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饮服务许可证多少钱:乾坤谋略：九十九个毛主席的谋略故事(上)

(2011-09-09 06:59:40)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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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谋略
九十九个毛主席的谋略故事
张承永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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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承永、男、安徽省合肥市人，1935年生，1954年参军，195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炮兵学校，历任排长、组织干事、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团宣传股长等职。1972年转业，先后在合肥市商业局、粮食局工作，历任局秘书科副科长、科长、厂长、经理、党委书记等职。1996年退休。现为中华诗词学会，安徽炳烛诗书画联谊会、肥西县诗词学会会员、安徽江淮诗书画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安徽省老年大学诗书画摄影研究会诗词分会副会长、合肥市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庐州诗苑》副主编、《安徽名胜诗词书法大观》、《诗教论丛》编委、《当代中华诗词家名录》副主编。
开篇
乾坤者，乾者为天，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坤者为地，柔顺宽厚、博大载物，两者精神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形成毛泽东特有的刚柔并济、进退有度、顶天立地的精神——道法自然，这是毛泽东师法天地之道的必然结果。
谋略者，《辞海》解释为“谋者计议也，筹度也；略者计谋也，详方略条。”
谋略，浸透着谋略家的心血，凝聚着谋略家的智慧，体现着谋略家的个性、情感、精神气质。天才秉赋、思维特征。人们常说，“风格就是人”。每一个谋略家都有自己的一副面孔。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一位极富个性的大谋略家。他博大、豪放、浪漫。他的谋略深深地打上了他统帅兼诗人的气质烙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毛泽东的风格，毛泽东的气派。
他大智天纵，气吞寰宇。他的谋略旨宏义精，大象无形。他运筹谋划，历来是“背负青天朝下看”，取的是俯瞰全局的视角，很像围棋中的“宇宙流”，意境高远，浩瀚无垠。谋大事，谋大局，谋大利。这从他处理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出兵朝鲜、援越抗美、中印边境反击战、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等一系列重大决策的谋略抉择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且讲究机巧。就是在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对改造的方式方法，毛泽东也有一套成熟、妥善而奇妙的构想。一天，他找来几位领导同志，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一位同志说：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另一位同志说：先让猫饿上三天，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就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毛泽东都不赞成。他说：可以把辣椒碾成粉，擦在猫的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兴奋不已。毛泽东的这个谋略“小品”，不独是机巧奇妙了，还透着几分毛泽东所特有的幽默。
《乾坤谋略》是从毛泽东的谋略理论和谋略实践中选编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统御等九十九个谋略故事。从中可以领略毛泽东的那种超凡入圣、出神入化的大智、雄韬、伟略、奇谋的境界。且在每篇开头配以诗作，以继承传统文化，增强诗韵色采。。
2011年5月6日（星期五）
目录
（一）统御权杖……………………………………………………1
（二）统御魅力……………………………………………………3
（三）驾驭群才……………………………………………………4
（四）谋划大事……………………………………………………7
（五）谋在大局……………………………………………………8
（六）谋取大利……………………………………………………11
（七）虚张声势……………………………………………………12
（八）哀兵必胜……………………………………………………13
（九）逼上梁山……………………………………………………14
（十）谋从己出……………………………………………………15
（十一）避实击虚…………………………………………………16
（十二）秋毫无犯…………………………………………………17
（十三）买卖公平…………………………………………………18
（十四）强而避之…………………………………………………19
（十五）围师必阙…………………………………………………20
（十六）按左抶右…………………………………………………21
（十七）谋而后行…………………………………………………22
（十八）打狗靠墙…………………………………………………23
（十九）谋利于民…………………………………………………24
（二0）欲进先退…………………………………………………24
（二一）水到渠成…………………………………………………25
（二二）谋略为先…………………………………………………27
（二三）以迂为直…………………………………………………28
（二四）调虎离山…………………………………………………30
（二五）因时而谋……………………………………………………31
（二六）料敌如神……………………………………………………32
（二七）深谋远虑……………………………………………………34
（二八）见微知著……………………………………………………34
（二九）避敌锋芒……………………………………………………35
（三0）刀下留人……………………………………………………36
（三一）化敌为友……………………………………………………37
（三二）利用矛盾……………………………………………………38
（三三）大局为重……………………………………………………39
（三四）又打又拉……………………………………………………41
（三五）人犯我犯……………………………………………………41
（三六）退避三舍……………………………………………………42
（三七）另起炉灶……………………………………………………43
（三八）卒善养之……………………………………………………44
（三九）攻心为上……………………………………………………45
（四0）爱兵如子……………………………………………………46
（四一）爱民如子……………………………………………………47
（四二）按人之兵……………………………………………………48
（四三）因粮于敌……………………………………………………49
（四四）敌进我进……………………………………………………50
（四五）逐鹿中原……………………………………………………51
（四六）将取姑予……………………………………………………52
（四七）诱敌生疑……………………………………………………53
（四八）引蛇出洞……………………………………………………54
（四九）声东击西……………………………………………………55
（五0）出奇匿伏……………………………………………………56
（五一）“磨菇”战术………………………………………………57
（五二）遥相互应……………………………………………………58
（五三）忠言顺耳……………………………………………………59
（五四）兵识将意……………………………………………………65
（五五）围城打援……………………………………………………66
（五六）关门捉贼……………………………………………………67
（五七）防患未然……………………………………………………68
（五八）有所不击……………………………………………………71
（五九）兵贵神速……………………………………………………72
（六0）围而不打……………………………………………………73
（六一）中间突破……………………………………………………74
（六二）上兵伐谋……………………………………………………75
（六三）不战屈兵……………………………………………………76
（六四）戒骄戒躁……………………………………………………77
（六五）除恶务尽……………………………………………………78
（六六）全线出击……………………………………………………79
（六七）穷寇必追……………………………………………………80
（六八）先围后打……………………………………………………81
（六九）里应外合……………………………………………………82
（七0）不计前嫌……………………………………………………84
（七一）体恤民情……………………………………………………85
（七二）严惩不贷……………………………………………………87
（七三）刚柔相济……………………………………………………88
（七四）救邻自救……………………………………………………89
（七五）序战必胜……………………………………………………90
（七六）双管齐下……………………………………………………92
（七七）有错必纠……………………………………………………94
（七八）引以为戒……………………………………………………96
（七九）因事施教……………………………………………………97
（八0）因人施教……………………………………………………98
（八一）以事服人……………………………………………………99
（八二）以理服人……………………………………………………100
（八三）取人之长……………………………………………………100
（八四）尊老礼贤……………………………………………………102
（八五）先谋后事……………………………………………………103
（八六）以礼相待……………………………………………………103
（八七）胆能生智……………………………………………………104
（八八）杂于利害……………………………………………………106
（八九）一分为二……………………………………………………107
（九0）软中有硬……………………………………………………108
（九一）当仁不让……………………………………………………109
（九二）寸步不让……………………………………………………110
（九三）以史为鉴……………………………………………………111
（九四）以史为重……………………………………………………111
（九五）巧传信息……………………………………………………113
（九六）从长计议……………………………………………………114
（九七）先声夺人……………………………………………………115
（九八）求同存异……………………………………………………116
（九九）退而有节……………………………………………………118
（一）统御“权杖”
诗曰：大浪淘沙来去匆，风云变幻见奇雄，水流千转皆归海，九派条条尽向东
统御，《辞海》解释为控制、驾驭。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出主意，用干部。”也就是“将将”，不是“将兵”。而真理是统御的“权杖”。毛泽东出身寒微，没有世袭的地位；毛泽东家境贫苦，没有丰厚的财产；毛泽东参加革命时还是一介书生，没有兵马没有枪，没有可资称雄的政治本钱。然而，历史却选择了他。这个选择，不是一时的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党，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14年间，先后有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人实际主持中央工作，但都未找到一条正确的中国革命的道路。而毛泽东却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主张，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8月7日，在党中央召开的汉口紧急会议上，毛泽东振聋发聩地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9月9日，他领导秋收起义，尔后率领起义军走上井冈山，创建了中国革命第一个红色根据地，找到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革命道路；此后，毛泽东总结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的红军战略战术，并运用这一战略战术，指挥红军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红军得以壮大，根据地得以发展。1934年底，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下，断送了中央苏区，红军被迫长征。经过血战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只剩下三万多人，就这三万多人，他们还准备带着去钻敌人早已设伏好的口袋，在这全军面临即将覆没之际，被排挤出领导岗位的毛泽东挺身直言，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企图，改向敌人力量空虚的贵州方向前进。于是，有了通道黎平转兵，使红军避免了覆没的厄运。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党和红军从一系列的血的教训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中，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在革命极度危急关头，党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毛泽东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急之秋，但他确确实实不负众望。他指挥红军奇袭娄山关，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巍巍雪山，穿过茫茫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长驱万里，一路雄风，粉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胜利地完成了亘古罕见震惊中外的长征。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致力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从理论上阐明和回答了中国革命道路和斗争策略问题。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一部部不朽巨著。形成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服众率众，最根本的就在于他总是比别人更早、更深刻、更全面地发现真理，掌握真理，并运用真理指导革命斗争，争取胜利。人们可以藐视至高无上的权力，也可以不屈服于残酷的暴力。但是人们不能不服从真理，叶剑英曾赋诗曰：“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表达他毕生追随毛泽东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奋斗无悔的心情，一大批像叶帅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将军们，跟随毛泽东进行了艰苦卓绝然而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进军，谱写了跌宕起伏然而气壮山河的英雄交响曲。甚至有的在运动中经历过诸多痛苦和磨难，但他们对革命、对党、对毛泽东的信念和感情却始终不逾，无悔无怨。罗瑞卿大将在重新恢复工作后，第一次驱车路过天安门时，命令司机停车，他走下车来，举起右手庄重地向高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行了一个军礼。王震将军生前曾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毛泽东的统御谋略奥妙何在？毛泽东就是靠真理服众，靠高明的方略率众。真理，是毛泽东统御的有力“权杖”。
