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故居:极权下的恐惧

极权下的恐惧 / 白宇极

极权下的恐惧

2004 年 8 月

早些年看过一本书，里面讲述了这样的一个实验，把蚱蜢（也有作「跳蚤」）放在一个低矮的瓶子里面密封，任由蚱蜢在里面跳蹦不理，七天后再把瓶盖打开，发现虽然原本蚱蜢们是可以跳出这个瓶子的，但在这时却只能跳到瓶盖为止，在它们的意识里已经习惯性的认为，跳到这里也就是极限了。这个作者用此来说明人在某种环境下生存，会不自觉的认同它的规则，遵循它所灌输的观念，自觉忍受并延续奴役。

这个例子如果放在极权社会里是非常合适的。哈唯尔在《无权者的权力》里曾举出这样的一个例证，说一个店铺的老板，在自己的橱窗里写上「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服从，不持异议。虽然他清楚的知道他写的这句话是无用的，但是同样的，如果不写就可能遭到麻烦。类似的行为很多很多，它们自觉的遵循维护和运转着极权的规则，渐渐成为一个自愿式的行为。

哈唯尔从中分析说，这里面无形中传达出极权社会里深藏的人心的恐惧。在极权社会里，极权存在的面貌很多元化，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呈现不同。它不但是与强大的现政权相连紧密，甚至在弱势群体中的表现里一样体现出来。它的存在并不与掌控权力的力量大小有着必然的关系，必然联系的是恐惧。

恐惧的来源无疑是与现实息息相关的，但如果希图真正理解恐惧并祛除恐惧，则必然要找到它的根源以及历史。一个存在的产生必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也必然在时空的运转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恐惧的产生在于强权，强权运作的基础在于暴力，暴力会激起反抗，同时也会滋生暴力，暴力再产生强权。这样只要有暴力的存在，就会有强权的想象，就会有恐惧。强权一旦强大到表现为国家形式即汇成极权，恐惧也由此达到最大，充斥在社会的每个角落里。

极权得以诞生的历史往往就是来自于用暴力对现世政权的夺取，创造出占据神抵位置的理论，并剥夺人享有政治自由的权利。极权的恐惧又总是有暴力相伴，只有依靠暴力残害人的精神和肉体，对之进行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打击，才能维系极权的良好运作。这种恐惧在极权社会里是双方面的，它却不随人的强弱而变化。只要有暴力存在的地方，就会同样有人群的恐惧。恐惧渗透在极权制度的每一个毛孔里，只要极权制度存在，这弥漫于空气中的气息就不会消失。也由于这种暴力之必须性，恐惧终究要伴随极权的整个过程，随它生，再随它灭去。

极权无疑是邪恶的，它的形成充满罪恶和血腥，而它的走向也同样是邪恶而满沾罪恶的。它整个的过程都以毁灭人性为代价。它里面充斥着虚伪、谎言、暴力、恐惧和权力争夺，人性的阴暗在里面充当主角，长久以来，公民生活的社会形成了冷漠和僵化的生存秩序，对周围事件的漠不关心使生活中失去了故事，失去了本真无所顾忌的笑容，表现的忧心忡忡，永远不能知道怎样才能摆脱自己的困境，不知道自己的归宿在哪里。另一方面，又要与国家同谋，上演喜剧性狂欢，认同于国家势力下的神话，认同极权的核心价值，就在认同的节点上表现出本能的表演渴望，本能的化为一种异化的节日狂欢，本能的为极权自身的庆贺而鼓掌助威，以次表示自己的忠诚和疲惫，这世界变的冰冷而诡异。

