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父全集在线观看无修:统一与分裂

幼时读《三国演义》，对第一回的一段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印象极
深。待读到最后一回《降孙皓三国归一统》时，觉得真如作者所说，东汉合久必分，三国分
久必合;对此话也就更加佩服了。

    以后学了一点历史，却对此话渐渐产生了疑问：从秦朝到清朝这二千年间，虽然确实时
分时合，但未必都是分合的循环：至于分了多久才能合，合了多久又要分，就更难说了。至
受业于季龙（谭其骧）师，开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时，才感到要说清此话的实际含义实在很
不简单。不仅如此，对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就连学术界还
没有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少长期被视为定论的话，其实并不符合基本的史实，或者不能
正确地解释中国的历史。

    这就使我萌发了在这方面作些研究的念头。到了一九八八年，吉林教育出版社约我为
《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写稿，于是就将这几年来的想法写进了《普天之下----统一分裂和中
国政治》一书。以后又在报刊上写了几篇文章，说了一些书中没有涉及或没有说清的话。

    《普天之下》问世后，居然颇受读者注意，过誉者有之，讨论者有之，批评者有之，索
书者有之，以为言犹未尽而要我再写下去者也有之。其中不乏台湾、香港的朋友。尤其令我
感动的是，河南一位任先生两次寄来了一二十万字的意见和文章，香港中文大学的诸位同学
因一时买不到此书而全本复印。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这个题目本身的重要性。统一分
裂与我们国家的关系，无论说的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岂能不令国人重视和关心？

     《普天之下》为了要纳入“政治文化丛书”， 不得不写了一些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其
实这不是我的专业，更非所长，免不了会说外行话。现在利用《中华文库》提供的机会，写
成这一专讲历史的小书。本书的基本观点与前一本并无二致，只是在内容方面作了补充，并
尽量纠正已发现的错误。

    对这样的改写，关心现实的读者或许会感到失望；但如果他们能耐心地看完这本小册
子，相信对认识现实还是不无益处，现实毕竟是历史的继续。                                               
              葛剑雄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１５日将晓时                               
          于复旦大学寓所

                            引            言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并不是最古老的国家；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也不是领土最大的国
家；但是中国却在世界史上拥用独一无二的地位。

    翻开世界史，我们可以发现，埃及人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就有了历法，这时中国正是新石
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时期。苏美尔人在公元前３５００年有了楔形文字的雏形，
埃及人在此时有了最初的图形文字，并在公元前３２００年左右开始了第一王朝，腓尼基人
在公元前３２００年形成了城邦，第一乌尔王朝于公元前三知年在幼发拉底河入海处出现，
基什王于公元前２８７０年裁定两河流域两邦间的疆界争执并树界石，埃及的第三王朝（公
元前２７８０－－２６８０年）开始建造金字塔。而中国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般认为存在
于公元前２５５０年前后。我们平时所说的“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指从黄帝时代以来这
一历史时期的一个约数，并不是正好有五千年。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苏美尔人、腓尼基人、基什人的国家，也不会发
现第一乌尔王朝的的踪影。埃及作为国家的名字虽然还存在，但早已不是当年的主人了。从
公元前１６８０年开始，西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
伯人、土耳其人先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众多的外来人中，就连
从公元前３０００年起就长期使用的埃及语也早成了消亡的语言。其他文明古国，如巴比
伦、印度、罗马等无不如此。而中国至迟在商代（商代以前的夏代的传说是否确实，学术界
沿无一致意见，姑且不论）已经建立了国家，时间大约在公元前１６世纪。到公元前２２１
年，秦始皇建立起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从此，尽管也出现过内乱、分裂、
民族战争和改朝换代，但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实体不仅始终存在，而且
统一的疆域范围越来越广，最终凝聚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并在１８世纪中叶形成了
中国的极盛疆域。

    原苏联的领土是２２４０万平方公里，为中国领土的两倍多，但是如果拿这个国家疆域
变化的历史与中国相比，那就与现实的数字完全不同了。１０世纪后半期，也就是相当于中
国的北宋初年，东斯拉夫人中的一支基辅罗斯兴起，扩大的领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
但到１２世纪中叶，罗斯就分裂为许多小公国，１２２３年又被蒙古军队占有，成为金账汗
国的一部分，汗国通过俄罗斯王公进行统治，建立俄罗斯帝国。１６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的
疆域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１６６７年，吞并东乌我兰和基辅的事实得到了波兰的承认；１
７７５年取得黑海北岸地区，１７８３年夺取克里米亚。１７世纪俄国扩张到亚洲，１８世
纪进入了远东和中亚，１９世纪从中国攫取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至于原苏联的领
土，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最终形成。

    领土面积略超过中国的加拿大和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它们的历史都只有二百多年，而它
们的领土定形的时间就更短了。

    因此，在今天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拥有历史悠久的稳定疆域的国
家。

    回顾历史，中国还有很多以同一性和延续性闻名于世界的纪录：

    汉族的前身华夏族，至迟在春秋时期（前７２２－－前４８１年）已经成为中国的主干
民族，秦汉以后汉族作为中国的主干民族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在其他民族成为统治者时，
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

    世袭的君主制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夏朝，商朝（约公元前１７世纪－－前１１世纪）的
制度更已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自从秦始皇确定皇帝的称号直到清朝的末代皇帝，沿用了二
千一百年。

    以地球绕太阳一周为一年、以月球绕地球一周为一月的夏历（农历），虽然不时修订，
但一直使用了几千年，至今仍在民间使用。自汉武帝开始以帝王年号为纪年的方法，比公元
纪年早一百多年，一年不缺地排到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

    仓颉造字的传说虽不一定可靠，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却证实了汉字至少已有了三千多年的
历史。早在春秋时期，汉字已经成为中原政权和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字。秦以后，随着中原王
朝疆域的扩展，汉字的作用越来越广。汉字的基本体系从未发生变化，在楷书出现以后，字
形也基本未再改变。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足以说明我们拥有一项举世无比的遗产－－统一，历史悠
久的统一：统一的国家、统一的文字、统一的纪年、统一的．．．，甚至统一的思想。这是
一项多少人曾经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为之讴歌、为之自豪的伟大事业，也是现代中国人赖
以安身立命并且不得不接受的遗产。

    如果我们再深入地观察一下历史，还可以发现，在我们祖先的眼中，这样的统一并不限
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民族，而是应该包容整个世界；之所以没有做到，并不是不可能，而
是没有必要，因为在统一范围之外的已经不是文明社会。这种观念统治着我们这个国家和我
们的人民长达二千余年，至今还存在于一些人的心灵深处，引起一些人的追忆，令一些人陶
醉。

    但是这样的统一观在另一些人的思想中早已发生动摇，尤其是在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
大清帝国的大门以后；有人又进一步对我们这项遗产价值提出了疑问。到了２０世纪即将结
束的时候，面对日新月异又风云莫测的世界，有些人又感到这是祖宗留给我们的包袱，认为
可以痛痛快快地扔掉。

    这历史悠久的统一，究竟是我们宝贵的遗产，还是我们必须卸去的包袱？都是，还是都
不是？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做的恐怕应该是对历史的回顾－－站在今天中华民族的共同立
场上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裂和分治，全面认识它们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所起
的作用以及对今天的影响。

    作为２０世纪的中国人，我们无意寻求昔日的天下，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历史；但今天的
中国是昔日的天下的产物，无论你视为遗产还是包袱，都不能不接受。

    作为面向２１世纪的中国人，我们必须放眼未来的天下，在２１世纪的世界上占有我们
应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再认识一下昔日的天下的目的－－让自己知道什么应继承，什么该
抛弃。   第一章　昔日的天下观            

    引言：当地圆学说在晚清传播时，舆情大哗。不少饱学宿儒发出共同的责难：“要是地
球真是圆的，生活在另一面的人难道都是倒立的吗？”

    虽然把“中国”确定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名称是到１９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事情，但中国统
一的概念却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甚至在中原的统一国家形成之前，政治家和学者已经纷纷
推出了各自的统一蓝图。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君主真正能够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但“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颂歌却在西周时就已经普遍流传，并且被视为真理而接受。

    不过，这首颂歌的作者（或许不止一个）大概不会想到，这种统一观居然统治了中国二
千多年，并且到今天还没有消除它的潜在影响。

    一  九州的传说和现实

    在中国会面家的经典著作《尚书》中有一篇《禹贡》，一开始就写道：“禹铺土，随山
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是说，在洪水横流以后，大禹一面规划治水，一面根据名山大
川的分布重新划定区域。接着列出的九个单位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
豫州、梁州、雍州，这就是九州。

    在另一篇《舜典》中，又提到在尧、舜时，“肇十有二州”。“肇”是开始的意思。对
这句话，西汉的学者谷永和东汉初的学者班固解释为：在尧的时候遭到洪水，全国被大水分
割为十二部分。但东汉末年的马融的说法是：舜在大禹治水之后，从禹所划分的九州中又分
出幽州、并州、和营州三个单位，因而总共有了十二个州。这一说法获得后世多数学者的赞
同。

    从未实行过的九州制

    由于这些记载都出于儒家经典，又得到后世众多学者的肯定，所以从西汉以来就成为不
可动摇的定论，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了九州这样的
政区，以后又演变为十二州。直到现在，一些在叙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历史时，往往还要
从九州讲起，似乎这是历史事实。

    由于全国就分为九州，所以九州又一直被当作全国、“天下”的代名词。如南宋诗人陆
游《示儿》诗中的名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就是取这样的用意；晚清诗
人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一句也是如此。

    五四运动以后，学者们向儒家经典提出了挑战。经过反复的争论和研究，历史学界已经
把这传统的九州说推翻了。原来，《禹贡》中的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九州也不是中国最早
的行政区划。

    《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期人的作品。具体的证据很多，最主要
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
后期才出现，如果真是大禹所作，他岂能未卜先知？而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
言照理应比出现在它以后的《盘庚》（记录商朝中期的君主盘庚迁都事）等篇难懂，事实恰
恰相反；这也只能说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

    《禹贡》所讲的内容不符合历史事实，至多只有传说的价值。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和
研究的成果，还只能证实商朝的历史。近年来在河南等地发现的一些文化址，一些学者认为
就是属于夏朝。如果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普遍的承认，那末夏朝的主要统治区应该
在今河南一带，与文献记载传说中的夏都不超出今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的范围是一致
的。而《禹贡》所叙述的九州的范围，北至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
原；至于具体涉及的理内容更广；当然不可能是夏朝的事实。

    现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不仅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还不可能有什么行政区划，就是商朝
和更后的西周时代也还没有出现行政区划。既然《禹贡》是战国后期的产物，那么九州制是
不是当时的制度呢？也不是。大家知道，到战国后期，周天子的权力早已荡然无存，而秦始
皇还没有统一六国，七个主要的诸侯国各自为政，又有谁有这样的权威能制定并且实行包括
各国的疆域在内的行政区划呢？

    可见，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一种政治理想。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却没有在郡以上设立州。到了公元前二世末，也就是在
《禹贡》问世的一二百年以后的西汉元封五年（前１０６年），汉武帝将全国除首都附近的
七个郡级单位以外政区分属于十三部，即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
州、益州、荆州、扬州、交趾、朔方；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巡察境内的地方官和豪强地
主；称为十三刺史部，  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但那时的州还是一种监察区，而且这十一个
以州命名的单位中没有《禹贡》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增加了凉州、益州、并州和幽州。在
公元１世纪后的东汉，州才成为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朔方并入了并州，加上管辖首都一带
的司隶校尉部，总数仍为十三。由于交趾改称交州，以州命名的单位就有了十二个，也不是
九个。东汉末年曹操曾想按九州来重划政区，却没有成功；从此再也没有人作过这样的尝
试。从这一角度来讲，九州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现实。

    胎死腹中的五服制

    在《禹贡》中还记载了一种“五服”制：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
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根据这样一种国家模式，在王居住的京城往外，第一等是甸服（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统治
区），第二等是侯服（诸侯统治区），第三等是绥服（必须加以绥抚的地区），第四等是要
服（边远地区），第五等是荒服（蛮荒地区）。

    如果说，九州制因为是以名山大川为主要界限，所以还能使人相信为实际行政区域的
话，五服制这样四四方方二千五百里的划分就难以自圆其说了。连宋代的儒家学者蔡沈在给
《尚书》作注释时也不得不指出：“尧的都城在冀州，冀州的北界在今河北北部和内蒙古南
部，恐怕不会有二千五百里。即使算到这么远，也都是沙漠不毛之地了。而东南最富庶的地
区反而被列入要服和荒服（离冀州一千五百至二千五百里），根据地势来考察，简直弄不明
白是怎么回事！”

    但是五服制中有一点却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在生产力低下、运输相当困难的情况下，
王（天子）对臣民的贡品的征收不得不随距离的远近而改变。例如在天子直属区“五百里甸
服”的范围内就规定了五种不同的纳贡标准：一百里内割下来的作物连穗带秆起交，二百里
内只交谷穗，三百里内交谷子，四百里内交粗米，五百里内交精米。实际实行的制度虽不可
能如此刻板，但运输能力显然是必须考虑的因素。

    九州制是对未来的设想，五服制却是对过去的理想化。因为在西周和以前虽然采用类似
的分等级统治体制，却并没有把每一等级固定为五百里，实际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所以
五服制虽见于《禹贡》，却从来没有哪一个君主或政治家有意实行过，只能胎死腹中。

    大九州说

    正因为九州制仅仅是一种理想，所以在《禹贡》问世以后，还出现了另外几种九州的方
案，如《周礼》（也是托名周朝制度的著作）中的《职方》、《尔雅》中的《释地》和《吕
氏春秋》中的《有始览》都提出了自己的九州规划，各州名称与《禹贡》不尽相同，划分的
范围也有所差异。

    战国时齐国学者邹衍又提出了他的大九州学说，大意是这样的（今译）：        儒家所谓的
中国，不过只有天下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国的名称叫赤县神州，内部有九个州，就是大禹划
定的，但这还不能算是真正的州。在中国之外像赤县神州这样的单位共有九个，这才是九
州。在九州的周围有大海包围，人类和动物都无法来往。这样的九州合起来又是一个州，像
这样的单位也有九个，在它们的周围有更大的海洋包围着，这就到了天地的边缘。

    这种学说与其说是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还不如说是出于臆想和推理。比起那种中国就等
于天下，除了中国（实际上只是中原）之外就没有文明社会的观点来，大九州学说高明地承
认了还存在着不止一个同样发达的人类社会。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又作了实际上的自我否定：
由于各州之间都由无边无际的大海阻隔，人民禽兽是无法来往的。所以这种存在只具有理论
和思辨上的意义，而不是对中国有影响的现实。

    中原和华夏

    无论是九州的设想，还是大九州的学说，出现在战国后期都不是偶然的。

    《禹贡》所描述的地理范围已经相当广大，涉及今天中国内地的绝大部分。要具备这样
丰富的地理知识，活动范围只限于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和西周人是办不到的。而在战国
后期，秦、楚、齐、燕、韩、赵、魏这七个主要诸侯国的疆域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范围，在互
相的交流中，各国的学者就可能掌握这些地理知识。《禹贡》中还记录了各地的农业生产条
件，如土壤的类型、土地的等级、水文状况等；应纳贡赋的等级和物产等；都是经济发展达
到一定水准的反映。例如梁州的贡物中有铁和镂，镂就是钢。如果没有冶金技术的进步，学
者的想像力再丰富，也不可能把这种品种载入著作中。

    在七国的竞争中，尽管鹿死谁手还没有最终明朗，但统一已是大势所趋。秦国变得越国
越强大，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明显处于主导地位。一些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向秦国，并
为秦国战胜其他六国，完成统一事业出谋划策，也为统一后的未来规划蓝图。多数研究者认
为《禹贡》是秦国学者的作品，就考虑到这个因素。

    在经过战争、吞并和融合之后，华夏族已经成为黄河流域乃至东亚大陆人数最多、经济
文化最发达、实力最强的民族，占据了当时地理条件最优越的地区。而非华夏民族则被迫迁
出了黄河流域，或者逐步融入了华夏族，或者接受了华夏文化并以华夏的一支自居。在蒙古
高原、青藏高原、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和大陆附近的茫茫海洋上，还不存在在总体上能与之匹
敌的其他民族和政权，而对此范围之外的情况，虽然人们不至于一无所知（例如穿越河西走
廊至中亚的陆上交通线和通向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已经存在），但肯定相当有限。

    然而随着境外玉石、珠宝、香料等珍奇异物的流入和亲历者见闻的传播，以中原为中心
的观念不能不有所动摇。根据九州的理论，中原是文明的中心，九州是文明的范围，但这些
珍异并不产在九州，而是来自“非我族类”的夷狄之邦；莫非那里存在着比中原更高的文
明？国君、贵族和上层人士享用着来自境外的珍奇，却从不承认会有文明程度超过自己的社
会，于是西方的昆仑山、西王母、瑶池和东方的海上神山一类神话便合适地弥补了这一漏洞
－－原来在中国之外在确存在着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神灵世界。但这丝毫不会动摇中国的中
心地位，因为西王母尽管伟大，昆仑山尽管崇高，蓬莱尽管奇妙，却都属于神仙的体系，而
除了神仙之外，境外就只是一片早期愚昧落后的混沌世界。

    可以认为：在战国时期形成的统一观，是以华夏族（汉族的前身）为主干、以黄河中下
游平原地区为中心的，是一种封闭的观念。

    二  一厢情愿的“天下”

    经过秦朝的短期统一和随后的几次战乱，空前规模的西汉帝国终于巩固下来了。到公元
初，帝国的疆域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起阴山、辽河，南至
今越南中部，并在其中约上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止设置了一百零三个郡、国（一级政区）和
千五百多个县、道、邑侯国（二级政区），直接统治着六千万人口这一范围比《禹贡》九州
要大得多。

    九州观念的延续

    汉人的足迹，根据明确的记载，已经达到了中亚、西亚，直至地中泫之滨以及日本、东
南亚、南亚，贸易交往的范围就更大了。大一统的南图早已成为现实，而且“九州”之外的
存在也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来自西域的葡萄、苜蓿、杂技、音乐，不像珠玉玩好那样只是
皇家的珍秘，异国的使者和商人在长安已不时可见。按照汉朝的兵役制度推测，绝大多数郡
国都有人参加征代匈奴、大宛的战争和在边境的屯戍，也就是说各地都有人亲身经历“九
州”之外的境地。出使异域归来的使臣的详细报告和管辖西域各国的都护府的文书档案，使
学者和史官能够留下确切的记载。《史记》、《汉书》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即使用今天的眼
光看也还是比较翔实可靠的。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削弱原来那种以中原为中心、华夏（汉族）为主干的统一观，反而还
有所加强。因为通过这些活动，人们已经确信，在中国之外再也不存在比中国更强大、富
饶、文明的国家了。其他国家的君主和人民如果不对中国称臣纳贡、接受赏赐，就只能自外
于华夏声教，甘心为夷狄了。

    东汉以后，西北以至中亚的民族大量内迁，东北民族也先后进入黄河流域，有的甚至成
了中原的主人。但在占优势的华夏文化面前，这些军事上的征服者无不成了文化上的被征服
者。这些民族的首领也成了受命于天的“炎黄子孙”，甚至这些民族本身也渐渐融合在华夏
（汉族）之中了。

    发达的文字和造纸、印刷技术使中原统治者对边疆地区和外国的一厢情愿的记载长期流
传，而被记载的对象不是没有文字就是史料早已散佚无存，所以二十四史中某国于某年某月
称臣受封，某国于某年某月进贡来朝，某国于某年某月接受赏赐这类记载，在不少人的眼中
自然成了中华帝国声威所及的象征。

    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１８世纪初，西方早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欧洲列强已在海
上称霸并将东方作为下一个目标是地，修《明史》的史官在评述利玛窦的《万国全图》时还
认为“其说荒渺莫考”，只是由于“其国人充斥中土”，所以“其地固有之”；总算承认了
欧洲的存在。这就是说，要是没有那么多西洋人出现在中国的话，即使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
画得再清楚，史官们也会视而不见的。

