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桥由美子 虹之彼方:松博伊：从如何评价政治历史人物谈到辛亥革命

松博伊：从如何评价政治历史人物谈到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和被赶到台湾小岛上的国民党有关；现在对此次革命的评价也颇多异议，有不少否定此次革命的观点。“辛亥革命”无疑在今天的意义应当是十分沉重的。然而舆论导向依然是“隆重庆祝”。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事情就这样被做成了“标签”，做成了毫无实际内容的“概念”，人们稀里糊涂的作为庆典的“由头”。而这里只是想以史为鉴，认真来清理我们的思路。

　　谈到如何评价政治历史人物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这第一点是：只能从某个具体方面去评价政治历史人物，从普通人的角度或综合去评价政治历史人物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二点是：对政治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应当从他执政时期的社会状况来分析，而不是谈空洞的“目的”、理想是什么。如果谈他的理论或是所谓思想，只能也必须从他的著作中去评价。也就是说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有的放矢”，不对不确定的，或根本不存在的“的”乱放“箭”。

　　世界各国的民众都有对体育和文艺明星的“崇拜者”，所谓的“追星族”，他们是从有共同专业爱好的角度去看人，这种对人的“崇拜”现象是正常的，而且往往促进文化发展。国人喜好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大多数情况是以普通人的标准建立了“坐标系”。一人如果讲信用，勤劳，有智慧，有责任感，乐于助人，同情弱者……，我们就认为他是个“好人”。如果是有些方面做得比较好，但也有缺点，就以普通人的标准综合一下，得出好、坏的结论。但这对于政治历史人物来讲这是没有意义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对社会影响太大，甚至可能对每个人都产生了影响，此时他个人的生活细节已经不是重要的了。现在人们对争议的政治历史人物总是谈什么“三七开”，谈什么成绩多还是缺点多。这种笼统评价一个人的做法是算糊涂账，是反科学的，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一个外科医生在手术室抢救出十个人的生命，在外面又谋杀了一个人，我们不能得出他的行为“总体是好的”这样的结论。在数学上，只有“同类项”才有合并也就是加减的结果；在物理上量纲不同的量是不可能做加减法的。一个政治历史人物的行为是多方面的，某一方面做得怎样，我们只能在这方面来评价，没有“合并”起来看的理由。这种“多少开”评价历史人物的做法始于对斯大林的评价，现在看是毫无意义的。他领导苏联卫国战争不过是历史的“机遇”，从大量历史来看，他既没有预测到德国入侵，也没显示出他的大智大勇，如何能“冲抵”他在大清洗中所犯的罪恶呢？每一个真实的人都可以找到“优点”，也一定有不足的地方，把某个人称为“伟人”只能是一种情感说法，而不能把“伟大”之类的极端评价作为对政治历史人物评价的共识。

　　作为政治历史人物，很可能与一些历史事件有关，这些“事件”对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人民得到的是安居乐业，还是民不聊生，甚至是灾难，由这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评价政治历史人物是应取的态度。而不是先把政治历史人物“神化”或“妖魔化”，然后进行极端和情绪化的评价。人们在评价政治历史人物时，常常推出“某某（人）思想（理论）”，此时要特别注意，任何思想或是理论都是由语言文字构成的，我们评论某人的思想或理论必须以这个人的“著作”作为评论的“靶子”，不能是李四根据张三的一些行为和言论，“总结”出一些“理论”东西，称为“张三思想”，这时还不如称为“李四思想”更恰当。例如一介武夫，很会率兵打仗，我们直接赞扬他在战争中的作用就行了。如果有个文人来总结他打仗的经验，写出一部著作，此时对这本著作的评价是对这个“文人”的评价，而和这个武夫就没有关系了。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一点是，任何“思想”、“理论”都是系列的文字著作，很多还是大部头著作，甚至原著是外文的，所以评论“思想”或“理论”的人必须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就可以来评价的。一个普通人对历史的喜好是人之常情，多数人是把历史作为“文艺作品”来欣赏，所谓的“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所以我们谈历史是为了“以史为鉴”还是“欣赏传奇”是要分清楚的两种态度。

　　有了上面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游戏规则”，这个人物的轮廓就会清晰，历史的脉络也会变得清楚。以古鉴今，我们只有对历史有理性客观的认识，摒弃“欣赏传奇”和“胜王败寇”的意识，才能对未来社会的走势看得清楚。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下面来分析一些当时的政治历史人物。

