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基回填土压实系数: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一   中国历史上的分合大势及其特点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历代的分合演进及其统一趋势的发展独具特色，启示意义昭然。
  
      夏、商、周三代，虽小邦林立，史称“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1](《用民》)；周初分封，“凡一千八百国，布列于五千里内”[2](p410)，但所有这些小邦或封国都先后统属或臣服于相继而起的夏、商、周三个中央王朝，显示出中国最早的大一统初步格局。此后，从春秋战国到清代前期，中国又先后经历了三次从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发展历程：第一次是从春秋战国走向秦汉大统一，第二次是从三国两晋南北朝走向隋唐大统一，第三次是从五代十国、宋、辽、金走向元、明、清(前期)持续三朝的大统一。总之，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始终呈现出鲜明而旺盛的统一趋势，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
  
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尽管发生过多次分裂和割据，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以秦汉以后的历史为例，总体来看，各代统治和统一的时间越来越长。如下表所示，秦、西汉、新、东汉四代统治共441年，其中统一时间为273年；隋、唐两代统治共327年，统一时间为215年，元、明和清前期三代统治共570年，而统一时间达465年。以上三个阶段，统一时间在各自统治年数中所占比例分别是62％、66％、82％，呈直线上升趋势。而与此相反，大分裂时期所经历的时间则越来越短，如春秋战国历经549年(前770～前221)，汉末魏晋南北朝经历了405年(184～589)，唐末五代十国仅经历了86年(874～960)。虽然宋、辽、金(960～1279)也是一个分裂时期，且持续了319的时间，但却不能把这一时期与此前发生的大分裂等量齐观，理由有二：一是北宋实现了大部分疆域的统一：“东、南际海，西尽巴焚，北极三关，东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万一千六百二十里”；南宋虽“中原、陕右尽入于金”，但其“东画长淮，西以散关为界”，也辖有“两浙、两淮、江东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广东、广西十五路”的版图[3]。
  
二是该时期虽处于分裂状态，但对峙的政权很少，而存在时间都较长。其中，两宋持续了319年；辽(907～1125)存在了218年；金(1115～1234)存在了119年；西夏(1038～1227)存在了190年；最短的西辽(1124～1218)也存在了94年。所有这些，都是此前的大分裂时期不能相比的，虽是分裂，但表现出了明显的统一趋向。而且，即使在分裂时期，不论是大分裂，还是宋、辽、金时期的局部分裂，都只是一种重新组合，是在为新的、更大规模和更加坚实的统一做准备。如春秋战国之后出现秦汉；魏晋南北朝之后出现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之后出现元明清三代持续大一统，概莫能外。
  

  

  
       2．统一的规模越来越大
  
夏、商时的统一主要集中在中原地区，西周则扩展至长江以南。秦“东至海，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5]。汉通西域。唐朝周边进一步扩大，“其地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陁界，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6]。元代虽享国不足百年，却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统一，其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7]。统治范围北至贝加尔湖；西南地区的西藏、云南皆正式列入中国版图；又在彭湖设巡检司，以加强对台湾地区的统辖。明、清两代，基本上继承了元代的规模，尤其是清王朝，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稳固更是做出了杰出贡献，其疆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8]，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
  
3．统一的制度基础越来越坚实
  
       中国早期王朝夏、商、周的统一主要表现在形式上，而非王朝对地方的直接统治上。以西周为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行的是王权领导下的封国自治制，只要各封国共尊周天子为“共主”，并履行相应的义务，周天子并不对各封国进行实质性的统治。军队、财政、人事皆由封国自决。这种统一形式十分适宜于当时各封国生产力较为低下和各地区联系较为松散的历史条件，有利于各封国因地制宜地制定自身的发展策略，对于促进各封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各封国之间的交流与竞争都起了积极作用。
  
然而，一旦各封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也必然会走向大国争霸的分裂割据。秦统一后，总结春秋战国以来探索和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初步经验，确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政体，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使皇权和中央的控制力通过郡县乡里和什伍组织落实到每一个编户齐民。又修驰道，凿灵渠，统一文字、货币、车轨、度量衡，通过各方面的制度建设把全国各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
  
此后，历代又在这一基础上对如何巩固统一做了不断的探索和改革，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上多所发明和创新，如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王国实行“推恩令”和“附益之法”；隋唐开凿运河，实行科举选拔人才的文官制度；元代创立行省制度，并在全国建立起空前庞大而完备的驿传和急递系统等。同时，为保证中央政令的畅通和国家的巩固统一，逐渐建立健全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制度。
  
       另外，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管理力度也在不断加强，管理形式趋于多元化。例如两汉在西域设立都护府；唐朝在这一地区同时设立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在许多边疆地区还设立了都督府和羁縻州县。元朝开始对边疆地区进行直接统治，在北部和东北设立行省，并在中央机构内专门设立处理吐蕃事务的宣政院。到了明清两代，逐渐形成了完备的、适合各民族特点的制度体系，对边疆地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有效的统治与管理。
  