    这也就毫不奇怪，为什么直到１９世纪后期，明明因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不得不签
订屈辱的条约，以满足列强的贪欲，清朝的官方文件中却还要厚着脸皮写上：“大清国大皇
帝恩准该夷．．．”；俨然一副作为世界主人的天朝皇帝派头。而精通儒家经典的大臣和学
者很自然地想到了春秋时“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形势，因而当务之急还是要明
辨“夷”“夏”；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至死也不知道这么多的夷人是从哪里来的，究竟要
干什么？一位关心时务、忧国忧民的大臣终于找到了对付夷人的绝妙办法，他上书皇帝，建
议大清国的军队以长竹竿为武器；因为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夷人走路时腿脚是直的，显然
没有关节，所以只要用长竹竿将他们拨倒在地就再也爬不起来，置之死地岂不易如反掌？

    如果世上只有中文

    清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的使节马戛尔尼（Ｇｅｏｒｇ
ｅ  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ｙ）来华，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双方终于就他觐见乾隆的礼仪达成协
议，乾隆皇帝恩在热河避暑山庄万树园内召见。如果是乾隆“特颁敕谕”，让他传达给英国
国王：        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朕披阅表文，词意肫
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
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
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
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
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
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
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这篇奇文在今天看来固然荒唐，但在当时却是乾隆帝引为自豪的纪录：“英夷”不远万
里来效忠，遣使纳贡；尽管不识大体提出不合常规的要求，但经过“严加驳斥”，便恭顺遵
奉了。因此不仅由史官载入国史，还命边臣将这道敕谕抄录，以便遵照妥办。所幸乾隆早死
了几十年，没有亲眼目睹以后英国国王用枪炮表示的“恭顺”和爱新觉罗子孙用国土和主权
所作的一次次“赏赐”。

    要是世界上没有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西方文字，或者发生了什么天灾将
这些文字记录的史料全部毁灭了，必定会有一批史学家根据上面这道敕谕和《清实录》、
《东华录》等大清官方记载，考订出１８世纪末年英国向清朝“称臣纳贡”的事实，作为大
清帝国的声威已经越过欧亚大陆和英吉利海峡的证据。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这样的结
论：英国当时一定已内外交困，国势衰弱，所以不得不寻求清朝的庇护，才不远万里来归顺
输诚。

    这固然是近于儿戏的假设，但如果历史上与中国的中原王朝发生过关系的国家和民族都
有自己的文字记载，又都保存到了今天，恐怕二十四史中的一些四夷传、外国传以及本纪、
列传中的某些篇章就得重写了，某些史学学引经据典得出的高论也难免不成为上面这样的笑
话。

    长城的价值

    传统的天下观一方面把世界各国、各地都看作“王土”，但另一方面又把“天下”限制
在中原王朝疆域的范围，甚至只限于中原王朝的中心地区。在这种矛盾认识的支配和影响
下，对仅仅作为部分中原王朝北方边防的长城就作出了异乎寻常的高度评价。

    今天的中国人不知道长城的大概绝少，但真正了解长城的却并不多。

    山海关有座孟姜女庙，据说孟姜女寻夫到此，哭倒了秦始皇筑的长城。在北京北面的长
城又有不少古迹同北宋的杨家将挂上了钩。而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往往被人糊
里糊涂地加到秦始皇头上；无数游客会站在八达岭上赞叹这“二千年的奇迹”。其实这些都
是民间世人、文人雅士和胡编课本的冬烘先生们开的玩笑。

    因为实际上秦长城在山海关以北二三百里，孟姜女在山海关不仅哭不倒长城，就连长城
的影子都不会看到。北宋末年以前的军队最远只到达今天北京的南郊，像杨家将这样的正规
军绝对不可能越过辽国的南京幽州城而活动在它的北面。山海关至嘉峪关间的长城筑于明
朝，与秦始皇毫不相干。八达岭一段长城至多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也不会找到二千多年前的
影子。

    近年来，长城的价值又有了最现代化的标准，因为据说它是一位美国太空人在太空中唯
一能用肉眼见到的地球上的建筑物。最近又有消息说这一报道有误，事实并非如此。其实，
即使被太空人看到了，也不见得就抬高了长城的身价。因为今天的先辈上已不是什么贯通万
里的建筑了，很多地方已成断垣残壁，甚至已经杳无踪影。残留的长城中相当一部分只剩下
黄土堆积，与周围的荒野并无明显区别。而地球上比长城的形象明显很多的建筑物并不少，
何至于它们却没有进入这位太空人的眼帘？要真有这样的事，就只能归结于一系列偶然因
素：如这一段长城上空正好未被去雾遮盖，光线正好适宜，太空人正好在观察，他事先又知
道地球上有长城。只要缺少其中一项，恐怕就不会有这样的结果了。

    如果这位太空人看到的不是长城，而是其他国家的什么建筑，长城的价值是不是就会降
低或被取消了呢？看来大可不必担心。长城就是长城，它的价值客观存在。

    毫无疑问，长城是我国乃至人类建筑史上的一项奇迹。我们的先民在极其贫乏的物质条
件下，以最原始、最简单的工具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显示了他们的智慧、力量和决心。
但是要把长城说成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象征，歌颂它在中国历史上超过如何大的作用，就违背
了历史事实。

    从战国时的秦国、赵国、燕国开始到明朝末年修筑的长城，历来就是中原农耕民族对付
北方游牧民族的手段。且不说长城沿线埋下了多少尸骨，耗费了多少财产，就是以军事上的
作用而言，长城又何尝达到了中原统治者当初的目的呢？实际上一旦中原王朝失去军事实
力，长城就形同虚设。秦始皇死后匈奴就越过长城占了河套地区，明朝末年清兵出入长城如
入无人之境，真正沿着长城作武力对峙的例子并不多见。

    长城固然多少遏制了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的入侵和破坏，但同时也限制了民族间的交流
和融合，固定了农牧业的界线。所以历史上修筑长城次数最多、工程量最大、质量最高的明
朝，正是对西北和北方最保守、最无作为的王朝。随着长城的最终完成，明朝的势力再也没
有越出嘉峪关一步。相反，能够把农业和牧业民族同时统一起来的政权就不需要、也绝不会
修筑长城。到了清朝，长城内外归于一统，残留的长城开始还作为地区间的关卡，以后就被
完全废弃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

    秦朝人、汉朝人、明朝人的爱国主义自然只能以长城为界，因为长城外面就不是全心全
意的国了，而是另一个政权或民族的疆域了。但唐朝人、清朝人的爱国主义就绝不会受到长
城的限制，因为长城外边同样是他们的国。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中国，在长城内外的各
族人民早已融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岂能再用历史上部分中原王朝狭隘的民族立场来认
识长城？岂能用它来象征中华民族？

    究竟是筑起长城、守住长城对中国历史贡献大，还是将长城南北统一起来对中国历史的
贡献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从汉朝以来把长城作为“天之所以限胡汉”（老天爷用来分隔
胡人和汉人）的界线，把“天下”限于长城之内；流风余韵，是否还存在于某些现代中国人
的思想深处？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炎黄子孙

    据说炎帝和黄帝是我们共同的二位祖先，当然也是台湾、港澳以及世界上一切华人的共
同祖先。近年来，“炎黄子孙”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由文人学者扩大到社
会各界并进入了政府要人的谈话和官方文件，大有取代“中华民族”或“中国人民”二词的
势头。这不能不引起稍有历史常识的人的不安。

    到目前为止，夏文化遗址虽然已见到发掘的报道，但还有待专家的鉴定和认可。比夏代
更早的黄帝炎帝时代更找不到任何物证。根据现有的历史知识分析，黄帝、炎帝只是当时众
多部落首领中的两位，尽管他们是最强大的首领之一，但活动范围和影响力还是有限的。一
般说来，不可能超过以后的夏和商。即使从文字记载看，我们也只能把他们看作传说人物。
司马迁写《史记》时已经无法找到可靠的史料，只是采用了《春秋》、《国语》的成说。如
果没有新的史料或物证发现，我们大概不可能比司马迁更高明吧！

    根据《史记》的记载，我们这两位老祖宗原来是一对冤家。炎帝本是天子，但实力衰
退，统治不了诸侯；而黄帝却文武并用，软硬兼施，争取到了诸侯的拥护。于是黄帝集中兵
力，并动用了豺狼虎豹，与炎帝打了三仗，将他击败。炎帝倒也很识时务，甘拜下风，作了
黄帝的属臣，两个部落也联合了。以黄帝为首的炎黄联合部落统治了黄河流域，繁衍了无数
炎黄子孙。

    但是从《史记》的记载看，当时也还有众多的诸侯，他们显然只是黄帝和炎帝的属臣，
而不是家族。莫非这些诸侯都绝了后？或者他们都迁出了中国？否则中国今天总有相当一部
分人是他们的后代，而不是出自炎黄一系。

    退一步说，即使早期的华夏族的成员都是炎黄的后代，史书上也还记录了大量非华夏部
族。这些部族有的被华夏族打败了，被强制吸收了，但并没有被在肉体上消灭，同样会生儿
育女。考古发掘成果已经证明，全国数千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可以分成多种类型。近年
来在长江流域、燕山山脉、东北地区、四川盆地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明了中国早期文化的多
元性。直到春秋时期，中原还有不少非华夏的部族，更不用说在中原以外地区。这些部族只
有少数迁出了今天的中国，而大多数都逐渐融合在华夏族之中了。可以说，到秦始皇统一
时，华夏族已经是民族大融合的产物了，其中纯粹的炎黄子孙恐怕已经是少数了。

    华夏族及以后的汉族在同化其他民族的过程中虽然也少不了武力的强制，但却有一种积
极的传统，那就是并不过于重视血统关系。任何异族只要与汉族认同，接受汉族文化，就可
以成为汉族的一员，而并不考虑他们的血统及是否曾与汉族婚配，对于异族的杰出人物，一
旦能为汉族政权效劳，统治者同样会委以重任，与任用汉族臣僚并无二致。所以虽然历史上
汉族同其他民族的冲突和战争也相当频繁，但在汉族内部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清查血统一类的
运动。

    流落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大多受到歧视和迫害，但来到中国的犹太人却长期过着和平生
活，得到汉人的平等对待，以至他们逐渐失去了保持本民族特征的心态，终于在汉族中消失
了。这就是个很有力的例证。

    从秦汉以来，由北方进入黄河流域的非华夏民族至少有匈奴、乌桓、鲜卑、羌、氐、
羯、突厥、高丽、回纥、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维吾尔、回、满等，其中有的来自遥远
的中亚和西亚。这些民族中，一部分又迁回了原地或迁到中国以外去了，但相当大一部分加
入了汉族，有的整个民族都已经消失在汉人之中了。在南方，随着汉人的南迁，原来人数众
多、种族繁杂的夷、蛮、越、巴、棘、僚、俚等等，有的已经完全消失，有的后裔的居住区
已大大缩小，原来他们的聚居区大多已成为汉人聚居区。南方的汉人事实上有相当大一部分
是他们的子孙。所以，在今天的十亿汉人中，地道的炎黄子孙反而是“少数民族”。即使是
汉人，如果只认炎帝、黄帝这两位老祖宗的话，也有点对不起自己的亲祖宗了。

    何况今天的中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非汉族的五十五个民族中，像俄罗斯、塔吉克、乌
兹别克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炎黄二帝拉上血统关系，难道他们也得称为“炎黄子孙”吗？
在台湾和东南一些海岛的先民中有马来人的成分，岂能滥用炎黄子孙的概念？

    世界上大概不存在绝对纯血统的民族；如果有，也必定会退化以至消亡。华夏族由世界
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并非只是依靠了祖先的伟
大或血统的优良，而是由于不断大量吸收了其他民族，凝聚了各民族的精华。同样，中华民
族的伟大力量来自组成她的各个民族，来自各民族自身的创造力和共同的凝聚力。

    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的刊物和独立各省一度使用黄帝纪年。这一方面是反对帝制的表
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狭隘的民族情绪。就像革命党人一度提过的“驱逐鞑虏”、“种族革
命”一类口号很快为“五族共和”的政纲所代替一样，黄产纪年很快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但几千年形成的民族心理的变化，却不像改变纪年那样容易。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感情
的形成和巩固也还需要时间。但如果我们从传统的天下观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把汉族的观
念和情感当作中国各民族的共性，在观察历史时不囿于传统的中原王朝的范围，那末对“炎
黄子孙”一类说法就能有科学的理性的认识。

统一与分裂 (葛剑雄) 下

第二章　分与合            

    引言：        《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地写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
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统一与分裂交替出现，然而仔细统计一下它们各自所占的时间，其
结果令人瞠目。

    一  历史上的中国

        既然要说分与合，即统一和分裂，不得有一定的范围，要不就毫无意义。我们既然
要说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就先得讲清楚历史上的中国有多大的范围。但这一点并非三
言两语所能说清，因为“中国”一词的含义从古至今已经有过很大的变化，它所指的范围自
然也完全不同。

    国与“中国”

        根据于省吾先生在《释中国》一文的论证，“中国”一词至迟出现在西周初年，目
前所见到的最早的证据，是１９６３年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为古代的洒
器，用青铜制成）上的铭文。铭文写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迁告于上天曰：‘余其宅兹
中国，自之辟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
“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的前面还提到“惟王初迁，宅于成周，
复禀武王礼”；可见是周成王时的纪录。

        在《尚书》的《梓材》一篇中，也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皇天既会中国民
越厥疆于先王”。由于《尚书》中不少内容是出于后人的追记，又经过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
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参半。有了何尊铭文这件物证，《梓材》上的话就完全得到了证实。可
见在周武王和他的儿子周成王时的确已经使用“中国”一词了。

        关于周武王灭商的确切年代，学术界还没有一致的说法，但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十
一世纪。这样看来，“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当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经有人
用过，或者已经出现了，但即使有，也不会太久，因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还没有发现过
“国”或“或”（与国字相通）二字。

        “中国”的本意是什么呢？这还得从“国”字说起。“国”与“或”字相通，原意
是指城、邑。当先民因农业的发展而定居下来以后，以部落首领的居住地为中心，逐渐形成
了初期的居民点和城市，城里称为国，城外近处就叫做郊人。开始时，国的差别并不大，但
以后有的国发展较快，有的则已经扩展到原来几个国的范围。于是大的单位就被称为
“邦”，小的单位还称国。再行后，由于一位首领或一个宗族已经拥有不止一个城、邑，即
不止一个“国”，因而就将其主要的、或首领居住的城邑称为“国”；这也就是以后将都城
称为“国”的来历。

        正因为一个“国”不过是一个部落或一个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范围很小，大的
也不过相当于今天一个小县城，小的大概只等于一个“三家村”。由于绝大部分国人也得从
事农耕，国中也包括大片农田，所以一个国的范围比单纯的居民点还是要大些。可以想像，
这样的国的数量必定很多。相传大禹召集各国在涂山（今地说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
河南岸一说较早）聚会，据说参加并表示接受大禹领导的有“万国”之多。当然，“万”并
不是实数，但数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汤的时代，已经减少到３０００多个。周
武王出兵攻打商纣王，到达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县西南黄河上）时，原来归属于商
的国（史称诸侯，实际是用了以后的名称）有八百个投向周王。到周武王灭商后，分封诸
侯，据说还有１７７３个。

        西周时，周王被称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认的国称为诸侯；但无论天子还是
诸侯，他们居住的城邑都是“国”。既然同时存在那么多的国，在名称上就渐渐产生了区
别。天子所住的“国”（京师）处于中心、中枢地位，理所当然地被称为“中国”。前面提
到，周武王在灭商后，认为上天将“中国”交付给了他，就是因为已经占有了商的京师。
《诗经．大雅》中的《民劳》篇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诗
句，很清楚地说明，所谓“中国”就是指京师。

    “中国”的扩大和变化

        最初的“中国”只指周王所在的丰（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南沣河以西）和镐（在今陕
西长安县西北丰镐村一带）及其周围地区。灭商以后，依据周人的习惯，将原来商的京师
（殷，今河南安阳市）一带也黍“中国”。到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扩建了洛邑
（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
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迁来周人居住，作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东方。洛
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也被称为“中国”。这说明，
“中国”的概念开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扩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７７１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关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镐京，杀了
周幽王。犬戎虽然暂时退出了镐京，但随时威胁着周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适都洛邑。
周人大多随平王东适，丰镐一带都给戎人占了，自然就丧失了“中国”的地位，而洛邑及其
周围地区就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当时秦人的首领襄公曾出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
被平王封为诸侯，平王还做了个现成的人情，将已被戎人占领的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
西的地方封给了秦襄公，让他们自己从戎人手中夺取；还答应只要秦人能夺回丰、镐，也归
秦国所有。以后秦国果然夺取了关中，但却并没有随之成为“中国”。

        东适以后的周天子已经丧失了往年的权威，政讼所及不出王畿的范围，不久就到了
名存实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实力的诸侯来扶持了。与此同时，几个周王近支宗族的诸侯
和地理位置居于中心的诸侯国凭借有利条件迅速强大起来，它们吞并了周围的小国，成为拥
有十几个至几十个城邑的大国。如郑国，始封的国君是周宣王的同父异母弟，当时只有一个
郑邑（在今陕西华县）。三十多年后郑桓公东适至今河南新郑、荥阳之间。三年后（周平王
二年，前７６９年）灭了郐国（在今新郑县西北），在新郑（今新郑县）建都。二年后，又
灭了东虢（在今荥阳县东北）；很快就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这些大诸侯国实际上已经
取得了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们的国就也称“中国”了。在诸侯国的内部，国都就等
于周天子的京师，俨然就是国中的“中国”。就这样，春秋时期的“中国”已经扩大到周天
子的直属区和晋、郑、宋、鲁、卫等国，大致相当于当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东西部的
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国”的范围不断扩大。如齐国虽是大国，地理位置却并不在中心。齐
桓公时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多次出兵维护周天子的利益和诸侯国
间的秩序。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自然应该进入“中国”的行列了。

        春秋时的“中国”还具有民族意义。如秦国，不仅已经从戎人手中夺取了丰、镐和
周人的发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势力已足以与晋、郑等国抗衡。这样一个
大国，又占有原来的“中国”，照理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中国”，但由于秦人出于东夷，又
长期处于戎狄之间， 因此在春秋时代始终被“中国”的诸侯看作“夷狄”，挤不进“中
国”诸侯会盟的圈子。又如楚国，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荆蛮地区，与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
以“蛮夷”自居。春秋时，楚国已非常强大，攻灭了周围不少小国，还多次出兵中原，威胁
郑、蔡等国。但楚国非但没有因为实力强大而被承认为“中国”，还被认为与北方的狄一样
危害“中国”的南夷，楚国灭邓、谷，伐郑、蔡的行动被看成是与狄人灭邢、卫相呼应。对
这样的形势，《春秋公羊传》的作者惊呼：“夷狄也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
线。”（夷和狄严重地危害中国，北边的狄人与南边的夷人相呼应，中国的命运就像一根线
一样维持着。）齐桓公救助邢、卫、郑、蔡的行动被称为“救中国”的“王者之师”，受到
高度赞扬。孔子提到辅佐齐桓公的管仲时，也极口称颂他的“仁”，说：“微管仲，吾其被
发左袒矣！”（要没有管仲，我就得披着头发，袒露左臂，作夷狄的服饰了。）可见“中
国”的标准有极强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标准中，文化比血缘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吴国的国君出于太（泰）伯，而
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长子，论血统是最高贵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后“文身断发”，完
全服从当地荆蛮的习俗，当了荆蛮的首领。燕国的始祖召公与周同属姬姓，在周成王时曾与
周公享有同样地位，以陕（今河南陕县）为界划分两人治理的范围。但燕国四周也是戎狄的
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秋时，吴国和燕国都被排除在“中国”之
外。

        到了战国，小国已被灭得差不多了。余下的七雄中，齐国本来就是“中国”；韩、
赵、魏是从晋国分出来的，自然继续为“中国”；秦、楚、燕三国也被承认为“中国”了。
随着这些诸侯国疆域的扩展，“中国”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例如秦国灭了巴、蜀，疆域向南
扩大至四川盆地，秦国还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国的一部分，又有来自秦国的移民居
住，就取得了与秦国一样的“中国”地位。到战国后期，“中国”的范围向南已到达长江中
下游，往北已接近阴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

