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周波熔接机内部开关:再回首是百年身---辛亥革命百年祭

       随之而来的是理所当然的搜捕，一扇扇紧闭的门被蛮横的兵丁用力踹开。

       他们不知道，这一脚踹下去，踹烂的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如同他们不曾想到，那声爆炸和之前已经发生在广州、镇南关等各处的爆炸不一样，炸出的是中国的黎明。

上、暮色

       黎明之前，自然是深沉的夜，即使不乏了星星点点的灯火，但弥漫的雾与暗足以使人窒息。

       物理学有个规律，当一种物质与空气充分混合，达到一定比例时，一遇明火就会发生爆炸。

       这时的中国，即是如此。

       这个成型于公元前221年的老大帝国，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动荡中几经起伏，此时已经消耗完了在漫长历史中曾引以为傲的所有先进性，连开拓新疆土的欲望也在乾隆朝的十全武功后窘于艰难的财力而无声无息的慢慢消隐。曾经与阿拉伯千帆蔽日百舸覆海的通畅航路日益萎缩成局限于广州的十三行，曾经通过中亚直达大西洋海角的商队与驼铃声一样在生态退化日渐荒凉的戈壁渐成绝响，就连它最引以为傲的文化优势，也在反切训读的考据中丧失了经世致用的雄心，变为一门与现实否泰殊隔的专门学问。

       老朽的帝国除了千年积累下的财富和众多的人口，已然不再具有能够应对未来挑战的冲动与能力，只有粉末化的皮肤从僵硬的尸体上不断落下，磷火般虚张声势的装点着纸醉金迷而大厦将倾的太平盛世。在康雍乾时代的落日余辉后，尽管还要面对如之前几千年中持之以恒的边疆问题和农民暴动，帝国最后一个王朝仍然在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潜流暗涌的太平洋涛声中逐渐沉睡，安稳的享受着似乎永不会被打破的美梦。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抵达西印度群岛，东西半球从此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从秘鲁挖掘出的白银在全球范围的贸易中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市场，直接影响了中国近500年的货币本位和经济发展。明弘治六年，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奉命治理黄河，由于他的出色工作，升任左副都御史。这位以王朝时代的道德和事功标准评判都可谓能臣廉吏的官员却由于另一件事而被历史记住：为了避免明宪宗浪费民力重下西洋，他将郑和航海时的船只图纸付之一炬。以农业为基础的帝国凭历史的经验选择了保守和稳妥，也就在历史难得打开的进步门缝前从门外将它悄悄合起。

       1522年9月6日，“维多利亚”号轮船抵达西班牙，完成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从此海洋不再能作为中央之国的天然屏障，先是经济，后是军事，最后是政治制度，冲击即将层层而来，直至摇摇欲坠的老大帝国在惊涛骇浪面前分崩离析灰飞烟灭。明嘉靖元年，由藩王成为天子的新皇帝朱厚熜为了将自己的生身父母加上帝后的名号迁入太庙，而与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名分之争。几千年来推崇周公孔子之道的儒学门人们，对于血胤与名分的限定与要求到了近乎刻薄的地步，作为东亚意识形态的儒学代言人的文官与学子在这一刻与皇权发生激烈的碰撞。死去的圣人和祖宗像一道道裹尸布，束缚着后代的一言一行，几千年的成规下，创新与离经悖道成了同义词，人性在重重负担中成为家族利益的牺牲品。

       1765年，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煤炭的动力从此在轰鸣的机器声中将世界以不可逆转的力量推向了现代化，血腥的杀戮和征服在世界各地上演，弱小与落后的民族只能成为被宰割和压榨的对象，向刚刚在他们土地上站住脚跟的上帝祈求生存。清乾隆三十年，乾隆第四次南巡江南，将皇帝的恩泽像阳光般润泽到经行之处的每一个草民身上：免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历年因灾未完地丁、漕项银两；免直隶、山东经过州县本年额赋十分之三；免江苏乾隆二十八年以前熟田地丁杂款旧欠，以及经过地方州县本年额赋之半；免江宁、苏州、杭州附郭诸县本年丁银；免浙江经过地方本年赋税过半。同年八月，这位精力旺盛的皇帝还颁布了巡查与俄罗斯疆界的条例，帝国的旺盛国力使得他能够毫无忌惮的认为这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生活可以永久持续下去。

       公元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三百五十年间的止步不前在一夜间变成巨大的势能落差，劈头盖脸的向措手不及的老大帝国狠狠砸下。当西南地区的兵丁经过大半年的艰苦跋涉终于赶到广州时，南京已经在坚船利炮的炮火威胁之下，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可歌可泣历程的开幕之地，从这里，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将如同一把把带血槽的三棱匕首，从帝国老朽而不断抽搐的身体中一股股带走它赖以苟延残喘的血液，直到它彻底成为一具没有榨取价值名副其实的僵尸。

       几千年积累的智慧并非不能应对外来的种种威胁，但前提是这是它所经历过的。在故纸堆中寻找古汉字意义的学问和吟咏月色与美人的诗句在现实的斗争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只因这个国家遇到了漫长的历史中从未经历过的问题。

