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跟鞋用英语怎么说:乾坤段子:99个毛主席的故事(二、上)

（五一）毛泽东授予原“美军上校”中将军衔
诗曰：      姓钱不爱钱，一辈忙科研。
两弹一星父，英名万古传。
1956年，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和1955年10月8日回到祖国的钱学森见面。这天，周恩来领着钱学森来到毛泽东这里。
“主席，”周恩来进门后满面笑容:“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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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钱学森同志，”毛泽东走上前去，紧握着站在周恩来身旁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钱学森激动地望着紧握着他双手的毛泽东，“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你说反啰！是我考虑到你才回国，要处理的事太多，不敢过早相约。”毛泽东诚挚地说。
毕竟毛泽东是第一次见钱学森这位大科学家，难免要寒暄一下，但是毛泽东一见面，就称谓钱学森是“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亲切自然，同时也为后面的谈话主题做了铺垫。就是这次谈话，毛泽东把钱学森从一个科技理论家，变成了一个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一位科技实践家。
“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毛泽东伸出五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初来时的拘谨和紧张。
“学森同志，”毛泽东望着钱学森，“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主席，”钱学森谦和地笑了笑，“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
“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过去钱学森是在美国工作，毛泽东用“5个师”和“比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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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力量大多啦”，一下子把钱学森的价值给予了重新评估。进而，直截了当说：“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这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啊！有什么比得上这样的荣耀呢？这在异国他乡，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毛泽东就这么简单几句话，一下子就谈到实质性问题，这种平易
近人作风，像钱学森这么智慧的人，怎么会不心领神会呢？
这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你看毛泽东接着就称呼“学森”，然后就谈起钱学森写的那份《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表示自己“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当钱学森谦虚地说起自己“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毛泽东马上说的这番话，十分感人：“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毛泽东已经指出了钱学森对于新中国在国防航天工业方面的不可替代地位。
毛泽东顿了顿，接着说道:“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学森同志，我想请你这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有信心吗？”钱学森有点紧张:“主席，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怕干不好啊！”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毛泽东用筷子在空中重重一晃，“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在毛泽东磅礴气势的感染下，钱学森终于坚定地点了点头:“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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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毛泽东这句“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充满着多少信任、期待与关怀啊！
一天，聂荣臻拿着一份名单，匆匆向菊香书屋走去。
    “主席，为了争取苏联对中国发射导弹和火箭技术的援助，我们准备派人到苏联去谈判，您看这代表人员名单该怎么定？”
毛泽东想了想说:“聂老总，你就来做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你的代表团应该把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还有原子工业的人员包括进去。学森同志也应该去，很多问题只有他去才搞得清。”
“我们也考虑到应当请钱学森同志参加我们的代表团。只是，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既有职务，也有军衔。”聂荣臻认真地向毛泽东陈述着，“而我们的钱学森同志现在虽然是国防部五院的院长，可是却没有军衔。为了与苏方对等，钱学森同志必须解决军衔问题。”顿了顿，聂荣臻接着说:“我们为这个问题请示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说:‘钱学森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就授予他上校军衔，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我看钱学森同志身负重任，又是世界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论他的资格和贡献，至少应授予中将军衔。此事你回去和彭老总商量一下，必要时开个军委会，我也参加，把这个事定下来。’”
    毛泽东想了想，说:“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作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
就这样，作为科学家和工程控制论创始人的钱学森，穿着威严的天蓝色将军服，戴着庄严的中将军衔，经过毛泽东批准，参加了中苏关于军事尖端技术的谈判。
（李克勤《毛泽东授予原“美军上校”中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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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二）与毛泽东忘年之交的神秘女性
诗曰：    源自民间艺术才，百花远里竞相开。
人生戏剧高潮起，演出传奇色彩来。
拥有三十年舞台青衣生涯的左大玢，后来在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饰演南海观音，因一炮走红，而成为人们眼中神秘的观世音菩萨，这在演艺界是不多见的现象。但是，人们也许不会想到，左大玢能出演这个神话中美丽智慧的化身，与一代伟人毛泽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左大玢这个名字，是父亲给她取的，玢为玉，大玢者，大玉美玉也。1954年，左大玢考入湖南戏校学习湘剧，1957年毕业后分配到湖南省湘剧院当演员。1959年主演《生死牌》，该剧后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成戏曲电影。1960年被授予湖南省青年表演艺术家称号，后来又荣获中国戏剧第六届梅花奖、文化部文华表演奖等，曾任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省剧协副主席等职。她早年与毛泽东结成忘年交，这使她的人生又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第一次见面，左大玢说：“主席，您念了白眼字”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左大玢才十三岁。1956年，田汉带着湖南省湘剧训练班的一群小演员去北京汇报演出，左大玢也在其中。听说要到怀仁堂给敬爱的毛主席演出，左大玢兴奋得几夜都没有睡着。但到了演出那天，并没有左大玢表演的节目，她和其他小朋友便躲在帷幕后面，偷偷地观看坐在台下看戏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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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结束后，毛泽东一离开，左大玢便和其他小演员一起从舞台后面蜂拥而出，争先恐后地去抢坐毛泽东刚坐过的座位。
1959年，左大玢在湘剧界已小有名气。一天，她突然接到通知，要她们到湖南省交际处演《生死牌》，当时左大玢在戏中演主角王玉环。左大玢猜想一定有重要的领导人来了。果然，当她登台表演时，发现了台下竟有他日夜想念的毛主席！左大玢惊得一
下子差点忘了台词，赶紧镇定下来，才将戏演完。
戏刚演完，又开舞会。那时左大玢还不会跳舞，她打算卸完妆早点回家。这时有人悄悄告诉她：“毛主席可能会来跳舞。”她一听，马上改变主意，直奔舞厅。这是她平生第一次进舞厅，心里不由得有些紧张。刚坐下一会儿，一位女同志走过来问她：“你是演王玉环的吧？”左大玢点了点头。这位女同志又说：“毛主席看了你的戏很高兴，等会儿你陪他跳舞吧。”能当面见到毛主席，这当然是做梦都想的好事！可是，左大玢不会跳舞，她怕在毛泽东面前出丑，因此有点儿犹豫不决。这位女同志好像看透了她的心事，说：“你还不会跳吧？没关系，我找个人教你，很容易学的。”
教左大玢跳舞的是毛泽东的卫士，姓封。这人很和善，而且很有耐心。左大玢跟着他在舞池转了几圈，慢慢地就摸到了门道。要她陪毛泽东跳舞的女同志，是大名鼎鼎的摄影师侯波。两个人正跳着，侯波笑着走过来问：“学会了吗？”不等左大玢回答，就拉着左大玢往舞厅的一侧走。一站定，天啊，她发觉自己就站在身材魁梧的毛泽东面前！左大玢激动不已，手足无措。毛泽东笑着说：“娃娃，跳舞可不能老站着，得动，这也是一种体育锻炼。”左大玢扑哧一声笑了，然后随着毛泽东跳起来，但她一直低着头，不敢看毛泽东。一曲舞跳下来，左大玢出了一身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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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毛泽东每次来湖南，左大玢都被派去给毛泽东唱戏或陪他跳舞、聊天，渐渐地与毛泽东就熟悉起来，见到毛泽东时再也不紧张了。一次毛泽东笑着问她：“你为什么姓左，不姓右呀?”左大玢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傻傻地说：“我爸爸姓左，我也就姓左了。”“那你怎么又叫左大芬了呢?”因为已经跟毛泽东很熟了，左大玢便说：“主席，您念了白眼字，这个字应念‘bin’，而不是‘fen’。”
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娃娃，你回去问问你爸爸，这个字是多音字，是不是也可以念作‘芬’呢？”
还有一次，毛泽东问左大玢，你姓左，那左宗棠是你什么人？左大玢摇了摇头。毛泽东又问，那左霖苍又是你什么人呢？“他是我大伯。”左大玢接着告诉毛泽东，父亲叫左宗濂，曾是程潜帐下的少将高参。毛主席听后点点头，又说，你大伯左霖苍可是个有名的举人啊。“什么举人，一个逃亡地主。”左大玢顺口答道。毛泽东听了左大玢的话，沉思了一会儿后自言自语道，逃了也好，逃了也好啊。
左大玢和毛泽东同喝一杯茶
每次毛泽东来湖南，工作之余举行舞会时，毛泽东第一个请跳舞的一般都是省委书记的夫人，第二第三个分别是湘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彭俐侬和刘春泉，第四个就是左大玢。警卫员们和当时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怕跳得太多会累着毛泽东，便悄悄地给左大玢布置了一个任务：“主席很喜欢你，你就在主席跳了几支舞后，陪着他到走廊上的沙发上休息会儿。”
一次休息时，左大玢看到毛泽东水杯里的茶叶一根根地竖着，就好奇地问：“毛主席，您喝的是什么茶，怎么都竖在水里呀?”毛泽东笑着说：“娃娃，这个你就不知道了。我告诉你，这是岳阳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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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尖，是上等好茶呀。”十六七岁的左大玢想都没想就蹦出来一句话：“我口渴了，我也要喝您的茶。”“你喝吧，喝吧，我们喝一杯茶。”
又有一次，舞会中左大玢正陪毛泽东在走廊上休息，这时王任重过来汇报工作。毛泽东指着王任重问左大玢：“你认得他吗？”左大玢摇了摇头。毛泽东介绍说：“他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
然后又指着左大玢说：“她是湘剧院的演员左大玢。”
王任重走后，左大玢像小孩子似的拿着毛泽东的手一边看一边问：“主席，您有几个箩呀？”“你呢？”毛泽东反问道。“我才一个箩，一箩穷呢。”左大玢撇着嘴说。“一箩穷？难怪你老是穿同样的一件花布衫。”毛泽东注意到左大玢每次见他时都穿着同一件衣服，便打趣道。左大玢数完毛泽东手指上的箩惊叫起来：“主席，您有十个箩呀，难怪当‘皇帝’！”毛泽东听后笑得前俯后仰。
深情怀念伟人，左大玢珍藏着毛泽东半截香烟
每次回湖南看到左大玢时，毛泽东总是对左大玢说：“你们搞文艺的，更要加强文化学习和修养。”同时，他又很关切地问：“你们经常下乡演出吗?”左大玢回答说经常去。毛泽东又问：“到了农村一般在哪里演出呀？”“有时在晒谷坪，有时就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毛泽东很好奇：“稻田里怎么表演呀，稻茬会绊脚呀！”左大玢认真地答道：“是呀，我们经常演着演着就被绊倒了。”毛泽东听后哈哈地笑了起来。
跳舞时，毛泽东的长袜子常常会滑下来。左大玢见了，就立即蹲下把它拉上去。后来她便对毛泽东说：“毛主席，您的袜子系根带子吧，这样就不会掉了。”毛泽东却说：“不要系带子，将袜子口打个砣扎进袜子里就不会掉喽。”左大玢听了咯咯地笑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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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有一次毛泽东到长沙，没有见到左大玢，就问左大玢哪里去了。陪同的领导立即安排车子将在湘西沅陵演出的左大玢接了回来。见到毛泽东后，左大玢来了一段清唱。毛泽东听后说：“娃娃，你的嗓子有些哑，是不是感冒了？好好休息吧。”左大玢见毛泽东正在抽烟，就说：“主席，为了您的健康，请少抽些烟吧。”说着，
她从毛泽东手上要过抽剩的半截烟头。她将那半截烟掐熄后，悄悄地带了回去，将它珍藏在一个漂亮的盒子里，直到今天。当时纪律非常严格，凡是毛泽东会见的人都不能把会见写进日记，也不能向毛泽东提出合影的要求，因此，这半截烟头，成了左大玢保留下来的唯一的“纪念品”。
毛泽东为《园丁之歌》鼓掌，左大玢免遭政治厄运
“文革”期间，左大玢同样受到了政治迫害。因为她的父亲曾是程潜的少将高参，“文革”初期她被戴上“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坐起了“冷板凳”，随后又被下放到永州市道县的一个偏远的农村“锻炼”了两年。
回到长沙后，1973年湘剧院排演《园丁之歌》，左大玢在戏中扮演主角俞英。戏演得很成功，不久北京电影制片厂就将该剧拍成了电影。但在影片送审时，江青发难了：“这是一棵毒草!”因为电影中俞英有一句台词：“没有文化怎能把革命的重担来承担。”江青认为这是与她当时树立的典型“白卷英雄张铁生”唱反调，凶狠狠地说：“没文化就不能挑革命重担？咱们老一辈无产阶级战士不也有很多人没有文化?”最后，江青干脆将矛头对准了左大玢：“左大玢演得像个少奶奶！”
1973年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就是通栏大标题《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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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批判大毒草〈园丁之歌〉》。一时间，一场狠批《园丁之歌》的风暴席卷了大江南北。9月初，四省一市到北京参加戏曲调演，左大玢随团刚下火车，就被通知去北京展览馆在五千人大会上作检讨。作检讨前，管批斗的人特意叮嘱左大玢：“作检讨时要说普通话，不能说湖南话，不然大家听不懂。”左大玢却不低头：“我不会说普通话。毛主席也说湖南话，毛主席热爱，我也热爱；他
讲家乡话，我也讲家乡话。”待到作检讨时，左大玢用长沙话将检讨书快速念完，然后赶紧钻进有关领导事先安排在台后的大汽车，离开了批斗现场。
没过多久，毛泽东回长沙视察，想看湘剧，并在省里送来的节目单上圈点了电影《园丁之歌》。电影中左大玢扮演的俞英一出场，毛泽东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那个娃娃左大玢嘛。”看完电影后，毛泽东鼓起掌来，旁边陪同的人悄悄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是大毒草，全国都在批判。”毛泽东愠怒地说：“什么大毒草，毒在哪里？我看很好!”说着他又站起身，再次鼓掌，在场的人也跟着鼓起掌来。
就这样，《园丁之歌》由毒草变成了香花，左大玢也随之避免了一次政治厄运。
结缘《西游记》，左大玢成功饰演了观世音菩萨
也是因为毛泽东的缘故，左大玢与著名女导演杨洁得以相识。毛泽东晚年卧病在床，行动不便，但他又十分想看家乡的传统湘剧。于是有关部门就组织湘剧演员重新排演了一批传统湘剧，然后拍成录像送往北京。1976年，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女导演杨洁来湖南录制古典传统戏《追鱼记》时，看到左大玢扮演的观世音形神兼备，就对左大玢许诺：“如果以后我有机会拍观世音的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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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请你去演。”当时，左大玢也没有将杨洁的话放在心上，心里想的尽是毛主席的病情。
时隔六年，中央电视台决定将《西游记》搬上屏幕，导演杨洁热情地邀请左大玢去北京试妆。左大玢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赶到北京试妆时，著名化妆师王希钟一见她就惊讶万分地连声说：“像!像!像!你太像观世音菩萨了，根本就不用试妆了！”
但拍片时，却出现了一点小“问题”，由于左大玢三十年来都是在舞台上扮演青衣，眼睛练得活溜溜转。杨洁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你的眼睛太活了！”悟性极高的左大玢很快领悟到拍电影与舞台上唱戏不一样，唱戏“表演”的分量要求很重，拍电影也要“表演”，但分量要恰到好处，不能露出痕迹来。于是，她就学着控制自己的眼珠不活溜溜转，但眼神却总像随着剧中人物在转动一样。为了将观世音菩萨演活，每到一个地方，她逢庙必进，然后仔细揣摩庙里观世音菩萨塑像的神气，模仿观世音的手势。
令人称奇的是，十年后，中央电视台拍《西游记》续集时，导演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来长沙找到左大玢，原以为左大玢体形或许已变了，不能再扮演观世音菩萨，但导演一看到左大玢就惊呼起来：“十年了，你的样子一点儿也没变，是不是真的得到观世音菩萨长生不老的妙药护体了……”随后，左大玢又扮演了《西游记》续集里的观世音菩萨。
退出舞台当教员，夕阳辉映迎春花
2003年退休之后，左大玢把精力全部放在了培育湘剧后备人才上，任教于由湖南湘剧院和湖南艺术职业学院联合开办的湘剧班。一批一批的青年学生是她的骄傲，这些戏剧苗子年轻活泼，学习刻苦，从他们身上，她看到了湘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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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玢相信名师出高徒，更坚信严师出高徒。她对学生上课时迟到早退行为管理、要求很严，而她本人更是以身作则，放弃舒适的家不回，挤在学校宿舍里跟学生们打成一片，每天早上６点起床，落雨下雪也从来没有迟到过，只有周末才回家休息。她丈夫原是湖南省花鼓戏剧院负责人，前几年退休后也在湖南某学院戏剧系做负责工作。儿女们时常有些怨言，说：父母亲退休后
既不缺钱花又不缺吃穿，可他们为了戏剧艺术比原来上班更忙了，一家人虽住在一个城市里，可也只有等到周末才能相聚一次。
如今戏剧不景气，湘剧院经费比较困难，教戏不仅很累，而且教课费很少，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演员不愿意揽这门差事，有的转行拍电视剧去了。左大玢满怀忧虑地说：“不培育学生，湘剧将来怎么办？总不能让它断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吧？”如今六十五岁的左大玢除了担负学院里的一些日常行政事务外，她一个人每星期坚持上七十多堂课！她每天上课、排练示范达十多个小时，《百花赠剑》、《断桥》、《大破天门阵》、《拜月记》等传统名剧中很多角色的戏都是她亲自示教排练的。
近几年艺术学院里一批又一批经她亲手培养的戏剧专业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地。左大玢时常收到来自三湘四水和大江南北学生们报喜的消息，每当她手里捧着学生们的来信来电，她就觉得这是捧着万紫千红的迎春花，脸上就会泛起慈祥的笑容，真的是酷似观世音菩萨显身！
（刘逸明《参考文摘》）