        秦汉时代，原来的诸侯国都已包括在统一国家的疆域之内，秦国的旧地不仅已是中
国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是首都所在，更是“中国”中的“中国”。而且从理
论上说，秦汉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国”，显然，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疆域的扩大
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的概念是在不断变化和扩大的。一般说来，一个中原王朝建立
后，它的主要统治区就可以被称为“中国”，而它所统治的边远地区以及统治范围之外就是
夷、狄、蛮，就不是“中国”。

    “中国”之争

        正因为“中国”的概念是变化的，范围是不固定的，所以经络是模糊、不确切的。
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人们也可以把其中比较边远偏僻的地区看成为非“中国”。由于没有
明确的标准，人们往往只是根据习惯，所以不仅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在同一时代，
说法也会不一样。有些地区已经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经济文化有了一定的提高，自以为可
以跻身“中国”了，可是在老牌的“中国”看来，它们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以后它们
被承认为“中国”了，又有相对落后的地区被看作非“中国”。

        在西汉时代，今天四川盆地的汉人聚居区对周围少数民族地区早已以“中国”自居
了，因为从战国后期归入秦国至此已有百余年时间了，这些汉人又大多是关中移民或其后
裔。可是在关中平原中下游地区的人们的眼中，四川或许还没有称“中国”的资格。今天的
江西，那时已经正式设置了郡县，是汉朝疆域的一部分，却还没有被一般人当成“中国”。
到了唐宋时代，江西、湖南的大部分早已被人们接受为“中国”了，但偏僻的山区和少数民
族聚居区却未必能享受这一殊荣。到了明朝，江西、湖南称“中国”就不成问题了，但云
南、贵州一带还被当作非“中国”。

        “中国”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并且始终有强烈的民族含义，一般即指汉族文化区，
所以不仅与地理概念不一定一致，而且与领土的归属有时也有矛盾。一方面，即使是边远地
区，只要聚居了大批汉人，或者汉族传统文化相当发达，就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一部
分。另一方面，非汉族接受了汉族文化，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不仅这些人口会得到汉人的认
同，他们聚居的地方也可能被承认为“中国”的组成部分。

        河西走廊从公元前２世纪末归入汉朝以后，人口的主要来源是中原的贫民、戍卒和
罪犯，以后又迁入了大批西北的少数民族，汉文化的水准很低，所以长期被排除在“中国”
之外。但从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文化层次高的移民不断迁入，在十六国时期的特殊条件下，
河西走廊地区的汉文化迅速发展，到了北魏初期俨然成为正统的儒家文化基地、人才的渊
薮，人们刮目相看，自然不再认为那里是非“中国”了。

        今天的福建，从公元３世纪末就是秦朝的疆域，设有闽中郡。但汉武帝征服东瓯和
闽越以后，将当地越人内迁，以后虽然恢复了若干县治，但汉人迟迟没有迁入。所以直到东
汉末年，这里明明是汉朝会稽郡的属地，而从今浙江坐船由海路到达今越南北方的大学者许
靖却说他一路过来“不见汉地”。福建连汉地都不被承认，当然更不是“中国”了。

        相反，从东汉后期开始，黄河流域的北部不少地方逐渐成为匈奴等少数民族的聚居
区。到了北朝时，这些地方人口的民族成分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由于他们已经变牧为农，
接受了汉族文化，就从来没有人对那里是“中国”的一部分提出异议。

        可以说，广义的“中国”就等于中原王朝，凡是中原王朝的疆域范围都是“中
国”。狭义的“中国”则只能是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汉族聚居区或汉文化区。两种标准同时
并存，不仅引起了地区之间的“中国”之争，也引发了政权之间的“中国”之争。

        在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中国”就成为王朝法统的同义词，在成为分裂的双方或各
方争夺的主要目标。西晋灭亡以后，东晋和南朝政权虽然被迫离开了传统的中心地区，但都
以西晋继承者自居，自认为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而北方政权只是外来的“索虏”
（扎着头发的下贱人），岂有称“中国”的资格？但北方政权却认为自己灭了西晋，夺取了
这块传统的“中国”地区，当了“中国”的主人，当然就成了“中国”；而东晋和南朝政权
只不过是偏于一隅的“岛夷”（海岛上的野蛮人），早已丧失了称“中国”的权利。

        这场双方都感到理直气壮的“中国”之争，到隋朝统一才得到解决。隋朝继承了北
朝的法统，当然承认北朝是“中国”；但它又不能否认南朝的“中国”地位，更何况南朝也
已归入了自己的版图。所以隋朝给了双方以平等的地位，南北方都被承认为“中国”。继承
北朝传统的唐朝也肯定了这一观点，唐初修前朝历史，南方、北方分别编纂。尽管由于作者
个人的立场和感情，修成的史书实际并不会完全公正，但至少在政治上的地位是相同的，都
被列为正史。

        类似的争论也出现在北宋、辽之间和南宁、金之间，兼有双方疆域的元朝也采取了
五隋朝相同的办法，承认双方都是“中国”，同时修了《辽史》、《宋史》和《金史》。

    中国和中央帝国

        在明朝以前，外国人如何称呼当时的中原王朝，我们还不大清楚，因为像《马可波
罗游记》这样专门记载中国情况的著作毕竟不多，而东方的历史文献大多用汉文，与中国的
没有什么区别，西方和阿拉伯的又很不一致。但从明朝后期开始，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
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中央帝国来称中国，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鸦片战争
以后，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开始被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

        但是人们概念还是相当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著名的官员和学者也在所
难免。像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７）这样一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
中，“中国”一词有时是指整个清朝，和今天的用法已经完全一样；但有时却只指传统的
“中国”范围，即内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东北和台湾在内。

        １７世纪以来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将清朝建省的地区称为中国或中国本部、中国本
土，而称其他地区为鞑靼、蒙古、西藏或新疆（中国突厥）等等。我们以前往往将这类称呼
看得非常严重，认为这是西方人别有用心，意在侵略。其实应该在时间和对象上加以区别，
可以认为大多数西方人并无恶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这种混淆连魏源这样一位爱国的杰
出学者都未能避免，外国人这样用也就不心大惊小怪了。

        有的学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９８）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时，清
朝提供的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经使用了“中国”一词。以后在列强同清朝订立的一系列不
平等条约中，清朝也使用了“中国”作为国家的名称。不过我们应该肯定，即使到了晚清，
尽管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相当明确了，清朝的正式名称还是清、大清或大清国。我们还
应该注意到，清朝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之所以愿意使用“中国”一词，实际上还包含着
一种传统的心态，即着眼于“中国”二字的字面含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同
样一个名词，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Ｃｈｉｎａ，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就像我们
称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为美国，并无称赞它美
丽的意思；称Ｆｒａｎｃｅ为法国，自然也毫无该国崇尚法律的含义。但在清朝却理解为Ｃ
ｅｎｔｒ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中央帝国），当成一个尊称而乐意接受。

        １９１２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才成为国家的正式简称，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理范围－－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

    历史上的中国

        说到这里，道理就很清楚了。我们今天讲历史，讲历史上中国的统一和分裂，应该
有我们的特定含义，而不是运用当时人那些模糊不清、前后不一致的概念。我们所说的中
国，绝不应该等同于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这些中原王朝，也不应该等
同于汉族聚居区或中原地区，而必须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

        那么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国的领土为范围呢？这自然是最简单的，但显然不妥当。因
为由于一百多年来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了。今天的
中国领土已经不能包括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的最大疆域，甚至不能包括中华民国立国之初的领
土，无法反映当时的实际。所以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应该以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
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为范围。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
领土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地区。本文所谓昔日的
天下，就指这一辽阔的地区。在这一范围内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
有的曾经归属中原王朝的管辖，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
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应该强调，我们选择这样一个范围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广大，而是由于它能比较全
面地反映中国疆域发展变化的结果，便于从整体上说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和分裂，并能前后
采用同一个标准。事实上，这一范围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大疆域所至，例如唐朝的西界一
度到过咸海之滨，元朝的北界远达北冰洋，朝鲜的北部曾经是汉朝的郡县，而越南曾是明朝
初年的一个布政使司（行省）。

    二  分合大势之一

        中国的传说社会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的时代，有关的记载虽然都是后人记录的，但
从目前已有的考古发现看，在黄河流域普遍分布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以及在其他地区发现
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大致可以证实这些传说所反映的历史事实。不过，这些发现也同样
证实了当时还不存在能够统治大半个中国的政权，一般还处在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阶段。传说
中的夏朝，也就是从大禹的儿子启开始至最一位君主这一段历史，还有待考古发现的证实。
不过从商、周二代的情况看，我们也可以肯定，当时的夏政权（如果的确存在的话）所能管
辖的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从万国到七国

        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史书上记载的有关商人的活动和商朝的历史基本是可信
的。在商人取代夏朝前有过八次迁移，商朝建立以后，都城还是经常迁移；但都不出今河
南、山东、河北三省的范围，而且没有到达这三省的全境。当然它的统治区还可能大些，但
不会超出黄河中下游的范围。只是到了末年，商朝的势力才扩展到淮河流域。

        周人起源于关中，到公刘氏迁到豳（今陕西橡邑县西）。传至古公颤父（约公元前
１２世纪）时，迁至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境）。大约在公元前１１世纪，文王（姬
昌）建了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南南沣河以西）为都城，又向东迁移了一次。武王（姬发）建
的镐京与丰相距不远。

        武王灭商以后和其后的成王时代（约公元前１１世纪）分封了一大批诸侯国，其范
围大致北起燕山，南至长江中下游，西起关中盆地的西缘，东对山东半岛中北部。以后，各
个诸侯国分别征服了周围的一些其他部族或小国，范围扩大了，西周名义上的统治区也随之
有所扩大。

        可见，要说商、周时已经统一了中国，那是绝对不能成立的；更不用说在此以前的
夏朝了。

        那么能不能说商、周时已经统一了黄河流域或中原呢？也不行。因为当时的实际情
况是诸侯林立，还谈不上是统一的国家。即使是由周朝分封的诸侯，它们与周天子的关系也
不是后代的行政管辖及归属的性质，而是“分土而治”的。就拿西周来说，从建国开始，它
所控制到的土地就被分封给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了，天子直接统治区－－王畿的面积很有限。
而在各个诸侯国中，情况同样如此，诸侯又把国都以外的土地分组合给本国的卿大夫，自己
只直接统治国都。卿大夫也可以把自己的封地再分封给子弟和家臣。自上到下的层层“分土
而治”的结果，是从天子到每一个最小的受封人都没有多少直接统治的地方。

        在商、周的统治区，或者说它们的分封区之外，还有不少其他部族，有的已经形成
了原始的国家，有的还处于部落联盟的阶段。如商朝时，在四川盆地有蜀和巴，长江中下游
有楚、濮、南巢氏、越，淮河流域有淮夷，山东半岛东部有莱夷，湟水流域有羌，陕、甘、
川相交地区有氐，北方有鬼方，渭北高原有戎，东北有肃慎等等。西周时，除了江淮、江汉
一带属于商、周系的诸侯有较大的扩展以外，其他周边地区的变化不是很大。

        总之，在当时并无统一可言。在林立的诸侯国和部族之间，也还不存在较大范围的
真正统一的国家。

        经过春秋时期（前７７０－前４７５年）的激烈兼并，到战国开始时就只剩下十多
个主要的诸侯国了。除了秦、楚、齐、燕、韩、赵、魏这七国外，还有越、鲁、宋、郑、
陈、中山等国。到战国后期，形成了七国争雄的局面。

        在各国统治区扩大的过程中，行政区域开始出现，并逐步形成制度。新设置的郡、
县都是国君的直接统治区，与以前的大小封国或封邑完全不同。随着郡、县的普遍建立，
“分土而治”过渡到了“分民而治”，一个国真正成为一个统一体。就这样，统一首先在七
国内部完成了。

    六国灭，四海一

        秦王嬴政十七年（前２３０年），秦将内史腾灭了韩国。十九年，秦将王翦攻入邯
郸（今河北邯郸市），俘获了赵王迁，赵国亡。赵国的公子嘉逃往代（今河北蔚县东北），
称代王。二十二年，秦将王贲破大梁（今河南开封市），魏王投降，魏国亡。二十四年，秦
将王翦、蒙武攻破寿春（今安徽寿县），俘楚王负刍，楚国亡。二十五年，王贲攻占辽东，
俘燕王喜，燕国亡。接着又攻下代，俘代王嘉。第二年（前２２１年），王贲自燕南下，攻
下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北旧临淄），齐王建投降。仅仅十年时间，称雄二百多年的六个诸
侯国就从中国地图上消失了。

        就在王翦等平定楚国的江南和越国旧地以后，秦军就越过崎岖的山岭和茂密的森
林，进入了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征服了当地的越人政权，设置了闽中郡。秦始皇二十九年
（前２１８年）前后，尉屠睢率领五十万秦军翻越南岭，开始了对南越人的征服。三十二
年，秦始皇派史禄开通了连接湘江和漓江的运河－－灵渠，开辟了通向岭南的水路。秦军再
次南下，夺取了今广东、广西和越南东北一带，设置了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

        三十二年（前２１５年），秦始皇派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赶走了在河套一带的匈奴
人，收复了战国时赵国的旧地。第二年，在阴山以南，黄河以东设立了九原郡，管辖新设的
三十四个县（一说四十四个）。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又将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的长城连
接起来，加以修缮补建，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沿黄河、阴山，东至辽东
（今朝鲜平壤西北海滨）的万里长城。

        在西南，秦朝以成都平原为基地，向西、北两方面扩张到了今大渡河以北和岷江的
上游，占据了邛（今四川荥经县东一带）、作（今峨边县一带）、冉（今松潘县一带）和毵
（今茂汶县北一带）等部族地区。向南又开通了一条“五尺道”，从今天的四川宜宾延伸到
云南的曲靖，并在沿线控制了不少据点，设置了一些行政机构。    这样秦朝拥有了北起河
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至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
原，东至于海的辽阔疆域。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建立起一个统一国家，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
第一次。

        但是也应该看到，并不是在秦朝的全部疆域中都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的统一。在南
方新占领区，秦朝还没有取得完全的控制。在今天的浙江南部、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南
部、广西西北等地往往只控制了交通线和沿线的据点，当地的部族的“君长”依然保持着他
们的权力。

        这个帝国也没有像秦始皇设想的那样维持“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就在
他死后的第二年（前２０９年），陈胜吴广就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揭竿而起。各地
农民纷纷响应，六国贵族也趁机起兵，当年关东（函谷关以东，指今河南灵宝、太行山一线
以东）的大部分已不在秦朝的统治之下。到公元前２０６年，刘邦、项羽的军队先后进入咸
阳，秦朝就灭亡了。

        如果从秦灭六国算起，到陈胜、吴广起义爆发，秦朝的统一维持了十二年。如果从
秦始皇完成疆域的开拓算起，统一只保持了六年。

    由楚河汉界建起的西汉帝国

        秦亡以后，项羽凭借他的军事实力夺取了反秦盟主的地位，自立为西楚霸王，又分
封了十八个诸侯国。被封为汉王的刘邦只占有巴蜀，即今秦岭以南的陕西南部和四川大部。
经过三年多的苦战，刘邦在公元前２０２年发动垓下之战，消灭了项羽，但他却远远没有恢
复统一。

        北方的匈奴在冒顿单于的统率下，向西占据了以西地区，进而赶走了原在河西走廊
的月氏，威胁着乌孙，使西域（今新疆和中亚地区）大多数国家不得不服从它的统治。往东
并吞了东胡各族，控制了今大兴安岭两侧。向南夺回了“河南地”（河套地区，今黄河支流
乌加河以南），而且一度推进到今陕西、山西的北部。公元前２００年（汉高祖七年），刘
邦亲率３０万大军出击，结果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以东的白登被冒顿围困了七天七
夜，派人向冒顿的妻子送了厚礼后才突出重围。汉朝缺乏对付匈奴的实力，只得采取“和
亲”政策，即把皇族女子冒充公证嫁给单于，但匈奴的侵扰并没有停止。

        东南原闽中郡境内的越人君长在秦末恢复自立，并起兵助汉。汉高祖六年，闽越首
领无诸被立为闽越王，以今福建闽江下游为中心建立了闽越国。汉惠帝三年（前１９２
年），封勾践后人摇为东海王，因国都在东瓯（今浙江温州），所以又称东瓯王。这两个政
权表面上服从汉朝，实际上并不受约束。

        岭南原来担任秦朝龙川县（治今广东龙川县东）令的中原人赵佗，在秦末代理南海
郡的尉（负责郡内军事和刑事的长官）。秦亡后，赵佗起兵吞并了南海、桂林、象郡，在公
元前２０６年自立为南越王。大约在公元前一八一年前后，南越灭安阳国，疆域扩大到今越
南北部和中部，直到北纬１３度今巴江下游一带。汉高祖十一年（前１９６年）派陆贾出使
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赵佗虽然接受了封号不再自称皇帝，但依然保持着独立的地位。

        在汉朝内部也处于实际上的分裂之中。为了借助各路诸侯和将领的力量对付项羽，
刘邦不得不承认或封予他们诸侯的地位，所以在他称帝后也建立了７个以功臣降将为王的异
姓诸侯国。出身“细微”的刘邦为了巩固他的家天下，在逐步废除６个异姓诸侯国的同时，
又封了自己的子弟家属为王，设置了９个同姓诸侯国。因此，朝廷直属区只有１５个郡，相
当于今陕西、山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湖北、四川大部、黄河以东南的宁夏和甘肃，
而以东的大多数郡就是十个诸侯国的统治区。这些王国自己任命郡守以下的官员，征收赋
税，用种种方法与朝廷抗礼。

        到景帝前三年（前１５４年），同姓诸侯国的分裂终于爆发为以吴王濞、楚王戊为
首的七国之乱，但也为消除这一分裂因素提供了机会。在叛乱平息后，朝廷采取了一系列削
弱诸侯国的措施，国内的分裂威胁基本消除了。

        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到武帝初年时，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官方的积蓄也相当
充足。在这样丰富的物质条件下登上帝位的汉武帝，自然要施展他的雄才大略，汉朝的疆域
也就扩展到了空前的范围。

        建元三年（前１３８年），东瓯受到闽越围攻，向朝廷求援，武帝立即派出军队迫
使闽越解围，并就此将东瓯人全部迁至江淮之间，取消了东瓯国。

        从元光六年（前１２９年）开始，汉军向匈奴连续发动进攻。元朔二年（前１２７
年），卫青率汉军从云中（今内蒙古默特川一带）和陇西（今甘肃东部）两路出击，驱逐了
匈奴的楼烦、白羊王，收复了“河南地”，使边界恢复到了阴山山脉一线。

        元狩二年（前１２１年）春，汉军主力在霍去病的指挥下从西路出击，攻入河西走
廊。在汉军的接连打击下，匈奴的浑邪王杀了休屠王，率四万人投降。汉朝的疆域扩大到了
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

        元光五年（前１３０年），武帝曾征发巴、蜀二郡的士兵从棘道（今四川宜宾市安
边场）向羊可江（今北盘江和红水河）筑路，并在“西夷”地区（今四川西昌、盐源一带）
新置了行政区。因要集中全力对付匈奴，暂时停止了在西南的开拓。元狩元年（前１２２
年），武帝恢复了对“西南夷”的推进。经过几年经营，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的部族都已纳
入汉朝的统治，在这些地区新设置了五个郡。元封二年（前１０９年），又在滇和昆明这两
个部族地区设立益州郡，汉朝的西南界推进到了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从战国后期开始，燕国和秦朝先后控制过朝鲜半岛的北部。西汉初，燕国人卫满率
数千人进入朝鲜半岛北部，以燕、齐（今山东半岛）移民为基础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个朝
鲜国的范围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部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元封二年，武帝用兵朝
鲜，次年朝鲜投降。汉朝设置了四个郡，辖境南至今朝鲜半岛中部江华岛一线。

        对岭南的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元鼎五年（前１１２年）秋，汉军分四路越过南岭，
次年冬攻下南越的都城番禺（今广州），灭南越。南越的旧地被分为九个郡，其中的交趾、
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珠崖和儋耳二郡在今海南岛上。灭南越的汉军又在
第二（元封元年）灭了闽越。

