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崎明日菜:透视中国现象!!!!_酃醵離

一、商业贿赂
      在一个名为“透明国际”的组织日前公布的一份“行贿指数”调查报告中，印度、中国和俄罗斯企业包揽“最有可能行贿”的前三甲，瑞士则被评为最不可能行贿的国家。这一排名针对的是世界上30个最大的出口国和地区，它们的出口额占全世界出口额的80％。在透明国际另一项参评地区更多的腐败评估报告中，中国处于中间位置。据称，此次共有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1.1万名商业人士接受了问卷调查。答卷者按照经验就哪个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最可能行贿进行评估，完全没有行贿行为的评为10分，最低为0分。调查结果显示，作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的中国，出口额占全球总额的5.5％，行贿指数排倒数第二。印度的出口占全球0.9％，行贿指数排倒数第一。俄罗斯的出口占全球2.4％，行贿指数排倒数第三。瑞士被列为最不可能对官员行贿的国家，瑞典和澳大利亚位居其后。
      天津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程宝库讲了一个故事：“前不久我家装修，我带着装修的包工头去装饰城购买材料，东西是我挑的，钱是我付的。但我一转身，200元钱的材料费就被商店小老板抽出40元来偷偷地给了包工头。我很奇怪：那包工头是我的亲戚，买卖双方原先并不认识，那小老板为什么舍得拿出20％的营业款送给包工头？原因就在于他看出了我的亲戚是包工头，他要贿赂这个包工头，为今后的生意铺路。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商业贿赂已普遍渗透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
      程宝库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2005年5月从美国传来这样一个案件：一家美资在华公司从1991年到2002年期间，向中国国有医院医生行贿162.3万美元现金，诱使这些医院购买其产品，结果赚取了200万美元。这家美资企业被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违反本国《反海外腐败法》为由，处以479万美元巨额罚金。引起程宝库注意的是，这家公司在中国行贿11年，中国执法机构对此毫不知情，事后知道了也没及时对这家公司及中方众多的受贿人员进行处罚。相比之下，说明中国执法部门对商业贿赂的危害认识不足，对此类问题的监管存在巨大的疏漏。于是他组织了一个课题组进行深入调查。
      调查结果令程宝库触目惊心。于是有记者将程宝库的研究结论和观点发表在内参上，引起国家高层领导的关注。2005年6至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先后在两篇报告上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拿出解决方案，坚决制止商业贿赂的行为。2005年8月16日和11月15日，中纪委先后两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治理商业贿赂的问题，同时成立了由18个部门组成的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反商业贿赂行动由此开始。
      从目前情况来看，商业贿赂大体上是两种类型。一种受贿的对象是政府官员。另外一种受贿的对象是贸易交易伙伴。不管是买方或者是卖方。大概是分这么两种。关于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中央也一再敲警钟，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问题。现在确实存在的就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跑官、买官的现象，买官用经济学的话来说就是花了成本，目的就是买到官以后，能够用他的权谋取比他买官花的钱更多的利益，某些人，他买官干什么？这就说明在我们的制度上存在着各种权变钱的漏洞。也存在着这种以权谋私的可能性。

二、买官卖官
      人们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买官卖官则是最大的吏治腐败。对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这颗“毒瘤”，正直、善良的人们无不痛恨唾骂，一个社会，只要还是一个正常的社会，都不会容忍这种现象的孳生蔓延。但在这个时候着重强调这一点，无疑具有更直接的现实意义。从今年起到2007年上半年，全国省、市、县、乡党委将集中进行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各种错误倾向、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从我国目前的“官场生态”来看，几乎不可避免。那么，这一批典型案件的公开，显然旨在为确保地方各级党委集中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铺平道路。