       不是武力，纵横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尚且能被一个前乞丐带领的一群泥腿子赶到沙漠以北，一个远隔了欧亚大陆的岛国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征服这个国家。

       不是内乱，两千余年农民与官家的斗争使得国家拥有丰富的造反与镇压经验，即使民间流传的故事足以成为造反者最好的教科书，无指导的农民不难扑灭。

       不是边患，尽管帝国的海防像装水的筛子一样形同虚设，越洋而来的这些人并没有可以倚靠的崇山峻岭和沙漠，他们甚至在陆地上连一片立脚之地都没有。

       仅仅因为，被视作夷狄的敌人比作为华夏的我们更为先进。

       这是整个帝国五千年的历史之中从没有遇到过的巨大难题。

       更何况这时主政的，本身就是一个被视作夷狄的马背民族。

       一次两次的失误，并不足以作为帝国被动摇的警钟，一个小岛的割让，也不如几年后的农民起义更值得被关注。与其说帝国的知识精英和乡土底层关心通商口岸的开辟与否，不如说他们对于礼仪之争后卷土重来的洋教有着更大的警惕。与之相应，对于随着通商传教与入侵如水银泻地般滚滚而来的西方医学、科技、武器和文化与中华文明的种种迥异之处更让他们保持着极高的戒心与憎恶。

       于是几百年前的老调重新唱起，对于礼仪之邦道德秩序的强调与鼓吹成为中枢许多人对于剧变的时局唯一的对策。当武力的力量不能够保卫家国时，就用文明来软弱与同化入侵者，同时保持着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天朝上国面子上的高姿态。

       于是守旧派代表倭仁的高足曾国藩在办团练时以一篇洋洋洒洒的讨粤匪檄文直斥对阵的另一方侮辱了中华的文明与名教，并号召有基本道德认同的知识精英与他一起为妇女的继续缠小脚而努力。

       然而这种洋洋自得的井蛙心态却在七年后被现实击的不堪收拾。刚刚拿下安庆的曾国藩与湖北巡抚胡林翼正在长江边志得意满的观赏风景时，航速奇快的洋轮船掀起的浪花轻而易举打翻了江上的木船，积劳成疾的胡林翼终于意识到自己引以为傲的功绩在未来的挑战面前无足轻重，羞愤交加之下呕血而亡。终于从中国最后一次大规模旧式农民起义狂风暴雨的打击中筋疲力尽的挺到最后的清王朝，面对虎视眈眈的列强，终于再也没有站立起来的力量，摇摇晃晃的向马戛尔尼使团的子孙们屈下了一条腿。

       一旦承认了落后，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唯一持续五千年而不灭的文明便爆发出巨大的求知欲望，如果说这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对耻辱与落后而产生的对西方先进科技的渴求是一块海绵，那么它足以将从大连到格拉斯哥的海水全部吸干，以寻求一条通向进步的道路。

       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再度帅舰队来到日本，长州藩士吉田松阴不顾幕府的锁国令，与弟子偷溜上船，表达了去看外面世界的渴望，却遭到拒绝并被幕府投入监牢。出狱后，他痛定思痛，开办了松下村塾，培育出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一干未来日本的精英。中日两国的现代化之路就在这样马拉松般的赛跑过程中同时开始，而前者仍懵然不觉后者对于东亚霸权和自己土地的勃勃野心。

       1863年，太平天国即将覆灭的前夜，日后的朝鲜总监伊藤博文踏上前往英国海军学院留学的航船。14年后，未来他在甲午海战中的对手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方伯谦、何心川、叶祖珏、萨镇冰和严复也将听着同样的涛声上路。

       与此相应的，在左宗棠与李鸿章两大干吏主政之下，中国近代海军开始轰轰烈烈的建设。至19世纪90年代，如鲲鱼般磅礴于北洋之上的艨艟巨舰使得帝国的统治者有理由认为外来的武力将不再能制造30年前京师沦陷和皇帝死于旅途的威胁与耻辱。

       此时的日本，在硬件上并不具有和北洋水师抗衡的实力，但东亚的霸主只能有一个。为了挤进世界强国俱乐部，主宰自己乃至世界的命运，干瘠的豺狼终于按捺不住，用幼稚但锋利的爪牙向老朽的大象发起了凌厉的攻击。为了让这场将彻底改变未来日本五十年国运的豪赌有更多的筹码和机会能得到胜利，日本的皇室不惜带头卖出珍藏的珠宝，破衣烂衫食不果腹的渔民狂热的拿出家中最后一点存粮。在蒸汽、火药与钢铁的武装中，刚刚磨利了毒牙的八岐大蛇向垂垂老矣的巨龙开始狠命的纠缠与撕咬。

       而此时的中国，同光中兴强大的表皮下却盖不住病入膏肓的内忧外患。长达十四年的内战不仅消耗了帝国巨大的资源与力量，更使得汉族官僚集团开始崛起并掌握实权，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名存实亡，太后与皇帝的双头领导加剧了执政集团的不确定与短视。为了保存实力和打击对手，国家利益成为权力祭台上最好的贡品，直到那些为争夺权力而牺牲了它的人们同样被摆上祭台。

