少了？ 人物周刊：大城市的直观感觉是人还是太多，很难真正理解人口趋势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本刊记者  匮乏，整个社会还能良性运转。 人物周刊：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不会一放就乱？ 顾宝昌：上世纪80年代，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经中央批准，推行了“二孩政策”。 2005-2006年，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成果汇总为《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实行生二孩的地方，多年来人口增长并不快，而且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正常。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即使每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也会有很多人不想生、不会生了。 顾宝昌：是的。我们在苏南、苏中、苏北选了6个县进行调查，18000多位妇女。调查下来，4000多位妇女按照现有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我们问她们，觉得几个孩子好？其中45%认为生两个孩子好。我们又问，你说生两个孩子好，什么时候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结果，她们很多说“想是想，但生是不生的”。明确表示要生第二个孩子的只有20%。这又给我们一个启示，愿望和行动之间有差距。 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当及早着手，不应贻误时机。 （图表数据由顾宝昌教授提供） 徐梅  发自北京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如果还是抱着总量问题不放，不看趋势，不试点，不行动，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都是当事人。”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04年、2009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顾宝昌：很多问题人们都会很直观地把它归结为人多造成的，比如北京孩子入托难，但是仔细想想，这究竟是教育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还是孩子多造成的？事实上，全国很多民办大学破产，考大学分数线已经降低20%。去年北京户籍高考人数减少1.7万，上海的大学已经连续3年没招满了。 人物周刊：如果毛主席当年不批判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在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或许就不会出现长达30年严厉的一胎制，出现今天这种脆弱的“421”家庭模式吧？ 顾宝昌：（笑）马寅初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当时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足，整个世界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要开一个会讨论人口问题，多国政府拒绝参加，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直到1974年才开成。 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要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态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没有经历过生育率很低的时期，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经历过，因此现在更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大家去探索。 人物周刊：您主张稳步放开二胎生育，但也有人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巨大，等到人口负增长真正到来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也不迟。 顾宝昌：人一年只能长一岁，当整个社会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年轻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8%至9%，那时再生孩子，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现在调整政策，允许生二胎，二三十年后年轻人的队伍就不至于太萎缩，那么虽然那时候老年人人数很多，但劳动力不会太年与多位人口学者、社会学家两度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披露：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总人口的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匮乏，整个社会还能良性运转。 人物周刊：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不会一放就乱？ 顾宝昌：上世纪80年代，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经中央批准，推行了“二孩政策”。 2005-2006年，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成果汇总为《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实行生二孩的地方，多年来人口增长并不快，而且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正常。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即使每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也会有很多人不想生、不会生了。 顾宝昌：是的。我们在苏南、苏中、苏北选了6个县进行调查，18000多位妇女。调查下来，4000多位妇女按照现有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我们问她们，觉得几个孩子好？其中45%认为生两个孩子好。我们又问，你说生两个孩子好，什么时候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结果，她们很多说“想是想，但生是不生的”。明确表示要生第二个孩子的只有20%。这又给我们一个启示，愿望和行动之间有差距。 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当及早着手，不应贻误时机。 （图表数据由顾宝昌教授提供）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如果还是抱着总量问题不放，不看趋势，不试点，不行动，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都是当事人。”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04年、2009年与多位人口学者、社会学家两度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披露：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总人口的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教授的语气低缓凝重。 我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因在农村遭到普遍抵制，1984年起放宽为大多数农村夫妇在头胎为女孩的前提下，间隔4至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近年，越来越多的地方取消了间隔要求。 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惯性可能造成危害已基本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松动、调整，乃至全面放开二胎的时机选择。 “调整生育政策就是还权于民”，顾宝昌称这个还权于民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但是并没有进行完，还要继续下去。” 人物周刊：六普的人口数据今年4月份就将公布了，您估计我国现有人口总量会有多大？ 顾宝昌：不会有太大的增量。这个不需要看数据，看看自己身边，再到外地转转就知道了，好多地方学校都变成养老院，因为没小学生了。还有一些地方，希望小学建起来了，却都荒废了。看看自己周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的育龄女性是多了还是少了？ 人物周刊：大城市的直观感觉是人还是太多，很难真正理解人口趋势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教授的语气低缓凝重。

