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跟鞋先生真实人物:乾坤段子:99个毛主席的故事 二\下

（八二）毛主席决定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
诗曰：    东风浩荡扫阴霾，中国重登大舞台。
开创外交新格局，五洲四海友朋来。
（作者曾于1956-1980年在外交部工作，其中多半时间在主管联合国问题的国际司（全称为“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司”）工作。）
1971年10月26日是一个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激动难忘的——248——
日子。39年前的1971年10月26日中午11时25分（美国纽约时间为10月25日深夜11时25分），由于众多亚非拉国家的大力支持，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票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简称“两阿提案”）。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就宣布，中央人
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此后，我国政府开始为恢复中国在
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以外长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要求立即取消“‘中
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1950年1月8日，周总理以外长名义再次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先生和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先生，郑重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已经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党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
1949年11月，苏联等东欧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不承认台湾蒋介石集团代表的合法性，建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崛起的亚非拉国家要求下，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并恢复新中国合法权利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成为每届联大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这场艰苦不懈的斗争终于在22年后见了分晓。
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更加积极地冀望改善对华关系。——249——
1971年4月，毛主席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领导开展了中美“乒乓外交”。周总理说，“小球转动了大球”。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这年10月26日（北京日期），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终于成功地得到恢复。这是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重大胜利。这是超级大国敌视、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政策的破产，美、日和台湾当局妄想阻挡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阴谋的彻底失败。
1971年7月9日至1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会谈时，他告诉周总理，尼克松总统已经决定，美
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席位，
但不同意从联合国驱逐台湾的行动。周总理立即正告基辛格：你们要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一定公开批
驳。会谈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此事时，毛主席明确而坚决地说：“我们绝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不进联合国，中国照样生存，照样发展。我们下定决心，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早在1956年9月30日，毛主席在北京同印度尼西亚阿哈默德•苏加诺总统讨论有关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曾经想过，不参加（联合国）也不坏。”“我们觉得慢一点好。”
当苏加诺总统想详细了解毛主席的想法时，毛主席回答说：“我们公开说要参加，朋友们也在这方面帮我们的忙，这是我们的权利。六亿人民的代表不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现在不是我们在联合国代表台湾，而是台湾代表我们，这是不妥当的。”毛主席还说：“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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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些”。
1961年6月13日，毛主席再次会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时又说，“我曾经说过，因为联合国里有蒋介石的代表，所以我们不进联合国，这是同台湾问题有关系的。只要蒋介石的代表还在联合国，我们就不进联合国。我们已经等了十一年了，再等十一年或者更久也没有关系。我们不忙于进联合国。”
自1971年10月18日（星期一）至25日（星期一）（纽约日期），联大就恢复中国席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那年联合国共
有131个会员国，马尔代夫没有派员参加大会，实到国为130个，
其中的74个国家代表参加了辩论。
其中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
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驱逐出去的提案（“两阿提案”）。23国明确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是既维护《联合国宣言》也有利于联合国的事业。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且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同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的代表驱逐出去。
大会表决“两阿提案”。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绝对优势通过了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议案。大会主席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铿锵有力地在主席台案桌上重敲了一下，一槌定音，宣布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通过。
联合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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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国在联合国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联合国組織及其所属一切機構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此时是1971年10月25日深夜11时25分（纽约时间）。大会主席随即宣布散会。会议大厅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掌声持续两分钟之久。坦桑尼亚代表首先离开座位，在主席台前跳起舞来，提案国的代表纷纷起立相互拥抱，拍打桌子，热烈鼓掌，全场一片欢腾，“中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厅。
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吳丹（缅甸籍）向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飞發來电报，称：“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
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决议：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權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联合国邀请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后半部分会议。
10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吳丹（缅甸籍）向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飞發來电报，称：“在10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權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驅逐出去”。联合国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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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中国政府立即派出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后半部分会议。此时此刻，国民党代表离开了非法占据22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联合国的中国席位虚席以待，已空着没有人了。摆在我国外交部面前的问题是，派不派代表团出席本届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提案被否决的消息于26日午前传到了外交部。外交部上下都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外交部党组姬鵬飛、乔冠华、李耀文、韩念龙、马文波等领导着手研究对策。
当天下午一上班，欧美司司长章文晋就召集国际组的五位同
志开会，要我们研究提出“不马上去联合国开会” 的“理由”。当时
章文晋司长仍想着毛主席7月份讲过的话，“不管是喜鹊叫还是乌鸦叫，今年不进联合国。”
10月26日晚7时半，周总理召集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总理助理熊向晖等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研究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来电，讨论中国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26届联合国大会问题。
总理问：现在联合国会不会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局面？“中华民国”能不能再进联合国？“台湾地位未定论”在联合国有没有市场？外交部领导同志回答总理不会发生那些情况。
    总理听后表示满意，同时指出，美、日反动派不会甘心失败，我们还要保持警惕。总理又提出，主席本来指示，今年不进联合国。现在怎么办?先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请示主席。
外交部领导同志都认为，联大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主席经常教导，不打无准备之仗。联合国大会开了一半，去不去无所谓。主要是安理会，一年到头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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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了新问题，随时召集开会，没有周末和星期天。现在要尽快选定常驻安理会的代表、副代表和工作人员，进行准备，过了年再去联合国。
总理说：马上参加的确有困难；过两个月再参加，那也说不过去。能不能想出别的办法?
讨论过程中，外交部礼宾副司长王海容接到中南海游泳池打来的电话通知，她随即向总理报告说：“毛主席起床后，看了外交部送去的材料，刚看完，主席说，请总理、叶帅、姬部长、乔部长、熊向晖、章文晋，还有我和唐闻生，现在就去他那里”。
于是周总理带领与会同志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游泳池住处。
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说：“我们刚才开过会，都认为这次联大解决得干脆、彻底，没有留下后遗症。联大
已经通过决议，我们必须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毫无准备，特别是安理会比较麻烦，现在就参加，不符合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教导。所以，外交部党组一致的意见是，目前决定暂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我临时想了个主意，让熊向晖带几个人先去联合国，作为先遣人员，就地了解情况，进行准备”。没等周总理说完，毛主席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意见。
毛主席笑着说：“那是老皇历喽，不做数喽”；“联合国秘书长不是来了电报吗？不是几个人去探路，而是派一批人去开会。我们就派代表团去。”他还风趣地说：“这次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去的”。
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一个是联合国，我都没有想到”。在大家欢声笑语中，毛主席拿起外交部送呈的关于联合国大会表决情况的简报，边看边说：“131个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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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赞成票76，弃权票17，反对票只有35。表决结果一宣布，唱歌呀，欢呼呀，还有人拍桌子。拍桌子是什么意思?”周总理解释说，在会场上拍桌子，表示极为高兴。毛主席接着说：“那么多国家欢迎我们，再不派代表团，那就没道理了。不高兴的人也有，蒋委员长就是头一个。美国国务院说要发表声明，不过是一篇吊丧文。”“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不但要去，而且要快去。”毛主席手指乔冠华说，让乔老爷当团长，熊向晖当代表，开完会就回来，还要接待尼克松嘛。周总理说，让黄华任副团长，留在联合
国当常驻安理会的代表。毛主席说，“好，那就这么办”。
毛主席讲了很长时间的话。他说：“现在毫无准备怎么办?我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我也讲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请
总理挂帅，抓紧‘战备’。最重要的是准备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1950年，我们还是‘花果山时代’，你(指乔冠华)跟伍修权去了趟联合国（注三）。伍修权在安理会讲话，题目叫做《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控诉就是告状，告‘玉皇大帝’的状。那个时候‘玉皇大帝’神气十足，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现在不同了，‘玉皇大帝’也要光临‘花果山’了。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就要讲出这个气慨”。毛主席讲这篇发言应包括，第一要算账，这么多年不让我们进联合国，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一股子气。主要是美国，其次是日本，要点他们的名，不点不行。对（支持我国的）提案国要一一列举。第二要讲讲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要讲点世界历史，要讲讲中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推翻三座大山，取得国家独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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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不是吹牛，是事实。目的是给世界人民鼓劲。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第三，要讲讲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态度，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要宣传五项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反对大国欺负小国，强国欺辱弱国，不许任何国家操纵联合国。总而言之，要旗帜鲜明，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
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泽东还接着说：我们在联合国的方针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23个提案国是我们的患难之交，要同他们讲团结，其他投赞成票的53个国家也要团结。对投弃权票的17个国家要正确对待。在美国那样大的压力下，他们不支持美国，用弃权的办法对我们表示同情，应感谢他们。投反对票的35个国家不是铁板一块，也要做工作。团结是有原则的团结。原则就是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基本立场。我们当前的口号是：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用这个口号团结大多数。
毛主席这一席谈话，为代表团团长的发言稿敲定了基调，为代表团在联合国的活动指明了方向。随后外交部成立《联合国工作筹备小组》，周总理挂帅，成员有乔冠华、熊向晖、唐明照、章文晋、凌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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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称，联合国通过23国提案是“美帝国主义二十多年顽固坚持剥夺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政策和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破产，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这是全世界人民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胜利”。“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许多友好国家，特别是在西哈努克亲王领导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长期以来为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起了重大作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并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派出自己的代表参加联合国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同一切
爱好和平和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
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同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鵬飛回复联合国秘书长吳丹26日的
来电，通知他中國政府在近期內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26屆大会。
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联合国总部的广场上。
11月2日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鵬飛又将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名单和出席安理会代表、副代表名单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吳丹。
由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提名，中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代表团团长为乔冠华（外交部副部长），副团长为黄华（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代表为符浩（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代表团秘书長）、熊向晖（周总理助理、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陈楚（外交部下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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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代表为唐明照（中共中央联络部副秘书长）、安致远（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王海容（女）（外交部礼宾副司长）、邢松鷁（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张永宽（外交部干部司副司长）。黄华为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陈楚为副代表。
中国代表团由团长、副团长、代表、副代表、顾问、秘书、隨員、译员、机要员、信使、记者、医生、护士、司机、炊事员、勤务员等43人组成，其中有七位女同志，一位还是副代表。全部人员持外交护照。代表团定于11月9日启程去纽约联合国。只有一周多一点的时间作准备，大家极度紧张和繁忙。
11月3日晚，外交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感谢为恢
复中国席位做出贡献的“两阿提案”的23个提案国。投票赞成23国提案的国家使节也应邀出席。
11月8日晚八時，代表团动身前夕，毛主席再次召见周总理、
姬鹏飞、符浩、熊向晖、陈楚、唐明照、安致远、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以及回国述职的驻法大使黄镇和驻苏大使刘新权等。在谈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时，毛主席说：这是针对教条主义讲的，至今我认为这句话还是对的，对这句话的理解不要偏。客观事物不断发生变化，人的认识总是赶不上这种变化，认识总是落后于实际，要求把一切都调查清楚了再说话，再办事，那就永远不能办事，永远不能说话。了解了主要情况、本质情况，就可以作出判断，就应该下决心。今年在联合国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个胜利主要是我们的外国朋友帮我们打的，我们没有理由翘尾巴。现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所以我讲“为将当有怯弱时”，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向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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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毛主席又说，在联合国要搞统一战线。这是国际统一战线，和国内统一战线有同、有不同。根本区别是，国内统一战线是不同阶级的统一战线，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领导权；国际统一战线是不同国家的统一战线，没有谁领导谁的问题。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谁也不应该领导谁，谁也不应该听谁的领导。搞国际统一战线就要平等协商，绝对不能以大国自居，颐指气使，绝对不能干涉人家的内政，绝对不能有领导人家的想法。
毛泽东还对周总理说，明天代表团出发，在北京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再加上几千名群
众，到机场欢送，要大张旗鼓地热烈欢送。也通知外国使馆，去不去由他们自己决定。毛主席谈兴很浓，一直谈到下半夜。
从毛主席的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他老人家对中国恢复在
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是十分高兴的，也是十分重视的。
随后，周总理又召集这些人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谈话到凌晨。总理说，由于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大力支持，这次终于挫败了美国仍想阻挡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阴谋，使决议得以通过。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去是对他们表示感谢，也是对他们表示支持。去了以后，你们要同广大亚、非、拉国家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
这是自1950年中国政府特派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之后，新中国代表团第二次踏上美国领土。党和国家对这次出席联合国大会非常重视和关心。1971年11月9日上午，北京机场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口号声声。周恩來、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郭沫若等在京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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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領導人、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政协全国委员会负责人、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北京市革委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负责人、首都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和首都群眾以及代表团成员的家属等四千多人前往机场热烈欢送我国出席联大代表团。許多國家的驻华使節也到机场热烈欢送。九点半，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和随行人员来到机场。在周总理带领下，他们绕场一周，向挥动着花束、彩带的欢乐群众和各方面的负责人告别，向送行的人们致意。他们同前来送行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各国使节一一握手，感谢他们的政府和人民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所作的努力。周总理等领导人同代表团全体成员合影并一一握手后，喬冠华率领的36人的中国代表团登机。11时许，代表团乘坐中国民航专机飞往上海。黄华从加拿大飞抵巴黎同代表团会合。一个5人先遣组已提前两天离京赴联合国。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为一位副部长率团出国而举行的隆重盛大欢送仪式。
中國代表团乘坐的专机下午抵达上海转机去巴黎。抵离上海时，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到机场迎送代表团，并在机场餐厅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吃当时非常稀罕的阳澄湖大闸蟹。11月10日傍晚，代表团离境出国。代表团人员乘法航班机途径仰光、卡拉奇、雅典、开罗等地机场时，途径国家的外交部有关人员都前往机场迎送。抵达巴黎机场时，我们受到法国外交部代表和我国大使馆人员的热烈欢迎。代表团未在机场停留直接乘车进城。我们下榻在中国驻法大使馆招待所。有一大群外国记者一直紧追不舍地跟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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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上、下午，中国代表团分两批乘法航班机由巴黎横跨大西洋飞往纽约，全部人员都乘坐头等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打听到喬冠华副部长將從巴黎飞紐約。他们派出一个由两名記者、摄影师、錄音师组成的四人采访组先飞到巴黎，购买了与中国代表团同一次法航航班的头等艙机票。待飞机起飞后，他们要求对喬冠华副部长进行独家专访。喬冠华满足了他們的請求。
11月11日中午12：30，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黄华副团长、代表和部分工作人员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提案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
一些国家的代表和联合国总部的代表到机场欢迎中国代表团。数
百名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代表到机场迎接代表团。有近四百名记者前往机场采访。乔冠华团长在机场发表了简短讲话。其他随行人员于傍晚抵达纽约。我们都在纽约机场办理美国入境手续。全
体人员下榻位于纽约市曼哈顿区麦迪逊马路四十三至四十四街之间的悬挂着中国五星红旗的《罗斯福旅馆》。
到纽约后，代表团团長、副团长和主要成員即忙于开展一系列礼仪活動，拜会联合国秘书长吳丹、联大第二十六屆会议主席馬利克以及一些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等。吳丹生病住院，喬冠华团长和黃华副团长11月14日到医院探望并向吳丹秘书长递交了中国代表团的资格证书。
11月15日上午10时半，被大会主席马立克称之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来到了。由联合国总部礼宾处处长陪同，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和三位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偕翻译唐闻生（唐明照的大女儿）进入大会会议厅，在中国的席位上就坐。代表团的五位副代表和其他随行人员在会议厅的后部席位上就坐。中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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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正式在联合国亮相，全体成员都穿中山装。这是新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
就坐后，大会主席马立克致欢迎词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相继登台致辞欢迎中国代表团。由于致欢迎词的代表很多，原定上午结束的会议，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会，一直开到下午六时四十分，历时约六个小时。各国代表都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亚非拉国家代表的致词热烈感人，他们都称赞中国重返联合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总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登台发言，其中有八个国家跟中国还没有建交。有的代表已准备了发言稿，
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智利代表的发言。除表示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外，他还说：“中国从落后、破坏、饥荒、水灾、和瘟疫的废墟上站起来，在短短的一些年里在农业和历史、教育和公共卫生、征服宇宙和原子方面——还有在使集体和个人的道德臻于完善方面取得了非凡的进展。”“就是完成建造南京大桥这个巨大成就的那些人结束了贪污、鸦片、堕落、放荡等现象，实行健康和简朴的生活方式。”他表示：“我们向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致敬——毛泽东是长征的革命斗士，是思想家、诗人，他鼓舞和经常指导他的人民，把知识变为主观的经验，并使这种经验同持久的革命态度融合起来。”他还当场引用了一首毛泽东诗词，“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匈牙利代表团团长竟然用中文说（联大）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决议—笔者注）“纠正了一个存在已久的严重的历史性的不公正”，“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伟大中国的前进。”
长期顽固阻挠恢复中国席位的美国和日本的代表也不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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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祝贺一番。美国代表布什发言一分半钟，说在中国来这里以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希望中国将对联合国“协调各国行动的能力作出贡献”。日本代表中川融讲了一分钟，表示谨慎的欢迎，“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将有助于增强这个世界组织的机能，有助于更加现实和有效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期望进行密切接触，发展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最后，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坚持原则、坚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不懈努力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
亚、……等23个提案国，对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并且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抨击了美国和苏联的霸权主义。他还庄严地阐明了中
国政府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他宣布：“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新中国终于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了。乔冠华团长演讲持续了45分钟。他发言完毕回到中国代表团坐席后，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前来与乔冠华握手，表示祝贺，盛况空前。
（邹一民《毛泽东旗帜网》）