       1895年2月17日，日军登陆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不仅是一支现代化部队的终结，更是整个中国50年间现代化努力的全盘崩溃。随之签订的《马关条约》使得中国不唯失去了东南沿海七省的门户，更不得不用自己的血和肉去养肥将要吞噬自己的强邻。中国的力量和自信衰落到如此地步，以致十年后日本与沙俄在女真族的发源地东北大打出手时，满清政府不敢也无力干涉。如果说之前尚能通过披着自强外衣遮遮掩掩的被动应对惨淡经营，那么此刻这场假面舞会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旧有的道理与手段在现实面前已经全部失效，中国不得不以加倍的脚步迈入现代才能弥补之前的失误与缓慢，而本已阻碍重重举步维艰的现代化，将以什么样的努力去挣开束缚，真的走上康庄大道？

       当炮火的硝烟从已经没有海防可言的中国海岸边飘散开时，求索道路的先行者们不能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衰弱与西方的强盛，去寻找新的进步之路。

       1894年，广东香山人孙文向李鸿章上书。次年，广东南海人康有为在公车上书后，第三次向光绪帝上书。

       当小修小补的零敲碎打已经无济于事，并被残酷的现实逼到了墙角，制度也就到了不得不变革的时候，未来改良与革命的双方领袖以这样的方式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

中、夜色

       无须怀疑一个执政集团将国家建设好的诚意，即使不考虑中国历史上对于身后名的高度评价与追求，即使以现实需要而论，它也没有刻意将国家往万劫不复道路带领的必要。

       唯一的可能，是在现实需要中，何者才是最优先的考量。

       比如执政集团自身的存续。

       所以在不触及根本的前提下，使用西洋方法组建海军和操练陆军并无不可。火车、轮船、电报和邮递事业带来的交通与信息的发达，对于王朝的持久动摇固然功不可没，在实际的建设事业中，威胁远远不像益处那样显而易见。资本的发展虽然削弱了政治管理体系对民间力量的控制，在官督商办的旗帜下，利润分成尽管不足以打消新富阶层对政治参与的冲动与渴望，却能够使他们在患得患失的利益考量中选择更为稳妥的维持现状而非另起炉灶。

       而这个根本，就是清王朝的统治。

       再具体说，就是八旗贵族的地位。

       所以当光绪帝兴冲冲的变革遇到这种阻力时，慈禧也不可能帮他。

       而当他想动用武力时，早就浸透了帝国每一寸肌体的癌细胞却有足够的武力将渴望向西方接轨开眼看世界的他关入一间与世隔绝的宫殿。

       帝国许多年来的变革，虽然充满了刀光剑影的勾心斗角，却从没有像这次不足百日的维新一样，需要借用人头来做一个急刹车式的终止。

       讽刺的是十年之后，当年光绪力推的这些变革由他当年消极的抵抗者们重新付诸实施。

       原因无它，当与外部列强的赛跑以失败告终时，帝国老迈的躯体已经无法应对新的挑战，反而要像之前的几十个王朝一样，要和自身的衰朽先做一场赛跑。当内部革新的力量超过民间不满的速度，就可以继续苟延残喘甚至精神焕发的活下去。而一旦缺乏这样的速度时，就只好逐渐向沼泽般的死亡深渊沉沦，在血与火中期待新的黎明到来。

       只是，当在位者们终于不得不采取加速度的变革来挽救最后的希望时，早已加速前行的时代和民愤已经把他们越来越远的甩在脑后了。

       但除非是毫无国际关系常识的极端幼稚者，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帝国真的土崩瓦解，在外敌环伺下，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是以曾经你死我活斗争的帝国上层，与迫切要求变革又害怕破局的帝国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们结成了同床异梦的神圣同盟，以相互妥协换取未来不被汹涌的浪潮吞没。

       可这只是双方中立场较为中性者的共识。满蒙亲贵不会甘于权力的旁落，而没有出路的衰落小地主与新兴小资产者家庭出身的人们由于已经不可能在这个被种种势力层层包围的权力场中分一杯羹，更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了更为激烈的态度。

       在这种情况下，皇朝的旗帜尚未朽烂但已经霉味不堪，新理念的旗帜跃跃欲试却不为人知。想要更全面的团结人们到自己的主张下，就不可能不依赖国与族这一延续千年的旧牵绊。华与洋，汉与满，同样是民族主义的主张，不可能不发生天雷滚滚般的激烈碰撞。加倍的保守顽固与对王朝开国时历史疯狂的攻击与清算针锋相对的同时激荡澎湃，当政者试图将王朝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牢牢绑在一起以度过惊涛骇浪，造反者则努力把它已经摇摇欲坠的奠基石用一颗颗炸弹变成它坟墓上的封盖土来把它彻底埋葬。

