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曼超市简介:熊培云：这个社会会好吗？

2011

这个社会会好吗？——谈暴力、宽恕与悲悯
（刚出差回来。这是4月19日演讲之前花两天时间准备的草稿，没时间校对，当是应急吧。网上流传的是速记稿，有不少错漏字句，有的与演讲者的意思相去甚远，且不完整。）
各位晚上好。今天来到这里，首先要感谢凤凰网和对外经贸大学的邀约，让我有机会面对大家，诚恳地表达我对这个时代的一点点思考与感想。我知道，对外经贸大学以“博学、诚信、求索、笃行”为校训。在中国，“博学笃行，知行合一”是许多读书人的梦想，我不敢自夸博学，甚至也不敢说笃行，但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的求索之心是诚恳的。此时此刻，除了良知的驱使，求知欲的驱使，以及我所渴望的自由交流的乐趣，没有其他什么力量将我推到你们面前。
【演讲者注：由于500人场地临时被取消，理由是“公安局接到电话有人将来捣乱”，然而谁来捣乱，却不知道。故而在开场白加了以下一段话，大意为“这次演讲以宽恕与和解为主题，但是却有人来捣乱，很荒谬的是，我想和解，却不知道和谁和解。不过，虽然换成了一个小场地，但是好在有互联网，相关内容仍可以借助网络传播，让刚才走了的朋友能看到。”为此，我还特别起身鞠躬，向扑了空的听众表示歉意。】
去年，我出版《重新发现社会》，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共鸣。很惭愧，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得太少。有些道理，有些细节，还没有讲清楚。所以今年给自己列了两个计划，一是出版《自由在高处》，从个体层面解释自救与自由。二是安排“这个社会会好吗？”系列讲座，也是要面对具体的个人。
“这个社会会好吗？”有四点含义。其一，我们对这个社会有爱心；二有疑虑；三是有期许，如果现在是不好的，希望它能好起来；四是在各自心里，有方法或者主张。所以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短暂的交流。
至于主题，涉及到我所能想到的方方面面，包括自由与自救、悲观与绝望、身份与暴力、自由与宽容等等议题。今天主要谈的是宽恕与悲悯。
在前面的几个讲座中，我谈到中国是一个充满了暴力的国家。二十世纪，更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世纪，这片土地上血流成河，“血深火热”。直到现在，暴力仍然无所不在。
【演讲者注：由于最近在深圳的讲座中专题谈了暴力，故而没有展开谈，而只是简单补充。】
先说网络上的话语暴力，我相信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见证过网络话语暴力。即使旁观者，你本来去打酱油的，回到家，发现提回家的是一瓶子唾沫。
前些天，我发现网上有个“记账党”，把茅于轼、李承鹏，还有我等等，归于“西奴”，扬言要将我们绞死，要上门清算，每个人的照片上都画上了红色的绞索，这是一种怎样骇人的暴力。如果是在一个法治国家，这些有人身威胁的网站是不可能存在的。不过，我简单看过他们的网站，他们不是一般的糊涂。比如他们谈到为什么要记账时，是这么说的：
为什么要记账
我们常发现，西奴们老干些突破底线的事情，或脑残底线，或道德底线，或常识底线。
这句话很有趣。捍卫“常识底线”，我能理解；捍卫“道德底线”，我也能理解；但是捍卫“脑残底线”，我就不清楚了。我不知道我，还有茅于轼老人家和这些人有什么深仇大恨，上网十几年，我甚至不忍心说半句伤害别人的话。我只是独立观察思考一些事情，更没拿美国半毛钱，当年去法国留学也全是自费。为什么也贴上“西奴”的标签，并且将我们绞死呢？说到底，还是这个国家有太多的戾气。如果我们是“西奴”，那唐僧得算是“西奴总干事”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唐僧只是一个执着取经的人，当妖精都想吃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祸害过妖精。
【演讲者注：为什么写到唐僧，请参阅我的文章《假如我改西游记》，里面谈到了胡适的悲悯。】
