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公开放贷：信贷危机还有多远？

2011年10月08日 09:23
来源：半月谈

“几乎在一夜间倒退回15年前，毫无技术含量的金融骗局在正规金融机构和民间重新上演，银行在高息揽储，民间在炒资金。”日前，广东金融学院副院长陆磊发出了如此呼声。

27日下午，温州正得利鞋业有限公司老板沈某从温州市区顺锦大厦22楼家中纵身一跃，用生命在民间借贷资金断裂案宗上再加一个印记。

近两个月以来，三天一跑路五天一命案，温州这个中国民间借贷最活跃的地方显得异常沉重。众多民间借贷的风险末梢和背后的资金网络也随着一个个案件的曝光逐渐浮出水面——银行资金固然有，其中更惊现“官银”身影。

“特殊债主”行事低调

上周，温州市永嘉人施晓洁担保公司募集高利贷后跑路的事件，将背后一串公务员债主身份牵了出来。以担保公司放贷的施晓洁，于2009年前后以为当地龙头民营企业顺吉集团融资的名义，以高利率向社会筹集资金约13亿元，后与丈夫于本月21日携带资金举家潜逃，数日后夫妻二人被永嘉警方抓获。

由于传闻施晓洁是顺吉集团董事长施顺吉的亲戚，案发后高息集资多名债主到顺吉集团追讨欠款，同时也暴露了众多公务员债主的身份。部分债主向媒体反映，这起集资案中的债主，相当部分是永嘉当地有一定级别的公务员，并且根据债主圈内自行估算，其中八成债主是公务员，有的是局级以上的。而由于身份特殊，不少债主都只想“低调”处理回收资金，更不愿意诉诸法律将自身资金曝光。

据了解，目前民间高利贷中，不乏“官银”的身影，其中更掺杂不少见不得光的黑金。“事实上，很多黑钱都会通过这种民间拆借途径滚动，一方面民间拆借的隐蔽性刚好适合了这些资金‘见不得光’的需求。另一方面民间拆借目前利率高涨，别的领域投资确实难以找到如此高的回报，这部分黑钱又不太在乎风险。”某股份制银行人士对记者表示。

已是“公开的秘密”

事实上，官员私人资金进入民间高利贷的情况在温州已是“非常普遍”，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昨日接到记者电话采访时，温州当地一位长期做民间借贷研究的律师一听“官银进入民间借贷”马上非常警惕，他表示“这个问题不好说，我目前也没有掌握到证据，但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实际上，不少公务员资金进入高利贷的通道是一条“权力寻租”途径——凭借职位之便，以“办事通融”和“放高利贷”进行交换。“通常的规则是，我帮你办事，你帮我放高利贷，互相利用，其实形同一种变相的行贿行为。”有业内人士向媒体如此曝光。此外，有业内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温州当地很多公务员由于地位、声誉较高，往往能够募集到较多的民间资金，某些公务员甚至成为一个个民间资金募集的节点。

有消息指出，今年年初，温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中，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人士，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2000多万、1500万、2075万、3500万到8000万不等。

思考民间借贷急需阳光化

跑路、自杀事件频频发生，高利贷背后的钱权交易隐现，随着越来越多的风险爆发，民间借贷引起的社会深层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不少业界和学者纷纷呼吁，民间借贷阳光化是解决目前问题的关键所在。

“首先是要认可民间借贷的合法社会地位，要纳入到银行、小贷公司、融资担保机构同等的金融体制内。此外，对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资金使用途径等要有明确的法律手段和武器来规范。”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颜贻潘表示。他指出，目前不少企业找民间贷款来还银行贷款，俗称搭桥贷款，可还贷后却因银行额度紧张无法再度盘活授信资金，使得企业资金链条最终断裂。“银行切实地为小企业服务，可以减缓民间融资风险的累积。”

28日，记者从多方证实，前天温州市再发生两起因无力偿还高利贷而跳楼的事件。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两位企业主均为当地鞋厂老板，欠债上亿。目前，温州已成立了规范民间金融秩序促进经济转型发展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该工作组由温州市委市政府牵头，包括温州市纪委、法院、劳动保障局、金融办、银监会等14个部门。

今年4月至今，温州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失踪、公司关门、员工讨薪事件，仅9月以来，就有高达25起。据了解，在“重灾区”龙湾，8月份已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当地一位放贷者告诉记者，“目前，仅龙湾区的外逃资金估计已在100亿以上，不少中小企业的负债中，银行占3成、民间高利贷占7成。”