      2006年1月24日，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典型案件，强调要加强监督检查，严肃党的组织人事纪律，坚决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确保地方各级党委集中换届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干以胜通报了有关案情。干以胜说，近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会同组织人事等部门坚决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严肃查处了一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搞非组织活动”等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案件。经查，四川省财政厅投资处原处长雷应全、黑龙江省鸡西市教育局原党委书记刘振树、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原局长邵建伟、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云南省德宏州梁河县原副县长尹黎明、河北省邯郸市魏县刘二海等人，分别因为“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搞非组织活动”被查处，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7月19日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一批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典型案件。经查：陕西省商洛市委原常委、商州区委书记张改萍在担任商洛地委委员、商州市委书记，商洛市委常委、商州区委书记期间，从2000年11月至2005年9月，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晋升职务、调动工作方面谋取利益，先后收受商州区教育局原局长陈某、柞水县原副县长陈某等28人贿赂共计106.9万元。此外，张改萍还收受大量礼金，插手工程建设项目为亲友谋利。张改萍现已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目前，中国官场买官卖官有四大花样：越级买卖、合法买卖、公开买卖和批发买卖。国家社科院研究人员指出，“越级买卖”指买官者为求买到官职，已不再局限于向直接领导人行贿，而是向上一级甚至对上几级行贿。 “合法买卖”是指买卖双方利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的手段达到目的。“公开买卖”是手头有一份清单，出售的官位、价钱，谁受贿，都清清楚楚。 “批发式买卖”，则是一次过卖三五个、甚至上百个官位，甚至创造官位发售，山西省长治县前县委书记王虎林在离任前，便突击“批发”432顶官帽。

三、公费吃喝
      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刊登文章说，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文章要求公车改革切入，推进政府管理改革。另外，公费出国几乎成为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一种普遍现象，消耗巨额财政费用，公费出国改革是政府自身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据统计,到1994年我国公款吃喝开支已达到1000亿元。虽然国家现在已明令不可以公费请客,但是“开会学习”、“开展斗争”、“贯彻政策”是要的,这样公费吃喝就又可以以另一种正当的形式立于人前。
      据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
      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消费，这“三公”一年就是9000亿，这已经相当于国家全年财政收入的30%了，这也就难怪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了。而这个比重，日本是2.38%、英国是4.19%、韩国是5.06%、法国是6.5%、加拿大是7.1%、美国是9.9%。不和别的国家比，也不说我们有多少经济不发达地区了，就拿经济特区深圳来说吧，有报道说，深圳“十·五”期间上缴中央财政逾3000亿。那么，这个“三公”每年得花掉几个深圳上交的财政收入？每年得15个深圳经济特区上缴的财政收入才勉强够这“三公”的开销吧？

四、公车消费
      目前各地政府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以超过20%的速度递增。2004年，我国政府采购规模达2200亿元，其中汽车采购额就高达500亿元。“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据保守统计，我国公车目前已达350万辆，每年用在公车上的开支达3000亿元，远远超过我国军费开支，超过我国教育经费和医疗经费之和。有政协委员调查发现，与社会轿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4元相比，党政机关等单位每辆车竟高达数万元。每辆出租车的工作效率为公车的5倍，而运输成本仅为公车的13%。