回到街道与乡村，除了以政府为后盾的暴力，如政府主导的暴力拆迁，还有发生在社会之间的暴力，比如前两年有凶手跑到幼儿园里杀小孩，有丧心病狂的人开车上街撞人，今年大家讨论比较多的药家鑫案，西安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我们说他是畜生不如，撞伤了人不但不去救她，反而举刀在伤者身上弹钢琴，弹土耳其进行曲。还有比这更丧尽天良的吗？而就在这几天，鞍山又出现了连环杀人案，周宇新，一个洗浴店老板，因为生活失意，连杀十人，包括自己的父亲、老婆和孩子。药家鑫杀生，周宇新杀熟，但都是杀人。同样就在前几天的深圳，几个青年将一位出租车司机活活砸死。
光看到这些新闻，真觉得这个社会已经糟糕透了。这一切，可以说都是个案，个案连在一起，就是现象；现象长期持续，就是时代特征。我承认我们的时代，有光明的一面。但这种持续的以剥夺生命为主要特征的暴力，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黑暗。
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在面对这些零星的杀害时，都会满腔愤怒。这样的时候，即使不是出于对时代的关心，而是出于对自己安全的考虑，大家低头问一声自己，“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这个社会会好吗？以及为了这个社会有一个好的前景，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为什么一点点小冲突，就会暴跳如雷？为什么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一脚，会引起一场斗殴？为什么这个社会有如此重的戾气与仇恨？除了制度原因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是不是同样大有问题呢？
（第一部分）谈药家鑫案
平时关注我的同学，一定注意到我最近卷入了一场争论。关于药家鑫案。我在微博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借着这个机会，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不安，也澄清一下许多人对我的误解。
关于这个案子，去年上网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心想这学生真是残忍，怎么会这样呢？不但不救人，杀死一个已经被他撞倒的人。我承认，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人可以死了。我非常恨他的凶恶、残忍，不管他出于什么理由杀人。按现有法律，就案情本身而言，他应该会被判处死刑。另一方面，我对那杀的那位农妇，也非常痛心。只是今天中国的悲剧，实在太多，这个新闻我看一看就过去了，没有深究。这个漫长的转型期，已经将中国人异化为一个特别的物种。有毒食品让我们肉体上百毒不侵；连绵灾难让我们精神上麻木不仁。煤矿死多少人有指标，多死几个人那不叫死人，那叫超标；前些天，我听我的一位老师谈起，他和某个市的城建局长聊天，那局长负责拆迁，说希望能建立一个拆迁死人指标，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在有些官员那里，老百姓的命是不值钱的。难怪前些年有官员发话，“哪个地方拆迁不死人？”
接下来是到了今年4月份，网上突然有了关于药家鑫杀人案的讨论，而且夹杂着有关废除死刑的讨论。当时我便很奇怪，怎么会将药家鑫与废除死刑放在一起讨论呢？如果真要讨论废除死刑案，这一定不是一个好的时机。即使是直觉，也是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虽然不是很留意，但我还是简单关注了相关讨论。老实说，我手头的事也比较多。因为答应凤凰网写专栏，他们希望我就时事谈。我写了几篇，但基本都是谈社会文化心理的。便谈药案了。开始真正关注这个案子。