我国自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顾宝昌：很多问题人们都会很直观地把它归结为人多造成的，比如北京孩子入托难，但是仔细想想，这究竟是教育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还是孩子多造成的？事实上，全国很多民办大学破产，考大学分数线已经降低20%。去年北京户籍高考人数减少1.7万，上海的大学已经连续3年没招满了。 人物周刊：如果毛主席当年不批判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在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或许就不会出现长达30年严厉的一胎制，出现今天这种脆弱的“421”家庭模式吧？ 顾宝昌：（笑）马寅初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当时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足，整个世界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要开一个会讨论人口问题，多国政府拒绝参加，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直到1974年才开成。 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要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态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没有经历过生育率很低的时期，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经历过，因此现在更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大家去探索。 人物周刊：您主张稳步放开二胎生育，但也有人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巨大，等到人口负增长真正到来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也不迟。 顾宝昌：人一年只能长一岁，当整个社会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年轻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8%至9%，那时再生孩子，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现在调整政策，允许生二胎，二三十年后年轻人的队伍就不至于太萎缩，那么虽然那时候老年人人数很多，但劳动力不会太1980年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因在农村遭到普遍抵制，1984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顾宝昌：很多问题人们都会很直观地把它归结为人多造成的，比如北京孩子入托难，但是仔细想想，这究竟是教育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还是孩子多造成的？事实上，全国很多民办大学破产，考大学分数线已经降低20%。去年北京户籍高考人数减少1.7万，上海的大学已经连续3年没招满了。 人物周刊：如果毛主席当年不批判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在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或许就不会出现长达30年严厉的一胎制，出现今天这种脆弱的“421”家庭模式吧？ 顾宝昌：（笑）马寅初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当时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足，整个世界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要开一个会讨论人口问题，多国政府拒绝参加，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直到1974年才开成。 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要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态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没有经历过生育率很低的时期，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经历过，因此现在更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大家去探索。 人物周刊：您主张稳步放开二胎生育，但也有人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巨大，等到人口负增长真正到来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也不迟。 顾宝昌：人一年只能长一岁，当整个社会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年轻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8%至9%，那时再生孩子，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现在调整政策，允许生二胎，二三十年后年轻人的队伍就不至于太萎缩，那么虽然那时候老年人人数很多，但劳动力不会太年起放宽为大多数农村夫妇在头胎为女孩的前提下，间隔4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顾宝昌：很多问题人们都会很直观地把它归结为人多造成的，比如北京孩子入托难，但是仔细想想，这究竟是教育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还是孩子多造成的？事实上，全国很多民办大学破产，考大学分数线已经降低20%。去年北京户籍高考人数减少1.7万，上海的大学已经连续3年没招满了。 人物周刊：如果毛主席当年不批判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在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或许就不会出现长达30年严厉的一胎制，出现今天这种脆弱的“421”家庭模式吧？ 顾宝昌：（笑）马寅初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当时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足，整个世界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要开一个会讨论人口问题，多国政府拒绝参加，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直到1974年才开成。 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要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态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没有经历过生育率很低的时期，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经历过，因此现在更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大家去探索。 人物周刊：您主张稳步放开二胎生育，但也有人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巨大，等到人口负增长真正到来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也不迟。 顾宝昌：人一年只能长一岁，当整个社会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年轻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8%至9%，那时再生孩子，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现在调整政策，允许生二胎，二三十年后年轻人的队伍就不至于太萎缩，那么虽然那时候老年人人数很多，但劳动力不会太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近年，越来越多的地方取消了间隔要求。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如果还是抱着总量问题不放，不看趋势，不试点，不行动，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都是当事人。”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04年、2009年与多位人口学者、社会学家两度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披露：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总人口的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教授的语气低缓凝重。 我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因在农村遭到普遍抵制，1984年起放宽为大多数农村夫妇在头胎为女孩的前提下，间隔4至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近年，越来越多的地方取消了间隔要求。 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惯性可能造成危害已基本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松动、调整，乃至全面放开二胎的时机选择。 “调整生育政策就是还权于民”，顾宝昌称这个还权于民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但是并没有进行完，还要继续下去。” 人物周刊：六普的人口数据今年4月份就将公布了，您估计我国现有人口总量会有多大？ 顾宝昌：不会有太大的增量。这个不需要看数据，看看自己身边，再到外地转转就知道了，好多地方学校都变成养老院，因为没小学生了。还有一些地方，希望小学建起来了，却都荒废了。看看自己周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的育龄女性是多了还是少了？ 人物周刊：大城市的直观感觉是人还是太多，很难真正理解人口趋势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惯性可能造成危害已基本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松动、调整，乃至全面放开二胎的时机选择。