       1900年，新世纪的第一年，在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中则是地支第一位的子年。

       对皇位的觊觎使得利令智昏的载漪铤而走险，以一纸伪造的通牒换来慈禧对全世界宣战。腐朽到极点的官僚体系与民间自发的反抗运动合流，有利可图的暴力换来大量投机分子的咸与维新，泥沙与江河日下，符纸共圣旨齐飞中，抵御外侮的重任令人哭笑不得的落在了依靠封建迷信而无知无畏的可怜人头上。帝国的愚民政策最终自食其果的在自欺欺人中把自己玩死，从此再也没有力量争取独立自主的权力，而只能像交际花般依靠几个强国彼此间的矛盾周旋偷生，却总被他们一再共同的凌辱与欺压。那个曾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庞然大物，终于将另一条腿也跪了下来，将头颅深深的低伏在征服者脚趾前。

       为了维系王朝的生存，奉旨造反的农民们成为替罪羊，人头又一次挂满了北京饱经风霜的城墙。曾经作为帝国礼法表彰象征的牌坊，则为一个外国人立起，成为帝国自大的道德秩序在血与铁的实力面前完败的墓碑而深深刺在帝国的心腹之处。

       如果说历史早已逝去而可以忽略不计，此刻的现实却使得王朝丧失了所有的合法性。已经不可能再有人心悦诚服的为王朝的存续尽心尽力，它所赖以吊着最后一口气的，仅仅是人们对于未知动乱的恐惧。已经无可失去的王朝，终于开始拖着沉重的负担豁出命来向现代飞奔，可左右打别的双腿却使得它已经不可能再像十年前那样能够用所有的力量向前，跌跌撞撞的步伐让它不得不在一个又一个的跟头中挣扎着与自身的衰朽死亡搏斗。沉迷于旧时光荣的小集团仍不愿正视现实，当帝国的存亡已是迫在眉睫之时，鼠目寸光的他们为了得到自己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不惜将帝国的未来置之脑后。然而在他们沉溺于烂泥滩中你争我夺的厮打时，伴随着炸弹呼啸而来的革命已经势不可挡。

       当帝国因为来自东洋的打击而像战败的舰队那样逐渐向无底深海中沉没时，航船上人们的目光自然瞄向了如同坂上之云般蒸蒸日上的旭日帝国。从官派的官僚和留学生到流亡的政客与革命家，帝国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尊严，为了生存不惜做出最后的努力。东京、横滨、成城甚至偏远的仙台，中国人的足迹在这个昔日不屑一顾的蕞尔小国踏出了一个个巨大的问号。将视野与野望一起拓展到亚细亚的新兴帝国，同样没有错过这个将自己的影响投射到迟暮大陆的良机。犬养毅、宫崎滔天甚至头山满，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流亡者们得到了最好的庇护所与发展基地。尽管谁都知道这不会是无代价的，但此时说这些还未免太早。

       强邻羽翼下颠覆因素正在酝酿和发酵的同时，满蒙亲贵不得不为此前的短视付出代价。庚子国变中南方的汉族官僚群体无论老少新旧，公然宣布独立自保，指斥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圣谕为可以不遵行的乱命。即使在内战中收获了财富、声望与权力的那一代人逐渐凋零，但权力向新汉族官僚的倾斜已无可避免。有着一双清澈眼睛的袁世凯并没有那么单纯的内心，而唯一可以抗衡他的老官僚张之洞已经在仕途中耗尽了精力，在不久的未来即将追随慈禧和光绪而去。地方的建设和国家机器的革新需要太多的新知识与新制度，越来越多的权力如同连绵的秋雨落入主政地方的实权派手中，而留给中枢满蒙小朝廷的，只剩下那一片弥漫紫禁城的凄迷与冷清。

       上行下效，风行草偃。资本的力量越来越膨胀，迫不及待的要发出自己的啼声来作为旧王朝的丧钟。这将是一条巨蟒，当一次又一次蜕去不合身的旧皮后，它将把这个日暮途穷的帝国一点点缠死，直到最后骨头断裂的那一声咔吧脆响。胡雪岩倒了，盛宣怀也倒了，而曾做过状元的张謇成为新一代巨商。从政治包容和借用资本，到政治与资本合流，尽管软弱无力，但随着现代化而不断成长的民族资本不可能不在合适的时候去扮演它封建制度掘墓人的角色。

       帝国最后的丧钟终于敲响，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旧式的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应对日渐纷繁而专业的行政与经济事务，曾维系了帝国千年稳定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小朝廷一点一点把社会稳定所有可能的支持者都推到了对立面。并非是它有意这么做，只是一个无法前进的时代和集团，注定要被历史淘汰。错过了最好的时机，即使终点就像地平线那样似乎触手可及，但终究是可望而不可及。

       同年，为了维系最后一点生存的可能，用换汤不换药的把戏延续自己行将送终的生命，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慈禧颁谕旨预备立宪。如果无法成为一个现代的人，至少用西服掩盖里面的长袍马褂似乎也能掩耳盗铃的遮住马脚。只是长久的等待使得人们已经明白它要玩的是怎样一种勾当，并在正式施行后不出意料的嗤之以鼻。做着试图用名词的变更在法理上收回权力美梦的小朝廷，却不知道自己早已经没有和地方实力派及时代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在现代化进程中权力与资源的角逐里，如同三百年前的明王朝一样，不断释放和失去他们的清王朝将成为唯一的输家，而它的尸体上将产生新的世界。

