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学院图书馆app:辛亥革命袁教授评价

袁伟时教授对孙中山评价过于肤浅可笑
　　
　　作者：黄振迪
　　
　　
　　二0一 一，八方给力，这一年很幸运地是辛亥革命一百年。于是，关于辛亥革命的文章蜂起。本来，对历史进行解读，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不同的解读很正常。但是，袁伟时教授以哲学学者的身份，却又以历史学者的面目出现，不遗余力地贬辛亥革命、贬孙中山，具有很大的误导性。
　　
　　
　　革命、改良与所谓“出卖满蒙”
　　
　　
　　“革命、改良”——在袁教授大量的文章中，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给的答案是，改良好。我们先来理一下头绪。我同样也是认为改良好。革命是破坏，是砸烂旧机器，重新来过；而改良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来搭桥建屋，社会成本自然就低得多。而且，对于社会来说，其积累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更是无法计量——这本就不是问题。
　　
　　在这里，我引一下雷颐先生的文章，在其《从历史性思维看辛亥革命何以发生》中说：“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颇有人对清政府的“新政”“立宪”被辛亥革命“打断”而深感遗憾。不经革命的大动荡大破坏而收革命之实效，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更是无可指责。但若强以近代中国的历史来为之佐证，指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为“过激”，则有违史实大矣。康、梁想通过“明君”自上而下改良，何曾“过激”？其实，人们似乎忘记，被尊为“辛亥之父”的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想“干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设法上书清政府，想走“改良”路线的。只是在“改良”被拒之后，他才立志走上“革命”一途的。。。。。
　　
　　雷先生已经把这段历史渊源很明白地说明了。当然，这也需要一定的历史推导。这也是他这本书要说的内容。
　　
　　从我自己的角度，我认为：革命与改良，事实上并不存在“好与不好”，而在“能与不能”的问题。那么，孙中山是故意要革命吗？还是决定了我们中国本就只能革命呢？
　　
　　我认为是后者。以前国家领导核心慈禧太后其行其位不说，核心与“为皇帝”光绪几乎同时去世，造成客观上的权力“真空”这点也不说，单就其实对于有着大汉族观点的中国人，在汉满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
　　
　　这也反映在孙中山和黄兴创立的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而“民族主义”也本就是孙中山的“三大主义”的首位。这种矛盾，也象一些独/裁政党一样，象国民党，以党劫国，要么就是不给我玩什么花招，放弃劫国，归政于民；要么就只有实行革命，打倒它——把它赶到台湾这一条路。如此说来，以当时的情况，要么就是我大清放弃劫国，要么就只有革命一条路了，这种历史引起的矛盾，本就没有调和的余地，这怎么可能怪孙中山？
　　
　　这里，我们再对照袁伟时教授的《孙文的对外政策上也留下一长串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记录》（孙中山不为人知另一面：出卖东三省与蒙古），其中透露了很多其勾结日本，出卖满蒙的一些所谓史料。
　　
　　当然，这所谓“史料”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但以袁教授的常识，不可能不对此历史事实的原因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和估计。但是，他似乎和现在的九0后一样，对清末的历史似乎洗尽铅华，一切都变成“难于理解”了。
　　
　　事实上，从我们前面所讲到了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中就不难看出，对清政府的满族，他们本视满为外族统治，当时，他们想“恢复”的乃是“中华”。也即是说，所谓”出卖“满蒙，在他们根本就不算什么丑事，也不用什么偷鸡摸狗似的去偷偷地“卖国”。而是公开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如果知道了这一节，就是平常人也并不难于理解孙文对外政策，为何要“卖国”——他们想卖的本是“外国”！
　　
　　打个比方，前苏联通过改革后的所谓“解体”，这到底是戈尔巴乔夫的功还是罪呢？道理其实一样。只是你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中华”的认识不同而已。
　　
　　
　　袁伟时充满狡黠的曲意解读
　　
　　
　　袁伟时教授的文章，看着的不是那么睿智，而是一种曲意的狡黠。他在文章中，老爱以拼凑的办法，错开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牵强附会，以达到证明其观点的目的。
　　
　　这段历史是前国家领导核心慈禧太后及“为皇帝”的光绪去世之后，革命军兴，武昌起义后，孙、袁之间的一段废改良，倡革命的阐述。
　　
　　文章说：
　　
　　“对孙文说来，南北议和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南京临时政府财尽援绝，无法支撑下去了。革命军北伐，用武力统一中国，显然是无法实现的美梦。和议达成，孙文和国民党是不是真心实意支持袁世凯执掌政权呢?”
　　
　　南北议和当然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孙和国民党当然不可能真心实意支持袁世凯。这不论是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都是自然之理。那么当孙首当临时大总统，袁伟时又是怎么说的呢？
　　
　　“一个基本态势是国民党人不愿意面对现实，冀图把战场上无法得到的东西，立即用选票和其他方法夺回来。这是理解民初政局的一把钥匙”。
　　
　　这简直就是废话。当时北京民国政府既立，要开国会，国民党作为一个民主共和革命的首倡者，当然希望通过选票夺回政权的实际控制权。这本就是公开进行，也是民主制度设计的一部分。但是，在袁的叙述中，好象国民党在干着私活似的。
　　
　　“说到底，这是革命幼稚病发作，冀图设计一个连环计，把一手交出去的权力，换个手要回来。革命派要按照自己的意图造法，限制和剥夺袁世凯的权力，但匆忙赶工，造出一座粗陋、简易经不起翻腾的舞台。后果是弄巧反拙，不但革命党人继续掌权的愿望没有实现，国家却从此进入多事之秋!”
　　
　　事实上，如果没有袁世凯的废共和，搞称帝这一类丑剧，可能袁伟时还真可以搞出各类揣测，但是，如孙中山没有首先做临时大总统，就不可能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而可能就是直接由清王朝过渡到袁王朝了。而有历史的事实上那里，袁伟时却硬生生地东拼西凑出一个类似这样的过程：那就是孙中山想做总统，然后不得不退出总统名位，却不放弃政权的控制，最后逼得袁世凯不得不称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