“调整生育政策就是还权于民”，顾宝昌称这个还权于民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但是并没有进行完，还要继续下去。”

人物周刊：六普的人口数据今年4月份就将公布了，您估计我国现有人口总量会有多大？

顾宝昌：不会有太大的增量。这个不需要看数据，看看自己身边，再到外地转转就知道了，好多地方学校都变成养老院，因为没小学生了。还有一些地方，希望小学建起来了，却都荒废了。看看自己周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的育龄女性是多了还是少了？

人物周刊：大城市的直观感觉是人还是太多，很难真正理解人口趋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匮乏，整个社会还能良性运转。 人物周刊：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不会一放就乱？ 顾宝昌：上世纪80年代，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经中央批准，推行了“二孩政策”。 2005-2006年，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成果汇总为《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实行生二孩的地方，多年来人口增长并不快，而且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正常。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即使每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也会有很多人不想生、不会生了。 顾宝昌：是的。我们在苏南、苏中、苏北选了6个县进行调查，18000多位妇女。调查下来，4000多位妇女按照现有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我们问她们，觉得几个孩子好？其中45%认为生两个孩子好。我们又问，你说生两个孩子好，什么时候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结果，她们很多说“想是想，但生是不生的”。明确表示要生第二个孩子的只有20%。这又给我们一个启示，愿望和行动之间有差距。 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当及早着手，不应贻误时机。 （图表数据由顾宝昌教授提供） 顾宝昌：很多问题人们都会很直观地把它归结为人多造成的，比如北京孩子入托难，但是仔细想想，这究竟是教育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还是孩子多造成的？事实上，全国很多民办大学破产，考大学分数线已经降低20%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顾宝昌：很多问题人们都会很直观地把它归结为人多造成的，比如北京孩子入托难，但是仔细想想，这究竟是教育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还是孩子多造成的？事实上，全国很多民办大学破产，考大学分数线已经降低20%。去年北京户籍高考人数减少1.7万，上海的大学已经连续3年没招满了。 人物周刊：如果毛主席当年不批判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在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或许就不会出现长达30年严厉的一胎制，出现今天这种脆弱的“421”家庭模式吧？ 顾宝昌：（笑）马寅初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当时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足，整个世界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要开一个会讨论人口问题，多国政府拒绝参加，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直到1974年才开成。 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要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态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没有经历过生育率很低的时期，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经历过，因此现在更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大家去探索。 人物周刊：您主张稳步放开二胎生育，但也有人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巨大，等到人口负增长真正到来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也不迟。 顾宝昌：人一年只能长一岁，当整个社会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年轻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8%至9%，那时再生孩子，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现在调整政策，允许生二胎，二三十年后年轻人的队伍就不至于太萎缩，那么虽然那时候老年人人数很多，但劳动力不会太。去年北京户籍高考人数减少1.7万，上海的大学已经连续匮乏，整个社会还能良性运转。 人物周刊：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不会一放就乱？ 顾宝昌：上世纪80年代，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经中央批准，推行了“二孩政策”。 2005-2006年，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成果汇总为《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实行生二孩的地方，多年来人口增长并不快，而且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正常。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即使每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也会有很多人不想生、不会生了。 顾宝昌：是的。我们在苏南、苏中、苏北选了6个县进行调查，18000多位妇女。调查下来，4000多位妇女按照现有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我们问她们，觉得几个孩子好？其中45%认为生两个孩子好。我们又问，你说生两个孩子好，什么时候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结果，她们很多说“想是想，但生是不生的”。明确表示要生第二个孩子的只有20%。这又给我们一个启示，愿望和行动之间有差距。 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当及早着手，不应贻误时机。 （图表数据由顾宝昌教授提供） 3年没招满了。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如果还是抱着总量问题不放，不看趋势，不试点，不行动，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都是当事人。”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04年、2009年与多位人口学者、社会学家两度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披露：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总人口的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教授的语气低缓凝重。 我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因在农村遭到普遍抵制，1984年起放宽为大多数农村夫妇在头胎为女孩的前提下，间隔4至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近年，越来越多的地方取消了间隔要求。 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惯性可能造成危害已基本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松动、调整，乃至全面放开二胎的时机选择。 “调整生育政策就是还权于民”，顾宝昌称这个还权于民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但是并没有进行完，还要继续下去。” 人物周刊：六普的人口数据今年4月份就将公布了，您估计我国现有人口总量会有多大？ 顾宝昌：不会有太大的增量。这个不需要看数据，看看自己身边，再到外地转转就知道了，好多地方学校都变成养老院，因为没小学生了。还有一些地方，希望小学建起来了，却都荒废了。看看自己周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的育龄女性是多了还是少了？ 人物周刊：大城市的直观感觉是人还是太多，很难真正理解人口趋势人物周刊：如果毛主席当年不批判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在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或许就不会出现长达30年严厉的一胎制，出现今天这种脆弱的“421”家庭模式吧？