然而，温州小企业高利贷崩盘只是全国民间借贷市场这一金融灰色地带危机的一个缩影，就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借贷风险高危区除了浙江省之外，还有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有专家认为，若无严格监管，恐酿成中国式信贷危机。

乱象

民间借贷市场疯狂扩张

日前，央行研究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去年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开始抬头之时，这一市场的资金存量就已超过2.4万亿元，占当时借贷市场比重已达到5%以上。而近两年来，我国民间借贷资金量逐年增长，存量资金增长超过28%。

多位放贷者向记者表示，他们借出的资金中一半为自有资金，另一半从银行贷出来的，通常是“我们将房产向银行抵押出去，用2分的月息借钱出来，再用4、5分的利率放出去给小企业主们，赚取中间利差。”再或者“以1.5分或2分的月息从一批老板那里借资金和承兑汇票，再暗中以3分至3.5分的高利放出去。”

分析人士指出，高利贷市场推动了金融脱媒，如此一来，银行存款外流的现象就越发明显，但这种自由交易目前没办法监管。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记者表示，“民间借贷市场早已是温州众多小企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不少企业向银行贷款非常难，并且今年政策紧缩，银行额度受限，小企业涌向民间借贷势头爆发。”

正因如此，今年以来民间借贷利率飙升，据了解，目前温州当地民间借贷月息一般在3分左右，有的甚至为5分至1毛，而“5分利”相当于资金的年回报率是60%。周德文透露，有的高利贷年利率最高能达到180%。这样的利率诱惑促使民间高利贷市场疯狂扩张。

据前不久央行温州市中心支行发布《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约1100亿元，借贷利率也处于阶段性高位，年综合利率水平为24.4%，并且，温州市大约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的企业都参与了民间借贷活动。

多数小企业都将资金用于补充短期用于生产的流动资金缺口。但央行研究局也在报告中指出，在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流向方面，不能排除一部分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炒股、炒房。而据观察，目前，高利贷用于炒房的危机已经开始显现。内蒙古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规模有2000亿元以上，且最高年利率普遍在60%以上，这笔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的额度相当可观，分析人士表示，由于今年资金链断裂的房企，导致鄂尔多斯的烂尾楼已呈现遍地开花之势。

同样，被外界戏称为“宝马乡”的江苏省泗洪县中小企业众多，特别是地产企业，据当地不完全统计，该地资金需求量的激增导致高利贷民间融资占全县民间融资规模的85%以上，约20亿元，而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楼市。

影响

高利贷危机传导效应加剧

今年全国的中小企业都面临着劳动力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税负过重等不利因素的冲击。不可否认的是，有一些小企业由于自身经营不佳导致资金链出现问题，但在业内不少分析人士看来，大多数小企业还正处于萌芽期和成长期，资金周转问题迫切待解。

温州一位放贷者告诉记者，“目前，仅龙湾区的外逃资金估计已在100亿以上，不少中小企业的负债中银行占3成，民间高利贷占7成。”有多家商业银行公司银行部的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正在对发放了小企业贷款的企业进行摸底，排查风险。

据了解，民间借贷资金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上市公司，业内分析人士认为，“对于将钱借给中小企业尤其是房企的上市公司来说，即使房企将土地等资产抵押给上市公司，也极有可能是二次抵押，其首次抵押已抵押给了贷款银行。因此，一旦公司破产倒闭，银行才是破产公司的第一债权人，上市公司能否获得赔偿还是未知数。除了显性风险外，一旦上市公司的委托贷款收益超过了主业，很可能会影响上市公司主业的正常发展。”

另外，在民间借贷市场中，社会融资中介的风险较大，牵涉面也较广。温州各类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旧货调剂行共1000多家，其中部分机构假借经营之名，违规办理垫资业务，收取高额佣金及利息。

温州公安部门报告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市非法集资立案17起，涉案金额达5.5亿元，同比上升30.77%，且这些非法集资案大多与民间借贷有关。同期，全市因民间借贷担保、纠纷引发的违法犯罪案件共71起，同比上升16.39%。

反思

金融生态系统失衡再遭拷问

近日，温州银监分局、温州市金融办按照温州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已经召集了包括四大银行在内的全市各家银行，召开促进中小企业发展银行主要负责人会议。再次号召各家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强化企业金融服务。

但记者观察，尽管监管部门早已出台了《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等一系列支持办法，并且放宽对小企业不良贷款的容忍度，但目前，银行依然对小企业贷款热情不高。据了解，大部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是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至40%，年化利率在8.13%至9.18%之间，不少商业银行对缺乏房产等抵押物的中小企业贷款依然避之不及。