        但汉朝与匈奴对西域的争夺却进行了很长的时间。武帝曾出动十来万军队、十来万
民工和十几万头牲口征服了大宛（在原苏联费尔干纳盆地）。由于交通线太长，补给困难，
汉朝虽然控制了天山南路，却还不能稳定地占有天山北路，那里的国家还受到匈奴的威胁，
不敢完全服从汉朝。又经过了多次战争，到宣帝神爵二年（前６０年），汉朝终于取得了决
定性的胜利，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并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府的辖境包括自玉门
关、阳关（均在今甘肃敦煌市西）以西的天山南北，直到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
米尔高原以内的范围，所辖的国有五十余个。

        武帝后，汉朝的疆域有所调整收缩，其中最重大的事件是海南岛上行政区域的撤
销。由于岛上的土著居民不断反抗，汉元帝接受贾捐之的建议，在初元三年（前４６年）将
行政机构全部内迁。

        此后西汉的疆域保持稳定，直到公元九年王莽代汉。这一疆域比秦朝扩大了很多，
东北由朝鲜湾沿岸一角扩大到今江华一线以北部分，南方延伸到了北纬十三度，西北增加了
河西走廊和西域都护府的辖境。

        王莽代汉后，全面挑起了边疆地区的战争，不仅引起匈奴的对抗和入侵，东北高句
丽人的逃亡，而且导致与西域交通的断绝和西域都护府的废弃。天凤四年（１７年），王
匡、王凤为首的绿林起义和各地的起义先后爆发，到地皇四年（２３年）王莽政权覆灭，形
成分裂割据局面。

        如果从汉朝恢复了秦朝疆域的元封三年（前１０８年）算起，统一维持了一百三十
年。

        但即使在西汉疆域的极盛时期也还没有包括整个中国，在西汉以外存在着匈奴及其
他政权。

        匈奴的冒顿单于于公元前２０９年（秦二世元年）即位后，就开始了武力扩张，成
为一个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强大的游牧国家，也是汉朝以外疆域最辽阔的一个政权。经过与
汉朝的连年战争，实力遭到很大的损失，扩展的疆域先后丧失，又遇到了自然灾害，从此一
蹶不振。公元前６０年（汉宣帝神爵二年），匈奴内部分裂，五个首领争当单于于不久形成
南、北单于对峙的局面。南单于呼韩邪被北单于击败，于公元前５１年（甘露三年）向汉朝
投降。公元前４９年（恐龙元年）北单于率部西迁，以后在中亚的康居国东部（原苏联塔拉
斯河一带）被杀。

        南单于降汉后，汉朝让他留驻在边塞附近，给予粮食和物资的资助。几年后，南单
于部众增加，实力恢复，汉朝与他缔结了互不侵犯的盟约后，同意他返回蒙古高原复国。汉
匈之间以长城为界，边境的和平延续了六十年。

        在匈奴以东，今大兴安岭东西是鲜卑人，西辽河和沙拉木伦河流域是乌桓人的聚居
区。他们都是东胡族的一支，在匈奴打击下由西部迁来。黑龙江流域、松花江流域直到日本
海沿岸，居住着夫余、肃慎、沃沮等部族，这些部族虽然还很落后，但都已具有初期的政治
实体，有了大致稳定的活动范围。

        西南今澜沧江流域和缅甸东北部是哀牢人的部族政权。青藏高原上有吐蕃的先民唐
旄和发羌的部族。   盛世难再

        公元二五年，刘秀称帝，成为东汉的开国君主。但在当时，他不过是众多军事力量
中的一支，其中同样称帝的就有好几个。如赤眉军在长安立刘盆子为帝，公孙述占汉中和
巴、蜀称帝，刘永在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东南）称帝，张步占有齐地十二郡（今山东），隗
嚣占有天水、陇西等郡（今甘肃陇中、陇南），窦融据有河西走廊，卢芳在三水（今甘肃陇
东北部及宁夏中部）被匈奴立为汉帝，彭宠攻下蓟城（今北京）称燕王。直到建武十二年
（３６年），汉军最后消灭了公孙述政权，国内才大体平定。但卢芳在匈奴扶植下一度占有
北方几个郡，匈奴人不断南下杀掠，汉朝只得放弃了河套至今山西和河北北部的疆域，将当
地的八个郡内迁。建武二十五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降汉。第二年，汉朝的八郡
才迁回原地，汉朝与匈奴的边界恢复到西汉后期的势态。而南匈奴受到北匈奴的打击，无法
再在蒙古高原立足，要求迁入汉朝北部边区，接受保护，汉朝同意南单于驻在美稷县（今内
蒙古准格尔旗西北）。

        永平十六年（７３年），汉将窦固分四路出击北匈奴，推进到今新疆东部，打通了
与西域的交通线。第二年，汉军又征服了车师（在今吐鲁番和吉木萨南一带），重新设置了
西域都护府。但由于汉军对北匈奴还没有稳定的优势，西域都护府曾两度置废。延光二年
（１２３年），汉朝又置西域长史府，但以后就忙于对付羌人的反叛和内部的危机，无暇顾
及西域，长史府常常不能行使正常的职权。

        东北的高句丽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后期建国，开始在鸭绿江流域，以后逐渐扩张到盐
难水（今浑江）上游，占据了西汉玄菟郡的旧地。约公元三年，高句丽建都于国内城（今吉
林集安市东），以后不断向朝鲜半岛发展。

        在建武二十二年（４６年），乌桓人乘匈奴内乱，击败匈奴人，迫使匈奴北迁。汉
朝将乌桓安置在北方缘边，分布在今内蒙古河套和山西、河北二省的北部。    鲜卑人开始
也接受汉朝的招抚，并一起攻击北匈奴。以后一部分鲜卑人西迁，填补了南北匈奴间的空
白。章和元年（８７年），鲜卑对北匈奴发动进攻，北单于西逃，从此鲜卑控制了匈奴在漠
北的旧地。到２世纪中叶，鲜卑结成了部落联盟，占有今阿尔泰山、阴山以北，大兴安岭以
西，北至贝加尔湖的辽阔地域，并在从辽东到阴山一线逐渐蚕食汉朝的边疆。

        二世纪后期，由于西北羌人的不断反抗，汉朝对西北地区的控制越来越弱，不少政
区不得不撤销或者迁往内地。北方的鲜卑逐渐南侵，移居入塞的匈奴也在扩大活动范围。到
了汉灵帝光和七年（１８４年）黄巾军起，汉朝再也顾不了边疆，大致后退到今桑干河、吕
梁山、黄河和六盘山一线。这以北被称为“羌胡”所有，实际上是由匈奴、鲜卑羌等多种民
族聚居或杂居。

        从建武二十六年（５０年）基本恢复西汉主要疆域（不包括西域都护府），到光和
七年黄巾军起，东汉国内的统一时间是１３４年。

        黄巾的主力虽然在当年就被镇压了，但其余部及各地乘机而起的各种势力却纷纷割
据称雄，而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也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平六年（１８９年）汉灵帝死
后，董卓利用外戚与宦官的冲突，率部进入洛阳，掌握了朝廷大权。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
卓逼献帝迁都长安。各地的长官或将领纷割据或拥兵自保，如刘表据有荆州，公孙度割据辽
东，刘虞保有幽州，袁绍夺得冀州，袁术盘踞南阳，刘焉控制益州，陶谦拥有徐州，曹操则
通过收编黄巾们部迅速崛起。建安元年（１９６年），曹操出兵迎献帝至许（今河南许昌县
东），朝廷的大权从此落入曹操手中。曹操利用这一政治优势和自己的军事实力，先后攻灭
了袁术、吕布、袁绍、刘表、张鲁等割据势力，控制了整个北方。

        与些同时，孙权、刘备在南方建立并巩固了政权，形成了与曹操鼎立的局面。２２
０年，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建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即帝位，史称为蜀汉或蜀。孙权起初接
受魏的封号称吴王，实际上并不受魏的控制，到２２９年也称帝。三国之间虽不时发生战
争，但疆域大致稳定。

        ２６３年，魏灭蜀。二年后司马炎废魏帝，建立晋朝。晋太康元年（２８０年）出
兵灭吴，三国鼎立至此结束。

        西晋的统一非常短暂，如果从太康元年灭吴算起，至永宁元年（３０１年）“八王
之乱”，仅仅２１年。即使在这２１年间，西晋也远没有恢复东汉盛时的疆域。鲜卑日益南
下，渭北高原以北至河套已为“羌胡”所有，内迁的匈奴实际上控制了今山西的北部。当持
续了１６年的“八王之乱”终于在３０６年结束时，西晋已经到了彻底覆灭的前夜，十六国
中的汉（前赵）和成汉已经建立，其他割据势力也已形成。

        东汉在朝鲜半岛上还保留着乐浪郡，末年辽东的公孙氏政权又设置了带方郡（治所
在今朝鲜黄海南道沙里院南）。但高句丽于２０９年自国内城迁都丸都城（今吉林集安市境
内）后，日益强大，终于在西晋末年（３１３左右）完全占领了乐浪郡。差不多与此同时，
带方郡也被南方的马韩吞并。从西汉开始中原王朝在朝鲜半岛设置正式政区的历史就此结束
了。４２７年，高句丽迁都今平壤。尽管当时高句丽相当大一部分疆域还在今天中国境内，
但它的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朝鲜半岛，已成为中国以外的独立政权。

        西汉以来，汉朝疆域的南端是日南郡的象林县。１９２年（初平三年；一说１３７
年，永和二年），当地人区逵建立了林邑国，脱离汉朝，因而汉朝的南界从北纬１４度退到
了１６度一线。三国期间，林邑又向北扩张，占了汉朝的西卷县，推进到北纬１７度一线。

    大分裂的十六国和南北朝

        从东汉开始陆续迁入黄河流域的匈奴、鲜卑、羌、氐、羯、卢水胡、丁零等族，到
西晋时已经有了不小的数量。在长期与汉族和各族的杂居中，经济文化水平又都有了一定的
提高，尤其是各簇的统治者和上层人士，大多已具有相当的政治、军事才干，适应了中原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些民族的首领既要摆脱汉族统治者对他们的歧视和压迫，也要乘机夺取
权力和财富，成为地区以至全国的主宰。西晋皇族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火并给他们提供了最好
的机会，于是十几个政权先后在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四川盆地建立起来，又匆匆地在其他
政权的吞并中消失（见附表）。

                        五胡十六国简表
国名          创始人    民族    公元年代            主要都城        灭其国者
汉、前赵  刘渊            匈奴    ３０４－３２９  平阳、长安        后赵
成汉          李雄            巴氐    ３０４－３４７  成都        东晋
前凉          张定            汉            ３１７－３７６  姑臧        前秦
后赵          石勒            羯            ３１９－３５１  襄国、邺        冉魏
冉魏          冉闵            汉            ３５０－３５２  邺                前燕
前燕          慕容皇光  鲜卑    ３３７－３７０  龙城、邺        前秦
前秦          苻洪            氐            ３５０－３９４  长安        后秦
后秦          姚苌            羌            ３８４－４１７  长安        东晋
后燕          慕容垂    鲜卑    ３８４－４０７  中山、龙城        北燕
西燕          慕容泓    鲜卑    ３８４－３９４  长子        后燕
西秦          乞伏国仁  鲜卑    ３８５－４３１  金城、苑川        夏
后凉          吕光            氐            ３８６－４０３  姑臧        后秦
南凉          秃发乌孤  鲜卑    ３９７－４１４  乐都、西平        北凉
西凉          李嵩            汉            ４００－４２１  敦煌、酒泉        北凉
夏          赫连勃勃  匈奴    ４０７－４３１  统万        吐谷浑
北燕          冯跋            汉            ４０７－４３６  龙城        北魏
北凉          沮渠蒙逊  卢水胡  ３９７－４３９  张掖、姑臧        北魏


        建兴四年（３１６年），愍帝出降刘曜，西晋亡。次年，司马睿在建康即位，史称
东晋。东晋末年，大权落入刘裕手中。元熙二年（４２０）年，刘裕废晋帝，建宋朝。以
后，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如法炮制，先后建起齐、梁、陈朝；但都限于南方，维持着与北
方政权对峙的局面。

        由于东晋和南朝一直忙于防御北方和对付内部的权力之争，顾不上西南边区的经营
和开发，加上地方官治理不当，甚至残酷压迫当地民族，规模不等的反抗时有发生。梁太清
二年（５４８年）侯景之乱爆发，宁州刺史奉命救援京师，当地爨蛮的豪族乘机而起，在５
５０年脱离了梁朝。在宁州爨蛮的影响下，周围的部族纷纷自立，因此在今四川长江和大度
河以南、湖南以西、广西西部已经不再有南朝的郡县存在。

        南方的林邑国继续向北扩张。大约在南朝后期，又占了原日南郡剩下的三个县，南
朝疆域的南界退到北纬十八度一线。

        ３１５年（晋建兴三年）鲜卑拓跋部曾建代国，至３７６年为前秦所灭。三八九年
前秦亡后，拓跋圭收集旧部复国，史称北魏。皇始三年（３９８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
同）。北魏从后燕、夏夺取了大部分疆域，又先后灭北燕、北凉，到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
（４２４－４５１）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孝文帝太和十七年（４９３年）迁都洛阳。

        北魏刚统一北方时的疆域大致北至今中蒙边界稍北。蒙古高原和今叶尼塞河上游、
贝加尔湖一带有柔然、高车（敕勒）、契骨等部族，其中柔然与北魏为邻，最强大。以后北
魏的东界退至辽河以西，控制今大凌河下游。辽东成为高顺丽的范围。其西界达到焉耆（今
新疆焉耆）和鄯善（今若羌）一带，但未能扩展到西域其他地区。

        永熙三年（５３４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以后又分别为北齐和北周所取
代。西北吐谷浑的首领夸吕（５５２－５９１年在位）称汗建国，５４０年以伏俟城（在今
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附近）为都。西魏的西域部分为吐谷浑所占，伊吾被柔然占有，西界
退至敦煌。

        在西晋以后的近三百后间，在中国的范围内始终同时存在着两个以上的政权，多的
时候有十余个政权。南北的分裂尤其明显，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直分属不同政权。

    三  分合大势之二

        隋开皇八年（５８８年）发动了灭陈之战，第二年就攻克陈都建康，当年自江南至
岭南全部平定，南北分裂的局面至此结束。隋朝存在的时间尽管很短，建立正式行政区域实
施有效管辖的范围却超过了以往。

        在北方，于仁寿二年（６０２年）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
以北。在西北，从突厥人手中夺取了今新疆哈密地区；又趁吐谷浑被铁勒打败之机，出兵灭
了吐谷浑，把正式行政区的范围扩大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和青海湖西、兴海县东一带。在南
方的海南岛重新设立了珠崖、儋耳、临振三郡，从此大陆政权对海南岛的行政管辖再也没有
中断过。

        在东北，隋朝对高丽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终，边界仍然是在辽河一线。

        随着隋朝的覆灭，除了海南岛以外，扩大的疆域不仅全部丧失，而且隋末唐初的割
据势力还招致外敌的入侵。如东突厥就大肆南侵，武德七年（６２４年），因突厥多次侵扰
边境，威胁长安，唐高祖甚至准备迁都，经李世民（唐太宗）劝阻才作罢。隋末形成的各个
割据政权也直到该年才全部消灭。

    大唐帝国的形成

        唐太宗即位不久，唐朝就转入攻势，收复并开拓了疆域。贞观四年（６３０年），
李靖大破颉利可汗于阴山，东突厥灭亡，唐朝的实际控制区达到了贝加尔湖以北，设置正式
行政区的范围也扩大到了“阴山以北六百里”，超出了今国界。到贞观十四年灭高昌，政区
扩大到今新疆东部。另外，唐朝还一度取得黄河上游的河曲之地和大渡河上游一带，设置了
州县。在西南今贵州东北部、云南大部和广西恢复了正式行政区。

        随着军事行动的胜利和当地少数民族的服从，唐朝在边疆地区先后设立了单于（云
中）、安北（瀚海）、安西、北庭、安东、安南六个都护府和若干边州都督府，用以行使对
这些地区的管辖权。因此唐朝拥有的疆域最西曾经抵咸海之滨，最北曾经到达西伯利亚，最
东曾经至萨哈林岛（库页岛），最南在北纬十八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但这并不是说唐朝的统一范围一直有那么大，因为它从来没有同时达到过这样的范
围，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例如，唐朝控制咸海以东是在龙朔元年（６６１
年）后，但到麟德二年（６６５年）就撤到了葱岭，实际上只维持了三年时间。而那时还没
有灭高丽，东部的边界仍在辽河一线。开元三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灭朝鲜后在当地
设置的安东都护府已退至辽西。天宝十载（７５１年）唐将高仙芝的三万大军在怛罗斯（今
哈萨克东南部江布尔城）被大食（阿拉伯）击败，唐朝的疆域又退至葱岭一线。北方自贞观
二十一年（６４７年）灭薛延陀，置燕然都护府，辖有今内蒙古洒套以北、蒙古和叶尼塞河
上游和贝加尔湖周围地区。但到仪凤四年（６７９年）突厥再起就撤至阴山以南，也只维持
了三十二年。所以尽管开元、天宝是唐朝的黄金时代，但它的疆域极盛阶段却已经过去，六
都护府的控制大为削弱，有的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天宝十四载（７５５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倾全力对付，驻守西北的军队全部东
调，吐蕃就乘机攻占唐朝西北部领土。到广德元年（７６３年）叛乱平息时，今陇山、六盘
山和黄河以西以及四川盆地以西已成吐蕃领土，当年吐蕃还一度攻占了长安。开始时河西走
廊有些地方还由唐朝的地方官守着，不久就完全陷落。

        在西南，今云南全省、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已被南诏占有，大渡河成了双方的界
河。南诏还不止一次入侵四川，甚至攻入成都。而且西南的少数民族纷纷摆脱唐朝的统治，
到唐末，今贵州、湖北西北部、湖南西部和广西西部都已不在唐朝管辖之下了。

        随着渤海国的兴起和扩张，东北的疆域也已收缩到今辽宁中部。

        大中二年（８４８年），沙州（治今甘肃敦煌西南）人张议潮驱逐吐蕃  守将，收
复沙州。  到大中五年，张议潮率沙、瓜、伊、西等十一州归入唐朝。这样唐朝的西部疆域
恢复到了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河西走廊和陇东、关中又连成一片。

        但由于唐朝国力衰退，对边疆已鞭长莫及。当地汉人实力有限，因而陇右、河西的
土地又陆续被吐蕃和回鹘夺去，只有瓜、沙二州始终为张氏所据，孤悬于中原之外。以后曹
氏政权取代张氏政权，直到北宋时才灭于西夏。

        在隋唐时期，中国境内还有好几个与中原王朝并存的政权：

        突厥  起源于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后迁到今新疆天山北麓。５世纪被柔然征
服，又被迁于阿尔泰山地区。但到六世纪中叶，空厥迅速强大起来，灭了柔然，建立起一个
疆域广阔的汗国，其范围包括今内蒙古中西部、蒙古高原、贝加尔湖周围、西伯利亚南部、
今新疆大部和中亚咸海、巴尔喀什湖以东的阿姆河、锡尔河、楚河流域。５８２年（隋开皇
二年）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大致以阿尔泰山为界。

        东突厥于６３０年（唐贞观四年）灭于唐。６８２年，骨咄禄自立为可汗，起兵复
国，传至其弟默啜时脱离唐朝而独立，疆域大致恢复到被灭以前。但其内部部族众多，各有
领地，统治很不稳定。末年国内大乱，７４４年（唐天宝三载）灭于回纥。

        西突厥在统叶护可汗（？－６３０或６２８年）在位时疆域达到极盛。但在统叶护
死后，汗国陷于分裂。６５９年被唐军破灭。

        回纥（回鹘）  在北魏时称袁纥，隋时称韦纥，大业年间（６０５－６１８年）因
反抗西突厥，与附近的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族结成同盟，总称为回纥。曾助唐朝灭东突
厥、薛延陀、西突厥；灭突厥后即是到唐朝承认，基本继承了突厥的疆域。后因助唐平定安
史之乱，与唐朝关系进一步密切。７８８年（唐贞元四年）起自行改称回鹘。以后又越过阿
尔泰山向西扩展，取得天山以北地区，并一度进入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回鹘的后期重蹈了
突厥的覆辙，在内乱和天灾中，灭于在自己疆域内的黠戛斯。

