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荻花圣殿 跳夫人: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

黄克诚

同志们：

本来我是不准备讲话的。中央让我担任中央纪委的常务书记，我身体不好，没有下去检查工作，只能联系很少的干部与群众。因此，我讲的意见就不一定准确。但我是心里有话就要讲的。所以今天还是向同志们讲讲。我这个讲话，请同志们不要记录，也不要传达，等整理好送中央审阅，如认为可以向各级纪律检查部门传达，再发给你们。我的讲话，有些同志听了可能不痛快，请你们原谅。

关于对毛主席评价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看起来与我们这次召集座谈会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但我认为，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曾经表示过原则的意见。小平同志讲，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小平同志还说过“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在谈到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时，小平同志说：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在评论和处理党内的某些历史问题时，小平同志曾讲过“宜粗不宜细”。就是说，对那些不很重要的问题，不要过分纠缠。小平同志的这些原则意见是代表中央讲的，我完全赞成。所有的共产党员应该本着这些精神去考虑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

　　前一段时间，听到一些对毛主席和对毛泽东思想评价的议论，感到有些议论违背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所讲的原则。有个别人甚至放肆地诋毁毛泽东思想，谩骂、丑化毛泽东同志。这种倾向使我很忧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我想讲的话很多，也有责任讲讲我的看法。为了有助于理解小平同志讲述的那些原则，我想先讲点历史。

　　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湖南农民起来革命。当时几乎整个党中央的领导人和整个社会舆论都反对湖南农民运动，象去湖南解决农民问题的谭平山那些老先生就讲农民运动过火了。陈独秀也这样讲。只有毛主席经过实地调查写了一个《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这个问题提到原则的高度，驳斥了各种非议．热情地赞扬了湖南农民运动。这就使革命的共产党员在思想上武装起来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作用是了不起的。

　　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提出搞武装暴动，毛主席被派到湖南，在浏阳、平江一带，发动秋收暴动。（谭）启龙同志，你还记得吧？暴动时来了原武汉国民政府的一个警卫团，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同志卢德铭当团长。他带着队伍由武昌出发，本来是要参加南昌暴动的。由于途中听到南昌暴动已经发生了，部队已经撤离了南昌，他就在黄石港上了岸，然后辗转经阳新、靖安、奉新来到修水一带，与毛主席取得了联系。罗荣桓同志等在崇阳、通城等地领导农民暴动，也组织了小小的武装。此外、还有平江、浏阳约农民义勇军，萍乡、安源的工人自卫队，和醴陵的起义农民等。毛主席将这些队伍收集起来，组织了平江、浏阳、醴陵的秋收起义。在进攻长沙的计划失败后，毛主席看到平浏地区离长沙大近，队伍在这里站不住脚、便决定放弃占领中心城市的方针，向井冈山进军。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

　　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又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到了井冈山以后，毛主席就提出了纲领，着手建立罗霄山脉中段革命政权，将红旗在井冈山打起来。秋收暴动不单是平江、浏阳、醴陵三县，还有湖北黄麻、江西、湘鄂西等很多地方都有暴动，但这些暴动由于经验不足，被敌人镇压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武器埋了。公开打着红旗干的就剩下毛主席领导的这一部分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一小部分式装。

　　井冈山的红旗不倒，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希望，对我们中国革命关系非常大。大家看到还有一支武装力量，能够站住脚，这就便许多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极端险恶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大鼓舞，增强了革命的信心。那些把武器埋起来的地方又把武器取出来再干。那时，南昌暴动有三万多人，在三河坝打了一个败仗，队伍几乎打光了。朱老总和陈毅同志收集了残兵八九百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便利用与滇系军阀范石生的关系，将队伍改编为范的十六军的一个团。朱老总后来又搞了湘南暴动，扩大了武装，兵力要比毛主席领导的武装兵力多，但是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这面红旗在井冈山，朱老总那支队伍就没有归宿，就难以生存并发展起来。如果没有毛主席这套方针、政策，要坚持下来也是很困难的。

彭德怀同志很英勇地领导了平江暴动。暴动以后奉命留下黄公略和几个同志带着少数武装坚持平浏斗争，他带着主要的部队也上了井冈山。他把毛主席建立革命政权、搞根据地、建党等等一套东西学到后，又回到平浏一带，扩大发展了湘鄂赣根据地。张太雷、叶剑英等同志领导的广州暴动的部队，主要是武汉军校分校的学生改编的教导队。汪精卫政变后，这支队伍由张发奎带到广州，改为教导团，叶剑英同志为团长。广州暴动失败后，由袁国平、叶镜、陆更夫等同志把剩下的部队带到海陆丰去了。这是一支很硬的部队，保存了党的组织，有很多共产党员，大部分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学生，军事技术、政治素质都很好。比毛主席和朱老总的那两支武装基础都好。