人们不再关注人类生存本身的尊严和高贵，也不再以某种道德作为价值而尊崇，恰好相反的是，人们以道德和信仰为耻，在生活和灵魂的每个领域，都无意识的服从于极权制度对他的自成一体的解释规则。这个社会里人的思考不再具有独立性，而从此成为极权解释体系的一个部分。因此屈从于极权意味着人们必须认同要牺牲掉某些美好的东西，在一些时刻要牺牲掉本心的意愿而屈从于极权自身的规则。或者可以说，人必须认同被迫成为只为温饱挣扎的植物生存状态和为极权运作而工作的机器状态，价值被降低，主体性渐渐消失，成为一种活在机械荒漠下的群体。

因此当一个国家已经丧失掉真实和同情心，在一个没有爱和怜悯的社会里，我们对于正义、平等、自由和爱，又应抱有怎样的希望？由于暴力在极权社会的极大威慑，又要如何面对由此而来的恐惧？对渴望真实生活的人群来讲这一切非常重要，它代表着在这个社会里人要如何对待极权力量，究竟是屈服、对抗还是推波助澜，也直接决定着说话者自身的政治态度甚至是道德水准，它甚至可能体现出一个人对人世的终极看法。

众所周知的是，在极权的运用体系里，要在根本上否定人的多样价值，否定对抗，拒绝宽容和多元。极权的运作要从根本上保护它每一个谎言和个别人的具体利益，它所创造出的神话是不能被质疑的，每一个质疑对它而言都代表者对其进行瓦解。它也因此要本能的对质疑其谎言者进行打击。

极权产生于暴力的摇篮中，生长在暴力的喂养下，自然后滋生暴力的种子。但暴力首先来自于对抗。由于极权社会里掌控权力的利益集团所得到之利益的基础，并非基于平等和自由的创造，乃是他们利用在很多领域所拥有的垄断，对资源进行占有并从而伤害力量对比悬殊的非掌权群体所成。这一切对于非掌权群体而言是毁灭性的摧残。如果他们想改变这种状态，就要暗暗试图改变这个运转的规则，但为了保证这一根本的能够维持最大利益的制度运行，极权制度中受益最大的群体又必须保证这种非平等和自由的对等关系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这种矛盾对抗的结果只有两种，一个是矛盾的逐渐深化，形成再一次的暴力革命，一个就是极权制度的崩溃。

暴力革命的可能性在后极权社会里变的越来越微小，这来源于极权对人的控制，使人很难再拥有抵抗运动领导者的地位，也很难获得一个掌控暴力的组织，人们都很清楚的知道，对抗一个巨大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它的瓦解往往是由于非暴力，随着苏联等极权国家的解体和世界文明的进展，给予我们了一个实际的对抗和瓦解极权的标本，使人们看到了如何在一个强大的国家下争取权利。

在极权的后期，崩溃成为一种必然，它的谎言泡沫逐渐破灭，极权制度的面貌被迫开始改变，它努力在形式上向保障人权的方向迈进，极力表现出美好的形象，并继续编织与时俱进的谎言，以求得以苟延残喘。极权制度的没落和后极权时代的来临，使其为了掩盖罪恶的现实和历史，必须不断编织谎言，以伪善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它暗示着极权制度默认了自己的凶恶，作为的不合理性，也因此暴露出它的恐惧心理，暴露出其寄以生存多年的根本立足点。说谎既是极权制度得以维系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是极权制度为自己掘的坟墓。它为反抗极权者提供了武器，相对于谎言而言，他们使用了真实、正义、爱、自由、平等诸如此类与极权格格不入的一切力量。而最基本的武器就是真实，以真实揭破谎言，以真实揭下极权制度的面具，造成它的坍塌。

因此那些脱离极权掌握的人群，面对极权时所作的最有效的抵抗就是，人们去真实的生活。这看起来是似乎是简单易行的事情，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无论怎样，思想是存在于虚空领域的，如想在此世作出成绩，则必然要面对现实去解决问题。最艰难的莫过于行为，最艰难的是如何真实的去生活。

