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抬腿怎么做:试论中国发展的问题与前途

试论中国发展的问题与前途

　　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社会危机却很严重，很容易陷入长期性的发展停滞、问题丛生、恶性循环的社会发展陷井。中国目前主要面临两个发展陷井，一个是贫富分化，另一个是制度腐化。可以说，中国目前至少有半只脚已经踏入了这些陷井里面。而且，正如笔者将在后文叙述的那样，中国目前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因此，在面对这两个陷井时显得极为力不从心。

　　先来说贫富分化。衡量一国收入不均的常用指标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0.4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而根据联合国最新统计，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高于0.46，已经进入深水区;其中最富的10%的人群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31.4%，而最穷的10%人群只占到2.4%，二者相差13倍多。这在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1978年改革伊始，中国基尼系数只有0.30左右，在1983年降为最低点0.26，随后为逐年上升趋势，1998年已经超过0.4，而 2000年之后不但没有减退，反而明显加速上升。

　　中国的绝对贫困主要位于农村，而相对贫困主要位于城市的低收入阶层以及城乡之间的非正式行业。国企改革曾导致大量职工失业(统计数字从数百万到数千万不等)，这些人大部分直接成为城市贫困人群。而对城市生活的憧憬也让很多农村青年涌入城市，因城市就业机会有限，很多人从事低收入工作或非正式工作，他们也构成了相对贫困人群的主力军。

　　贫富不均有三大恶果。第一，财富的分配不均导致了社会机会的不平等，尤其是很多贫困家庭的儿童无法获得基本的教育服务，导致贫困滋生贫困的恶性循环;第二，贫富分化导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得最需要资源的那些人匮乏，而拥有太多资源的人则难免挥霍浪费，损失社会效率;第三，也是最严重的一点，长期贫富分化的社会必然将导致阶层、阶级关系紧张，极端情况下社会将面临分裂的危险。

　　市场失灵是导致贫富分化的原因之一。即使在保证基本机会均等的情况下，起点、背景、客观环境、个人能力差异等因素最终都会导致个人财富在结果上的不均等。而且，在自发市场的机制下，社会财富分配往往会表现出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这种自发市场机制所引起的贫富分化，在市场高度自由化的美国表现的尤为明显，其基尼系数也高达0.41(美国的具体情况还涉及到种族问题)。而欧洲某些国家则通过高福利等制度来缓解贫富分化。所以，在充分市场化、法制化的国家，政府一般被视为调节贫富分化这种市场失灵问题的有效解决途径。

　　既然贫富分化本身就是市场失灵的产物之一，所以单纯靠市场经济的发展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中国目前不但面临着市场失灵，还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灵，这使得单纯依靠政府来解决贫富分化的可信性与可行性也大为降低。实际上，在中国社会，常被期待来解决问题的政府，其本身往往却是问题的制造者。据统计预期，中国2011年的财政收入将超10万亿人民币，约占GDP的三分之一。而美国的财政收入一般只占GDP五分之一，且不说美国相比于中国的高福利政策以及庞大的军费开支。对中国而言，高额的政府开支挤出了本应分配给国民的福利，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政府是造成贫富分化的主因之一。而且，权力寻租也制造了大量非法的富人，从历年落马官员的财富公布便可窥豹一斑。

　　再来说制度腐化。一般而言，良性的社会需要刚性的法律规则和柔性的道德伦理的双重规制，但是目前，中国在这两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问题。理论上，严格的法制社会有一个必然前提，那就是宪政，即执政集团在宪法的框架下行事。然而，如笔者曾撰文指出，所谓“中国模式”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指导法律，政治在法律之上，其结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并且，司法与行政归于一体，其间的制衡功能常常失效，尤其在某些地方法制环境则极为恶劣，暴力强拆、强征、劫访甚至司法机关黑社会现象严重。在法制功能丧失的情况下，执政集团只能依靠政治力量来进行整顿，如重庆的打黑运动。然而，在笔者看来，在今日中国，试图用政治运动途径来解决法制问题，无异于期望以偏方治大病，有一定疗效，但风险更大，后果更严重，因为这又会回到有运动而无法制的老路上去，原地兜圈，徒劳无功。

　　同样，中国的社会道德也面临溃败的危机。理性人总是通过观察社会其他人的行为来规范自己。在政府官员腐败成风、政府公信力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却要求国人洁身自爱、诚实守信，这简直如痴人说梦。而政府官员的集体道德大溃败，其根本原因是所宣传的意识形态与实际社会情况严重不符，话语与行为高度扭曲，说一套做一套已成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没有信仰，没有良心，没有畏惧，这种三无状态已成为中国政府腐败官员的真实写照。根据透明国际的数据，中国的透明指数排名为78位，差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邻国韩国、日本，并且自2000年以来渐行恶化。腐败，已经成为悬在中国社会头上的一把利剑。