我承认，如果只是从个人感情来说，我非常恨他，也认为法庭会判他死刑。我承认，按现有法律，药家鑫如果被处以死刑，我毫无异议。但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在喊杀的场面完全吓住我了。绝大多数人都不容置疑地在说，药家鑫必须死，喊出“药不死，法律死”的时候，当萧瀚等人表达了不同意见的人，而被骂得狗血淋头，甚至受到激烈的人身攻击时，有人说，你们认为药不当死，如果真没死，就要夺你的命了。这个时代，我觉得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话了。有几个学者出来谈宽恕，我觉得也不是什么恶事。为什么要讨伐干净，一个种子都不留，为什么不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将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为什么认为持不同意见便是得了好处呢，至少我相信萧瀚，同时也知道自己是没有收受任何钱财，或被人指使的。为什么不能够坐下来交流，也是基于这些考虑，我说“比死刑更可怕的是不宽容”。
我当然知道这个时候，站在民意的对立面表达意味着某种危险。但我看到了这个社会的另一种危险，这让我不得不出来说话。就像后来有留言给我的，如果知识分子说的话，都和老百姓一样，要知识分子做什么。通常的讨论，是抛砖引玉，我是抛砖引砖，抛砖引刀。有人说，熊培云家要盖房子，所以“草船借砖”来了。这砖运不回家，我和船都先沉了。这些天，我受到的攻击，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而且，这场谩骂让我进退两难，进退失据。一方面，我上网十几年，很节制，被人骂的这一关早就过了，从不对网友报以恶意，同时也看到了这些人，是推动进步的力量。过去别人骂我，是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的愚蠢。而这次，骂得很心痛。因为骂我的人，不管多激烈，我还是认为他们是有良心的人。包括前几天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我的一个感觉是，当良知（道德激情）与理性争辩时，良知（道德激情）总是会占上风。因为坚持理性的人，无时不受来自自身的感性的折磨。
而且，让我内心充满了矛盾。从感性的角度来说，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一个农妇，一个两岁孩子的母亲，被一个公子哥开车撞了，而且还被连捅了八刀，如果大家还不愤怒，还不起来声讨，那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希望？所以，我说那些希望法律能判处药家鑫死刑的人，是中国的良心。这说明中国人没有麻木，还有正义感。而且，就出身而言，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知道底层社会的所有艰辛。我的祖母便是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治疗，病死在故乡的山坡上，当时我孤独的父亲用板车推着她。这是我一生的痛。十多年前，我在央视315晚会看到某个地方的农民被人骗买了些假种子，结果颗粒无收。当时是在女朋友家里，眼泪夺眶而出，我也夺门而出，怕失态，我受不了了，于是下楼，躲在一个自行车篷里，大哭了好久。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将假种子卖给农民，骗他们满怀希望劳作，却又颗粒无收更恶毒的了。我想，这样的情感，同样可以放在张妙身上。我不太爱说自己的私事，在此只是想强调，就良心而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差不多。
只不过，生活的磨砺，理性的成长让我慢慢节制了眼泪，我不再是二十岁的青年。我曾经说，哭泣，是我活着的证据。但我同样相信，理性，独立的思考，证明我的存在。我们这个国家，多大的苦难，最后都是哭泣一场，一了百了。然后等着下一场哭泣。我不相信“多难兴邦，眼泪救国”，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必须咽进自己的眼泪，保持目光明亮，也不要被一场痛哭消磨了斗志。像汶川地震一样，大家抱头痛哭一场，作鸟兽散，街市依旧太平。我们的政府，有没有出台一个关于确保中小学校舍建设安全的法律呢？没有。哭完了，这个悲剧，这个公共事件也就过去了。
接下来我说说在药家鑫案讨论中看到了什么，说了什么。我一共写了十六条微博，但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耐心看完我说什么，而是断章取义的批我。所以我说，很多人反对的不是我，而是他们定义的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与我无关的。主要观点无外乎以下几点：