        亡国后的回鹘人大部西迁，其中主要的两支以后在天山东段建立了西州回鹘（高昌
回鹘），在河西走廊中段建立了河西回鹘。另外一支回鹘人迁至葱岭以西的楚河流域，投奔
葛逻禄，称葱岭西回鹘，在１０世纪初与葛逻禄共同建立黑汗（喀喇汗国）。

        吐蕃  青藏高原上的各部族到七世纪初形成了三大势力－－吐谷浑、苏毗（孙波、
孙波如）和吐蕃。吐谷浑灭于隋朝，唐初复国，但在６３２年（唐贞观六年）再次被灭，成
为唐朝的一部分。而吐蕃在其赞普（首领）松赞干布时期，征服了苏毗、羊同等部，又取得
吐谷浑旧地，迁都逻些（一作逻娑，今拉萨），基本上统一了青藏高原。又向西征服了大、
小勃律，向南取得了泥婆罗（今尼泊尔）等地。安史之乱后向东、向南扩张，在８世纪后期
至９世纪初，疆域达到极盛：西起葱岭，东至陇山、四川盆地的西缘，北起天山山脉、居延
海（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至喜马拉雅山南麓。

        ８世纪后期发生内乱，国势转衰。到９世纪后，疆域大致维持在青藏高原。

        南诏  云贵高原上部族众多，贞观二十三年（６４９年），当地六诏（乌蛮的六个
部分）之一的蒙舍诏在今云南巍山建立大蒙政权。８世纪初，吐蕃侵入云贵高原，威胁唐朝
的西南。为了对付吐蕃，唐朝支持蒙舍诏首领皮逻阁统一了六诏，并迁至太和城（今云南大
理南）。天宝年间皮逻阁并知了东爨和西爨。天宝九载（７５０年）反唐，次年击败前往征
讨的唐军，从此脱离唐朝。

        南诏在八世纪末迁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其极盛时疆域包括今云南全部、四
川大渡河以南大部、贵州西部，以及缅甸北部那加山脉和萨温江以东、寮国北部等地。

        ９０２年（唐天复二年），权臣郑买嗣夺取政权，次年建大长和国。九世纪前期段
思平取得政权，建大理国。

        渤海  高丽被灭后，其故将大祚荣被安置在辽西的营州（治所在今辽宁朝阳市）。
以后契丹叛乱占了营州，大祚荣率旧部进入革未革曷地区，成了革未革曷人的首领。６９８
年（唐圣历元年），大祚荣建振（一作震）国，以显州（今吉林敦化）为都。７１３年（唐
先天二年）受唐封为渤海郡王，改称渤海。八世纪中叶，迁都

    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西南东京城）。极盛时疆域西至今吉林农安、梨树，辽宁
昌图、宽甸，东至于海，北至黑龙江鹤岗、同江、抚远及以东至海，南至辽宁丹东市东北至
朝鲜龙兴江一线。

        ９２６年（契丹天显元年）为契丹所灭，改为东丹国，成为契丹附庸。辽太宗三年
（９２８年）被迁至辽东，９８２年（辽乾亨四年）废。

    分裂和分裂的继续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再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外族入侵、藩镇割据、武将叛乱、农民
起事不断发生，但名义上唐朝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阶段，藩镇势力受到打击，朝廷的权力
有所恢复。到９０７年（天祜四年）朱温废唐昭宣帝自立，就连表面的统一也不复存在，进
入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时期（见附表）。在此期间实际存在的独立、半独立政权还不止
以上所列，但范围有限，存在时间也不长。

                       五代十国简表
朝代或国名    创建者  公元年代              都城          灭其国（朝）者
后梁              朱温    ９０７－９２３  洛阳、开封  后唐
后唐              李存助  ９２３－９３６  洛阳          后晋
后晋              石敬瑭  ９３６－９４６  洛阳、开封  后汉
后汉              刘知远  ９４７－９５０  开封          后周
后周              郭威    ９５１－９６０  开封          宋
吴              杨行密  ９０２－９３７  扬州          南唐
南唐              徐知诰  ９３７－９７５  扬州、金陵  宋
吴越              钱缪    ９０７－９７８  杭州          宋
楚              马殷    ９２７－９５１  长沙          南唐
闽              王审知  ９０９－９４５  福州          南唐
南汉              刘垄    ９１７－９７１  广州          宋
前蜀              王建    ９０７－９２５  成都          后唐
后蜀              孟知祥  ９３４－９６５  成都          宋
荆南（南平）  高季兴  ９２４－９６３  江陵          宋
北汉              刘景    ９５１－９７９  太原          宋
注：李存Ｘ，钱Ｘ，两个刘Ｘ之名无法打出。上下文中宋的年号景祜，祜的古
实为右，但也无法打出。


        在唐末的天祜三年（９０６年），交州（治宋平，今越南河内）土豪曲承美驱逐了
唐朝的地方官，自称静海军节度史。五代初期，南汉曾两次出兵取消静海军节度使，恢复了
对交州的统治，但很快又被当地人逐走。９３９年，交州人再次驱逐南汉，由吴权称王。越
南从此脱离了中国，尽管以后还接受南汉及中原王朝的封号，但实际上已逐渐成为中国以外
的独立政权。

        ９６０年，赵匡胤通过兵变取代了后周，建立宋朝。太平兴国四年（９７９年）北
宋消灭了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基本上恢复了唐朝后期的疆域。但是它的北界已经退
至今山西中部、河北中部及天津市区一线。五代十国的结束并不是统一的到来，因为新建立
的宋朝只是消灭了山西和南方的割据政权，却接受了与北方的辽朝的对峙局面，并且从来没
有打算取消西南的大理国。以后，西北又建立了西夏。因此，辽宋时期仍然是分裂的继续。
在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取代了辽朝以后，重现了南北朝的势态；同时还存在西夏、西辽、大理
和以后崛起的蒙古。

        １０３４年（宋景祜元年）西夏建国后，宋朝的西北界就大致稳定在今甘肃兰州、
靖远、宁夏同心及陕西北部的山一线。

        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到北宋后期的熙宁、大观年间，经过多次征伐和“招抚”，
今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贵州东北和广西西部重新归入版图，设置了正式州县或
羁縻州。

        靖康元年（１１２６年），金军攻占开封，次年宋徽宗和钦宗二帝被掳北上，北宋
覆灭。赵构（宋高宗）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史称南宋。建炎三年（１１２９年）
升杭州为临安府，建为行在所（临时首都）。

        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南部和西南边界并汉有什么变化，但北界却因金人的入侵而大
大南移了。经过多次争夺和谈判，至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年，金皇统元年），宋金议定以
淮河为界。次年又将西部界线调整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及今秦岭以南。以后虽有
局部变动，但基本上稳定在这条界线。

        据赵汝成书于宝庆二年（１２２６年）的《诸蕃志》的记载，当时澎湖列岛已隶属
于福建路的晋江县。这标帜着大陆政权对海上岛屿行使管辖的加强。

        与北宋、南宋并存的其他政权还有：

        辽        建立辽朝的契丹人发祥于潢河（今沙拉木伦河和西辽河）流域，五代初崛
起，疆域迅速扩大，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幅员辽阔和大帝国。辽朝的稳定疆域，西起金山（今
阿尔泰山），北至蒙古高原北缘和外兴安岭，东抵萨哈林岛（库页岛）。其南界的西段大致
按今中蒙国界分别与西州回鹘、西夏相接；东段在今内蒙古、山西、河北境内与北宋为界。
辽灭渤海后，还一直拥有朝鲜半岛东北部原属渤海国的一块土地，因此辽与高丽的边界大致
在今朝鲜咸兴至鸭绿江口南岸一线。１１２５年灭于金。

        于阗  唐后期以来成为独立政权，１１世纪初的辖境约有今新疆且末、麦盖提、莎
车以南地和帕米尔高原。北宋时灭于回鹘黑汗王。

        黑汗（喀喇汗）  １０  世纪末，楚河流域的葛逻禄（割禄）联合西迁后的一部分
回鹘人趁伊朗萨曼不至王朝瓦解之际，取得了河间（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地带，建立黑汗
（喀喇汗）王朝，定都于八剌沙衮（原苏联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东南）。１１世纪的疆域
包括今新疆西部伊宁、塔城一带和塔什干和喀什一带，阿姆河中游达尔甘塔以东、锡尔河中
段以东、巴尔喀什湖以南地。１１４０年归入西辽。

        西夏  宋雍熙二年（９８５年），党项族首领李继迁袭据银州，从此开始了与宋朝
的对抗。明道元年（１０３２年）李德明死，子元昊继立；１０３５年（宋景祜二年）灭沙
州曹氏政权，占有河西走廊。１０３８年（宋宝元元年）元昊称大夏皇帝，宋称为西夏。

        经过与宋、辽的反复交战，西夏的疆域大致稳定在北起今中蒙边界，南至祁连山
脉、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陕西靖边、佳县西南一线，西起今甘肃西界，东至内蒙
古乌拉特中后旗、乌梁素海、包头市西、东胜、陕西神木、佳县西一线这样的范围内。金灭
辽和北宋后，西夏的东界与金为邻，北部与蒙古为界，大致与辽时相同。在南宋初，西夏取
得了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１２２７年灭于蒙古。

        金        １１１４年（辽天庆四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以鸭子河（今权花江哈尔
滨以西一段）一带为基地，起兵反辽。次年称帝，国号大金。至天会三年（１１２５年，辽
保大王年）灭辽，五年（宋靖康二年）灭北宋。金灭辽后，取得了它的大部分疆域，但始终
没能征服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因此即使在金全盛时，它的西界也只到达今大兴安岭北
段、蒙古乔巴山、蒙古二连浩特一线。以后随着蒙古的日益强大，金的边界不断后撤。贞祜
二年（１２１４年），在蒙古的军事压力下迁都南京（汴京，今河南开封）。此后疆域日渐
缩小，１２３４年亡。

        西辽  在辽覆灭的前夜，宗室耶律大石于保大四年（１１２４年）自立为王，率部
西迁。在占据了西州回鹘和黑汗国旧地后，又向西扩展到阿姆河流域。１１３２年（一说１
１３１年）在起儿漫（原苏联中亚布哈拉西北）称帝，以后建都于虎思斡耳朵（原苏联吉尔
吉斯托克马克以东楚河南岸）。西辽的最大疆域包括今新疆全部，帕米尔高原以西至咸泫南
的阿姆河西岸，巴尔喀什湖以东北至今蒙古西部。蒙古兴起后，西辽的东北部日渐为蒙古所
占。１２１１年及蛮王屈出律夺取政权，但仍用西辽国号，至１２１８年为蒙古所灭。

        大理  ９３７年段氏大理建立时，安全继承了南诏（大长和、大义宁）的疆域。进
入宋代后，由于宋朝一直受到北方的军事威胁，无力经营西南，大理也一度接受宋朝的封
号；双方相安无事，边界长期稳定。至１２５３年（蒙古宪宗三年）被忽必烈所灭，后置为
云南行省。

        吐蕃  诸部仍处于分裂状态，因而除了与宋、西夏接壤地带的一些部族与之有军事
冲突外，没有向外扩张的能力。

    疆域空前的元帝国

        １３世纪初在中国范围内存在着七个分裂的政权或区域：蒙古地区、西辽、西夏、
金、南宋、大理、吐蕃地区。这七个单位中，五个是由一个政权统治着的，其中又以宋、金
统一程度最高；吐蕃和蒙古地区内部也是分裂的。但将这七个单位统一起来的历史任务却由
蒙古完成了。

        蒙古族领袖奇渥温铁木真于１２０６年首先统一了蒙古各部，被称为成吉思汗。成
吉思汗四年（１２０９年）蒙古进攻西夏，围国都中兴府，迫西夏求和而去。又攻西辽属国
畏兀尔，取得今新疆乌鲁木齐、吐钽番和哈密一带。六年（１２１１年）攻取西辽另一属国
剌钽，将疆域扩展到今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同年秋，蒙古进攻金国，不久就攻入居庸关，
威胁金的中都（今北京），并攻陷了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大批州县。九年（１２１４
年，金贞祜二年）初，蒙古军进抵中都，金宣宗求和，成吉思汗退兵。五月，金宣宗迁都南
京（汴京，今河南开封）。蒙古军再次南下，并在次年二月破金中都。

        十三年（１２１８年），蒙古军杀及蛮王屈出律，原西辽疆域全部由蒙古占领。蒙
古军又先后攻下河东（今山西）、河北和山东。至成吉思汗十六年（１２１１年，金兴定五
年），金黄河以北土地基本上已落入蒙古手中，只剩下河南的半壁江山了。二十一年（１２
２６年），成吉思汗亲自率军攻西夏，夺取甘、肃等州，次年六月灭西夏。七月成吉思汗病
死在清水（今甘肃清水县）行营。

        他的儿子窝阔台汗（元太宗）继位后，继续对金的进攻，并与南宋议定南北夹击。
六年（１２３４年）正月，蒙、宋军破蔡州（今河南汝南），金哀宗自杀，末帝死于乱军，
金亡。同年窝阔台就与臣下议定攻宋，蒙古军袭败北上宋军。此后，灭宋的军事行动持续了
四十多年，在长江小游的四川、中游的襄阳和淮河中游，战争进行得尤其激烈。蒙哥汗（元
宪宗）二年（１２５２年），命忽必烈征大理。次年攻破大理城。四年大理国主段智兴被
擒，大理国亡。

        大约在此前的乃马真后三年（１２４４年），吐蕃宗教领袖八思巴的叔父萨斯迦班
智达曾会见过蒙古的大将阔端，表示接受蒙古大汗的管辖；但一部分吐蕃贵族不愿服从蒙
古。因此在灭大理后，蒙古军进入吐蕃，镇压了不服的贵族，完全控制了吐蕃地区。

        在攻占了襄阳，夺取了四川大部以后，元世祖至元十一年（１２７４年，宋咸淳十
年）下诏伐宋，发动全面进攻。至元十三年（宋德祜二年）正月，元兵逼近临安（今浙江杭
州），宋廷奉表投降。尽管文天祥、张世杰等在继续抵抗，但终于回天无力，到十六年（宋
祥兴二年）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上）战败，宋朝的残余势力也覆灭了。

        从消灭南宋残余势力的至元十六年开始，到元末红巾军起并形成割据的至正十二年
（１３５２年），元朝的统一局面维持了七十三年。

        从成吉思汗十五年（１２２０年）进行第一次西征开始，蒙古帝国的疆域迅速扩张
到中亚、西亚直至欧洲。成吉思汗晚年实行分封，将今天山、阿尔泰山、额尔齐斯河以西的
土地都封给了三个儿子。由于大家服从成吉思汗，帝国还是统一的。窝阔台当大汗时，也还
可以指挥各部。但到蒙哥（宪宗）、忽必烈（世祖）时，各部已不相统属，互相争夺大汗的
位置，蒙古帝国分裂成元帝国与三大汗国。

        从元朝开始，整个青藏高原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与中国其他部分结成了一个不
可分割的整体。根据吐蕃地区普遍信奉喇嘛教的实际，元朝将它划归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机
构－－宣政院（至元初设时称总置院，二十五年改名）管辖；并根据当地需要设分院驻理。
这些机构有的管理军事，有的办理民事，有的兼管军民。因此尽管元朝在吐蕃地区实行不同
于汉族地区的政策，但同样建立了一整套行政和军事机构，行使着完全的主权。

        除了今新疆地区的较大变动外，元朝的疆域是稳定的：在北方，西起今额尔齐斯
河，东至鄂霍次克海。在东部，拥有今朝鲜半岛的东北部。在西南，包括今克什米尔地区以
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等地，今缅甸东北部和泰国北部。

        与汉、唐极盛时期的疆域相比，元朝不仅在面积上大大超过了它们，而且在控制程
度上也远胜于它们。除了吐蕃地区以外，元朝在全国都设置了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其中
包括汉唐时从未正式设置过政区的阴山山脉和辽河以北地区。

    退缩中的明朝

        １３６８年（元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称帝，国号明。同年
八月，明军攻占元大都，元帝北走。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明军平定云南。至此，除
了元残余势力（北元）据有蒙古高原及其西北地区以外，明朝基本上继承了元朝的疆域。但
明朝的疆域并不稳定，尤其是在北方和西南，处于收缩的趋势。

        在东北方面，明初是以恢复元朝的疆域为目标的。特别是由于在朝鲜半岛的王氏高
丽是亲元的，所以明太祖坚持以铁岭为界，在朝鲜半岛的东北部设置了屯驻军队的卫、所，
与高丽发生过冲突。但到洪武二十五年，高丽由李氏取代，改而奉行亲明政策。因此明朝不
再坚持在朝鲜半岛设置卫所，将这些卫所撤到鸭绿江以北，从此鸭绿江成了中国和朝鲜的界
河。

        在东北女真等部族地区，明朝陆续设置了一批羁縻卫、所，用以统治或控制当地民
族。永乐七年（１４０９年）设置了奴尔干都司，管辖约三百多个羁縻卫、所；边境约包括
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北至外兴安岭以北。永乐九年又征服了苦兀，辖境扩大
到库页岛（萨哈林岛）。由于属于羁縻性质，所以都司对各下属单位的控制程度差异很大，
同一单位前后也不一样。

        在北方，为了打击和消灭元朝的残余势力，明军不止一次发动进攻。洪武时的北界
推进到了今西辽河、沙拉木伦河、内蒙古克什克腾旗、查干诺尔、阴山山脉和贺兰山一线，
并设置了不少卫、所。但以后陆续后撤，到宣德五年（１４０３年），在今北京、河北、山
西境内的明朝北界已经退到了长城。在今陕西、宁夏和甘肃境内的明朝疆域也是以长城一线
为北界和西界了。

        明朝初年，安南发生内乱，黎苍篡夺了陈氏的王位，又以陈氏绝后欺骗明朝，获得
了明朝册封。不久，寮国将故安南国王之弟陈天平送到，明朝于永乐四年（１４０６年）送
陈回国，被黎氏所杀。于是明朝派兵攻入安南，俘获黎苍。在没有找到陈氏子孙的情况下，
于永乐五年在安南设置了交趾布政使司，置为明朝的正式政区。

        但是越南脱离中国已经有四百多年，并不存在重新并入中国的充分条件，明朝的统
治受到当地人民的反抗。加上一些官员处置失当，更使冲突激化。尽管明朝不断采取军事镇
压，还是无法支持下去，终于在宣德三年（１４２８年）撤销交趾政司。

        明初，在云南布政使司下除了正式府州外，还设有南甸、干崖两个宣抚司和十个宣
慰司，以后逐渐形成了“三宣（宣抚司）六慰（宣慰司）”。明朝对它们的统治方式和控制
程序并不相同，但它们都是明朝疆域的一部分。“三宣六慰”的范围除了今国内部分外，大
致还包括今缅甸那加山脉、亲敦江和伊洛瓦底江以东地，泰国和寮国的北部。

        １５３１年（明嘉靖十年），缅甸东吁王朝建立，逐步统一缅甸，并不断进攻明朝
所属的土司。至十六世纪三十年代，“三宣六慰”全部落入缅甸手中。明朝出兵反击，收复
了部分失地，并加强了边区的防守。但“六慰”中除寮国之外都已为缅甸所有，明朝仅保住
了“三宣”。至此，明朝在今国界外的疆域主要还有：伊洛瓦底江上游的迈立开江以东、今
云南盈江县以北地，萨尔温江以东、缅泰边界以北地以及寮国、越南北部的一些地方；其中
包括当时的里麻司所在的江心坡（迈立开江和伊洛瓦底江另一条支流梅开江之间地）和茶山
司所在的片马（恩梅开江至高黎贡山间地）。