在极权制度下的公民生活是诡异的，他和所有的想象不同，不单单是要改变现在，不单单是对抗现在的极权政权，还要面对所有的公民生活传统。中国一位学者声称他们是喝狼奶长大的，其中的意思就是，公民生活的面貌里面有着传统的血液，它并非一朝一夕而成，自然也不能一朝一夕改变。

这种对生活状态的描述类似于托克威尔所说的「民情」，它代表着公民的绝大部分生命历程，它也代表着公民将要延续下去的生活世界。由于常年的谎言欺骗，公民生活已经习惯于在残缺的世界里运行，人们习惯性的把生活分为可涉足的和不可涉足的。在这个限度里时刻敏感的关注着当局的反应，来保护自己现在的生活资源自由乃至生命。人们不习惯于一种稳定的秩序被突然打破，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精神流亡状态。

对于极权国家的公民而言，极权在国家生活的运行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给予他们以生活支柱，代表着他们一生中绝大部分的生活，突然使之断裂破碎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对抗极权不是一个简单的可见的事实历程，它要面对的远要复杂。无可否认，它所经历的时间也会较为久远，要改变的是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在哪一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改变的开始无疑是真实，改变的最终无疑也是真实，但在真实与真实之间，却横亘着无所不在的暴力恐惧，以及由恐惧而来的虚空。在现实中，则表现为与一个强大的国家体系作对，表现为对极权得以运行的谎言体系的不服从，从表象上说，则要直面人群的隔离，监狱和军队的镇压。

没有人希望这样，没有人希望与国家为敌，这本身就是一场强弱立判的事情，在国家力度之下，个人的生命如蝼蚁一般脆弱，这需要一种勇气，这勇气代表着和现实的一切割裂。这并非一个普通人所能够承受的起的，因此在保有一种恐惧的前提下而不惜说谎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如果说在保有一种恐惧的前提下能够保持沉默是一种进步，而能够呼喊出真正的声音则无疑是一种勇敢了。

相对而言，选择保持自己现有的生活，而不去对抗国家力量，这不但不是一种怯懦的选择，而根本就是人本能的理智行为。但理智行为是否是纯粹的呢？每一个生存的人都要面对周围的环境，他所以形成的世界观价值观要在人群的注视和行为中进行检验。在心理学角度来讲，人对自己的自信心理是非常脆弱的，由于亘古而来的孤独，它永远怀疑自己是否正常这一事实，并由此取信于周围人群的行为模式。如果生活在一个狂热的国度里，保持自己的理智判断则至少需要超常人的毅力和智力水平，能够在长时间的忍耐中发现在狂热人群环境下掩藏的真实，否则，在无数被修改的现实和人群面前，就只有慢慢同化，丧失掉独立的思考的能力，其中最恐惧的则是自以为自己仍在独立思考。在这种情形下，为一种善良的意愿作出邪恶的举动并非不可理解。发现真相永远都是一个伪命题，但永远怀疑，怀疑谁才是掌握真相的人，却无疑会靠近真相。

如我们所知，暴力的使用来自于对人本身的极度蔑视。极权是自由的死敌，极权也是人性的死敌，极权下每个人都难以躲藏，都存在不能幸免的可能，孤立或逃避极权得以存在的领域并不能代表极权在世界的地域彻底消失，不反抗极权，不对抗被奴役的生活，就不能拥有为人的世界。没有人愿意一代一代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愤而反抗是我们无奈的选择。

再如我们所知，恐惧是存在于每一个极权社会里的事实，也存在于每一个有着极权事实的非极权社会里，在某种角度来说，极权从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属于人类本身，而对抗极权，更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孤岛事件，它是一个人类命题，是人类自身的肿瘤，对抗应来自整个人类。对抗极权，也是人类为免除被奴役命运的整体进程中的一个部分，我们所做的一切与人类所有为自由而努力的经验相连，它也将为所有为自由而战的人提供模本。正象肯尼迪总统所言，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处在奴役之中，我们就应该战斗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