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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城市系列：怪兽与圣兽之城   

2011-09-26 17:23:00|  分类： 评论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怪兽与圣兽之城

现代性的“怪兽”

20世纪以来的现代性进程中，在传统乡土文明及乡土价值观占支配性地位的中国，文学与现代城市、城市经验的相遇，就像人与一头无名的巨型怪兽的相遇。这种与异己性的、尚未命名（驯化）的，时刻有撕碎人、吞噬人危险的庞然大物的相遇，迫使文学从乡土叙事、抒情话语的母体中撕离出来，构成了文学现代性的起点。

事实上，“怪兽”的身影始终在20世纪至今的中国文学中出没，人与“怪兽”的搏斗，也成了现代性文学叙事的重要母题之一。现代性文学叙事中的 “怪兽”形象有各种形式的化身：在鲁迅笔下，它主要以“历史”的形象出现——字里行间写着“吃人”二字的历史 ，正是一头怪兽的形象（这种对“历史”形象的想象和塑造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在以历史为主题的现当代小说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而在被视为中国现代城市文学叙事范式之一的茅盾的《子夜》中，呈现出怪兽形象的，则是空间：以陌生的时空体形式出现的现代大都市。

《子夜》的开头部分，这样描述上海一个典型地区的景观：

“从桥上向东看，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瞑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灯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从乡镇来的吴老太爷一到上海，在大街上已经饱受刺激，到达儿子的公馆时，发现家庭（最后一个堡垒）内部也被各种“妖怪”、“邪魔”入侵，当夜就因惊吓过度而死去，死前大喊了一声：“邪魔呀！”乡村文化的精英和权威人物一出场便死亡，意味着为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城市文明对传统乡土文明的“谋杀”。上海首先是作为乡土文明的杀手而出场的。

怪兽

现代性的两张面孔：京派与海派

上海是西方文明在中国夺取胜利的第一座城市，也是中国现代城市文学的重要发源地，在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海派”文学传统。与之相对应的是“京派”传统。二者互为参照物与镜子，只有通过对方才能确认自己的位置，并在互相观看的过程中，进一步塑造自己的面容。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大都市，作为西方文化殖民地的上海，与作为旧中国皇权中心与文化“故都”的北京（“故都”一词有多重含义：一是“过去的首都”，二是 “死去的首都”，三是“作为文化故乡的首都”），因为城市功能、城市文化与市民精神的差异，形成了两种基本的城市经验叙述模式和小说话语类型。

“海派”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影响下的现代性、殖民文化、商业消费文化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以物质欲望为主导的个体主义，在审美形式上则呈现出欲望化、感官化，以及因感官经验的夸大而导致的肉体神秘主义与怪诞化特征，以三十年代初的“新感觉派”和四十年代的张爱玲、苏青为代表（怪诞化主要表现在“新感觉派”的小说叙事上）。“京派”则以本土文化价值的重新发现者和建构者的形象出现，是对五四时期引入的线性历史时间观、工具理性价值观的怀疑。“后五四”时期出现的京派话语，被认为是对 “五四”反传统主义的话语霸权的质疑和反抗。“京派”的价值立场，带有文化人类学色彩，即在全球性现代化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的语境中，强调“地方”在人类文明整体结构中的功能，肯定其文化合理性，并通过对本土文化经验和人性经验的叙述（而非将其作为“他者”、作为文化猎奇的对象），来重建其审美合法性。

作为大城市的北京之所以成为乡土叙事的复兴地，是因为它位于乡村－城市文化的连续体上，是传统型城市的典范，具有“田园城市”的特征，就像郁达夫所描述的，“北京是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景象之田园都市。”与海派致力于城市经验叙述相反，京派小说试图将乡土经验从作为“五四”文学批判对象的角色中解救出来，使之重新成为审美对象。京派主要小说家，往往选取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地方”标本（除最具典型意义的北京外，还有其他的地区性标本，如废名的湖北黄梅、沈从文的湘西，以及晚期“京派”作家汪曾祺的江南小镇），围绕静态（相对于急剧变化的现代大都市而言）的时空体来展开叙述，也就是将叙事置于田园诗的统一时空体之中。在田园诗的世界里，空间是凝固的，时间是循环的，个人经验的展开受到集体经验的限制或消解，个体的问题或危机往往得到自然或集体的安抚和消解，个人逐渐在自然或集体之中消融；即便是敏感的个人所意识到的作为整体的乡土文明所面临的危机（田园诗破碎的先兆），也总是在历史的循环时间观中得到消解，并最终在一种固定的象征体系中得到升华，使得叙事最终指向抒情，并凝固为“象征”。尽管“京派”作者也经常表达出这样的忧思：由于现代化对乡土社会的侵入，事实上，对田园牧歌的书写往往成为“田园挽歌”，但他们寄希望于在乡土叙事的抒情传统之中，寻找阻止乡土文明分裂的文化或人性力量。

怪兽上海，圣兽北京

上海是急切拥抱外来文明和现代性的“冒险者”，北京则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守护者――可以这样描述：上海是中国的“怪兽”，北京是中国的“圣兽”。就构造形象的材质来说，怪兽是工业文明钢铁意象的构形，圣兽是农耕文明的土与石的凝固体。就与人的关系来说，怪兽是陌生的，圣兽是熟悉的；怪兽是诱惑者，也是欲望的投射物，圣兽是守护者，是欲望的驱魔者。