（二）统御魅力
诗曰：千载圣贤百世师，立言立德应天时。推翻旧制开新宇，自铸雄奇瑰丽词。
尼克松说：“单凭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他同时还具有能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见到他时，感到他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发他的同志们去完成像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所谓“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一个人的人格。伟大的人格具有一种无形的巨大感召力。毛泽东的人格，很伟大，很崇高，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由衷敬佩。
明代才子唐伯虎说：“有德有才者用才；有德无才者惜才；有才无德者嫉才；无才无德者毁才。”身居高位者须有高风亮节，也就是要有高尚的人格修养。
毛泽东献身革命，无私无畏，清廉俭朴，一身正气。他的领袖风范集中在有识才的慧眼；容才的雅量；育才的博学；用才的胆识。特别是他的雍容大度，为千古英雄所少有。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不少人反对过毛泽东，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毛泽东意见相反，而且实践又证明这些人确实错了，对这些同志，特别像王明这样排挤打击过毛泽东，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人，毛泽东总是从党的利益的大局出发，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真诚地团结他们一道工作。1945年4月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提议要把历史上曾经犯有错误的几位中央领导人，包括王明等人，选进党中央委员会。尽管他在会议期间做了代表们的工作，但在选举唱票时，他还是不大放心，直到王明等人得票数过半，他才离去。表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卓然不群的风度。
毛泽东勇于解剖自己，坦诚地承认自己的失误，千秋功罪，任人评说。他与彭德怀风雨征途几十年，有亲密的合作，也间有分歧，尤其是1959年庐山会议，两人金玉砥砺。然而，时隔六年，毛泽东却邀请彭德怀到中南海家中作客，请彭德怀担任大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他向彭德怀敬酒，并真诚地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毛泽东一生光明磊落，搞阳谋，不搞阴谋。他曾引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是有限。古来因此而成大事者无有。”他历来强调：“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领导全党，统率全军，从来不是靠权术，靠笼络人心之类的小伎俩。毛泽东深知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道理，他一生以“无事不可对人言”的坦荡胸怀面对一切。
老子说：海处江河之下，而为百谷之王。毛泽东是大海。朱德三过草地，最后带领被张国焘挟持南下的红军来到陕北见到毛泽东时，热泪纵横，慨然有怀。他感慨地说：“千流归大海！”
（三）驾驭群才
诗曰：慧眼识才气度宏，伟韬大略驾群雄。纵横捭阖随心愿，尽在运酬帷幄中。
毛泽东的用才之道是其统御谋略中最精采、最传神、最微妙，也是难以言传和把握的部分。他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用人是一门很高深的艺术，善用人者，能使泥土生辉，不善用人者能使黄金失色。毛泽东堪称用人圣手，常常因事择人，因人成事，人尽其才，事随人愿。他为千千万万的英雄豪杰创造了施才华、展抱负的广阔天地，任千里马纵横万里，凭老黄牛拓荒千顷，良才猛将，各擅其长，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周恩来、叶剑英长于外交和谈判，毛泽东就让他们长期主持统战工作、军事谈判。周公叶帅，每每舌战群儒，樽俎之间，折冲千里。西安事变、皖南事件、重庆谈判、北平军调、南京记者招待会处处都留下了共产党外交斗争的辉煌战绩。解放后，周恩来、陈毅、乔冠华、，一代杰出的外交家，纵横捭阖，驰骋国际政治舞台，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为中华民族赢得了主动，赢得了地位，赢得了尊严。战争年代的毛泽东很“穷”，人不多，枪也很少，更没有美元。但革命要生存，要发展，怎么办？毛泽东的办法就是派出能干的干部去开创局面。为了对付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毛泽东派遣薄一波、徐向前这两个阎锡山的老乡，一文一武，没几年的工夫，就把山西搞了个天翻地覆。诸葛亮说：“因人之势以伐恶，则黄帝不能与之争威矣；因人之力以决胜，则汤武不能与之争功矣。”抗战初期，山东地区日寇、伪军、土匪犬牙交错，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大小小的“司令”有七十多个，严重地阻碍山东抗日局面的开展。毛泽东决然点将，命许世友横刀齐鲁。许世友一踏上山东的土地便说：“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许世友以他独有的威猛凌厉，迅速荡平山东。不久，齐鲁大地上只剩下了一个“司令”，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许世友。上海解放后，一些资本家和不法商人认为共产党解决不了上海的“两白以黑”（棉花、大米、煤炭）问题，于是相互勾结，囤积居奇，新生的上海面临着严重危机。毛泽东着深谙经济规律和经济斗争策略的陈云抵沪，协助陈毅指挥经济战线上的“淞沪大战”，几个回合下来，老谋深算的资本家和商贾们被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俯首称臣”。
毛泽东还知人之短，并善于补人之短。他说；“荷花虽好也要有绿叶扶持。一根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他补人之短的基本方法就是“巧点鸳鸯谱”，组织最佳的人才结构。陈毅长于带兵，华东数十万官兵，没有不服陈毅的。但毛泽东又明确指示：军事上要粟裕多负责。就是淮海战役，毛泽东也是这样，有关作战电报大多是指名发给粟裕的，这是因为粟裕长于作战。陈粟配合，打遍华东无对手。毛主席对粟裕的几次的夸奨，给全党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粟裕去西桕坡汇报淮海战役作战方案时，毛主席向与会者介绍粟裕的一些人和事，如抗日战争中新四军东进首战黄桥，在苏北七战七捷，在孟良岗全歼国民党王牌军74师，击斃张灵甫，解攽战争由战略防禦转入战略反攻。最近的豫东战役，想诸位有所耳闻，但不知在笫一、第二次反围剿中，率部活捉了张辉赞，回头击退谭道原，取得两次反围剿的胜利的飞将军是谁，也就是这个粟裕。当年为庆祝第一笫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特写下了两首“渔家傲”。林彪长于打仗，但性格内向、怪癖，不大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着政治上很强，善于做人的工作的罗荣桓长期与林彪“搭档”，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黑龙江到海南岛，所向披靡。刘伯承的领导风格是“举轻若重”意为谨慎、周全，万无一失；而邓小平是“举重若轻”意为大刀阔斧，敢为冒险。毛泽东把这两位风格各异的放在一起。使其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1959年4月，全国政协第三次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周恩来宴请380余名老年委员，济济一堂，著名学者、书法家沉默尹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心情激动，欣然赋诗抒怀：“不知老至共开怀，长短随人各尽才。”好一句“长短随人各尽才！”诗人心有灵犀一点通，真切地感悟到了毛泽东用人之道的真谛。
（四）谋划大事
诗曰：一从命世便超凡，四海风云带笑看。武略文韬谋大事，气吞寰宇敢为先。
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宏大志向，他奔走一生，奋斗一生，始终不改初衷，始终不离初衷，经邦济国平天下。毛泽东的一切谋略思考都根源于此，都归结于此。他五十五岁之前，基本上是打天下。五十五岁之后，基本上是治天下。终其一生，都在谋大事，干大事。
早在1972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后，就曾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海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1976年6月，他召集华国锋等人最后一次讲：“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身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他一生干了那么多大事，到头来凑到一起说就干了“两件大事”。可见他对谋划大事始终一意，不改初衷。
毛泽东的谋略思考有一个根本的着眼点，就是着眼于国家民族的根本命运。他处理西安事变举重若轻，得心应手。当时，红军到达陕北不久，立足未稳，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红军。日军占据东北，窥视华北，鲸吞中华之心，昭然若揭。
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出于民族大义，愤然兵谏蒋介石。一时间，中外各种军事、政治势力迅速聚焦于西安，围绕如何处理蒋介石进而掌握中国命运，展开了一场异常紧张、激烈、复杂而又精彩纷呈的谋略大逐角。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对中华民族前途命运负责的历史高度，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毅然捐弃前嫌，作出了联蒋抗日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空前的民族义举，不仅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恢宏的政治气度和远大的历史眼光，而且闪烁着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真正的民族
精英卓越的智慧之光。此举一是粉碎了日本渔利中华的梦想；二是破灭了何应钦等趁火打劫实现个人野心的幻想；三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正义，赢得民心，政治上立于主动地位；四是把蒋介石的军队引向抗日战场，这既有利于挽救民族危亡，又为我党我军发展壮大赢得了历史性机遇。从此中华民族翻开了抗日救亡的伟大篇章。叶剑英四十年后故地重游，追忆往事，写下了“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的诗句。把毛泽东的谋略杰作看成是英雄的诗章。从对西安事变的处置，可以领略毛泽东危急关头驾驭历史机运的雄才大略。
（五）谋在大局
诗曰：全局在胸出着奇，高人对弈有玄机。气吞万里势如虎，天作棋盘星作棋。
冰心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毛泽东诗词鉴赏心得，叫“一个最有力的汉字”，就是“万”字。说这个字表达了浩大的气势和雄伟的气魄。毛泽东诗词中使用了很多数字，都堪称妙手神笔，字字珠玑，然用最多最妙最富有力量美的就是“万”字，计有34例之多。如《沁园春·长沙》一词中就有三个“万”字。毛泽东诗词是英雄创世的史诗，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毛泽东伟大的气魄、广阔的视野和善于宏观思维的特点。
毛泽东构思谋略总是通观全局，力求造成宏大的场面和磅礡的气势。解放战争时期，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构想，就极其宏伟、极其壮观。三箭齐发，刘邓（刘伯承、邓小平）、陈粟（陈毅、粟裕）、陈谢（陈赓、谢富治）三路大军，在广阔的中原战场呈品字形展开，倚三山（大别山、伏牛山、桐柏山）、跨四水（江、淮、河、汉），纵横驰骋，总揽中原。对一些关乎全局的具体战役，毛泽东都是亲自指挥。请看香港作家刘济昆在
他著的《毛泽东兵法》一书中是怎样描写的：
“看官，这里我们谈谈毛泽东指挥邓小平打仗的故事。
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至十一月二日结束的平汉战役，又称邯郸战役，就是毛泽东遥控指挥邓小平和刘伯承打的。
当时，蒋介石一面密令部属努力进剿，一面将部分军队推进，首要目标是抢占平汉，夺取东北。
在向北推进的国民党各路大军中，第十一战区孙连仲所部的第三十军、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共约二十万人，在副司令长官马法五（兼四十军军长）和高树勋（兼新八军军长）率领下，从新乡沿平汉路北犯，并有第三十二军和伪军孙殿英所部跟进。
为了把好华北大门，确保共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毛泽东决定由晋冀鲁豫军区以一部兵力截击沿同蒲路北犯之敌，并集中主要兵力歼击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毛泽东部署这次战役时，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说明‘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需一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需两月至三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并强调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毛泽东又指示：‘我太行及冀鲁豫区可集中六万以上主力，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
刘伯承、邓小平有毛泽东部署，心上不会七上八下，决定集中第一、二、三纵队以及太行、冀南、冀鲁豫三个军区的主力共六万人，并动员十万民兵和百姓参战，准备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作战，歼灭沿平汉路北犯之敌。……
整个战役共经历了四个阶段：阻击、合围、总攻、追歼。
毛泽东在延安，和朱德一起日夜研究军事地图，随时发出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唯命是从，依计而行。”
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指挥数百万大军，在北起兴安岭，南达淮河，东濒大海，西迄太行山的中华大地上，先后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敌154万余人，如此宏伟的战争场景，即使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它所展现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泼墨大写意，完全是巨匠的胆魄，天才的智慧。如果把它比作一局棋的话，那真是“天作棋盘星作子”，十足的“宇宙流”气魄。