　　孙中山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非议较少，海峡两岸都予以肯定，被尊崇为“国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对他的赞扬主要是指创建共和，结束了王朝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宪政国家；他的主要思想集中在提倡的“三民主义”上，认为这是中国历史思想上的一大进步。清朝末年，国家内忧外患，各种新思维进入古老的国家，认识到结束帝制，并努力去实践，这样的仁人志士实在太多了。当时从表面上推翻帝制并不是很难做到一件伟业，而是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是明摆着的事，关键在于如何“推翻”，如何使百姓受到的干扰尽可能小。武昌一声炮响，并没有发生多大的社会动荡，清廷就退位了。这个事件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有意义的，结束了几千年由皇帝统治社会的形式。但这一壮举孙没有直接参与，当时他远在美国，参与者也不是受他指使，现在每当纪念辛亥革命，他的画像总是排在第一，这不是有些不合历史实情吗？把孙中山定位在众多“积极推翻清帝制的仁人志士”是比较恰当的。尊崇孙中山的理由主要指在清廷退位后“继续革命”的各种努力，如此来看就要分析当时最需要的是什么。

　　清王朝的衰败主要是从太平天国开始的，虽然有曾国藩、李鸿章等“能臣”辅政，但也无法挽回颓势。尤其慈禧死后的继承者认不清形势，昏庸无能，不能及时改革图新，使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武昌起义不过是“压死骆驼最后一根草”。清廷退位，民国初建，此时最需要的是稳定局面，需要的是各方的妥协，需要的是抛弃“暴力”，提倡“谈判”。而孙中山是大唱“继续革命”的调子，甚至不惜借用外来势力，以己为是，要扫荡“残渣余孽”才算革命彻底。是真要实现“为公”的理想呢？还是自己掌权才算革命成功呢？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做法得到一些人的认可，不过是将“革命”神化后的强词夺理。当初南北议和时，孙提出放弃“大总统”职位，准备去修铁路。如果是真这样去做，去想，才是值得赞扬的。辛亥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清廷，建立民主共和之国，这第一步是胜利了，但第二步是不容易做到的，甚至可以说是做不到的。此时还要革命，不是幼稚就是别有企图。如果是希望在中国实现较彻底的“民权”制度，就首先要在已经有的一点点立宪基础上（主要是“清帝逊位诏书”和“临时约法”）去走“下一步”，尤其要反对以“非民主”的方式（武力）去达到民主。历史的轨迹并没有这样行进，孙创建和最早领导的国民党取得了北伐的胜利，统一了中国，虽然孙被戴上了“光环”（其实为了突出国民党“伟大”而已），但没有带来民主，而是一连串的战争和动乱。以至有史学家认为是辛亥革命是上世纪中国灾难的根源，这个看法有些过头，但孙中山被尊为“国父”不过是又一次灵验了“胜王败寇”的中国传统。

　　孙中山可能是忙于“革命”的缘故，并没有创作出系统而有思想的理论著作，他的政治主张集中在他的“三民主义”上。我们仔细分析孙在这三个主义上的言论，可以说很多都是泛泛而谈的空话，在实践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首先他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早期的含义是“驱逐鞑虏”的大汉族主义，这比各民族要相互融合的观念落后。国民党执政时的国旗意义也比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旗帜更缺少民主性。同时孙在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上不遗余力，多次乞求国外势力对中国的干预，他最后的成功就是“联俄”的结果，此时民族主义何在呢？关于建立民主自由宪政共和国的理念，上面已经提到，不再多述。至于提到的“民生主义”不过是全世界人们都追求的“普适价值”，这在王朝专制时期也有“民为贵”之说。“公平”、“正义”是人们普遍希望的社会状态，出现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劳动力极其廉价的现象是需要改革的。孙中山笼统地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些语言反映的是多数普通公民的意愿，只要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提出的，而关键是结合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强调这些笼统的话语，而无切实可行的措施，很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破坏了经济秩序，继而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只有“空话”而无实际措施，土地问题就是最典型的。败退台湾之后，实行了切实而温和的“土地改革”，为民主宪政打下了经济基础。而这些和孙中山无关。