江苏省新沂市多位参与借款的企业主反映，“一般小企业去银行申请贷款需要给所谓的手续费，这种手续费利率高达5%，即如果想要贷款1万元，就要给出500元的手续费。这几乎是一种潜规则。”

周德文称，“不少企业负债越滚越大，民间借贷市场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目前当地已有约25%至30%的企业陷入困境，一部分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而到年底这类企业的占比更有可能达到40%至50%。”

据9月初发布的《2011年中国工业经济运行夏季报告》显示，今年1至7月，在31万户规模以上企业中，亏损企业户数为4万户，亏损面为12.7%，各月亏损面总体变化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亏损程度却在逐月加重：亏损企业亏损额增幅由1至2月的22.2%上升至1至6月的41.6%，1至7月又进一步升至46.9%。融资难正在成为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高利贷滚雪球似地侵蚀企业利润，对位专家表示，导致小企业转向民间借贷市场“饮鸩止渴”的举动已经不可持续。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认为，“中国的监管体制为了适应民间的发展，也有必要从‘单线多头’的监管向‘双线多头’式的监管转变，应该加强地方政府监管，在地方政府这一级建立单独的监管机构，来对区域内的民间借贷行为进行监管。”

连续9年，内蒙古经济增速全国第一；连续9年，鄂尔多斯市经济增速全内蒙古第一。人均GDP已超过香港。一个只有150多万人口的城市，2011年财政总收入，按匀速增量保守计算，预计将达近千亿。毋庸置疑的是，导致“大鳄”演绎经济发展凤凰传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城市踩在中国最大的一块煤炭资源上，巨无霸的资源型经济让鄂尔多斯迅速“钱隆”。金融资本，特别是民间高利贷式的地下金融资本成为鄂尔多斯金钱继续疯狂的民间街舞。

从资源资本到金融资本

“有钱人”是近年来外界对鄂尔多斯人描绘最多的词。在北京、上海、整单元、整幢楼购买地产的是鄂尔多斯人；国内大型车展买走价值几千万的迈巴赫、布加迪等豪车的也是鄂尔多斯人。国际书画拍卖会上一掷千万金的是鄂尔多斯人，花几千万买回一堆废瓷烂瓦赝品古董的还是鄂尔多斯人。民间借贷成为鄂尔多斯煤矿经济续集的金矿电影，高利率让资源资本急需在金融资本中完成华丽转身，民间借贷一时间近乎到了疯狂的程度。

“在鄂尔多斯，你要是跟人家说你的存款在银行，你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一位金融部门的负责人套用电影里的台词这样形容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热度。

游戏规则很简单，在鄂尔多斯，民间收储的利率通常在月息2分-4分之间，也有个别的人能拿到5分甚至更高的月息，后者为极少数，一般不是风险性骗贷，就是送礼性假贷。2分-3分之间月息占整个民间借贷市场的主流，合计起来就是年息24%-36%。也就是说你手头有100万元存入地下钱庄后，每个月仅利息就是2万-3万元。一年连本带息就是124万-136万元。与银行现行的3.5%的年息相比，一年连本带息只有103.5万元。两者霄壤之别。

“什么行业能稳稳有百分之二三十的利润？”做小额信贷公司多年的杨泽君这样反问记者。他说：大量的民间资本就是看中这种高利率回报的效果才纷纷把存在银行的钱改道民间信贷。面对屈指可数的投资理财的可选项目：房地产泡沫了；存银行缩水了；买证券套牢了；做期货不懂了；搞实业胆小了；面对20%-30%的民间借贷利润回报，以上的投资理财选项在多数居民面前都被轻松PASS掉。

在鄂尔多斯，4家券商的总资金不足20个亿。一位外地资深商会主席说：鄂尔多斯的民间信贷资本总额不低于1000多亿元。而这位商会主席主持操控的村镇银行和信贷公司也以高利率吸收着大量来自民营企业界的富余存款。

民间借贷，让谁欢喜让谁忧

游走于国有商业银行之外的民间借贷资本，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资金力量。源有出处，存有理由，生有市场。有其有利经济发展的一面，也有其危害金融市场的一面。风险与利益并存，合法与违规交叉。

由于现行的国有银行的信贷规则和运作模式，国企和政府性质的大项目永远是贷款的重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总是分到很可怜的一杯羹，临近鄂尔多斯的包头市，民营企业贷款甚至占不到银行总贷款额的两成。而承担社会就业80%以上责任的民营企业，在资金瓶颈中生存，只能求渴于民间资本。