　　领导海陆丰斗争的彭湃同志，是一个极优秀的同志。海陆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根据地．群众基础非常之好。但是，没有一条正确的军事、政治路线，加上受到党内一些悲观情绪的影响，把外地人员从苏维埃根据地遣散回家，结果这样硬的部队，这样好的政权都垮了。鄂豫皖的红军后来有很大的发展，但他们也是在井冈山红旗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红军、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能不能发展，只有毛主席在理论上、实践上正确解决了这个关键问题。毛主席领导的武装比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的力量都小，虽然经历了曲折，受了损失，但却首先在井冈山独立生存下来。

　　毛主席当时在政治上、军事上创造了一套路线、方针和政策，现在看来似乎很简单，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经验，能搞出一套简单的东西就很了不起呀！那时的党中央就没能提出来。毛主席当时比我们不知要高明多少倍。我这里再举个小例子。我到井冈山后，毛主席提出军队不能发饷了，要搞供给制。我当时想：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对于有觉悟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样做不成问题；但很多战士不发饷怎么行呢？当兵的发饷、当官的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

　　北伐时的国民革命军也是这样，当个少校每月就有一百几十块大洋。现在一下子变过来，队伍能带下去吗？我有些怀疑。可是后来，事实上这个办法行通了，只要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就行得通。井冈山开创时期，队伍比较小，打土豪打得比较多，每个人一个月还可以发三块钱。一两个月土豪打得差不多了，钱来得少了，就每个人每月发一块钱，以后发五毛，后来连五毛也发不起了，每个人一天就发五分钱的伙食钱，包括油、盐、酱、醋在内。结果部队不仅没有散掉，反而越打越强，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别人是提不出来的。

　　总之，大革命失败以后，毛主席在创建红军时期，为我们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很明显，没有他，没有井冈山这面红旗，很难设想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子。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历史功绩谁能比得了呢？哪个有这样大的功劳呢？现在有人讲这段历史，想用其他人来代替毛主席，好像别人比毛主席更高明、功劳更大，我说这完全是对历史开玩笑！

　　大概在一九二九年间，在上海的中央，曾经指示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到上海去，要部队以班、以排为单位全部分散，减少目标。这时正处在革命低潮。毛主席就提出：我们离开不得。离开了部队就会散掉；如果非要我们离开不可，那就请派刘伯承、恽代英同志来代理我们的工作。后来，很快军阀战争就爆发了。毛主席那首词：“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就是这时写的。在这关键时刻，如果毛、朱照中央的指示离开了部队，那么部队会落到什么结局就很难说了。

一九二九年在闽西的斗争，我没有参加，但罗荣桓同志、陈毅同志曾经同我详细谈过。那时红军到了闽西，在路线上争论很激烈。大概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拥护朱德同志的；一种是拥护毛泽东同志的；一种是中间的，这主要是陈毅同志。争论的结果，多数人不赞成毛主席的路线。毛主席的前委书记当不成了，只好下台休息养病。结果部队到了广东梅县，打了一个大败仗。只好派人请毛主席出来。毛主席说，我是搞政治的。他要求开党的代表大会，他来作报告。后来按照他的意见召开了红四军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了古田会议的决议，也就是《毛选》中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那篇文章。这个决议解决了党内思想上、路线上的许多关键问题，对我军后来的建设起了很伟大的作用。在闽西时期、毛主席的这些见解都是起关键作用的见解，都是在我们党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作出的决策。有的人现在把古田会议说成是别人领导的，不是毛主席领导的。我听了以后真是啼笑皆非。我们党内现在有些人不顾历史事实，一说毛主席有错误，就好像什么正确的事情都不是他干的，错误的事情就都归他。这怎么行呢？

　　再讲讲一九三O年的事情。三O年立三路线来了，集中了红军的主力想夺取武汉。那时，红军形势很好，在江西占领了十几个县，赣西整个地区都被红军控制了。当时，大家主张先打开南昌，再打武汉。在这一要作重大决策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却敏锐地看出了形势变化的苗头，他看出军阀战争很快就要停了，蒋介石会集中兵力来对付红军，这个问题当时只有他看出来了。他就派周以栗同志到红三军团去说服彭德怀同志，不要冒进打南昌，部队要迅速东过赣江回到老根据地，当敌人进攻时再消灭它。经过一个多月，才把彭德怀同志他们说服，将部队撤回老根据地。那时，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差，毛主席就是通过看报纸，分析出国民党要向我们大举进攻。这又是一个关键性的决策。红军能够粉碎敌人的一、二、三次“围剿”，就是这个决策的结果。如果当时不回到苏区，而在敌占区同敌人作战，那么情况怎么样，就很难说了，很可能打得一塌糊涂。

　　一九三一年，根据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方针，将第一次“围剿”粉碎以后，党中央派项英、王稼祥等几位同志到了苏区，组成了中央局，下面建立了军事委员会。项英同志当了中央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毛主席当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不再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兼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朱老总也当军委副主席。这是在上海的中央决定的。紧接着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就来了，蒋介石采取“步步为营”的方法，筑堡前进。项英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他主张跑，要离开苏区，把红军带走。开始，就毛主席一个人反对项英的逃跑主义，反对离开苏区，主张就地打仗。争论了大约有一个多月、后来得到较多的人支持，认为这样可以打垮敌人“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但也没有做出什么结论。