匮乏，整个社会还能良性运转。 人物周刊：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不会一放就乱？ 顾宝昌：上世纪80年代，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经中央批准，推行了“二孩政策”。 2005-2006年，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成果汇总为《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实行生二孩的地方，多年来人口增长并不快，而且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正常。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即使每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也会有很多人不想生、不会生了。 顾宝昌：是的。我们在苏南、苏中、苏北选了6个县进行调查，18000多位妇女。调查下来，4000多位妇女按照现有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我们问她们，觉得几个孩子好？其中45%认为生两个孩子好。我们又问，你说生两个孩子好，什么时候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结果，她们很多说“想是想，但生是不生的”。明确表示要生第二个孩子的只有20%。这又给我们一个启示，愿望和行动之间有差距。 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当及早着手，不应贻误时机。 （图表数据由顾宝昌教授提供）

顾宝昌：（笑）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如果还是抱着总量问题不放，不看趋势，不试点，不行动，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都是当事人。”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04年、2009年与多位人口学者、社会学家两度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披露：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总人口的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教授的语气低缓凝重。 我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因在农村遭到普遍抵制，1984年起放宽为大多数农村夫妇在头胎为女孩的前提下，间隔4至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近年，越来越多的地方取消了间隔要求。 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惯性可能造成危害已基本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松动、调整，乃至全面放开二胎的时机选择。 “调整生育政策就是还权于民”，顾宝昌称这个还权于民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但是并没有进行完，还要继续下去。” 人物周刊：六普的人口数据今年4月份就将公布了，您估计我国现有人口总量会有多大？ 顾宝昌：不会有太大的增量。这个不需要看数据，看看自己身边，再到外地转转就知道了，好多地方学校都变成养老院，因为没小学生了。还有一些地方，希望小学建起来了，却都荒废了。看看自己周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的育龄女性是多了还是少了？ 人物周刊：大城市的直观感觉是人还是太多，很难真正理解人口趋势马寅初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当时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足，整个世界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要开一个会讨论人口问题，多国政府拒绝参加，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直到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如果还是抱着总量问题不放，不看趋势，不试点，不行动，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都是当事人。”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04年、2009年与多位人口学者、社会学家两度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披露：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总人口的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教授的语气低缓凝重。 我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因在农村遭到普遍抵制，1984年起放宽为大多数农村夫妇在头胎为女孩的前提下，间隔4至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近年，越来越多的地方取消了间隔要求。 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惯性可能造成危害已基本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松动、调整，乃至全面放开二胎的时机选择。 “调整生育政策就是还权于民”，顾宝昌称这个还权于民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但是并没有进行完，还要继续下去。” 人物周刊：六普的人口数据今年4月份就将公布了，您估计我国现有人口总量会有多大？ 顾宝昌：不会有太大的增量。这个不需要看数据，看看自己身边，再到外地转转就知道了，好多地方学校都变成养老院，因为没小学生了。还有一些地方，希望小学建起来了，却都荒废了。看看自己周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的育龄女性是多了还是少了？ 人物周刊：大城市的直观感觉是人还是太多，很难真正理解人口趋势1974年才开成。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顾宝昌：很多问题人们都会很直观地把它归结为人多造成的，比如北京孩子入托难，但是仔细想想，这究竟是教育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还是孩子多造成的？事实上，全国很多民办大学破产，考大学分数线已经降低20%。去年北京户籍高考人数减少1.7万，上海的大学已经连续3年没招满了。 人物周刊：如果毛主席当年不批判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在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或许就不会出现长达30年严厉的一胎制，出现今天这种脆弱的“421”家庭模式吧？ 顾宝昌：（笑）马寅初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当时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足，整个世界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要开一个会讨论人口问题，多国政府拒绝参加，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直到1974年才开成。 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要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态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没有经历过生育率很低的时期，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经历过，因此现在更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大家去探索。 人物周刊：您主张稳步放开二胎生育，但也有人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巨大，等到人口负增长真正到来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也不迟。 顾宝昌：人一年只能长一岁，当整个社会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年轻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8%至9%，那时再生孩子，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现在调整政策，允许生二胎，二三十年后年轻人的队伍就不至于太萎缩，那么虽然那时候老年人人数很多，但劳动力不会太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要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态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没有经历过生育率很低的时期，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经历过，因此现在更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大家去探索。