因煤炭资源和拆迁补偿而拥有大量富余资金的鄂尔多斯人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准备了雄厚的资金池。只是从这个池子里引水的规则是：高信誉、高利率、短平快。

“玩得起你就玩，玩不起你就别玩。风险无处不在，天下没有百分百无一丝风险的利润回报渠道。”开办典当行多年的唐文松如是说。

他说，民间借贷初起，人人都不是特别敢把大量资金借贷给私人信贷公司和典当行，但是随着自发信誉体系日臻成熟以及相关企业的成长透明度越来越高，一笔笔说到做到的诚信本利的回笼，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这个民间借贷的虹桥。人们往往把自己的资金分几个篮子装，借贷给不同的公司，应用于不同的项目，在分散风险的同时，期待着多口牌的和局。

毫无疑问，多年来吃尽高利贷甜头的私贷民众是欢喜的，没人怕钱咬手，大家相互攀比的是你是2.5元的月息，还是3分的月息。于是亲朋好友之间的圈募，利用政策空间从住房公积金、装修贷款，购房贷款中套出低利率的银行资金，然后倒换到高利贷的生财渠道中。

吃到甜头的自然还有用到这些来自民间渠道贷款的中小企业，当国有银行关闭了他们求钱若渴的想法后，这些资金往往是企业得以生存并继续发展的强心剂，虽然利息高点，但是总比渴死要好。

感受欢喜的也少不了遍布鄂尔多斯大街小巷的各类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公司、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他们扮演着高利率吸储，更高利率放贷给企业的地下钱庄的作用，赚的是利息差。哪怕只有1分的利息差，若干亿的吞吐量形成的利润对于租间办公室就可以运营的公司就不是个小数字。

这些放贷出去的资金多数流入房地产、煤炭、物流、酒店等多行业领域。

然而有喜就有忧，少数从地下钱庄贷出巨额贷款的公司因实业项目经营不善而濒临破产，连锁反应造成关联的信贷公司形成坏死账目，继续发酵，导致个人的高利存储深度套牢。很多人因此已经拿不回本钱。这些忧患目前虽然在整个民间信贷格局中只占少数。但是每次发生后的传闻都深深刺痛着鄂尔多斯各个信贷链条上的所有“蚂蚱”。

击鼓传花，最终花落谁家

民间高利贷，有人玩得是心跳，有人玩得是尖叫，有人玩得是胡闹。

2010年，一个纺织女工出身、叫石小红的“富姐”因高利贷资金链断裂而东窗事发，被鄂尔多斯公安机关逮捕，查明的非法吸储资金达7亿多元，其中4亿多元蒸发。

高利贷带动了鄂尔多斯商品住宅、商业地产以及各类酒店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因为高利率的高额回报需求，导致地产业价格、服务业价格节节攀升。一个市区人口不到50万的城市，黄金地段的商业店铺的价格能炒到每平方米7万多元。市区内每平方米万元的豪宅、高楼遍地都是，部分高端楼盘已经炒作到每平方米两万元左右。开发商孙东说，没办法，不把地产利润弄高点儿，就没办法偿还高利率的贷款。

东达集团董事长赵永亮这样形容高利贷行业和房地产行业的发烧现象：“现在的鄂尔多斯几乎是‘家家房地产，户户典当行’。”

一位范姓地产调查机构的专业人士表示，地大人少房子多的鄂尔多斯，平均每人拥有房屋2.7套。一个三口之家的房屋拥有数量很多达到七八套。在鄂尔多斯，只要你是公务员，起码的底线就是两套房子，一套在老市区，一套在新党政大楼所在地——康巴什。《纽约时报》曾以“鬼城”形容过康巴什楼盘遍地却无人亮灯居住的现象。如今这里比几年前已经热闹了许多。

高利率的资金流抬高了房地产的高房价，高房价的地产业更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它挺过严重饱和的房地产购买市场。几乎一半以上被买去的商业楼盘都是被作为投资保值增值的产品被闲置。拥有者不希望房价降，放贷者更不希望房价降，开发商还不希望房价降。降了资金链就断了。所有的原因都指向这朵“钱隆”花，大家都在击鼓传花，鼓槌不可以停，停就意味着有人倒霉。

震惊全国的富商金立彬自焚案就是因为巨额的高利贷资金链断裂，导致了旗下惠龙集团的崩盘。他的自焚地点、圈钱地点离鄂尔多斯只有100多公里。事后，业内很多人士指出，金立彬这样的二十几个亿的高利贷规模在鄂尔多斯只能算个小巫。真正的大巫、大鳄依然在击鼓传花、翩翩起舞。(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