（八三）“臭老九”的由来
诗曰：   英雄时代颂英雄，“老九”原型杨子荣。
莫道戏言一句话，神州大地沐春风。
1972年周总理代表国务院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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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给1966年—1970年五届大学毕业生（简称“老五届”）和中专毕业生转正定工资级别。大学本科毕业转正后按当时国家干部行政系列工资标准定为22级干部，全国各地平均每人每月能增加10多元钱。在当时物价稳定、人民币价值稳定的情况下，每人每月增加10多元钱，也是不差的。毛主席接到周总理的报告后，很快作了批示。毛主席在批示中说：“人家都说老九臭，我说老九不能走。该给他们转正了，不能再为难这些穷秀才了。”“老九”本是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老九”指的是杨子荣，毛
主席在这把知识分子比作了杨子荣。
（王良生《我所经历的“臭老九”》）

（八四）毛泽东满足尼克松索要墨宝的要求
诗曰：    中美建交故事多，书房接待创先河。
题词三句为何意，送给要人细琢磨。
尼克松初次见到毛泽东时，没有忘记他的幕僚出的一项主意：向毛泽东索要亲笔题字。毛泽东欣然命笔，但所写内容，尼克松拿回国以后，那些“中国通”也没有搞清毛泽东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好在拿到毛泽东的“墨宝”，这本身就是价值连城，至于内容，也不必太在意。毛泽东究竟题的什么内容呢？
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刚刚抵达北京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他们谈得认真坦率，毛泽东挥洒自如风格，给美国客人留下极深影响，尼克松与基辛格都分别在日记作了详细记录。这次会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但又不是很正式的细节，就是尼克松请毛泽东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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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确给这位美国总统题了12个字：
老头坐凳，
嫦娥奔月，
走马观花。
由于毛泽东题写的内容，口语化的平铺直叙，没有什么深奥的表述，美国的“中国通”老是从复杂的方向去领会这别致的“毛主席语录”，所以一直没有领会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因此，后来尼克松几乎不提及此事，免得瞎琢磨，搞得贻笑大方。
倒是毛泽东在一次去武汉军区视察时，笑着谈起此事，他说
尼克松没有看明白他的意思。其实，毛泽东的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深奥，就是字面上的意思，表达的是轻松自然。
“老头坐凳”，比喻美国总统像个老头，坐在凳子上想事情
“嫦娥奔月”，这是用中国的古代神话提及美国宇宙飞船登上月球；
“走马观花”，当然是指美国总统这次来中国，一周时间只能走马观花！
这就是毛泽东的风格，出乎人的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哦，美国总统要题词，那一定要慎重了，起码要来点经典的诗词之类，最好提个“只争朝夕”，尼克松最喜欢这句诗词了。
毛泽东偏不，你不是要我的墨宝吗，我只要写字，就满足你了，我写的内容简单明了，就是随口说出来的几句话而已，何必让美国朋友劳神费力去猜呢？
可是，他的美国贵宾却把事情搞复杂了！
这既是中美来两国文化的差异，也是毛泽东独特的个人魅力使然，他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风格，你是很难把握的，使得——265——
西方的政要，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揣摩毛泽东的真实想法，这样一来，他们就自觉不自觉和毛泽东走近了。
这并不是毛泽东处心积虑要这样做，这不过是毛泽东博古通今，举重若轻的风格而已。
正如常言说的，最简单的也就是最复杂的，把复杂的事情搞简单，那时大智慧，真智慧。而真智慧，是要真功夫的，绝不是靠忽悠可以蒙混过关的，何况像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美国政要，也不是等闲之辈，不是能随便可忽悠的。
李克勤《毛泽东挥洒自如给尼看松题词》
（八五）毛泽东为何保留尼克松名片和酒杯
诗曰：        千里送名片，书房谈建交。
纵横捭阖论，高手对高招。
尼克松访华时，向毛泽东赠送了一批厚重国礼，还有以他私人名义赠送了象征和平的瓷制天鹅和水晶玻璃花瓶。这些礼品，毛泽东都欣然接受，但事后都上交国库，唯独保留尼克松的签名名片和宴会用高脚玻璃酒杯。早在1970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流露出对共和党和尼克松总统的赞赏之意。
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访华时，向毛泽东赠送了一批厚重国礼，还有以他私人名义赠送了象征和平的瓷制天鹅和水晶玻璃花瓶。这些礼品，毛泽东都欣然接受，但事后都上交国库，唯独保留尼克松的签名名片和宴会用高脚玻璃酒杯。
名片质地为硬纸片，长10厘米，宽5.5厘米，镶嵌在无缝无色透明有机玻璃长方体中，名片上部有美国国徽图案，下部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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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签名。有机玻璃内侧背面左边为英文印刷体，右边为中文雕刻手体“纪念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七二年二月”。名片装在黄色金箔纸盒中。这张名片是2月21日，两人会见握手之后，尼克松亲手递上送毛泽东的。据说，毛泽东很是喜欢，他放在手心里把玩良久，面部表情陷入沉思。
高脚玻璃酒杯质地为无色透明玻璃，杯外壁有美国国徽图案，
杯底有“LENOX U•S•A”字样，上有尼克松的亲笔签名。2月25日晚，尼克松在人民大会堂用从美国带来的白宫专用餐具举行告
别答谢宴会。毛泽东由于身体的原因没能出席。尼克松感到有些惋惜，便在宴会上当场将这个高脚玻璃酒杯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托礼宾司副司长王海容、英语翻译唐闻生捎带赠给毛泽东。据唐闻生回忆，主席接过这个杯子，仔细端详，爱不释手。
这两样物件作为礼品显得有些特别。一是名片的制作方式特别，用厚厚的有机玻璃压制而成；二是名片和有机玻璃上所有的文字包括尼克松本人的签名都是封在玻璃里面，整个名片显得整凑、精致，甚至奢华，且刻上了纪念字样，显然是一件有备而来的特制物件。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在交往中还没有赠送名片的方式，在毛泽东看来，应该也是一件新鲜事，名片又做成这个样子，更是让人觉得奇特了；三是玻璃酒杯是作为宴请用物，在这里却可以当作礼物相赠，也算是一件稀奇事。还有，在那么多的礼物当中，毛泽东为何单单只保留这两件看似很不值钱的东西？人们有些疑惑。
其实，这两件看似不起眼的礼物，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两国元首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这两件礼物，也从细微处见证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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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巨人那种相互敬佩的惺惺相惜之情谊。
 早在1970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就流露出对共和党和尼克松总统的赞赏之意。这次正式见面后，两人好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握手时间长达1分钟之久。会谈表面是谈哲学问题，有点高手华山论剑的味道，实质是围绕中美苏三国关系而展开的。主席纵横捭阖幽默风趣，显得含蓄高深，尼克松则直接而明白，反复阐述其关心的问题，显然也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不管怎
样，两人的观点都求同存异，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相互敬重溢于言表，显然，双方对对方顶着国内巨大的压力促成这次会见，
都心存理解，心生敬意。
会谈开始，尼克松开口第一句话就是“主席的著作改变了这个世界”，赞赏“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确实，为了这次访华，尼克松专门阅读了大量毛主席诗词和部分哲学著作，他在当天晚上周恩来欢迎他的宴会上祝酒时，特地加入了一句原讲话稿事先没有准备的毛主席的一句诗词，说：“毛主席说过：‘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充分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意。
 毛泽东则很谦虚，对尼克松说，“你的书，《六次危机》写得不错。”还说“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赞赏尼克松总统上台后对中美关系改善做了许多有益的事。当尼克松详细阐述到中美两国虽然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但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并说到他与毛泽东具有共同的家庭出身和人民情结时，毛泽东深表赞同，并极为幽默地对尼克松说：我们天天说“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到帝、修、反”，但“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不在打倒之列”。毛泽东显然也是将尼克松当成了难得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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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21日至29日，尼克松夫妇再次访华。毛泽东仍按接待“总统”的规格会见了他。毛泽东不顾重病，与这位老友长谈达1小时40分钟。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一位前外国元首了。仅仅半年之后，毛泽东溘然长逝。尼克松为之洒泪。他于9月9日当天发表声明说：毛泽东对世界形势的客观现实有深刻的了解。中美两国自1972年起所建立的新关系应当归功于他的这种高瞻远瞩。
今天人们看到这张名片和酒杯，会想起正是因为两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从人民最高利益出发的友善，才最后达成了《上海
公报》，促成了两国关系的改善，它们是这一历史事件的特殊见证物，让人感到格外珍贵。
（ 湖南省《新湘评论》2010年第15期）