　　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经济上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引入了市场机制。然而，市场机制，或者说资本主义机制，其本性是逐利性;如果制度规范得当，则市场机制既创造财富，也能公平分配财富;但是如果制度不当，则不但所创造的财富不能被公平分配，而且还会产生大量权力寻租现象。作为市场与政治，利益与权力的一种坏的结合方式，有人称为坏的资本主义，也有人称为权贵资本主义。

　　面对贫富分化和制度腐化，笔者认为，无论是期望市场，还是是期望政府，甚至是期望二者的组合来解决，其效果都非常有限，难以胜任。但是，笔者认为，还有第三钟力量，或许还可以冀望，这就是长期以来被忽视，被弱化，被压抑的社会力量。

　　社会力量的价值，就在于社会是人类最基础、最根本的组织形式，最贫穷，最弱势的人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应该被社会所包容，所支持。在市场与政府双双失灵的情况下，社会的力量就显得尤为可贵。

　　社会力量可以渗透于市场，借助市场而壮大，并反馈刺激市场，与市场形成良性组合;也可以与政府内部的进步因素产生共鸣，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但是，社会力量必须成长、独立、发育，才能发挥出它对市场、政府应有的影响力量。

　　社会力量源于每一个社会个体，每个人的内心之中。每个社会公民，都有自身所追求的价值，所恪守的伦理。如果价值与伦理升华为社会群体的共识，就形成社会文化。衡量社会力量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看社会文化是否能有效塑造社会意识形态，成为规范政府权力、规范市场行为的软性力量。

　　今日中国道德滑坡、潜规则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力量太过弱小，社会文化太过羸弱。共和国建国后逐渐以政治意识形态塑造文化，文化渐成为政治的仆从。反右、文革，客观上打击清洗了异见分子，文化不再多元而走向单一，思想不再自由而走向禁锢。改革开放初期，文化一度反弹，曾呈现出短暂的自由蓬勃，但是随即而来的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引发学生运动，导致社会风波愈演愈烈，最后终于与政治力量爆发冲突，并于89年酿成历史悲剧。此后多年，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再度割裂，文化又一次陷入衰落。

　　须知，文化不是塑造出来的，而是自发自主从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因此，如果不能容忍多元化，没有思想自由化，文化就无法茁壮成长，社会也将因此失去活力。近年来，官方的意识形态已无太大创新。“左”派人士在毛氏思想体系的基础上重申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传统人士则希望从中国历史文化中再度发掘出文化瑰宝，受西方影响较大的人士则大力呼吁普世价值。无论他们之间的分歧如何，笔者认为，这种局面正是当今中国逐步走向文化多元化、思想自由化的初步体现。

　　虽然，根据笔者的预测，未来数十年中国不会发生大的动荡，政治体制也不会发生大的变动，但这恰恰为文化发展、社会成长提供了良好时机。作为担当中国文化创新先锋的知识分子，应该有勇气、有毅力开创中国独立自主的新文化局面;而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具有影响力的分子，则或通过参与人大参选等政治活动，或通过形成具有独立于政府和市场控制的各种社会团体，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实现社会价值;同时，保护工人与农民利益的独立工会、独立农会也应该成立，与资本与政府进行博弈。这样，社会力量成为平衡、博弈市场与政府的主要力量，引导消除贫富差距，消除腐败，重建道德，净化社会。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正在或者已经滑入贫富分化、制度腐化的发展陷井。要摆脱这种坏均衡点的发展陷井，则需要相当大的推动力。集权国家常常利用强权作为推动，使国家跨越发展的均衡点，如前苏联和中国共和国早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式工业化，中国后来的中央政府主导的改革开放，都属于这种集权式的均衡跨越。但是，根据笔者观察，目前执政集团已陷入改革僵局，集团内部互为牵制，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突破发展陷井的大推动力不太可能来源于政治力量，尤其这两种陷井并不会对执政集团造成直接性威胁，因为即便陷入其中，在中短期内国家也不会面临崩溃，执政集团利益也不会受损;同样，市场在此类问题上亦为失灵性因素，不能完全依靠。因此，唯有从社会中发现、培育公民的理性力量，平衡市场、政府，引导形成合力，才有可能突破这两大发展陷井，推动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文明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