        明朝初建，西藏的政教领袖乌思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在洪武五年（１３７２年）遣
使纳贡，第二年就亲自入朝，受封为炽盛佛宝国师。明朝曾多次派使者去西藏地区，并在今
西藏大部设置了乌思藏都指挥使司，在今昌都地区东部、四川甘孜和青海西南部设置了朵甘
都指挥使司，在今喀什米尔地区东北部和西藏西部设置了俄力思军民元帅府；在这些机构下
还分别设有主管或兼管宗教、军事、民政的阐化、阐教、辅教、赞善、护教五王，大宝、大
乘、大慈三法王，俄力思三王以及行都司、万户、宣慰司、招讨司、卫、千户所等。尽管在
明朝中期因国力衰落，朝廷与西藏的联系不如前期密切，但始终掌握着西藏的主权，西藏一
直是明朝疆域的一部分。

        今新疆、内蒙古、青海和甘肃的一部分在明朝大部分时间都外于它的疆域之外，在
这些地区建立的政权主要有：

        别失八里  １３７０年（明洪武三年）察合台汗国灭亡后其后裔所建，辖境包括今
新疆除哈密和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以东北地区以外，境外巴尔喀什湖、塔什干以东和帕米
尔高原。都城在别失八里城（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１４１８年（明永乐十六年）迁
都亦力把里（一作亦力巴力，今新疆伊宁市），明朝人即将它改称为亦力把里。十六世纪后
期，天山以北地区的东部已为瓦剌所占，其余也分裂为几部：吉利吉斯，在今巴尔喀什湖以
东南一带；哈萨克，在今伊犁河流域；叶尔羌，在今塔里木河流域；土鲁番，在今天山以南
东部和甘肃南部。

        鞑靼、瓦剌        鞑靼的名称始见于唐代中叶，是突厥统治下的部族，以后兴起的蒙
古人是其中的一支。元亡后，明朝又将蒙古高原东部蒙古成吉思汗后裔各部落都称为鞑靼。
瓦剌，清以后称厄鲁特，本在叶尼塞河上游，被成吉思汗征服后成为蒙古的一部。明朝泛指
蒙古高原西部和阿尔泰山一带的部族。

        １３６８年（明洪武元年），元廷北走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１４０２年（明
建文四年）取消国号，恢复部族，但各部不相统一。

        １４３８年（明正统三年）以后，瓦剌首领脱颧统一了本部，进而征服了鞑靼，其
子也先曾短期统一了蒙古各部。１４５４年（明景泰五年）也先死，瓦剌瓦解，各部又分
裂。１４８０年（明成化十六年），鞑靼的达延汗出兵征服瓦剌，迫其西迁，又统一了蒙古
各部。１６世纪前期达延汗死后，再次出现割据局面。鞑靼疆域的南界已在明长城一线，东
界也已越过大兴安岭至明辽东边墙一线。

    统一疆域的最终形成

        建立清朝的爱新觉罗家族是东北女真部落的一支，属于明朝建州卫的一部。明万历
十年（１５８２年），努尔哈赤的祖父建州左卫都指挥觉昌安（叫场）、父亲建州左卫指挥
塔克世（塔失）遭明军误杀。为了补偿他们的冤死，努尔哈赤被袭封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
尔哈赤次年就以祖、父的遗甲十三副起兵，从此开始征服建州女真其他各部、海西女真和东
海诸部。至１６１６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东）称汗，建大金，史称后金。

        后金天命二年（１６１７年，明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兴兵反明，接连大败明
军。以后，不仅不断攻占明朝在山海关外的据点，还多次越过长城，威胁北京。十年，迁都
沈阳，称盛京。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年），皇太极登位，改国号为清。到崇德八年，清朝的
疆域已经扩大到明长城以北，包括今内蒙古、东北和境外外兴安岭以北、东至萨哈林岛（库
页岛）间的地区。

        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清顺治元年）三月，李自成进入北京，明亡。明驻守
山海关的宁远总兵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军。五月，清军占领北京。九月，福临
（清世祖）到达北京，十月即皇帝位，北京成为清朝的首都。清军分路进攻明朝残余势力和
李自成、张献忠的军队，到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清军占领云南，南明桂王（永历帝）
逃往缅甸。至此，除福建厦门、金门等地还在忠于明朝的郑成功手中外，清朝已经拥有明朝
的全部疆域了。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清军进攻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次年，清
朝在台湾设府、县、总兵等官，隶属于福建省。从此，长期由当地人民自治的台湾岛由大陆
政权设置了正式政区。

        在十七世纪初，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分为三部：土谢图汗、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１
６８８年（清康熙二十七年）三部发生内乱，准噶尔王噶尔丹乘机入侵。三部联合抵抗，但
领土仍被噶尔丹侵占，只得南迁漠南（今内蒙古），向清朝求援。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进扰
漠南，康熙下令亲征，开始了对噶尔丹的全面反击。

        准噶尔是瓦剌的一部分。瓦剌在十七世纪初分为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
硕特四部，先后并吞了亦力巴里、吉利吉斯、哈萨克、叶尔羌、土鲁番诸部。其中和硕特部
的固始可汗一支，自今新疆乌鲁木齐一带迁至今青海和套西（河套以西，今内蒙古蹬口以西
地），１６４２年（明崇祯十五年）率兵进入西藏，灭了藏巴汗，与五世达赖共治西藏。准
噶尔部兴起后，强占了和硕特原有的自今伊犁至乌鲁木齐的牧地，迫使土尔扈特部从塔尔巴
哈台附近的雅尔（原苏联哈萨克塔匀巴哈台山以南、阿拉泊以北一带）西迁到额济勒河（今
伏尔加河）下游，胁迫杜尔伯特部（原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中的辉特部迁往塔尔巴哈台。到
１７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准噶尔部实际上控制了其他三部（土尔扈特西迁后为辉特部），占
有的地域包括今新疆、西藏、青海、四川西部、甘肃西部和北部以及境外西起收尔喀什湖、
帕米尔高原，东至蒙古高原的广大范围。

        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清军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赤峰西北）大败噶丹。
次年，康熙至多伦抚慰喀尔喀各部，并正式任命各部首领，编审成旗，建立了与内蒙古一致
的行政区划。三十五年，康熙帝再次亲征，大破噶尔丹军，收复了蒙古高原，喀尔喀三部回
到漠北。至此，内外蒙古完全统一于清朝。

        当时，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占有阿尔泰山以西各地，受到噶尔丹压迫的和硕特
部青海各部乘机脱离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清军继续深入，噶尔丹自杀。三十七年，和硕
特部固始汗第十子达什巴图尔降清，青海和套西归入清朝版图。

        在清朝统一蒙古之前，蒙古和西藏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这是由于从１６世纪开
始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流传。喇嘛教早已流行于今青海地区，所以在蒙古的阿勒坦（俺答）
汗（１５０７－１５８２年）占领青海地区以后，喇嘛教就传到了蒙古人中间。阿勒坦汗迎
来宗喀巴的三传弟子索南嘉错，尊为达赖喇嘛（三世）。又将他迎至归化（今呼和浩特西
南）传教。从此，喇嘛教格鲁派教）就在东西蒙古广泛传播。三世达赖死后，阿勒坦汗的曾
孙被认定为转世灵童，立为四世达赖。以后他派了一位大喇嘛去蒙古主持教务，成为以后世
代相传的蒙古活佛。１６４２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蒙古和硕特首领固始汗进
入西藏，配合五世达赖灭藏巴汗，驱逐了后藏的红教。１６５４年（清顺治二年），固始汗
尊黄教领袖罗桑却吉坚赞为四世班禅（前三世出于追认），驻后藏扎什伦布寺。至此，在宗
教上，黄教统一了蒙古和西藏；在政治上，蒙古统一了青藏地区。由于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
朝，西藏与清朝的联系也开始于清朝入关之前。固始汗入藏后，就与达赖、班禅共同遣使朝
清。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清朝派官员到达西藏，册封班禅为金刚上师。九年，达赖到
达北京朝见清世祖，次年受清朝册封为“达赖喇嘛”。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年），派侍
郎赫寿信藏协助拉藏汗管理地方事务。五十二年，五世班禅被封为“班禅额尔德尼”。西藏
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得到了清朝的正式承认，清朝在西藏的统治也得到确立。

        噶尔丹死后，清朝让策妄布坦领其余众，停止了军事行动。策妄阿拉布坦乘机扩
张，据有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和硕特各部的统治权，自立为准噶尔汗。康熙五十六年，准
噶尔的策零敦多布率军六千从伊犁经阿里偷袭拉萨，杀拉藏汗，囚禁了拉藏汗所立达赖。五
十七年，清军自青海入藏，但在那曲遭准噶尔军围攻，全军覆没。五十九年，清军从青海和
四川两路入藏，原拉藏汗政权的官员也起兵响应，同年八月消灭了准噶尔军，西藏平定。

        雍正六年（１７８２年），清朝在西藏设置了驻藏办事大臣衙门，统率驻藏官兵，
督导地方行政。乾隆下六年（１７５１年）设立西藏地方政府－－噶厦，规定凡重大行政事
务及藏官的任免、藏军的调动等均应由噶厦请示达赖和驻藏大臣办理。在五十七年（１７９
２年）击退了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军后，又在次年制定了《藏内善后章程》，确定了驻藏大臣
的地位及其全面督导藏内事务和统一处理涉外事务的职权，规定达赖、班禅及各地格鲁派大
知佛转世时用金瓶掣签（将最后的候选人名字放在一个金瓶中抽签决定）办法并必须受大臣
监督，自噶伦（噶厦的最高官员）以下僧俗官员必须由大臣任免；《章程》对西藏的官制、
军制、司法、财政、边防、差役、及对外事宜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雍正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后，子噶尔丹策零继位，又不断侵扰哈密、喀尔喀蒙古
等地。清军虽多次取得胜利，但一直没有能够彻底平定。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噶尔丹策
零死后，准噶尔发生内乱，势力逐渐衰落。乾隆十八年，准噶尔的阿睦尔撒纳袭杀剌麻达尔
札，推达瓦齐为汗，车凌乌巴什率部降清。十九年，乾隆决定趁机进兵，以结束数十年水了
的战争。阿睦尔撒纳又与达瓦齐相攻，失败后率部降清。次年，清军分兵两路，不久进占伊
犁，准噶尔部基本平定。但阿睦尔撒纳又发动叛乱，而清军因天寒撤退，阿睦尔撒纳重新控
制了准噶尔。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再次进入伊犁，天山北路从此纳入清朝疆域。阿睦尔撒纳逃
往俄国，不久病死。

        原来在准噶尔统治下的回（维吾尔）部首领大小和卓木企图割据自立，清朝在乾隆
二十四年攻下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大小和卓木逃往巴达克山部后被杀，天山南路也告平定，
清朝统一中国的大业至此完成。

        在这以前的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９８年），清朝与俄国订立了《尼布楚条约》，确
定了中俄东段的边界是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雍正五年，清朝与俄国签订《布连斯奇界
约》和《恰克图条约》，规定了东起额尔古纳河及其支流开拉哩河（今海拉尔河相交处的阿
巴该图，经恰克图（原苏联境内的恰克图和蒙古境内的阿尔丹布拉克），西至沙必乃达巴汉
（一作沙宾达巴哈，原苏联西萨彦岭西北）的边界走向。

        从秦始皇灭六国，开疆拓土，建立秦帝国开始，经过了近二千年，中国终于形成了
一个北起飞        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
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

    内乱外患，国土沦丧

        １８４０年（清道光二十年）以后，列强侵入中国，用武力迫使清朝签订了一系列
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甚至连条约也不签订，凭借实力造成既成事实。

        中国失地最多的是在中俄边界。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将两国边界最东段乌第河以
南一块列为“待议地区”，没有划定归属。俄国的势力扩张到远东后，便不经过任何谈判就
占据了这一地区。库页岛一直是清朝的领土，但清朝只接受当地人的朝贡，从来不加经营，
以至在俄国和日本都侵入该岛的还一无所知。直到１８５０年（道光三十年）俄国单方面宣
布库页岛为俄国领土也未加过问。１８５８年（咸丰八年），通过《瑷珲条约》，俄国夺取
了黑龙江北岸的土地。１８６０年的《北京条约》，俄国获得了《瑷珲条约》规定为“共
管”的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并且规定库页岛上的“土人”不能再过海向清朝纳贡，实际上承
认了俄国对该岛的占领。在黑龙江瑷珲（今黑河市）的东岸，有一片汉人聚居区，称为江东
六十四屯，《瑷珲条约》规定仍归中国所有，条约签订后还划定了界线。但到１９００年俄
国占领东北后，用烧杀手段驱赶中国居民，强占了这块地方。

        １８６８（同治七年），俄国吞并了中亚的浩（霍）罕和布鲁特。１８７０年，又
趁阿古柏叛乱之际，占据了中国的伊犁。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清朝出兵平定新疆，要
求俄国退出伊犁。俄国以改订《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为撤退的条件，逼清朝签订了《伊犁
条约》，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领土。根据这两个条约而进行的勘界产生了十一个具体的界
约，到１８８４年（光绪十年）确定了从沙必乃达巴汉到乌孜别里山中的中俄边界线，大致
就是今天的中苏边界。这条界线以西至巴尔喀什湖、阿亚古斯河之间的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
从此不再为中国所有了。

        在平定阿古柏叛乱时，刘锦棠进入帕米尔高原，将八个帕（当地地名，指以谷地为
中心的地区）中的六帕收回。１８８４年后，俄国继续向南扩张，英国也通过其保护国阿富
汗侵入帕米尔。１８９５年（光绪二十一年），英、俄两国在伦敦订约，瓜分了属于中国的
帕米尔大部，中国内剩下一帕（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县）。

        此外，香港从１８４２年（道光二十二年）起被割让给英国，以后又增加了九龙的
一部分。英国和葡萄牙还“租借”了九龙的大部和澳门。英、法帝国主义在它们维持殖民统
治的印度、缅甸、越南等国与中国的边界用种种手段侵占中国的领土。甲午战争失败后，根
据中日《马关条约》，台湾和澎湖在１８９５年被日本占据，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由中国收
回。

        １８５１年兴起的太平天国与清朝对抗了十四年，波及十余省，并以天京（南京）
为首都了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太平天国政权的疆域包括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的
大部分或一部分，临时占据的地区更多。在此期间，清朝内部处于分裂状态。

        在太平天国政权被消灭以后，清朝对内的统一并没有真正恢复。一方面，列强在沿
海地区设置租界，划分了势力范围，建立了一个个国中之国。对这些地区，清朝的统治权已
经部分或全部丧失。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绝对控制已成为过去，在镇压太平天国、
捻军、西北“回乱”中膨胀起来的汉族武装与地方实力  的结合，形成了一股足以与朝廷抗
衡的政治、军事、经济力量。在列强的支持、利用和操纵下，不时出现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局
面。到了末年，北洋军阀和地方实力派实际上已经掌握了清朝的大部分权力。

        以上的分合大势可以说是中国史的常识，并没有什么异议。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可
以作一个粗略的统计：

                  历代统一时间起讫表
        第一标准统一时间                第二标准统一时间
                                      ２２１ＢＣ－２０９ＢＣ（秦）
年                                      １０８ＢＣ－２２ＡＤ（西汉）
                                      ５０ＡＤ-１８４ＡＤ（东汉）
代                                      ２８０ＡＤ－３０１ＡＤ（西晋）
                                      ５８９ＡＤ－６１６ＡＤ（隋）
起                                      ６３０ＡＤ－７５５ＡＤ（唐）
                                      １２７９ＡＤ－１３５１ＡＤ（元）
讫                                      １３８２ＡＤ－１６４４ＡＤ（明）
    １７５９ＡＤ－１８４０ＡＤ（清）  １６８３ＡＤ－１８５０ＡＤ（清）

合计              ８１年                              ９５０年

    如果以历史上中国最大的疆域为范围，统一的时间是八十一年。如果把基本恢复前代的
疆域、维持中原地区的和平安定作为标准，统一的时间是九百五十年（详见上表）。这九百
五十年中有若干年，严格说是不能算统一的，如东汉的中期、明崇祯后期等。

    如果以秦始皇灭六国的公元前二二一年至清亡的一九一一年为计算阶段，第一标准的统
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第二标准的统一时间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

    如果从有比较确切纪年的西周共和（公元前８４１年）算起，前者约占百分之三，后者
约占百分之三十五。


第三章　分合的标准            

    引言：苏东坡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
此山中。”看山如此，我们看中国历史，往往也是如此。

    一何为统一

    为什么以上计算出来的统一时间要比传统的说法短得多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统一的
解释标准不同，或者说对统一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

    “统一”的本义

    统一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们不妨追根寻源作一番讨论。

    统，原来是指丝的关绪。《淮南子．泰族训》中有这样一段话“茧之性为丝，然非得工
女煮以热汤而抽其统纪，则不能成丝。”（茧子是丝构成的，但如果不是由缫丝的妇女把它
们放在热水抽出头绪来，就不能成为丝。）由此派生出把种种分散的事物集中到一起，归于
一致，将各个部分合成为一个整体这一意义的“统一（壹）”一词。

    “统一”的原意并不是专指某一事物。如《汉书．董仲舒传》的赞中说“令后学者有所
统一，为群儒首。”那是指学说、学术思想。《汉书．西域传》赞中“西域诸        国，各有君
长，兵众分弱，不相统一”；以及《后汉书．隗嚣传》中“帝知嚣欲持两端，不愿天下统
一”；则专指国家和“天下”，实质上是就政权而言的。

    毫无疑问，我们所要讨论的统一是指国家之间或政权之间、一个国家或个政权内部在政
治上的一致、集中及结合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文化、民族、语言、风俗、经济、思想、宗
教、血统甚至地理环境等等的一致性或整体性。说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人所指的
统一并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范围。当然，我并不认为其他方面的统一与国家的统一毫无关
系，或者认为政治上的统一可以孤立于其他方面的统一之外，但两者毕竟是不同的方面，并
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正统僭伪之争

    中国的历史不应该只是王朝的历史，更不应该只是中原王朝或汉族王朝的历史。我们应
该站在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客观的立场上看待历史上的一切政权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而不
能囿于封建的、正统的、汉族的观念。

    例如北宋期间，用宋朝的标准或正统的标准看当然可以算是统一的，契丹人的辽朝是
“虏”，是“僭伪”，可以置之不理。但事实上，辽（契丹）和北宋应该具有同等地位，因
为：第一，辽（契丹）建国比宋朝还早，宋朝从来没有征服过它，连形式上的从属关系都没
有存在过，相反的，北宋不得不承认它是一个对等地位的邻国。第二，辽的疆域相当辽阔，
而它的一部分即使按当时的标准看也应该是中原或中国。它有相当大的农业区，汉族占总人
口的多数。第三，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虽然还保持着游牧民族的特色，但基本上接受了汉族
的和中原王朝的模式，与宋朝和中国的其他政权有很多共同之处，所以早在元朝修史时已将
《辽史》与《宋史》、《金史》并列，承认它是中国的一个政权。第四，北宋远未恢复唐朝
的疆域，已没有能力消灭业已存在的大理、沙州曹氏政权，中间又形成了西夏政权，完全是
几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因此用中国的标准、客观的标准进行分析，北宋时期是以宋、辽对峙
为主，几个政权同时并存的阶段，而不是一个统一时期，它与南北朝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
别。

    朝代的起讫与统一的始终

    不能认为某一个皇帝登位建元，统一就已经实现，也不能将某一朝代的残余势力存在的
时间当作统一的延续。

    例如：传统上将西汉的开始时间算在公元前２０６年的汉元年，实际上当时刘邦还承认
名义上的君主楚怀王（义帝）和事实上的盟主项羽，他的基地只有今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
不过是十九个诸侯中的一个，怎么能说统一从汉元年就开始了呢？

    即使在刘邦消灭了项羽以后，分裂也远未结束，在原来秦朝的版图之内就存在着不止一
个政权，汉朝朝廷能控制的范围相当有限，又怎么谈得上统一呢？

    又如东汉，虽然刘秀在公元２５年就称帝建元，但那时不过是几种割据势力中的一支，
也不是最大的一支，实际控制区仅有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的一片，当然不能作为统一状态
的开始。而到中平元年（１８４年）黄巾军起，割据分裂已成事实。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战
后，三国鼎立的形势已经形成。难道能因为汉献帝这个傀儡还存在到延康元年（２２０年）
就认为东汉的统一也维持到了这一年吗？

    称臣纳贡与天下一统

    统一应该是实质性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应该是统一者和被统一者双方都接受的，包括
被统一者被迫接受的；而不是一厢情愿的，或者是后人追认的。