　　可是敌人已经进到了江西的富田和东固一带，东固的山上堡垒都修起来了，情况非常紧急，毛主席便果断地下令出击。毛主席写了一首《渔家傲》的词里面讲“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写当时的情况。一下子把敌人的几个师消灭掉了。敌人公秉蕃的二十八师是我们三军团打的，把公秉蕃给活捉了。毛主席当时以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下命令指挥了部队。别人没有办法嘛！如果实行项英的办法，那就糟糕了，红军就要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就会丢掉。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的决策比任何人都要高明，这是明摆着的铁的历史事实。这段历史毛主席不好讲，别的人也没有讲。所以，很多同志都不知道。第三次反“围剿”时没有争论了，完全听毛主席的。因为经过前两次反“围剿”，毛主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一九三一年，粉碎第三次“围剿”时，“九一八”事变发生了。中央的大多数同志从上海到了中央苏区，周恩来同志担任了中央局书记。这时形势非常好。一方面，三次围剿被粉碎后，毛主席把红军的主要力量用来进行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两三个月时间里打了几十个土围子，把根据地中的白色据点全部清除，中央苏区形势非常好。另一方面，因为上海战争爆发，蒋介石既要对付日本人，又要对付内部的不同力量，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也给我们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的口号。那时我们没有经验，没有注意这件事。当时，党内又发生了一些争论、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是：红军除留一部分在苏区外，主力应同赣东北打通联系，发展闽、浙、赣地区，口号是支持十九路军抗战。而中央局的同志提出了另外的一套方针，要“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要“夺取中心城市”。

　　这两种意见争论不休，直到毛主席又被赶下台。后来毛主席写了一篇《论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里面讲的许多问题就是这个时期的争论。恩来同志当中央局书记，兼总政治委员，指挥作战，曾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共产国际又派李德来帮助中央指挥军队。三三年博古也来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排斥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军事指挥权。把毛主席搞下台的结果是把整个中央苏区都丢掉了。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出发时有八万人，过草地时就剩了两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了六千人。留在中央苏区的几万武装，最后只剩下陈毅、项英等同志带的很少一些人了。同志们可以看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创建了那样大的苏区，毛主席一离开领导，革命就受到这样大的损失。毛主席在三二年下台以后，几年当中只能搞点调查研究，填填词，写写字，看点书，名义上当个苏维埃主席，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毫无发言权”。《大柏地》、《会昌》这些词都是这时候填的。

　　长征开始了，在广西战斗遭受损失后，大概是在贵州的黎平县，毛主席才开始向中央一些同志提出要考虑我们的领导问题。后来在道义会议上，他的决策又是非常英明的。道义会议的情况是毛主席到三军团亲自传达的，我听到传达后很不满足。因为道义会议上毛主席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中央领导改组时，毛主席只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是洛甫同志，我觉得这样做还不够。经过了半年多实践。我才放弃原来的看法。才懂得不谈政治路线，只谈军事上的指挥错误，伤害的同志就不多，有利于团结。当时就是博古、李德这两个同志下了台，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仍保留在领导岗位上，博古同志也保留在政治局内。特别到了同张国素作斗争的时候，我才更加认识到毛主席这个决策的无比正确。假如，在道义会议上提出政治路线问题，那伤害的同志就多了。因为，当时政治局的委员原来都是拥护错误路线的，那就会搞得好多同志情绪不高，会对革命事业不利。而军事斗争是当时决定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红军的处境又非常危险。毛主席这样决策，既可以集中精力考虑军事上的问题，又维护了党的团结。这样后来同张国焘的军阀主义、逃跑主义、分裂主义斗争时、政治局基本上做到了完全团结一致。

同张国焘的斗争又是一个关系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一、四方面军懋功汇合进，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张国焘自以为人多枪多，想强迫中央按他的路线干，甚至要谋害毛主席和张闻天、周恩来等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反对张国杰的逃跑主义，果断地带着一、三军团等部队北上，到达陕北；而是按张国焘那条路线走，那么红军就可能全军覆没。在张国焘的那条路线下，四方面军八万人加上一方面军的一部分，在西康地区苦战一年多，人员减少到三万。在朱德、任强时、贺龙、徐向前以及四方面军许多同志的共同斗争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北上途中，张国焘又主张西征，结果又损失了两万人，最后，四方面军仅剩万把人到了陕北。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又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英明决策。

　　抗战时期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和我们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让我们“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但是毛主席一句不讲共产国际的问题，既保持了同共产国际的团结，又坚持了我们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时期中，毛主席对如何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如何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等问题，都有一系列决策。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我们党和军队大大发展起来。项英等同志不肯执行毛主席让他们过长江挺进敌后的指示，招致了皖南事变的惨痛失败。陈毅同志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将部队带到长江以北，队伍就迅速发展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