（八六）毛泽东发明的英文单词
诗曰：     书房主客议修辞，中美双方共识之。
专用名称纸老虎，成为英语创新词
1973年2月17日晚11点半，毛泽东会见基辛格。谈话中，基辛格问：“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毛泽东予以否定：“我听外面传说我在学英文，都是谣言，我连听都不想听，我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基辛格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对此毛泽东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paper-tiger。”基辛格马上对号入座：“纸老虎。对了，那就是我们。”宾主都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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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这个英文单词“纸老虎”，还是很有来头和风趣的。那是1939年，斯诺第二次访问延安，把一本有他亲笔签名的著作《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了一张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三块肉喂你马吃”。斯诺一头雾水，在下方打了个问号。待读过一遍，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英语“Thank you very much（非常感谢）”的中文音译。斯诺禁不住
被毛泽东这一幽默诙谐的“创举”逗得大笑不止，然后再问号的后面继续打了两个感叹号，又大笑起来……　抗战胜利后，国民
党好战分子有美国撑腰都武装到牙齿上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没有被“威慑”住。1946年8月6日下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半山坡平台上的一个小石桌旁，会见了美国女记者斯特朗。他谈笑风生，纵论天下。交谈中，毛泽东把身子向后一仰，开怀地得出结论：“美国反动派是……”他停顿了一下，显然是在找合适的词，“纸老虎。”因为英语里没有相对应之词，翻译只好将它译成了“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让翻译停下来，要斯特朗解释“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回答说，那是用稻草扎成的人形，农民把它竖到田里来吓唬乌鸦。毛泽东立即表示这样译不好，这不是他的意思。他说，纸老虎并不是吓唬乌鸦的死东西，它是用来吓唬孩子的。它看起来像一只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受潮就会发软，一阵大雨就会把它冲掉。
于是，由“纸（paper）”和“老虎（tiger）”这两个单词组合，临时造出的一个英语中没有的复合词“paper-tiger”就出现了，这实际上是直译。毛泽东高兴地笑了，用带着浓重湖南腔的英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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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遍：“拍拍-太根儿！拍拍-太根儿！”“paper-tiger”后来便随着毛泽东的著名论断，在全世界广泛流传了，它也成了毛泽东最喜欢说的一个英语单词。
哈哈，毛泽东说：斯诺，“三块肉喂你马吃！”；美国，“拍拍-太根儿！”
1975年10月21日晚6点半，毛泽东在书房接见了基辛格和
布什。基辛格关心地询问82岁高龄的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毛泽东说：“一句话，我的身体状况不好。”然后又笑着补充说：“我是为
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他继续泰然自若地说：“我很快就要去见上帝了，我已经收到了上帝的请柬。”毛泽东说完，衰老而且有些浮肿的脸上迟缓地透出一些笑意来。基辛格笑着答道：“不要急于接受。”由于不能连贯说话，毛泽东便在一张纸上费力地写出几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思：“我接受Doctor的命令。”Doctor在英语里有“博士”、“医生”两义，这是一个双关语。后来，布什在他的自传中说，听到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导人说出这样的话，真令人震惊，让他不得不佩服毛泽东那少有的气度。
基辛格点了点头，然后换了话题。谈到中美关系，毛泽东说：“以前的对头，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什么，friendship（友谊）。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握手）”毛泽东还说：“我非常重视我们之间的关系。”基辛格后来说：“中国方面说军事力量不能决定一切，中美双方有着共同的对手。”毛泽东用英语回答“Yes（是）”，并且写在了纸上。基辛格马上说“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并要求毛泽东把这个字条送给他，毛泽东马上爽快地答应了。这张小小的纸条，应该是毛泽东流传于世的唯一不在书上的英文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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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老年文汇报》）

（八七）毛泽东的小国外交
诗曰：        国小人非小，外交算一票。
非洲小国家，友好又抬轿。
毛泽东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件事，一直看得很重。他对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说过：“联合国，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进去。”
“世界不能始终让美、苏两国霸占下去，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也得算数。”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到研究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上。他广泛收集国际上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反映，认真阅读新华通讯社所编的每天两本的《参考资料》，或者要工作人员把有关消息读给他听，还要看大量文件、电报。那时，局势仍不明朗，不少人对联合国这次能否通过这项决议抱着怀疑的态度。毛泽东说：“看问题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要看实质。”接近联合国投票时，他说：“我们就算有十亿人口，在联合国也只是一张票，一个小国也是一张票，我奉劝你不要看不起小国。”当得知联合国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毛泽东很高兴，说：“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网友高卧故园《毛泽东的小国外交》）