      在职务消费中，车辆消费占单位行政经费的90%左右，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去年，一汽集团研制的科技含量很高的8款新车中，有5款属于公务车；公务车使用中，公用占1／3、干部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我们单位有14辆小车，供领导班子中的五位领导和各处室有人出差办事时用。”某中央机关下属一事业单位的会计如是告诉记者。当记者问及该单位公车支出每年占总支出的多少时，她很是神秘地告诉记者：“这是内部机密，不好透露。”不过，她对记者强调：“这些小车诸如加油费等费用都是统一走的政府采购。”一个人数并不算多的单位公车都有十几辆，即使每个处室每周都有人出差，恐怕也还有不少车是空闲着的吧。窥一斑见全豹，公务用车的高额支出显然已成为车轮下的腐败。也难怪有些地方，老百姓把官员的“坐骑”比喻为“屁股底下一座楼”。
      事实上，随着公车私用的问题日益突出，各地的公车改革陆续展开。1998年9月，原国家体改委制定了《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后，各地的公车改革陆续展开。目前，有十几个省和四个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改革的基本模式是取消公车，将公车福利货币化，公务员领取交通补贴。补贴标准各地不一，从300元到2000元不等。至于原有公车，有的地方予以拍卖，有的机关则把公车组建出租车队，进行市场化运营。“2005年上半年车辆开支测算，此次拍卖的6辆车每年开支需68万元，车改后每年只需发放41万元交通补贴，由此就可节约27万元，降幅达40%左右。”日前在北京市率先推行公车改革的平谷区夏各庄镇政府举行的“车改车公开拍卖”大会上，该镇宣传部部长孙浩这样说。从字面上看，感觉公车改革还真是替政府节省了不少钱。可是仔细琢磨就会发现：每年公车开支是节省了27万元，可是却多了41万元的交通补贴。这不就是把“有形”的车换成“无形”的钱了吗？或者说只是把“腐败”由公开改为暗地，还在外面套了件外衣。
      再看看另一个类似的例子。今年5月份，云南昆明公布其车革方案：取消公车，按行政级别发放车改补贴，补贴标准为：副厅级月补助1800元，正处级1500元，副处1300元，正科1000元，副科800元，科员500元。此方案一亮相就引起当地舆论一片哗然，因为在这个西部城市，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不过9000元，低保和最低工资分别仅为210元、470元。显然，这种货币化改革方案只是种“换汤不换药”的做法。我们可以算个帐，假设一辆轿车价值40万元，5年折旧完,那么一辆轿车一年的费用包括：一年的折旧费8万元；自己成本按月息1％计算，8万元一年的利息为9600元；司机的工资、汽油费、养路费、修理费、保险费等，一年至少要3万元，合计为12万元。如果五年的费用加起来,则至少在60万元以上。“希望工程”救助一名贫困儿童只需500元，60万元可以帮助1200名失学儿童。
      公车完全取消是很难的。首先，公车改革提了很多年，但一直进展缓慢，因为它触动的是一个庞大官僚体系的利益，阻力很大。其次，缺少配套措施。究竟如何区分公车是公用还是私用很难有个标准。最重要的是中国还处在一个汽车并不是很普遍的阶段，因而汽车总难免会被冠以身份的象征，尤其是在基层，这样的认识误区使得官员不肯也舍不得放下“架子”。虽然公车很难取消，但有个不错的方法，那就是把诸如谁在使用公车、公车的财务开支是多少等问题公之于众，这样既可以让老百姓心里有本账，也可以对这些坐公车的人加以约束。

五、公费出国
      今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北京市市长王岐山讲了一番话。在1月15日的海淀区代表团会上，有代表建议到以色列考察节水滴灌技术。对此，王岐山笑着说：“我们学习国外先进经验的渠道非常多，目前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有大量介绍国外风土人情、先进技术的专题片，图文并茂。网上资源也非常丰富，我相信现场看到的都不一定有我在网上了解的全面。所以不一定非要花时间、花精力到国外去考察。”接着，他讲了一个奶牛的故事，由于许多中国人去南斯拉夫学习养奶牛的经验，当地的官员就说：“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这种玩笑话，令我们的官员好不尴尬。
      近几年来，借培训为名，公费出国几乎成为各级政府和公共机构的一种普遍现象，有些地区甚至把出国培训搞到乡镇一级，似乎只有出国学习、培训、考察才能学到新观点、新思路、新知识、新的政府管理经验。在中国官员热衷于出国考察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原因：即假借考察的名义公款旅游。
      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统计显示，2004年，我国公费出国考察的费用达2000亿人民币。
      为了限制出国考察潮，中央已经多次出台相关规定，但是，出国考察热一直未能降温。我们认为，这与我国现行预算制度上的瑕疵有关。我国预算支出科目主要是按“经费”性质进行分类的，把各项支出划分为行政费、事业费等等，造成“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出国考察费用便趁机混入其中。要刹住出国风，必须严格预算，对于预算的编制、执行进行严格监督、审查，对出国考察费用进行严格控制，并对违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