（五三）毛泽东和赵朴初谈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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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曰：  传承文化耀中华，佛教悠悠传万家。
缘起性空禅理念，百花园里一奇葩。
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毛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
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
后来，我在写这本书的第二章时，想起那一次未谈完的问答，我想，书中谈到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补充了当时我在毛主席前所想讲的话。
我看过曾是毛主席的勤务员李银桥写的书：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我因而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　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影响，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一九八七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胜地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写信给我说：“宗教是文化。”
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而今天还有不少人的认识水平和当年李银桥的一样。
（朱洪《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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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毛泽东“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三次尝试
诗曰： “规随”故事出前朝，肖定曹行不动摇，
还是古人品德好，未同上辈抢功劳。
1957年，中共向台北提出的十项和谈条件为：一、台湾统一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台湾自治区主席；二、台湾在整个中国范围，享有自主权。可设自治区，台湾籍多人将被起用；三、国民党军队保持原状，仍由蒋介石统率，但改为解放军的番号，蒋介石将以中央政府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名义握有台湾兵权（主席是毛泽东、朱德等是副主席）；四、国民党军政人员如不愿留台者，悉依其志愿，回大陆、赴美国，可自由选择。回大陆者将安排工作，照顾家小；赴美国及其他国家者，将来如愿返乡，随时可以归去，并无留难；五、目前在海外的中国人士，无论其为任何党派，一律可回大陆，各任适当公职，闻胡适有出任北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可能，人民代表大会及政协均将扩大组织，增加人选；六、联合国代表团由中央人民政府派出，以宋庆龄为团长，现有的国民党代表撤回；七、台湾及海外现有各党派的地位，将进一步协商解决，国民党将与李济琛所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协商，民社党、青年党等则与民主同盟协商，决定是否合并或保持独立存在：八、宗教自由，于斌主教可回大陆，但不得与外国作政治上的特殊联系；九、学术文化自由，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十、私人财产将受保护，现有外汇也有自由运用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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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海峡两岸双方默契的六项条件是：一、蒋介石偕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中央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策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财政有困难，由中央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中央控制，陆军缩编为四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在台湾。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大陆与台湾间的缓衡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中央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中央所接受的。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1975年印支战争结束、越南北南统一、蒋介石去世，更增加了我国领导人对祖国统一的紧迫感。中国领导人在谈到台湾解放后的政策时，曾提出三项原则：一、台湾人民一定会当家作主；二、台湾的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三、台湾会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向社会主义过渡。
（李振广《中国报道》2009-第十期）

