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民安 喜人画卷

——看浙江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本报记者 杜飞进 廖文根 裴智勇

　　外地人看浙江，“民富”是最醒目的名片：2010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达11303元，连续26年位居各省区第一；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达27359元，连续10年居各省区第一。

　　浙江人看浙江，“民安”是最美丽的风景：2010年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为95.82%，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刑事发案、群体性事件、信访总量、生产安全事故持续多年总体逐年下降。

　　“春江水暖鸭先知”。经济快速发展期同时也是矛盾凸显期，浙江作为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发展的成果最早收获，社会管理的难题也最先遇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如何齐头并进？人们欣喜地看到，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浙江交出了一份社会和谐稳定的喜人答卷。

　　浙江的秘诀何在？“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工作，积极探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具有浙江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在社会管理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探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了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给出了答案。

　　“政府要强在什么地方？强在民生上，强在公共服务上，强在社会管理上。”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

　　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推动领导干部下访接访、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全面推广“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过程中，浙江勇于改革，锐意创新，书写了壮丽斑斓的画卷。

　　“枫桥经验”更具活力

　　“枫桥”在哪里？在浙江诸暨市的版图上，枫桥只是一个普通的乡镇。但是，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枫桥”一直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线。

　　“发动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20世纪60年代初，由枫桥人创造的这条“枫桥经验”一时风靡全国。

　　48年过去，“枫桥经验”是否风采依旧？“充分珍惜‘枫桥经验’，大力推广‘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枫桥经验’。”浙江历届党委、政府始终高举“枫桥经验”的旗帜，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发生纠纷，哪里就有调解工作。”在诸暨，一张组织严密的“大调解”网络已经形成。诸暨市委书记王继岗介绍说，诸暨市的大调解组织网络覆盖市、镇、村，而随着医疗、交通等领域的专业调解机构的成立，社会和谐有了更坚实的“稳定器”。

　　“诉前劝导、调中指导、调后监督，联合调解模式不仅缓解了法院审判执行压力，而且减轻了老百姓的诉累，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诸暨市人民法院院长潘浩介绍说。在诸暨市，规范化的联合调解模式实现了调解工作从立案、审理、执行、申诉、信访等环节的全渗透、全覆盖，从2008年10月以来，一半以上的案件都是通过调处结案的。

　　“医疗纠纷曾经让我们非常头疼，经常夜不能寐。”诸暨市卫生局局长袁岳军回忆说。但从2008年12月以后，袁岳军睡上了安稳觉。这个变化，源于专业化的调解组织——诸暨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成立。

　　“医调会以独立的‘第三方’角色参与医疗纠纷调解，立场保持中立，在医患之间建立了一个缓冲地带，为医患双方提供了沟通、协商的平台。”诸暨市医调会负责人斯友全对记者说。自2008年底成立以来，医调会共受理医疗纠纷调解申请450件，已调解成功427件，调解成功率达96．8％，调解结案后医患双方对调处结果无一反悔。

　　社区是各类社会群体的集聚点、多层利益的交汇点和多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点。在杭州2924个社区中，活跃着一支2万多名的“和事佬”队伍。“常在小区走一走，常到楼道看一看，常进家庭听一听，看到陋习说一说，碰到纠纷劝一劝，遇到困难帮一帮。”“和事佬”成了社情民意的“气象员”和民间纠纷的调解员。“身边人掺和身边事，草根力量化解民间矛盾，促进了基层民主自治，维护了基层社会和谐稳定。”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叶明说。

　　“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枫桥经验”，正以其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点，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预防在先、疏导在先、排查在先、调解在先”，2010年，浙江全省各类人民调解组织共成功调解矛盾纠纷38.8万件，调解成功率97.7%。

　　干群关系更加融洽

　　2002年，位于浙江中部的浦江县戴上了一顶沉重的帽子——“浙江省信访工作重点县”。这个人口不到40万的小县，当年县信访部门受理的群众信访超过1万件，到县级以上政府上访达34批次352人次。

　　“抓稳定也是抓发展、抓信访也是抓发展。” 重压之下，浦江县开始了一场对信访工作的攻坚战。

　　“一把手”为信访工作第一责任人，全面推广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完善信访联合接待机制，健全乡村信访及矛盾调处机制、推进领导下访接访和领导包案机制……从2003年开始，浦江积极构建信访工作大格局，下访接访成为浦江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变化随之而来：全县存有疑难信访案件从2003年的324件，下降为2010年省交办的33件，在浙江全省信访工作考核中多次被评为优秀。

　　“领导干部下访不仅解决了一大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更有助于不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从源头上减少信访问题的发生。”浦江县委书记张伟亚说。

　　如今，领导干部带头下访已经成为浙江全省的一大风景。从2003年开始，浙江省委建立健全群众接访制度。8年来，浙江省委始终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将领导干部下访活动打造成一项“民心工程”。2010年，17位省领导先后赴15个县（市、区）下访接待群众51批次130人次，面对面接待群众，实打实解决问题。

　　领导干部下访不仅拉近了领导干部与群众的距离，也推动着基层干部作风的转变。在东阳市歌山镇尚侃村，每名党员干部每月至少上门走访农户3—5户成为新的“村规”，而村里专门设立的“说事室”，实现了村两委成员与群众的无障碍沟通。东阳市委书记张仲灿介绍说，随着“干部问事、群众说事、集中议事、及时办事、定期评事”的“五事制度”在东阳的广泛推开，村民间的“小疙瘩”越来越少，新农村建设的好点子越来越多。