（八八）毛泽东运筹帷幄的最后一仗:西沙保卫战
诗曰：    戎马一生未卸鞍，晚年海上布兵船。
运酬帷幄雄心在，终战西沙卫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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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曾指导、指挥过许多战争。他所缔造和统帅的军队，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战胜了国内外强大敌人，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无坚不摧的人民武装。1974年，毛泽东已81岁高龄。此时尽管他身体欠佳，自嘲快要“见马克思”了，但其头脑却依然清醒、睿智，并顽强关注着国家、民族利益及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一年，在毛泽东的决策、指导下，我军在西沙海域发起了一场规
模不大但意义非凡的海上自卫反击战。这一战，不仅是中国海军舰艇部队第一次对外作战，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决策的最后一仗。
面对南越海军愈演愈烈的进犯和步步紧逼，耋耄之年的毛泽东思接千载，浮想联翩……最终，他大笔一挥，作出了一生中最后一次战争决策。
最近，中央军委在呈送的报告中多次提到：在中国南海地区，一些周边国家正对我国所属岛屿虎视眈眈，有的国家还先后秘密派遣人员和船只登上岛礁，进行测量、勘探和伪造领属标志……
毛泽东慢慢地吸着烟。他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知识，不必借助任何资料，便熟知中国南海的一切。但为更加形象和直观起见，他还是招呼秘书找张中国南海的区域图来。随后他从沙发上站起身，在书房里踱起步，喃喃自语道：“要拿出点办法出来……”
不一会，秘书走了进来：“主席，您要的地图拿来了！”
“哦，放到桌子上吧!”毛泽东示意道。
秘书放下地图退了出去。许久，毛泽东的思绪才得以平静。接着，他走到桌前，展开地图，仔细地看了起来……
“岁月如梭”。从那时起，两年时间过去了，毛泽东不断接到中央军委送来的有关南海地区局势的报告。
——273——
1974年1月的一天。北京，寒气逼人。上午10点钟，毛泽东尚未起床。昨晚他又工作了整整一个通宵。此时，一份报告被小心翼翼地摆上了他的案头。
这份报告，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签送的。报告指出：近一个时期以来，南越军队在西沙永乐群岛海域侵犯我国主权的事件愈演愈烈……同时，针对南越军队的入侵
行径，报告提出了应当采取的对策，即通过加强巡逻及其它相应军事措施，保卫西沙群岛！
毛泽东起床后，看过这份报告，陷入深深的回忆和思考中……
他对西沙群岛的情况太熟悉了！对近些年来南越军队在西沙一带的动向更是了如指掌——
中国南海诸岛，共有岛、礁、沙滩200多个，分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
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约330公里处，由宣德、永乐两个岛群和其他岛礁组成，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其中，宣德群岛由永兴、赵述和石岛、东岛、北岛及南岛组成，永兴岛面积最大（约1.85平方公里），是西沙的主岛。永乐群岛由甘泉、珊瑚、金银、琛航和晋卿等岛屿组成。这里不仅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海上交通必经之地，也是通向非洲、欧洲和大洋洲的重要航道。这些岛屿自然资源极其丰富，不仅盛产海参、海龟、燕窝、梅藻及其他各种鱼类，是中国的优良渔港；而且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矿物资源，有“第二个波斯湾”之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沙群岛和其他三大岛屿一样，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开发和经营的。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我国造船技术就已达到一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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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汉武帝时，便发现了西沙和南沙两大群岛，尔后便开始在这里开发经营。宋代时，我国将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使船舶能横跨大洋，从此开始了对这两个群岛的有效管辖。明代时，从1405年（永乐三年）到1433年（宣德八年），大航海家郑和曾率数万人“七下西洋”，并在这两大群岛上竖旗立石，一一命名。现在西沙群岛的“永乐”、“宣德”，就是那时命名的。 郑和遍历西沙群岛，
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了几十年。至于伽马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那更是以后的事了。因此，“西沙自古属中国”。我国
劳动人民曾世世代代在那里捕捞、创业，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屡屡从海上践踏中华文明，使中国一度呈现出“有海无防”状态，“二战”前西沙曾被日、法帝国主义侵占，但战后即已归还中国。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西沙的主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多次发表庄严声明，一再表明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西沙和其他三个群岛均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和立场，不仅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接受，而且得到包括越南民主共和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承认。1974年，越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普通学校九年级地理教材，明确写道：“……从南沙、西沙各岛到海南岛、台湾岛、澎湖列岛、舟山群岛……这些岛屿呈弓形状，构成了保卫中国大陆的一座‘长城’。”书中地图清楚标明，西沙、南沙等岛屿都是属于中国领土。
然而，南越当局却无视这些历史事实。自“越南战争”爆发不久，即50年代后期起，便在美国支持和纵容下开始对我提出领
——275——
土要求，并先后派军队侵入我国西沙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在岛上竖起所谓“主权碑”。但在我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严厉警告和世界公正舆论的压力下，南越军队不得不一度从它非法占领的甘泉、琛航、金银三岛撤了出去（只在珊瑚岛上滞留了一个排的兵力）。同时，从1959年3月17日起，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海军舰艇部队开赴西沙海域，开始对西沙群岛执行巡逻任务。
1973年，“越南战争”进入尾声，此时美国急于从越战“泥
沼”中脱身。但南越当局为了拖住美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不断加紧在我南海海域屡屡制造事端。据统计，至这年8月底，
南越军队已悍然侵占我南沙和西沙群岛中的6个岛屿。同年冬，南越军舰还接连在我西沙海域野蛮撞毁我国渔船，抓捕我国渔民，并严刑逼供，强迫他们承认西沙群岛是南越领土。中国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采取先礼后兵、后发制人的方针。1974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对南越的侵略暴行提出严正警告，重申中国对西沙、南沙、中沙和东沙群岛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但南越当局却置我国政府严正声明于不顾，且变本加厉，并于1月15日，先后派出海军驱逐舰“陈庆瑜”号、“陈平重”号、“李常杰”号和护航舰“怒涛”号，再此侵入我西沙永乐群岛海域，继续对我从事生产作业的南海渔业公司402号、407号渔船进行疯狂挑衅，并向飘着中国国旗的甘泉岛开炮射击，打死打伤中国渔民和民兵多人。17日上午，南越军队又悍然侵占了我西沙群岛的金银岛，下午进一步强占了甘泉岛，并公然取下了中国国旗！南越当局的意图十分明显，即企图以在西沙群岛事实上的军事存在，迫使中国政府作出让步，以实现其非法的领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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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国政府做出何种反应，对于遏制南越当局及我国周边国家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乃至世界局势的稳定，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想到这些，毛泽东拿起笔，在周恩来、叶剑英呈送的报告上郑重批下两个字：同意！并自语道：“看来，不打一仗，不足于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恩来、剑英的意见很对！……”
毛泽东决策作出后，周恩来等军委领导立即开始制定作战方
案，调动和部署兵力，一场捍卫祖国尊严和神圣领土主权的正义之战，悄然拉开帷幕……
面对南越军队挑衅行动的步步升级，经毛泽东批示同意后，1月17日当天，正在中国南海海域执行巡逻任务的我南海舰队的舰艇部队，便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协同海南军区派出的武装民兵一道，进驻到西沙群岛的晋卿、琛航和广金三岛。
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也开始紧张忙碌起来：首先他亲自打电话给作战部，详细询问了西沙群岛情况和有无构筑工事的条件；随后又亲笔修改作战部代军委起草的、批复广州军区关于调动使用兵力的方案。
当日20时，在毛泽东委托、支持下，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参加的西沙群岛问题会议，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作了充分估计。深夜，周恩来又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并提议中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由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和处理军委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稍后，他便与王洪文一起联名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再次表示同意。
此时，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广州军区也迅速做出相应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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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一方面“派南海舰队广州基地扫雷舰队10大队396、389号舰和榆林基地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进至西沙永乐群岛附近海域执行巡逻任务，并派4个武装民兵排分别进驻晋卿、琛航、广金三岛”的同时，另一方面“再派猎潜艇第74大队281、282号艇驶抵西沙永兴岛附近执行支援任务；同时命令我南海舰队航空兵22团派两架飞机，在永乐群岛上空侦察巡逻，并命令军区空军再派一部分兵力进行增援。”就这样，一场捍卫祖国尊严、
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正义之战，悄然地拉开帷幕……
为了打好这一仗，周恩来向有关各方及时传达了经毛泽东同意的政治局会议决定。19日凌晨，周恩来告诉叶剑英召集军事五人小组（后又增加苏振华），研究商讨西沙群岛具体作战方案，部署自卫反击事项。随后，他又电话告诉总参谋部：“西沙情况发展很快，恐怕今天就有可能打起来，因此经中央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等六人组成领导小组，代表党中央处理西沙作战问题，由叶剑英、邓小平同志负总责。”
当日上午，叶、邓等领导小组成员即来到作战部，直接部署和指挥打击南越入侵军舰的军事行动……
这场中国海军舰艇部队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同异国海军的战斗，注定在1974年1月19日这一天爆发！
这天一清早，南越海军同以往蓄谋已久的安排一样，不顾中国政府多次严正声明和警告，派出三艘驱逐舰和一艘护卫舰，再次驶入我西沙永乐岛海域。其中，“李常杰”号驱逐舰和“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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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护航舰，从广金岛以北海面向我海军舰艇部队接近；“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两艘驱逐舰，则从羚羊礁以南的外海向我琛航、广金两岛靠近。接着他们便蛮横地对我国在此海域从事正常作业的渔民进行武装威胁，并按前几次的挑衅方式，首先向我渔船、渔民和民兵开枪开炮，再次造成我人员伤亡。
针对南越海军新的挑衅，我海军南海舰队迅速命令396、389号两艘扫雷舰进至广金岛西北海面，拦截“李常杰”号和“怒涛”号舰；命令271、274、281和389号四艘猎潜舰进至广金岛东南
海面，监视“陈庆瑜”号、“陈平重”号两舰。刹时间，西沙海域风云际会，战斗一触即发！
此时，整个战场的形势明显是敌强我弱。从装备上看，南越海军3艘驱逐舰和1艘护航舰，最大的1770吨，最小的也有650吨，总吨位达6000多吨，同时舰上还装有127毫米以下口径的火炮50门。而我舰艇编队的4艘舰艇，最大的才570吨，比对方最小的还少80吨，小的却只有300吨，总吨位加起来仅1760吨，还不如对方最大一艘舰船的吨位大，且我方4艘舰艇仅装备有85毫米口径火炮16门，其中大部分还是双管小口径火炮。而“舰坚炮大”的南越海军，此刻正处于有利的外线阵位，我方则处于被动的内线阵位。因此，南越军舰并没把我军舰艇放在眼里。尽管我方几次发出严厉警告，但他们仍然不肯退却。相反，仿佛是要考验试探中国海军官兵的胆量一般，由“李常杰”号首先开足马力，大摇大摆地昂着炮首，径直向中国海军编队冲来……
面对吨位4倍于己的对手，我南海舰队396、389号扫雷舰毫不畏惧，并勇敢地迎上前去，同时再次发出严正警告，令其马上离开中国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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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常杰”号依仗其钢板厚实，非但不转变航向，相反却用舰首径直朝我方舰队冲撞而来，致使我396号舰指挥台柱、左舷栏杆以及扫雷器等均遭严重损坏。接着，它又狂妄地从我军两舰中间横穿而过，驶向琛航、广金两岛附近，并放下4只橡皮艇，在我海军官兵众目睽睽之下，护送40余名南越军人抢滩登陆。其中，登上广金岛的南越士兵还首先向我守岛民兵开枪射击，制造了蓄谋已久的新的流血事件。我守岛民兵马上奋起自卫还击，当场即毙敌1人，伤敌3人。入侵者遭到当头棒喝，不得不被迫
撤退，连滚带爬，狼狈地逃回舰上。
直接登岛受挫后，南越海军改变了战术，试图在海战中讨回
便宜。这天10时22分，4艘南越军舰在占据有利外线阵位后，突然一齐向我海军编队4艘舰艇发起猛烈炮击，致使我海军舰艇在其密集的炮火下接连中弹，再次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敌我双方装备情况和战场态势，我编队指挥果断命令采用近战手段与敌厮杀。接到命令，我两个舰艇编队开始高速向目标接近：猎潜艇73大队271、274号艇分别攻击“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两舰；396、389号则分别攻击“李常杰”号和“怒涛”号两舰。
面对这种架势，南越海军立即远遁，并试图与我拉开距离，以发挥其远程火炮的威力。但我海军舰艇紧紧咬住南越军舰不放，开足马力，穷追不舍，不一会我海军舰艇便与南越舰艇“船舷相接”了。接着，只见我射速极快的小口径火炮，“嗒嗒嗒”地一齐吼叫起来……
经过13分钟激战，南越海军的阵脚被完全打乱了。“陈庆瑜”号作为南越海军指挥舰，虽几次试图以炮火优势重新夺回战场主
——280——
动权，但我271、274号艇却认准目标不放松，利用敌舰火力死角，集中攻击其主炮，很快便击中了其加强台和指挥通讯设施，造成该舰通讯中断，指挥失灵，舰上军旗也被打落海中，并被迫拖着滚滚浓烟仓皇远逃。
交战中，尽管总体来说我方还谈不上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战略战术原则，在这里却得到了灵活的运用和发挥。
就在271、274号艇集中火力进攻敌指挥舰“陈庆瑜”号的同
时，我396、389号舰也正贴近“李常杰”号进行集中近射，只见敌舰舰面上频频爆炸，甲板上多处起火……就在这时，南越海军
“怒涛”号却趁机向389、396号舰偷袭而来。紧急时刻，我两艘扫雷舰立即调转炮口，对准其要害部位一阵急射，一连串的炮弹落到敌人的舱面上、弹药舱，顷刻间“怒涛”号爆炸起火。为不使受到重创的“怒涛”号逃逸，我389舰继续穷迫猛打，并向“怒涛”号逼驶而去。当389号舰在离“怒涛”号仅十余米距离时，只见战士们冲出舰舱，端起机枪和冲锋枪对准敌舰各战位一阵狂扫，同时投上去一连串的手榴弹……
南越军舰从未见到过这种海战阵势，一时慌了手脚。但慌乱还击中，敌人的一发炮弹却落在我389号舰两部主机之间，顿时389号舰舱爆炸起火。舰上官兵一面坚持战斗，一面组织人力奋力灭火。火势最终扑灭了，但我6名战士却牺牲于烈火中，其余不少人也被严重烧伤。
389号舰遭到重伤，舰体开始倾斜，航速也明显慢下来。这时，一直在外围观望的南越“李常杰”号自以为时机已到，于是掉转船头直向我389号舰奔袭而来。此时，舰上的炮弹已经打光，
——281——
舰长肖德万见状，当即命令装好仅有的深水炸弹，等敌舰靠近再予以沉重回击。恰在这时，我396号舰赶来支援。“李常杰”号见势不妙，怕遭我两舰夹击，于是急忙掉头，逃往外海。
眼见“李常杰”号仓皇逃跑，“陈庆瑜”号和“陈平重”号也无心再战，于是分别朝西北、东南方向落荒而去。但“怒涛”号因伤势严重，被远远地甩在后面。这时，只见我281号艇从有利位置处全速向“怒涛”号接近，并仍以“贴身”战术靠近敌舰，接着用10条炮管一齐向“怒涛”号猛轰，致使该舰再次中弹起火，
并于14时52分爆炸，沉没在羚羊礁以南海域。至此，西沙海战首战获胜！
一直坐镇作战部指挥的叶剑英，听到前线传来海战胜利和“怒涛”号被击沉的消息，兴奋不已，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邓小平也捻熄手中香烟，平静地说：“我们该吃饭了吧。”接着，叶剑英迅速指示作战部马上将战况整理成简报，由他亲自签名向毛泽东报告，随后才谈笑风生地与邓小平等一起走出作战指挥部，向餐厅走去。
经报毛泽东同意，叶、邓决定扩大战果，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从此，中国海军大步走向南海，为保卫和收复祖国神圣的南海诸岛，迈出了坚实步伐
“1．19”海战的胜利，是在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的条件下，完全依靠我军官兵的牺牲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而取得的。因此，海战结束后南越当局极力掩饰他们的失败，并在“怒涛”号击沉当天制造了一系列骇人“新闻”，称中国海军在海战中派出了实力强大的“科马尔级驱逐舰”，并在交战中使用了“冥河式导弹”，妄图以此蒙骗世界舆论，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
——282——
为了狠狠教训南越侵略者，收回被其占领的我国西沙诸岛，捍卫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经报毛泽东同意，叶剑英、邓小平等研究决定：继续扩大战果，立即发起登陆作战，从南越手中收复珊瑚、甘泉、金银三岛。19日下午，我广州军区便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对这次登陆作战作出如下部署，即：由榆林要塞派出守备10团3个连队、1个两栖侦察队和部分加强分队与民兵，共计500余人，分乘海军舰艇和南海渔业公司的渔轮出发，首先集中兵力攻打位于珊瑚、金银两岛之间没有坚固工事的甘泉岛；然后再向
工事坚固、兵力较多的珊瑚岛发起进攻；最后攻取金银岛。与此同时，组织和部署海上力量随时打击南越军队增援永乐群岛的海
军舰只。
这次登陆作战，于19日当天即部署完毕。20日上午9时35分，我登陆作战部队和民兵等，便按既定计划发起了收复三岛的登陆战！
此时，失去海军支援的南越军队，实际上已经根本无力抵抗，早已成了瓮中之鳖。因此，仅仅经过10余分钟的战斗，甘泉岛上的敌人便纷纷缴械投降了。
随后，我登陆部队和民兵开始兵分三路包抄珊瑚岛。不曾想，珊瑚岛上的敌人也仅仅在我军发起冲击前抵抗了一下，待我登陆部队一占领滩头阵地，守岛敌人便即刻放弃抵抗，四处逃窜、藏身。有的躲进草丛和树林，瑟瑟发抖；有的脱掉裤子，然后用刺刀挑起白裤衩从碉堡里走出来，举手投降……而这时，占据我金银岛的南越军队也因畏惧被歼，早已随舰逃跑。因此，我军登陆作战旗开得胜，前前后后仅仅用了4个小时时间（实际战斗加起来不超过20分钟），我军便顺利收复了珊瑚、甘泉、金银三岛，
——283——
并将五星红旗再次插上了三岛的最高处。
在这次中国军民誓死保卫西沙群岛的壮烈海战中，处于劣势装备的中国海军，共取得击沉南越海军护航舰1艘、击伤驱逐舰3艘，毙伤其“怒涛”号舰长及以下官兵100余人的战绩。同时，在收复甘泉、珊瑚、金银3岛的登陆作战中，中国军队和民兵还生俘南越军队范文鸿少校以下官兵48人，并使美国驻南越岘港领事馆联络官科什，成了中国军民的阶下囚。
当然，为保卫西沙群岛，中国军民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中国
海军274号艇政委冯松柏等18名官兵英勇牺牲，另有67名参战人员受伤；同时，我389号舰也遭敌军重创。
1974年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将在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中俘获的范文鸿等48名南越官兵和1名美国联络官，全部遣返。
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各国高度评价和支持中国人民为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而从事的正义之战，强烈谴责南越当局侵犯中国西沙群岛的强盗行径。就连美国政府也在此前后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并断然拒绝了南越当局请求美国第七舰队援助的要求。中国国民党当局同样强烈谴责了南越当局侵犯中国岛屿的非法行为，并在不久（1974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东海舰队抽调3艘导弹护卫舰紧急南下，支援南海舰队”，毛泽东要求“直接通过台湾海峡”（以往20余年，中国舰队从东海到南海，需绕道走琉球群岛，入太平洋，过巴士海峡）之际，蒋介石亲自下令，破例向我海军舰队亮起“请通过”的信号。
（《中华国典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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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他（老布什）能够成为总统”
诗曰：    一言中的奥无穷，布什果真主白宫。
乱象迷茫开慧眼，胸怀四海五洲风。
1975年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时候，老布什作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在场。毛主席问：“这位大使，你为什么不来见我？”老布什答：“那将非常荣幸，但我怕你太忙。”毛主席说：“我不忙，我不管国内事务，我只读国际新
闻。你一定要来见我。”当时，老布什和联络处的同事还以为这是一句客套话，后来才得知毛主席讲话从来都是算数的。他为自己
没有顺势提出会见要求而感到遗憾。为什么感到遗憾？除了一般人想到的，能和主席单独会见不容易以外，还有个特殊原因，就是毛泽东曾在基辛格他们面前，指着老布什说：“他能够成为总统。”
也许当时人们以为这是句玩笑话，结果1988年，老布什，小布什的父亲，即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 大选中战胜民主党对手迈克尔•杜卡基斯入主白宫。１９８９年１月年至１９９３年１月任美国第５１届总统。
（李克勤博客）