    以前往往将向某一政权“称臣纳贡”作为接受统一或归属的标准，至今仍有不少人对此
津津乐道，觉得非如此不足以说明边疆对中原的关系。其实，对“称臣纳贡”要作具体分
析，不可一而论。可以肯定，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不能算作统一的证据的。

    小国与大国        如朝鲜、越南在建立自己的独立政权后，除了少数年代外，始终是向中
国称臣纳贡的，在形式上连新君即位都必须向中国报告以便得到认可。但实际上，朝鲜和越
南都有自己完整的国家机构，它们的内政不受中国的干涉。它们对中国的称臣主要是出于对
大国的敬畏和文化上的传统习惯，以便获得安全的保证和合法的延续性。在经济上，朝贡也
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进贡与赏赐往往是后者价值高于前者，至少是等值的。

    又如日本早在东汉初就接受过“汉倭奴国王”的印，以后也不断渡海“朝贡”，但能说
日本曾经被中国或哪个中原王朝统一过吗？

    的确也有政权在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后会完全服从朝廷的旨意，自愿居于从属地位。但
它们一般都保留了内部的政权机构来处理自己的事务，中原王朝只把它们当作归附的外国，
而不是自己政区的一部分。如西汉后期匈奴投降汉朝，单于亲自进长安朝见，接受汉朝官员
的临护，但双方都遵守“长城之内天子有之，长城之外单于有之”的原则，一般都不进入对
方的领土，也不作任何领土的调整。所以尽管有这样的臣服关系，也不能说明汉朝已统一了
匈奴，或者认为汉朝的疆域应该包括匈奴在内。

    以称臣纳贡为手段的通商贸易        历史上有不少游牧民族和外国的商人，为了获得必要
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或者就是为了做生意牟利，往往会以进贡作手段，换取中原王朝的
赏赐。这是由于民间贸易常常被中原统治者禁止，或者得不到合法的保护，经济利益也得不
到保证。而以进贡的形式不仅迎合了统治者的自大心理，而且在经济上有厚利可图。

    另一方面，历来中原王朝的统治者都以世界为中心自居，认为本国是世上最富足的国
家，无所不有，不必依靠外人，所以一贯不重视对外贸易和经济行动。而且中国统治者如果
公开购买外来物品，既有损于自己至高无上的尊严，也将受到恪守儒家信念的臣子和读书人
的批评和规劝。但对远道而来贡献的臣民，一则是为了嘉勉他们的“忠诚”，一则是为了显
示天朝物力的富厚，是从来不计较经济利益的，无不给予加倍的赏赉和周到的款待。有时甚
至“恣其所欲”，打开仓库，听凭挑选，爱什么就自己拿什么！打着“进贡”旗号的高人不
仅可以享受“贡使”的待遇堂而皇之地进出，而且可以获得大大超过贡品的赏赐。统治者既
满足了妄自尊大的虚荣心理，又可以名正言顺地享用各种“贡品”，自然很欢迎这种“进
贡”。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完全没有对外贸易的记录，“贡使”却不绝于道的真实原因。

    倒是有时一些小国“进贡”的积极性实在太高，天朝再富也受不了，因此不得不规定若
干年一次或一年若干次以及每次的人数、贡品的数量，否则不予接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
明接受这种“进贡”实在都是赔本的买卖。但无论次数、人数的多少，这与领土归属和政治
统一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要说这些“进贡”都代表了进贡者所在的国家，并且这些国家都成
了中原王朝的属国，岂非天方夜谭？

    中国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对方完全是以平等身份派来的外交使节或贸易代表，而中原王朝
却非要称之为朝贡，这只能说明中原王朝统治者的妄自尊大和愚昧无知。

    中原王朝往往利用文字翻译，篡改对方公文的含义，维持天朝大国的神话。

    例如在乾隆年间，暹罗（泰国）使节带来的表文，根据泰国宫廷档案第十三号表文底稿
是这样写的：“室利阿瑜陀耶大城国这胜利君主，依与北京朝廷之邦交，及敕正使．．．，
敬具金叶表文及方物，．．．循旧例前来进贡于大清国皇帝陛下。

    ”表文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根据当时的惯例，只有称“进贡”才能被清朝接受。

    不过从表文的内容我们也不难看出，暹罗只是“循旧例”保持着对清朝这个大国的尊重
态度，它只承认自己小国的地位，却丝毫没有称臣或放弃独立地位的意思。但经过广州总督
的翻译，表文成了：“暹罗国长臣郑昭，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奏请大清国大皇帝陛
下”。根据这一译文，岂不是也可说暹罗国王自己承认是清朝的臣子，因此暹罗也是清朝的
统治区了吗？

    在鸦片战争以前，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使者来到中原王朝而不被称为来朝贡的。

    如在《明史．外国传》中就充斥着这一类记载：榜葛剌（孟加拉），“永乐六年，其王
霭牙思丁遣使来朝，贡方物，．．．七年，其使凡再至，携从者二百三十余人。

    ．．．自是比年入贡。十年，．．．使者告其王之丧，遣官往祭，封嗣子赛勿丁为
王。”木骨都沙（今非洲索马里摩加迪沙一带），“永东十四年遣使与不剌哇、麻林诸国奉
表朝贡。”拂林（意大利），洪武年间“复命使臣普剌等赍敕书、彩币招谕其国乃遣使入
贡。”今天大概谁也不会相信，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曾经是明朝的属国。

    在鸦片战争前不久修成的《大清一统志．外国》中仍然有这样的记载：俄罗斯，“康熙
十五年，察汉汗又遣使进贡，表言俄罗斯僻处远方，不谙中华文义及奏疏礼仪，两次抒诚，
致多缺失，今特敬谨奉贡，希祈矜宥。上准其纳贡。”（至嘉庆十八年）“其事天朝，极为
恭顺焉。”英吉利，（嘉庆）“二十一年，英吉利国遣使入贡，赐国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
朝珠一盘，敕谕一道，以示怀柔。”谁都明白，１８、１９世纪的俄国和英国绝不是中国的
统一范围，说俄国“极为恭顺”和英国“入贡”更是天大的笑话。由此来认识中国史书中的
称臣纳贡，至少可以避免一些类似的误解。

    羁縻政权所谓“羁縻”，就是一方面要“羁”，用军事手段和政治压力加以控制；另一
方面用“縻”，以经济和物质的利益给予抚慰。羁縻政区的起源是中原王朝在少数民族聚居
区或新征服区实行的特殊政策。在这些地区，虽然也和正式政区一样设置州县，但一般不征
收赋税徭役，不派遣行政官员，而由当地部族的首领世袭，治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正因为实
行特殊的政策，所以同样是羁縻政区，情况却有很大的差别。

    第一类是受中原王朝的管辖时间较长，政区范围明确而稳定，它们往往处于正式政区之
间或附近，当地的首领完全听命于中央政权或地方官。这些政工除了不登记户籍、不直接征
收赋税以及土官世袭外，与正式政区并无太大的区别。这类地区当然可以看作该王朝已经统
一的一部分。

    第二类是对中原王朝时叛时服，或者同时接受不同政权的任命，或者在接受羁縻后辖境
已有很大的变化。对这些地区不能一概看成与正式政区一样，而应该根据它们的具体时间、
范围和政治态度来决定。

    第三类是处于正式政区的边缘，或者远离正式政区，或者接受羁縻区名义的对象是游牧
或迁移民族。这类政区大多是名不符实的，有的就是对称臣纳贡对象的赏赐品。有时某一部
族或某一派人到边境政府或中央政府进贡，朝廷或地方官就授予一个羁縻州或都督、刺史的
名义。实际上，地方官或中央政府很可能连这个部族和这个政区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更谈
不上进行有效的统治了。还有的部族在甲地受了某州刺史的称号，以后却流动到乙地甚至丙
地去了。如果因为该部族有某州刺史称号，就认为他们到过的地方都是王朝的疆域，那岂不
成了笑话？有的羁縻政区甚至是语言差异和翻译错误的产物，有的非汉部族第一次来时被译
成一个族名，被授予一个羁縻政区；下一次来时却被译成另一个族名，于是被当作一个新
“归顺”的部族，再授予一个羁縻政区。

    由于羁縻政区不统计户口，不征发赋税徭役（有的只固定上交一定的土产或派出一定数
额的劳役），所以也不排除其中有一些根本就是地方官杜撰或因循的可能。

    因为广置羁縻州县可以显示他们绥抚蛮夷的政绩，而不必像虚报户口那样要同时承担增
加的赋税份额。还有的地方官只是照抄前朝档案中的羁縻单位，根本不问这些单位是否还存
在。如果我们根据这些乌有子虚的政区来确定这个政权的统一范围，那就不仅不符合历史事
实，也会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天知道那些政区在什么地方。

    唐宋时代普遍设置羁縻政区的区域大多是经济文化落后、地广人稀或山高林密的地方，
可是如果我们把史书上所载的那些羁縻单位统计出来的话，往往会发现它们的数量和密度不
仅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地区，而且高于现在当地县级或乡镇级行政区。
这种奇特的现象只能从它们设置的背景寻找答案。

    汉唐典章与统一

    统一的主要标准应该是政治上的服从和一致，而不能仅仅根据制度上的相似和文化上的
类同。由于中原地区长期处于经济和文化上的领先地位，所以占有中原地区的政权一般都具
有比较完善的制度和比较先进的文明，对周边的政权和民族会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政权学
习中原的文化、技艺，模仿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甚至完全接受汉族文化，也是毫不奇怪
的。但如果因此就认为这些政权就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或者说这些国家就被中原王朝统一
了，那就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日本、朝鲜、越南三国。

    隋唐时代日本学习中国制度、文化的热情空前高涨。在隋朝３７年间，日本派来五次隋
唐使。在唐朝的贞观四年至大和八年（６３０－８３４年）这二百零四年间，派来了１８次
遣唐使，其中十六次到达中国。人数由初期的每次２５０人增加到５００人左右（包括水
手）。当时，日本几乎是“全盘唐化”，从均田制、租庸调制、律令格式（包括内容与形
式）等典章制度，到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无不向中国学习。奈良时代沿袭中国
典章制度，实现了有名的大化革新。

    日本用来表达本国语言的两套字母（假名），是分别由汉字的楷体偏旁和草体全形构成
的。镰仓时期（１１９２－－１３３３年）开始出现所谓“和汉混淆文”，在日文中杂以大
量汉文词汇，最后形成今天的日语。据统计，日本语汇中一半以上来源于汉语。

    朝鲜半岛上统一的新罗王朝（６６８－９３５年）和高丽王朝（９１８－１３９２
年），其典章制度基本也是仿效中国的。高丽王朝前期沿用唐朝的法律，后期杂用元明律。
李氏王朝（１３９２－１９１０年）则完全用明律。汉文长期作为正式文字使用，历代最重
要的史书，如《三国史记》、《高丽史》、《李朝实录》，全部是用汉文写成的。最早表达
朝鲜本国语言的“吏读”和创造于１５世纪中叶、今天仍然使用的拼音文字“谚文”，也都
是参考了中国文字声韵之学而制定的。至今朝鲜的一级政区称为“道”，就是沿用唐朝的政
区名称。

    五代时越南独立以后，其典章制度也仿效中国。１４至１８世纪这五百年间沿用唐律、
明律，１９世纪以后又参用清律，并仿照清朝的政书《大清会典》而制定了《大南会典》。
为了表达本国语言，越南在１３、１４世纪之交创造了“字喃”，仍沿用了汉文字的造字方
式。在字喃出现后，越南的知识分子仍习惯用汉文写诗作文，主要史书如《大越史记全
书》、《大南实录》等都是用汉文写成的。

    但是这一切并不能证明日本、５世纪后的朝鲜和１０世纪后的越南就不是独立国家，而
应该统一于中国了。

    有人甚至以出土文物为证，说明某地当时的归属。例如，在新疆出土的汉文文书、南方
出土的中原器物，都曾经被作为这些地区已归入中原王朝版图的物证。其实，这些发现如果
用于说明文化传播、经济往来、交通运输、民族关系等自然是极好的物证，但与国家的统一
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又如有人提出早在多少年之前中国人就到了某地，这对于研究旅行史、抢险史、航海
史、文化史或者气象史、地理学史等当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人到了不等于占领，占领了土
地也不等于就是这些母国的一部分。即使能够找到某国某地的人口主要来自古代中国，也不
等于找到了统一或归属的证据。大家都知道，欧洲的不少君主曾经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甚
至是同胞兄弟，有些国家的人民基本是同一民族；但这些国家却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统一的。

    而且以此类推会得出十分危险的结论：墨西哥可以被当作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因为那
发现的中国瓷器数量甚多；而西安也有属于古代波斯的可能，因为那里出土了波斯银币也是
千真万确的事实。

    赫赫武功与统一

    统一也不是兵威所及或短期的军事占领。在历史上无数次战争中，一个政权的军队深入
到对方领土是常有的事情，但只要没有实行有效的占领和统治，就不能认为这些地区已经纳
入了征服者的领土。中原王朝对边区用兵或远征外国时会远远地越过自己的疆界，边疆政权
特别是游牧民族也会深入中原王朝的内地，但仅有这些短暂的军事行动，还不足改变政治地
图。

    西汉对匈奴的战争中，汉军曾挺进到漠北今“蒙古共和国”北部，匈奴的军队也一度深
入到今陕西省的中部。唐朝的军队到过黄河源头，而吐蕃的军队还占领过唐朝的首都长安。
但历史学家不会因此就认为西汉的疆域应该包括蒙古高原，匈奴的领土可以南至陕西中部。
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唐朝已经统一了黄河源头地区，或长安应该入吐蕃的版图。

    以前曾经有人将孙权和隋朝派军队到台湾去作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证据，实
际上是适得其反。因为在《三国志》的《吴主传》中讲得很明白，黄龙二年（２３０年），
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颤州．．．（颤）洲所在极远痤不可
至，但得夷州数千人还。”第二年，“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孙权的目的
只是为了掳掠人口，以增加自己的兵力，结果是得不偿失，所以把带兵的将军也杀了。说卫
温、诸葛直“无功”不假，要说他们“违诏”可真是冤枉也！但不如此又怎么挽回孙权的面
子？《隋书．炀帝纪》记载了大业六年（６１０年）击流求（台湾）的具体成果是“献俘七
千余口”；而同书的《东夷传》所说仅“掳其男子数千人”。这些史料只能证明当时的大陆
政权还没有统治到台湾，而且对台湾的情况也了解甚少，所以才会贸然出兵，去干那种掳掠
人口的蠢事。

    如果把上面这几种情况加以分析，确定它们的实质，那末传统说法中的统一就会失去很
多水份，在时间和空间上就会缩小不少，也就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了。这样，我们对这一问题
的讨论就有了比较一致的标准。

    二何为分裂

    所谓“分裂”，也有加以区别的必要。

    分裂是对统一而言的，如果没有统一，也就谈不上分裂。已经统一了的政权变成几个，
或原来属于该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独立了，可以称为分裂。但从来就存在的、不属于该政
权的地区或政权就谈不上是什么分裂。

    从前面的叙述中已经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的地域概念，还是中原王朝的疆域，总的趋
势是逐渐扩大的，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这些变化就不是用统一和分裂这样简单而绝对
的划分所能归纳的。

    合中之分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不存在一个基本统一的政权，也并不存在一个主要的、足以
影响其他地区的政权。夏、商、周的统一无论从地域范围来说，还是从统一的程度来说都是
很有限的，并不像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那样完美。西周的分封就是这种实际上并不统一的局
面的反映。因为在事实上，只有承认各诸侯国实际上的独立，才能维持周天子名义上的至高
无上的权力。春秋战国诸侯的纷争，固然有周天子权力式微的因素，但主要却是这种实际上
已经存在的独立性的表面化。

    下因为如此，春秋战国并不是一个分裂的过程，相反，是一个由高度分裂发展到高度统
一的过程。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第一，数以千百计的诸侯国逐渐减少，最终成
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人们往往只承认秦灭六国是统一战争，却看不到春秋时消灭了那么多的
国，战国消灭了那么多的国也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有时表面上看来是国家增多了，如一家分
晋，一个晋国变成了韩、赵、魏三国。但三国的分裂只是晋国内部业已存在的分崩离析的表
面化，而且三国发展的结果也大大超过了晋国原来的范围，对以后的统一同样起了扩大基础
的作用。

    第二，统一从形式变成了实际。秦始皇的权力同那怕是最有权威的周天子相比都已不可
同日而语，但这种变化不是突然发生的，春秋战国期间各诸侯国的发展是这一变化不可缺少
的中间环节。秦朝作为一个统一国家所实行的基本制度，如赋税、户籍、郡县等等，在战国
时已在不少国家形成并会诸实施，有的在春秋时已具雏形。

    第三，实际上的统一范围大大超过了以往名义上的统一范围。拿秦朝的疆域和西周的极
盛疆域相比，可以发现很多地方即使在理论上也从未属于周朝的范围。其中一部分自然是秦
始皇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所致，如岭南和西南地区；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战国甚或更早的春
秋时各诸侯国不断经营的成果。如赵武灵王将疆土扩展到河套和阴山，燕国辟地至辽西、辽
东和朝鲜半岛北部，都为秦朝的北界奠定了基础。楚国在南方的发展也为秦朝进军岭南准备
了条件。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公元前３世纪晚期以前，就总体而言，中国的中原地区经历了个
无数小国逐步合并，最终统一于一个国家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分裂的过程。

    分中之合

    每一个政权有它自身存在的条件，有自己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当它还没有可能与其他地
区、其他政权结合或被消灭之前，它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是合理的。它本来就没有从属于某一
政权，当然也就无分裂可言。

    秦朝的疆域约相当于今天中国面积的三分之一弱，在历史中国的范围内所占的比例更
低，其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或者属于其他政权，或者还是部落社会，或者还无人居住。直到
清朝最终完成统一中国之前，有的地方存在于中原王朝之外，始终没有成为任何其他政权的
辖境。这样的地区对它们自己而言是独立发展的过程，对中国而言是一种自治或分治。

    例如，青藏高原是吐蕃和他们的先民开发和发展起来的，曾经出现过不少政权，以后逐
步统一为吐蕃国。到唐代，叶蕃和中原的交流和联系已经相当密切。但不管是和亲或是战
争，吐蕃和唐朝的关系都是两个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它们都是中国内
部的政权，地位是平等的。那种认为吐蕃与唐朝存在主从关系，或认为吐蕃是唐朝属国的看
法，完全站不住脚。所以吐蕃与唐朝的友好是两个政权间的结盟，吐蕃与唐朝兵戎相见也是
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无所谓统一或分裂。

    到了元朝，原吐蕃成了元帝国的一部分，从此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这以后发生的吐蕃（西藏）任何企图脱离中央政权的行动当然就是分裂。但是不能因为吐
蕃（西藏）地区最终成了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就否认它以前与中原王朝的对等关系，否定它长
期存在的合理性，而应该承认这是中国内部的自治或分治。

    又如台湾，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与大陆之间就有了交往，所以与东南沿
海地区的早期文化有不少相同的特征。三国时孙权派军队去台湾的事件，说明当时关于台湾
的传闻，至少是那里的人口数量，已经引起了大陆统治者的注意。

    《隋书．东夷传》称之为“流求国”，是这样记载的：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剌兜，不知
其由来、有国数代也。．．．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王所居
舍，其大一十六间，雕刻禽兽。．．．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
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无赋敛，有事则均税。用弄亦无常
准，皆临事科决。犯罪皆断于鸟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王令臣下共议定之。

    这说明当时台湾的土著异议民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有了初期的国家形式。

    只是由于以后的有关记载过于简略，当地民族又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我们对岛上地方政
权的发展过程还无法了解。

    明朝时曾在福建同安县设立澎湖巡检司，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大陆政权管辖台湾的开始。
但这显然是出于单纯的推理，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机构的管
辖范围是包括台湾岛在内的。明代后期的海盗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之父）曾经以台湾为
活动的基地，建立过有政权性质的组织。尽管郑芝龙一度投降明朝，却没有把他在台湾北港
基地交给明朝。在郑芝龙转移到大陆活动后，北港被荷兰人占据。１６６１年郑成功驱逐荷
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建立了地方政权，奉明朝永历年号。但那时大陆上已是清朝统治，南
明永历政权已经灭亡了，所以郑氏实际上是一个独立政权，与大陆上也没有主从关系。直到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台湾才成为清朝的一个府，从此与大
陆政权确立了归属关系。毫无疑问，在１６８３年以前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主要是
由当地民族自治的，是作为中国内部的一个（有时可能有几个）自治或自立的政权而存在
的。