之一、废除死刑问题与废除药家鑫死刑的问题。我首先声明，在目前法律及公正审判前提下，药被判处死刑，我没有意见。我谈废除死刑问题，并不是谈废除药家鑫死刑。虽然我分条列出我的观点，但并不是一回事。我只希望法庭公正。当然，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理，这个国家的法律，已经很难公正了。但我也不得不说，作为民众，喊出“药不死，法律死”，实际上已经代法庭判决。我想说的是，公众应该喊出的是，“不公正，法律死”。即使我们自以为正义，也不能代表法庭宣布判决。所以我说，我没有干预法律，我干预的是全民审判。如果是因为他的父亲做了恶，是否应该将责任移嫁到儿子身上？应该声讨的是他的父亲以及枉法的法官。这是一个权责对应的逻辑问题。药家鑫死，会是其父亲害死的。如果操弄司法。应该去安慰张家的人，哪怕卖掉房产补偿也不为过。
我自知以中国今日的法制与民情，废除死刑会走很多年。我所涉及的讨论，更多在于观念之碰撞，而不在于立即要左右什么，与药案甚至也没有多少联系。这的确是些一以贯之的一些想法。是对是错，不过是各抒已见而已。
之二、符号化与仪式化的问题。药家鑫是一个杀人犯，但是，当死，应该由法律判决死刑。但不应该被当作“富二代”或者“军二代”判决死刑。否则，就是新的阶级斗争，是基于单一身份的暴力。我注意到，相关讨论中，很多都集中于这种讨论。这是一种宣泄。更像是一种政治审判。我说政治审判有两种，一种是来自密室，一种来自广场。他们都是对法庭的操弄，都与法治精神相去甚远。
【演讲者注：由于被催促早点结束，接下来部分内容未完全展开】
之三、全民喊杀的良心困境与集体无意识问题。
我承认，我的确不是一个政治的人，我只是一个文化建设者，一个观察者，思考者。前几天，凤凰卫视邀请我做节目，看到两方争论药该不该死，我当时就想退出。这不是法庭，我无法像讨论房价该不该涨一样讨论一个人的生死。有部片子，《最后的绞刑师》，讲的是英国一个叫Pierrepoint的绞刑师，他果断、迅速，创造了7秒半完成行刑的纪录。由于是公认的英国第一绞刑师，1945年二战结束时，他受盟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数次远赴德国，对纽伦堡审判后的纳粹战犯执行绞刑。也包括日常的其他人死刑犯。别人问他绞死人什么感受时，他说，当我进入行刑室，生活中的那个我就被关在门外了。然而，有一次，当他发现绞死的是他的一个朋友时，他发现站在门外的那个他走进了行刑室，而那个行刑室里的他也走进门外的他的生活。这部电影似乎在讲一个关于共情的故事，只有你熟悉的人，你才会想到他有很多个身份与侧面，会带进自己的感受。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能为药家鑫求情，关键正在于此。他们为杀人犯求情，并不在于他们道德有问题，而是被激发了这种共情。有人说从此抵制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我想这也是一种贴标签的做法。你必须承认，人不只有一个身份。
有人可以端起一杯蚂蚁吃，我却不忍心踩死厨房里的一只蚂蚁。这不是因为道德，而是因为我这样做了心里难受。你可以说我是伪善，但我必须承认，对待生命的态度，人有观念上的差异，也有心理上的差异。
谈到宽恕与悲悯，讲两位母亲的故事。一位是德国母亲。2000年4月1日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四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及其妻子、儿子和女儿。据查，盗窃的行动被普方一家查觉，因为言语不通，惊惧之中，他们选择了杀人灭口，即所谓“激情杀人”。四人随即被捕并被法院判处死刑。
让许多中国人意想不到的是，案发后普方的母亲专程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相关案情后，老人竟然写信给地方法院，表示不希望判四位年轻人死刑。不过，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最后还是驳回了4名被告的上诉，拒绝了受害者家属的求情，维持死刑的判决。故事并未因此结束，同年11月，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及其他外国侨民设立了纪念普方一家的协会，自此致力于改变江苏贫困地区儿童的生活状况。