战略追击阶段，毛泽东指挥百万大军横渡长江之后，以主力兵团沿海岸线、国境线实施战略大迂回，追奔逐北，宛如打出一记有力的“横钩拳”。即使在红军时期，毛泽东也同样导演了“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毛泽东不但指挥战争如此，他的政治谋略、经济谋略、外交谋略也同样如此。他在70年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打通一条线”（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联成一大片”（第三世界）的战略构想就是一例。
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他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了世界上头号强国的总统。现在看来，好像与“国际接轨” 有点不合，难怪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说：“此人气魄很大，是从全球战略上考虑问题的”。并在其新作《论中国》中，称毛泽东主席为“哲学王”。他还说：“女儿形容她崇拜的歌星能带来电磁般的冲击，我承认我没这种感觉；但在毛泽东面前，他确实给了我这种感受”。他除了见到毛主席有种被“电”的感觉外，还感觉到毛主席是一位看到未来的神仙，他回忆说“这个情况，竟像是面对着来自另一世界的神灵，他偶尔揭开掩盖着未来的帷幕的一角，让我们瞥上一眼，
但从来不允许我们看到全貌，这全貌唯有他自己才看到过”。他说：“我也是追星族，我的偶像是毛泽东。”
（六）谋取大利
诗曰：朦胧万象最难分，利敝权衡独匠心。莫道浮云能障目，光风霁月望无尘。
谋略，说到底就是谋利。毛泽东是谋天下之大利，谋人民之大利。就其具体的谋略思考而言，他是极善于处理大与小、重与轻、急与缓、现实利益与潜在利益的关系。毛泽东是一位精通辩证法的大师，是一位机略纵横精于弃取之道的政治家、军事家，在他眼里可以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利害关系。
毛泽东指导战争向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恰恰相反，他的谋略思想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他指挥的三次反“围剿”作战，都是采用了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法，其结果是不但消灭了敌人，收复了失地，而且还壮大了红军，发展了根据地。而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的指导者们则采取了一种“以堡垒对堡垒”、“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方针，其结果是丧师失地，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尤其是在处理“弃”于“取”的关系上，毛泽东更是高人一筹。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了表示我党的和平诚意，决定把江南的若干根据地的力量撤往江北。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以胡宗南23万大军进攻我陕北根据地。毛泽东淡然处之，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结果是屡战屡胜，，不久，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一弃一取，先弃后取，小弃大取，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作为大谋略家的深邃与精明。
“风物长宜放眼量”，视野开阔，谋略思维也就海阔天空，光风霁月。
（七）虚张声势
诗曰：，未出茅庐第一功，虚张声势计无穷，妙高峰下浑身胆，小试牛刀镇鬼雄
1916年10月，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第一师范成立了“学生课外志愿军。”宗旨：“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国民教育。”全校为营，下设两个连，毛泽东为连长。
1917年11月20日前后，毛泽东与学生志愿军进行了一次护校斗争，智缴了北洋军阀部分败兵的枪枝。
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说：“一天午餐过后，忽然听到一个消息，北洋军阀第八师王汝贤的部队正由株洲、湘潭一带向长沙溃退，已经到了离校只有两里多远的猴子石附近。但因不知长沙城里的虚实，不敢继续前进，停留在那里休息，并到附近农家抢饭吃。这消息顿时使全校陷入紧张慌乱之中。这时，毛泽东探听了北兵的情况，知道他们又饥又饿、又疲惫、又惊慌，并不知桂军没有进长沙，觉得可以设法把他们赶走。他急忙组织志愿军中胆大的同学两百多人，持着平日操练用的木枪，潜伏校后妙高峰上，又联络附近警察分所，派一部分执真枪的警兵伏在志愿军的最前列。溃兵乘着暮色苍茫，沿着妙高峰下的粤汉铁路向北移动。毛泽东见他们已距志愿军潜伏地不远时，便虚张声势地命警察在山头鸣枪，持木枪的志愿军放爆竹，并向溃兵呼喊‘傅良佐走了，桂军已经进城，你们赶快缴枪。’溃军不敢抵抗，派人交涉后，全部缴了枪。毛泽东组织全校同学将所缴获的枪和其它武器，抬到了学校……当晚溃兵露宿学校操坪。第二天由商会发款遣走了。事后，全校沸腾般地议论这件事，都说毛泽东‘一身都是胆！’”
毛泽东指挥打的第一仗，已充分显示其军事天才。他只有木枪爆竹，却能逼得敌人缴械投降，这种虚张声势，不战而屈人之兵。正是他在《讲堂录》中所记录的孙武《谋攻篇》那句话：“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一次演练。
（八）哀兵必胜
诗曰：戴月披星万里行，安源播火响雷声。手中红伞被天下，挡雨遮风护众生。
1922年，毛泽东去安源点燃革命火炬，发动工人起来罢工。他详细地规定了罢工的斗争策略，毛泽东说：罢工是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动员全体工人坚决地同资本作义无反顾的斗争，要争取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同情，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毛泽东还问起了当年“五一”游行时喊了一些什么口号，当听说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时，他告诉大家：我们党暂时还不能公开。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
1922年9月14日，安源大罢工开始。工人们喊出了“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向全国发出了哀而动人的罢工宣言：“我们时时受人家打骂，是何等地丧失人格啊！我们的工作何等地苦啊！我们的工钱是何等地少啊！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
由于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哀而动人”的谋略，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和广泛的社会舆论的支持，最后取得了胜利。
（九）逼上梁山
诗曰：满天风雨满天云，处处枪声处处魂。莫道梁山容易上，屠刀滴血不留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被杀。毛泽东秘密潜返湖南，对工农武装作出三种安排：已经被国民党察知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一律上山“扎寨”；尙在潜伏状态的工农武装仍以合法招牌——挨户团面貌出现，待起义时，再打出红旗；力量弱小，组织又不甚健全的工农武装，则把枪械埋起来，人员分散隐蔽，或投入贺龙、叶挺的部队，或潜入国民党军队、地方民团，。他说：“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间跟绿林交朋友。”并首次提出震惊中外几十年的口号：“枪杆子里出政权”。他说： “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同时强调指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于1927年9月9日，亲自发动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秋收起义。并上了井冈山，开始了他被逼上梁山，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伟大革命实践。他在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词中写道：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十）谋从己出
诗曰：秋收起义向何处，直上罗霄独匠心。莫道山沟无马列，井冈道路定乾坤。
1927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宁冈后，开始讨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有人说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事，国际上没有先例，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上也找不到记载；还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提问说：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吗？……认为农村不是方向，中心任务是攻打中心城市，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工人。毛泽东则指出：目前的形势是敌强我弱，敌人一贯地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如果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战胜敌人而又硬要同敌人死拼，就是拿鸡蛋去碰石头。我们今天进行战略退却却是要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这里养精蓄锐，以待将来有足够的力量取夺取城市，解放全中国，只要我们的旗帜在罗霄山脉中段树起来，就会给全国工农带来希望，我们就能联合全国的工农一起来革命。
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排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也叫嚷“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他们既无毛泽东革命斗争实践的丰富经验，又不注重对中国国情和革命规律的研究，脱离中国国情与中国革命实际特点，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化，苏联经验模式化，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在实践中缺乏主见，完全照搬照套，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使革命力量损失了90%以上，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根据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特特点的了解与分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灵活地用于中国革命实际，谋从己出，独立自主，既否定了在中国进行合法斗争的可能性，也否定了在中心城市实施武装暴动的可能性，从而确定了中国革命向农村发展，把广大落后的农村变为革命根据地的辽阔地盘，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十一）避实击虚
诗曰：红旗高举上罗霄，割据井冈志气豪。从此潜龙归大海，推波逐浪起狂涛。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文家市，
在文家市召开的前委会上，在讨论部队下一步行动时，一部分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认为只要打下长沙，就会有吃有穿，还可以成立“政府”，委任“委员”。毛泽东坚决反对这种意见。指出大城市是敌人统治力量较强的地方，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攻打大城市，只会葬送工农革命军，要采取避实击虚的策略方针，只有把部队带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才能站住脚跟，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还指着铺在桌子上的地图说：这里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这里地势好，进可攻，退可守，远离大城市，敌人鞭长莫及。而我们一举一动又影响湘、赣两省的下游。这里的群众受过第一次大革命的洗礼，基础较好，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
在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下，秋收起义部队采取了“避实击虚”的战略，放弃了对长沙等敌人力量密集强大地区的进攻，转而走向敌人统治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地区进发，不仅保存了革命的力量，而且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新时期。
（十二）秋毫无犯
诗曰：古往今来民怕兵，秀才见了也心惊。一从星火燎湘赣，始有军民鱼水情。
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在一次行军打仗中，指战员又饿又累，一些战士看见山坑中有一片熟苞谷，就顺手掰来吃。走在队伍后面的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命令一名干部跑到前面制止。毛泽东随即赶到山坑，严肃地批评了掰苞谷的同志，叫他们留下几快银元赔偿老俵的损失，又让一个红军战士找来一块木牌，亲自在木牌上写了一段话：我们工农革命军行军路过此地，掰吃了地里的苞谷若干，现留下银元若干块。然后把牌子插在地边，把银元放在牌子底下。
1928年春，毛泽东规定了红军的三大纪律：
第一、   行动听指挥。
第二、   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
第三、   打土豪要归公。
1928年夏，毛泽东又提出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
二、捆铺草。
三、说话和气。
四、买卖公平。
五、借东西要还。
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以后，毛泽东又将三大纪律中的“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以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对于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容，直到后来，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由此形成了人民军队的严格纪律，并被谱歌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人民军队，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终于打败了国内外反动军队，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十三）买卖公平
诗曰：红色井冈锦绣山，军民鱼水两相欢。公平买卖人和气，世外桃源别有天。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有一次，一位姓袁的妇女挑菜送给红军，他一放下菜就走，说什么也不收钱。红军司务长坚持过秤给钱，可是，一时钱凑不够。