       老大帝国的暮气与新兴帝国的朝气不可能不深深刺痛并激励着那些还有志于改变的人们。为了挽救沉沦的民族与国家，他们不惜奉献出自己所仅有的一腔热血。一次次的失败和牺牲，并不能让后来的同志放弃。他们坚信自己是堂堂的炎黄子孙，是流着秦皇汉武血液的自由人，而不是生来的奴隶，就如同他们不承认有些人是生来的主子一般。在嘲笑和谩骂中，他们倾尽自己的家财与热情，用一次次生命的撞击去冲断这老树死而不僵的根茎，以为未来新苗的萌发腾出空间。

       他们有人泪别了父母妻儿，来换取国人的警醒。

       他们有人走进冰冷的海水，来换取国人的警醒。

       他们有人被爆炒了心和肝，来换取国人的警醒。

       他们有人在失败后又失败，来换取国人的警醒。

       一滴滴热血，或许只会被愚民拿来沾馒头治病。

       一股股热血，或许只会被愚民拿来做闲谈话题。

       但一腔腔热血，终于融化了冰层，打破了黑屋。

       在无尽搜捕与不断逃命中，在漫长监禁与慷慨陈辞中，在血腥杀戮与激昂蹈义中，用热情做引线，用生命做火药，用信仰做火星，这样一群前仆后继的人，终于在一个夜晚打响了那载入史册的一枪。

       十八颗铁与血换来的晨星，似乎昭示的是一个新的时代，是中国美好的明天。

       可黎明之前，是最黑暗的时刻啊。

       你们或许是最不计得失的人，或许是将旧时代铁幕打破的人，或许是将被人们铭记和景仰的人。

       但你们不是现实而功利的人，甚至不是成熟的人。

       格局已被打破，原来尚维持均势的各方势力，怎么可能不撕下脸皮，来牟取自己最多的利益。

       从焦达峰到张振武，从吴禄贞到陶成章，旧官僚在杀，立宪派在杀，甚至革命党自己也在杀，青天白日尚未眼见，满地猩红的血泊却不能不让人对这个号称民国的新时代打上大大的问号。

       如果说革命党人有充分的胆量和决心去把这破烂不堪的局面全部摈弃，他们却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力量把自己的追求变成现实，而只能在新时代的大门前被从后射来的冷枪击倒，成为蜂拥而入唯恐落后半步的形形色色势力的垫脚石。

       欢呼声尚未随同鞭炮的硝烟散去，人们愕然的发现，同一班人固然是换汤不换药，可换一拨人上来，面对这个烂摊子同样没有更好的办法，甚至更为幼稚与无能。万里铁路的雄伟计划只为漂泊半生的孙中山换来一个大炮的绰号，而长着一双老鼠眼的康有为则在海外奔走运动，期待重新扶立起一个皇帝继续自己的圣人梦，介于两者间的杨度毅然选择投入袁世凯幕府，为自己君主立宪的帝王学开拓一片施展天地。

       革命的热情尚未消退，虽然南北双方凿枘不合貌合神离是公开的秘密，开国会的愿景仍然鼓励着天真的宋教仁游走四方演讲拉票，却不知一声枪响即将把这个肥皂泡打成粉末。

       无论是否袁世凯亲自下的命令，宋教仁的死都以最为残酷的事实告诉人们，这个国家即使有了约法，有了国会，甚至有了像模像样的竞选，内在的骨子里还是那个千年不变的旧帝国，黑夜里的交易和伎俩而不是青天白日下的竞争才是社会运行的法则。无论宪法制度还是政治，移植来的花木必须符合水土才能结出硕果。同样错上加错的还有新成立的国民党，放弃了法治的追诉途径，选择了以己之短击彼之长的硬碰硬较量。在中国共产党知道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教训之前十四年，它的兄长第一次尝到了武力不济的苦涩滋味。

       潘多拉的魔匣一旦打开，武力的反噬便不可避免。未来十五年中让中国呻吟于铁蹄之下的军阀混战，已经在蠢蠢的胎动中咧开了狞笑的血盆大口。

       但此时的北洋，尚还维持着团结的表象，直到民国这个假招牌被袁世凯公然一脚踢开。如果像人们叫嚣的那样往前走并不能带来安宁与幸福，那么过去几千年的经验为什么要被轻易忽视？已经革过一革的世界并不见得更好些，而手中紧握着枪杆的袁大总统，明显有着比清廷更强大的实力与能力维系统治。民族民主的旗子不能当粮食，一个稳定的皇帝却可以让人们免于欲求做奴隶而不得。公私兼利的考量下，这个老家与古时宋国不远的现代人忘记了殷鉴不远的古训，将不久人世的自己和新生不久的民国一起毁灭。