另一位是中国母亲。前几天做节目时，凤凰卫视连线了一位母亲。梁建红，邯郸市峰峰矿区义井镇北侯村一位不幸的母亲，她唯一的儿子在成婚大喜的日子前10天，因为500元工资未能及时给付而被工友捅了十几刀。她又是一位义薄云天的母亲，为了给年轻的凶手留一条生路，她不顾亲友阻拦指责，忍悲含痛进京为凶手求情。这是中国司法史上最动情的一幕：在庄严的法庭上，凶手当庭跪倒哭叫妈妈，法官、检察官、凶手家属、辩护律师无不泪下……，因为大爱母亲的博大胸怀，凶手最终被轻判有期徒刑12年，重获生机。
梁建红说，“我今天想跟法庭说，能轻判他就轻判他吧。都是父母养的，我的儿子已经死了，就是判他死刑，我儿子也活不了了。有就让他赔我点钱，赔不了就算了，看见他就想起我儿子。宋晓明还年轻，我就当是行好了，不要求严惩他……”
在北京处理后事时，梁建红了解到事发时这样一个细节：宋晓明捅到最后后悔了，用手捂住马刚胸口的血，并求路人打电话叫来了120……，梁建红想，这个宋晓明还没有坏透。想到让宋晓明偿命，梁建红心软了，“自己的儿子死了，不能再搭进一个了。”5月份，警方让她去北京领一份鉴定，她对看守所一个女警察说，别让这个宋晓明死了，他还是20多岁的个孩子……
回来后，她把想救宋晓明的想法对丈夫说了，悲痛不已的丈夫吃惊地骂起来，马刚的舅舅、姨妈、邻居等都来劝她，有的指责她，说她犯了神经病。6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将开庭审理此案。梁建红到儿子的坟上大哭了一场后，执意要去北京求情。
法院判决时，法官、宋晓明辩护律师的事务所曾各捐了5000元钱，北京一位不留名的老板赶来替她还了为儿子翻盖新房的4万元债务。但还完了旧债，又因为看病欠了新债。
这些日子，梁建红翻着字典给宋晓明写信，写几个字，泪水就打湿了信纸，她说，让她心里完全接受这个“儿子”，一时做不到，是他杀了自己独子啊！但宋晓明知道错了，喊妈妈，也不能不应。于是她断断续续地写了一封信，要宋晓明好好改造，出来后先要好好孝养自己的妈妈。对宋晓明刑满后给自己养老，梁建红认为孩子有这个心就够了。马刚没了，自己活着也没有了意思，她不知道自己的精神和身体还能支撑几年。但她不后悔，毕竟宋妈妈没有像自己一样失去儿子，而年轻的宋晓明，留下了一条性命，也因此唤回了他的人性和良心……
此前我在凤凰网专栏上写了五条意见，1.铡刀落在自己的脖子上最重，落在别人的脖子上最轻。2.你可能不只在表达一个观点，而且在杀一个人。3.废除死刑不等于废除刑罚。死刑之外，刑罚之威慑仍在。4.比死刑更可怕的是此社会无宽恕、无对生命之敬畏。5.若我被杀，宽恕杀我者，善待他，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
听完上面两个故事，您也许渐渐能理解我所说的“他的生命里有我余生”了。宽恕可以在仇人的身上拓展你的生命，而同态复仇却可能终结一切。有罪者如果能够真诚地悔过他对另一个人的杀害，他会尽量去弥补他的过失，去帮助受害者完成生前未完成的事情。一个人被杀，国家再杀杀人犯，实际上连续做了两次减法。死者及其家人除了捍卫“杀人偿命”的古训，满足了大众“嗜血的正义”，究竟又得到了什么？
之四、是否真的完全是站在被害者角度考虑问题。这些天，我还特意翻了些有关刑事和解的书，比如《刑事和解》。国外讨论得多的，一是死刑的废除，二是刑事和解。我想德国那位母亲能提出那样的请求，除了个人有悲悯情怀，还因为德国废除了死刑，且有刑事和解的观念。
传统的所谓刑事和解的范围仅仅限定于刑事自诉案件和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公诉案件在中国不允许和解的。在我国的刑事和解实践中，补偿性是体现的最明显的一点特征。补偿性是指被害人从加害人那里得到补偿，包括精神的补偿和物质的补偿。在传统的刑事诉讼中。往往是强调对犯罪行为的追究和对犯罪人的定罪量刑，对被害人的考虑很少甚至不加考虑。在精神补偿方面，一般只是通过对犯罪的刑事处罚来满足被害人的报应情感，而对其他精神损害是顾及不到的，也没有办法恢复；在物质补偿方面，传统的刑事诉讼更是显得无能为力。虽然刑法规定犯罪人对于被害人受到的经济损失要给予补偿，但被害人获得赔偿主要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途径，但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先刑后民”、赔偿范围不全面、程序不具体、执行难保证等不足，加上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在被害人中除了极少数人能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得到部分损害赔偿外，大多数的被害人的物质损失得不到应有的赔偿。《南方周末》记者对国内近几年内发生的特大凶杀案做过抽样调查，范围涉及张君抢劫杀人案（杀死或上海50余人）、黄勇智能木马杀人案（杀死17名少年）、马家爵杀人案（杀死4名同宿舍大学同学）等等，发现几乎没有一个被害人获得过犯罪人的赔偿。这些大案的凶犯几乎都根本没有可供赔偿的财产。
