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msm8974ac:罗荣桓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罗荣桓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李维民
 
    在十位共和国元帅中，罗荣桓是唯一从秋收起义开始就跟随毛泽东战斗和工作的部下和战友。毛泽东在《吊罗荣桓》一诗中曾有“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的诗句，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和依重。罗荣桓一贯维护和贯彻毛泽东思想，并且最早发表专题报告，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但是，罗荣桓坚持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实是求是的精神，对于违背实事求是的错误，他从不盲从，而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抵制和斗争。特别是他在逝世前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期，对林彪鼓吹个人迷信，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的做法公开反对和抵制，更是难能可贵。一贯维护和贯彻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罗荣桓在近四十年革命实践中，为维护和贯彻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早在红军建军初期，罗荣桓就在支部建在连上、部队实行党代表制、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部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等问题上，坚定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罗荣桓发言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在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上，罗荣桓“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见前委给中央的报告）
在中央苏区，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发生分歧时，罗荣桓也是站在毛泽东一边。1932年毛泽东被调离红军，去做苏维埃工作，不久，罗荣桓也被免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坚定地执行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在一一五师，在山东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纠正和克服违背毛泽东战略思想的各种错误观点。1943年以后，罗荣桓肩负起山东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的重任，在局部反攻和大反攻中，领导山东军民获得辉煌的战果，多次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表扬。解放战争时期，在辽沈战役中，罗荣桓坚定地执行毛泽东关于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集中兵力攻取锦州的战略方针，耐心说服林彪，统一了思想，对于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不盲从脱离实际的错误
还在抗战时期的1944年7月1日，罗荣桓就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并在党刊上发表。这时，延安有的领导同志虽然提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但是专门就此做报告并公开发表，在我党领导的各大战略区领导人中，罗荣桓还是第一个。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思想。在民族化上有了他的发展。”他提问道：“这是否由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天才而得到成功呢？”随即答道：“我认为这并不能完全说明毛泽东同志思想的传大处，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因此，他是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教条主义所不了解的。”罗荣桓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去理解、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他不是迷信和崇拜毛泽东个人，对于毛泽东违背实事求是的错误，他并不盲从。例如，1930年的反AB团斗争，是毛泽东担任总前委书记期间搞起来的。罗荣桓发现打AB团中的乱打乱杀现象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毫不犹豫地进行制止。那时他刚刚被任命为红四军政委，下部队检查工作时，他听说军部抓了好几个干部，匆匆赶回军部，看到十几岁的勤务员王东保因为曾给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买过花生米和酒被抓了起来，正躲在墙角里哭哭啼啼。罗荣桓责问保卫干部说：“这么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是AB团？”立即下令把王东保放了，后来又把王东保要去当了勤务员。罗荣桓还先后释放了军部副官游邦栋，保护了特务营政委陈志坚。红20军打的AB团最多，萧华是20军的发源地江西兴国人，有人也怀疑他是AB团，罗荣桓不同意这种捕风捉影的推测，保护了萧华。红12师打了100多个AB团，准备杀几十个人，师长萧克感到杀这么多人有问题，就骑马赶到军部向罗荣桓请示，罗荣桓明确指示不能杀这么多人，萧克马上赶回去，救下了还未被杀掉的30多人。罗荣桓因此被指责为“右倾”，但是“罗政委刀下留人”的佳话，在许多红军部队中传开，甚至传颂到几十年之后。在山东根据地抵制抢救运动，保护了大批干部
1943年，延安在整风运动中搞了“抢救运动”，打击了一大批干部，尽管康生从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但整风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毛泽东，因此其影响扩展到各个根据地。康生在延安作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别有用心地夸大敌情，说党内军内“特务如麻”。《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传到山东后，罗荣桓看了一遍便吩咐：“不要下发”。中共中央第二个“四三决定”，对敌情也作了过分的估计，认为“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甚是惊人。”这个决定传达到山东后，罗荣桓仍然实事求是地估计山东干部队伍的政治状况，他认为坏分子只是“个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是“特务如麻”、“数量惊人”。中央派了一位高级干部到山东推行延安的做法，罗荣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主张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山东分局办公厅是试点单位之一。