正在这时，毛泽东走了过来，他问明了情况，当得知钱凑不够时，一面掏钱一面与袁大嫂打招呼：“俵嫂，辛苦了！”
袁大嫂连忙说道：“谢谢毛委员，我不辛苦，你为我们日夜操劳，才真正辛苦啊！”
毛泽东拿出六个银毫子递给她，但袁大嫂说什么也不肯收下。毛泽东说：买东西付钱，是我们的纪律，不收钱，就违反纪律。。袁大嫂只好收下了六个银毫子。
在毛泽东“买卖公平”的模范行为的带动下，不仅部队广大指战员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地方上的暴动队、赤卫队也自觉照着去做，军民关系十分融洽。
（十四）强而避之
诗曰：红旗举起破天荒，革命摇篮落井冈。莫道山沟无所出，避强击弱有良方。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对红军官兵说：大观园里的贾宝玉的命根子是颈上的那块石头——通灵宝玉。国民党的命根子是它的军队。只有消灭敌人，缴了他的枪，抓到俘虏，才能挖掉它的命根子。
井冈山地区原有一个山大王叫朱聋子（朱孔阳），他在井冈山当了几十年山大王，官府一直捉不到他。他充分利用井冈山复杂的地理优势，官兵一进山，他就跟官兵满山转圈子。因而，他说：在井冈山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
朱聋子的故事启发了毛泽东，有一次，毛泽东给红军官兵讲战术，他说：朱聋子前一句话不对，后一句话是对的，我们把它改一下就好了，就是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敌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所以我们要退避三舍，这一退，敌人不知我们的去向，就得重新侦察。我们先领他兜几个圈子，把他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了，我们就来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捏，打他个干净利落，要缴到枪，抓到人。总之，要像做买卖一样，赚钱的就来，蚀本的不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时我叫你打不着，我打你时一定要把你吃掉。
后来，毛泽东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完善，最初形成了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彼出我入，彼入我出。避实就虚，隐势藏形。”毛泽东这十六字诀，纯粹是为了经营井冈山根据地而设计的。意思是说：敌军出动，我就入山；敌军入山，我就出山；避开敌军实力而向敌人弱点进攻；善于隐蔽自己，神出鬼地打击敌人。后来经过长期的战争不断总结经验，进一步形成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这是“强而避之”谋略的丰富与创造。
（十五）围师必阙
诗曰：三面包围留一方，张网以待捕天狼。围师必阙计谋巧，雄伟井冈浴艳阳。。
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及农民武装包围了宁冈县城新城。部队就要发动攻势了，袁文才要求毛泽东下令全面强攻。毛泽东认为不妥，他对袁文才说：保存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我们应用最少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毛泽东命令南门、北门部队加强佯攻火力，吸引敌人，突击攻打东门。
东门攻破后，袁文才要求毛泽东下令全面包围冲锋，别让敌人跑了。毛泽东说：东门、南门、北门三座门都可以冲杀进去，就是西门不能动，并耐心向袁文才解释了“开门捉贼容易，关门捉贼难”的道理。
毛泽东一声令下，顿时红旗飞舞，四面八方冲锋号响，根据地军民挺枪挥刀，三路人马破城而入。满城的敌人发现西门枪声稀少，便一窝蜂地蜂拥着，叫着冲拥出去。
敌人跑到西门外，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红军战士立即迎头痛击。敌人发现中计，刚要掉转屁股往城里跑时，工农革命军与成百上千的群众已经全部追到城外，堵住了敌人的退路，形成了瓮中捉鳖的局面。
毛泽东灵巧地运用“围师必阙”谋略，干净利落地全歼了敌人。
（十六）按左抶右
诗曰：雷鸣电闪雾茫茫，风雨交加下井冈。红旗卷处乌云散，打败江西两只羊。
1928年6月中旬，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十多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联合“进剿”。湘军吴尙第八军由茶陵、酃县向宁冈推进；赣军杨池生第九师、杨如轩第二十七师共五个团，由吉安向永新推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分进合击，一举摧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根据湘赣两省敌军的利害不尽一致的特点，采取了“按左抶右”（抶：读chi音.。意：笞打、鞭打）的战略原则，即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打败赣敌，而使湘敌不好动弹救援。毛泽东毅然将红军主力从永新撤回宁冈，并命令红红三十一团徉攻湖南酃县，虚晃一枪，给敌人造成错觉然后迅速撤回宁冈，集中兵力打击江西顽敌。
红三十一团攻湖南的行动，吓得湘敌立即龟缩起来。而赣敌却以为红军主力西出湖南，内部空虚，机会难得。于是大举进犯，一个团经烟阁、四教、龙源口进攻新七溪岭；两个团经墩上、白口进攻老七溪岭，杨如轩的前敌指挥所驻白口；一个团和总指挥部守备永新县城；一个团在永新城至新、老七溪岭之间待命。
针对敌人的行动，毛泽东亲自部署了兵力：朱德、陈毅率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一营在新七溪岭抗击杨池生一个团的敌军；王尔琢率红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抗击杨如轩两个团的敌军；袁文才率红三十二团小分队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坛山上配合作战；永新、宁冈两县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溪岭附近的山头上参战。
新、老七溪岭，相距不足十里，紧靠龙源口村拔地而起，地势险要，像两扇大门，守卫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大本营宁冈。龙源口战斗首先打响
——21——
了，新、老七溪岭上战火纷飞，硝烟滚滚，英勇的红军战士进行了顽强的保卫战，多次打败敌人的进攻。老七溪岭首先结束战斗，部队立即从白口包抄下去，与新七溪岭部队一起夹击龙源口的敌人，歼敌一个团。并乘胜追击，打进了永新城，粉碎了湘赣两省敌军的联合“进剿”，保卫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在自己兵力不足以强大到可以全面出击时，想法使一部分敌人不好动弹，而集中全力打败另一部分敌人。毛泽东对湘敌取守势，对赣敌取攻势，达到了“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的目的，正是采用了这种“按左抶右”的军事谋略。
（十七）谋而后行
诗曰：张果倒骑驴，可知是何故。为恐向前差，忘却回头路。
1928年，由于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开往湘南，造成了“八月失败”。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减少了损失，挽回了败局。
针对这件事，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肖克讲了一个神话故事：有一回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是“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之一，他是倒骑毛驴走。路上遇到吕洞宾，他也是八仙之一。吕洞宾问张果老到哪里去？张果老说：“蓬莱朝圣”。吕洞宾有点惊异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能到？”张果老生气地反剥说：“我的脸是朝着东方蓬莱啊！”
讲完故事，毛泽东说:：革命的队伍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命就不能胜利。张果老面向东而毛驴却向西走，永远也到不了蓬莱。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谋而后行，才能避免走弯路，遭失败，取得更大的胜利。
（十八）打狗靠墙
诗曰：林密沟深壁陡坡，能攻善守可当窝。红军有了立身地，打狗靠墙奈我何。
1931年夏天，国民党蒋介石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当时，红军中有人主张放弃以东固一带为中心的河东（赣江以东）革命根据地，把红军主力拉到河西（赣江以西），以逃出敌人的“围剿”。毛泽东不赞成这种主张，他说：“要放弃河东根据地，只有36计用完了才可以走。叫化子打狗要靠墙，红军打敌人，要依靠根据地。”毛泽东还指出：“在强大的敌人围剿中，只有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持，选择有利地形，高度集中红军的兵力，打敌人最薄弱的一环，才能取得胜利。”
在中国革命史上，毛泽东是创造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人。1928年一个初秋的早晨，毛泽东集中红军官兵讲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他说：有人嫌井冈山高，嫌井冈山大，今天东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厌了，不愿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里去，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爬酸了我们的腿，但是，它给我们存粮食，给我们作根据地，便于我们机动，便于我们打击敌人。……所以说，这座山，它革命，这座山是革命的山。我们要保护它，爱护它，不要害怕多爬，更不要讨厌它。为了说明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毛泽东还打了个通俗有趣的比喻：革命要有根据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人假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气力，补充力量，再继续战斗，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
打狗靠墙，中国革命靠根据地，历史已经证明，井冈山的道路，是中国
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正是那一块块根据地给了中国革命以无限生机。
（十九）谋利于民
诗曰：军爱民来民拥军，沙洲坝里有碑文。全村群众心中话：吃水不忘挖井人。
1933年4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军委迁到瑞金沙洲坝，毛泽东也来到这里。一天，毛泽东发现老俵担的吃水又浑浊且有小虫，就问是怎么一回事。老俵回答说：“主席，不瞒你说，我们沙洲坝就是缺水。人吃、浇地、洗菜，全都是靠这水。”毛泽东问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干净水？老俵说：“那边乌鸡岭下有一股山泉水，就是路远水少，半天才挑上两担。中央机关来了后，村里一下多了上千人，吃水用水更困难了。”
听了群众的反映，毛泽东一直思索着怎样解决吃水难的问题。第二天，他让红军干部用竹子做水管，把乌鸡岭下的泉水引进村来，再用一个大桶把水接住，这样先暂时解决了群众的吃水难的问题，但终非长久之计，毛泽东决定在村子里打口井。老俵们听说要打井，表示怀疑：“沙洲坝自古以来都没打过井，再说也没有人会打井啊。”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先打了一口井，但因附近有坟场，群众不愿吃这井里的水。后来，毛泽东带人又重新打了口井。从此，沙洲坝人再也不喝塘里的脏水了，而喝上了清甜的井水。沙洲坝人在井台上竖着一块纪念碑，上刻两行醒目的大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二0）欲进先退
诗曰：长征路上事多乖，万绪千头一起来，最是红军能脱险，一关突破百关开。
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毛泽东从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入手，而对政治路线等问题则避而不谈，这是毛泽东采取的欲进先退的政治谋略。
毛泽东为什么要采取“欲进先退”的谋略，用周恩来的话说：“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重要。”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时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最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它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的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实际上次要矛盾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
张闻天对毛泽东所采取的这一谋略，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退一步，进两步，毛泽东采取的“欲进先退”的谋略，保证了遵义会议取得成功，也由此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使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
（二一）水到渠成
诗曰：从来事物有过程，急不行来慢不行。瓜熟才能蒂落地，航船拨正一帆轻。
遵义会议的召开，是在党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了无线电联系，王明不能遥控指挥，红军占领遵义，提供了十多天的休整时间，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错误路线已经暴露，广大指战员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主观条件已经成熟，客观条件有利的情况下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反对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可以说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有一次，与毛泽东十分熟悉的吴黎平（《反杜林论》的译者）问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要。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的错误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有一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在早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末他们还能欺骗和团结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毛泽东）虽然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早已经清楚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能做必要的准备工作。”