       他所没有想到的，是时代已经改变了。人们已经习惯了没有皇帝，没有辫子。野心勃勃的他手下，并没有那么多忠诚的拥趸。在乱世中实力和利益才是一切，而流行的民主思潮更为反叛罩上了一层求之不得的冠冕堂皇的外衣。直皖奉，李阎冯，北洋从此和中国一样四分五裂，革命前本以为不会更坏的局势居然像急速坠落的蹦极者，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反弹的最低谷。

       为了国，弃了民。袁世凯的错误选择使他成为又一个历史车轮面前的牺牲者。

       为了民国，弃了民。对军阀的利用反过来变成被军阀利用，痛定思痛的孙中山苦于国民党组织不密要求党员效忠，却被革命元老忿然拒绝。然而经常被视作幼稚的他这次总算开对了药方，十年之后，华夏大地最后两个博弈者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列宁主义化改造，已经在此时埋下伏笔。

       朝堂勾心斗角的烂泥滩变成整个国家在血与火中哀鸣的烂泥潭，理想是否不得不向现实让步？民主民权的民国，何以不能激发人民保卫她的热情与愿望？已经在纸面的政治制度向西方国家全盘接轨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什么竟会变成分崩离析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的绝望之邦？甲午战争二十年后，对中国前途的追问仍然是一片不解的疑云。

下、曙色

       当民国险些复辟成帝国时，曾为她的建立而奉献过青春与热情的人们不可能不对自己的求索之路产生深深的反思。当年他们眼见到同侪抛头颅洒热血，甚至曾做好准备将自己也变成一颗流星去照亮那深沉的夜空。而现在，青年时的追求竟换来这么一个结果，器物、制度的变革都走到了尽头，他们的目光终于向民族灵魂最深处的文化看去。

       在蔡锷于云南举起义旗用枪杆子去冲锋借尸还魂的帝制时，北京城一份新迁来的杂志《新青年》早已用笔杆子发起了更为深刻的冲锋。枪杆子只能让袁世凯当不了皇帝，笔杆子却可以让中国从此不再有人怀念和支持皇帝。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像当年投身于推翻封建王朝统治一般，用新的投枪和匕首投身于推翻封建思想统治的新斗争中。对民主科学的呼吁和对白话文的倡导让这份杂志一时洛阳纸贵，成为青年学子街谈巷议的中心。它对启蒙的倡导在近百年后仍让诸多知识分子心醉不已。

       但也仅仅是倡导。

       1918年，来自湖南湘潭土里土气的穷学生毛润之经推荐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得到一份职业，兴高采烈以为可以和偶像畅谈天下大事的他却被浇了一盆又一盆冷水。不但成名的老师，即使学生领袖，都不屑于去听他那诘屈聱牙的湖南土话，只把他视作大学官僚机器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螺丝钉校工而非平等的人。

       这件事在此后经常被用做毛泽东仇视知识分子根源的证据来挥舞，却很少有人肯耐心再细想一想，即使那个管理员不是毛泽东，而确确实实只是一个来自乡下对新文化满怀憧憬却人微言轻的穷学生，那些知名的学者会否有传道解惑的耐心。

       是的，满足于京城——最多加上南京上海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城市——小圈子的学者们，与中国现实的差距，会否比中国从旧时代到新时代的差距更为遥远？

       而如此一群与中国现实离题万里的知识精英，对于中国最广大的群众，除了下一个愚穷弱私的无奈判断，建几个世外桃源般的温室基地，还有什么办法去改变他们？

       不要说什么救亡压倒启蒙，自说自话的启蒙，创造不出新的世界。无视救亡的启蒙，更是不着边际的痴人说梦。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就算会好心的多给车夫几个小费，却不会有可能舍弃自己的优越生活去改变看似无法改变的现实。他们已经是新时代另一种形式的老爷，与自己天下大同的理想渐行渐远以至分道扬镳了。

       在知识精英尚未与最底层同呼吸共命运之前，他们的认知只会欢欣鼓舞于公理战胜强权的新闻，满心希望几十年来首次成为战胜国的中国能够收回自己的合理权益。他们欣然摘取几十万劳工流血流汗换来的战胜果实，却不曾想过真正组织起这几十万劳工中国将再不会尝到失败的苦果，只因他们眼中这些劳工只有一个人的名义而不像他们有成为人的资格。

       国家的危亡使得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第一次大规模的走上街头，中国现代化征程最后一段接力赛的政治力量已经几乎全部登上政治舞台，并将在未来不断爆发出自己的伟力。在现代化长跑中遥遥领先的日本即将开始面向大陆的天下布武之路时，尽管被许多人无视，中国未来的主人翁仍以低低的怒吼宣告了自己的存在和苏醒。

       近十年的战乱换来逐渐稳定的局面，虽然不免拉锯与贿选，2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总体不妨说是一片宁静，在这隐隐的宁静之下，真正将黎明引向光明的力量正在孕育。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北方势力的介入和改造，使这个脱胎于会党和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的党有了可以站立的骨架，能够在未来的长跑中有领先一时的可能。而脱胎于小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因为教义对工农有着更深的同情与理解，也因此而以更蓬勃的朝气为中国的未来增添了一种可能性。