在民主检查座谈会上，有个干部情绪偏激，夸大领导同志的缺点，说了一些过激的话。罗荣桓说，我们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正像太阳也还有黑子一样，不能把这些黑点看成乌云。这个干部不听劝告，当场打断罗荣桓的话说：“那黑点、那乌云，就罩在我头上。”与会的许多同志都很气愤，主张处分这个干部。罗荣桓心平气和地说服大家不要这样做。《大众日报》社也是试点单位，印刷厂职工要求每人发一件棉袍，有的甚至说气话：“若不发棉袍，小心你们的机器！”试点单位卫生部开了七天民主会，给领导提了不少意见。政委谷广善到分局汇报，建议结束民主检查，那位派来的领导干部说：“运动不能收，要继续发扬民主，打也可以，骂也可以，整了风还要审干，还要抓特务。”罗荣桓制止说：“不能打，也不能骂，还是要按毛主席讲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办。”“由于罗荣桓的抵制，山东没有搞抢救运动。在审干中也没有出现扩大化错误，保护了大批干部。1944年10月13日，山东分局在整风审干基本总结中说，全区“总计约有五千人进行反省坦白”，“坦白审查出的特务没有杀一个，临时捕押的和限制自由的不到十个”。在反“右派”和大跃进中保持清醒的头脑
1957年进行反右派斗争时，罗荣桓已因身体原因不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但还兼任政治学院院长。他要求政治学院的领导，划右派一定要十分慎重，要实事求是。他说：如果因为对某个问题有意见或说了点错话就成了右派，以后谁还敢讲真话？由于罗荣桓的干预，政治学院比其他单位少划了许多右派。当时总政划了近百个右派，文化部长陈沂将军也打成了右派分子。罗荣桓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也无能为力。在人们对陈沂唯恐避之不及的情况下，罗荣桓亲自接见了陈沂夫妇，罗荣桓亲切的关怀和鞭策，使陈沂深受感动。
对于1958年的大跃进，罗荣桓也保持清醒的头脑。1958年9、10月问，河北徐水县快步进入“共产主义”吵得轰轰烈烈，成千上万的人去参观。罗荣桓也与贺龙、聂荣臻结伴去了一趟。第二年6月，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回顾说：“去年9月以后，公社化的浪潮来了，全面跃进的形势看起来比较热闹，有些人的头脑发热了，下面也热得非常厉害，那徐水简直是‘共产主义’了。我到徐水看了，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是在那里的墙上写了一些诗，画了一些画，猪圈里养了几头大猪，别的也没有什么……。”罗荣桓去天津胜芳参观所谓亩产20万斤的高产田时，看到田里架上鼓风机给密植的水稻吹风。罗荣桓问：“是不是所有的田地都能用上鼓风机？”公社书记摇摇头说不是。罗荣桓直率地说：“你们这快试验田即然不能推广，能说成功吗？”旁边一位同志笑着说：“可要鼓气，不要泄气呀！”罗荣桓说：“这个气还是少鼓一点好。我们总还懂得点科学嘛！种田不讲科学不行。”后来，他在政治学院的会议上讲话时，虽然不能否定三面红旗，但对大跃进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讲得很全面、很透彻。罗荣桓因病没有参加1959年的庐山会议。事后，毛泽东曾通过彭真，就彭德怀被撤职后由谁主持军队工作征求罗荣桓的意见。罗荣桓很坦率地表示：不要总是用一方面军的人。他推荐的不是林彪而是贺龙。反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反对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
在“文革”之前的六十年代初期，围绕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罗荣桓与林彪发生的分歧，突出地体现了罗荣桓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一年后，又发动了对谭政的批判，认为谭政主张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是“糊涂观念”。在谭政被降为总政副主任后，1961年毛泽东要罗荣桓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林彪提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很下功夫”这一套方针时，梁必业刚调任总政副主任，罗荣桓同他谈话时指出：“带着问题学，就是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还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梁必业在总政办公会议上传达了罗荣桓的意见。
对林彪的“顶峰”论，罗荣桓明确表示不赞成。他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1961年1月27日，罗荣桓在总政召开的青年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说：“学毛著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好好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词句，还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引证毛著要认真负责，不能不理解就去引，只当作招牌。”“要防止借宣传毛主席来突出自己。”
1961年2月2日，罗荣桓在几位副主任的陪同下接见《解放军报》副主编以上干部时，反复强调：“要领会毛主席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满足于引证某些词句。”他说：“对马思列斯不要教条主义，对毛主席思想也不能教条主义，不能只引证某些词句。”罗荣桓对于林彪提出“要背一点东西”，把毛选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也不赞同。1961年3月，他视察长沙第一政治干部学校，与学校领导同志交谈时说：“你们要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座谈会结束后，第二天清晨散步时，他问随行人员：“读毛主席的书，只记住那么几句话，能解决问题吗？”他吩咐道：“告诉昨天我们去的那个学校，组织学员学习毛主席著作时，不能只对书中的个别词句，一两句话感兴趣，要注意学习毛主席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领会精神实质……马列主义从来就是反对教条，反对迷信的。”罗荣桓回到北京后，破例地同意《解放军报》于3月28日发表了一篇关于他和贺龙视察部队的报道。其中提到罗荣桓要求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区别对待，区别水平，不要作一般化的要求，用一把尺子去要求”等内容，这与林彪的方针明显不一致。这时，罗荣桓的儿子罗东进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4月8日，罗东进就如何学好毛主席著作写信请教父亲。罗荣桓从儿子的信中看出，林彪的那套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的主张，已在部队发生消极影响。4月14日，他用久已不用的毛笔写了一封回信，对罗东进提出的问题郑重地给以回答：“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毛主席的著作，亦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或条文，最要紧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决不能只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在军委常委会上与林彪的原则性斗争