（五五）毛泽东对李宗仁的“投石问路”
诗曰：    海外归来感慨多，几番较量几番和。
如今应了旧时语，辗转始登彼岸坡。
1958年，程思远的女儿林黛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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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香港探亲时，向程思远提起李宗仁在美国的生活情况时说：“李先生在美国住不习惯，总想回国。”不久，程思远又接到李宗仁的来信，说他保存着一批文物，希望能献给祖国，并吐露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心愿。
1959年10月，程思远来到北京。11月初，程思远回到香港，写信将此行经过告诉了李宗仁。当李宗仁得知周恩来对他将藏画献给祖国的想法很赞赏时，便托人把自己在纽约的藏画运送到了
香港。
李宗仁在给程思远的信中说，这些文物，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
文物运到香港后，程思远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安排有关部门派人去香港，将这批文物运到北京。故宫的专家鉴定后，却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按当时的行情计算，最多值3000美元。这与李宗仁说的11万多美元，相差太悬殊了。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他反复考虑，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起来，慷慨地说：“恩来呀，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
于是，毛泽东让财政部部长李先念，从国库中提出12万美元现金。
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程思远，同时说明：“李先生的藏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赝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忱，将送他一笔赴欧洲的旅费，以壮行色。”周恩来让刘仲容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不要经过银行，也不要经过外人。
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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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的。”
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在程思远先生陪同下，排除险阻，远渡重洋，从美国到瑞士，转道秘密回国，受到我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热情欢迎。
毛泽东于7月26日上午在中南海住所亲切会见了李宗仁先生和他的夫人。据程思远回忆，两位当年几度较量、几度言和的老人，紧紧握手。毛泽东说：“你们回来了，很好，欢迎你们。”大
家非常随和地坐定以后，毛泽东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幽默地笑着对李先生说：“哧！哧！清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大陆为‘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李宗仁笑了，随行的程思远先生替他答道：“我们搭上的这一条船，已登彼岸。”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接着说：“是的，登了彼岸。”说着说着，大家哈哈大笑。
1949年初，国共谈判时，毛泽东为新华社连续写了六篇评论。《毛泽东选集》收入了五篇，在《评战犯求和》的题解中说：“这是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揭露国民党利用和平谈判来保存反革命实力的一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其他的评论是：《四分五裂的反动派为什么还要“空喊和平”》、《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个答案》、《南京政府向何处？》等。”这个“等”字就是至今还鲜为人知的被称为新闻名篇的《蒋介石李宗仁优劣论》。在当年的这篇评论中，最后一句话是“他的脚踏在两条船上，这就是他和蒋介石不同的地方”。不知毛泽东还记得那篇评论，是有意的，还是与此无关，属无意的巧合？反正两者是吻合起来了，似乎毛泽东当年的判断灵验了。
（尹家民《人民政协报》201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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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
诗曰：    庄稼地里长新闻，水稻上头能站人。
虽是吹牛无纳税，娃娃跌坏责难分。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
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毛泽东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有些人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五七）马克思与秦始皇
诗曰：    万里长城盖世功，全球遗产九州荣。
有人抢吃祖先饭，还厚脸皮羞祖龙。
“统一计划、分级管理、重点建设、枝叶扶植。”天津专区办了一个四万吨的钢厂，这就是他们的重点。分级是在统一计划下，小部分中央管理，十分之二（投资、利润都可归中央）；大部分归地方管理，十分之八。六二年搞到××吨钢，那时怎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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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情况。重点放在哪里，要看哪里有这种条件，只搞分散不搞独裁不行。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中央决定（中央和地方共同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些还要强调。大权是主干，小权是枝叶，一是决策，一是检查。……派人到越南去，我讲过话：你们对越南的一草一木都要爱护。那不是胡志明的，是地球的，是劳动人民的事；如果牺牲了就埋在那里。将来我们要搞地球管理委员会，搞地球统一计划。哪里缺粮，我们就送给他。但要对立的阶级消灭了。……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1958•8•19）

（五八）幽默调侃赫鲁晓夫
诗曰：  才疏曾未习农桑，孤陋不知有夜郎。
难得今朝夸海口，大槐王国是天堂。
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表示“文件可以照顾你们‘二十大’的观点”。原本焦虑的赫鲁晓夫得知此事后精神陡涨，在与毛泽东进餐时愉快得忘乎所以，像一个不成熟的孩子一样滔滔不绝：“毛泽东同志，你大概看过有关苏德战争的影片吧？我告诉你，那都是假的。斯大林根本不会指挥打仗，他的那些干涉只是使我军遭到一次次重大损失……”
毛泽东似乎根本没有听他说什么，只是说：“我愿意和你们真正有学问的名流交谈。”
赫鲁晓夫没有听出弦外之音，继续述说着卫国战争时期自己——161——
对西南战线的“正确”意见，贬斥斯大林的粗暴、蛮横，他越讲越激动。
毛泽东呼呼有声地喝汤，似乎不愿听他的喋喋不休。赫鲁晓夫眉飞色舞地像个演员。
毛泽东擦了一下嘴，幽默地调侃： “赫鲁晓夫同志，我的饭已经吃完了，你的西南战线还没有打完哩。”
赫鲁晓夫终于体味出毛泽东的意思，于是就不再言语了。
（沙园《毛主席的魅力幽默》）

（五九）毛泽东水中“立正”震住赫鲁晓夫
诗曰：  莫看波静似平畴，既可载舟又覆舟。
唯有五洋捉鳖手，大风大浪敢遨游。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宴结束后，毛泽东说：“消化得差不多了，下一个内容游泳吧，凉快凉快。”
赫鲁晓夫由浅水地带抓了扶手下水。他能漂起来，泳姿实在糟糕，就是被中国人称为“狗刨”的那种手脚乱刨的姿势。他刨几下，沉不住气，在工作人员帮助下爬上岸，喘一阵儿，将一个手绢四角系住，戴在头上。喘息定了，他要了一个救生圈，套在身上重新下水。
毛泽东不动声色走到深水那边，也是抓了铁扶手下水。身体一半入水时，便松开手，从容地游了几下蛙泳，然后将身体一侧，一句话的功夫便“冲”到赫鲁晓夫身边。
赫鲁晓夫伏在救生圈里喃喃：“我早就知道你是游泳能手。”
——162——
毛泽东笑笑，没说话也没停，又折向深水区。转折时，侧泳已经换成了仰泳。
“你跟他比一比。”赫鲁晓夫对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
马利诺夫斯基没有把握地朝毛泽东游去。这时，赫鲁晓夫忽然睁大眼睛，僵住了，马利诺夫斯基也吃惊地停下来：毛泽东竟然手脚不动地平躺在了池水上！“立正！”随着高亢的一声，毛泽东变得身体竖直，至少已达七十度角，而且手脚不动！赫鲁晓夫
像做祷告一样嘴里念念有词，不知说了些什么。
毛泽东又游过来，认真地望着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都站不住。”
（《军事文摘》2008年2月17日）