如明代在实行完备的土司制度的同时，适时进行“改土归流”；清代一方面继承并加大推进明代“改土归流”政策的力度，另一方面，又根据各边疆地区的特点，在盛京、吉林、黑龙江、绥远、伊犁、乌里雅苏台等处设立军府制，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在西宁设办事大臣，管辖该地区的事务；在中央则设立理藩院，专门管理蒙、藏和回部事务。颁布《钦定理藩院则例》和《皇朝藩部要略》，使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清末又适时设立了新疆、台湾等省。这种“因俗而治”、多种制度并立的措施，无疑更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古人常云：“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说法至今仍有影响，但通过上述对中国历史上分合演进过程的分析，可知这种“循环论”的表述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加坚实、稳固。
  
       4．统一的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
  
古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一次次大分裂之后又都重新走向统一，而不是国家的解体，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在其中起了积极的维系作用。华夏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春秋早期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9](p315)，就是大一统观念的文字表达。春秋时期，这一观念得到不断强化，即《汉书·王阳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成为推动这一时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强大思想动力。
  
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秦国横扫六合，鲸吞六国，将大一统思想变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西汉立于一尊的儒家思想更是主张“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10]。自此而后的两千余年，虽历经多次改朝换代，但这一观念始终以一种无形而强大的向心力将中国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覆涛之下，所有疆土，无内外，弼成大一统之规”[11]，则成为清王朝的政治追求。追求和维护国家统一，始终是中华民族，不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民众共同的政治理念和追求目标。
  
如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群雄并立，但各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诸葛亮倡导“兴复汉室，还于旧都”[12](《蜀书》)；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2]，等等。又如南宋诗人面对南北分裂，渴望国家统一，临终写下了“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感人诗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一统”思想已经渗入诗人的血液，化为诗人的政治追求。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文明作为一个国家保存下来。”[13]
  
二   分裂的代价与统一的意义
  
       毫无疑问，无论是分裂还是统一，都会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但二者相比，统一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而分裂往往带给历史更多的是消极影响。
  
       1．分裂的代价
  
       虽然在某些分裂时期，往往会形成多处政治中心或经济中心，产生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出现如春秋战国那样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像南北朝那样局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然而，所有这些，都是用十分惨重的代价换来的。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分裂就意味着天下大乱、兵连祸结、生灵涂炭、经济萧条、骨肉分离。每一次分裂，都伴随着激烈、残酷的战争和冲突，特别在分裂的初期，往往是以百姓流离失所、牺牲大量生命和损失无数财产为代价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14]、“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的悲惨景象，曾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
  
       其二，分裂割据有时会为思想学术的发展提供某种有利契机，但常常是破坏多于建设，摧残多于繁荣，秦统一后的历史就是如此。在秦汉以后，每一次分裂割据往往都对思想学术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摧残，如隋代牛弘就曾把秦、新莽末、东汉末、晋末和南朝梁末图书典籍所遭受的五次毁灭性破坏称为“书之五厄”[15]。五厄之中，除秦代焚书坑儒外，四厄皆发生在分裂时期。而事实上，在烽火遍地、战祸连年的情况下，学者的生存都成问题，不能谋食焉能谋道!像蒙古、满族等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初期，攻城掠地犹恐不及，是不可能顾及思想文化的建设与繁荣的。
  
其三，分裂时期虽然也不排除对峙政权之间和平交流的可能，但交流是极其有限的，总体而言，分裂则更多的表现为阻隔、对抗和冲突，阻隔是对天各一方的人们灵魂的煎熬，对抗是对对立双方财富的无谓耗损，军事冲突则是对对立双方芸芸众生的血腥屠戮。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统一状态下的各地区、各民族间彼此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和谐发展根本无从谈起。
  
分裂的消极影响不止上述几点。应该说，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域，分裂的消极影响是类似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因此，目前我们之所以竭力谋求国家的统一，结束分裂局面，就是因为分裂局面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和民族的兴旺。
  
2．统一的意义
  
       统一对于社会进步的巨大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具体而言，统一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
  
其一，国家统一是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统一有利于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联系与交往，有利于不同发展程度的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和交融，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盛世局面也往往是出现在统一时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明代的“仁宣之治”、清代的“康乾盛世”等。孙中山说的好：“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16](p530)
  
其二，国家统一以后，可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一些世界上少有的大工程的建设，比如雄伟的万里长城、浩瀚的大运河、金碧辉煌的故宫以及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的物质历史文化遗产，多是在统一时期建设起来的。而且，在国家统一的条件下，中央政府能够统筹考虑，部署安排，开发边疆，使周边与内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差距不断缩小。比如从秦朝开始，北方人不断南迁，江南、岭南得到开发；元明清三代，大量人口迁往边疆地区，西南、西北、东南诸地得到了开发，尤其是1860年清朝开放东北，大量的内地人外迁东北，开发东北，最后建立广袤的东北三省，等等。这都是统一的好处。
  
       其三，国家统一有利于文化建设和繁荣。如大型图书的编纂，唐修“八史”，宋有“四大类书”，明有“大全”系列、《永乐大典》，清有《四库全书》，等等。再如文学方面，中国文学的华美篇章也往往出现在统一王朝，形成了一个个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高峰，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文化建设和浩大的文化工程，都是由统一国家的中央政府组织实施完成的。
  