　　谈谈袁世凯。有哲人讲：“需要英雄的时代是一个不幸的时代，因此真正的英雄应当是包含有那个时代的不幸的阴影”。中国也有俗话讲“乱世出英雄”。袁世凯正是在中国一个不幸时代和乱世中出来的“英雄”。说他是英雄，他一生的业绩说明了这一点。他没有多少“背景”，也远不是科举的佼佼者，能做到这样的高位，一是因为“乱世”之故；二是袁也的确有办事处世的过人之处。他对辛亥革命的最大贡献是逼迫清廷颁布“逊位诏书”，使辛亥革命没有引起大的战争，让老百姓一早起来就“光复”了。有不少人因此嘲笑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没道理的，难道一定是“血流成河”才是彻底的“革命”？袁世凯能力上赶不上他的“老师”曾、李，对时局的洞察和判断也不准，洪宪称帝使他丧失了一世“英名”，只能自食恶果。

　　从1911年起不到二十年里，是北洋军阀统治的民国，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段时间政治黑暗，出现清廷复辟，军阀混战，民主遭到破坏，所以后续的“革命”是应当的。这段时间的确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无论是皖、直、奉各系，都没建立起足够的权威。但这局面是清廷长期不作为，不及时改革，在内忧外患中形成的。这一段混乱时期的出现是符合中国最正常的发展规律，“群雄逐鹿”的混乱并不是袁世凯等军阀造成的，而是和天灾一样不可避免的。此时需要“英雄”，需要使局面稳定下来，但不是需要“革命”。实事求是讲，袁世凯和后来的段祺瑞、吴佩孚，甚至张作霖都在稳定局面上作了一定努力，把权力争夺只是局限于军阀和政客身上，并没有去挑起普通民众参与进来，这一点证明了他们的政治权谋是有限的，最终只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但需要我们关注的是他们“权谋”的不足，无意中还保留了中国政治传统。这就是让百姓去做自己的事情，去过自己的日子，而不是参与到夺权的混乱中来。

　　要真正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民国初时年代，应当是看文化、经济是否得到发展，民众是否有了更大的自由。从历史现实不难看出，推翻清廷后，首先文化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文化运动就是例子。工商业发展也是惊人的，新型城市不断涌现。在政治上也是比较宽松的，尤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得到初步实现，这些都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成果。当然也和所有社会一样有其不足，有些地方还是很严重。我们心平气和，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去看，当时中国确实需要一个有极高权谋的“英雄”。能不通过太大的战争，又能看清形势发展，在清廷退位后能延续正统法理，制约住“各路诸侯”，逐步实现国家的宪政共和。但出现这样“英雄”的几率实在太小了，事实也是如此。

　　最后分析一下“君主立宪派”。辛亥革命的正当性是清廷的不作为，不改革，不搞民主制度，而不是“君主立宪”不合中国国情。一个帝王专制的王朝向民主制度转型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暴力革命，不惜代价来实现；另一种方式是各退一步，相互妥协，实现“君主立宪”。显然这后一种方法对社会的破坏较小，百姓也将受到较少的苦难。更重要是后一种方法才符合“民主”的真意。民主是提倡妥协的，提倡遵守“契约”的，是最少采用暴力手段的。中国没有实现“君主立宪”，我们只能为之惋惜，而不是为“暴力”叫好。“君主立宪”这一种民主形式在世界多国“扎根”，说明是一种合理的体制，哪里有“失败”之说呢？主张君主立宪的主要人物严复和梁启超主要是著书立说，他们的著作为革命找到理论上“依据”，在中国的“读书人”中产生极大影响，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为之一新，是最早的民主思想启蒙者。清末之后发生的所有文化上的进步，莫不和他们提倡的主张有关，直至今日依然被谈论，如何能认定他们是失败者呢？他们不主张“暴力”，也不主张没完没了的“革命”，甚至主张保留一定的君主制度，所有这些恰恰是努力在中国推行真正的民主制度。他们深知在“暴力”之后很可能是新的“暴力”，国家将陷于混乱，民主将更难实现。从百年之后的今天来看，他们这些“君主立宪”派们才是真的胜利者。对孙中山、袁世凯的评论都将被反复争议，而中国在实现完整的宪政之后，这些真正宪政制度的推行者，宪政的启蒙者，将会没有争议的立于中国的“先贤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