罗荣桓认为，林彪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罗荣桓从不含糊牵就，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但是，当时林彪在党内军内如日中天，一再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表扬，罗荣桓并没有因此而退却。1961年4月30日上午，在林彪主持的军委常委第26次会议上，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时，罗荣桓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林彪没有料到罗荣桓会公开反对他的观点，可又不便发作，便问道：“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啊？”罗荣桓坦率地说：“应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罗荣桓讲完后，林彪不吭声，其他与会者也没有讲话，停了几分钟，林彪只好说：“不好，就去掉嘛！”罗荣桓接着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泽东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江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罗荣桓还没讲完，林彪就打断他的话，突然宣布散会，接着便站起身，拂袖而去。
罗荣桓对林彪如此粗暴无理非常生气，但他没有因此放弃斗争。20多年前，我访问曾任解放军报总编的李逸民时，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从1961年5月开始，《解放军报》根据林彪的指示，每天在突出位置，以后固定在第一版右上角“报眼”位置上刊登毛主席语录，后来全国各报纷纷仿效。按照林彪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等要求，编辑们绞尽脑汁、反复查找，有时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语录。李逸民向罗荣桓反映这一情况，罗荣桓说：找不到合适的就不登嘛，也不一定天天都登。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什么事情都讲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
罗荣桓认为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个原则问题上，既然林彪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应当向中央反映，便与总书记邓小平打了电话。邓小平认为罗荣反映的问题很重要，拿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1975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36页）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在批评两个“凡是”时又讲到：“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39页）
林彪一伙对罗荣桓的正确意见不但不予理采，而且乘机进行报复。罗荣桓因已去世，没有遭遇“文革”的劫难，但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却未能幸免。“文革”开始不久，吴法宪就在总参贴出从二楼拖到一楼的大字报，攻击林月琴是“跳梁小丑”，接着，林彪办公室所在的毛家湾的党支部，在吴法宪大字报旁贴出了“支持吴副总长革命行动”的标语。林彪鼓吹个人崇拜，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在“文革”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从而也展现了罗荣桓反对林彪鼓吹个人崇拜，反对把毛泽东思想教条化、庸俗化的难能可贵。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做出贡献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罗荣桓也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做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在军事上，抗日战争时期，罗荣桓关于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争的论述，丰富了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他根据山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提出敌人打到我这边来，我们便打到敌人那边去的“翻边战术”，变“敌进我退”为“敌进我进”，是对十六字诀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罗荣桓的主要贡献是在我军政治工作方面。他从秋收起义时起就从事我军政治工作，对于我军政治工作的原则和具体内容有很全面的论述。他强调“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同时强调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早在1941年4月他就讲过：“党对各部门工作的领导，是以党的组织、政治工作去保证的，但另外一方面，不可缺的一方面，要以行政工作的决定与实施，去完全适合党的总方针，并以行政系统的指导工作，把党和政治工作与全部行政组织工作结合起来。”“党和政治工作落于空洞，不实际，甚至与行政工作失去协调，这就必然妨碍党总的方针在某些部门中具体的实现。”（见《罗荣桓军事文选》120页）。罗荣桓认为，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表现在它用不同于军事工作的方法，来达到共同的目标，而不是要和军事工作争权。他说：“军事指挥员的职责，政治工作人员不能随便去代替。”这与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的“四个第一”是完全不同的。罗荣桓的观点才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
罗荣桓对于“五湖四海”干部政策的论述，尤为深刻和精辟。他一贯坚持任人唯贤，主张搞五湖四海，对干部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对拉山头、搞宗派深恶痛绝。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上就讲过：“如果因个人的熟悉不熟悉来决定使用与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他还说：“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来说，那能够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那只有剩下亲近的人，也可能是些庸俗的吹牛拍马的钻营私人的脚色。”（见《罗荣桓军事文选》271页）。新中国成立后，罗荣桓在组建总政治部、配备全军干部、主持首次军衔评定中，严格尊循任人唯贤、五湖四海、一视同仁的原则，受到广泛的赞誉。罗荣桓关于党的干部政策的论述，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罗荣桓在党的建设、政权工作、统一战线等方面还有许多重要论述，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