       铁的意志，铁的纪律，铁的组织。那个用钢铁为自己命名的人用一个国家的崛起将这些成功之道无比鲜明的摆在了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前。苏联枪弹的武装或许只是增强了国民革命军的武力，但苏联思想和组织形态的武装却使这支部队成为中国第一支现代化的部队。自觉的奉献与牺牲使得它在那些拉壮丁拼凑起的军阀部队面前百战百胜，由知识青年自愿投考产生的军官团在成为国家未来统治精英期许的鼓励下精神焕发，共产党对于底层群众前无古人的动员能力更是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但它的胜利也止步于此了。脱胎于旧时代的老党有着太多的旧束缚，要革命还是要党的两难选择使得强硬派蒋介石对昔日盟友挥起了屠刀。割不断与旧时代千丝万缕藕断丝连关系的国民党，终于在这场长跑中犹犹豫豫的立定，扭过头来在一片被时代抛弃的废墟荒原中寻找自己可能存在与成长的旧土壤。在当时看来这并没有关系，虽然国民党开始退步，但它的强势之下，从30万锐减到3万的共产党显然没有能力再恢复到足以与它抗衡的规模。

       所有秉持这种实力主义观点的人都想象不到的是，在没有外国武力和金钱支援的前提下，共产党竟然以这片土地上被压迫者最古老的农民战争的形式重新站立起来，成为已经全面右倾的国民党挥之不去的梦魇。

       经过喧嚣沸腾的三十年，中国的主政人物已不会再单单因为一些美好的词语和理论而激动不已，改造中国的前提是尊重现实，从不曾随着王朝更替而变动的基层社会结构，才是这个国家得以延续千年的水下冰山。虽然意识形态大旗仍在高高飘扬，瞄准这一点的两个列宁主义政党为争取基本支持者，不可能不向现实靠拢，进行离经叛道却必要的变革，这或许不是很多聪明人心中的答案，却是真理。

       它们有着同样的组织形式，出自同样的军事院校，甚至可能在同一时间有着相同的党员，也同样选择了与这个国家自秦汉以来长存不易的人群。

       只不过一个是压迫者，一个是被压迫者。

       于是国民党的乡土化以保守和右倾的方式走向了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一党专政，而共产党则在革命与激进的政策下与中国最为广大同时也最为知识精英所忽视的农民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并在十八年后喊出人民民主专政的自豪口号。旧的结构既然无法跟上新时代发展的脚步，在没有大皇帝以后，为什么还要允许土皇帝延续千年不变的统治。已经朽烂得不堪入目的腐败根系，如果不彻底焚尽，新的大树不可能茁壮成长。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去约束其它势力的精英政治，无法不越来越自我封闭退缩，直至与以前势不两立的敌人同流合污，以借助他们既有的结构把影响拓展到这片土地的每一个城镇。而面对前工业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迫切需要组织起来却无人问津的广大乡村，则成了共产党这一弱者天然盟友浴火重生的最好土壤。

       锄櫌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这是两千年前的贾谊对秦末农民起义的评价，同样适用于需要依靠缴获来维持军需补给的工农红军。然而蒋介石对红军的屡剿不灭并不应当抱以太大的惊讶。他太了解这些昔日同志今日对手潜藏在弱小清贫外表下的真正实力，明白作为中国近百年来最有信仰和纪律性的组织，他们有怎样惊人的战斗力。为此他不止一次痛斥自己手下将领们的无能与贪腐，甚至允许自己从苏联回来的儿子在赣南推行全盘苏维埃化的基层改革。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蒋介石不明白的这个道理，谙熟中国历史与古文的毛泽东却不可能不谨记于心。当一无所有的农民为保卫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初次尝到的民主时，他们愿意付出的代价远远胜过需要督战队、烟枪和大洋才能不从战场拔腿就逃的壮丁。他们是如此坚定，以致在踏上那场令世人难以想象的二万五千里的漫长征程时，即使经历了众多的饥饿、寒冷、伤痛、死亡和迷茫，却依然走到了最后。哪怕在路上他们会陷入沼泽，仍会想着以最后的力量用军帽做一个标记避免后来的同志牺牲。孙中山曾设想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的大同社会，居然在这些不识字的农民身上完美实现，而此时北平上海的学者却仍呶呶纠结于中国是否存在阶级与压迫的论战。中国的未来在谁身上已经是不需要更多证明的问题了。

       当偌大的华北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时，尽管陕北的农民这时正在以数豆子的原始方式体验按民国宪法他们没有资格参与的选举，启蒙也不再是人们应当首要关注的问题。地无分南北，人无分东西，整个国家在外敌入侵迫在眉睫的威胁面前，必须抛弃所有的成见与分歧，以中国人的共同身份保卫自己的家园。落后而一盘散沙的农业中国，凭什么去抵抗强大而组织严密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体系。一句简简单单的“用我们的血肉铸起我们新的长城”所要付出的是巨大的牺牲，其间惨烈足以使那些此前因为害怕失去地位而选择国民党右倾道路的人投入日本的怀抱。