匮乏，整个社会还能良性运转。 人物周刊：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不会一放就乱？ 顾宝昌：上世纪80年代，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经中央批准，推行了“二孩政策”。 2005-2006年，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成果汇总为《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实行生二孩的地方，多年来人口增长并不快，而且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正常。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即使每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也会有很多人不想生、不会生了。 顾宝昌：是的。我们在苏南、苏中、苏北选了6个县进行调查，18000多位妇女。调查下来，4000多位妇女按照现有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我们问她们，觉得几个孩子好？其中45%认为生两个孩子好。我们又问，你说生两个孩子好，什么时候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结果，她们很多说“想是想，但生是不生的”。明确表示要生第二个孩子的只有20%。这又给我们一个启示，愿望和行动之间有差距。 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当及早着手，不应贻误时机。 （图表数据由顾宝昌教授提供）

人物周刊：您主张稳步放开二胎生育，但也有人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巨大，等到人口负增长真正到来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也不迟。

顾宝昌：人一年只能长一岁，当整个社会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年轻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如果还是抱着总量问题不放，不看趋势，不试点，不行动，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都是当事人。”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04年、2009年与多位人口学者、社会学家两度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披露：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总人口的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教授的语气低缓凝重。 我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因在农村遭到普遍抵制，1984年起放宽为大多数农村夫妇在头胎为女孩的前提下，间隔4至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近年，越来越多的地方取消了间隔要求。 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惯性可能造成危害已基本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松动、调整，乃至全面放开二胎的时机选择。 “调整生育政策就是还权于民”，顾宝昌称这个还权于民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但是并没有进行完，还要继续下去。” 人物周刊：六普的人口数据今年4月份就将公布了，您估计我国现有人口总量会有多大？ 顾宝昌：不会有太大的增量。这个不需要看数据，看看自己身边，再到外地转转就知道了，好多地方学校都变成养老院，因为没小学生了。还有一些地方，希望小学建起来了，却都荒废了。看看自己周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的育龄女性是多了还是少了？ 人物周刊：大城市的直观感觉是人还是太多，很难真正理解人口趋势8%至9%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顾宝昌：很多问题人们都会很直观地把它归结为人多造成的，比如北京孩子入托难，但是仔细想想，这究竟是教育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还是孩子多造成的？事实上，全国很多民办大学破产，考大学分数线已经降低20%。去年北京户籍高考人数减少1.7万，上海的大学已经连续3年没招满了。 人物周刊：如果毛主席当年不批判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在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或许就不会出现长达30年严厉的一胎制，出现今天这种脆弱的“421”家庭模式吧？ 顾宝昌：（笑）马寅初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当时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足，整个世界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要开一个会讨论人口问题，多国政府拒绝参加，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直到1974年才开成。 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要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态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没有经历过生育率很低的时期，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经历过，因此现在更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大家去探索。 人物周刊：您主张稳步放开二胎生育，但也有人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巨大，等到人口负增长真正到来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也不迟。 顾宝昌：人一年只能长一岁，当整个社会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年轻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8%至9%，那时再生孩子，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现在调整政策，允许生二胎，二三十年后年轻人的队伍就不至于太萎缩，那么虽然那时候老年人人数很多，但劳动力不会太，那时再生孩子，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现在调整政策，允许生二胎，二三十年后年轻人的队伍就不至于太萎缩，那么虽然那时候老年人人数很多，但劳动力不会太匮乏，整个社会还能良性运转。