       其四，国家统一能为赈济灾荒、抵御外侮创造有利的条件。
  
当然，在国家统一的形势下，并非事事皆遂人愿，也会出现某些逆时代、逆潮流的事情。例如统一的封建王朝，往往控制学术自由，禁锢思想驰骋。像秦时的“焚书坑儒”、汉代的“独尊儒术”、明代的“八股取士”、清代的“文字狱”等即是如此。
  
但是，昔日的历史表明：在大一统时期产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病的根源并不是统一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最高统治者意志决定的。因此，我们对统一过程及统一时期的消极因素和社会弊端的批判并不是否定统一本身的意义，而对分裂时期某些积极因素的肯定也绝不意味着对分裂本身的赞颂。
  
总之，统一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贡献颇大，正如前辈史学家白寿彝所言：“纵观世界历史，古国文明源远者未必流长；中国文明源远而流长，这是极为难得的。文明恰似江河，如果渊源深远，那么只有在前进的流程中得到足够的川流的汇注，才有可能越来越宽阔、丰富，形成不竭的长流。中国文明所以没有中断，与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是有密切关系的。”[17](P360)
  
三   实现统一的主要方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趋势
  
       1．古代国家统一的主要方式——战争
  
       考察中国历史分合之大势，在古代社会，战争作为实现国家统一的主要方式几乎成为不二铁律。
  
       总体来看，这些战争大多发生在分裂时期，但从战争的目的和因果关系看就并不这样简单，因为分裂时期的战争中虽然有一部分单纯是为了劫掠报复，更多的还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以便由自己来完成统一。如三国时的魏、蜀、吴三方都以建立统一王朝为最终目标，三国间的战争可视作西晋统一的准备阶段。
  
五代期间，除南方的一些政权满足于保境安民外，北方的政权大多都以最高统治者自居，以统一天下为目标，它们之间的战争应该是北宋统一的前提。而且，在统一过程中，某些战争还带有强烈的征服色彩，如清朝后期，官兵“征剿”西南苗民，使苗族人口大量减少。又如西藏地区归入元朝的版图也是蒙古军队对吐蕃军事征服的结果，并且是以常设军事机构的驻扎为保证的。
  
可以说，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统一史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史，无论是春秋战国群雄角逐，秦灭六国，征讨岭南，还是汉武帝西击匈奴，成吉思汗横扫亚欧，康熙平定“三藩”，所有这些统一活动，无一不是以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
  
       然而，无论哪一类战争，都是以生命财产的毁灭为代价的，统一战争亦莫能外。古代人类就是以同类的鲜血换来自身的进步，以残酷的杀戮创造新的文明。如明清易代，满族兴兵反明，进入长城，攻破京畿及山东数十个州县，一路上掳掠人口，屠杀生民，这种战争无疑是野蛮的、残酷的。占据北京后，清朝统治者虽然标榜“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18](卷九)，但实际上，清军的屠杀和镇压并不比任何盗匪稍有逊色，统一的清帝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总之，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统一大业，基本上都是以武力来完成的。之所以如此，是由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和人类自身的能力决定的。在传统社会，受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制，人们解决统一问题的方式是单一的，他们不可能超越战争，进而提出更少破坏、更合情理的统一方式。
  
虽然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包括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迫使对方接受城下之盟的统一方式，但这种形式的统一，往往是在对立双方经过长期的军事对峙、搏杀，其中一方的军事实力已被消耗殆尽，无力再作挣扎时达成的。所以，战争是古代中国实现和维护统一的主要方式。
  
2．当代国家统一方式的发展趋势——和平
  
相对战争统一，和平统一是一种文明、进步、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国家统一趋势。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和平统一的主张，但“和为贵”的观念却根深蒂固，影响深远。
  
       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今天，一方面，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另一方面，对每一个国家来说，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依然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
  
只有国家统一、国力强盛，才能平等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并得到充分的尊重。为此，我们成功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通过和平谈判，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并有效实施管理，这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是和平统一的伟大实践。
  
与此相同，上世纪90年代，欧洲的德国也以和平方式顺利完成了东、西统一大业。事实表明，在新的历史时期，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完全可能的，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可以避免用战争方式实现统一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生命财产损失，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良好的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有利于各种文化之间的和谐交流和融汇，提高政治、经济的互补互助，并且在更高层次上构建人类热爱和平、追求和平和维护和平的崇高意识，进而促进人类社会走向新的、更高形式的和谐发展。
  
       借鉴历史，展望未来，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得来的更加理性和睿智的选择，这种方式大大提高了解决复杂的社会与人类自身问题的能力，是今人超迈古人的表现，它代表了人们的根本利益和崇高愿望，符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值得称道。
  
和平统一，是当代国家统一方式发展的趋势，但不是铁律。
  
在当今世界，虽然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主题，虽然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但是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仍然存在，多元文化的碰撞时有发生，不同利益的政治集团间的对抗有时还十分激烈，所有这些，都考验着人们追求国家和平统一的智慧与理性，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能否成为不二铁律，尚待历史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