　　村务监督更为有力

　　“以前是群众怕村干部干事，现在是怕村干部不干事”。老百姓态度的180度转变，让武义县白洋街道后陈村党支部书记何荣伟感触很深。

　　转折点是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成立。

　　后陈村位于武义县城乡结合部。过去，由于村务管理不透明，重大决策不民主，一度造成村内矛盾重重，干群关系紧张，村民上访不断，后陈村成为“烫手山芋”。2004年，武义县率先开展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试点工作，在后陈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村级民主监督组织，由群众选举产生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村务监督特别是村级财务监督。

　　村里每年的固定收入由2004年的20万元提高到2010年的260万元，40余名村党员干部实现6年“零违纪”，6年来一直保持“零上访”……随着监委会的成立，后陈村开始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而最让何荣伟欣慰的是村民对村两委和村监委会等村级组织的信任。“村两委已经顺利完成了3次换届，去年年底的换届，村两委成员一个没动，全部高票当选，一次通过。”何荣伟说。

　　“监委会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武义县委书记江跃进说。“有了村务监督委员会，不仅增加了群众对干部的信任与理解，也使村干部能在阳光下理直气壮地开展自己的工作。”武义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吕文革说。

　　诞生于后陈村的“监委会”种子迅速走出后陈村，在浙江全省开花结果。目前，浙江全省所有行政村都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　　

　　“通过全面推行村务监督委员会，全省农村完善了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为决策机构、村民委员会为执行机构、村务监督委员会为监督机构的村民自治机制，为保障农民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开辟了新途径。”浙江省委常委、纪委书记任泽民说。

　　网格管理更加精细

　　庄文光是舟山市桃花镇拆迁办副主任，不过，他更在乎的是另外一个“职务”——桃花镇青龙社区网格23组组长。“串百家门、知百家事、解百家难、连百家心”，庄文光忙得不亦乐乎。

　　基层稳，天下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关键在基层，根本在群众。

　　基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基层也最容易成为管理的盲区。

　　“现在交通、通讯越来越便捷了，但干部与群众直接面对面、手拉手的机会反而少了，群众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得不到准确传递、及时回应，使基层社会管理出现真空。”舟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兵对此深有感触，“这就需要我们反思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党在基层的执政方式，实施精细化管理，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的抓手在哪里？2007年，舟山率先提出“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

　　所谓“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就是在不改变乡镇（街道）、社区（村）格局的前提下，以尊重传统、着眼发展、便于服务和管理为原则，以自然村和相对集中居住区域为基础，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将100到150户家庭划定为一个网格，对应每一个网格内的群众，设置服务团队，通过整合公共服务资源，对网格内的居民进行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

　　“网格”的力量有多大，舟山市东港街道葫芦岛的居民感触最深。葫芦岛90%以上居民是老人，且均无社保和退休金，拥有一家托老所是岛上居民的梦想。网格服务团队了解这一情况后及时反映情况，上级网格办公室积极整合各种资源，在短短半年时间里，给老人们修建了一所全市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村级托老所。

　　网格服务团队是撤不走的服务队。今天，“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不再是舟山的专利。目前，浙江全省所有的乡镇（街道）和98.1%的村、98.3%的社区已推行网格化管理，共建立网格30.4万个，组建服务团队9.6万支，覆盖企业和基层单位21.7万家，一张张民情沟通之网、为民服务之网、平安建设之网正在形成。

　　劳动关系更加和谐

　　“和谐劳动关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体现，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赵洪祝说，“没有和谐的劳动关系，就没有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有难事找工会，要维权找工会。”在义乌，工会已成了职工特别是农民工的“娘家”。

　　2000年，义乌市总工会在全省率先设立职工维权的专门机构职工法律维权中心，以工会为代表的维权活动开始大显身手。截至2010年底，共受理投诉案件4708起，调解成功率达93.6%；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225起，出庭诉讼代理317起；已为当事人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2339万元。

　　“我们正在寻找维权新视角，尝试以倡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为维权抓手，通过制定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将职工的权益诉求、工会的维权主张融入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之中，达到‘维权前置’的目的，进一步增强了工会维权的主动性。”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黄志平说。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试点推行后，列入试点的近百家企业劳资纠纷下降40%。

　　劳动合同签订率100%，职工社会保险参保率100%，职工年人均工资增长率7%……在宁波，这是企业获得“和谐企业”的硬杠杠。“和谐企业”是企业最为看重的金字招牌，但是，要拿这块牌子并非易事：宁波市评选和谐企业有一整套严格的评价体系，在《宁波市和谐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标体系》里，分为企业发展、劳动关系、环境关系、社会关系、企业文化5个一级指标和37项二级指标。其中，劳动关系是重点，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社会保险、工资收入、集体合同、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劳动保护等职工群众最关心的民生问题占据分值比重最大。与此同时，和谐企业评选实行“一票否决制”，企业凡出现违法使用童工、发生严重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发生严重污染环境事故、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等，均被取消和谐企业的评定资格。在和谐企业评选中，职工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职工满意度测评在85分以下的企业，不得申报市级和谐企业。 

　　据统计，浙江目前已有全国模范和谐企业23家，省先进和谐企业355家，市级先进和谐企业4000家。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浙江已在全省范围内开始了构建长效机制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