       从太行山到中条山，从长江到湘江，甚至远在海南岛和敌后的江浙，每一个不甘于做亡国奴的人都自发动员起来，用嘶吼和沉默在不同的场合尽着自己相同的力量。被组织起来的华北农民，远没有陪都那些达官贵人的机心，而在一点一滴的工作中，共产党如同注入水泥的水，将原本一盘散沙的农民团结起来，像血与肉般紧密的联合在一起。由于有了他们的支持，弱小而土气的共产党敢于面对世界上的一切困难，并向一切与他们为敌的人展开最坚决而必胜的斗争。

       仅仅一道秦岭之隔，西南的小朝廷却将所有的心思放在争取外国援助之上，完全没有凭自身力量取得胜利的信心与觉悟。为了延续这个小朝廷，他们派出了媾和的密使，也出现了叛逃的高官，他们的军力是如此充足和强大，以致能抽出几十个师去防守延安一个团的中共留守部队。

       1942年，法西斯覆灭前最为猖狂的时间，攻势也最为凌厉。同样面临着后勤不足问题的国共双方，如同在之前面临若干次背道而驰的分岔口一样，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自毛泽东朱德而下，遍及延安的大生产运动让兵民为胜利之本的口号深入人心，同样的劳动生活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自己的部队，同样的艰苦生活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这是自己的领袖。而在西南，为了打通滇缅公路援救友邦被包围的少爷兵，中央军最为精锐的部队从此远远离开抗日战场，在印度休养生息接受美式整编，直到内战将至的那一刻神完气足的回来争抢胜利果实。

       然而他们面对的，是从未想象过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四面楚歌声中，曾泽生帅60军阵前起义，经整训改编而成的50军在抗美援朝中战功赫赫。措手不及的郑洞国束手就擒，在见到中共对于上海井井有条的建设与经营后，心悦诚服的参与到昔日对手领导下对新中国的建设中。曾经无惧野人山瘴气毒虫的杜聿明在淮海平原上却成了百姓避之唯恐不及的毒虫猛兽。当那几十万辆小推车连接起从山东到江苏不断线的运输通道时，他们也将一车车的泥土覆盖在国民党党国行将就木的老迈遗体之上，让这具恐惧光明与进步的僵尸再也见不到解放后晴朗的天日。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前夕，沿长江上溯的英国紫石英号军舰因蓄意挑衅而遭到解放军炮击搁浅。即使尚未正式建立，由于有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新的政府并不像它那个成立第二天就向列强宣布完全保全他们利益的前任一样软弱，它用无比的勇气与自信向世人宣告，站起来的中国人不会再容许自己的人民与土地遭到一星半点的欺凌和侮辱。如果哪个西方强国对这一点尚还存有疑问，一年半后的朝鲜战场将让他们明白站起来的中国为避免再度沦亡所怀有的决心与意志，以及随之将会采取的不可阻挡的行动。如果谁不愿意成为被美酒和鲜花招待的客人，而非要用刺刀作为开路的先锋进入中国，那么它将在被猎枪击毙后在耻辱柱上展示自己远称不上洁白的皮毛。

       4月23日，南京解放。这座曾因签订不平等条约而拉开中国近现代史序幕、因太平天国运动而长期成为一时风云中心、因遭遇屠杀而成为中华民族悲惨命运永远纪念碑的城市，终于和中国一起，在漫漫长夜之后的曙色中迎来了新的生命与前程。

尾子

       1961年9月24日，英国在二战中的头号名将、前北约部队副司令蒙哥马利元帅站在船上，静静看着68岁高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毛润之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轻松姿态横渡长江。近一百年前同样的江段上，刚打了胜仗的清王朝湖北巡抚胡润之因为见到英国的军舰横行霸道，羞愤交加下吐血而亡。近一百年后，尽管还未度过三年困难时期，与原先的盟友苏联已经势同水火，很快面临对印度的自卫反击战，而原子弹的研制成功还远在天边，但只披了一条浴巾的毛泽东仍然使蒙哥马利自觉的保持了恭恭敬敬的态度。一年前后者留给世人的一句话，至今仍被西方军事家视为对前者建立的那支军队——世上独一无二的人民军队——的最好形容：“不要同中国军队在地面上交手，这要成为军事家的一条禁忌，谁打中国，进得去出不来！”

       此时他所想到的，应该是那些他一路见到的人们。他们虽然同样质朴和清贫，却有着一个世纪前祖先们所没有的自信和热情。那些曾在鸦片战争后为了走私鸦片而彼此大打出手的人们，此时却成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人民。他们敢于为自己的利益而向干部斗争，并将自己全部的力量汇聚到建设一个新国家的共同目标上来。

       没有人民，不会有共和国，也不会有中华。

       我们会怀念那些在漫长征途中用自己的奋斗和生命为我们试验了每一条道路的前辈先烈，也会宽容他们出于公心而犯下的失误与过错。但我们深知，历史前进的步伐不会后退，任何对过去的怀念仅仅只应是感情而不是理智的选择，在他们一代代前行的足迹上找到正确方向的我们，没有理由去哀悼那些逝去的贵族和老爷们津津乐道平民百姓却苦不堪言的生活，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双脚去走出我们自己的道路。

       因为我们，就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