（九0）毛泽东接人待物的特点
诗曰：    九州归一众归心，老友新朋喜上门。
私论交情公论理，为人处世性诚真。
毛泽东与同志、朋友、亲人相交，各有不同特色。
——285——
党内同志交往，除非久别重逢，毛泽东很少表现出亲热。基本是威严而不拘礼节的。不掩饰好恶，不曲折违心，言简意赅，直截了当。
对党内同志，毛泽东不搞迎客送客之类礼节。他有躺在床上办公的习惯。我曾观察过，有时国家、政府和军队的主要领导同志来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他也并不起身，继续批阅文件。有时听了几句汇报，才作个手势：“坐么，坐下说。”
如果毛泽东是坐在沙发上，党内同志来了他也基本上不立起身，作个手势让同志们也坐，坐下后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闲话不多。
对于较长时间没见过的老同志，毛泽东要起身迎送握手，但是决不迈出门坎，除非他本来是站在屋子外，否则是不出屋的。对于兄弟党的同志也是如此。
记得五十年代初，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北京访问。那天上午，值班室电话铃响了。我抓起听筒，是周恩来总理打来的电话。
“主席起没起床？”周恩来问。
“没有。”我回答。
电话那边略一迟疑，又问“什么时候睡的？”
“早八点。”
“银桥，你要叫起主席。胡志明来了，有紧要事……”
我来到毛泽东卧室，叫醒他，帮他擦把脸，便跟随他来到颐年堂坐等。不到两分钟，周恩来陪胡志明边聊天边朝颐年堂走来。我在门口小声说“主席，来了。”毛泽东立起身走到门口便停下来，不再多迈一步。多迈一步，出门坎了。他等胡志明迈进门坎，才
——286——
举臂握手。胡志明很热情，讲中国话：“身体好吗？”毛泽东点点头：“还行。你住得习惯吧？”两人就这样寒喧着来到沙发旁坐下。我便将茶水摆好。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客到门口便停下来。胡志明由周恩来陪同离开颐年堂。
我的记忆中，1948年粟裕从前线赶到城南庄参加军事会议，毛泽东大步迎上，迎出门外，同粟裕握手。粟裕显得恭敬、激动
而又热烈。两人握手时间很长，我听到一声“……十七年了！”不知是十七年没见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毛泽东破例跨出门去迎接栗裕同志，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毛泽东似乎是有意约束自己，不要同某一个或几个重要的党政军负责人发展起超出同志和战友关系的私人情谊。同志关系就是同志关系。尽量避免在同志关系上夹杂过于浓厚的个人感情。比如同周恩来，合作共事几十年，甚至毛泽东的衣食住行无时无刻不得到周恩来的直接关心和照料。毛泽东住的房间多数是周恩
来选择的。战争年代和非常时期，毛泽东所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段看看是否安全，毛泽东吃的饭周恩来时时要过问。他们的情谊应该说是深厚的。每当关键时刻，毛泽东总是信任地将大权交给周恩来。但是，我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没听他对周恩来说过一句超出同志关系的私人感情的话。
这一切，与我们党的历史和现状不无关系。长期武装斗争，各解放区彼此隔绝，不得不各自独立作战，求生存求发展，“山头”不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是全党的领袖，自己不该有亲疏，也不能让其他同志感觉有亲疏。也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党内同志中没有过多过深的私交。
——287——
这一来，又免不了生出另一种情况：许多同志，甚至是相当高级的领导干部，见到毛泽东之后都是严肃恭敬，甚至表现出紧张、拘谨，不能畅所欲言。随着毛泽东威望的日益提高，这种状况也变得更加严重。我个人以为，这是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形成某种程度的“家长制”、“一言堂”的根源之一。
彭德怀和陈毅是比较突出的两个例外。
彭德怀与毛泽东相交，带了浓厚的朋友味道。说话举止真诚、
随便、粗豪。敢笑敢吵敢骂。转战陕北时，全党早已叫惯了“毛主席”，唯独彭德怀偶尔还要直呼一声“老毛”。他大概是党内改口最晚的一位。他与毛泽东谈话常常手势翻飞，声震屋宇，打机
关枪一样。于是，毛泽东也谈兴勃发，眉飞色舞，完全是老朋友“侃大山”的气氛。就是现在年轻人习惯说的那种“侃大山”。这种情况持续到庐山会议，彭德怀在山上最后两次“骂娘”。庐山会议结束后，彭德怀再见毛泽东就变得沉默寡言，甚至拘谨了。
陈毅另有一番特色，每次见到毛泽东，常常脚后跟用力一磕，立正敬礼：“报告主席，陈毅前来报到！”或者是：“主席，我来了。”毛泽东将手一挥：“坐么，坐下说。”于是，陈毅便璨然一笑，“放开了。”他一放开，毛泽东的屋子便热闹起来。他与毛泽东有诗词交往，这属于私交。在党内与毛泽东建立起深厚私交情谊的，大概也只有陈老总了。他又生性豪放，嗓门粗大，带有诗人那种
特有的冲动和热烈的气质，说到高兴处真是手舞足蹈，并且伴随着激情洋溢的哈哈大笑，特别随便，特别富于感染力。陈毅是毛泽东所喜爱的人。七十年代毛泽东只参加过一次追悼会，就是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公开社交，比如游泳，跳舞等活动，毛泽东喜欢和青年人在
——288——
一起，而且人多热闹为好。私下交往，毛泽东喜欢与老人，特别是被人们称之为“老古董”的保守色彩较浓的从旧时代过来的人打交道。他尤其器重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
在私交中，毛泽东是论情论礼，很讲“朋友义气”的。刚进城时，毛泽东就让周恩来陪同，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毛泽东对党内同志迎送不出屋门，对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
生，不但迎送出门，而且亲自搀扶他们上下车，上下台阶，与他
们携手搭肩漫步。
毛泽东与党内同志除工作关系，基本无来往。只有陈毅是例
外，有诗词交往。毛泽东与许多党外民主人士却是私人友情深厚、交往甚频，而工作往来不多。
毛泽东与章士钊书信往来不少。有次，毛泽东看罢章士钊来信，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两下，转向我吩咐：“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
当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我匆匆赶到街上，跑了几家副食店，总算买到了鸡，送到章士钊家里。记得老先生是住一个四合院，房子不怎么样，够破烂。我拎着两只鸡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我说：“主席看到你的信了。”他举举那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主席身体怎么样？”我说：“很好。”
我有些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土钊的信上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当然无法猜到。回来向毛泽东学舌一遍，毛泽东笑而不语，留给我一个终生猜不透的谜。
这是1955年的事。
——289——
就在这一年，何香凝画了一只立虎，用玻璃框框着，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将画靠墙立住，反复欣赏，象是琢磨什么。良久，对我吩咐一声：“是了，这只虎应该放东屋。”
我照办了，却始终不明白为何要放东屋。
毛泽东有躺靠床栏办公的习惯。宋庆龄送给毛泽东一只长枕头，很大，但又不是双人枕头。花条纹，没套子，很软和，是鸭绒的。由宋庆龄的卫士长隋学芳交给我。毛泽东习惯了荞麦皮枕
头，享受不了鸭绒枕头，摆了一段时间便收入储藏室了。
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象是要陶冶性情，休息时便练练书法。这段时间与民主人士的往来更多，
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毛泽东借来看，说好借一个月。那一个月，毛泽东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我去倒茶时，常见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又抓起笔来对照着练。他不是照着摹仿，而是取其所长，取其神韵，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练到兴头上，吃饭也叫不应。
大约是真迹太珍贵，黄炎培很不放心，借出一星期便频频打电话询问。电话打到值班室，问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  卫士尹荆山借倒茶机会，向毛泽东报告“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毛泽东将手中烟嘴摔到桌上。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黄炎培有凑热闹之嫌。
“主席，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
——290——
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些“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黄炎培又来电话了，电话一直打到毛泽东那里。先谈些别的事，末了还是问那本真迹。毛泽东问“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那边的回答不得而知。
小尹挖苦：“真有点小家子气。”
我说：“跟主席讨债似的，没深浅。”
毛泽东听了，却愠色全消，换上微笑。说黄炎培“不够朋友够英雄”。
到了一个月，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夹好，交卫士小尹：“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毛泽东对于亲属故旧，更是坚持“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
那是建国不久，记得是1950年春，毛泽东即对儿子说：“岸英，你回家一趟，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你妈妈是个很贤慧的人，又很有气魄。对我帮助很大。她的父亲杨老先生是个进步人士，对我资助不少……”毛泽东停了片刻，眼睛有些湿润，嘶哑地喃喃一声“我很怀念……”
毛泽东长期地、经常地从自己工资和稿费中拿钱来赡养杨老
——291——
太太，资助生活困难的亲友。但是，又绝不恩赐任何亲友以金饭碗。建国之初，亲友们都抱了很大奢望给他写信，几十封不止。他的回信是很感人的。他给杨开智的回信说：“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他给青少年时的同窗好友毛森品的信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毛泽东所做诗词《蝶恋花》尽人皆知。一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便将他与杨开慧、柳直荀及李淑一的特殊关系深厚情谊全部表达出来。江青曾为这首词大动肝火，毛泽东当我面说江青“小
资产阶级尾巴没割尽。刀子嘴，是非窝。”江青为此一连几天不同毛泽东说一句话。毛泽东与李淑一从建国后未断通信，这样深的关系，可是，当李淑一请毛泽东为她说句话，要到北京学习时，毛泽东却没有说。他对谁也不改“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的原则。公私一定分明。我跟随毛泽东十五年，未见他替一位至亲故旧向公家要特殊，却不止一次见他对至亲故旧做出特殊举动：湖南农村一位老太太，是毛泽东家乡的老人，来向毛泽东反映乡里的事情。毛泽东一改待客传统，亲自搀扶老太太上台阶，下台阶；搀扶老太太坐，搀扶老太太起。走台阶时，毛泽东象孝子一般双手扶着老太太嘱咐“慢点，慢点，老人家慢慢走。”这位老太太依靠着毛泽东，与毛泽东用同样的节奏喃喃着：“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老太太对于所享受的这份殊荣，毫不受宠若惊，却是受之泰然，理所应当一般！那情景，我至今清晰在目。
就我十几年观察而言，毛泽东还是在与我们这些“身边人”
——292——
单独相处时，最能表现出是普通人。
五十年代初，毛泽东有次准备接见外宾。是一位友好国家的新任大使来递交国书。那时递交国书不象现在，递上即可。那时大使要先宣读，国家主席毛泽东要站着听。宣读完国书再递上，很隆重。
隆重自然礼仪多，毛泽东接见前必须先剃须整容。理发员王惠已经上岁数，光头，白须飘然，面孔清癯，极象电影《少林寺》
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他剃了一辈子头，除了再剃几年头，大概不会生出什么其他非分的奢望。
王惠戴了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眯缝
着两条细长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按着毛泽东头顶，侧脸歪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泽东鬓发下沿，象在威胁领袖似的。就那么刀架头上半天不动，连我们都有些忍不住了，才“刷”一下。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得快点。”
“别着急，别着急呀。”王惠象一切上了年纪的人那样唠叨着，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头上，在脸鬓另一侧比量着，握刀的手颤个不停，好半天又“刷”了一下。接着退后一步，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王师傅，你快一点好么？”毛泽东开始烦躁，欠一欠屁股，却被王惠从头顶上按住了。仍然慢声细气说：“叫你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不误你去就行么。”
好不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拂面，大概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王惠及时又按住头：“怎么不听话呢？我叫你不要着急，不会误你……”
——293——
“我要你快一点！”毛泽东哭笑不得。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王惠说着，居然拿手在毛泽东后脑勺上拍了两下，拍孩子一样随随便便！我们在场的卫士，让这位老先生拍得目瞪口呆！
毛泽东没有发脾气，只无可奈何地叹口长气，王惠得意似地，边为毛泽东刮后颈，边絮絮叨叨“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人家会说王惠
不行，王惠也不光彩么……”。
在我印象中，王惠是唯一在毛泽东面前富于自尊，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一贯将自己放在与领袖完全平等的政治地位上的伟大
而普通的人物！
（李银桥《毛泽东生活实录》）