人物周刊：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不会一放就乱？

顾宝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顾宝昌：很多问题人们都会很直观地把它归结为人多造成的，比如北京孩子入托难，但是仔细想想，这究竟是教育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还是孩子多造成的？事实上，全国很多民办大学破产，考大学分数线已经降低20%。去年北京户籍高考人数减少1.7万，上海的大学已经连续3年没招满了。 人物周刊：如果毛主席当年不批判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在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或许就不会出现长达30年严厉的一胎制，出现今天这种脆弱的“421”家庭模式吧？ 顾宝昌：（笑）马寅初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当时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足，整个世界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要开一个会讨论人口问题，多国政府拒绝参加，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直到1974年才开成。 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要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态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没有经历过生育率很低的时期，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经历过，因此现在更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大家去探索。 人物周刊：您主张稳步放开二胎生育，但也有人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巨大，等到人口负增长真正到来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也不迟。 顾宝昌：人一年只能长一岁，当整个社会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年轻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8%至9%，那时再生孩子，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现在调整政策，允许生二胎，二三十年后年轻人的队伍就不至于太萎缩，那么虽然那时候老年人人数很多，但劳动力不会太上世纪80年代，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经中央批准，推行了“二孩政策”。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顾宝昌：很多问题人们都会很直观地把它归结为人多造成的，比如北京孩子入托难，但是仔细想想，这究竟是教育资源分配出了问题，还是孩子多造成的？事实上，全国很多民办大学破产，考大学分数线已经降低20%。去年北京户籍高考人数减少1.7万，上海的大学已经连续3年没招满了。 人物周刊：如果毛主席当年不批判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人口学家，在建国之初就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或许就不会出现长达30年严厉的一胎制，出现今天这种脆弱的“421”家庭模式吧？ 顾宝昌：（笑）马寅初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当时社会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不足，整个世界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要开一个会讨论人口问题，多国政府拒绝参加，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直到1974年才开成。 对人口问题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你认识得越晚，积累的问题就越严重，付出的代价就越大。马寅初和那些社会学家当初已经预见到人口激增将要出现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对策，但是社会不接受，等到真正要面对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这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现在很多人只看总量，不看趋势。但既然你在做人口研究，你就有责任向社会向公众向政府要说清楚，这样下去会出现什么状况。2004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46亿。峰值是什么意思，就是到顶了！到顶之后就会掉头向下，人口态势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没有经历过生育率很低的时期，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经历过，因此现在更要用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大家去探索。 人物周刊：您主张稳步放开二胎生育，但也有人认为我国人口总量巨大，等到人口负增长真正到来的时候再调整生育政策也不迟。 顾宝昌：人一年只能长一岁，当整个社会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年轻劳动力只占总劳动力的8%至9%，那时再生孩子，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现在调整政策，允许生二胎，二三十年后年轻人的队伍就不至于太萎缩，那么虽然那时候老年人人数很多，但劳动力不会太

