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6月，穿上军装仅仅4个月的我，随着研究所大部队第一次走进罗布泊核试验场，十分荣幸地参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1984年12月进行的一次地下核试验，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核试验。1985年5月我调到沈阳军区工作，从此彻底离开了罗布泊核试验场。在基地工作的21年中，我共执行了10多次核试验任务，为我国的国防建设献出了青春，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斗转星移，岁月流逝，转眼又是20多年过去了，我已经退休在家颐养天年。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令我念念不忘、魂牵梦绕的，还是我战斗了21年的罗布泊核试验场，那里留下了我的青春足迹和许多美好记忆。我记忆最深的当属我参加的第一次核试验和最后一次核试验。
首次核试验我是无线遥测的一名成员，当时我才23岁，风华正茂，热情澎湃，前途似锦。我们无线遥测组共有10人，组长是大腹便便的大尉工程师庄工，技术骨干是外协单位的中尉张敦义和周鹤琴，其他7人全都是刚入伍的学员，精力旺盛，好打好闹，调皮捣蛋，有时还作弄庄工。那时候，我们的人是年轻的，我们的各个项目组是年轻的。我们的研究所是年轻的，我们的基地也是年轻的。有道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是我们这支年轻的队伍却承担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重任。
我们无线遥测组的任务是，用无线遥测手段监测爆心以东地区的地面放射性沾染水平及放射性衰减规律。我们在720主控站北边搭起3顶帐篷，在每顶帐篷旁边架起了1付高大的菱形接收天线，每顶帐篷和1付天线就是一个接收站。每个接收站负责管理一条测量线上的3个监测点，由3个人负责。建完接收站后，我们又戴着草帽和墨镜，背着水壶，顶着烈日进行野外作业，在20公里以内一片扇形区内架起了9付高大的菱形发射天线，埋设了9个探测器。之后，我们进行了系统实验，一切正常。9月初全场联试后，整个场区进入待命状态。
10月14日深夜，中共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在720地区的小石屋里召开的党委会结束了，党委书记、总指挥张爱萍上将宣布命令：1964年10月16日15时为“零时”，全场进入“零前”48小时准备！
随着张爱萍的一声令下，全场立即投入紧张而有秩序的大战前的战斗。10月15日早晨，我们3个接收站分乘3辆卡车出发了。我们在各个测量点安装调试好发射机，因为路远，测量点多，又要保证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直到傍晚我们才回到驻地。这一夜，我们谁都没有睡踏实，总是翻身打滚的。我的心里一直是七上八下的：定时定错了没有？电源开关打开了没有？……真像是杞人忧天，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好笑。
16日早饭后，720地区的大部分单位（包括炊事班）开始向白云岗地区撤离，只有主控站里的控制组和我们无线遥测组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做着爆炸前的准备工作。14时30分，我们全组进入试验总指挥部的那座小石屋，关严房门，隐蔽起来。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随着核爆炸闪光在小石屋里一闪，我们立即从屋里冲出来，爬上等候在门外的卡车。司机一踩油门，卡车开了。我们站在卡车上仰望那顶天立地的蘑菇云，激动得热泪盈眶，兴奋地欢呼：我们成功啦！我们成功啦！
卡车开到接收站旁，我们跳下车，跑进各自的帐篷。我坐在接收机前，打开电源开关，俄顷之后，随着一阵悦耳的电波声，仪表指针忽地一下子漂了上去。
我惊讶地叫道：哇，7公里处的剂量率超过1伦了！
站在我身后的张敦义兴奋地：这么强的放射性，绝对不是化学爆炸，肯定是核爆炸！
庄工拿起电话向总指挥部做了报告。
经过一周多的测量，我们获得了各个监测点当时的剂量率及剂量率随时间衰减的曲线，圆满地完成了首次核试验的测量任务。
几天之后，我们穿戴着全副防护装备走进沾染区，收回了我们的发射机和探测器。
在参加第一次核试验中，我荣立了个人三等功。立功喜报送到了齐齐哈尔我的家，老母亲看着这张立功喜报，高兴得直掉眼泪：她的老儿子能干大事了，能为国家立功了，能为妈妈争光了。
第一次核试验后，无线遥测项目连同设备移交给了总参防化研究院二所，无线遥测解散，人员另行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链式反应动力学组，从此开始战斗在这个新岗位上。
1979年1月，我爱人带着我们一双可爱的儿女和少得可怜的家当，从齐齐哈尔搬进了红山，于是我们一家子在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安家落户了。没有了后顾之忧，我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
随着中国大气层核试验转入地下，我们的测量工作紧跟着也转入了地下。
1984年冬，我国要进行一次竖井地下核试验，这次竖井地下核试验与以往的不同，是第一次干井试验。干井试验的具体方法是：钻好井后将水抽干，再将底部封口的钢套管下放到井中，试验弹和测试装置安放在测试钢架上，测试钢架回填封装后吊至钢套管的最底部，然后将井回填。