（九一）毛泽东为什么一再高看“当代白起”粟裕将军？
诗曰：    星火燎原起井冈，朱毛麾下将中王。
能征善战谁能比，淮海鏊兵见短长。
粟裕大将是中国现代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革命家。他不是元帅，却是毛泽东极为倚重的方面军统帅，屡屡被委以征战重任，堪称与蒋介石争天下的“杀手锏”,被誉为“当代白起”。连国民党悍将胡琏晚年都由衷感叹：“土木不及一粟”。
据杨尚昆回忆，在七战七捷之后，毛泽东就称赞粟裕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而且对一些重要战役，“毛主席常说，发电报征求一下粟裕的意见”。 1949年9月3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毛泽东回身拉上朱德，又越过许
——294——
多党政领导，拉上了粟裕，加上贺龙一起为纪念碑铲土。1961年9月，毛主席接见蒙哥马利元帅。蒙哥马利称赞毛主席是高明的军事家，用兵如神，特别是淮海战役不可思议。毛主席很谦虚地说：“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划时代的伟大人物，被世界称为“巨人
中的巨人”，他如此倚重粟裕，可见粟裕的优秀和卓越。毛泽东为啥一再“高看”粟裕？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五大原因：
一是“谋略深”，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远谋自有深韬略”。粟裕同志堪称这样的人物。
他长期在一线指挥作战，善于独立思考，讲真理不讲面子，时常犯言直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对党中央提出南线我军外线出击和华野一兵团跃进江南的战略方针提出异议，斗胆直陈，请求留在江北打大歼灭战，最终打出了七战七捷、豫东战役和后来的淮海战役。令人钦佩的是，当时粟裕同志提出异议的两个战略方针，都是在战局转变的关键时刻，而且都是由毛泽东亲自提出，五大书记一致同意，战区主要指挥员一致拥护的，已经转变为作战指令下达。在这样的情况下，粟裕同志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没有缜密独到的战略思想，没有力排众议、坚持真理的恢宏气魄是做不到的。
二是“歼敌多”，摧枯拉朽，所向披靡。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苏中七战七捷，威名大震。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会兵后，毛泽东明示：“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负责。”粟裕不辱使命，相继成功指挥了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沙土集等战役。1948年5月，粟裕被任命为华野代司令员
——295——
兼政委，实际上成为华东战区最高指挥员独当一面，旋即又指挥了豫东和济南战役。之后的淮海战役则是粟裕的巅峰之作。据军史资料，在解放战争中，第三野军共歼灭国民党军245余万人，而同期林彪领导的第四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为180余万人。
三是“担重任”，不避艰险，上演活剧。在解放战争中，陈、粟麾下的华野，面对的敌人数量最多，装备最为精良，战斗力最
强。粟裕不避艰险，勇当大任，纵横驰骋，精心运筹，不断寻找、创造战机，上演了一幕幕让人叹为观止的活剧。1947年，蒋介石对我山东根据地和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双方在孟良崮展开争夺战，华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全歼国民党军“王牌中的王牌”
整编74师3万余人。后来毛泽东曾对粟裕说：“孟良崮一役，全歼74师，击毙敌酋张灵甫，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第二个就是我。”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是我军最困难的一年，据当时延安总部公布的战绩统计，1946年7月到1947年7月，解放军全军歼敌正规军46个完整师，其中华东歼灭了29个，占63%。
四是“风节高”,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粟裕只讲贡献，不思索取，两让司令，一辞元帅，堪称共产党人当之无愧的楷模。在1955年授衔讨论到粟裕军衔问题时，毛泽东不仅要给粟裕授元帅衔，而且给予了粟裕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还说：“难得粟裕！壮哉粟裕！竟三次辞帅，1945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1948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让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么！”周恩来也说：“粟裕二让司令一让元帅，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
——296——
五是“党性强”,忍辱负重，忠诚于党。粟裕同志坚持原则，不事迎合，直言敢谏，铁骨铮铮，他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善于独立思考的工作态度，让人充满敬佩之情。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粟裕的杰出同时也使他遭受不应有的挫折。以至于１９５８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但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他始终不渝地坚信党，忠诚党的事业，不埋怨，不消沉，竭尽全力为党努力工作，为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操劳，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半世生涯戎马间，一生系得几危安。沙场百战谈笑过，际遇数番历辛艰。松苍敢向云争立，草劲
何惧疾风寒。生死沉浮寻常事，乐将宏愿付青山。”粟裕的这首诗正是他的人生写照。
陈丕显曾这样评价粟裕：“历史是无情的又是多情的，她会很快地忘却一些人，也会永远记着一些人，粟裕同志是被历史记着、并且用金字刻在史册上的人。”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无冕元帅粟裕作为战争的骄子，将注定将永垂青史，流芳千古。粟裕是党和人民的骄傲，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网友翟景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九二）君今不幸离人去，国有疑难可问谁
诗曰：    投身革命即为家，星火井冈映日华。
关内“林罗”兵百万，挥师南下到天涯。
罗荣帅1902年出生，十大元帅里比他年轻的只有林彪。他的名字取自《诗经》“桓桓于征”。
——297——
先后读过青岛大学和武昌中山大学，读的都是土木工程，但他为了革命事业而中断了学业。1927年在毛泽东著名的井冈山“三湾改编”中，罗荣桓被任命为特务连党代表，从此成为毛泽东最信任的干部。据说荣帅枪法比较差，跟毛泽东差不多——估计两人相距50米，对射三分钟，谁也不会受伤。但在军事上罗帅还是
非常有谋略的。比如毛泽东著名的战术是“敌进我退”，罗荣桓后来在山东却大胆提出了一个“敌进我进”，成为反扫荡的典型战法。
1937年5月16日，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35岁的罗荣桓在延安与23岁的红军女干部林月琴结婚。婚前罗荣桓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说：“好呵！没有家庭就不是一个完全的革命者，你
俩结婚吧，我一定要喝这杯喜酒。”
林月琴生于安徽金寨，是15岁离家的老革命，18岁任鄂豫皖边区儿童局局长。父亲也是老党员，但在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中被杀了。长征途中，林月琴当过妇女工兵营的营长，曾经三过雪山草地，实际上走了“三万五千里”。1955年第一次授衔时，林月琴是全军唯一的女大校(叶群只是上校)。在外工作出色，在家里一面生了一大串孩子，另一面则操持着十几口人的大家庭的生活，其干练、贤惠、善良，有口皆碑。2003年她以89岁高龄去世时，职位是副兵团级。
罗帅是十大元帅中的“政工元帅”，代表着政工领导在军队中的地位。他资历最浅而学历最高。毛泽东评价人，往往都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的，唯独对罗荣桓，严严肃肃、清清楚楚地说了一个大长句：“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同我相处这么多年，就是一个罗荣桓，还有一个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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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人们多知道罗荣桓是个卓越的政委，但很少知道他独当一面的大本事。抗日战争中，山东是中共唯一的全面控制了战略要点的省份，这全靠山东军区司令兼政委罗荣桓的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办事魄力。山东的整风运动，在罗荣桓领导下，只整风不整人，保护了所有的干部，连王若望这样的“自由化分子”都只
是进行一下批评检查。罗荣桓一针见血地说：“我们的干部，敌人早就给我们审查好了。”这般深刻的修辞，只有毛泽东林彪邓小平等几人才能说出。毛泽东感叹道：“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还动员了几万兵，都是从山东动员的。”
1963年12月16日，罗帅辞世。当晚消息送到中南海颐年
堂，老毛正在听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他让大家起立默哀。默哀毕，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天夜里，毛泽东吃了安眠药，但还是久久不能入睡，用颤抖的手写下了：“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孔庆东 《脍炙英雄》中国长安出版社）

（九三）薄一波心目中的毛泽东
诗曰：   相见延安倍感亲，终身奋斗为人民。
韶山题字疾风劲，坚信高人思想真。
1943年11月，时任太岳纵队政委的薄一波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预备会。他到达延安的第二天，就意外地被毛泽东派人接到
——299——
枣园谈话。他进门时，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你就是薄一波同志?
“主席，我就是。”薄一波回答。
毛泽东说：“如履薄冰，如履薄冰!”
坐下后，两人像聊天似地随意漫谈，薄一波很快就没了拘束。毛泽东从他的“薄”字姓讲了汉朝薄昭的故事，然后对薄一波说：过去对你们的活动不怎么了解。你们在白区，我们在苏区，消息被国民党封锁了。你的名字还是听刘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说的。接着，毛泽东又问起薄一波的经历。薄一波回答说：我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那时还是十多岁的娃娃，不懂什么。当时对马列主义没有什么认识，就凭一股热情，认定只有革命才有出路。
毛泽东笑了笑说：我们的革命，开始就是一批普通的年轻人搞起来的嘛。人都是这样过来的，我也是什么都信过，小时候还同母亲一起到南岳去拜过佛，后来才信了马克思主义。
这次薄一波与毛泽东见面，两人谈了整整八个小时，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党的七大上，薄一波顺利当选为中央委员，属于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后来，薄一波经常对人说：我37岁顺利地当选为中央委员，完全是毛主席的支持。
毛泽东一生喜欢读书，对中国的古典名著情有独钟。毛泽东曾对薄一波说，《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西游记》要看到他们的坚定信仰；对于《三国演义》，毛泽东对薄一波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毛泽东的意思是说，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毛泽东还
说；“曹操下江南，东吴谁当统帅成了问题，结果找了个青年团员
——300——
周瑜，29岁当了都督，大家不服，后来加以说服，还是由周瑜当，结果打了胜仗”。毛泽东是借这件事情说明选拔干部不能按资历，要看能力。薄一波后来深有感触地回忆说：“毛泽东对我的关怀、鼓励与帮助，让我终生难忘。”
“文革”期间，薄一波身陷囹圄，但他仍然坚信，毛泽东、党中央对他的历史是了解的，历史会做出公正的结论。造反派勒令他每天向毛泽东像鞠躬、请罪。他回答说:“我过去经常见毛主席，见面时也就是拉拉手，从来不鞠躬！”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后，薄一波置个人荣辱于度外，坚持认为既要清理历史上“左”的错误，又要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
东思想。在社会上出现“非毛”现象时，薄一波先后写了四篇文章，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1986
年4月，薄一波参观毛泽东故居时，工作人员热情地请他题词，他沉默不语，三天后，写下一行大字：“永远按照您所诠释的思想路线前进！”
（安宝合《薄一波心目中的毛泽东》）

（九四）“为什么要听外国人的？”
诗曰：    华人曾也学洋人，亦步亦趋步后尘。
莫道老师皆好客，炮船利舰记犹新。
毛泽东一生讲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跟着外国人后面
爬行。在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会有探索的失误，但是绝没有无知的盲从。在会见外宾穿制服上，他也体现出独立自主性。

——301——
我们从历史照片上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外国朋友在一起谈话，不是穿国际通行的黑色礼服，而是穿他喜欢的灰色“毛式服”，周恩
来和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毛泽东就是一位敢于打破常规，走出新路的伟人。
1973年10月与澳大利亚总理，这时，客人坐在毛泽东的左边。毛泽东就是这样不讲“惯例”，就是这样一个强者，他带领中国人民，破除了对外国人的迷信，解放了自己的思想，开创了社会主义新时代。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的1949年年底，毛泽东第一次出访到苏联。周恩来根据国际惯例，指示为毛泽东制作黑色中山装和黑色皮鞋。
但是毛泽东表示不喜欢黑色，而喜欢灰色中山装。细致的周恩来知道后，便指示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等为主席制作黑色和灰色各两套，共四套中山装礼服。毛泽东说：“做新衣服太多了，如果在西柏坡就不会做这么多。花钱不少啊！我毛泽东也开始浪费了！你们记住今后不能再做衣服了，这些衣服够我穿一辈子的了。”
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印尼总统苏加诺，公安部长罗瑞卿看到他穿一双棕色皮鞋便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的吧。”“为什么？”“按照国际惯例……”“为什么要按国际惯例呢？”毛泽东打断罗瑞卿的话，“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的惯例穿！” 
  1957年，毛泽应邀出席苏联第24届代表大会，穿着黑色中山装和赫鲁晓夫多次交锋，归国以后就再也不穿黑色中山装了。一次某国领导人来访，外交部礼宾司某负责人不了解毛泽东在服装颜色方面的好恶，为毛泽东又制作了一套黑色中山装，让毛泽东
试穿。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毛泽东非常厌恶这套黑色服装，
——302——
坚决地说：“为什么又做黑色的？我不穿！”工作人员解释，外交部礼宾司规定，按照国际惯例应该穿黑色的……
  毛泽东大声说：“为什么听外国人的？我是中国人，按中国习惯
穿。谁做黑色的谁穿，反正我是不穿！”说完扭头就走。
  1972年2月，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毛泽东穿的是大兴县一位农村老太太做的圆口布鞋。
  1950年代，北京红都时装公司特级工艺师田阿桐在为毛主席制作服装时，在中山装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改制：为体现领导人高大伟岸的形体和非凡的气度，将领型、袖型、口袋和前后身的板型都作了修订调整，使之更加大气、高贵，强化东方文化的新风貌，有些外国人称之为“毛式服”。随之，中央主要领导人如周恩来、
朱德等都穿起了这种毛式服。这也影响了后来的元帅服的造型。
  还有个小故事，1954年8月24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艾德礼，工作人员见他穿着一条屁股上扎满了罗纹补丁、膝盖等处磨得发白的裤子，劝他换一条。他说：“不要紧，谁看我后面呢？再说，我就坐着不起来，怎么会现丑？”工作人员听了哭笑不得。
如何对待外国，毛泽东说：
1、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2、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3、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
4、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
——303——
国实际相结合。
5.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
教条主义。
6.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
7.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
8.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
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
9.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
10.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李克勤《毛泽东：为什么要听外国的？》、《论十大关系》）

（九五）香港回归
诗曰：    白手起家才自豪，子承父业有何骄。
若无高处源头水，哪有香江今日潮。
香港回归祖国已10年了，香港主权的回归是毛主席领导中国
——304——
人民所进行的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即使在香港回归的议程上，毛主席所起的决定作用也是他人所不可替代。
1974年8l岁高龄的毛主席在长沙会见英国前保守党政府首相
希思的场面时，画外音是希恩的回忆，他说：“……毛主席又对我说，‘我们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1997年我们要收回香港了”，希思当即代表英国保证说：“1997年香港会有一个平稳的交接”。
毛主席说：“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到那时，我们（他指了一下周恩来）就不在了”，接着又指了一下70岁的邓小平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青人去办啦’。二天后，根据毛的指示，周、邓又同希思进行了具体的会谈”。1974年，希思访问中国，毛泽东说：‘97年到香港看回归啊’，周恩来说：‘我们都要来!’事实上，希思成为唯一亲眼看到的人”。
（《央视国际》2004-8-16）