伍修权对此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说，这个事（指反王明路线错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当时，我们在战争环境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团结的党来共同对付敌人，反对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国民党要根本消灭我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统一的党，怎么去对付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呢？如果拿起旗帜干，党内分裂了，自己打起来了，那不更容易被敌人消灭吗？”
由此可见，毛泽东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要等到“水到渠成”的遵义会议上来进行，一是为了维护全党的团结，以对付共同的敌人，二是使其错误有一个暴露过程，以便广大干部的觉悟。遵义会议的召开成功，是毛泽东运用谋略的成功。
（二二）谋略为先
诗曰：运筹帷幄计为先，高手着棋看满盘。万马千军渡赤水，一轮红日正中天。
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特别强调在知己知彼基础上的运筹帷幄即“庙算”。他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这就是在军事指挥中“谋略为先”的思想。
红军长征三渡赤水后，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成员研究下一步的行动部署。当工兵连长王耀南走过来时，毛泽东即对刘伯承说：“总参谋长，把那个事给他讲讲。”
刘伯承即问王耀南：“你知道太平渡、二郎滩的桥还在不？”
王耀南回答说：“据了解，还在。”
刘伯承即说：“那好，你赶快派几个得力的人，每人带两条短枪，多带手榴弹，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一下，如果桥还在，留几个人把桥看起来。并把情况向我报告”。
王耀南立即派一班长李景富带6、7个有经验的老战士，骑马到太平渡、二郎滩去侦察。根据侦察情况，王耀南迅速向刘伯承汇报说：“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到那里，地主武装也不敢动，老百姓自己把桥看起来。桥都好好的。”
刘伯承高兴地说：“好，好，好！”并嘱咐王耀南说：“带上几十个人，插小路赶到两个渡口，对几座浮桥全面检修一下。”
王耀南即把工兵连一分为二，一部分留在茅台渡口维修浮桥，他亲自带领另一部分同志向太平渡、二郎滩赶去，对这两个渡口的浮桥进行了全面检查加固。
毛泽东说过：“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须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后一仗大体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胜了，敌军全局将起如何变化，倘若败了，又将起如何变化。……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走一步想到第二、第三、第四步……这是谋略的前瞻性与计划性。毛泽东在三渡赤水、部队将要进入川南时，就在考虑四渡赤水的下一步、两步、以至三步棋了。这种“谋略为先”，深谋远虑，就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典范。
（二三）以迂为直
诗曰：只走弓身不走弦，翻山越岭履平川。敌军数万忙追堵，捡只草鞋奏凯还。
《遵义之歌》的歌词中唱道：“因为一个会，历史记住了你；因为一瓶酒，世界知道了你；因为一条河，神奇充满了你……” “会”是指遵义会议，“酒”是指茅台酒，“河”则是赤水河。
遵义会议决定要过长江，毛主席决定先吃掉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队。在青杠坡这个地方，我们设下了包围圈，结果川军绕到了我们上头，红三军团只得从南面强攻，朱德都亲自带着干部团上去了。这是我党有史以来参战人员“级别”最高的一场战斗，可谓将星云集。共和国三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刘少奇、杨尚昆，一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林彪、叶剑英、耿彪、张爱萍，以及十大元帅中的七位和200余位开国将军都参加了这场战斗。
然而由于情报有误，将一场歼灭战打成了消耗战，毛泽东针对形势变化，当机立断撤出战斗，红军放弃直接北渡长江计划，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这场战斗虽然失利了，却体现了毛泽东“打不赢就走”的机动灵活战术思想。
红军一渡赤水，到扎西地区后，蒋介石判断我军还要北渡长江，迅速调集兵力要把我军围歼。于是，毛泽东采取了灵活机动，在高度的运动战中寻求有利战机的战略战术。红军忽东忽西，时南时北，“以迂为直”。使敌人无法判断红军的行动意图，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争取了主动。我军便来个金蝉脱壳，回师由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再打遵义。
二渡赤水中，最著名的是遵义战役，其中娄山关大捷更是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娄山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当地有首民谣：巍巍大娄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落鞍。不过，当时有个口号：要关不要命。负责攻打娄山关的是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一个团。由于敌人守在关卡，我军便一面强攻，一面派一个小分队爬上最高的大尖山，居高临下打击敌人，敌人顿时慌了手脚，急忙撤退。我军乘胜追击，第二次攻占遵义，一举消灭了敌人两个师又8个团，
四渡赤水，体现了毛泽东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思想。其中，一渡二渡是被动完成的，三渡四渡则是毛泽东军事才能的充分展示，完全是主动地调动敌军。毛泽东本人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笔，狭义上特指三渡、四渡。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时曾问毛泽东：生平最得意的战役是三大战役中的哪一次？毛泽东说：那些都不算，最得意的是四渡赤水战役。
“致人而不致于人”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核心，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认识到，要扭转长征以来红军被动的战略防御地位，就要人工地造成我们局部的优势主动地位，把敌人抛入劣势和被动。因此，在四渡赤水中，红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配合高机动性的运动战，使红军由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
在“以迂为直”，高度机动的作战方针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部队行走过多，十分疲劳等问题。一些不明其中深意的官兵未免有些抱怨。当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不懂毛泽东的作战意图，说毛泽东采取的“以迂为直”的方针是“走了弓背路”、“造成疲劳”、会“拖垮部队，”一再鼓吹“走快捷方式”。林彪还给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打电话，叫嚷“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又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狂妄地提出要毛泽东下台，这封信要聂荣臻签字，被聂严正拒绝。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针对林彪“拖垮部队”的谬论，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二四）调虎离山
诗曰：调虎离山日夜行，飞兵直下贵阳城，红军吓破白军胆，急调御林保驾兵。
长征途中，红军四渡赤水后，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其余急行军南渡乌江。渡过乌江的部队又兵分两路，一路分向瓮安、黄平方向佯动，摆出要东进湖南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姿态，而主力部队则直逼贵阳。
毛泽东挥兵直逼贵阳，是为了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将云南之敌调出，以便红军乘虚北渡长江。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果然，红军兵临城下，佯攻贵阳。吓坏了蒋介石。蒋介石手足无措，急令云南龙云速调滇军来贵州“保驾”，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以阻止红军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这样，毛泽东牵住了蒋介石的牛鼻子，调虎离山，将云南滇军调出。毛泽东除留部分兵力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外，主力则舍贵阳西行，一举渡过黔、滇边界的北盘江经紫云过丰员进入了云南。此时，龙云的滇军匆匆忙忙离开云南，向贵阳开去，云南后方防守空虚。红军入滇，使龙云胆颤心惊，赶快调集各地敌军固守昆明。但是，当敌人向昆明集中之时，红军又虚晃一枪，巧渡了金沙江。当精疲力竭的国民党军队赶到江边，红军早已烧毁渡船远走高飞了。丧气的敌人只好拣了几双烂草鞋作为“战利品”败兴而归。
（二五）因时而谋
诗曰：大渡河边万马嘶，两军隔岸各相持。飞兵直取桥头堡，决胜运筹有导师。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向大渡河挺进。
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又号“了了”，意为“成功便了不得，失败便不得了”。他率领十万大军，就是在大渡河上“不得了”的，被曾国藩指挥的清兵击溃，饮恨坠河。
安顺场是大渡河南岸的一个渡口，两边都是险峻的高山，部队在这深山沟里，没有回旋的余地，，极易被敌军伏击歼灭。石达开的大军就是在这渡口全军覆没的。
红军到达安顺场后，由17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但此地无法架桥，且只有一只渡船，全军如照此速度过河就有陷入敌人包围夹击的危险。毛泽东知道安顺场大部队渡河有困难以后，因时而谋，当即指示，飞夺泸定桥。他指出，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而敌五十三师等部正向我军赶来，红军仍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他决定分兵两路前进：以红一师和军委干部团到大渡河西岸，为右纵队，由刘伯承（司令员）和聂荣臻（政委）率领，从大渡河东岸北上，以策应西岸，准备攻占泸定桥；由林彪带红二师、一军团团部和五军团，为左纵队，从大渡河西岸赶向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由泸定桥过河。毛泽东特别强调：“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到川西去与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敌人大为震惊，将防御重点转移到泸定桥上，正在调兵增防，准备死守泸定桥。我英勇的红军战士边打边走，向泸定桥急行，最后以一昼夜行军240里的高速度，进抵泸定桥西岸。
泸定桥是四川通康藏地区的咽喉，桥是用十三根悬在空中的铁索连成的，两边各有两根铁索做桥栏，底下并排九根铁索，铁索上横铺木板作为桥面，桥头石碑上刻有诗句：“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桥下激流奔腾，震耳欲聋。浊流从上游山峡间如瀑布倾泄而下，冲击着河底参差耸立的礁石，激起无数巨浪和漩涡。
桥对岸泸定城内驻守着两团国民党军队，桥头早已筑好防御工事，并将铁索桥上的桥板全部抽去。敌人以为有此天险，万无一失。
红军由二十二名勇士组成的突击队，在火力的掩护下飞夺泸定桥，胜利地占领了泸定城。
战争是随时随地不断变化着的，高明的指挥员不死守既定方案，僵化不变，而是灵活地因时因地调整作战部署，去战胜敌人。毛泽东在原定安顺场过河遇到困难时，因时而谋，果断决定飞夺泸定桥，使红军主力及时地全部渡过了大渡河，将长途尾追的国民党中央军完全甩掉了。“因时而谋”，这正是毛泽东灵活机动指挥战争的军事谋略的体现。
（二六）料敌如神
诗曰：两翼枪声震耳聋，一番热闹一场空。红军渭水平平过。都在神机妙算中。
红军长征中，比较顺利地突破了渭水封锁线。战士们为突破这道封锁线感到无限的欢欣，但又感到有点“遗憾”，因为未经过什么战斗。直到全军渡过了渭水河北岸，跨上对面的一座土山时，由两翼赶来的敌人打响了机关枪后，战士们的劲头才提上来了。有的同志说：“老子过了河，你们才来，晚了点。”有的同志说：“他们是送弹药来的，我们应该‘欢迎’”。
毛泽东登上山头时。军部正在军号声中集合上山。一位军首长过来问毛泽东：“主席，您看怎么办？”
毛泽东看了看落山的太阳，从容不迫地说：“让他们打好了，随便派两个连分头还击，放几声冷枪吓唬吓唬，敌人是不敢来的。”
听起来，主席的话简直是在开玩笑，但事实果不出主席所料，两翼隐伏的敌人，很快被红军的冷枪吓唬住了。战士们都说毛泽东神机妙算，料敌如神。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料敌如神也不是他与生俱来的本领，而是建立在对敌我双方的客观分析与自己采取的行为对策上。这次突破渭水封锁线，毛泽东事先就采取了对策。当时，集结在甘肃境内的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西北军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在渭水堵截红军。因此，毛泽东决定，红军一面在哈达铺休息两天待机，一面佯称向东行动，以造成敌人的过失。当红军离开哈达铺向天水佯动时，敌人信以为真，随即将主力集结于天水，只剩下一部分兵力占领渭水河沿岸的武山、漳县，防止红军北上。红军则乘机转道北进，以一天一夜又两个半天的急行军，就出其不意地赶到了渭河，把敌人完全置于背后了。因而，毛泽东断定渭水边不可能有敌人的主力部队，只是遇到了小股敌人，再加上天色已晚，武山、漳县的敌人又不敢趁夜出来夹击，自然也就不敢趁夜出来追击了。这就是毛泽东神机妙算，料敌如神的奥妙之所在。
（二七）深谋远虑
诗曰：冈峦起伏接苍穹，莽莽昆仑气势雄。登上顶峰舒眼望，群山罗拜翠微中。：
张国焘违背党的组织原则，伸手要官要权，公开闹分裂。为了团结张国焘，1935年7月1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会上，周恩来主动表示愿把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出来，由张国焘担任，洛甫（张闻天）也提出把总书记的职务让给张国焘。毛泽东不同意将总书记的职务让给张国焘，而同意让张国焘担任总政委。这样，党中央即决定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毛泽东当时不同意由张国焘担任党的总书记而只让他担任红军总政委，实在是具有深谋远虑的眼光。《彭德怀自述》中对此评价说：“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会仪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二八）见微知著
诗曰：一张旧报送新风，黄土高原正闹红。滚滚洪流归大海，延安窑洞待潜龙。
红军长征中，先前并未要把落脚点放在陕北，是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得知刘志丹在陕北活动才考虑长征到陕北的。一张报纸的消息而影响红军长征的去向，反映了毛泽东“见微知著”的谋略能力。