此次任务，测试站的副站长是周培春，指导员是刘福录。其他参试人员有：史宝来、何盛有、王绍军、刘世斌、王群书、从云、付录祥等。作为项目负责人和测试站站长，这次任务我肩上的担子相当重，链式反应动力学参数测量项目是各测试项目中重点中的重点，必须保证万无一失，拿到数据；除了我的本职任务之外，上级又把所有其他项目的总触发、总定时的任务压在了我的肩上。我不但左右两肩各压着一副重担，而且还承担着一定的风险，假如触发信号给不到位所有项目都不能动作，那将是重大的失败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们的测量采用毫微秒脉冲技术，测量到的信号必须处在示波器荧光屏的线性区，否则波形会发生畸变，使测量失真，不能为其他项目提供准确的定时（时间关联）信号和可靠的触发信号，则使其他项目时间不准或精度不够，或者机器不动作，导致测量失败。
因为任务太繁重了，测试方案的完美是试验测试成功和确保其他项目测试成功的根本保证。我带领我们这个项目组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准备工作。白天，我和同志们一起标定探头、焊接电缆，忙的脚打后脑勺子。晚上，我在家里拟定测试方案，用计算器进行设计计算，为了准确可靠，每一组数据都要反复计算、核对。每天晚上我都要加班到凌晨两三点，最晚曾加班到天亮。我加夜班时，我爱人一直陪伴我，为我端茶送水，为我做夜宵，她给了我无限的温暖和支持。“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这美妙的歌声唱到了我的心坎里。
做完了方案我还要反复推敲，仔细修改，最后再经全组讨论通过。
干井试验密封防潮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看似简单，但十分重要。我们的探头中心距离爆心只有30厘米，而且要加上五千伏以上的高压，如果密封防潮出了问题，高压加不上去，测不到信号或测不到正确信号，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亲自到南京等地调研和寻找密封材料，最后在南京大学找到了符合要求的密封胶。回来后立即做实验：将探头密封好后，加上所需高压，在水池里泡了12天，没有发现任何问题，基地科技委主任吕敏和全组同志一致认为，用这种密封胶密封我们的探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冒着寒风走进了地下核试验场。
1984年12月，现场安装调试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各种探头已经安放在测试钢架上，测试钢架已经下放到钢套管里，测试一切正常后，便进行钢套管回填，也就是往套管里浇灌水泥浆。战士们将水泥浆一桶一桶地从上往下倒。回填完毕再检查，所有探头的高压都加不上了。
天哪，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
我们焦急，领导和全体参试人员都焦急。这个问题不解决，试验无法进行。
经过大家的分析和讨论，一致认为是因为水泥凝固后，将探头外面的密封胶拔掉了，防潮层破坏，探头漏电了，导致高压加不上去。
意外的事故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在这关键时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亲自给在现场总指挥钱绍钧副司令员打电话，让他亲自传达给我：“告诉建华同志，不要着急、上火，一定要把故障排除好，要圆满完成任务。”首长的指示，给了我们全站参试人员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试委会果断决定：将探头从水泥中刨出来，修复和从新检测、安装！这可是世界核试验史上的头一回！
在基地首长、所首长和研究室领导的指导下，全站同志发挥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向故障发起冲锋。我带领同志们，将探头上的水泥一点点抠掉，擦净。将探头内部的光电管、光电倍增管、晶体和其它部分的水气擦干、用酒精擦净，晾干。再重新标定、联通、联试，还要铺设和连接光缆。经过10个昼夜的艰苦工作排除了全部故障。我的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
为了避免了再发生这样的问题，指挥部决定用干料回填，不再使用水泥浆。
试验委员会决定1984年12月19日进行试验。零前，我站大部分同志在离爆心10公里左右的地方观看这次地下核爆炸并等待回收。爆炸后，我站参加回收的同志，立刻乘车冲向三台测试车。当时我们的测试手段有所改进，不用胶片了，用一次成像的照相机。当我们把所有的测试照片都拉出后，看到了所有测得的波形清晰、完美，个个兴高采烈，人人笑逐颜开。其他各个测试项目也都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满意的结果，脸上绽放出胜利的微笑。
成功了！成功了！卸下千斤重担，我一身轻松。
在庆祝宴会上，基地和所首长都给我敬茅台酒，祝贺我不负众望，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为国家又立了新功。
这次任务，我们这个项目组荣立集体三等功，还破例为我个人荣记了三等功。这是我最后一次执行核试验任务，也是我为中国核试验立下的最后一次战功。
2008年6月，李建华，田树元等校友在哈工大合影
李建华在哈工大作报告
回到红山，处理完数据之后我的调令就到了，我开始打点行装。在走之前，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交出最后一份完美的答卷。于是我撰写了6份与该次任务有关的技术总结报告，把方法、结果、经验和心得都留下来。
阳光明媚，春暖花开，红山一片春意盎然。
临别前，我和战友们一一合影留念。
临别前，战友们一一为我们一家子饯行。那几天，我们一家子是吃了这家吃那家，吃了东家吃西家。
出发那一天，战友们来为我们一家子送行。
车开了，我眼含热泪挥手告别。
再见了，亲爱的战友！
再见了，红山！
再见了，罗布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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