在文学叙事中，圣兽城市与怪兽城市之间的差异，总是从空间形象与物质形象开始，最终作用于人的感官经验与心理经验。

以怪兽形象出场的城市，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其肌体是以钢铁为材质构成的，并具有占据全景空间的巨大体量，如同《子夜》中描述的那样，“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其次，它有“千百只小眼睛”，身体是由无数眼睛构成的，使得人在观看它的同时也被它观看，因为眼睛数量（观看能力）的悬殊，人感觉自己时刻会在这场互相观看的斗争/游戏中落败；三，它不但眼睛数量多，而且目光具有放射性和穿透性，“射出的目光是带电的，“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人感到自己被它带电的目光穿透；四，由于人与“怪兽”力量对比的悬殊，以及“怪兽”对人的控制力和魅惑力，使得被怪兽施了魔法的人也仿佛变成了小怪兽（怪兽附体到人身上）。比如，吴老太爷后来看到女儿、儿媳和公馆社交场上的女性都是半裸着的，“像是什么金脸的禖怪在那里摇头作法”，吴老太爷不由惊叫：“这是夜叉，是鬼！”《子夜》中作为故事背景来书写的外来者与“怪兽”城市互相观看、充满震惊的感官经验，在 “新感觉派”小说中，成为叙述的中心。“新感觉派”试图表现被城市施了魔法后的形形色色的小怪兽（人）的新感觉方式，并将这种纷杂无序的经验审美化、形式化。通过审美化，完成了对“怪兽”的驯服，将怪兽出没的陌生空间改造成自己的家园。

作为旧中国权力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北京，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谱系中，还是在现代文学叙事的想象和塑造中，都是作为“圣兽”形象而存在的。在中国的文化哲学中，“圣”是世俗权力的掌管者兼道德权威，是“道”在人间的代理者，其合法性首先来源于对“天道”的象征性模仿。北京作为帝国首都的开始，是元大都时期，这一时期也奠定了以后北京城布局的基础。据历史资料记载，作为元大都的北京城，是按《周礼·考工记》精心规划建造而成的，其地理空间的组织原则（编码方式），依据的是象征“天道”的符号体系，因此，它是宇宙秩序的完美象征物。北京城本身就如同一头大型圣兽，催生了众多小型圣兽。事实上，在现实的北京城市空间中，无论是神圣空间、权力空间还是世俗生活空间，都遍布圣兽的形象，包括空间、建筑与器物：城楼与宫殿屋檐上的麒麟、貔貅，把守着空间入口的狮子，宫廷器物（以及模拟宫廷的民间器物）上的龙凤……

圣兽往往由虚构的、在想象中被赋予神性的动物，或被认为是有威慑力的动物(比如作为“百兽之王”的狮子)来扮演，其主要使命是驱赶入侵的邪魔（辟邪）。它们作为空间的守卫者，检视、迎接、目送在空间中进出的人，仿佛这些人都是过客，只有它们才是空间的主人。它们在本质上是权力（以及权力赖以存在的文化基础）的“保镖”。其实，圣兽最初也是“陌生的怪兽”，是从怪兽演变而来的，但经过长期与人共处之后，它们逐渐“祛魅”，变成类似于家神的熟悉之物，同时又因自身的文化地位而享有尊严。

圣兽与怪兽的根本区别在于：圣兽是权力（而非欲望）的象征，它不像怪兽那样是半裸的，而是披着文化的衣服（身上有各种纹饰）；目光不是带电的、放射性和诱惑性的，而是混浊呆滞的，像农民或农民化的市民一样；其表情是凝固的，而非《子夜》中描述的城市“怪兽”那样变幻莫测。圣兽的身体和表情，体现了有权力的农民的尊严，同时也赋予它所庇护的子民以安全感。

“圣兽”城市的尊严及其带来的安全感，在老舍小说《四世同堂》的开篇部分，得到了充分表现。祁老爷子心目中的北京城，就是一副“圣兽”的形象。在战争已经爆发（日本入侵）时，胡同居民祁老爷子还对北京城和自身的安全很有信心，他“总以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有什么灾难，到三个月必定灾消难满，而后诸事大吉”，因为“北平城是不朽之城，他的房子也是永世不朽的房子。”在祁老太爷的意识中，不朽的北京城是一座在历史和劫难中享有特权的城市，它就像瑞兽一样守护着居民的安全。祁老人也像瑞兽一样守在胡同里。在《四世同堂》的“家国”叙事中，北京城赋予老一代市民的安全感，来源于家－胡同－北京城－中国的同构，而年轻一代中的敏感分子所感到的危险，恰恰是基于同一逻辑的反推（城破－国破－家破），这也正是《四世同堂》的“家国”叙事模式的文化基础。这种家国主义叙事，是一种返回母体冲动的“子宫叙事”。

在“后五四”时期重建民族文化“主体性”的价值框架里，北京往往扮演 “正题”，上海则是“反题”。而在中国出现重大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往往会出现二者的“合题”。首先，是乡村包围城市的社会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革命意识形态对上海城市属性和市民文化的改造，包括“工商业改造”，以及“霓虹灯下的哨兵”式的意识形态改写。这是上海的“北京化”。第二阶段，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全球资本逻辑和消费文化对北京的改写，使得北京出现了“上海化”的因素。这是圣兽的怪兽化。

欲望的身体化、微观化，是对宏观权力秩序的解构。在全球化的时空体系中，作为权力守护神的“圣兽”，与作为欲望守护神的“怪兽”，正在进行“合体”。