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法院房屋拍卖公告:辛亥革命是怎么成功的？

　　起义风云

黄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要了解辛亥革命，必须追溯到道光、咸丰年间，像魏源、徐继畬等人开始引介西方新的思想观念，介绍世界地理、外国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共和、民主等观念的引介。早在19世纪30-40年代，当时中国思想家、传教士等即开始介绍西方的民主、民权、自主之权等观念。例如：林则徐、魏源、梁廷枏等人开始介绍英国的君主立宪与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并将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描绘成类似三代时尧舜那样的明君，进而倡导他所树立的民主风范。由于这些长期的努力，民主共和的观念才得以推广；晚清革命志士、立宪分子敢于构想一种崭新的未来，追求自由、权利、宪政体制等，就是受到这些新观念的启发。

　　至晚清最后的十年，随着留学生的增加，译介新思潮的内容变得更为丰富。晚清思想家对民主思想的宣扬与革命观念的传播，奠定了辛亥革命的基石。当时有十余部书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在思想上启迪人们“走向共和”。

　　它们分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1898），谭嗣同的《仁学》（1897），梁启超的《新民说》（1902—1906），孙中山有关“三民主义”的言论，《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选编，章太炎与康有为政论，《革命军》（1903）、《猛回头》（1903）与《狮子吼》（1905），《民报》介绍法国大革命及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文章，金天翮的《女界钟》（1903）等宣扬女权思想著作，废科举、兴学堂各种论述，以及宫崎寅藏的《三十三年落花梦》（1902）等。这些作品带来了对新时代的向往，也提供了辛亥革命的思想温床。

　　其中，直接激励人们求新、求变思想的三本书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是近代中国首批留洋学生，返国后以引介西学、翻译西书成为启蒙导师。他所翻译赫胥黎（Thomas H.Huxley）的《天演论》以典雅的桐城派古文来译介新思想，鼓励人们救亡图存，成为竞争中的强者、适者，以免亡国灭种。此书是近代中国革命与立宪思想的共同源头。

　　其次，与日后激烈革命行动关系最密切的是谭嗣同的《仁学》一书。它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共产革命（毛泽东即说他受湖南同乡谭嗣同思想的启迪）都有影响。谭嗣同提出的口号是“冲决网罗”，要破除名教纲常。他觉得五伦中的三纲部分：君臣、父子、夫妇都有压迫性，兄弟也是具有压迫性的。五伦中唯一可以保留的，只有朋友一伦，因为朋友才是平等的。五四时期，鲁迅、巴金等人对家庭制度的大力抨击，都可以上溯至谭嗣同的《仁学》。

　　相对于鼓舞革命的《仁学》来说，梁启超的《新民说》比较复杂。梁启超在1902年去美国访问之前，是比较激烈的，并尝试与孙中山合作，共谋革命。他在《新民说》的前期，提出种种口号，主张塑造新国民。梁任公最早指出：中国人的问题关键在于国民质量，所以我们必须建立新时代所需的新国民，中国才有希望。此一想法其实就是后来鲁迅所讲的“国民性改造”。

　　1903年，梁任公游历了新大陆之后，看到民主的缺陷与华人在民主体制之下的种种缺点，转而保守。他又受到严复、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群学思想中“循序渐进”观念的影响，认为新道德的建立必须奠基于传统伦理之上，开始主张依赖传统资源，以私德的改造作为“新民德”的基础。梁任公与革命党的分道扬镳与此思想转向不无关系。梁任公的调适、渐进的思想在晚清普遍流传，成为立宪派的重要基础。

　　上述书刊有一些共同的关怀，包括肯定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史观与以民主宪政作为终极的政治理想，不过，人们对民族、民权和民生等三大议题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孙中山先生一派坚决支持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主张驱除鞑虏、建立共和，把满洲人赶回东北或彻底消灭；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保皇党，所支持的则是君主立宪的政体，希望先实施君主立宪，等时机成熟后再迈向民主共和。最后是关于民生问题的辩论，康梁派采取的是较倾向资本主义的路向，主张发展经济、保护私有财产；而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党，采取的则是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主张土地国有与节制资本等。

　　总之，就辛亥革命的事件来说，这个新时代的出现或许是偶然的，可是此一偶然的背后，却是上述这些书刊所发挥思想动员的结果。

　　长期以来，人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受到两种官方论述的宰制，而不能认清历史的复杂面貌。

　　过去三四十年来，史学界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已经逐渐走出单一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开始重新审视辛亥革命的多重意涵和复杂面向。张朋园先生关于梁启超与立宪派的研究让我们开始正视辛亥革命的成功，除了从兴中会这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党人参与外，还有其他的力量与群体，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以康、梁为首的立宪派。事实上，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功，真正的转折点是革命爆发之后在各地得到立宪派人士的支持。

　　通观全国各地辛亥革命前后的发展，张先生发现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主要是依靠“进步的保守分子”立宪派士绅的支持，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全国大多数省份的认可，最终脱离清朝控制。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不但向清廷请愿立国会，且领导护路运动，罢课，罢市，加速了革命的爆发；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在武昌起义之后即与革命党合作，通电各省，呼吁响应独立；湖南省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在革命爆发后，起而担任都督，使湖南在短期之内恢复秩序。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廷（Clarence Martin Wilbur）在《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派》（1969）序言中说：“许多在革命前属于君主立宪派的人，在辛亥时期与革命派合作。事实上，在促使帝制的崩溃中，他们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对立宪派的活动懵然无知，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过程是不能了解的”。

　　立宪派士绅宣布独立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自保。他们希望在革命军于武昌起义成功而中央没有办法控制局面的时候，可以依赖自己的力量保障自己的身家性命，这才是他们宣布独立最根本的原因。因此，辛亥革命是立宪派士绅支持之后，各地响应所产生的结果。辛亥革命之后促成政权和平转移的南北议和，也主要是在立宪派人士努力下才获得成功的。

　　辛亥革命有一个长期的思想酝酿的过程，同时它的参与者来自不同的阶级，并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参与进来。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一句话表示：革命成功乃汇集了各种势力之后所共同形成，其中革命党人多受理想激发，揭竿起义，立宪派人士则或为自保，或为维系秩序，起而响应。辛亥革命就在新旧势力妥协之下获得成功。民国之后，在实施民主过程中所出现的困难与挫折，亦部分地源于此一妥协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