但是近些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有一些突破。动力在哪里，当然是两方面，一方面，法官有了更多自由裁量权，二是施害方与受害方当事人有了更多自主权。但是，通常的做法是限定在短期自由刑，而不是生命刑。对于死刑案，也有过实践，比如在2006年，河南便有一例，因为恋爱遭到女友母亲的反对，一男子将女友杀死。后来，因为得到原告的谅解，而从轻发落。
但是将重刑犯纳入到刑事和解中，本身也有很多争议。尤其在贫富分化如此严重的中国，人们担心的是，刑事和解能力不公平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富人杀死一个穷人的孩子，富人的孩子可以下跪求饶，同时拿100万来和解，但是穷人的孩子杀死富人的孩子，他除了下跪，可能没有其他谈判能力了。
所以，刑事和解制度确定了一个原则，即以被害人方意愿为中心。简单说，刑事和解本身便是站在被害人角度来考虑问题。一是为了实现对被害人的补偿；二是和解为被害人所接受。张妙被杀，家人是不是接受和解，关键在于他丈夫，而不在于法官的调解，或者民众对正义的追求。
接下来重谈符号化的问题。大众需要正义，是否和被害者张妙一家完全吻合？我谈宽恕时，是就文化心理谈的，而不是逼迫或者建议张妙的家人去做什么。我想强调的是，当大家拼命喊杀的时候，是不是形成了另一种干预：一是法庭的判决；二是可能干预到张妙家人的抉择。
假如张妙的家人，像梁家一样和解，会不会被公众视为一种对正义的背叛？（“李刚门”就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这种群情激愤、全民审判是不是也有另一种倾向，即将张家人逼到另一种意义上的绝路。如果药家鑫不死，他们就失败了。而事实上，这是他们的自由。当然，法庭如果罪不容诛，我也相信法庭在守住最后的底线。我还听到有人甚至说，张家的孩子用了药家的钱，是用命换来的，长大后心会安吗？——这不是将张家人往绝路上逼吗？这是不是意味着受害人一方要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都没有了，都道德不正确了？如果真是这样，虽然张妙的家人也在表达其正义诉求，但另一方面，他也成为公众主导的正义戏剧中的一个角色，导演是需要正义与报复的公众，而不是需要正义与帮助的他。
之五、针对政府的批评。彭晓芸说网络疯狂谩骂，印证信任的丧失，“我们对官方、对草民，对专家，对一切都不再信任，思维萎缩到只能站在鸡蛋一边保持永远道德正确。”我写的第十六条谈到：“不要造谣我受何好处或旨意。我很珍惜大家的愤怒，即使愤青我也说过他身上有理性，我只不希望这种愤怒走到另一极端。群情激愤背后最应反思的是中国政府，若不切实洗心革面，反思历史，扶正政治伦理，建立共同底线，还社会以公平正义，努力推进公民文化建设，这个国家迟早要崩溃。”
贝卡利亚说，刑罚的有效性不在于刑罚的残酷性，而在于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我们现在是，恶人常常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民怨越积越深，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甚至连最基本的问题，都无法讨论。这也是有关药家鑫案以及废除死刑等议题引起广泛争论，又有些鸡同鸭讲的一个原因。在中国，主张宽恕与和解的人，遇到的问题和马丁·路德·金当年的感慨是一样的，“在纽约有人朝我扔鸡蛋，我想那是黑人民族主义组织（BlackNationalistgroups）鼓动的结果。他们早就听说我主张以温和的爱的方式解决问题，于是就把对白人的愤恨和不满转移到我身上。他们觉得我居然说要他们去爱他们痛恨的人。”