（九六）国宴瘦身记：毛泽东曾批吃的没有扔掉的多
诗曰：    国宴用来待国宾，迎来送往广交人。
我们朋友遍天下，海内天涯若比邻。
吴广德：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1938年生于广东潮州，1965年外交学院毕业后进入外交部礼宾司，此后因工作调动在礼宾司
“三进三出”，在礼宾司工作的时间屡积约二十年。1994年至1998
年8月任中国驻马来西亚古晋总领事。退休后，为外交部外交笔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305——
毛主席曾批评:接待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
我在礼宾司任职多年，经办多起国宴。国宴是最隆重、规格最高的正式宴会。从定义上说，只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为国家
的庆典，或国家主席或国务院总理为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而举行的正式宴会，称国宴。国宴通常在国宾抵京当晚或次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有人跟我说很羡慕我们因这个工作能出席国宴，并且猜测国宴菜一定是“饕餮大餐”，这可真是想错了。记得我在礼宾司综合处时，看到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是对外的，是我们内部的，类似工作指导手册那类性质。这个本子汇集了新中国领导人对礼宾、礼仪的一些指示和谈话摘要。其中，毛主席对宴会的指
示尤为深刻。毛主席曾经批评说：接待宴会，大讲排场，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金钱和物资。他认为宴会规格太高，千篇一律都上燕窝鱼翅那些名贵的菜，花钱很多，又不实惠。有些外国人根本不吃这些东西。“我们请外国人，有四菜一汤就可以了。另外，宴会时间长了我也陪不起……”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确立的“四菜一汤”的标准沿用至今。在漫长岁月里，国宴礼仪究竟经历了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变革？我也记不清了，但有几次给我印象较深：
二、自1978年9月起，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访华，中方不再通知各国驻华使节参加迎送；为来访国举行的国宴，只邀请来访国驻华使节和使馆部分外交人员出席(1990年以后增加邀请
来访国周边友好国家的驻华使节出席，这种邀请通常商请来访国确定)。
我记得上世纪60年代，我国欢迎来访国宾的宴会通常设宴席
——306——
50多桌，除邀请来访国宾一行出席外，还邀请外国驻华使节夫妇，外交团就有20多桌，加上中方陪客，济济一堂。当时宴席上，通常为冷菜6种，热菜4道，每位客人面前，各摆大中小杯3个，
烈性酒茅台以及其他名牌葡萄酒等，杯子斟得满满的。另加上橘子水、矿泉水等。
目前的国宴通常为7或8桌，今天的国宴通常只邀请国宾随行人员30至50人出席。如国宾随行人员少，宾主出席者不超过50人，宴席则安排长条桌或马蹄形桌。这种安排在国外屡见不鲜。
二、1984年11月再次确定：宴请来访外宾的次数不宜过多；宴请时中餐四菜一汤，西餐一般两菜一汤，最多为三菜一汤；选定菜谱要考虑到来访国饮食方面的禁忌。宴请（包括国宴）的时
间一般不超过一个半小时，邀请范围尽量缩小。宴请的形式力求多样化，除宴会外，还可采用酒会、冷餐会或自助餐等其他形式。眼下我国国宴时间约为1小时15分钟。过去国宴通常花两三个小时。
四菜一汤，这是当年周总理定的标准，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逐渐地，国宴的标准已经开始尝试“三菜一汤”、“两菜一汤” ，外加冷盘、点心。冷盘有时只一个大拼盘，有时则几个小碟。水果是根据季节选择，有猕猴桃、葡萄、西瓜等。目前我国领导人宴请国宾，有的只用三菜一汤，或两菜一汤。这种做法基本上跟国际接轨。
我也多次参加外国国宴，通常是晚宴，饭菜很简单：往往是
少许冷盘，一道或两道热菜，一道甜食，外加面包和饮料随时提供。实际上西式国宴其功夫往往在饭菜之外。比如面点师为来访
国宾制作的甜点，图案多与来访国有关，如沙漠、山脉、河流、
——307——
国花之类，意图显然在于给客人们传递友好的信息。
就我所知，目前国宴，每人每餐标准不得超过200元(不含酒水)。1984年后，外交部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领导的指示，对国
宴的改革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国宴的标准：总书记、国家主席、委员长、总理、军委主席、政协主席举办的宴会，每位宾客为50至60元，如果宴请少数重要外宾，则在80元以内掌握开支，一般宴会每位宾客标准为30至40元。
三、自1987年6月起，我国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不举行答谢宴会,外国领导人访华也不举行答谢宴会等。
其实国宴礼仪改革还有很多是“细水长流”式的变革。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宴就实行分餐制，不过，那时是菜端上桌后，
由服务员给每位宾客分，剩下来的，就搁在桌子的中间，谁吃谁去拿。1987年后，都是由厨师按宴会人数把菜分盘，再端上去。这样做，既减少浪费又卫生方便，也利于服务员实行规范化的服务。
又如，国宴一律不再使用烈性酒，如茅台、汾酒等，根据客人的习惯和禁忌确定用酒如啤酒、葡萄酒或其他饮料，现在一般不上白酒。
以前宴会厅内悬挂来访国及中国国旗，宾主双方都发表讲话，讲话稿译成英、法、俄三种文字。后来改为国宴大厅不挂两国国旗、不奏两国国歌，双方不正式致辞等等。
日本海部俊树首相访华前,希望再次品尝“龙华药膳”美味
宴请国宾制订菜单有规范化程序。礼宾官必须事前了解外宾的饮食习惯。把外宾的饮食习惯及时告诉人民大会堂或钓鱼台国
宾馆厨师。请他们根据中外宾客的不同口味，尤其注重他们的宗
——308——
族信仰，安排不同的菜谱。制订菜谱时，尽可能全面了解国宾的生活习惯与忌讳，口味嗜好以及年龄、身体状况；兼顾季节、气候、食品原料、营养等诸因素，夏天以清淡、冬季以荤为主。
例如：日本的几位前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竹下登、中曾根康弘和海部俊树等都十分喜爱中餐，许多日本客人对小笼包子、手工水饺、手擀面、元宵、年糕、煎饼等中国食品很感兴趣。尤其是海部俊树，1991年访华，特意要求安排一次中药膳食。
海部俊树在任首相之前曾经吃过“龙华药膳”的菜，印象深刻。日本驻华大使即向礼宾司传达了首相的愿望：希望访问中国时再次品尝药膳美味。于是礼宾司找到了“龙华药膳”的前任总
厨师长，当时正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的国家特级烹饪师王春明，把他请到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当天王师傅做了枸杞扒鱼翅、天麻鱼、罗布麻芹菜叶等，海部俊树首相吃到高兴时满意地说：“这正是我以前吃过的正宗味道啊！”吃完饭之后，海部俊树夫妇还特意要求与王春明合影。
当然，由于礼宾官对来访国国宾了解不细致，不太符合国宾胃口的菜单偶尔也有发生。1976年9月萨摩亚国家元首访华，在钓鱼台设宴欢迎贵宾。当晚宴席的菜肴，以“汤”多些，吃的是“味”。但对于萨摩亚人来讲，就不太习惯了，因为他们平时的食品多以面包果、芋头等薯类为主，淀粉含量大，几小碗汤汤水水吃下去，过不了个把小时便饥肠辘辘了。晚上10点，元首副官来到接待室，说他们晚饭没吃饱，可否给他们弄点芋头、啤酒。宾
馆服务人员搬来了一箱啤酒，但临时找不到芋头，外宾只好拿些面包、香肠充饥。等到元首一行去南方访问时，安排每顿饭都加
了煮芋头、烤芋头等点心，贵宾们非常满意。
——309——
我想起几份别有一番味道的菜单。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实现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当年宴会是四菜一汤，除冷菜拼盘外，热
菜为芙蓉竹笋汤、三丝鱼翅、两吃大虾、草菇盖菜、椰子蒸鸡、杏仁酪。点心：豌豆黄、炸春卷、梅花饺、炸年糕、面包、黄油等。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养源斋会见英国女王一行，并设午宴招待。菜单除冷菜拼盘外，热菜是茉莉鸡糕汤、佛跳墙、小笼两样、龙须四素、清蒸鳜鱼、桂圆杏仁茶。点心是：鲜豌豆糕、鸡丝春卷、炸麻团、
四喜蒸饺、黄油、面包、米饭。
1997年7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有江泽民主席参加的庆祝香港回归的国宴上的菜单：冷盘、浓汁海鲜、清蒸大虾、罐焖牛肉、草菇绿菜花以及点心和水果。
2008年8月8日中午，国家主席胡锦涛为奥运会各国政要举办的国宴为三菜一汤：荷香牛排、鸟巢鲜蔬、酱汁鳕鱼，瓜盅松茸汤。
最近几年，国宴的“堂菜”和“台菜” 的名词，流传甚广。 “堂菜”的“堂”字是取自人民大会堂的堂，本是人民大会堂厨师随口一说的名称。1984年出版的《人民大会堂国宴菜谱集锦》，首次为“堂菜”正名。“台菜”则指钓鱼台国宾馆厨师为宴请国宾烹调的菜，国宾下榻于钓鱼台国宾馆，日常用餐也在那里，许多
道“台菜”很有名气，如里根总统开戒的“ 佛跳墙”，金日成喜欢的“香橙狗肉”，西哈努克爱吃的“砂锅狮子头”， 还有邓小平
赞赏的 “ 酸辣乌鱼蛋汤” 等。
——310——
周总理的指示：要给客人准备可口实惠的大寨饭，不要铺张浪费
国宴是只有一次的正式宴会，第二天陪同的团长请客人吃烤
鸭，或者省市领导人宴请到访的国宾，那都不能叫国宴。所以民间流传的“大寨国宴”的说法不对，那是宴请，但不能叫国宴。
1965年5月21日，第一批外国国宾——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一行，由周恩来总理陪同访问大寨。事前礼宾司先遣人员向大寨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他陪阿尔巴尼亚同志是来接受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教育的，要给客人准备可口实惠的大寨饭，不要铺张浪费。于是太原提前准备的原料、饮料、餐具、
酒具……拉过去的东西，便撤走了。大寨人准备的主食有玉米面窝窝头、小米稀饭、羊肉饺子和油糕，还有四菜一汤。席间，外宾30余人和中方陪同人员喝着大寨高粱白，吃着土豆丝、腌咸菜，谈笑风生，和谐而轻松。席间，客人不时赞扬大寨的饭菜“新奇”、“可口”、“好吃”，称道大寨的“粗茶淡饭”的宴会。此后，周总理又曾陪同越南总理范文同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前往大寨参观访问。
1976年5月我作为礼宾司人员随李光耀总理访问大寨。我和外宾一样，很赞赏大寨人具有地方特色的接待。
我也曾多次随国宾赴省市访问，很多省市都希望表达好客之情，盛宴款待客人。但我想，每次地方宴请，菜肴通常十来个，太多了，宴会的时间也比较长。我记得外宾对此也有议论。如：
1986年澳大利亚副总理鲍恩到东北一市访问时，在宴会上说：你们的饭菜太丰盛了，如果到我们国家，由我来宴请你们的话，一
没有这么多的饭菜，二没有这么多的时间。这话与其说是对我们
——311——
好客之举的赞扬，不如说是对我们这种铺张浪费之举的含蓄批评。
在宴会上，这几个国家的使节老盯着我们几个管讲话稿的人，有的还找我们要讲稿
人们常说，礼宾是外交工作的寒暑表，确实，礼宾工作体现外交关系的冷热。
我从外交学院毕业，1965年7月调入外交部礼宾司。外交部礼宾司成为我外交生涯的第一站，一生三进三出，在那里任职约20年，两次在驻外使领馆任职也是当礼宾官，最后一任才做总领事。
我记得刚到礼宾司工作时，每逢举行国宴，我的主要任务是
输送和分发我国领导人在国宴上的讲话稿。那时每次宴席，宾主双方都发表正式讲话，讲话稿还译成英、法、俄三种文字，加上中文的，就有满满一车。或者根据指示，把大字体讲话稿送给周总理等领导同志。
那时我国与苏联关系正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来访国宾和东道主任何一方讲话中经常会针对时代背景讲几句，如果涉及“苏修”和“小修”的说法，“苏修”和“小修”的外交使节就立刻退席，以示抗议，一下子宴会厅还没正式开宴就空了几桌。后来，周总理指示：先吃饭，等吃完4道菜之后，宾主双方再讲话。以后在宴会上，这几个国家的使节老盯着我们几个管讲话稿的人，有的还找我们要讲稿，但主人和来宾讲话前，我们婉言谢绝他们的要求，直到即将讲话的那个时候，才分发讲稿。
1969年3月我被派到我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工作，除担任总
领事英文译员外，还担负总领事馆的礼宾工作。总领事馆的礼宾
官与北京的礼宾官职责不同，迎送任务繁重。那时我国已与40多
——312——
个国家建交，国宾来，要路经卡拉奇，我国领导人出访、外交信使出国也经过卡拉奇，那时这条路线几乎是唯一的路。总领事馆每月平均要接送20多班信使。总领事馆有专门接送信使的领事，
我作为礼宾官，也得起早摸黑，奔波于机场与总领事馆之间接送客人。有时一天跑机场要跑五次六次。后来跟日本建交，日本也算是一条线路。再往后慢慢的路就多了。
1971年3月印巴战争期间，因为中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与巴基斯坦海军总部相邻，处于印度战机轰炸目标附近，弹片有时就落到总领事馆里来。晚上印度战斗机频繁飞来，我们得不停地跑地下室。在那硝烟弥漫、轰炸声不绝的日子里，我与司机李师傅
经常要往来卡拉奇港口办公务。
在卡拉奇度过6年时光之后，我于1975年底调回礼宾司，随后被任命为礼宾司国宾接待处副处长。那时任务重了，没日没夜地工作是常态。1978年以后，不但来访的国宾多，我国领导人出访也多了。我的任务又多了，我国领导人出访时，我们的礼宾司要协助对方进行礼宾安排。
我们有工作规范：不可以在进行礼宾工作时与国宾或者领导人合影。所以这么多年，除了那种全体人员的合影，我没有什么“工作照”。在我家相册的首页，有一张珍贵的黑白照片，那是1978年1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缅甸时，在仰光国宾馆草地上与我们全体随行人员的合影。
1978年1月26日，邓小平副总理一行共25人抵达仰光，对缅甸进行6天的访问，然后访问尼泊尔。那次访问举世瞩目，因为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位中国高级领导人出国访问。英
国广播电台就说，“这是近三年来中国高级领导人头一次出国访
——313——
问。”我作为随行人员，有幸亲历了这次历史性的出访。
在访缅时邓副总理的守时让随行人员十分敬佩。按照多年形成的生活习惯，他晚上10点半就寝，黎明即起。一天清晨散步时，
一位工作人员请求与邓副总理合影，他欣然同意。消息传开，全体随行人员都来了。就这样，一张代表团的“全家福”在新华社随行摄影记者的手中诞生。
涉及翻译问题,中日双方反复协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做了一个妥协的方案
1983年9月我到中国驻日本使馆任一等秘书和礼宾官。刚上任不久，就是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应邀访日，我和日本外
务省仪典官室西寺千代子女士商谈胡耀 邦总书记访问日程草案。我记得胡总书记访日，安排了两次演讲。仪典官室说，这是破例安排的。一次是胡总书记在日本国会的演讲，这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方首次同意我国领导人在国会演讲；另一次是11月26日，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厅举行的3000名日本各界青年参加的大会上的演讲。我记得当时在使馆看电视收听演讲实况时，不时接到日本朋友打来的电话，除了称赞演讲，还说，第一次看到访日的中国领导人穿西装，很有意思。
1987年底我又回到礼宾司，任综合处处长，1989年12月任礼宾司参赞。那时候礼宾司的任务就更重了，礼宾工作的职能强调主管国家对外礼仪事项，负责研究和处理各国驻华使馆、欧洲
共同体驻华代表团、联合国系统组织代表机构在华的礼仪、优遇问题；指导我国驻外使领馆和地方外办有关涉外工作的礼宾事宜等。当然，接待国宾和重要外宾访华、安排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
也是礼宾司的重要职能之一，有时还带先遣组 “打前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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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事无小事，礼宾工作是一项细致的综合工程，细节决定成败。有时细微的礼宾活动，却表达深层的外交含义。做礼宾工作多年，我常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技术上的一点差错，造
成外交上的误会或政治错误，时有发生，都是前车之鉴。礼宾工作特别要求细，不细不行。
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应邀访日，部里让我率一个先遣组去打前站。我印象特深的，很小的一个事情我就要不断向国内报告。例如天皇会见江总书记的翻译安排问题，因为江总书记喜欢引用诗词，我们担心日方的翻译不一定能翻译得那么准确，我们就提出来，中国的翻译要参加这次会见。日方怎么也不同意，
说日本的译员有水平、有能力来翻译。这个问题反复协商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做了一个妥协的方案：一、天皇与江总书记会见时，我们的驻日大使杨振亚参加——这样我们就能放心了，杨大使的日文相当的好，万一出现日方翻译弄错了的情况，我们的杨大使在，他可以纠正，可以帮翻译；二、会见后共进午餐时，日方同意我们的翻译进去。这样，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1991年至1994年期间，我多次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访问蒙古、印度尼西亚、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打前站。经常是任务急、困难多、情况复杂多变，我常以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准确、细致、主动、及时”八个字来勉励自己。
1994年我到马来西亚当总领事，这是我第三次“出”礼宾司。
参加外交部离退休干部在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举行的“共度重阳”团拜会时，一位老同志对我说：“钓鱼台国宾馆是你的半个
家。”这句话让我感慨万端。我在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了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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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所在，真说不清去了多少次钓鱼台。我清楚知道的数字是：到2000年钓鱼台国宾馆接待奥地利总统时，共计接待800起国宾，到今天已达1000起。
(《北京青年报》2010-6-3 )