在红四团攻克天险腊子口之后，一军团领导即向军直属侦察连梁兴初连长和曹德连指导员交待任务，左权参谋长对他们交待任务说：“你们连立即进到哈达铺，具体任务是侦察敌情，筹集粮食和物资”。毛泽东当时在场，接着说道：“我补充一点，指导员你注意，给我找点“精神食粮”来，国民党的报纸、杂志，只要是近期和比较近期的，各种都给搞几份来。”
在执行任务中，曹德连在哈达铺从敌人少校副官那里查获了一批近期报纸，其中一张报纸登载了徐海东率领红军和陕北刘志丹红军会合的消息，还有敌人诬为“匪区”的陕北根据地略图等。聂荣臻看到这张报纸后十分重视，立即派人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报纸后，笑容满面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
据谢觉哉回忆说：闯过了腊子口，过了大草滩，行军一天，到了哈达铺宿营，买东西拣到一张《晋阳日报》，上面记载：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式红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毛泽东看到这条消息，对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于是，红军沿途避免打仗，尽量减少战斗减员，昼夜兼程地往陕北赶去。
（二九）避敌锋芒
诗曰：狂犬尾追吠不休，靠墙打狗亮吴钩。直罗镇下布罗网，鱼鳖蟹虾一起收。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蒋介石正调集重兵对陕北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在分析形势和当前敌情后，拟定了一个大的歼灭战计划，决定在直罗镇布下口袋阵，歼灭敌人。
毛泽东决定将敌人首先放进直罗镇，避敌锋芒，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主力，采取包围侧击战术，歼灭敌人，得手后，继续歼灭敌人的后续部队。在召集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布置直罗镇战役时，毛泽东讲解了我军的战斗部署，下达了作战任务。他援引《水浒》中林冲在柴进家中打洪教头的故事，风趣地说：林冲对洪教头，不是先冲过去，而是先后退两步，这就是避其锋芒，攥紧拳头，发现弱点，一下子击中对方的要害。直罗镇战役的部署，正是这个道理。我们利用有利于我们的地形，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和消灭敌人的主力。
1935年11月19日，东北军五十七军一0九师进至黑水寺。我军派出小分队到黑水寺方向“惹牛”、“牵牛”。果然将敌一0九师牵向直罗镇。当天晚上，毛泽东下达了战斗命令。按预定部署，红一军团从北向南，红十五军团从南向北，急行军前进，于拂晓前包围了直罗镇。天刚亮，我军发动了猛攻，敌人多次突围，均被我军击退。我军采取围而不攻，敌见待援无望，半夜开始突围，我军跟踪追击，将其全部歼灭。后又扩大战果，将敌人援军歼灭一部，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毛泽东避敌之锋，不与敌人强打硬拼，而是诱使敌人进入直罗镇布下的口袋，再利用有利地形，终于全歼敌人。这一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陕北苏区，“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三0）刀下留人
诗曰：高原黄土起尘烟，牢里错关众哲贤。“刀下留人”一句话，拨开云障见青天。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当时干部和群众就向毛泽东反映了当地肃反斗争的严重情况。在陕北有很高威望的群众领袖刘志丹，以及和他一起创建陕北根据地的许多战友如习仲勋、马文瑞等大批负责干部，在不久前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了，有的甚至被杀害了。广大干部、群众十分气愤，迫切希望中央、毛泽东公道处理这件事。
毛泽东获悉后，立即指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他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了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们是党的好干部，请大家放心，中央会处理好这个问题。”毛泽东立即派王首道等同志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首先把事态控制下来，避免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在下寺湾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杀头不能象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毛泽东又嘱咐王首道说：“要谨慎，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不能马虎从事。”
在毛泽东的关心下，刘志丹等同志出狱了，消息传出后，陕北根据地军民奔走相告：“陕北得救了！”刘志丹后来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和红二十八军军长，后来在东征途中英勇牺牲。习仲勋曾任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
2010年，习近平专程来到韶山瞻仰毛泽东故居，他来到了毛泽东故居前面，站在那里沉思一会，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父亲，没有我父亲就没有我。”
（三一）化敌为友
诗曰：，黑水白山夜幕茫，铁蹄践践月无光。高原四面楚歌起，东北军中尽望乡。
一次，红军在与东北军的作战中，俘虏了曾任张学良卫队长的高福源，红军认真执行毛泽东制定的优待俘虏政策，妥善地给予照料。同时还向他讲解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道理，让他了解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实质，提出了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抗日的建议。毛泽东制定的统一战线和俘虏政策，终于使高福源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决定返回东北军去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
高福源返回东北军军部，向张学良痛哭陈词，成为促使张学良下决心走上联共抗日的重要因素。张学良当即委派高福源再返红军驻地，请红军派正式代表与东北军谈判联合抗日问题。
毛泽东亲自接见了这个“俘虏特使”，并感谢他为国家民族办了一件大好事。以后红军与张学良频繁接触，促使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在西北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化敌为友，昔日与红军作战的东北军、西北军，成了红军抗日的同盟军。
（三二）利用矛盾
诗曰：天昏地暗雾沉沉，黑水白山望断魂。何日打回老家去，松花江畔洗征尘。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了抗日的大局，为了实现西北地区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停火，毛泽东几次派汪锋等人前往西安，代表红军与西北军、东北军进行谈判，利用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
毛泽东与汪锋就如何利用矛盾争取东北军、西北军等问题，作了几次谈话。毛泽东指出：敌人的阵营中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就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国内政策就要作适当调整，我们要改变限期消灭富农的政策，要团结一切爱国的开明绅士，要争取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要争取地方势力，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不要往后看，对过去他们干的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看他们生活怎样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我们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打共产党是蒋介石胁迫让打的，不打他就完了。为了争取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暂时让出一些地方。在具体分析西北军与东北军的现状时，毛泽东说：东北军和西北军都不是蒋的嫡系部队，是地方势力，是受蒋介石排斥和打击的，蒋介石让其打红军，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由于蒋介石排斥和削弱这些杂牌军，他们与蒋介石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很强烈，西北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他们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中央”，同“中央”胡宗南的矛盾必然日益突出。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都有反蒋抗日思想。我们的方针是保存东北军、西北军，在抗日的旗帜下争取张学良、杨虎城，壮大抗日力量。在他们不觉悟的时候，还是要打他们一下，直罗镇战役就是这样。但打不是目的，目的在于促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
毛泽东“利用矛盾”，积极开展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促使他们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可以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结果。
（三三）大局为重
诗曰：西安捉蒋事如何，掀起轩然冲击波。浑水摸鱼人不少，有谁想到熄干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中共中央帮助处理“西安事变”，毛泽东以大局为重，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事后，毛泽东在红军大学作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毛泽东说：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要求杀他，可以理解，不算过分。不杀他，确实不能平民愤。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在现在情况下，杀了蒋介石，正中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中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纠集大批军队开赴潼关，进逼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各派军阀之间争权夺利，大打内战，必然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即中国将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毛泽东继续说道：我们必须明白，这次蒋介石被捉，既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被捉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又不同于滑铁卢被擒的拿破仑，前者是革命胜利的结果，后者是军事失利的必然。这次抓蒋介石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他的军事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如果我们不杀他，通过谈判，逼他改变态度，把军事力量用到抗日上去，岂不更好么？如果我们只记党和个人的恩怨，忘记民族危亡这个大局，那是不行的，我们要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创造条件。
毛泽东从民族大局出发，不计自己的恩怨，毅然释放蒋介石的宽广胸怀，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赞扬。“西安事变”成为扭转时局的契机，标志着国内内战的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三四）又打又拉
诗曰：陕北毛驴怕上山，又拉又打不嫌烦。联蒋抗日驱强虏，万里长城万里关。
中国共产党和平地解决西安事变后，许多同志对“逼蒋抗日”能否实现表示怀疑。毛泽东在事变后给红军大学学员作报告时，有人就担心地问：“如果放了蒋介石，他会抗日吗？”
毛泽东打比喻说：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意抗战的，我们要争取他抗战，就采取对付毛驴的办法，拉它、推他，再不干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很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西安事变就是这样。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的全国人民抗战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战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
（三五）人犯我犯
诗曰：泰州城下起争端，日伪敌顽抢地盘。十六字言真要诀，高歌东进创新天。
1940年5月，驻扎在扬州、泰州的日伪军3000余人，对我新四军挺进纵队进行“扫荡”。驻扎泰州的李明扬、李长江部，在反共摩擦专家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压力和挑动下，由中立倒向反共，乘机偷袭我后方。挺进纵队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将主力移至邗江以北，敌顽之间的郭村地区进行休整。“二李”以“收复失地”为借口，限我挺进纵队三日撤出。顽军以四面包围，十路进攻之势，企图一举吃掉我纵队。我军展开郭村保卫战，并乘胜一鼓作气打到泰州城下，敌老巢岌岌可危。陈毅通过电话向“二李”重申，我以抗日大局为重，郭村之战完全出于被迫，只要你们助我东进抗日，若韩德勤向我进攻时，你们保持中立，我即停战，无意攻取泰州，并释放全部俘虏。“二李”只好接受陈毅提出的条件。7月，我新四军挥师东进，经过“二李”防区时，李部如约让路，只朝天开枪，以应付韩德勤，我军佯做夺路顺利通过。
新四军挺进纵队在郭村进行的保卫战，坚决执行了毛泽东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原来，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搞摩擦，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斗争策略。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决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进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发动大内战。
（三六）退避三舍
诗曰：血雨腥风整八年，水深火热受熬煎。人民盼望安身日，让出和平一片天.