（六0）卧室退苏军
诗曰：    卧室外交普世惊，无拘无束任凭行。
菊香书屋雷霆怒，斥退苏修数万兵。
在苏联同我国关系紧张的岁月里，苏联大兵压向阿尔巴尼亚边境，随时都有出兵的危险。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在卧室里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忽然，他一脸严肃地叫来秘书，提出：我要马上见苏联大使。工作人员劝主席刷刷牙、洗洗脸，换身衣服，然后到会客厅。毛泽东依然一脸严肃，说：就在这儿见。既没刷牙也没洗脸，更没换衣。 后来秘书偷偷告诉大家：主席这次火可发大了!指着苏联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气地说： “你们不是要出
兵阿尔巴尼亚吗?欧洲离我们这里很远，我们不会去。但是，我们——163——
跟你们有那么多的边界线，去哪里都可以，战争真正打起来是没有边界的!”结果，苏联没敢打一枪，很快撤了兵。
毛泽东在卧室里接见外国人，这是唯一的一次。开始，工作人员好生不解，事后一想，这是主席他老人家对霸权主义的一种藐视!
（刘继兴《互动百科》）

（六一）毛泽东和英国元帅的游泳外交
诗曰：    英伦三岛远天涯，二战将军两访华。
宾馆客厅论世界，农家小院看桑麻。
龙飞凤舞挥神笔，《水调歌头》吟浪花。
游泳外交元帅起，有来有往奉烟茶。
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缘分
蒙哥马利是一个西方国家的元帅，却在冷战时期两次来华访问，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一见如故。而毛泽东和他侃侃而谈，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就是和蒙哥马利谈到个人的生死问题，最终这两位老人也在同一年走完人生旅程。他们都是在1976年去世的。
在来中国前，1959年6月，蒙哥马利访问了社会主义苏联。在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这位英国元帅意识到，未来世界和平的关键可能在于中国。于是，蒙哥马利在访苏回国后，向中国政府提出友好访问的请求后，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
——164——
为访问中国，蒙哥马利认真研究了在西方世界能够找到的有关中国和毛泽东的资料。
　　1960年5月27日，蒙哥马利在中国第一次见到了他最想见的毛泽东。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微笑着伸出手同他相握，并说：“你知道你在同一个侵略者握手吗？”毛泽东幽默的开场白令蒙哥马利惊诧。他也十分清楚毛泽东此话中的含义。因为联合国曾通过一个谴责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而蒙哥马利在两年前所写的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军人出身的蒙哥马利坐定之后，马上就向毛泽东提问说：新中国成立后，你碰到的主要问题是什么？你的主要担忧又是什么？
毛泽东坦诚地告诉他：共产党缺乏处理当时所面临问题的经验。多年的战乱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必须要解决工业和农业问题，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犯了许多错误。
蒙哥马利又问：“请给我讲一讲对今天世界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停顿片刻，从容地说：“国际形势很好，没有什么坏的，无非是全世界反苏反华。这是美国制造的，不坏。他们如果不反对我们，我们就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一样了，所以照理应该反。他们这样做，是有间歇性的。去年一年反华，今年反苏。”
听到这里，蒙哥马利不解地说：“这是很坏的。那是美国做的，不是英国。”
毛泽东说：“主要是美国，它也策动在各国的走狗这样做。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有两个方面的准备。一个是继续冷战，另一个是把冷战转为和平共处。你做转化工作，
——165——
我们欢迎。”
蒙哥马利点点头说：“是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不能再在这种紧张局势中生活下去了。我们的孩子们是在冷战中长大的，这对孩子们是坏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种情况转为和平共处。我不希望看到我的孩子长大以后，认为世界必须一直存在紧张。”
1960年6月12日，蒙哥马利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发
表了《我同毛的会谈》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称赞了中国人民的干劲，要和平、不侵略，50年内大有可为。并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中国军队给他印象“太深刻”了，有“充分的高素质的人员供应”，民兵组织遍及全国，因此，入侵中国，一定“要大倒其霉”。
1961年夏天，蒙哥马利再次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访问中国的申请。　
获得同意后，9月6日，蒙哥马利飞抵北京。
蒙哥马利在访问过程中，特别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所有被接受访问的人，一开口总会有一句非常普遍的口头禅———“毛主席说……”有一次，蒙哥马利在郑州宾馆里，忽然向服务员提出一个看似莫名其妙的问题，他说：“在当今中国的领导人当中，你最拥护谁？最听谁的指挥？”几名服务员不约而同地回答道：“毛主席！”蒙哥马利又问：“除了毛主席之外，你们还听谁的？”这几名服务员说：“刘少奇、周恩来。”蒙哥马利在天津杨村参观某步兵师的新兵打靶时，向战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同样是“毛主席！”由此，蒙哥马利认为：在这个国家里，威望最高、能指挥所有人的人只有毛泽东。
——166——
9月23日中午，蒙哥马利在李达上将的陪同下，从北京乘专机抵达武汉。晚上6时半，蒙哥马利来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毛泽东一边与蒙哥马利握手，一边用英语说：“How are you!”听到毛泽东用英语向他问好，蒙哥马利倍感亲切。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共进晚餐。饭后，毛泽东就在居住的宾馆里约见了蒙哥马利。
　　晚餐后，蒙哥马利见毛泽东抽起香烟来，就送给毛泽东一盒英国“三五”牌香烟。之后，蒙哥马利向毛泽东提了许多问
题，其中包括：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现在考虑的又是哪些问题，对解放以后的中国怎么看，“枪杆子里出政权”现在是否还适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何区别等等。
　　毛泽东对这些问题逐一做了回答，谈到晚上9时30分左右，蒙哥马利说：“今天谈话使我学到很多东西。”当时蒙哥马利觉得有点疲倦，就对毛泽东说：“我想主席一定很忙，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我能否明晚再来谈谈？”毛泽东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明晚我要到别处去了。”两人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互相道别。
　　没有想到，第二天（即9月24日）凌晨，毛泽东突然改变了计划，决定24日下午再同蒙哥马利谈一次，并再次邀请他一同共进晚餐，这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
　　这次追加的谈话是从24日下午2时30分开始的。双方寒暄了几句后，毛泽东联系到蒙哥马利参观中国一家医院时，曾对医生说：“你们的中医中药很神奇，应该发明一种药，让你们的毛主席长生不老。”
　　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什么长生不老，秦始皇都没有找到。我若见马克思了，中国照样转，地球照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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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马利说：“主席先生，你的共和国成立了十二年，从战争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你显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你的人民需要你，你必须有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
　　毛泽东接着说：“元帅是特别的人物，相信能活到100岁再去见上帝。我不能。我现在只有一个5年计划，到73岁去见上帝。”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边吸边说：“中国有句俗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他又补充道：“我们说的阎王，就是你
们的上帝。”
　　“人总是要死的，我随时准备着死亡。我会怎么死呢？”接着，毛泽东讲了五种死法：一是被敌人开枪打死；二是飞机掉下来摔死；三是火车撞死；四是游泳淹死；五是生病时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还说，人死后最好火葬，把骨灰丢到海里喂鱼。
毛泽东和蒙哥马利的游泳外交正式亮相
　　
9月24日下午5点，两人谈话结束。他们的谈话是在汉口胜利饭店举行的。
随后毛泽东邀请蒙哥马利坐船看他在长江上游泳。毛泽东在
——168——
长江游了近一小时，上船后便对蒙哥马利说：“你下次访问中国时，我们进行横渡长江的比赛好吗？”蒙哥马利回答说：“好！”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一言为定！”
　　当天晚上，蒙哥马利正在为次日归国整理行装时，毛泽东突然来到了蒙哥马利的住处。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为你送行，送给你一件礼物。”蒙哥马利接过毛泽东亲手写的 “赠蒙哥马利元帅”———《水调歌头•游泳》词时，激动地紧紧握着毛泽东的
手不放。毛泽东笑着说：“不要忘了，我们还将在长江进行游泳比赛呢。”1962年，伦敦考林斯书店出版了蒙哥马利所著的《三大洲》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了蒙哥马利与毛泽东在武汉的两次谈话
内容。
 

——169——
毛泽东和蒙哥马利元帅的交往，毫无疑问依然是毛泽东一贯的风格，挥洒自如，正如他在水中游泳一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而那位英国元帅，的确用心观察，细心品味这位中国的人民领袖。我们可以想象，当他们一个在水里游着，一个在船上看着，
身处不同的世界，但是彼此在互相进行着心灵的沟通，心有灵犀一点通。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是举世公认的一代名将，这位英国元帅曾发自内心地告诉世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战略家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中国两千年来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毛泽东极少亲临前线，只呆在延安的窑洞内和西柏坡的平房里，用一封又一封电报指挥千里之外的部队作战，总是每战必克。韩战发生以后，他也是这样呆在中南海指挥着异国他乡的战争。我发现，每当那位不太听话的彭德怀遵照他的电令去排兵布阵、去穿插包围，盟军必吃大亏；每当彭德怀将他的电令扔在一旁，照自己的意图干，盟军最后就笑逐颜开。”“毛泽东麾下名将如云，天才云集，我奉劝自由世界千万不要跟他们打仗。”　
（李克勤博客）

（六二）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核潜艇
诗曰：  毛公一怒造天戈，两霸美苏奈若何。
昔日如无核试验，今朝岂唱太平歌。
1959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当面向他客气地——170——
提出希望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你们也不用搞，苏联海军有这种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
这句话深深地伤害了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当初苏联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意图控制中国海军时，毛泽东就曾愤怒地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他气呼呼地对这个当时最重要的盟友说:“要是这样，你们把中国所有海岸线都拿去好了，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毛泽东没有再发火，他冷冷地回答了赫鲁晓夫: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不久，一句名言便传遍了部队、院校和全国的相关科研单位——毛泽东事后愤愤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誓言，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它代表了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也符合开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性格特征和思维方式，对他们来说，无论任何时候，民族尊严永远是第一位的，在跪着生和站着死之间，中国共产党只会选择后者。
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动力装置在“三线”某地进行了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1970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纪念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新中国海军装备的“头生宝贝”——攻击型鱼雷核潜艇就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下水了。
从此，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海军的潜艇真正姓“潜”了。
（宋宜昌《新中国海军核潜艇研制的前前后后》）