六、双薪官员
      在我们国家，各色官员，不分大小，国家都给了一份薪水—这是劳动报酬，拿得无可非议，心安理得。然而我们不少国家机关的官员不仅一手拿着国家的薪水，而另一手则还拿着不法分子的“薪水”。说句不好听话，这就是官商勾结，再说难听一点就官匪勾结。
      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几十名警察多年来就每月按时领着国家的薪水，又每月按时在火车站小偷们那里拿的“薪水”的方式如同他们领国家的薪水的方式一样，在银行办有存款册上如数打款就行了。广东省东莞海关驻凤岗办事处的官员们自2003年6月至2004年4月，集体从一个叫照华的公司里拿取“老细用”249.02万港币。“老细用”其实就是“薪水”。照华公司给驻凤岗办事处官员们发“薪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按照通关环节的各个岗位及官员职位的高低（科员、组长、科长），每个人每月从2000元港币到5000元港币不等。山西省太原市有个警察叫刘利民，在今年5月初打死北京警察之前的几年里，也是每月拿着小偷们给的“薪水”的。
      象上述这样，究竟有多少官员和部门以各种方式拿着不法者的“薪水”，为不法者当保护伞，想必这是个无法统计的数字。那么，这些官员为什么要拿这些不法者的“薪水”？理由可能并不复杂，无非就是我给你“方便”，提供了“服务”，你就得给我报酬—如同“干革命工作”一样，一旦官员和不法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本来应该抓老鼠的猫就不会忠于职守，履行职责了。既便是履行职责，也只会是做做样子，掩人耳目而已。

七、境外赌博
      2004年，一些官员赌博事件经由媒体曝光后，引起中国社会的愤怒讨伐。原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述标赴澳豪赌，挪用公款1．2亿元；原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陈满雄夫妇多次去澳门豪赌，共同挪用中行中山分行资金4．27亿元，其中4．15亿元偿还赌债；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广电局局长张小川等人挪用公款2亿多元，其中1亿多元输在了澳门赌场。事实上，目前中国一些地方的公职人员赌博歪风很盛，产生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干部赌博已经成了腐败的温床：一些干部和私企老板，为个人提拔重用和得到“领导关心”而采用赌博方式行贿；一些基层官员不仅参与社会上的赌博，自己也开设赌场放高利贷。目前已见诸公开媒体的涉赌官员资料显示：官员往往采取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侵占国家财产等违法手段获取赌资。分析人士指出，官员境外豪赌是一个严重的官场腐败现象。一旦嗜赌成瘾，反过来又加剧了官员索贿等腐败行为，势必将权钱交易进一步公开化、市场化。
      人民日报援引北京大学博彩问题专家王增贤的话报道说，中国公民每年在境外大约输掉600亿元。许多党政官员出国考察，实际是为了满足赌瘾。澳门赌场去年共接待了大约一千六百万赌客，其中半数以上来自中国大陆，而他们输掉的赌资大约价值20亿欧元。
      清华大学教授任建明认为，治赌必先治官。他说：“腐败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屡打不绝，主要是因为很多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以致成为权钱交易、产生腐败的源泉。”这位专家指出，只有加快公共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才可能真正遏制官员赌博等腐败现象。为了禁止赌博，2004年2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党员领导干部参加赌博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

八、包养情妇
      2001年《婚姻法》修改起草专家小组主要负责人巫昌祯说，领导干部腐败大部分都跟养情妇有关系，在被查处的贪官中有情妇的比例更高。另据报道说，在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当事人100％包养了情妇。
      有媒体报道，中国官员百分之七十有情妇。如果百分之七十的官员都有情妇，那就是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官员没有情妇，去掉百分之十的妇女干部，就只有百分之二十了。养情妇第一需要有钱，没有钱你拿什么请情妇吃饭？你拿什么给情妇买她所想要的东西？养情妇也可以有“权”，因为有权就可以有她所想要的东西，有权更可以有钱了，有权可以办很多事，特别是可以办别人办不了的事，可以批条子，可以进行权钱交易，可以进行权利寻租。情妇有色，而“官”有权，二者个有所需，刚好达成交易，商品经济讲的就是等价交换吗。