在重庆谈判中，毛泽东考虑到当时一些解放区所处具体环境，采取了“退避三舍”的谋略，宣布将自己领导的广东、浙江、苏南、皖中、皖南、湘南、湖北和河南（豫北不包括在内）八个解放区让出来，以求得政治与舆论的主动权。
毛泽东在《关于重庆谈判》中具体阐明了采取“退避三舍”之策的理由。他说：“让出这八块地方非常可惜，但是以让出为好。为什么可惜？因为这是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艰苦地建设起来的解放区。所以在让出的地方，必须和当地的人民解释清楚，要作妥善的处置。为什么要让出呢？是因为国民党不安心。人家要回南京，南京的一些解放区，南方的一些解放区，在他的床旁边，或者在他的过道上，我们在那里，人家就是不能安心睡觉，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来争。在这一点上我们采取让步，就有助于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取得国内外广大中间分子的同情。……我们在南方让出若干地区，就在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使国民党的谣言完全破产。”
（三七）另起炉灶
诗曰：茫茫宇宙起风雷，地覆天翻破旧规。独立更生民作主，另支炉灶另分炊。
蒋介石在重庆谈判中提出了“统一军令”、“统一政令”，幻想以此为借口，从根本上取消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民主政权。当时反动舆论也与此相呼应，叫嚷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针对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说：“不要另起炉灶”的话我很赞成，但是蒋介石得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明确地指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没有我们的饭又不许我们做饭。回击了反动舆论的指责。
新中国的外交，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方针。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加写了几段话，明确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能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对待。这就是毛泽东“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4月26日，中共中央电嘱驻南京的邓小平、刘伯承等人：对于在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我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及市政府仍本我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他们并无外交关系的理由，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也不要在文字上和口头上做任何承认他们为大使或公使的表示。这一方针使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建国初期，在对旧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时，毛泽东还提起“另起炉灶”的事，他风趣地说“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灶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时，蒋介石不要我们另起炉灶，我说不另起炉灶就要在你的灶上吃饭，今天我们如果不把人家养起来，人家也要“另起炉灶”。
（三八）卒善养之
诗曰：红色井冈妙算多，攻心为上创先河。四条规定待俘虏，百万蒋军尽倒戈。
《孙子兵法·作战篇》：“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卒善而养之”谋略是对被俘的敌军士卒，应该养起来，善待之，以感化他们，瓦解敌军。
毛泽东对“卒善而养之”谋略的运用，可以说是得心应手。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为红军作出了宽待俘虏四条规定：第一，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俘虏；第二，不准搜俘虏腰包；第三，对受伤者给予治疗；第四，释放俘虏，走留自愿；留者欢迎，还可以加入工农红军一视同仁；走者一律发给路费。他说;：“我军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因此，人民军队必须有一个正确的争取敌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者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他又指出：军民、官兵关系弄不好，不是方法，而是根本态度问题，三大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
毛泽东采取“卒善而养之”的俘虏政策，在战争实践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我军歼敌514000人，俘虏198000人，占歼敌总数38·5%；抗战中被俘日军组成“反战同盟”、“觉醒联盟”等反战和革命团体；解放战争中我军共歼敌8百多万，其中俘虏、投诚、起义和接受改编人数合计达636万，占歼敌总数79%。
（三九）攻心为上
诗曰：红色井冈奇计多，攻心为上创先河。感召政策从将起，要使头头率倒戈
1946年10月底，国民党将领高树勋率部宣布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方面是由于高树勋是西北军旧部，多年来受到蒋介石集团的排挤、岐视，政治上受打击，军事上受监视，供应上受限制，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人民解放军多次对其进行政治争取工作，采取“攻心为上”策略的结果。
“攻心为上”是毛泽东重要谋略思想之一，他认为松懈与瓦解敌人的士气，才能鼓舞自己的士气，才能更好地消灭敌人。因此，毛泽东特别主张实行正确的感召政策，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开展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沮丧敌人的士气，瓦解敌人的军心，鼓动敌军官兵罢战、怠战、反战、厌战情绪，使他们掉转枪口，加入到人民军队的阵营中来。为了更好地开展对国民党官兵的“攻心战”，1946年12月底，毛泽东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工作方针中，正式提出开展“高树勋运动”。
（四0）爱兵如子
诗曰：红色井冈新事多，官兵平等创先河。同挑同吃南瓜饭，相互都称同志哥。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有一位姓赵的战士负了伤。毛泽东看见后，马上跑过去，扯下自己的衣襟，给他包扎伤口，包好后，毛泽东就背起他往后面的卫生队送。那位战士觉得背他的这位同志好像在那里见过面，于是问道：“同志，你做什么工作？怪面熟的！”
毛泽东怕露了真情不让背，就含含糊糊地说：“我们都是红军，经常见面的。”当毛泽东背出约一里地的时候，他的警卫员吴吉清满头大汗地跑过来，说：“毛委员，你快歇歇，让我来背！”
可是毛泽东却不停脚，对警卫员说：“你先去找一副担架来，咱们俩抬他。”
那个战士一听背他的是毛泽东，哧溜一下，从毛泽东的背上滑了下来，横说竖说也不让背了。两眼含着热泪，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不放，过了好一会才说：“毛委员，谢谢您！我能走，不要您背，也不要您抬。看把您累得……”他说得很吃力，激动得再也说不下去了，鼓着劲从腰上解下毛巾来，想给毛泽东擦擦头上的汗水。幸好这时担架队上来了，毛泽东让留下一副担架，同吴吉清一起把小赵轻轻地抬了上去。小赵激动地说：“毛委员，这里是前沿阵地，有战士顶着；你要指挥全军，不能在这里，您快走吧！我一定争取早日恢复健康，重上火线，杀敌立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不幸患了病，病情越来越重，开始以为是不服陕北的水土，毛泽东几次催她去看病治疗，他都满不在乎，以为自己年青能顶过去，谁知病到第五天，一躺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毛泽东又是疼爱又是责备地说：强汉抗不过病。随即派医生打针吃药，第二天，仍无好转。毛泽东马上派人用自己的担架把吴吉清送到红军野战医院，经诊断为重伤寒。毛泽东知道后又马上赶来看望，吴吉清生怕毛泽东被染上病，苦苦哀求他不要再来，可越是这样，毛泽东却坐了下来，细心安慰和鼓励吴吉清同疾病作斗争。入院七八天后，吴吉清病势加重，被医生误诊为死亡，送往太平间。这一情况被前来探视的同志发现，报告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很生气，说：“不管是马夫，还是伙夫，凡是经过长征的同志，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一定要医院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吴吉清同志，哪怕是只有十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把他抢救过来治好才行。”毛泽东搁下电话后，立即来到医院，并把自己的备用药品也拿了过来，吴吉清终于又获得了第二次生命。
古代名将吴起为一个士兵用嘴吮其脓血，这个士兵的母亲深为不安。旁人疑惑不解，这位母亲说，过去吴起为其丈夫吮脓血，丈夫战死在战场上。今为其儿子吮脓血，儿子的死期也不远了！将领爱兵如子，对士兵有多么大的激励作用啊！毛泽东在火线上亲自背负伤员和对一个士兵竭尽全力指挥抢救挽救其生命，这种“爱兵如子”的行为，对广大指战员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激励着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英勇奋斗。
（四一）爱民如子
诗曰：红色井冈传统多，军民一致创先河。亲如鱼水恩情厚，共唱苏区盛世歌。
1944年的一天，当时担任中共延安市委书记的张汉武，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毛泽东有紧急事情要找他谈话。张汉武以为一定是有关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大事或急事，于是快步来到毛泽东住处枣园。哪知见面后，毛泽东问他是否知道侯家沟有两个村庄妇女为什么不生孩子。张汉武回答说：知道这个情况，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毛泽东又问：是不是水有问题呢？请中央医院去把水验一下好不好？张汉武说：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医院不干。听了他的话，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人民的疾苦决非小事！应当让医院派人去。
谈话后不几天，张汉武正准备派人去侯家沟调查，中央医院的负责同志来了，原来毛泽东又亲自给他们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到侯家沟验水。经过化验，果然发现那里的水中有大量的有害物质。医院帮助群众对饮水进行了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后来那里终于传出了婴儿的啼声。
关心群众生活，将群众冷暖时刻挂在心头，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解决群众的具体困难。毛泽东“爱民如子”，这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他善于团结与引导群众前进的谋略
（四二）按人之兵
诗曰：成竹在胸任意行，运筹帷幄鬼神惊。手中仅有千人马，按住蒋家百万兵。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这是毛泽东指挥延安之战时说的一句名言。
1947年，国民党军队胡宗南率二十三万兵力重点进攻陕北根据地，毛泽东决定撤出延安，诱敌深入，以便各个击破。当时许多人对撤出延安不大理解，毛泽东耐心地说明这个道理。
胡宗南占据延安后。毛泽东转战陕北，“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毛泽东说：“好多地方来电报，催我过黄河。中央有个安定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也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一个想法，我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马，我们只有二万，兵力的比例是十比一。我们其它战场要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又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得到主动，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拖住他‘西北王’，其它战场就可以减轻压力。”
在陕北拖住蒋介石的兵力，减轻与策应其它解放区战场的作战，这是毛泽东留在陕北而产生的“按人之兵”的谋略效果。
（四三）因粮于敌
诗曰：三军齐发亮吴钩，逐鹿中原决胜筹。国统区中物力足，因粮于敌一望收。
1947年夏，在敌我力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毛泽东毅然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们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方针。