——171——
（六三）毛泽东表扬“美国空军很守规矩”
诗曰：    当年不敢过关山，如今撞机到海南。
莫怪美军忘性大，韬光养晦胜如天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
这是毛泽东在1959年5月10日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时说的一句话。
毛泽东有时会正话反说，过去他感谢蒋介石，叫他做“运输大队长”；解放后又对美国佬称蒋介石为“老朋友”。他还对日本人说，我们应该感谢你们侵略，因为你们的侵略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如果日本人听懂了这句话，就应当听出这句话里包含的教导和警告之意，就应当后悔当年的侵略，就应当反省当年的狂妄，就应当吸取教训，再也不要做入侵中国的傻事了。感谢美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封锁，说：封锁吧，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同样，这句表扬美国空军的话，虽是对民主德国访问团说的，其实是说给美国人听的。说美国空军很守规矩，也是正话反说。美国空军当然不会守什么规矩，他们不远万里跑到中国家门口来，可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但是当被我们打下来之后，却又不敢声张，好像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是因为被打痛了，所以就守规矩了。当他们以为中国的武器装备不足以构成威胁时，就又不守规矩了。例如他们有了U-2飞机后。但是当U-2飞机也被我
——172——
们打下来之后，也就又变得老实了。
（网友宋公明《毛泽东表扬美国空军很守规矩》）