      据统计，中国近年来揭发的省部级、厅局级男性贪官中，约有七成涉及情妇问题，包括早年被处决的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成克杰、近期被扣查的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在厦门远华走私案中，包括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在内的重要案犯，几乎毫无例外地既搞腐败又养情妇；而慕绥新腐败案中，慕本人后来的妻子就是与他长期有不正当关系的情妇，而该市法院院长贾永祥则拥有七个情妇。
      在贪官那儿，占有女人与占有金钱往往同步实施。权力就是资本，或是直接用权捞钱去玩女人，或是让女人用他手中的权去捞钱。这是一个与“是鸡生蛋，还是蛋孵鸡”类似的无解题。你很难说，遏制官员腐败是治疗其包养情妇顽疾的良药，还是惩处官员包养情妇是治疗腐败顽疾的良药。无论从哪方面入手，严格对官员的要求是防范其堕落的基本条件。

九、政黑勾结
      有专家指出，在一些地方出现的腐败分子和黑社会势力的相互勾结、相互渗透现象，是现今官员腐败和黑势力犯罪的重大特征。尽管它发展的水平、程度还处于“初级阶段”，然而从其目前表现的方式、对社会的危害、发展趋势来看，却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雇凶杀人，这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方式如今在官场亦有发生。这种“官雇凶”杀人案件的发生，最直接的原因，是一些腐败分子为了攫取更丰厚的腐败利润，为了保护他们已经获得的腐败利益，不惜重金雇用黑道上的杀手，甚至求助于黑社会势力，清除政治上的“对手”或反对派。这些贪官们雇用凶手，制造了一桩桩令人发指的血案。2003年轰动一时的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徐建设雇凶杀害市规划局局长李文忠一案在商丘审结，凶手在当地伏法。据徐建设交代，1998年商丘地区撤地改市以后，原商丘市变成了梁园区，并新成立商丘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他曾经向该局局长李文忠提出要进市局当副局长。遭到拒绝之后，徐建设顿起杀机。据悉，徐建设为雇凶杀人耗费近50万元。徐建设自己坦白：“我想我正是来钱、进步的时候，谁阻拦我，谁和我过不去，我就和他过不去，我就要报复他，灭他。”类似的案件还有不少。在广东阳春发生的轰动全市的政治谋杀未遂案，幕后真凶竟是同该市市长曾威斌朝夕相处的同事和部下——阳春市副市长杨启周和阳春市财办副主任、市食品(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林启菊。杨启周、林启菊以50万元的代价要买曾威斌的人头。另外，福建省福州市环保局副局长杨锦生谋害正局长案件；江西安义原县委书记陈锦云杀害前任案；怕正直的下属揭了自己以权谋私的老底，河南平顶山市政法委原书记李长河雇凶谋杀八台镇党委副书记、副镇长吕净一案件……
      也有一些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不留“污点”，千方百计清除“劣迹”。2001年9月，安徽省芜湖市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周其东，雇凶杀害了与其厮混了十多年的情妇——该市某区人事局副局长王某。2003年5月，安徽省萧县交通局原局长李志强担心情妇李某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雇凶将李某杀害……在这些案件中，官员雇用的凶手往往来自社会无业人员、有犯罪前科者、甚至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一个手握权柄的领导干部雇凶杀人的直接动机，来源于权力所受到的威胁；“杀手”之所以听命杀人，无非是为了钱，而一些黑社会势力甘愿为这些官员提供“服务”，是因为官员可以成为他们获取非法利益的“保护伞”。追求权力和权势的最大化，不择手段的生存方式，让他们走到了一起。这种“官匪勾结”的结果及其营造的黑色文化，为黑社会势力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有些腐败官员直接接受来自黑恶势力的贿赂，而黑恶势力的存在与刑事犯罪率上升又有直接的关联。
      数年前，因犯故意杀人罪而被判处死缓的大连黑社会“老大”邹显卫被投入监狱后，花钱买通监狱领导，两次获得减刑，最后终于获得保外就医。2000年4月7日晚，邹显卫率团伙持枪在大连开发区一家洗浴中心寻衅滋事，开枪打死一人，重伤一人，再次酿成血案，从而也牵出了辽宁省大连监狱一串贪官。2003年8月19日，沈阳市中级法院公开审理了与本案有直接关系的原辽宁省大连监狱监狱长谢红军、副监狱长汪永明、四监区监区长于景波，检察机关对这3人进行了多项罪名的指控。2002年8月，海南省三亚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以林洲为首的涉黑犯罪团伙，共有28名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团伙背后的“保护伞”，竟然是曾经负责打击这个团伙的“严打”工作组组长……在已被侦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不少案件都有一些官员充当“保护伞”；而一些腐败案件的背后，不少也有黑社会势力的影子。这种“官匪勾结”的结果，使黑恶势力的影响渗透到社会生活中，个别地方官员甚至模仿“黑道”方式进行犯罪活动。