2005-2006年，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成果汇总为《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实行生二孩的地方，多年来人口增长并不快，而且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正常。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即使每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也会有很多人不想生、不会生了。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如果还是抱着总量问题不放，不看趋势，不试点，不行动，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都是当事人。”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04年、2009年与多位人口学者、社会学家两度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披露：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总人口的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教授的语气低缓凝重。 我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因在农村遭到普遍抵制，1984年起放宽为大多数农村夫妇在头胎为女孩的前提下，间隔4至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近年，越来越多的地方取消了间隔要求。 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惯性可能造成危害已基本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松动、调整，乃至全面放开二胎的时机选择。 “调整生育政策就是还权于民”，顾宝昌称这个还权于民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但是并没有进行完，还要继续下去。” 人物周刊：六普的人口数据今年4月份就将公布了，您估计我国现有人口总量会有多大？ 顾宝昌：不会有太大的增量。这个不需要看数据，看看自己身边，再到外地转转就知道了，好多地方学校都变成养老院，因为没小学生了。还有一些地方，希望小学建起来了，却都荒废了。看看自己周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的育龄女性是多了还是少了？ 人物周刊：大城市的直观感觉是人还是太多，很难真正理解人口趋势

顾宝昌：是的。我们在苏南、苏中、苏北选了6个县进行调查，18000多位妇女。调查下来，4000多位妇女按照现有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我们问她们，觉得几个孩子好？其中45%认为生两个孩子好。我们又问，你说生两个孩子好，什么时候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结果，她们很多说“想是想，但生是不生的”。明确表示要生第二个孩子的只有20%。这又给我们一个启示，愿望和行动之间有差距。

匮乏，整个社会还能良性运转。 人物周刊：相对宽松的生育政策会不会一放就乱？ 顾宝昌：上世纪80年代，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经中央批准，推行了“二孩政策”。 2005-2006年，我们对这些地区的人口态势进行了实地调研，调研成果汇总为《八百万人的实践——来自二孩生育政策地区的调研报告》一书。实行生二孩的地方，多年来人口增长并不快，而且生育率没有出现反弹，二孩越来越少，三孩微乎其微，出生性别比正常。 人物周刊：也就是说，即使每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也会有很多人不想生、不会生了。 顾宝昌：是的。我们在苏南、苏中、苏北选了6个县进行调查，18000多位妇女。调查下来，4000多位妇女按照现有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我们问她们，觉得几个孩子好？其中45%认为生两个孩子好。我们又问，你说生两个孩子好，什么时候打算生第二个孩子？结果，她们很多说“想是想，但生是不生的”。明确表示要生第二个孩子的只有20%。这又给我们一个启示，愿望和行动之间有差距。 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当及早着手，不应贻误时机。 （图表数据由顾宝昌教授提供）

生育政策调整已经事不宜迟，异常紧迫，应当及早着手，不应贻误时机。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 本刊记者徐梅发自北京 “中国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如果还是抱着总量问题不放，不看趋势，不试点，不行动，时光在流逝，历史将来会提出拷问，而我们都是当事人。”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于2004年、2009年与多位人口学者、社会学家两度联名上书中央，建议调整现行生育政策，“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多胎的条件下，有计划地逐步放开二胎生育”。 《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披露：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将超过总人口的30%，中国社会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势已定，21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人口负增长造成的风险。”顾宝昌教授的语气低缓凝重。 我国自1980年开始实施绝大多数夫妇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因在农村遭到普遍抵制，1984年起放宽为大多数农村夫妇在头胎为女孩的前提下，间隔4至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近年，越来越多的地方取消了间隔要求。 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负增长惯性可能造成危害已基本达成共识，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松动、调整，乃至全面放开二胎的时机选择。 “调整生育政策就是还权于民”，顾宝昌称这个还权于民的过程一直在进行，“但是并没有进行完，还要继续下去。” 人物周刊：六普的人口数据今年4月份就将公布了，您估计我国现有人口总量会有多大？ 顾宝昌：不会有太大的增量。这个不需要看数据，看看自己身边，再到外地转转就知道了，好多地方学校都变成养老院，因为没小学生了。还有一些地方，希望小学建起来了，却都荒废了。看看自己周边，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愿意生孩子、愿意多生孩子的育龄女性是多了还是少了？ 人物周刊：大城市的直观感觉是人还是太多，很难真正理解人口趋势 （图表数据由顾宝昌教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