这一战略决策，体现了毛泽东对“因粮于敌”谋略的运用。把以往一向在解放区内进行的战争推向国民党统治区。一方面，“使人民解放区向国民党区域发展胜利的进攻，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区域去取给，”另一方面，为“用一切努力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使之较现有的水平有若干的增长。”“只有这两方面的任务都完成了，才能够保证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因粮于敌”是指从敌人那里去夺取人力物力资源，以利于减轻自己负担与弥补资源之不足。
1947年6月底，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标志着人民解放军从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因粮于敌”战略的正式开始。
（四四）敌进我进
诗曰：飞渡黄河气势雄，中间突破两边冲，棋高一着无回手，勇卒三枚直逼宫。
1947年上半年，蒋介石集中其机动兵力，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并且攻占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毛泽东没有被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的攻势吓住，反而出乎意料地大胆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战略进攻态势。针对蒋介石集重兵于东西两翼，中间战线守备上空虚这个战略上的致命弱点，毛泽东与党中央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约13万人，于1947年6月底，在鲁西南地区一举突破了黄河天险，歼敌九个半旅，实现了中间突破，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毛泽东然后又命令刘、邓大军。“下决心不要后方”，向南“直出大别山”，把进攻矛头直指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战略要冲——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区。
毛泽东“敌进我进”、挺进中原的战略决策，使我军跳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地区，打乱了蒋介石的战略部署，迫使蒋介石抽兵回援，破坏了其重点进攻，启动了战争全局。
（四五）逐鹿中原
诗曰：飞越黄河古渡头，逐鹿中原一望收。四水三山烽火起，石头城下暮云愁。
中原地区东临津浦路，西依汉水，南濒长江，北枕陇海线，人口约4500万，物产丰富。历史上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素有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谁得中原谁得天下之说，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原地区也是蒋介石统治集团的中间地带，1947年上半年，蒋介石对陕北、山东两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在联系陕北、山东两翼的辽阔中间地带上，敌人只凭借黄河险要地势以少量兵力据守，这就使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成为敌人守备力量最为薄弱的地区之一。而中原地区的大别山，位于国民党首府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大别山曾经是红军时期的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人民群众，多年来一直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坚持斗争，人民解放军拥有立足生根的条件。
毛泽东决定展开中原逐鹿，他命令刘、邓大军于1947年6月底，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实施战略进攻。同时又命令陈赓、谢富治率太岳兵团8万余人由敌人防守薄弱的晋南、豫北交界处强渡黄河，挺进豫西进攻豫、陕、鄂地区。命令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18万余人挺进陇海路，进攻豫、皖、苏地区。这三路大军互为犄角，相互配合，成“品”字之势，迅速完成了在中原地区的战略展开，形成了逐鹿中原的战略态势。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战，三路大军胜利地摧毁了敌人在中原的防御体系，迫使蒋介石从“全面防御”改为“分区防御”。在4个月内，三路大军共歼敌19万余人，解放县城100于座，占领了江淮河汊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解放区，把敌人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战略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前进阵地。之后，人民解放军在中原地区举行了同国民党军队战略决战的淮海大战，大量歼灭蒋介石军队，为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准备了条件。
（四六）将取姑予
诗曰：姑予后取离延安，对手过招看整盘。万里长江舒望眼，千军万马下钟山。
1947年，当国民党蒋介石军队胡宗南部向我陕北根据地发动重点进攻的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放弃延安，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撤退延安前，毛泽东问大家：我们撤出延安，战士们有什么意见？旅首长告诉毛泽东：指战员们都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但是只要党中央下命令，战士们保证不让敌人进延安。一枪不放，就把延安让给敌人，真有些不甘心。毛泽东笑着说道：你们可以放枪呀，你完全可以放几枪“欢迎”胡宗南嘛！告诉他，我们走了，延安这个包袱，送给你背吧。停了片刻，毛泽东又说：延安是党中央所在地，我们要主动放弃它，战士们会有些反应的。当然敌人更会有反应。中央搬了家，他们就会喊叫：共产党垮台了，解放军垮台了，去欺哄人民。一切反动派都喜欢造谣，喜欢无事生非。他们要是占了延安，更该吹牛了。蒋介石还会开一个庆祝大会，庆祝他们的“胜利”……说到这里，毛泽东爽朗地笑了起来，笑声里包含着对敌人的鄙夷和篾视……他接下去说道：当然，这只是暂时的，将来人民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要倒霉了。胡宗南要来延安那就请他来嘛，延安就是这样几孔窑洞，还是我们自己出力气打的，他也搬不走，要是他破坏了，那样也好，我们将来好盖大楼。……不只是延安，东北、华北，还有别的解放区，必要时我们会暂时让一点地方给他们，让他们多背上几个包袱。他们背不动了，还是得给我们放下。只要我们好好打几个大胜仗，不只延安要回到我们手里，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北平也会回到我们手里。全中国都是人民的，都要回到人民手中。
毛泽东顶着极大的政治影响与压力让出延安，是因为他运用了“将欲取之，必姑予之”的谋略思想，让出一个地方，就让蒋介石军队背上一个包袱，削弱其机动兵力，人民解放军则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在经历一年多时间后，延安又重新回到人民怀抱。
（四七）诱敌生疑
诗曰：诱敌生疑谋略高，示形假象隐真招。西边牵引东边打，青化砭旁小试刀。
1947年初，国民党胡宗南部向我陕北解放区实行了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进行了顽强的阻击，掩护解放区人民群众和党中央机关转移，于3月19日主动地撤离了延安。
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主动放弃延安之后，将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地区，以调动敌人，寻找战机，在运动中歼敌，同时采取了“诱敌生疑”的谋略。我军以一个营的兵力与敌人保持接触，佯作掩护主力后撤的态势，向延安西北的安塞且战且走，以便将敌主力调开，而集中兵力打分散之敌。但是胡宗南也不是那样容易上当，尽管占领延安之后急欲同我军主力决战，但一开始并没有以其主力追击我佯诈部队，而是以一个旅的兵力在后追击，并对我军进行侦察和判断。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我军将六个旅的电台全部配属给该营，电台网络全部沟通，频繁联系。果然将敌人迷惑，敌人一看电台信号频繁，料想必有大量的兵马。于是把我引敌西进的小部队，误认为是我军主力。敌人集中了5个旅的兵力，沿延河向安塞方向追击，并令第三十一旅进驻青化砭，保障其左翼安全。敌人这一行动正达到我军将强大集中之敌化作孤立分散之敌的目的。我军获悉这一情况后，决定将计就计，主力在青化砭设好口袋阵，布下伏击圈，敌人三十一旅（欠一个团），孤军冒进，于3月25日进入我伏击圈。我军当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敌冲击，全歼该敌2900余人，取得了青化砭战斗的胜利。
（四八）引蛇出洞
诗曰：坡陡沟深路迂回，瓦窑堡敌陷重围。引蛇出洞计谋巧，羊马河边再显威。
毛泽东指挥西北野战军取得青化砭大捷后，胡宗南才发现我军主力不在西，而在东，急忙放弃了同我小部队的纠缠，由安塞掉头东进。为了牵制敌人，为我主力创造条件，我军主力转移至敌重兵把守的的蟠龙西北休整，而以三五八旅冒充主力牵制敌人，该旅将行军纵队拉长到十多里，白天行军夜间休息，并专走大路和山岗，敌人即派飞机空中侦察，又派特务跟踪，最后还是错误地认为三五八旅就是我军的主力，随即以其主力在后面紧紧追赶，决心同我主力决一死战。这样，在几十天内，经延川、清涧等地兜圈子，“武装游行”400余里，当我三五八旅完成将敌人拖得疲劳沮丧任务后，根据命令归队时，敌人还始终蒙在鼓里，想同我决战，却找不到对手。此时，敌人兵力十分疲劳，给养异常困难，晋南又告急，于是，在1947年4月6日，南下蟠龙、青化砭，而留下一三五旅进驻瓦窑堡。此时，敌人一三五联旅孤军驻守，成为薄弱部分。我军歼此敌，但对驻守之敌进攻，客观条件于我不利。最好能把敌人从瓦窑堡调出，在有利于我军的阵地上将其歼灭。
经过周密计划，决定采取“引蛇出洞”的计谋。将主力暴露一下，引敌一三五旅出洞。于是，我军主力在永坪地区给敌二十九军先头部队以重大杀伤。敌人南下部队发现我军主力后，立即集中了九个旅的兵力由蟠龙、青化砭北上，同时令一三五旅南下，对我军形成南北夹击，企图包围我军。这样，就达到了我“引蛇出洞”，调敌一三五旅出瓦窑堡的目的。当即，我军以两个旅坚决抗击敌北上的9个旅，以四个旅的兵力埋伏在南下的敌一三五必经的羊马河大道附近（距瓦窑堡15里），4月19日，敌进入我军设伏圈，被四面包围，经过激烈战斗，全歼该旅4700余人，取得了羊马河战斗的胜利。
（四九）声东击西
诗曰：打下蟠龙敌胆寒，军需贮备一锅端。运输队长功劳大，解决我军供给难。
西北野战军在取得青化砭、羊马河战斗胜利之后，声威大振。但由于连续战斗，我军的兵员补充、后方给养都很困难。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我军决定攻打敌人的补给基地蟠龙，以夺取敌人的物资贮备，解决我军的困难。
蟠龙是敌人盘据的中心。内有一六七旅和地方武装团，外有敌人十几万大军驻扎，要打蟠龙必须把敌外围十几万主力引走。为达此目的，我军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首先每个旅抽一个连的兵力，将敌人向蟠龙以北方向吸引，同时以新四旅的两个营和当地群众在绥德、米脂以东黄河以南各渡口集中了大批船只，摆出我军主力要东渡黄河的态势。为了扩大敌人的错觉，我新四旅的两个营白天将部分人员送过黄河，夜间再接回来，迷惑敌人。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信以为真，认为这正实现了他要赶我主力去黄河以东，而后封锁黄河，达到全歼我军的目的。蒋介石于4月26日急令胡宗南以10个旅的兵力向绥德疾进，企图与榆林南下的邓宝珊部封锁黄河，歼灭我军于黄河东岸。这时，蟠龙之敌成为孤立无援之敌了，正实现了我“声东击西”调动敌人的目的。
5月2日，当胡宗南的10个旅经6天的急行军刚抵达绥德时，我军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蟠龙守敌发起进攻，至4日晚攻克蟠龙，全歼守敌6700余人，活捉旅长李昆岗，缴获夏季军服四万套，面粉一万多袋，子弹百余万发，药品无数。当敌人主力放弃绥德于5月9日赶回救援时，兵站基地早已变成一座空堡。
（五0）出奇匿伏
诗曰：帷幄运筹妙在心，出奇匿伏歼孤军。沙家店外撒开网，打得敌人万马喑。
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遂命其北上援榆之主力继续北上，并令其先期援榆之整编第三十六师从榆林南下，企图将我西北野战军歼灭于米脂、佳县、榆林之间地区。
西北野战军撤攻榆林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决定集中八个旅的兵力，抓住敌整编三十六师由榆林孤军南下之机，采取“出奇匿伏”的战术，预定在米脂县沙家店地区将其歼灭。
1947年8月18日，我军在延（安）榆（林）公路以东之乌龙镇、沙家店等地待机歼敌。此时，南北对进之敌在镇川堡会师，企图东向佳县压缩我军，或歼灭我军于米脂、佳县地区，或赶我东渡黄河。敌第三十六师为胡宗南主力之侧翼，由镇川堡向乌龙铺方向前进。当敌先头部队第一二三旅前进至乌龙镇以北地区时，我埋伏在沙家店东北地区的主力部队，即向敌后梯队第三十六师师部和第一六五旅展开进攻。因我发动攻击过早，迂回部队未赶到，加之大雨山洪暴发，至19日还未能将敌消灭。
20日，我军再次向包围之敌发起进攻。敌前梯队企图向后梯队靠近，被我军教导旅、新四旅等紧紧包围于常高山。敌后梯队也被我第一、第二纵队包围。至此，敌第三十六师被我军分割包围在两地。经我各部队密切配合，勇猛冲击，战至下午6时，敌后梯队出现了混乱，我军加紧进攻，除敌师长带少数人逃跑外，其余连同前梯队之敌均被我军全歼。共毙伤俘敌6000余人，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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