（第二部分）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最深切的忧虑
前几天早上读到一条新闻，“辽宁省鞍山市14日发生一起致10人死亡的恶性杀人案。”又见一篇回应我的文章——“仇恨是我们仅有的权利”。这是怎样的国家与社会，永无休止的残酷，永无休止的暴戾，为了各自的理由，除了下跪，就是举刀，仇恨竟然是我们仅有的权利，我们有那么穷么？是否还有中间道路？
还是那句话，我承认许多人在追求正义，这点让我欣喜，这些人是中国的良心。但是同样看到，这个社会的戾气在一天天增长，仇恨一天天扩大——从上个世纪开始，所谓改天换地，就是从不断的仇恨教育和复仇行为开始的。我无意批评具体的个人，但这一现象值得大家警惕，我们的文化出了大问题。我们声张正义，却又走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了。
补充一点，这次争论暴露的问题。我接到一些鼓励的私信，但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严重失职与缺席，让我感动的是几位律师的发言，我也不相信他们是收了什么钱才说话。中国不仅缺少中产阶级，而且缺少中间意见阶层。这个阶层独立于政府与民众，可怕的是，它不得不随时受到这两方面对其表达空间的挤压。
当然我也很能理解许多人不愿意站出来说话的原因。一是因为进退失据，不知道是说好还是不说好；二是没有勇气或者出于谨慎，因为犯众怒表达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风险。我说我像《约翰·克利斯朵夫》里的奥里维，不愿意憎恨，愿意公正地对待我的敌人，在一切狂热当中，我愿意保持目光明亮，以便能够理解一切和热爱一切，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不与现实同流合污，不必成群结队，我的实力就是独立思考与表达。可是奥里维同时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在一场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中为了营救学生被马踩死了。包括我所敬爱的罗曼·罗兰、茨威格当年何尝不是因为独立表达被群众围攻，被朋友孤立。因为那个时代，仇恨蔓延，人们更愿意追随急于行动的英雄主义，快意平生的英雄主义。所以，谁反对仇恨，谁就被打成叛徒，谨慎的人，被称为胆小鬼，有人性的人被称为软弱的人。不过，即使是被误解，他们还是在坚持。茨威格说得非常好，世界上还有一种英雄主义，正如他在罗曼罗兰身上看到的，一种“有思想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一人一支队伍，其实不过是一种理性担当罢了。
有人说，你为什么要为药家鑫辩护？其实如果细看我的若干文字，就会发现我根本就不是在为他辩护，而是对中国文化与社会的整体性担心。接下来，让我们放下药家鑫案，面向更遥远的未来，说说我最真切的忧虑。这也是我此行的最真实的目的，不为谁辩护，只为中国有一个可以期许的未来，为让社会真的好起来，而且在好起来之后不得而复失。
今天我特别带来了一本书，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按有些人的说法，图图大主教应该是“西奴”了。事实上，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从来不会见风使舵，吝惜自己的批评。图图大主教对西方不是没有批评，最经典的是1984年，也就是他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那年冬天。他在美国纽约的一次宗教仪式上演讲时说：“白人传教士刚到非洲时，他们手里有《圣经》，我们（黑人）手里有土地。传教士说：‘让我们祈祷吧！，于是我们闭目祈祷。可是到我们睁开眼时，发现情况颠倒过来了：我们手里有了《圣经》，他们手里有了土地。”中国的殖民地时期虽然早就翻过去了，但是转型期却是如此漫长。而且，这个转型期和南非在有些方面也很像。比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先生便对经过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和中国的城乡分治，发现若干年前中国农民的待遇甚至还不如南非的黑人。