（六四）毛主席的黄河恋
诗曰：    天上银河决口开，人间壶口水流来。
炎黄高奏摇篮曲，颂母情怀动地哀。
在中华古老的大地上，深深地镶嵌着两条绚丽夺目的项链——长江和黄河。它们都从边远的西部青海省发源，浩浩荡荡流经中州，进入东部平原。最后，黄河跨过山东泻入渤海，而长江则在繁花似锦的上海市奔流入海，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江春水向东流”，“逝者如斯夫”!
它们的支流从河道的主干向四方奔腾，哺育着整个中华大地，滋润着生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五十多个民族。五千年来它们就是这样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和长江多年来一直在毛主席宽阔的胸间和心里流淌，早已留刻下厚厚的深情。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老人家利用搞社会调查和开会的机会，途经两河流域，去视察江南、江北，有时总想忙里偷闲顺便到武汉，跃入长江去畅游一番。
在武汉盆地大火炉里，主席几乎每年都冒着近四十度的高温，面对这条逐渐由清变黄的滔滔江水，开心得像孩子般地笑呀，说呀。他汗流夹背，迫不急待地换上游泳裤，抓着小轮船边的悬梯扶手一步步走下水，便立刻挥臂游动起来，乘着江水强大的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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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像坐滑梯般地一泻而下，顺着江流前进。这种愉快，他只有在长江中才能得到，也只有长江才能带给他一种独特的喜悦和精神上真正的休息。他喜欢这滔滔江水，这辽阔苍天，他也喜欢它水深流激，他更赞美这种只争朝夕的速度……。这一切竟使他朝思暮想地依恋着长江。
而主席对黄河的情感，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很少像对长江那般在众目所视之下发出响亮的赞美。往往只有在主席忙完公务之余，他才沉重的，但又一直没有忘怀的想起了黄河。想起了黄河的忧患和经历的灾难，当然也有那些英勇、美好、多彩的动人故事。他急着翻看地图、查阅资料、审批计划……，总想再次到黄河身旁，亲自实地考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去思念黄河。毛主席生前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我觉得在他眼里，或者在他心中，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河，而是与他同种同宗的患难兄弟。他们在一起吃苦，抗日，打蒋介石。千百年来黄河养育了中华儿女，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一切在毛主席心中都归结为一句话：我们要驯服黄河，让它为人民造福。
主席从五十年代后期就跟我常讲黄河的事，直到七十年代初，这十几年间正式谈起黄河至少有九次之多。七十年代初他已经体弱多病，他用手捶打着沉重无力的双腿，闭上眼睛，让我给他唱有关黄河的歌。我给他唱《黄水谣》。
我看见主席仍闭着眼说，“唱!”于是，我又接着唱了一首《保卫黄河》。 唱完了，我说：
“主席，看来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人啊。”
“嗯？不对，”他睁开眼睛幽默地说，“我是个到了黄河也不
——174——
死心的人。你信不信？你可不要小看黄河。我告诉你，我曾经讲过，你们可以蔑视一切，但不能蔑视黄河。”
他的话让我想起1959年12月26日他生日那天第一次跟我谈起黄河的情景。
那天下午我到值班室，正碰上卫士封耀松值班。
“主席睡了吗？”我问。
“还没睡，你上去看看主席吧。”
我正想去给主席祝寿，那年是他六十六岁生日，按民间的说法，是六六大顺。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全国的形势从58年大跃进开始，到59年仍是人心鼓舞，干劲冲天，又赶上“十年大庆”，表面上热热闹闹，但主席的心情很沉重，他常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什么反应没有，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怎么样，有没有饿死人的事情……我记得那时已经有饿死人的绝密报告送到主席案头。
我来到主席卧室，见他靠在床上心事重重地抽烟，便没讲话。平常，他会笑着问：“又有什么好消息？”
我默默地往他床头桌上的茶杯里续了半杯热开水，只听他说：“你坐下。”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床旁脚侧的地方。每当主席睡不着的时候，我常自然而然地按照护理原则的要求来考虑我该做些什么工作。这时应该少谈兴奋的事，不要主动去谈一些新问题，尤其不能问他“为什么睡不着”，“又在想什么心事”之类的话，这会使他烦躁焦急，心绪不定。我总是一声不响地顺手从他床上拿起本书看，或是说：“主席，我给你念点东西吧。”我想，一种平淡、单调的声音可以对他起到催眠的作用。
“现在不忙念书喽，你先看看这个。”主席往桌子那边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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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床头的桌子上放满了书，还有茶杯、铅笔和刚写过的手稿。“是这个吗？”我拿起手稿问。
他“嗯”了一声，语调平淡地说：“你看吧。”并不停地抽烟。
我一看这是主席写给身边工作人员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汪东兴七同志，要他们下去搞调查的一封信。
看完信我把它放回到原处。主席问我：“怎么样，有什么想法？”我毫无顾虑地说：“主席，如果可能我也想争取和他们一起下去搞点调查研究。”主席说：“你不用下去，你还另有任务。”我说：“那好。我就按照你的指示，为他们每人准备一份药。我想，其中包括内服药，就是治常见病和地区多发病的几种常用的药。另外，还准备一些一般外科常用的药品，再开一个药单，写清每种药的用法。当然，还应该召集他们开一次会，在会上除了我讲以外，看他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你看这样行不行？”主席点头说：“好，就按你说的办。”我起身就要走，主席说：“你不忙现在去办喽。”
我又坐下，想着怎样让他别抽烟，慢慢入睡。我说：“主席，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用用耳朵，我给你读‘兰亭序’。”
主席能熟练地背诵“兰亭序”，所以我想我在读的时候他不用费脑子，感觉会轻松些。他轻轻点着头，我尽量的用轻柔的声音，平静的语调往下念：“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
我看了他一下，他已闭上了眼睛，于是我再继续往下读。“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
——176——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我又看了他一下，只见他仍闭着眼睛，我便继续读完。
第一遍全文读完再看看他仍是安静的闭目，一动不动，但又不像完全睡着了，于是我又开始读第二遍。等第二遍读了一部分，我听到他开始打鼾了，我没停，继续往下念，直到他的鼾声越来越响。我坐着没动，怕吵醒他。过了二十分钟，他突然睁开眼。他觉得很奇怪地问：“嗯？你怎么还在这儿？我睡着了？”
“睡了。”
“睡了多久？”
“二十分钟。”
“不对，我好象睡了好久。”
“你打了个盹，不过，你真的睡着了。”
我见他精神好些了，便问：“主席，你这几天为什么睡不着觉？”
“我心里有事，我在想事。”
“你又发愁了吧？”
“光发愁也没用，得想办法。我给你看的东西你看了吗？”
“看了，你打盹前让我看的。”
主席语调平静地说：“国家有困难了。这种困难跟我们在延安搞大生产时的困难不一样。在延安，那是人口不很多的解放区，现在是全国性的。”
“你老记着延安那点子事呀。”
“是呀，我忘不了。在转战陕北时我打了那么多仗。”
“转战陕北时苦吗？”
“苦。可是我们不怕。那是战争年代，有仗打高兴哩!人家说
——177——
我是一只好斗的公鸡，其实我比公鸡的能耐大多了。那时，我们那么穷，可是我的名字还挺响亮的哩，尤其是对蒋委员长来说，他特别关心我。他的情报机构很灵，我到哪儿他都知道。你信不信？”
我笑了，点点头。他接着说：“我可以吸住胡宗南的20万人马，只要我不离开延安。你知道胡宗南可是张王牌呀。这张牌可以由我来调遣。当时我们的兵力有限，这样我拖住胡宗南20万大军，就可以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压力。蒋委员长对延安狂轰乱炸，无非想把延安炸平，把我炸死。一颗炸弹果真在我住的窑洞前开了花。胡宗南以为我准死了。可我没死。”
“后来呢？”
“后来呀，都能听到敌人的枪声和喊声，我最后一批撤离延安。我就是想让他们进来嘛。既然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还不走。这就是兵书上讲的‘诱敌深入’。但是我当时就说过，延安我是一定要回来的，也一定要打败胡宗南，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看来黄河帮了你的忙。”
“你见过黄河吗？”
“没有，只见过照片。”
“当时刘戡的部队一直追我们追到了黄河边，可惜呀，我只老远看了一眼黄河。这条河与我共过患难，拯救过中华民族的危急。我们是结下了美满姻缘的。”
“47年10月，我在黄河边搞农村调查，住在佳县的神泉堡，这个县城在高高的山顶上。我有时上山从那里看黄河。黄河真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它壮观的很哩，汹涌澎湃，从我脚下流过。”主席坐在沙发上对我说，右手在脚面上一扫。“有时我沿山间小路走，
——178——
一直下到河边。每次看黄河回来心里就不好受。”
“看黄河应该高兴，怎么反而不好受？”我天真地问。
“因为我没治好它身上的千疮百孔啊。我还没驯服黄河，让它造福人民。我欠了黄河的情喽。”
“你每次去看，每次都不好受，为什么还去看？”
“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矛盾哩。”
1961年主席的心情更不好。这时一些饿死人的报告已经频频送到他的桌前。为了让他休息好，分散一下精力，在他临睡前我总是设法主动跟他聊天，想让他讲讲他过去的事情。这时，他便常提起黄河。黄河在他心中占有了不得的位置，他对他的儿女也没有像这样常挂在嘴边。
“48年3月宜川大捷，我们打败了胡宗南。我们行军到川口，要从这里过黄河。水流急得很，还有冰块哩。我这次没能到激流中去试一试水。面对咆哮的黄河，我是坐渡船过去的，不是游过去的，可惜呀!”
时间到了1962年，国家的情况有了好转，主席的心情也轻快些。6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主席在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写字，一边写一边念：“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反复写，反复念，仿佛要从中读出点什么似的。我在一边给他调墨。我说：
“主席，你还是忘不了黄河呀？”
“我怎么能忘了黄河呢？”他放下笔，抬起头凝视着看不见的远方道：“52年我去视察了黄河，可是工作忙，只走马观花地看了看，没干成什么事。一晃十年过去了。”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高智去西安工作时，我让他先打个前站，沿途做些调查研究，我随后就到。我告诉他我要骑马去，沿黄河走一趟。嗐，事情一
——179——
忙就顾不上它了。”
64年的夏天在北戴河的时候，主席的情绪特别好。有时他办公躺着的时间久了，我便提醒他去一次厕所，这种时候我就想让他多走些路，所以每当他起床后，给他穿好睡袍时，我便轻松的笑着，嘴里给他打着锣鼓点：锵、锵、锵……，他一听便迈着台步在屋子中央转圈，小跑起来。有时我又故意变调，打起青衣花旦上台的锣鼓点：台、台、台、一台、一台、一一台……他就会学着小姐的步态扭着走，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开心极了。他很喜欢唱京剧，高兴时还不时地做出甩袖子亮个相的动作。每当我在旁边大声笑他时，他便一本正经地用浓重的湖南腔说：“严肃点。”说完他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唱京剧讲究的是板眼要准。”这时，他会自己打着拍子摇头晃脑地唱起来。主席的音乐节奏感的确非常好。
一天下午游泳回来，吃完了晚饭，主席对我说：“我想去黄河，你做点儿准备。”
我心想，怎么在北戴河呆得好好的突然又想起了去黄河。我连忙问：“主席，你去黄河干什么？”
他高兴地笑了，红光满面，挥着手说：“这次可好了，可以如愿了。我不当国家主席了，事情不那么忙了。我想搞点儿科学研究，再不搞就来不及了。”
我好奇地问：“你想怎么个搞法？”
主席说：“我要带一个智囊团去。这里面包括有天文、地理、历史、气象、土壤、地质、化学、肥料、水利、电力等等一批专家，要像李四光这一级的专家。他们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我们大家都骑马去。你给我准备一些应付艰苦生活的东西。我们要沿着
——180——
黄河走，逆流而上，去寻找黄河的源头。把这条河从头了解起，让它能更好地为我们的民族造福。我们还可以到黄河里去游泳啊。”说着，他让我把汪东兴同志请来，向他交代了一番。
几天以后，汪东兴同志从北京调来骑兵队和一些经过选择和训练的军马。我感到又兴奋，又紧张因为我除去日常工作外，还要准备去视察黄河时沿途可能需要的特殊医疗用品器材。紧跟着便开始了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的艰苦的骑马训练。
主席根本用不着练，前半生的戎马生涯使他对骑马有种特殊的感情。当时他已经七十一岁了，上马时需要警卫帮他一把，一旦上了马，老人家昂首挺胸，抓住缰绳，两腿一夹马肚子，骏马便阔步前行。那神气，那动作好让我们这些不会骑马的人赞美、羡慕。从此，主席又多了一项活动——骑马。
我从来没骑过马，所以对骑马没什么兴趣。有一回，我在住地与浴场之间必经的一条公路上练骑马，突然过来一辆汽车，马惊了，它顺着公路向通往海边的大路奔跑去，吓得我不知所措，紧紧地抱着马脖子，胡乱地拉马缰绳，平时训练时学的那几手不知忘到那儿去了。就在我欲走不能，欲跳不敢的紧要关头，马居然停下来。从此，我对懂事的军马产生了特殊的感情。我认为它救了我一命。练骑马不是件轻松的事，几天下来我浑身酸疼。特别是大腿内侧几乎都磨破了，一沾海水杀得钻心的疼。有一天我本应陪主席去游泳，我谎称肚子疼，不下水了。
“我看你不是肚子疼，是大腿的肚子疼罢？”
“你怎么知道。”
主席笑了。
“你要想尝尝拚命是什么味道，就应该下去。”
——181——
我不甘示弱，咬着牙下了水。海水杀着我的大腿像火烧一样疼。
从海边回到住地，下了汽车主席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你不用练骑马了。”主席一边走一边对我说。
“你又有什么好办法了？”我期待他教我点诀窍。
“我们每天出发时，你比大家早动身，让汪东兴给你找四条猪，在猪身上搭个平板，你坐上，把药箱也一齐放到上面，到了目的地我们还能吃到猪肉哩。”说完他笑了。
可是我当时赌气地说：“我不干。为什么我不如你们。我才不坐那个猪车呢，好像就是我显得那么不行。我还要骑马去。”说完这句话我一想，这不就是主席的“激将法”吗。他总有办法说服身边的人，让大家一心一意跟他干。
“这么说你还是想练的，那好，就继续练吧。你不会骑马就去不成黄河，长了这么大，连黄河都没有亲眼看过，你会后悔的。你要知道黄河在战争年代是有功之臣，现在搞建设，不让它做贡献，它会不高兴哩。我了解黄河，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我们工作人员接着练骑马。我还真下了苦功夫。一切都准备好了，甚至连出发日期都定了，结果由于“北部湾事件”，黄河行的计划又不得不取消。这次我才真正地体会并理解了主席对去不成黄河的遗憾心情。我真真切切地感到了遗憾。
后来主席总是说：“以后我还是要去的。”
65年高智到北京看主席，汇报了他沿途了解的一切情况。主席听后又是兴奋得好几天睡不好觉。他还是要去。他对我说：“那次没去成，太可惜了，一切都准备好。看来，一个人要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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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主席大病初愈。也就是71年底他得了重症肺炎，心脏也不好。为了在短时间内尽快地让主席身体恢复健康，而准备在72年2月如期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们医疗组进行了大力的抢救治疗工作。最后病情终于好转，顺利地接见了尼克松总统。主席在患病期间，为恢复中美关系及开展一系列的外交往来，做出了大量重要的决策，从而使两国敌对状态得以缓解。就在他病愈以后，他风趣地对我说：“前些时候我到马克思、列宁那儿走了一趟，他俩说：你那个国家的钢、粮食还太少，再说你还要去黄河，你就不用这么早来啦，你先回去吧。所以我又回来了。看来，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马克思和列宁，去黄河还是有希望的。”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真难过，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还是那样无所畏惧，不顾自己的身体，执着地追求一个他日夜思念的要为中国人民造福的美好目标，我顿时控制不住地流出了热泪。
他说：“你这个人呀，马克思和列宁都叫我回来了，我不是挺好吗？”
“是呀，你的真诚感动了他们，也感动了我。去，只要有机会，有可能，我们一定要跟你一起再去黄河，怎么样？”
“去就去。”他一拍大腿，毫不服输地说。
74年底我病倒了。大概是多年来精神高度紧张和连续的超量工作，疲劳成疾，我病得实在难以再支撑了。主席亲切地叮嘱我，“先回去好好看病，养养身体。”从那时起，我就离开了主席，离开了我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日夜守候的地方。住在医院里，虽然人是在接受检查治疗，但我的心也像主席一样仍然想着去黄河的事，好像觉得这件事没能做到，没能满足老人家的心愿，在我心中总是块心病。
——183——
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强烈地震之后，我随305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一起住进了医院大楼旁边临时搭起的地震棚里。工作人员住的地震棚只有顶棚和铺板，四面通风，就搭在唯一的一条通道旁。医院的人出出进进都必须从这里通过。我每天除了服用大剂量的心脏病药物外，就是坐在棚子里，面朝着这条通道的方向，等待我盼望看到的东西。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准有一辆中型吉普车满载着沉甸甸的东西，上面盖了一层草绿色的军用雨布，从这条路上开过。看到这辆车从我眼前开过，我的心才稍觉平静下来。车上尽管伪装得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但我对它们太熟悉啦。雨布下面放的是一个个蓝色的氧气钢瓶，每天都必须以空瓶来医院换走充满氧气的新瓶。我每天只有在这时才能看到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东西，心里热乎乎的。虽然吉普车只是来去急速地驶过，我也能从中了解到主席的病情变化。曾使我最最痛苦的是眼看着取走的氧气瓶逐渐地增多，而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医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知道这不是好兆头。我默默地看着战士们搬动氧气瓶，每次我都想去打听主席的情况，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我们互相都懂得要遵守保密规定。没有主席的消息，我心里很是惦念他老人家。他以往跟我说的许多的话时时撞击着我的心头。主席苦恋了大半辈子的黄河，难道他真的再也不能亲身实地的去看看了吗。我的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于是，我写下了这样四句，虽算不得七绝的诗句，但确实心有所思，情有所感，借以表达积聚我心中的深深的情思。我且叫它
《黄河之恋》
远离非易近易难， 十年频梦九交谈。
   狂涛飞虹神游遍， 纵到黄河心不甘。
——184——
  （吴旭君）