    分中之分

    一个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它的统治，成为一独立政权；或者一个政权解体了，分成若干
个互不统属的政权，不管它们的历史意义如何，也不管它们的最终结果如何，这就是分裂，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秦朝以后的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着若干年全面的或局部的分裂，如秦汉之际出现了大小
十几个政权，两汉之际既有农民战争，也有地方势力的割据。隋唐之际、元明之际和明清之
际都有类似情况。这种分裂有时发展为长期状态，东汉末的割据演化成三国鼎立；西晋末的
混战发展为持续近３００年的十六国和南北朝；唐中期的动乱继之以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
辽宋的对峙代之以宋金并存，前后更有五百年之久。

    但即使在这些分裂时期，也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和政权都是同一性质的，其中的一部分还
是属于自治或分治的。例如秦汉之际，楚、汉是分裂，匈奴却是本来就存在的独立政权，是
自治。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随后的五代十国是分裂，吐蕃却是本来就存在的独立政权，尽管
它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但它对中原的各个政权而言就无所谓分裂了，也是自治。另一方面，
有些政权开始时是以分裂形式出现的，但以后却发展成为一种分治，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诸位同意这样的分合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这样的共识：

    公元前２２１年以前，中国处于分治状态，经过了一二千年的发展，到秦时建立了以中
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自治政权。

    此后有九百多年的时间，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的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版图时有盈
缩；其余时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但自治政权始终存在。

    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１７５９年实现的，持续了８１年。

    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
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时间。但在元朝之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朝以后则基本上
是统一的。



第四章　天命与人事            

    引言：

        从秦始竽开始使用的“传国玺”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天命”究竟为何物？真正主宰着天下分合的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看彩色的中国历史地图，在前面历朝历代的总图中所看到的都是不止一种颜
色，要到清朝时，才能找到那一种颜色的秋海棠叶形状。千百年来，各王朝疆域时有变化，
至此中国辽阔的疆域基本形成了。

    但如果我们联系历史事实来看这套地图的话，那就绝不会只看到简单的色块和杂乱无章
的变化，而是兴旺与衰落的交替，建设与毁灭的变换，文明与野蛮的较量，梦想与现实的汇
合；数千年的干戈与玉帛，数十对仇敌与兄弟，无数次失败与胜利；多少回扩张和收缩，多
少次联合和决裂；终于铸成了这同一颜色的神圣图形。

    赞扬开疆拓土的圣君贤臣、良将勇士，斥责丧地辱国的昏君奸臣、懦夫佞人，讴歌统
一，颂扬爱国，应该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但复杂的历史却不仅
是好人与坏人、是与非的简单组合，也不仅仅是“虽然．．．但是．．．”的机械模式所能
评价。

    人们往往喜欢对历史的进程回过头来作种种假设：要是唐朝的疆域保持到今天，要是明
朝政府没有放弃越南，要是乾隆接受了中亚各国归入版图的要求，要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没
有丧失那么多的领土，．．．但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虽然其中不乏偶然的因素，但基本
上还是客观条件的必然结果。

    第一节        受命于“天”

    今天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已经可以不着陆地飞至地球上任何地方，万吨巨轮也可以不靠岸
地驶向地球上任何一个港口，所以浩瀚无垠的沙漠、高耸入云的山峰、波涛汹涌的河流、不
见天日的丛林早已无法阻止人们的来往了。但是在以往，这些都是先民难以逾越的障碍。

    中国古代的君主都自称他们是“受命于天”，这当然是自欺欺人的鬼话。但要说早期人
类发展的基础以至君王们建国安邦的条件得之于“天”－－地理环境，却不无道理。

    探索中国统一和分裂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文明的初期，地理条件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得天独厚

    竺可桢等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三四千年前中国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

    秦汉时期的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一、二摄氏度，所以气候温和，降水充
沛。而长江流域还过于湿热，雨水过多，加上地势低下，茂密的原始植被未曾清除，疾疫流
行，所以在《史记．食货列传》中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使中原人望而生畏。
这里的“江南”虽然主要是指今江西、湖南和湖北的江南部分，但认为长江下游“卑下”、
“下湿”的例子同样不少，情况大致相同。西汉初的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要到长沙国
都临汀（今湖南长沙）上任，他听说“长沙卑湿”，竟认为自己“寿不得长”了。还有的王
侯宁可拿在今湖南南部的封邑换在河南南阳盆地较小的封邑，以便回到中原地区去。直到东
汉时，分封在今皖南芜湖的侯国还要设法往北方换。

    黄河中下游是黄土高原冲积平原，结构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铁器还未广泛运用的情
况下，易于清除植被和开垦耕种。黄土冲积平原的肥力虽不如其他冲积平原，但在黄土高原
的原始植被还保存较好的条件下，冲积土中的养分还是比较充分的。黄河中游和黄土高原地
区虽然不像南方那样有整片的原始森林，但小片森林还不在少数，基本由稀树和草原覆盖，
水土流失相对说来并不严重。黄河下游平原由于黄河及其他河流还没有人工堤防的约束，免
不了要常常泛滥改道。当时海河水系还没有形成，华北平原北部的河流都是单独入海的，所
以受到这种泛滥改道影响的地区颇广。近海地带由于水位较高、海水倒灌和宣泄不畅等原
因，土地盐碱化程度比较严重。所以黄河中下游相交一带便成为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佳选
择。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和文献记载，夏、商、周的中心地区是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
山西省的南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正是当时自然环境中
条件最优越的地区。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的进展，人们对黄河流域是中
华民族的文化摇篮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但从地理环境总体评价的角度，我们可以断言：尽管
黄河流域不是中国唯一的文化摇篮，尽管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发达文明，但总
的说来，黄河流域还是中国最古老、最集中、最发达的文化摇篮。统一从黄河流域开始并不
是偶然的。

    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了解，部族或国家之间的交往是统一的前提。因为只有交往和了解才
会产生合并（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的愿望，才能判断实现这种愿望的必要性和可能
性，所以统一往往是在没有地理障碍，或者在各地理障碍比较容易克服的地理区域中首先实
现的，例如同一块平原，同一片草原，同一个盆地，同一条河谷。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交
通工具的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增加，地理障碍的影响逐渐减弱，人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通
过丛林、穿越沙漠的能力加强了，活动和了解的范围扩大了，随之而来的是扩张的愿望的增
强，统一范围的扩大。

    到了战国时，人们的地理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对中国东部、中部的大多数地区已经非常
熟悉，在这一范围内人们的交往已相当频繁。这些知识和实际状况为政治家提供了统一的蓝
图，《禹贡》中九州的设想就是其中之一。后人对《禹贡》九州的范围有不尽相同的解释，
同时存在的类似设想也不止《禹贡》一种，但它们所包括的范围大致都是指阴山山脉以南和
辽河中游西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国大陆。这一范围基本上就是秦朝和西汉前期
的疆域。在这以后，尽管局部有所扩展，如汉武帝开拓了河西走廊，隋朝在新疆东部设置了
郡县，但中原王朝的基本疆域，即设置郡县或府州县等正式行政区域进行直接统治的地区并
没有太大的变化，元朝曾改变过这种格局，但明朝又退回到原来的范围之内，直到清朝才最
终突破这一界限。

    这并不是说，这一范围周围的地理障碍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汉朝的军队曾多次北进
至今阿尔泰山脉和杭爱山脉，唐朝的军队曾翻越葱岭，郑和的船队曾进入印度洋，但军事远
征和抢险是一回事，建立政权实行稳定的统治又是一回事。前者可以不惜人力物力的代价做
短期或一次性的拚搏，后者却必须有维持长期存在的军事实力和物质条件，还必须使中原统
治者感到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前者可以花较长的时间加以积累，后者则必须考虑有经常性
的稳定来源。

    以农立国

    一定的生产方式需要一定的地理条件。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原地区
很早就成了几乎是唯一的、排他性的产业。春秋战国时黄河流域有不少残余的牧业民族或半
农半牧的民族，但到秦汉以后，除了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或战争动乱时期以外，牧业在中原
王朝的经济中已经毫无地位。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农立国是王朝的基本国
策，由此产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手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政策更使大多数人民
成为土地的依赖者和农业的崇拜者。

    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强调自给自足，家庭、宗族、每个基本政区以
至整个国家无不如此。因此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
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
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
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

    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在以往的物质条件下，前面曾经提及的那个范围无疑是适宜的基本地区，在此范围之外
虽然并非都是不毛之地，但或者面积太小，不能养活大量人口，或者条件太差，生产的成本
太高，或者在当时条件下还没有开垦的能力。例如在西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
冷和干旱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
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又如在西南地区，早在秦朝就已经设置了郡县，但当地的训
族政权与王朝的政区长期并存，土司州县一直维持到清朝，除了民族因素之外，山区不适宜
农业生产是统治者不急于将这些地区归入正式版图的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中原王朝在此范围以外的开拓往往是军事性质的，是在对游牧民族反击胜利
后的延续行动，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如汉武帝击败匈奴后汉朝的西域的经营，唐朝打退
突厥的进犯后设置的几个都护府，都是这一类型。在这些地区，中原王朝一般不设置正式政
区，而是建立军政合一的监护性质的机构，其主要使命是保证当地原有的部族或政权对中央
王朝的忠诚，而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这并非出于中央统治者的仁慈和明智，而是别无选
择。因为当地缺乏在规模开垦的基本条件，不可能就地解决粮食供应，而如果取之于内地，
如此漫长的补给线决不可能长期维持，所以只能派驻少量的军队，集中在有限的据点中。

    运粮之难

    生活在现代交通运输条件下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远距离粮食运输的困难，北宋科学家沈
括的计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梦溪笔谈》卷十一中有如下的设计（今译）：每个民夫可
以背六斗米，士兵自己可以带五天的干粮，一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十八天。
（六斗米，每人每天吃二升，二人吃十八天。）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九天的路程。
两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的话，一次可以维持十十六天。（一石二斗米，三个人每天要吃六
升。八天以后，其中一个民夫背的米已经吃光，给他六天的口粮让他先返回。以后的十八
天，二人第天吃四升米。）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十三天的路程。（前八天每天吃六
升，后五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米。）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三十一天。（三
人背米一石八斗，前六天半有四个人，每天吃八升米。减去一个民夫，给他四天口粮。以后
的十七天三个人，每天吃六升。再减去一个民夫，给他九天口粮。最后的十八天两个人吃，
每天四升。）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可以前进十六天的路程。（开始六天半每天吃八升，蹭
中间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八升，中间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
回程每天吃四升。）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已经到了极限了。如果要出动十万军队，辎重
占去三分之一，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就要用三十万民夫运粮。再要扩大规模就
很困难了。（遣送运粮民夫返回要派士兵护送，因为运输途中还会有死亡及患病的，而且要
利用这些减员的粮食供应护送士兵。）每人背六斗米的数量也是根据民夫的总数推算出来
的，因为其中的队长自己不能背，负责打水、砍柴的人只能背一半，他们所减少的要摊在众
人头上。另外还会有死亡和患病的人，他们所背的也要由众人分担，实际上每人背的还不止
六斗。

    所以军队不容许有吃闲饭的，一个吃闲饭的人二三个人供应他还不够。

    如果用牲畜运，骆驼可以三石，马或骡可以驮一石五斗，驴子可以驮一石。与人工相
比，虽然能驮得多，花费也少，但如果不能及时放牧或喂食，牲口就会瘦弱而死。一头牲口
死了，只能连它驮的粮食也一同抛弃。所以与人工相比，各有得失。

    应该承认，沈括的设计是以周密的安排、合理的调度而且不发生意外为条件的，在一般
情况下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假定一支军队能以平均每天４０公里的速度进退，在３０万
民夫的供应下，７万作战士兵（另三万负责辎重）的活动半径只有６４０公里。汉、唐的军
队以长安为起点，还到不了今天的兰州（公路距西安７１２公里）；如果要到达今乌鲁木
齐，至少要６７天半的时间（２６９９公里）。

    即使不考虑粮食的产地，而以汉唐的玉门关或阳关（今甘肃敦煌市西）为起点的话，往
返于今新疆西部或北部的行程也不止１６天；要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行程就更难想
像了。

    盐铁会议上的难题

    汉唐极盛时的势力都远达中亚，但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有时只短短的几年，粮食供应的
困难限制了派遣军队的数量和次数是一项重要原因。这一点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被后
人大加赞扬的开疆拓土的壮举，在当时却往往遭到激烈的反对。

    翻开一本《盐铁论》，当时的“文学”、“贤良”（各地推荐到朝廷的有学问、品行高
尚的人）对汉武帝用兵匈奴和西域、在边疆设置新的郡县等政策的猛烈攻击比比皆是（今
译）：边疆的郡不是设在山上，就是处于谷中，气候不正常，天冷行土地都会冻裂，大风吹
得飞沙走石，这样的地势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现在离开中原去开拓边疆，扩大的
都是寒冷的不毛之地，这等于是放着江河边上的好田不耕，却跑到山上或沼泽地去开垦。用
粮仓中的储备和国库中的钱财供应边民，中原人加重了劳役。边了苦于守卫。辛勤耕种却收
不到什么粮食，又不能种桑麻，连穿衣都得靠内地的丝和絮棉。

    秦朝用兵够多了，蒙恬扩大领土够远了，而现在已经超过了蒙恬的边塞，把郡县建到了
异族那时去了。路途越来越远，百姓越来越辛苦。在朔方以西、长安以北设置新郡和修筑长
城的耗费已经不计其数；但不远远不止这些：司马相如和唐蒙开通向西南的道路，巴、蜀的
百姓不胜重负。横海将军征伐南越，楼船将军出兵东越，荆楚一带为征服瓯、骆而被于奔
命。左将进攻朝鲜、设临屯郡，燕、齐带都要承担对秽、貉战争的沉重负担。张骞开通了遥
远的地方，带回来的都是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倒把国库里的钱都流到外国去了。

    现在关东服役的士兵要驻守在遥远的边郡，人在匈奴、越人的地方，心里想着家乡的老
母。老母和妻子也在家乡想念他们，想到他们挨饿受冻。

    张骞说大宛有汗血天马，安息有真玉的大鸟，皇帝听了他的话就出动大军攻伐大宛，经
过很多年才打下来。行程万里去攻人家的国家，还没有打仗人就死了一半，虽然征服大宛得
到了宝马，也不是什么好办法。

    这些言论自然也不无夸大，但基本还是事实。矛盾最尖锐地集中在这些军事行动都要耗
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结果新增加的领土根本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是朝廷和内地百姓的沉重负
担。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花费很大代价才获得的疆土，统治者有时不得不主动撤
退；为什么直到１９世纪后期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后，还会有人反对建省而主张放弃。

    胡骑南下

    中国历史上农业民族的政权，其稳定的疆域一般不超过当时的农牧业分界线。

    它们占领过牧业区，但大多不能巩固；它们也接纳过游牧民族，但最后将它们改造成了
农业民族。从这点上说，农业民族不具有统一中国的条件；相反，牧业民族却能做到这一
点。

    牧业民族的生存条件比农业民族低，因而农业民族无法适应牧区的生活，牧业民族却完
全可以生活在农区，尤其是黄河流域的农区。牧区大多无法辟为农区，而农区却一般都能变
为牧区。所以农牧界线往往随着游牧民族的南迁而南移，却不能随着农业民族的北上而向北
推进。从东汉后期直到唐朝初年，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不少地区都由内迁的游牧民族居住着，
这些地区大多变为牧地或半农半牧区，而除了辽、金等北方政权时期外，农业区的北界一般
都没有越过阴山。

    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有一定的依赖性，而农业民族对牧业民族却很少或没有依赖性，所
以牧业民族对农业民族大多采取攻势，而农业民族一般采取筑长城、闭关、断互市        、禁出
入这样的守势。随着生产的民展和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绝对的牧业民族几乎已不再存在
了。如西汉时的匈奴已有了一定规模的农业，对农产品、纺织品和手工业品也有了一定的需
求。唐以后的牧业民族对茶叶、纺织品、铁器的需要量很大。中原王朝往往以禁止这些物品
的输出作为向牧业民族施加压力的手段，却不考虑由此引起的严重后果。获得这些必需品又
成为牧业民族武力掠夺或入侵的出发点。

    农业民族的文化程度一般比牧业民族高，农业区的生活水平一般比牧业区高。

    牧业民族在占据农业区后，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农业民族的文化，逐渐改变它们的生
活习惯和政治制度。如拓跋鲜卑在建立北魏政权并进入黄河流域以后，已经在多方面受到了
汉文化的影响。到孝文帝在位期间（４７１－４９９年）更采取了一系列非常彻底的“汉
化”措施，他不顾群臣的反对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都洛阳，规定南迁的鲜卑人不许返
回平城，一律在洛阳入籍，死了也必须葬在洛阳，甚至将皇族的姓拓跋也改为元。除非受到
致命的打击或强大的军事压力，这些政权的统治中心总是要逐渐南移，越来越深入农业区，
而不会留在牧区，更不会向北迁移。如拓跋鲜卑开始建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以
后迁至平城，最后迁到洛阳。又如辽朝（契丹）起初建都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
南），后期迁至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金朝开始的都城在上京会宁府
（今黑龙江阿城县南白城），以后迁都燕洋（今北京市）。蒙古在窝阔台汗时建都和林（喀
拉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忽必烈时建上都，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以后建都
大都，在今北京市。

    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
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更大的贡献。第一次南下可以追溯到东
汉后期，魏、晋时都未停止，以拓跋鲜卑的南下建立北魏为高潮，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上隋
朝完成了消灭南朝的使命。唐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第二次南下从唐朝中后期开
始，唐朝后期的一些藩镇就是南下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
以后从契丹（辽）、女真（金）一直到蒙古（元）灭南宋，建立元帝国。第三次则是满族南
下建立清朝，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

    农区的盈缩

    当然，适宜农业的区域和农牧业界线不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变化取决于三个因素：第
一，自然条件和人为因素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如气候，水文、地貌等条件以及水土流
失、河流改道等变化。这些变化总的说来是缓慢的，变动的幅度也不大。但在某些具体时期
或局部地区，变化的幅度较大，甚至相当剧烈，这就给农业区的布局带来很大影响。第二，
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例如改革农作制度，改良家具，兴修水利，引进新品种，采用良种等。
其中引进新的作物品种对扩大农业萄的作用尤其明显，如明清时引进了甘薯、玉米、花生、
马铃薯等美洲粮食作物，使原来不能种植稻麦的干旱地、坡地、山地都能得到利用，引起汉
族农民大批涌向长江中游和南方的山区。南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缩小、改土归流的实行和王
朝正式政区的扩大显然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第三，人口增长的需要。人类在有可能的情况
下，总是要选择最理想的生活和生产环境的，所以优先得到开发和利用的总是条件最理想的
土地。而当这些土地已经不足以养活现有人口时，只能相应降低条件，以便开垦更多的土
地。反之，在人过少的情况下，即使其他条件都已具备，农业区也不可能扩大。至于人口与
统一的直接关系，这将在以后专门讨论。

    还必须指出，在中国这片基本农业区内也存在着一些相当大的地理障碍，将全区分割为
若干相对独立的区域，如秦岭、南岭、太行山、黄河、长江、淮河等，这些也为农业区内的
分裂和分治提供了地理方面的条件。

    周边与中原

    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除了以中国东部大陆为主的主要农业区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几
个地区，它们与农业区的关系因生产条件的不同而变化。

    青藏高原这一世界屋脊雄踞在中国的西部，不仅海拔高、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而且与
其他地区的交流非常困难，很容易造成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尽管环境如此艰险，吐蕃及其先
民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史籍记载和至今还存在的大量遗物和实物充
分证明了这一点。近年来在阿里地区的考古，发现了强大的古格五国的遗迹。当然，在与外
界的交往和对外扩张方面，吐蕃的选择余地就比较小了。

    青藏高原%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