接下来，我特别从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中找出几段很有意思的话，准确说是三个片断，让大家看看南非是如何从“躲猫猫”时代成功转型并且走向和解的。
一是转型成功之前。
“南非人记得那些在被警察拘留期间神秘死亡的人。当局称这些人自杀了，有的用皮带上吊了，有的洗澡时踩在肥皂上摔死了，有的则从牢房或审讯室跳窗自杀。这些话可能大部分的白人是相信的，但却根本无法让黑人相信。我们还被告知有的人是自残而死。黑人觉醒运动的年轻学生领导人史蒂夫.比科就是其中之一。据说一九七七年九月，他和审讯者发生不可思议的无理争吵时，以头撞墙。史蒂夫被赤身裸体用警方的卡车走了一千五百公里送到比勒陀利亚，据说是要接受治疗，可是到达不久他就死了。谁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不能在他被监禁的伊丽莎白港对他进行急救，或者为什么必须让他赤裸着处在昏迷状态下被送往比勒陀利亚。”看到这样的段落，这样的故事，是不是觉得和我们这个时代非常像。这是南非的“躲猫猫”时代，里面充满了“纸币开手铐”、“喝开水死”。
二是转型成功之时。
图图大主教这样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坠入情网的那一刹那，天空变的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后的美人。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就像做梦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睛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残酷现实中。有人表达出了这种梦境的特征，他告诉妻子：亲爱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欢这梦。”
三是如何避免新的灾难。
唐德刚先生说中国将用两百年的时间完成大转型，所谓穿越“历史的三峡”。时至今日，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认同现在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也就是说，都承认还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在等着我们。我们都有一个信念，中国一定会成功转型，步入我们期许的理想国家的殿堂。
任何一个国家，在转型成功后都要面临一些历史问题要解决，比如文革的问题等等，还有其他很多问题。南非没有选择清算，而是有条件的宽恕，南非的新领导人也看到，清算将会导致南非族群再次分裂。以图图大主教为首，南非成立了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图图大主教在书中说，“我们完全可以实行冤冤相报的司法正义，让南非倒在废墟中——如果这样也称得上胜利，那就真是皮鲁士式的胜利，得不偿失了。……我们国家的谈判者选择了“第三条道路”，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无条件大赦（或全民遗忘）这两个极端方案。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迫害者完全坦白自身所犯过与赦免要求相关的罪行，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捉拿归案的人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人将面临被捕、起诉和下狱的命运。
如施明德在序言中说，“南非的命运得以翻转，除了国际局势的变动，柏林围墙崩塌、苏联瓦解外，更在敌对双方的领袖，跨越了许多人性中、权力中的惯常，向世人展现了他们不平凡的风范：白人戴克拉克总统敢于透过谈判交出其独揽的政权，甚至是交给曾为世仇的对方，这都可能让他遭到被支持者抛弃的命运。而倘若他的对手曼德拉先生，是一个誓言血洗族群之仇、歧视之怨的人，那使南非在劫难逃的命运将紧紧箍住这遍地伤痕的国度，永不得翻转。但曼德拉先生没有让自己的苦难成为挑动族群伤痕的武器，他成为和解及宽恕的化身，让白人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