（六五）毛泽东亲自决定建设“131”绝密工程
诗曰：  九字方针四海平，江山万里筑长城。
请君勿做前朝梦，今日中华非晚清。
20世纪60年，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周边局势。1960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咄咄逼人，妄图反攻大陆；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了核战争演习，疯狂扩大侵越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并不害怕，他说：“原子弹是纸老虎”，并不可怕。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加以对待。为此，毛泽东做出了两个选择：第一个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毛泽东并不把搞原子弹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他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谈话时说：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中国要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毛泽东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扎扎实实搞三线建设上，因此，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1次，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他对周恩来说：“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很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185——
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征粮，缓
称王’，我也有九个字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搞“三线建设”的主张，并且表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毛泽东考虑到，一旦发生核战争，我国要有一个隐蔽的坚固的能防核弹的又能对全国军事行动进行有效指挥的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建在哪里合适？毛泽东决定建在华中地区腹部。毛泽东派人到华中地区反复考察后，决定建在湖北省咸宁市的高桥镇。因为选定的日子是1969年1月31日，这个工程的代号就被确定为“131”。
高桥镇地处群山之中，周围林木葱茏，位置十分隐蔽。建设的工程不大，主要是毛泽东、林彪的住所和警卫部队的宿舍。工程分为三层，地上一层，往下有两层。中层主要是作战参谋人员居住的地方。地道两旁有100多套房间。在主洞口，设有厚重的铅门。地下工程还安装有发电机组，大型风力通讯设备。65号居室，是专为毛泽东建造的，由书房和作战指挥部两部分构成。指挥部的房间十分宽大，可以挂巨幅军事地图。一旦爆发核战争，毛泽东就在这里指挥全国军民对敌作战。
“131”工程在当时的总投资是1亿3千万元。这个数目在当时是不小的。但是，如果当时不搞这个工程，中国就没有对核战争的防范力，因此也就没有对敌对国的威慑力，中国就存在被毁于核战争的危险。
——186——
（李樵夫《史海钩沉》）

（六六）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
诗曰：    人头攒动鼓频催，竞渡龙舟破浪飞。
水啸风鸣鞭炮响，声声呼唤屈原回。
1961年秋，毛泽东专门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赞赏了屈原作品中的“刀子”精神，以“万里涛”言其跃得远，以“冲”言其勇猛，歌颂其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惊世之举。寥寥28个字，却深刻形象地刻画了屈原的爱国情怀、浪漫气质，更揭示了其文作匕首、以死醒世的战斗精神！
毛泽东熟知历史，喜欢纵论古今。他推崇的历史人物很多，如司马迁、曹操、李白、李贺等等，但最为推崇的是与他同属楚人的屈原，不仅专门写诗赞之，而且将其思想性与艺术性俱高的作品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作为国礼赠送外宾。共和国的历史记载：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举行世界和平大会。这是世界人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也是对美国侵略朝鲜的抗议。为此，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向大会赠送了一幅屈原画像。
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会见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将一部装帧精美的《楚辞集注》（《楚辞》共17篇，以屈原的作品为主）作为礼物，赠送给田中角荣首相。 中国古往今来的所有历史人物中，享如此殊荣的，独屈原而已！
——187——
早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毛泽东就如痴如醉地学习《楚辞》，对屈原崇拜得无以复加。刘继兴考证，毛泽东当时读师范时
做了一本专门的听课和读书笔记，取名为《讲堂录》。这本笔记共47页、94面，前1页全部是毛泽东抄录的屈原的《离骚》和《九歌》。在《离骚》正文的上方，还写有他对各章节内容的理解与概括。
1915年，毛泽东在校时，就与志同道合的罗章龙纵论《离骚》，主张对之进行新评价。建国后，毛泽东又多次读《离骚》，对之爱不释手。1951年7月，毛泽东邀请老朋友周世钊、蒋竹如到中南海，在交谈中多次称赞《离骚》“有一读的价值。”1957年12月，毛泽东要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1958年张治中陪毛泽东在安徽视察工作时，毛泽东劝说张治中读《楚辞》时说：“那是本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他于1958年8月12日在一封信里还这样写道：“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毛泽东在谈话中常常引用屈原的作品。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在勤政殿接受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按照周恩来的布置，让中国第一代驻外大使来勤政殿，在八扇红木屏风后静观呈递国书仪式。此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曾接见过这些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并与他们亲切交谈。当毛泽东走到黄镇面前，好像想起了什么，问道：“黄镇，你原来那个名字黄士元不是很好吗，改它做什么？”黄镇答道：“我的脾气不好，需要提醒自己‘镇静’。”毛泽东说：“黄镇这个名字也不错，《楚辞》中说，白玉兮为镇。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黄而不可毁其节。派你出去，是要完璧——188——
归赵喽。你也做个蔺相如吧。”“白玉兮为镇”是屈原《九歌•湘夫人》中的一句，毛泽东信手拈来，运用自如。
1954年10月26日，在华访问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离京前夕，他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辞行。毛泽东当场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两句诗后说：“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并向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
1958年1月中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广西南宁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他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在1月21日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会议期间，还发生了毛泽东不顾安危挑灯看《离骚》的故事：1月18日晚上，毛泽东正在看书，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李银桥等卫士涌进毛泽东的卧室，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手一挥：“我不去，要去你们去。”此时，南宁全城实行灯火管制。毛泽东对卫士长李银桥说：“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
1958年3月中央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1959年、1961年他两次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楚辞》，还特别指明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在此期间毛泽东外出带去的各种书籍中，也有《楚辞集注》和《屈宋古音义》。
毛泽东对屈原的《天问》，也是爱之颇深。他特别肯定屈原《天问》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的贡献。1964年8月，毛泽东同几位哲——189——
学家谈话时，从唐代的刘禹锡《天说》回溯到屈原的《天问》的时候说，到现在《天问》没有解释清楚，《天对》（柳宗元）之作，
讲什么也没说清楚，只知大意。《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中说，1949年毛泽东率代表团赴苏联访问期间，他(费德林)任苏方翻译。一次，毛泽东与他大谈中国古典文学，在谈到屈原时毛泽东曾发了一段较长的议论，其中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毛泽东的诗词受屈原诗词的影响也非常之大。他的《七律•答友人》中的前四句：“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即化用了屈原《九歌•湘夫人》的故事。“帝子乘风下翠微”，显然是由《九歌•湘夫人》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变化而来。“斑竹一枝千滴泪”也是化用湘夫人闻帝舜死于苍梧，十分悲痛，眼泪沾在青竹上，留下点点斑痕，而成斑竹的故事。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第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他的代表作抒情长诗《离骚》，两千多年来更是被尊为“可与日月争光”的杰作。作品不仅有极高的思想价值，更有很强的艺术魅力，其为人为文结合得非常完美，对后世影响极大，无人能出其右。毛泽东为何最推崇屈原？我们可从他1959年8月在《关于枚乘七发》的批语中找到答案：“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190——
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是“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这是毛泽东对屈原以及其开创的骚体的高度评价！
（刘继兴博客）

（六七）毛泽东与胡志明论贪官
诗曰：    两位高人侃大山，语言犀利论贪官。
古今中外皆如此，哪个衙门不爱钱。
有一次和胡志明谈官，顽固认为“无官不贪，只有多少之别”
胡志明说：“我的父亲当了知县，他没有贪。”
毛泽东说：“不见得，那时你还小，他贪你不知道。”
胡志明解释说：“当了几个月，他就被撤职了。”
毛泽东肯定说：“那是他来不及贪。”
毛泽东对贪官的看法，很值得今天借鉴。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为什么对党的干部要求一直那麽严。
（网友宇太《毛泽东与胡志明论贪官》）