      同利相忌，同贵相残。身为一方官员竟然干出杀人越货的罪恶勾当来，权力之争失控是重要原因。争官实为争权，争权实为争利，正是权力背后的利益驱动，有人甘愿冒掉脑袋的危险去谋害他人。值得注意的是，腐败官员和黑社会势力的犯罪活动都以实现非法经济利益为目的，这两种利益的攫取构成了我国“地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属前者，走私、贩毒、贩黄、“洗钱”、开办地下企业、操纵民间帮会、放高利贷、制造假冒伪劣产品、制售假票证和货币等属后者。当两种利益结合在一起，将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动摇政府和法制的权威。而如果政府和法制权威动摇，社会信用失常，各个社会基本单元用正常手段保护不了自己的应得利益，就会向黑恶势力靠拢，致使黑恶势力坐大……
      据报道，公安部将出台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具体规定，凡因领导不力和工作失职，导致辖区内治安长期混乱、黑恶势力坐大成势等问题的，公安机关有关领导干部都要按照规定引咎辞职或者责令辞职。
      据《中国改革报》发表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沈立人的文章说，全民社保在全国已经推开，从城市到农村，从东部到中西部，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到养老保险，都以“全覆盖”为目标，虽然还是“低水平”，出于“未富先保”的现实国情。但是，何时可望达标？大多推之于中长期。其实，如吴敬琏所说，每年公费吃喝、公费用车和公费旅游、公费出国都以两三千亿元计，即使不能全免，节约一半，就够全民社保了。可见，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想做、有没有决心做。向节约型政府前进，合理调整财政预算结构，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连同其他措施，全民社保绝非奢望。《半月谈》有文章说，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算了这样一笔账：目前实现全民低保只需要为部分还没有建立这一制度的农村地区及城市中部分被漏掉的居民提供低保。上述两类低保人口的数量不会超过3000万。按人均每月50元计(因为这些人中的多数是农村人口，其低保标准低于城市)，需要“新增投入资金”不会超过180亿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05年财政收入31628亿元的0.6%还不到。近几年来，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每年都有10%以上的增长率，拿出其中很小一部分即可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李迎生教授认为，中国完全有可能搞一个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他说，我国的国家财政已具备向农业转移支付的实力。按照他的估算：财政每年拿出1600亿元左右，基本可以将医疗保障全覆盖；拿出1000亿元左右，基本可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养老问题。中央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近年来虽然不断增加，但没有列入法定预算，且支出比例与收入相比太低。社会保障没有成为政府最大的、经常性的财政支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不足15%，排在世界后头。医疗保障支出在世界卫生组织190多个成员中倒数第四。事实上，最近5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长40%左右，如果把经济建设投资减少10%并投入到全民社会保障上，社会保障能力提高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将十分显著。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讲的，一个县官任期已满，就要卸职离任了。众百姓凑钱送给他一块匾：上写四个大字：五大天地。县官见百姓送来歌功颂德的匾，高兴万分，只是不明白“五大天地”是什么意思，便问：“此四字是何含义？令人难解。”众百姓齐声答道：“大老爷一上任，就是金天银地；在后堂享受，是花天酒地；坐堂审案，是昏天黑地；百姓含冤，是恨天怨地；现在你该滚蛋了，我们是谢天谢地！”难怪，毛泽东曾用一首咏泥诗来给官僚主义者画像，他认为“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止，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九坐不动，十分无用。”

        中国的医疗改革——改革的本身是正确的，但在大张旗鼓的改革背后却涌现出一系列的腐败现象，医生、地方政府官员授受贿赂，恶意创造虚拟的医保从中吸食大量的国家财富。。。。、教育改革、就业改革。。。。。无论哪一种改革都透露出了种种现实中的社会现象，无论怎么改革都改革不了人的内心。一旦人的本质出现变质，那么所有的改革只会劳民伤财，徒劳无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