（九七）改诗为已用
诗曰：  飒飒西风岸柳斜，深塘仍有越冬蛙。
一声鸣鼓惊天下，唤出阳春暖万家。
少年时的毛泽东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学堂后曾写了首《咏蛙》
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出声。
    1992年9月12日《社会科学报》发表的文章指出此诗非毛泽东所作，谓民国初年，安徽英山县金铺区新屋嘴乡人郑震谷（一说程正鹄）赴辛亥革命后第三届甘肃天水县知事，该地绅士见其身矮貌丑，作《青蛙图》以讥之。郑遂作一诗反讥。诗云：“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阴。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又说《咏蛙》诗作者是湖北英山人。也有的说严嵩幼时曾作过《咏蛙》诗：“独坐池边似虎形，绿阴树下弹鸣琴。春来我不先开口，谁个虫儿敢出声。”还有的说“唐人所作”。可见此诗有可能流传已久。毛泽东幼年、少年时看过或听过这首诗后曾加以改写引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毛泽东似乎有改前人诗或仿前人诗为已用的习惯。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学堂读书。临行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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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抄写了一首诗留给父亲，以表达一心向学和志在四方的决心。诗的全文是：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据《毛泽东年谱》注云：“这首诗曾载《新青年》第一卷第五期，原文‘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署名西乡隆盛。”可1910年《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还没有创刊。而西乡的全集，里面没有这首诗。作着其实是江户时代末期的名僧月性，诗题为《题壁》。月性和尚
号清狂，在周防妙元寺出家，曾因忧国而周游四方，广交名士。
他擅诗，著有《清狂吟稿》一书。《题壁》是他27岁离开故乡时所作，抒发了自已发愤图强的壮志和四海为家的胸怀。
1935年元月下旬，毛泽东送朱德上前线时，紧紧握住朱德的手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
1958年3月29日，毛泽东乘“江峡”轮驶出三峡时，他凭船舷面对大江朗诵道：“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听不见，汽笛一鸣到公安。”
1958年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在广州看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随手为自已的部分诗词加注后，在《后记》中写道：“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
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时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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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已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
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无独有偶，周恩来少年时也曾仿陆游《示儿》诗写过一说绝句：“战火洗劫万家空，吾侪争见九州同。华师尽扫列强日，捷书非传告鳌翁（鳌翁，指周当时结识的一位爱国人士何鳌峰）。”
1971年“9•13”事件后，毛泽东还改了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三——《明妃村》的诗句。这首杜诗原是七律，前四句是：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诗中“明妃”二字改为“林彪”，成为“生长林彪尚有村。”
 1975年4月，懂必武逝世，毛泽东悲痛得断食断饮，沉默不语，却整整放了一天张元干的《贺新郎》的录音，时而躺下听，时而用手击拍，还把原词“更南浦，送君去。”改为“君且去，休回顾。”并说：“原两句太伤感了。”
（《人民网》人民领袖毛泽东）

（九八）毛泽东过春节
诗曰：       澄碧星空飞礼花，声声爆竹响天涯。
         可知岁岁大年夜，总有一人牵万家。
1927年春节 第一个翻身年，自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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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到湖南，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10月率部到达井冈山地区，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年春节，毛泽东宣布放假三天，让红军和群众欢欢喜喜地过年。那时，
富人爱过年，穷人怕过年。社会上流行着：“富人家过年，从十月初就打算盘，鸡鸭鹅，鱼肉俱全，大年初一到正月十五；穷人家过年，年三十打算盘，东家借米，西家借盐，大年初一吃一餐白米饭，初二没米没盐”的说法。
这年春节的前几天，刚刚翻了身的茨坪群众，家家忙着做米果。可是，喂的家禽全被国民党的兵抢光了。毛委员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为了让士兵和群众过好第一个翻身年，特发给每位战士
三块银元，补贴过年；派人到宁冈杀猪，挑运到茨坪，每人分三斤猪肉。对缺米少盐的困难户，另外分给他们米和盐。这样一来，茨坪的红军战士和百姓，人人都有米果吃，家家都蒸了米馅肉。
1940年春节 与警卫战士一起过年在延安，1940年春节前夕，警卫中央首长的长枪连，提前两天派连指导员张久厚请毛主席到他们连里过年。开始，毛泽东告诉张久厚：“你们的心愿我领了。吃饭嘛，我就不去了。”张久厚一听毛主席说不去，他坚决地说：“不去不行。”这句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放下文件，笑笑说：“你们这不是请客，是在下命令。看来，我只好服从了。能不能给我点权力，让我帮你们多请几位怎样？”张久厚以笑作答。毛主席果断地说：“好，就这样定了。”
原来，临近年底，老连队杀猪宰羊，而新建的长枪连家底薄，只买了20斤猪肉。正在这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管理中央首长生活的同志，抬着半肩猪肉送来了，并说：“昨天小灶杀了一口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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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毛主席叫送给你们过年的。”实际上，当时的中央首长平素也见不到荤。这时，连队里开会讨论中，不知是谁说了句：“请毛主席吃年饭。”大伙不约而同地都说好。就这样把请毛主席吃年饭的任务交给连指导员去办。
除夕下午3时许，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来到了长枪连。进窑洞落座后，毛主席问：“我们这张桌上的饭菜是不是和大家一样？”他环视了一下，又说：“我们不能特殊。搞特殊，人家嘴里不说，可心里有意见，那就不好了。”稍停，又说：“我们常讲同甘共苦，共产党人说得到做得到，言行一致群众才信服。”开饭后，没有酒，大家热情地向毛主席敬肉。毛主席一
看就笑了，说：“这么大块的红烧肉，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们存心不让客人吃呀。”一排长夹起三两重的一块肉吃下去。毛主席见状，说：“你厉害，比不过你，我认输了。”
1944年春节 请枣园人吃饭。毛主席在延安时，每年春节都要在枣园的小礼堂请村里人吃饭。每家的家长都来给毛主席拜年。吃饭时摆十几桌，每桌都有一位领导作陪。毛主席给大家敬酒，说你们都是我的老邻居，不要讲客气，过几天我还要到你们家里作客。自毛主席说了这句话后，每天清晨妇女们都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就怕毛主席来了，怠慢了他。
1947年春节 撤离延安 这年年春节后，胡宗南分五路进攻延安。一天黄昏，毛泽东正同王震谈话，敌人先头部队已进犯到吴家枣园。王震忙说：“主席，你必须马上撤离。”毛泽东稳稳坐在椅子上，问：“群众都撤完了吗？”“早撤光了。”“嗯，好吧，吃饭。让我看看胡宗南的兵。”彭老总回答：“走吧，部队代你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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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春节 毛泽东去武汉，参观黄鹤楼。 正值春节，春游的人不少，一个小孩竟认出了戴着口罩的毛泽东，孩子惊喜地叫喊：“毛主席！”人群立刻像潮水般涌来。卫士们围绕着毛泽东，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拥挤下山，拥挤到江边，大家保护
毛泽东登船。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掌声雷动，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
1961年春节 在广东田家英的信：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今、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一九三○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1962年春节 北京七千人一道过春节。他把参加“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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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主要负责人7000人全部留在北京过的春节。他对他们说：“为什么一定要回到你们家里过春节才算舒服？（笑声）我们在北京七千人一道过一个春节不好？（全场热烈鼓掌）我看，春节不关大
局，不关什么农业、工业、商业、学、兵、政、党，过也好，不过也好，我主张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有什么不好啊？（全场热烈鼓掌）”
1963春节 “还债”
1963年初，毛泽东向帮他学英语的章含之说：“我还欠了你父亲一笔债没还呢！”章含之是名士章士钊先生的女儿。接着，毛
泽东认真地说明了事情的来历。1920年春天，一批青年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可旅费没有着落。那时在上海，毛泽东找到了章士钊先生。章先生当即在上海工商界名流中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随后，毛泽东将此笔巨款一部分给了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一部分带到湖南开展革命活动。
这次，毛泽东还要章含之转告她父亲：“从今年春节开始，要还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2000元。十年还完。”毛主席笑着说：“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得了的呢……我要是说明给他补助，他这位老先生的脾气我知道，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是还债。你告诉他，我毛泽东说的，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稿费中抽的。”从1963年春节起，毛泽东每逢春节初二这天，总是派秘书给章老送去2000元，直到1972年送满两万元。
1973年春节过后，毛泽东又提出“现开始还利息。50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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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是多少。章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就还下去”。
1976年春节 最后一个“除夕夜”毛泽东在工作人员陪伴下，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此时的毛泽东连吞咽都十分困难了，年夜饭是一勺一勺喂的。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
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他的最后一次年夜饭。饭后，他们搀扶主席下床，送到客厅，即他那个兼做书房的地方，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从红墙外隐隐约约传来鞭炮声。主席看看日夜陪伴他的工作人员，似乎感到了寂寞和悲凉。忽然，他用低哑的声音向工作人员说：“放点炮仗吧，你们年轻人也该过年。”毛主席的话使工作人员很受感动。他们准
备了几挂鞭炮，在屋外噼噼叭叭地放起来，听着这炮竹声，主席那瘦弱、松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陪伴他的人明白，这一丝笑容是为宽慰他身边的人。这也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听到新年的鞭炮声。
（人民网《毛泽东是怎样过春节的？》）

（九九）毛泽东生前写下的最后一封信和最后一句话
诗曰：    博览群书喜唱酬，曾骑马背咏春秋。
终身不改书为伴，生命不停学未休。
1976年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一年留下了很多。这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除了少量的外事活动，毛泽东这时能够做的工作仍是批阅一些文件、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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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听读报纸。晚年生活的疲惫、郁闷和孤寂，并没有停止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和思维。这年2月初春，毛泽东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答复他上一年8月3日的来信：“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
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这成为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这年6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毛泽东读书集成》）

2010年9月9日于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纽卡斯尔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