（六八）毛泽东的生死观
诗曰：    生老病亡天地间，自然规律主人寰。
古来喜事分红白，花甲寿终送上山。
毛主席生前多次谈到自己的死，不仅跟我谈，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也跟其他人谈。比如，1961年他老人家畅游长江之后，曾跟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到自己的死，谈到接班人问题。64年
——191——
他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也谈到死，他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73年他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时说：“我活不到革命结束了，我已经跟上帝打过招呼了。”76年他病重，尼克松的女儿来看他，他又一次说：“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毛主席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自己的死，为什么？这个问题应由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去回答。我想要说的是1963年罗荣桓同志逝世后，主席跟我长谈了一次他的生死观。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同志逝世。毛主席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从那以后，他一直很少讲话，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显得心事重重的样子。就在这时他写了一首诗“吊罗荣桓同志”。
有一天，他睡不着觉跟我聊天。回想往事，谈起他母亲。
“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他靠在床上对我说，不停地吸烟。我坐在他床脚下听着。“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排着长长的队，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
“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不是不在吗？”
“我不在就不能听别人说？”
“你对你母亲怎么个好法？”我好奇地问。
主席摇了摇头说：“我作为儿子不够格呀。生不能尽忠，死不能尽孝。我就是这样的人。”
“这也怪不得你。你那么早就投身革命，寻找真理，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也算是孝敬母亲的。”我宽慰他说。
——192——
“你对你母亲好吗？”他问我。
“好。”我说，“我母亲死得早，她是病死的。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大概只有八岁吧。不过，我记得她死时人们把她从床上搬到地上，地上有一张席子。人们用白被单把她从头到脚盖起来。我当时特地把母亲给我做的红小褂穿上了，跪下，大把大把地给她烧纸钱。我想让她看见我漂亮，我在给她送钱。大人是这么说的，我也就这么信了。烧完纸，我都起不来了。其他的我都不记得了。我当时小，长大以后我有了自己的看法，不知对不对，我想告诉你。我认为我们的政策应该改。”
“要改什么？”
“我是主张要对一个人真好，就在他活着时好好对待他。他死后一旦怀念他时，也没有遗憾。如果生前对人不够好，等他死了又办酒席又戴孝，这一套对死者并没好处，那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看。你觉得对不对!”
“在革命队伍里必要的追悼会还是要开的。这也是为了寄托哀思。这不像老百姓那样办红白喜事，那么热闹。不过你的问题我可以考虑一下。”
“主席，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想法不对？”
“我还要想想。作为政策，还要考虑。”主席继续抽烟，沉思了一会儿，他突然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你别开玩笑了，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
“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主席坚定地说，“我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
——193——
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不让你在我跟前了吧。我要给你一个完美的印象，不让你看见我的痛苦。”
“咱们别老说死的事吧。”我说。
主席固执地说：“我这个人就这么怪，别人越要回避的事，我越要挑起来说。在战争中我有好多次都要死了，可我还是没死。人们都说我命大。可我不信。我相信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有生就有死，有胜利也有失败，有正确也有错误，有前进也有后退。冬天过去就是春天，夏天热完了就到了秋天等等。你都不研究这些呀？”
我说：“我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窄，不像主席说的这么广泛。确切地说，我们更多的研究人的生、老、病、死。在医学方面有的还落后于其他学科。虽然生、老、病、死只有四个字，可是在这个范畴内还有许许多多微妙复杂、无穷无尽的问题。比如，如何提高优生率。怎样防老，减缓衰老过程。对疑难、不治之症怎样找出一个预防治疗措施。如何降低死亡率。这些问题都需要继续研究，有待解决。”
听完我的话，主席笑了。他掐灭烟头说：
“讲的不错嘛。你承认生、老、病、死是生命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那好，按这个科学规律，我和罗荣桓同志一样也会死的，而且死了要火化，你信不信？”
对这么突然的提问我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吓呆了，好久没说话。
“你怎么了？”主席问。
——194——
“主席，咱们不要谈这个问题，换个话题吧。”
主席认真起来，用肯定的语气说：“你不要回避问题喽。话题不能换，而且我还要对你把这个问题讲透。给你一点儿思想准备的时间。我书架上有本《形式逻辑学》，你拿去读，明天我们再接着谈。”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从他的书架上找到《形式逻辑学》回到休息室就看起来，以应付“考试”。主席说话从来是算数的，你休想打马虎眼。
第二天，我陪主席吃过第一顿饭以后已是下午，我们离开饭桌，坐在沙发上，他就问我：
“你的书看得怎么样，我们接着昨天的谈。”
我说，“这本书的页数不算多，我都看完了，我觉得自己得了消化不良症，有的问题似懂非懂。”世
“形式逻辑讲的是什么？”他像个严格的老师似的问。
我把准备好的几段有关形式逻辑的定义背给他听。他听完以后说：“那你就根据概念、判断、推理举个例子，考考你学过的东西会不会用。”
我没想到他会提这样的问题，想了一下说：“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体，铜是金属，所以铜是能导电的。”
主席点点头。“讲得不错，你再联系我们昨天谈的问题举个例子。”
我想，我从来没把毛主席与死联系起来想过，我的工作是保证他健康、长寿。另外，从感情上讲，我根本不愿他死，中国太需要他了。我无法在这个问题上运用残酷的“形式逻辑”，所以我直率地说：
——195——
“昨天谈的事我举不出例子。”
主席看着我为难的样子说：“那好，让我替你举个例子吧。”他有些得意地掰着手指说，“人都是要死的，这是个概念。根据概念，然后你作出判断：毛泽东是人，看来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根据判断你再去推理。所以，毛泽东是会死的。”
主席接着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两年前在武汉见蒙哥马利时我也对他讲过。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可不能轻视这些眼睛看不见的小东西。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闫王不请自己去啰。”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我听了这些话，觉得心里很沉重，一点儿也笑不起来。我说：“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你这个人呀，还有点儿迷信呢。”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个搞自然科学的，应该懂得自然规律的严肃性。”他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好穿颜色鲜艳的红衣服或花衣服，要兴高采烈、满面春风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讲什么？”我茫然地问。
“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他
——196——
认真地对我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鱼儿呀，毛泽东给你们赔不是来了。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不能，万万不能。”我连连摇头说，“平时我一切都听你的，这件事不能听，我也不干!”
主席不再笑了，脸上显出不高兴的神情。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离我又这么近，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自己当然不能例外。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
“你还订了什么协议，跟谁订的？”我惊奇地问。
“和中央的同志们，在怀仁堂签的名，不信你去查。照此办理大有好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事后我才知道的确有这么一份倡议书。全文是这样的。
“倡议实行火葬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人们由生到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死以后，应当给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适当的形式进行悼念，寄托哀思，这是人之常情。我国历史上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种安葬死者的办法。其中主要的办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广。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费木材；加以我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把厚葬久丧定作礼法，常使许多家庭因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产的境地。实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节省装殓和埋葬的费用，也无碍于死者的纪念，这种办法虽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还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应当承认，这是安置死者的一种最合理的办法，而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普遍实行。因此，我们倡议，在少数人中，首先是在国家机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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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工作人员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实行火葬。为着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汉口、长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场外，我们建议，国家还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适当地方，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场。
我们认为安葬死者的办法，应当尊重人们的自愿。在人民中推行火葬的方法，必须是逐步的；必须完全按照自愿的原则，不要有任何的勉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有土葬的长期习惯，在人们还愿意继续实行土葬的时候，国家是不能加以干涉的；对于现存的坟墓，也是不能粗暴处理的。对于先烈的坟墓以及已经成为历史纪念的古墓都应当注意保护。对于有主的普通坟墓，在需要迁移的时候，应当得到家属的同意。
凡是赞成火葬办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请在后面签名。凡是签了名的，就是表示自己死后一定要实行火葬。后死者必须保证先死者实现其火葬的志愿。”
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日期是1956年4月27日。签名的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及党内外同志136人。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了。当时出于种种需要，在第二年建成了毛主席纪念堂。
如今，毛主席已经离我们而去了。他的“生死观”作为他思想的一部分也应成为他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遗产。在这份遗产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的博大胸怀和无所畏惧的精神。
他曾经说过，他不要我看见他死时的痛苦样子。76年他逝世时，我已经离开他一年多了，虽然在他逝世前一年我还常去看他，并跟他共同度过了他最后一个春节，但他的确没让我看见他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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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别时的样子。正像他所说的，他要留给我一个完美的印象。的确，毛主席在我心中永远是一位杰出的伟人，慈祥的老人，让人敬爱的师长，父辈。他超人的智慧，忘我的工作热情，幽默的话语，和蔼可亲的待人，美好善良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
他生前和死后都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晚年时同衰老、重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76年9月9日他终于得到了解脱。他和我谈过的“生死观”的观点我早已接受。每逢他生日，也包括他的祭日，我都穿着鲜艳的花衣服或红衣服，怀念他，让他看到，我是在履行诺言。如今人们更多的接受了辩证法的思想，他一定会含笑九泉。
（吴旭君）

（六九）毛泽东论拆迁
诗曰：    官商圈地只图财，哪管平民苦难灾。
一纸诏书强拆令，如同鬼子进村来。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风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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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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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